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牛齋
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
老海歸們回國的時候，有的人行李很簡單，周光炯（明尼蘇達大學航空博士，1954年回國）隻帶了一個隨身的手提箱就回去了。他回去的時候美國還沒有解除對留學生回國的禁令，繞道歐洲經過蘇聯回國，所以帶不了什麽行李。
趙忠堯可不一樣了。1946年他受民國政府國防部派遣到美國了解核物理的前沿情況，並負責購買有關的科研設備。其間，收到薩本棟（中央研究院院士）匯來的5萬美元購買加速器。雖然中國大陸政權變更，趙忠堯仍然按原計劃，陸續把裝配加速器的30箱大件東西發運回國。1950年他登上“威爾遜總統號”，又帶了幾十個行李箱。
楊承宗獲巴黎大學理學院科學博士學位後，收到了錢三強從北京發來的電報，告訴他要用組織給的3000美元買原子能相關的書籍、儀器、藥品，以及一種計數進位器。他還帶回居裏夫人送給他的含微量鐳的標準源，加上他自己的東西，也是十幾件行李。
何炳林是研究離子交換樹脂的，當時國內還沒有，就買了製造離子交換樹脂的原料苯乙烯，裝在幾個破箱子裏。美國海關檢查時，他說打開箱子你也麻煩，我也麻煩，通融了十塊錢就順利過關了。
利物浦大學博士楊澄中也用國家批的外匯購買了一些器材，其中有一長管氬氣。當他從英國經香港長途跋涉回到北京時，因怕這管氬氣被碰壞，一路上親自提著，必要時還抱著，終於安全無損地到達了實驗室。
老海歸們回國的標準行李箱是“鐵皮箱”，墨綠色或深灰色，沿邊用銅鉚釘封死，八個邊角用銅板包起來，不怕磕碰，不怕擠壓，結實得很，裏麵上下兩層，裝多重的東西都行。李恒德是搞材料科學的，在美國8年期間，不斷收集各種金屬樣品，回國帶了兩大箱。芝加哥大學博士商善最回國時，向教育部稟報了自己要帶的六箱東西，請海關給予方便：工程圖書、雜誌、筆記、衣物、教學用冷氣設備全套、錄音機一台並錄音帶、收音機一台、縫紉機一台、打字機一台、零雜機件，外加機器腳踏車一輛。
老海歸們回國時都帶了不少生活中的洋玩意兒，小到圓珠筆、水果刀，大到汽車、鋼琴。鄭國錩是橋牌迷，帶回一幅撲克牌，從未開封，文革時藏起來，沒讓紅衛兵發現，一直到2012年去世前，視之為留學永久紀念。吳世昌（牛津大學教授）好像是唯一帶車回國的，不過他回國時間比較晚，1962年才回國，在英國工作了10年，有足夠的經濟條件帶車回國。吳世昌最後還是把車“捐送”給了國家。（吳世昌的女兒回國時已經上牛津大學了，因經受不住文革而精神崩潰，一直住院）。在美國的老海歸們不少都有車，他們都沒把車帶回來，一來是因為大部分人買的都是二手車，說不定什麽時候就報銷了，二來運費也太貴，劃不來。關淑莊讓丈夫丁聲樹1950年回國，自己帶著一個孩子留在美國。到1956年丁聲樹一再催促，才決定回國，把整個家都搬回來了，家具、地毯、冰箱裝在兩個巨型木頭包裝箱裏，連鋼琴都帶回來了，用了一輛十輪大卡和一輛吊車，從北京火車站運到三裏河住宅，把街都封了，當時堪稱一景。錢學森送給妻子蔣英的結婚禮物是一架三角鋼琴，也帶回國了。
在老海歸家裏常常可以看到“三大件”：自行車、電唱機和電冰箱。50年代的街頭巷尾要是有人騎著一輛“嘎達達嘎達達”響的自行車，八成是位老海歸在上下班的路上。他們帶回國的都是俗稱“加快軸”自行車，以鳳頭牌居多。晚上後輪胎上的“磨電滾子”發電，車燈把馬路照得雪亮。有人回國沒帶，十分後悔，寫信給還在美國的朋友，托他們回國時給他們帶一輛回來，結果朋友還遭海關詢問，“一個人為什麽帶兩輛自行車？”。到了文革，老海歸們怕“嘎達達嘎達達”招搖過市，把“加快軸”換成普通軸，把鳳頭牌子撬掉，把大梁上的洋字用砂紙打掉，“磨電滾子”和車燈都拆掉，擠在“飛鴿”和“永久”中，破帽遮顏過鬧市。
普渡大學機械工程碩士王補宣，1950年回國任清華大學教授。他的兒子寫過他家的自動落片唱機：“家裏不多的洋貨裏，有一台電唱機和不少唱片。我發現這個唱機很有趣，放唱片的時候不是聽完一麵再翻過來的那一種，而是將一套片子一起放上去，等到唱針走完一麵到了中心的時候，會自動抬起來，然後有一個裝置從下邊往上一頂，最上邊的一張就滑到旁邊，唱針又落回來放下一張唱片。所有A麵聽完以後再全翻過來聽B麵。爸爸成天放著古典音樂，象背景聲那樣熏我們，也不會怎麽著。對於我們這些屁孩子，好玩的事情多著呢——粘蜻蜓，捉季鳥，打繃槍仗，夏天遊泳，冬天劃冰車，才不會為了這點看不見摸不著的聲音走火入魔。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沒等人家來抄家，爸爸那些唱片就被自行處理了。”
密西根大學侯伯伯家的冰箱深受女兒同學的喜愛：“夏日炎炎，我最喜歡到小梅家去作功課。她爸爸從美國帶回來一個電冰箱，比人高，打開門一股冷氣撲麵，爽極了。趙媽媽喜歡用北冰洋汽水做冰塊，我和小梅總是打開冰箱看有沒有，拿一塊放進嘴裏嚼。有時做作業的時候，趙媽媽會端來一盤西瓜，剛從冰箱裏拿出來的，吃下去透心涼，別提有多解暑了。後來文革，紅衛兵抄家，把冰箱也給抬走了，據說是搬到紅衛兵司令部去犒勞革命小將去了。”
文革結束後政府要歸還抄家物資，大部分都被革命小將們破壞或消費了，即便是送到家門口，早被文革嚇破了膽的老海歸們也不敢認領。1955年回國的汪友泉（哈佛大學經濟碩士）什麽都不要了，隻要三個兒子的美國出生證。劉天怡（威斯康星大學經濟博士）拿到退還的結婚證，二話沒說，掏出火柴就把結婚證燒了。他和妻子白朝蓴的這張結婚證給他們帶來太多的磨難，因為他們的證婚人是蔣經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