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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海歸 小故事
序言：五十年代回國的老海歸們“積極響應”“衝破阻撓”“毅然放棄”之類的大故事已經被重複了不知道多少遍了。書店裏各種自傳、傳記、回憶錄琳琅滿目。在網上隨便搜索一下就能找到著名老海歸們的豐功偉績。這裏隻講鮮為人知的“另類”小故事和趣事，特別是默默無聞“小人物”的故事。盡量不講文革的遭遇--太多了，講不完的。有一些史料，隻是為了穿針引線。瑣碎點滴的材料有些是從親人好友交談中得知，有些是根據研究文獻和政府文件，其他來自網上，感謝原作者。會有誇張和誤區，隻當是飯後茶餘的閑聊。
五十年代回國的老海歸們為國家做出的貢獻是無法計量的，還健在的老人寥寥無幾，都已進入古稀之年，最少有90歲了。1950年有近800人回國，他們跨過羅湖口岸，歡迎的人群敲鑼打鼓，揮舞紅綢，讓海外遊子們激動、流淚。以後回來的人一年比一年少了，聽不到鑼鼓聲，看不見紅綢，人們也漸漸把老海歸們給忘了。到了六十年代，才又把他們想起來，戴上“特務”、“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遊街批鬥，下放勞改。到了八十年代，人們忙著掙錢去了，又把老海歸們給忘了。
進入二十一世紀，一些老海歸以自己的名義設立各種基金會和助學金，人們才突然又把他們想起來了，興起了一股老海歸熱。單位給老海歸們過生日，舉辦“從事教學工作50周年”之類的慶祝活動；記者墨客們魚貫登門采訪，為老海歸撰寫自傳、報告文學之類；一些老海歸們自己也著書立傳。北京、上海等地建立了留學生博物館，老海歸們把當年留學的照片和物品捐出來，讓後人們了解當年留學的風塵往事。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碩士艾國英把當年留學回國時用的小行李箱和其他一些文件捐給了上海留學生博物館。
隨著老海歸們相繼去世，各大學搞銅像揭幕典禮，圖書館命名大會之類，家人親屬也紛紛寫了不少懷念文章。以王德祿為代表的專學家們也潛心研究那段被人們遺忘的曆史，關注他們的歸宿，出版了《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訪談錄》、《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的歸程和命運》等著作，填補了共和國曆史上的一些空白。年輕人也都開始對那段曆史感興趣，出國以前也在思考，老海歸們當年“為什麽要回國？”，在網上爭論得沸沸揚揚，以至錢學森1985年寫給趙紫陽的一封信得以在網上流傳：“我不是美國政府逼我回祖國的，早在1935年離開祖國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學、地下黨員戴中孚同誌保證學成回到祖國服務。我決定回國是我自己的事，從1949年就作了準備布置。…我認為這是大是大非問題，我不能沉默。曆史不容歪曲。”（錢學森回國一直是有爭議的，迫使他早在1985年就出來為自己辯解。）
錢學森說得不錯，“我決定回國是我自己的事”，每個老海歸回國也都是他們自己的事。假如沒有當年的政權更迭，出國，不出國，回國，不回國都不是事。正是因為改朝換代，才成了事，才有人去研究，尋找曆史的來龍去脈，探索其中的奧秘，試圖解答那個永恒的問題：他們為什麽要回國？
國人慣於用“愛國”來解釋當年在海外的學者們回國的原因，這是把一個複雜的人生簡單化的懶人思維。愛國僅僅是錯綜複雜的回國方程式中的一個變量，每個人都有自己充滿偶然性的方程式。一旦探討了所有的變量，回國的答案或許甜美、或許苦澀，五味俱全。
那個時候在海外一共有多少留學生？這沒有準確數字。據1954年美中日內瓦談判美方204號文件，提到“目前在美國的5400名中國學生”。美國國務院文件記載1946-1950年來美留學的中國學生約4800人。華裔作家張純如在《美國華裔》一書中的記載基本一致，“當時在美國的中國知識分子大約有5000人，他們陷於困境之中。這些中國學者，除了少數教授和學者外，絕大部分—4657人—是遍布全美各地的大學裏的學生。” 北京市長吳晗1956年在留學生和家屬座談會上說，目前在美國、英國、法國和日本等國工作和學習的近萬名中國科學家和留學生，是祖國十分寶貴的財產。王德祿等專家的估計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留美高潮戛然而止。這時候，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有6200人左右，其中學習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者約80%。” 1956年高等教育部估計，新中國成立時海外留學生大約有“七千餘人”。把以上的數字平均一下，可以說，當時在美國的人數有至少6000人，再加上歐洲和日本留學生，總共至少有6500老海歸滯留海外。
怎樣高效打擊偷稅漏稅
原創： 大象公會Elephantia
建國初期的政治智慧，可資借鑒。
作者｜姚白莞 兔透射
1954年，上海知名企業中華鐵工廠帶頭實行公私合營，經過四年改造，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造紙機械製造廠。
中華鐵工廠能抓住變革時機，其前任廠長童伯型先生的政治覺悟是重要原因。但童伯型也並不是一早就覺悟高，這多虧1952年的「五反」運動中九歲外孫女的及時點醒：
「外公，你坦白了沒有？」
童伯型當即徹底坦白，從此誌願成為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勞動者，順帶揭發了經理傅某的罪行。公私合營的大路從此敞開。
