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牛齋
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
朱亞傑（曼徹斯特工學院化學碩士）的女兒回憶道，父親性情直爽，口無遮攔。剛從英國回國時，發現人們在喊“毛主席萬歲”，他覺得很奇怪，就問一個朋友：“封建帝王的皇帝才喊萬歲，怎麽共產黨的人民領袖也喊萬歲？”那個朋友嚇得趕緊說：“老朱啊，可不敢胡說！”
俄亥俄州立大學化學博士陸婉珍反右期間實在看不下去了，“人家國外在搞研究，你們在這裏整天開會，怎麽會趕得上人家？”領導正發愁完不成名額呢，有人自己撞到槍口上來了。更何況，還是留過美的，父親又是舊上海的資本家，這下可以交差了。
冶金博士葉渚沛說，“我看要趕快換一換空氣，在社會上培養起一種真正合乎科學的精神，不要再崇拜偶像了。”
朱亞傑後來沒事，反右運動中沒被打成右派。女兒回憶說，大鳴大放給黨提意見正在白熱化的時候，有一天中午父親在樓前和另外一位教授辯論：給黨提意見要不要有立場？那個教授說沒有立場，沒立場就是立場，父親堅決反對，說一定要有人民的立場，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給黨提意見。兩個人辯論得很激烈，石油學院的黨委副書記一言不發地聽著。反“右”運動一起來，那個和父親辯論的教授被劃成了右派，而父親堅持的“人民的立場”保住了他沒有劃成右派。
可不是所有人運氣都那麽好。老海歸們在海外受到民主思想影響，相信共產黨才回國，共產黨讓他們提意見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了，心裏怎麽想就怎麽說。被打成普通右派也就認倒黴了，停職減薪寫檢查，要是被發配去勞改可就慘了。芝加哥大學博士巫寧坤教授的悲慘遭遇就是反右、文革一些老海歸命運的寫照。巫寧坤當年回國前問李政道為什麽不回國，李政道回答說“不願意被洗腦”。 1978年巫寧坤獲平反，李政道以“愛國學者”身份受到最高黨政領導人的接見和宴請，巫寧坤到北京飯店與李政道會麵，感慨萬千。巫寧坤教授現在住華盛頓地區。
唐家琛1952年回國，大概因為是哈佛大學畢業，心氣太高，反右運動中不服軟，非得硬碰硬，聲稱“解放前許多大學沒有黨委也辦得很好”，結果讓《人民日報》點了名，《馬馥庭 唐家琛 瘋狂已極糾集右派分子全麵向黨進攻》，後果不言而喻。丁則良、餘瑞璜、徐利治三人都是海歸，被吉林大學打成“三人反黨集團”，丁則良根本不知道自己說錯什麽了，想不開自溺於北大未名湖。徐利治還是黨員，1946年入黨，經組織同意出國留學。張錫華1949年獲英國皇家眼科學會博士學位，被聘任為切斯特醫院眼科主治醫師。妻子辦好了護照簽證，準備赴英與丈夫團聚。張錫華1950年突然決定回國，連發三封電報，不要來了，我要回去。1953年，《人民日報》報道“西安第四人民醫院眼科主任張錫華眼角移植手術成功”；1955年肅反被抄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身心受到極大打擊，1960年病倒不能工作，1964年去世，年僅49歲。去世當天，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妻子喊冤叫屈。
要說冤，老海歸中有兩種右派最冤，一種是“留美科協”成員，當年積極參與地下黨組織的各種活動，鼓勵號召留學生們回國，結果自己回國倒成了右派，如堪薩斯州立大學畜牧業博士廖延雄，伊利諾伊大學數學博士郭可詹，加州理工學院理學博士鄭哲敏。匹茨堡都堪大學化學碩士趙綿，勞改流放20年，文革被打斷手臂；羅應榮獲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法律碩士後回國，被打成右派，文革喪生。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朱啟賢公開表示支持共產黨，1950年被驅逐出境，打成右派後撤銷北師大教授職務，文革“含冤而死”。葛庭燧是“留美科協”發起人之一，結果還是沒躲過反右運動的大棒，大概是念他動員錢學森回國“有功”，隻“內定右派”，後來授予院士。（1993年，錢學森在給葛庭燧的祝壽信中寫道：“我決不會忘記，是您啟示我早日從美歸來，為新中國服務。”）
嚴忠鐸是俄亥俄大學電子工程博士，1950年回國。1956年周恩來接見他和其他一些老海歸，勉勵他們努力工作，為祖國多做貢獻，同時也提醒他們注意言行，盡快適應國內的政治環境。第二年嚴忠鐸被打成右派，冤獄5年，1972年含冤而死，年僅57歲，7年後才通知家屬錯劃右派，沒能活著看見自己的右派帽子被摘。
除了右派經曆，嚴忠鐸陰差陽錯，海歸曆程與其他人不同。1937年盧溝橋事變，無數愛國學子放棄學業，走上抗日前線。上海交大電機係有一群同學，兵分兩路，孫俊人和一部分人去了延安，嚴忠鐸、楊祚德和另一部分人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報到，作翻譯和電訊工作。1944年，嚴忠鐸和楊祚德考取了國民黨第一批公費留學，赴美留學，雙雙獲得博士學位。新中國成立，嚴忠鐸刻不容緩地回到祖國，楊祚德留在美國，最終成為賓夕法尼亞大學終身教授，多次回國。去延安的孫俊人被授予工程院院士、少將軍銜。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台灣政府授予嚴忠鐸抗戰證明書，由兒子代領。
