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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海歸小故事（十七）

(2018-04-07 08:35:14) 下一個

親兄弟姐妹在回國問題上看法也不一定一致。何福照、何福煦哥兒倆一塊兒考上公費留學到美國，一個學土木，一個學冶金，然後一塊兒回國，為家鄉灌陽傳為佳話。馮錫璋、馮錫良一塊兒出國，可是沒一起回國，弟弟馮錫良1950年拿了碩士後就回國了，1957年被打成右派，也許被發配到農場勞改，無法寫信告訴哥哥實情，或被迫寫信號召哥哥回國。不知實情的哥哥馮錫璋1958年回去了。丁普生、丁光生1946年同時靠上公費留美，解放後父親丁緒賢常寫信告訴他們變化。弟弟丁光生51年獲得藥物博士後回國，文革幾乎喪生；哥哥丁光普沒回去，成了“知名美籍華裔學者”。朱尊權是中國煙草專家，當年與妹妹朱尊慧一起出國留學。1949年他母親和幾個弟弟妹妹搬到台灣，朱尊權和妹妹商量後做出了不同的回國決定。陶愉生在斯坦福攻讀化學博士的時候，他的兩個姐姐陶維正和陶維大也在美國念書。1950年陶愉生還沒念完博士，就響應父親陶孟和的召喚回國，可是兩個姐姐沒有響應父親的召喚。陶愉生退休後投靠姐姐，定居美國。蔡錫年和妹妹蔡焌年也做出了不同決定，哥哥蔡錫年獲MIT物理博士，成為物理學家，80年代常回國訪問。妹妹蔡焌年獲斯坦福大學心理學碩士，1952年回國，1957年被打成右派。

費近仁、費存仁是愛國民主人士費起鶴的兩位公子，出國經費由孔祥熙親自資助。1950年，費起鶴寫信給兩個兒子，動員他們回國。他在信中說：“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共產黨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中國大有希望”。兩位公子倒是很孝順聽話，按時回國，工作也很順心。女兒費樂瑞沒有回去，成了美籍華人企業家。

李瑞驊和李瑞麒哥兒倆一同出國，一同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讀碩士。1952年決定一同取道歐洲回國。在德國，李瑞驊買了一架帶萬次閃光燈的萊卡，李瑞麒更是不得了，買了一台專業用的Linhof，廠家一共隻生產了兩台。到了廣州，海關要征很高的稅，哥兒倆給周恩來寫信，周恩來批準免稅。

方福桓和弟弟方福林都出國留學，但去了不同國家。方福桓1946年春赴美國學水利。寫信給家裏人說，準備在1951年秋回國。但是他不但沒有回來，自1952年起就沒有信了，1959年過世。弟弟方福林留學英國，1951年回國，因抗戰時期曾向蔣介石獻劍，紅衛兵衝進他家要批鬥他。他把牆上主席接見的照片拿下來給紅衛兵看，紅衛兵沒敢動手。

鄒斯頤、鄒德範、鄒德華、鄒斯履、鄒德真、鄒德慈兄弟姐妹六人都在美國讀書，小妹鄒德慈還在讀高中。他們的父親鄒秉文是國民政府駐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執行委員。大哥鄒斯頤和二哥鄒斯履都是1939年入黨，鄒斯頤在美國有個要好的朋友徐鳴，是中共地下黨員，向周恩來匯報動員留學生回國情況。鄒斯履曾參加過新四軍。這兩個哥哥的對妹妹們回國不無影響，連父親最後也被說服了，不但同意子女們回國，自己也於1956年偕同夫人回國。隻有大姐鄒德範與丈夫何惠棠留在了美國。

教育家晏陽初主張貧民教育救國，遭共產黨反對，剛解放就去了台灣，以後旅居美國和菲律賓。他的五個子女，四個都在美國念書。盡管父親被迫離開祖國，長子晏振東和次子晏新民都反對父親的理念，堅定地認為“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我們要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去為人民服務！”兩個女兒站在父親一邊，一直留在美國。1950年兩個兒子加入“積極響應”的浪潮回到祖國。以後晏新民被打成右派，文革更經曆各種磨難，兄弟兩人都中風，半身不遂，最後到菲律賓療養。最不幸的是沒有出國的小兒子晏福民，解放前是北平激進學生的領袖，地下黨員，解放後當選為最年輕的政協委員，文革期間因慘遭迫害臥軌自殺。1985年，95歲的晏陽初經過多次思想鬥爭，決定接受人大的邀請回國觀光。鄧穎超握著他的手說，“你可回來了，歡迎，歡迎！”。

大部分留美學生都是乘坐“威爾遜總統號”和“克利夫蘭總統號”這兩艘遠洋郵輪回國的。在這兩艘船上發生過扣押、搜查、攔截留學生事件和很多別的故事。這些事網上有大量記載。“威爾遜總統號”和“克利夫蘭總統號”都是從美國舊金山出發到香港，途經夏威夷，日本，菲律賓，航行時間三個星期。“威爾遜總統號”1944年下水，處女航為1947年11月24日，1973年完成最後一次環球遠航，賣給了香港巨商董建華，改名叫東方皇後號Oriental Empress，1984年被當作廢鐵賣給台灣，解體於高雄。“克利夫蘭總統號”1944年下水，處女航為1946年6月23日，也於1973年賣給了董建華，改名叫東方總統號Oriental President，命運與“威爾遜總統號”一樣，解體於高雄，化為鐵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