這場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專門瞄準無良資本家，不到半年時間，便在全國多數城市勝利謝幕。此後直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私營工商業中的偷稅漏稅行為基本杜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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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街頭的「五反」標語
新生政權是如何做到這一切的？
工廠裏「鬧土改」
1951年底，中國參加朝鮮戰爭已近一年，龐大的戰爭消耗，使財政出現嚴重困難。為支撐局麵，國家一麵開展增產節約運動，一麵清查幹部隊伍貪腐、精簡機構，以求節約費用。後者即通常所說的「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
清查之中，黨內幹部大量供出資本家行賄、投機、偷稅漏稅及引誘自己學壞的情節，引起上層領導的高度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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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康藥房店主王康年，以售賣假藥、坑害誌願軍的罪名被處決
行賄與受賄哪個更該嚴懲，今天隻是一個法律問題，但對於剛建國不久的人民政權，卻是你死我活的敵我鬥爭的一部分。
工商業賄賂幹部，是幹部墮落的直接原因，完全可能是勾結國民黨特務搞破壞，而非單純的經濟犯罪。時任天津市長的黃敬即認為：「工商界···要我們的幹部學壞，用腐化的生活，勾他們往壞道上引走···是最傷天害理最缺德的事情。」
這樣的危機感，加上對資本家「追贓」、「退補」以助戰時財政的設想，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五反」鬥爭的指示，要求向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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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反運動要）借此給資產階級三年以來···對於我黨的猖狂進攻以一個堅決的反攻，給以重大的打擊。」——毛澤東
「五反」的鬥爭模式與農村土改高度相似，都是執行階級鬥爭的策略。在農村是發動貧農、團結中農、爭取富農、鬥地主，在城市，根據劉少奇的批示，則是「以店員（工人）為基本群眾，緊密團結中小職員，爭取高級職員，孤立資本家。」
「五反」的骨幹也直接來自土改——抽調鬥爭經驗豐富的土改工作隊員編成「打虎隊」，進駐各地一些「五毒」典型單位的工會組織，發動工人開展訴苦運動，「啟發階級覺悟，劃清階級界限，收集資本家的各種違法材料」，為揭批大會做好準備，鼓足氣勢。
不久之後，許多資本家都在辦公桌上發現了一份措辭斯文的通知，要求其參加「勞資見麵會」、「勞資洽談公會」。等他們安心步入會場，才發現參加的原來是最後的審判：會場氣氛莊嚴，根本沒有什麽「洽談」的餘地，就等他們老實交代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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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資洽談會」現場。動員工人揭批資本家的關鍵，在於讓掌握資本家不法行為細節的會計、經理等高級職員跳反。但這些人往往與資本家沾親帶故，需對其強化階級教育，並輔以一定的物質激勵，才能讓其「歸隊」
在鬥爭經驗老道的工作人員布置下，批鬥會極具儀式感。群眾宣泄怒火、資本家坦白交代時都有專人控製場麵，配合發言內容還會帶領大家高呼口號，如台上講偷稅漏稅問題，台下就齊呼：「反偷稅漏稅！」
對於普通工人，這段時間就像過年。
政府規定：「五反」期間，任何人不得阻撓職員參加工會會議，也不準歇業、解雇和不發、少發工資，更不準威脅、打罵和利誘店員。
上班批鬥老板，下班拿高工資，工人們心情舒暢，紛紛表示「往日見了老板心裏發慌，今天老板見了我們發抖」、「今天才算真翻了身，出世到現在，沒有這麽痛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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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氛圍下的鬥爭成果堪稱喜人。
據不完全統計，上海有60多萬的私營企業工人和店員參加運動，檢舉材料多達30萬件，天津工人也不甘落後，半個月挖出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財產等惡劣罪行的大奸商177名，涉案資金分別高達10億到200億元舊人民幣不等。
當然，偉大的運動從來不止有一個舞台。
打入家庭內部
