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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我們六個男生,四個女生來到西塬。西塬離宜川縣城80裏路,接我們的老鄉趕著幾頭毛驢,馱著我們的行李早上從縣城出發,先沿著縣川河走了一天平路,天快黑了開始爬山,到了村裏就全黑了,我們累得倒頭就睡。第二天早上,打開窯洞門,才看清楚了我們要紮根的地方。
全村九十多口人,十八戶人家,分布在山梁東西兩側的三十幾孔窯洞,沒有磚窯,都是土窯,我們的窯就在西側。像老人臉上深深的皺紋,歲月給西塬留下了大大小小的溝壑,每天出了窯洞就得爬上爬下。最大的平地是村頭的場院,比三個籃球場大不了多少。長長的井坡通向溝底的水池,從山縫裏流出的一股潺潺泉水養育著全村人家,趕著毛驢到溝底馱水,一趟要一個小時。處處可見的石磨石碾、木桶木犁,展示著時間的永恒不變,連掛在窯洞門口的一串串柿餅,堆放在院子裏的一捆捆柴垛也好像在向世界證明,從前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
隻有仔細看,才能看到時代的步伐:從樹杆到樹杆,最後進入窯洞窗口的金屬線就是時代進步的見證。家家戶戶的炕頭上都掛著一個陶瓷喇叭,沒有外殼,沒有開關,就是一個紙盆,每天定時播放公社轉播的全國聯播節目。喇叭聲音聽起來像蒼蠅飛蚊子叫,可是老鄉們愛聽,“東方紅”百聽不厭。本來嘛,這曲子就是從這黃土高坡誕生的。問老鄉今天廣播裏有啥新聞,他們都會說“不解(陝北話“不知道”,發音xie)” 。不在乎天長地久,隻在乎曾經擁有,小喇叭是他們擁有而祖輩沒有的唯一東西。
土改時定階級成分,除了一個單身戶是貧農以外,全村都被劃成中農。剛到村裏的頭一段日子我們的心裏就有點犯嘀咕,我們是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把我們放在中農紮堆的地方符合政策嗎?平時上工歇歇兒(陝北話“休息”)時,村裏人就愛給我們講,解放前哪個山坡上的哪一塊地是誰家的,種的是什麽,讓我們覺得有點資本主義複辟的味道。想跟老鄉搞個憶苦思甜,老鄉就說實話,沒過過什麽好日子,也沒過過什麽苦日子,解放前跟解放後一樣。我們知青六男四女,從進村的那天起總是聽到 “六個娃,四個女子,這日子咋過嘛?”之類的奇談怪論,我們聽著怪不順耳的,中農的覺悟就是不高。陝北人實在,其實就是這麽回事,要在農村紮根一輩子,六個娃,四個女子確實不好辦。
剛到那天早上,幾條狗蹲在院子裏。這狗也真新鮮,看見生人也不叫,好像聞到了吃的東西。剛從城裏來,有年頭沒看見過狗了,於是,我們就把剩下的幹糧拿出來,一邊逗狗,一邊喂它們。不知什麽時候,院子裏人也多了起來,有大人,有小孩。突然,人群裏一個人喊了一聲“給娃吃些嘛”。我們震驚了,我們這些城裏來的少爺小姐,就是不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誰說中農不能對我們進行再教育?剛來第一天就給我們上了生動的一課。還記得當時把幹糧給孩子們時的尷尬場麵,讓我們無地自容。孩子們接過幹硬的幹糧時高興的樣子,也讓我們馬上預感到,苦日子在後麵等著我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