另一種右派更冤，就是早年入黨，受組織派遣留學，做學生回國工作的一些人，結果自己沒鬧明白是怎麽回事，也成了右派，比如浦壽昌，1945年入黨，哈佛大學博士；陳一鳴，1938年入黨，哥倫比亞大學碩士，打成右派後開除黨籍；徐利治1946年入黨，組織同意赴英留學，積極參與“留英科協”的活動，被打成右派後，後悔沒有聽從時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何東昌“不要急於回國，要設法留在國外深造”的勸阻。“紅色留學生”謝和賡被打成右派，北大荒勞改，文革與妻子王瑩入獄7年（江青迫害），王瑩1970年後全身癱瘓。
在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獲教育博士的董時光有一個哥哥叫董時進，早年留過美，獲康乃爾大學農學博士學位。他反對國內大搞土改運動，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董時進上毛主席書》，結果發現大事不妙，於1950年出走，回到美國教書。董時光非常反對哥哥的言論，說他“親美反動”，“不能容忍”。1953年董時光抱著“中國是我的祖國，我生於斯，長於斯”的愛國情操回到祖國。四年後反右，因批評“官僚主義”引來殺身之禍，被開除公職勞改，最終死於荒野。哥哥董時進開放後以海外學者身份回國三次，當局肯定了他當年對土地改革的意見有正確的方麵，他也才聽說弟弟慘死的消息。
還有一件大冤案：北京和平解放的功臣傅作義當上了水利部長，弟弟傅作恭當時留學美國，獲水利工程博士學位，已獲綠卡定居。傅作義多次寫信要弟弟“報效祖國”，傅作恭響應哥哥的號召於1952年“毅然放棄國外優越生活條件”回到北京，並再次聽從哥哥的勸導到貧困的甘肅工作。反右運動中提了一點意見就被“引出洞”，打成右派，在勞改農場俄得什麽都吃，寫信給哥哥求救，傅作義竟不相信。傅作恭百受虐待，最後被折磨致死。
甘肅大饑荒驚動了中央，決定派調查組了解實情，傅作義要求參加，順便看看弟弟。沒想到弟弟已走了半年多，勞改農場領導稱不知傅作恭埋葬在哪兒。傅作義拍案大罵，“連國民黨的監獄都是活要見人，死要見屍。”發完火，他心中很不平靜，手足親情，後悔不已，老淚縱橫。
有沒有給這些老海歸們平反已經沒有意義了，對許多人平反來得太晚了。丁耀瓚和夫人劉懿芳，在上海滬江大學畢業後同赴美國深造。新中國成立後，丁耀瓚思念老父親，於1954年偕夫人輾轉回國。夫人劉懿芳一大家子都在美國，父親劉崇本在伊利諾伊當大學教授，母親、兩國妹妹和一個弟弟都在美國。她不顧家裏人反對，與丈夫回國。1957年丁耀瓚為黨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精神所感動，暢所欲言，結果成了右派，遣送到北大荒。以後一生飄蕩，陰差陽錯，沒有任何單位願為他平反。1980年美國的親人為他們辦了移民。兩年後，收到中國駐美大使館送來的“右派改正結論”。丁耀瓚啼笑皆非，說這個“改正結論”在美國無異於一張廢紙，“不自由，毋寧死，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再也不想與毛澤東大騙子留下的牢籠有任何瓜葛”。他憑自己的能力和中英文水平，考入《美國之音》，由於工作勤懇，逐漸躍升為中文部主任。
根據不完全統計，老海歸中有至少80多人被打成右派，按1600的回國總人數計算，比例高達5%。要不是因為一些人受到了特殊保護，比例會更高。科學院上海分院沒有一個老海歸被打成右派。黨委書記王仲良親自去跟上海市長柯慶施爭論，這些留學生是衝破阻力回國的，他們習慣民主生活，說話直率，建議和批評有正確的，有不正確的，都不能算反黨，不能把他們劃成右派。後來華東局和柯慶施同意，統統不戴右派帽子。實際上，整個科學院和中央對回國知識分子都有這個精神，但執行起來有偏差。說到這兒，不得不提一個人：徐璋本。
徐璋本和錢學森同齡，都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念書，而且都是學導彈的，私人交情也不錯。徐璋本1940年獲博士學位，1951年就回國了，錢學森1939年獲博士學位，1955年才回去。徐璋本1957年說“取消用馬列主義作為指導思想”，“ 一個最聰明的領導者也要犯錯誤”，“任何一個學說都不能包括全部的真理”之類的話，還要成立“勞動黨”，被打成一類右派，經曆了二十年囚徒勞改生活，改革開放後不久就去世了。徐璋本入獄後，錢學森去清華看望徐璋本家裏人，並在經濟上給予幫助。此事被極左分子知道，抓住錢學森的辮子不放，說他立場不堅定，思想有問題。1958年4月19日，錢學森向黨交了一份長達8頁的“交心”材料，“深刻檢討自己的錯誤”。錢學森以後的人生道路一帆風順。
我爸曾說葉先生思想活躍，和我爸討論他的奇思異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