文章開頭中華鐵工廠廠長童伯型的例子中，九歲外孫女的那一聲「外公，你坦白了沒有」，其實隻是壓垮童廠長頑抗意誌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此之前，童家兩個女兒及女婿、弟弟，由於全部都是黨員、團員或積極分子，於是在黨的領導下，連夜召開家庭會議勸童伯型坦白；兩個兒子也從軍隊發來勸降書。就連童的結發妻子也支持孩子們的意見，讓童陷入家庭內部的重重包圍，深感孤立無援。
類似的情景，在不少資本家家中都曾上演。即便是那些老板家庭成員覺悟不高的企業，上海「五反」工作組也能做到眼明手快，敏銳察覺其家庭內部的利益糾葛，挑動夫妻、兄弟、父子互相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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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打入家庭內部，是各地「五反」的普遍策略。南京「五反」工作組即明確提出要讓資本家不但在工廠接受工人批鬥，回家還將麵臨「白天母親勸，兒子唱，夜裏睡在床上老婆有督促坦白」的飽和式打擊，使其沒有任何逃避的港灣。
資本家不坦白，家屬日子也難過。
如有些地方的工人會強迫老板娘洗碗洗衣；或不許資本家的老婆孩子在櫃上吃飯；或不準其使用奢侈品、不得抽好煙，把資本家趕到地下室去住，資本家住處則改成工人宿舍等，迫使吃不了苦的家屬勸導資本家趕緊就範。
即便在「坦白會」上，出動資本家家屬動之以情也是常見招數。
廣州最大私營火柴廠的批鬥大會上，工作組曾發動幾個老板的妻子對著台上的丈夫大吵大嚷：「你不坦白，將來坐牢，叫全家大小怎麽過？你不想家庭好嗎？你想清楚啦，不用顧慮退贓問題·······如果你不坦白，拉去坐牢，我也不跟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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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資本家爭相繳納「坦白書」。扛不住批鬥會「身心曆練」，自殺、中風、精神崩潰者無地無之
核心家庭成員尚且如此，那些與資本家沾親帶故的店員、職工，經過階級強化教育後，當然更能認識到「親戚歸親戚，階級歸階級」。
廣州仁康藥房經理湛露明，五反期間即承受了親戚的輪番檢舉。先是堂弟、藥房會計湛鬆堅斥責其「坦白與所犯罪行，不及十分之一」；接著養女又威脅與他斷絕關係：「我不再承認你是我養父，我再警告你，如果你不徹底坦白認罪，你就是自尋死路了。」
那一時期《南方日報》的相關報道，先後有《吳綺婷與他的不法父親脫離關係》《龐業抗堅決與不法哥哥作鬥爭》《檢舉走私犯——我的母親高亞美》等名篇。大義滅親一時成為時尚。
不過，威逼資本家家屬，手段也不宜過於粗暴。
蘇州開展「五反」初期，上來就對某茶葉加工廠的老板及家屬施以肉刑，逼得一家六口自殺身亡；南京某澡堂的工人鬥了老板娘五天五夜還不肯罷休，又將其扒光衣服罰跪在放滿雪的澡盆裏。各地稅局人員毒打偷稅漏稅商人的情況也非常普遍。
這些粗暴鬥爭方式，造成了惡劣影響，受到上級的批評。隻有那些富於創意又觀感良好的運動技術，才能獲得表揚和推廣。
「我偷，你們真不偷嗎？」
有一種戰術，被工作組形象稱為「以虎攻虎」、「狗咬狗」，意思是把資本家們關在一起開會，讓其互相揭發。據說隻需少量工作人員現場監督，即可收事半功倍之奇效，省事省心。
對此，《上海市委五反第一戰役經驗總結報告》一文有精辟總結：上海的資本家雖頗為狡猾，但因損人利己的天性，同行之間、股東之間、幫派之間，「均有不少矛盾」，「隻要善於分析情況，觀察行跡，發現弱點···高度運用機動靈活的策略，實行分化」，總能無往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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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於穩定市場、改善財政狀況的考慮，並非所有資本家們都受到衝擊，上海的榮毅仁等303個上層資本家獲得「基本守法戶」稱號後，毛澤東批示：何必那麽小氣？
再大方一點，劃成完全守法戶。但五反運動內部總結顯示，這些人其實「大多須列入嚴重違法戶或完全違法戶」
據新華社1952年的《內部參考》報道：天津十一區在開「狗咬狗」會議上最有心得，曾受到毛澤東的點名表揚。
他們充分發揚革命時代的鬥爭藝術：一是用減罪許諾換取一部分資本家率先「起義」，讓他們「向頑固的資本家進攻」；二是按行業開班，利用業內矛盾來讓資本家「一撕破臉皮即把老底全部端出」。
犯了錯誤，拉他人「墊背」來減輕自身的罪責，是再正常不過的心理反應。在這種場合，個別資本家的發言堪稱實誠感人：「咱們奸商也得要點良心呀，我偷，你們真不偷嗎？」
一旦有人率先揭發，揭發的接力棒就再也停不下來，直到全體掀翻為止：你不讓我好過，那就一起完蛋拉倒。
各類鬥爭藝術競相展演數月之後，到1952年五月初（個別地區延長到10月），全國無論大工廠主還是小店主，已是「人人挨整，個個過關」。五反運動標杆地區上海更「訓練了近萬名幹部·····摸透了資本家的底細」。
自此，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鬥爭取得圓滿成功，「五反」運動勝利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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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反運動宣傳教育劇《糖衣炮彈》節選
當然，勝利從來不是沒有代價的。
私營企業經營自主權的萎縮及勞資權力的顛倒，帶來管理混亂和紀律鬆散。上海不少工人隨意遲到早退，隨便請假曠工，1952年2、3月期間，工廠缺勤率高達20%—50%。廣州更時有工人隨意透支工資，睡至中午不肯起床，乃至動輒打傷老板的事件發生。
其主要後果是，正常的生產秩序蕩然無存，企業紛紛關門歇業。據當時私營企業局的報告，北京、天津等二十個大城市的私營工商戶，自「五反」開始到當年7月，申請歇業數達到了開業數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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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開展「三反五反」運動以來，上海失業工人增加至十三萬，「比1950年初遭到國民黨飛機轟炸，經濟形勢最糟糕時還要多」。當時華北第一商埠天津的稅收也比運動前減少了三、四成，資本家「追贓」、退補不足以抵消經濟下行的稅收損失
從此以後，資產階級變得「灰溜溜，臭烘烘」，對工廠業務也多不聞不問。個別資本家因急於自救，甚至故意多報偷稅漏稅的數額，好讓政府沒收財產，盡快變身無產階級。
人民政府則順應他們的心聲，提前結束新民主主義的過渡期，在1956年順利完成了公私合營的社會主義改造。
參考資料：
胡其柱，工人、資本家與共產黨——1952年五反運動研究，2005
鄭維偉，規訓民族資本家——五反運動再考察，2011
王霞、馬敏，階級關係在私營企業中的建構——基於廣州五反運動的研究，2013
胡其柱，五反運動再研究，2008
燕京末日
作者：巫寧坤
譯者 ：秦傳安
一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學電聘。兩年來，國內親友不斷來信，對新中國的新生事物讚不絕口，令人心向往之。於是，我決定丟下寫了一半的英國文學博士論文，兼程回國任教。七月中旬，在舊金山登上駛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有芝大同學伯頓夫婦和李政道博士前來話別。照相留念之後，我愣頭愣腦地問政道：“你為什麽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他笑笑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我不明白腦子怎麽洗法，並不覺得怎麽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風破浪回歸一別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從廣州乘火車經上海抵達北京，西語係係主任趙蘿蕤博士來前門車站接我。她是英語界的前輩，兩年多以前從芝大學成歸國，回母校任教。朝鮮戰事爆發後，燕大美籍教授紛紛回國，她出任係主任。由於師資不足，她除了在國內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兩位前輩外，又不遠萬裏約我來共事。別後不過兩年多，我不無好奇地看到，她的衣著起了很大變化。當年在芝大，她總愛穿一身樸實無華的西服，顯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卻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皺皺巴巴，不倫不類，猛一看人顯得蒼老多了。
她為我雇了一輛馬車，車頂上放著我的七、八件行李，駛往青年會搭乘校車。這是我初次來到北京，從車窗看出去，滿目紅色的宮牆，陽光下金光閃閃的琉璃瓦，身穿草綠色製服的軍人熙來攘往，我仿佛闖入了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別的故國。上了年紀的校車，一路顛顛簸簸，足足走了個把小時，終於到達西北郊的燕大校園。燕園門口有兩頭大石獅子守衛，兩扇朱紅色大門敞開著，一眼望去隻見樹木成蔭，掩映著一幢幢宮殿式的樓房，引人入勝，而我即將在這座洞天學府裏開始我的教學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慶幸。
由於我新來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蘿蕤家作客。蘿蕤是燕大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的女兒，從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詩能文，而且彈一手好鋼琴。燕大西語係畢業後不久，她就將當時以晦澀聞名的艾略特長詩《荒原》譯成中文。在芝大攻讀博士學位時，她研究的專題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說。她的丈夫陳夢家教授，當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詩人，後來又以考古學的成就蜚聲中外，當時在鄰近的清華大學中文係任教。他倆住在朗潤園內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撲鼻。室內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陳先生親手搜集的精品，客廳裏安放著蘿蕤的“斯坦威”鋼琴。陳先生不過四十多歲，但又瘦又黑，經常皺著眉頭，走起路來弓著背，仿佛背負著甚麽無形的重載，看上去有點未老先衰了。有一天，從廣播大喇叭裏傳來一個通知，要求全體師生參加集體工間操，陳先生一聽就發火了：“這是‘一九八四’來了，這麽快！”
不久之後，住房調整，他們搬到燕東園一座兩層小樓的樓上，樓下住的是係裏另一位英語副教授吳興華，也是個單身漢。我倆一見如故，我就搬去和他同住了。據說我們倆是燕大有史以來最年青的副教授，興華比我還小一歲。他身材瘦長，麵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終日手不釋卷。見麵後不久，他就把過去發表過的幾首新詩拿給我看，和幾十年來中國流傳的新詩大不一樣。真是相逢恨晚。興華從不自我標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從上海來北京開會，便道來燕園探親訪友，我才聽他說起當年他在上海主編一個文學刊物，最先發表了興華的詩作，當時詩人年方十六，而主編卻在編者按裏說，這是中國新詩的轉折點。後來他又發表了不少新作，我又找到一些讀過。可惜“解放”後他就決定不寫了。興華為家傳的肺結核所苦，在本校畢業後錯過了到美國深造的機會，而他在英美語言文學方麵的造詣卻是有口皆碑的。他還精通意大利文，當時已開始用詩體翻譯但丁的《神曲》。
我們的客廳裏有一座壁爐，初冬寒夜，我倆常在壁爐火前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產的“蓮花白”酒。不論他背幾首古詩，或讀幾首他的舊作，都讓我感到滿心的喜悅。周末，陸誌韋校長有時來串門兒，聊聊天兒，打打橋牌。陸先生是芝加哥大學三十年代的心理學博士，對語言學又很有研究，國學方麵也有極深的造詣。他們兩位都是橋牌高手，談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橫生。怎料到，這樣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複返了。
到校後兩周，我就上課了。蘿蕤安排我教“英國文學史”和“高級作文”，都是四年級的課程。我從未教過書，隻有兩周時間備課，而且沒有課本可用。蘿蕤鼓勵我試用馬列主義觀點講授英國文學史，而我對馬列一竅不通。我帶回的幾百本書中，有《資本論》的英譯本，有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科德威爾研究英國文學史的理論著作《幻覺與現實》，有美國“進步作家”德萊塞和法斯特的小說，還有法斯特抨擊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論文《文學與現實》。我隻得臨時抱佛腳，每天在我帶回的手提打字機上寫講稿，用生吞活剝的“階級鬥爭”之類的新概念、新名詞裝扮英國文學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驢頭不對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幾個男女學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於談戀愛，有的忙於搞政治活動。也有幾個真正熱愛文學的男生找上門來，談論 Darkness at Noon（《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類的作品，或是借閱我從美國帶回來的小說。那些“思想進步”的學生也找上門來，問我的個人經曆，問我對新中國的印象。盡管蘿蕤和興華都提醒過我，跟學生談話要小心，我還是無拘無束地和他們交往，怎麽想的就怎麽說，因為我還沒學會講假話，也沒料到實話實說會有什麽後患。
我對新環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麽好的。八年前我去國時，全國戰禍連年，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如今，人民顯然安居樂業。外國租界都收回了，乞丐娼妓、大煙鬼都改造好了。土改運動解放了農民，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結構。（當時我還不知道成千上萬的地主慘遭殺害。）無數仁人誌士為之前赴後繼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仿佛已經出現在地平在線了。另一方麵，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裝，喊同樣的口號，重複同樣的套話，絕對服從各級黨組織，這和自由民主有什麽相似之處呢？我開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二
我回國不到六個星期，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給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師做報告。風度翩翩的總理滔滔不絕講了七個小時，號召全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帶頭進行思想改造。他說，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過去是為舊社會服務的，腦子裏充滿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無產階級是新社會的領導階級，知識分子必須學習批判錯誤的舊思想，“建立工人階級的正確立場、觀點、方法”，才能“為人民服務”。總理告誡大家，思想改造是一個艱巨的、甚至痛苦的過程，但卻是勢在必行的。我聽了一個小時之後，思想就不斷開小差，筆記也沒認真記。散會出來，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腦袋想起一個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前說的“洗腦筋”的前景，難道這麽快前景就要成為現實嗎？也許不會吧，我還心存僥幸。怎料到，這位以關心知識分子聞名的總理已經發出了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人格宣戰的檄文！
“十·一”一過，思想改造就成為教師的中心任務。我們先分成小組學習周總理的報告，又聽其它領導人做報告，然後就開始用共產黨提倡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法寶”檢討各自過去的所作所為和資產階級思想。我所在的小組有兩位鼎鼎大名的“進步教授”，聽了他們熱烈擁護“思想改造”的高論，我隻有自認落後。
時隔不久，全國開展反對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書生氣十足的教授們，大多以為學校是清水衙門，教書匠兩袖清風，這個運動和我們掛不上鉤。哪知道，掌握“辯證法”的共產黨卻認為這三種罪行的根源都是資產階級思想，而舊大學又正是資產階級思想的溫床和堡壘，因此我們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要大張旗鼓地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在“美帝文化侵略堡壘”的燕京，“三反”就是要大反特反“親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於是，校長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們當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
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個工作組進駐燕園，領導運動，校長靠邊站，全校停課搞運動。千把人的學生隊伍中湧現出一批積極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學校領導人和教授們犯下的罪行。校長辦公室被查抄，全部檔案被搬到圖書館大閱覽室，亂七八糟堆在一張張大閱覽桌上，聽任積極分子搜尋文化侵略、甚至特務活動的罪證。忙亂了幾天，一無所獲。終於有一名積極分子發現一位美國教授試用一種新方法進行英語教學的報告，其中提到實驗對象時用的是“guinea pigs”（豚鼠），如獲至寶。美帝國主義分子竟敢拿中國學生當實驗品，還辱罵中國學生是“pigs”（豬）！這被抓住作為文化侵略的鐵證，又拿到全校大會上大張撻伐。我如墜五裏霧中，更感到落後了。蘿蕤經常出席各種會議，在工作組和本係積極分子的“幫助”下檢討西語係的問題。興華在積極分子帶動下，在運動中活躍起來，“進步很快”。我四顧蒼茫，仿佛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漂流的一葉孤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裏聲中，陸誌韋校長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會議上檢討交代，接受全校師生的揭發批判，罪名是“忠實執行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罪惡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國主義分子”。我對這一套逐漸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後一次全校批判大會上，吳興華也登台作了“大義凜然”的發言，卻使我感到震動。興華是陸校長最器重的學貫中西的典範，又是他談天說地、玩橋牌的忘年之交，這是燕園裏的一段佳話。怎麽也沒料到，這位有知遇之恩、溫文爾雅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態，在全校師生麵前，滿口批判八股，不僅痛訴自己如何長期為陸某的學者麵貌所欺騙，而且譏刺老人家在玩橋牌時好勝的童心。
我羞愧得抬不起頭來。更加令我震動的是陸校長唯一的愛女隨後也慷慨激昂作了“大義滅親”的發言。曾幾何時，享譽海內外的陸誌韋校長成了“眾叛親離”的“美帝國主義分子”！不過，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的。陸家有一位多年相處、年近六旬的女傭，工作組也不放過，三番五次動員教育站出來，控訴陸家對她的“殘酷剝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廚房操起一把菜刀來就抹脖子，差點兒鬧出人命來。有人說，這也算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也是重點批判對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前當選為世界基督教理事會六主席之一，足以證明他和國際宗教界反動勢力相勾結。另一大罪名是，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威爾威爾總統等人同台接受普林斯頓大學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批判者振振有詞地問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誰不知道，艾森豪威爾威爾是一個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戰爭販子，那麽和他沆瀣一氣的趙紫宸難道不是名副其實的美帝國主義分子嗎？”另一位重點批判對象是哲學係係主任張東蓀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在政治上為美帝效勞，盡管由於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當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這三位國內外知名的學者當年都冒著風險公開支持過共產黨，曾幾何時又都被打入了另冊，無異於階下囚。
誰會料到，“三反運動”竟開始敲響了燕京末日的喪鍾！
三
下一輪批判對象是各係的教授。在文學院的一次批判會上，曆史係和中文係的十位教授和講師被指控組織“十人團”。原來他們不時聚餐清談，三杯下肚不免發發牢騷，譏刺時政。他們必須在會上從實交代，互相檢舉。有中文係學生揭發，其中一位講師出過一個作文題目：“從猿到人，從人到？”這個學生憤怒地質問他是何居心？這位講師嚇得麵無人色，撲通一聲跪在地上，磕頭求饒。主持會議的黨員又指責他斯文掃地。曆史係著名的聶教授“態度惡劣，對抗運動”，立即“隔離反省，交代問題”。後來我在校園裏踫見過他的家屬，手裏堤著飯盒去禁閉室給他送飯。“十人團”兩名重要成員、曆史係係主任齊教授和政治係女係主任陳教授當時在南方參加土改，奉召火速返校，交代問題。兩位教授風塵仆仆趕回燕園，經工作組“啟發”之後，便在文學院師生大會上沉痛檢討，聲淚俱下。
凡此種種都使我這個新近還鄉的遊子感到無所適從。我意識到我落後於這個新時代。但是我畢竟還年青，我的教學生涯剛剛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棄。我也願意學習新事物，可是又感到不得其門而入。我任課的四年級班上三位女生積極分子找上門來“幫助”我，給我“送禮”。這些“禮物”原來是我平日跟一些學生閑談時講過的三言兩語，現在送來幫助我檢查思想。譬如說，有一天有一位女生問我，中國的報紙和美國的有什麽不同。她當時正在由我指導寫畢業論文，題目是分析亨利·詹姆斯的小說 The Wings of the Dove（《鴿翼》）。我回答說，我覺得《人民日報》和美國的報紙大不一樣，“十·一”前幾天，頭版看不到大標題新聞，半個版麵都是慶祝口號，諸如“中國共產黨萬歲！”之類的老套，這也能算新聞嗎？三位送禮的客人還算客氣地問我，這種言論是否表明我不僅敵視社會主義新聞事業，而且意圖腐蝕天真幼稚的學生？我一驚，一時說不上話來，主要倒不是因為她們小題大做，而是沒料到我這張沒遮攔的嘴巴的閑談竟然也被記錄在案！
西語係以“資產階級思想”泛濫聞名，趙蘿蕤教授帶頭在全大會上當著一百多名師生做檢討。她首先批評自己如何畢生醉心文學，不問政治。繼而批評自己在西語係教學工作中，也是重學術，輕政治，在全係師生中造成不良影響。再按照當時流行的公式，挖出家庭影響、西方教育、資產階級思想等三大根源，最後表示決心改造思想。俞大絪教授著重檢討自己解放前追隨國民黨大員、胞兄俞大維，而疏遠了自己“追求進步”的丈夫、曾昭倫教授，如今痛定思痛，泣不成聲。胡稼胎教授著重自己醉心佛典，思想落後。興華檢討自己自十六歲考上燕大，踏進燕園以來，一直埋頭做學問，不問政治，自命清高，實際上成了資產階級思想的俘虜，幸而通過這場運動認識了自己的錯誤，“覺今是而昨非”。積極分子紛紛發言，讚揚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是知識分子改造的“典型”。
我雖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國後短短幾個月內犯過什麽錯誤，眼看著一個個我平日敬重的前輩們的榜樣，也知道在劫難逃。輪到我上場那天，我也如法炮製，把自己痛罵了一番，無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長期在美國受資產階級教育、迷戀西方文學等等，滿以為可以過關。不料我的話音剛落，一個英語〔係〕二年級姓李的男生跳了起來，一開口就給我當頭一棒，罵我的檢討“浮皮潦草，避重就輕，談遠不談近”，聲勢洶洶，如臨大敵。接著，他一手舉起一本小書，一手指著書的封皮，義正辭嚴地質問我：“你從美帝帶回這種下流壞書，腐蝕新中國青年，平日在談話中經常散布資產階級思想，居心何在？”我嚇壞了，伸頭仔細一看，書皮上畫著一隻手，指甲塗得猩紅，手裏舉著一杯香檳。原來是一本破舊的普及本 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蓋茨比》），是我班上一個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涼氣，心裏想：“我承認我思想落後，但是要我把菲茨傑拉德的傑作扔進垃圾堆，那還辦不到呢。”我的檢討自然沒通過，又做了一次才勉強過關。
思想改造的下一階段是“忠誠老實運動”。全校教職員人人都要寫一份自傳，詳細陳述從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經曆，重點是交代本人的政治曆史問題和各方麵與美國的關係。工作組宣布，黨的政策是“自覺自願，不追不逼”，有問題就講清楚，不要有任何顧慮。我在學習會上表態時說我毫無顧慮，平生事無不可以告人言，這次不遠萬裏來歸為新中國工作，足以證明我的心跡。可是我照樣得先在三人小組會上交代曆史，再到文學院教授會上交代，接受大家的“啟發幫助”，最後寫出一份自傳。我自以為寫得既忠實又詳盡，無可挑剔。誰料到，自傳交上去沒幾天。人稱“新燕京攝政王”的曆史係翦伯讚教授、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約我到他府上談話。他也住在燕東園，別的教授這時都是兩家合住一座小樓，他卻是獨占一座，而且因為他藏書豐富，學校正在為他擴建。我走進他的書房，果然四壁書架上擺滿了線裝書，足見主人學識淵博。翦教授坐在一張紅木大書桌後麵，招呼我在書桌前麵一張椅子上坐下。
他一開口就是居高臨下的口吻：“找你來有點公事，黨組織委托我找你談一談你的自傳。你交代了你本人曆史的輪廓，看你年紀不大，生活經曆可不簡單。我們黨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補充還來得及，特別是重大的遺漏。這是對你利害攸關的，我希望你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他點了一枝香煙，對著我噴雲吐霧。
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個同仁竟然如此不客氣，而且公然威脅，一下就把我惹毛了。我憋著氣簡慢地回答：“我沒什麽好補充的。”
“別著急嘛，別感情用事。我們每人都有一部曆史，不管你是否願意正視它。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相信正視事實，放下包袱，向黨交代一切問題。你一定可以回憶你出國後的重大經曆，特別是最近發生的事。譬如說，你從美國回來，這本身當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為什麽回國，又是怎樣回來的呢？還有真正的動機呢？”
“我已經在自傳裏講得一清二楚。”
“你是談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沒有什麽重大的遺漏需要補充。我對自己的曆史著作就不斷進行補充。”
“我沒什麽好補充的。”
“悉聽尊便。你可以補充，也可以不補充。我已經說過，黨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還來得及，嗯，……”
“坦白？我沒什麽好坦白的。我回國來不是搞什麽‘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冬去春來，學校終於複課。可是，文科的教學計劃改動了不少。課程有增有減，教師試用馬列觀點自編自寫教材。我教的“英國文學史”停開，因為“無用”。
改開一門“美國進步小說”選修課，教材是我帶回的法斯特和德萊塞小說，選課的學生也寥寥無幾。興華從五月起就被調去“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會議”擔任翻譯工作，他教的三年級閱讀課也由我兼任。畢業班學生關心的是為期不遠的畢業分配，班上有不少同學論文還沒寫就已提前調到外事部門工作，教師自然也心不在焉。
教師們一麵忙於思想改造，一麵忙於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研究教學改革。教育部發下一套蘇聯某師範學院的英美文學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的小冊子，蘿蕤帶領我們學習，沒完沒了地討論如何虛心借鏡。不久，上級宣布全國高等學校向“老大哥”學習，進行“院係調整”。教會大學一律停辦，燕京和輔仁按科係分別並入調整後的北大、清華、北師大，人員聽候分配。於是，蘿蕤又帶領我們學習院係調整方案，最後人人表態，服從分配。這時已是暑假，上級又決定把五所大學的全體教師都送到青島去休假一周，既可放鬆一下繃得太緊的神經，又可避免幹擾分配工作。這是我初遊這片避暑勝地，雖然不會遊泳，倒也能把幾個月來擾人的記憶暫付海濤。
從青島回來後不久，蘿蕤來訪，向我傳達本係教師分配情況，我的去處是天津南開大學。話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聲哭了起來。我明白她的心情，當初是她把我從萬裏之外請回來的，現在卻隻能眼睜睜看著我任人擺布，無可奈何，吉凶莫測，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負疚？當初，她滿懷信心，要壯大燕京英語教授的陣容。如今她以稀有的才華著手構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風暴雨中化為灰燼，美好的夢想成為鏡花水月，她怎能不傷心欲絕？幾個月來，她憔悴了許多。盡管她平日總是鎮靜自若，從容不迫，但不難想象她在工作組的政治壓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為她既是趙紫宸的愛女，又是陸誌韋的幹女兒，她又何從劃清界限？長年徜徉於詹姆斯小說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細膩感情與良知怎禁得起如許粗暴的衝擊？同時，陳夢家教授在清華大學也遭受猛烈批判，現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此時此刻，我決不能和這位敬愛的大姐“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而隻能強作歡顏，好言寬慰，讓她不要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為家的。
論功行賞，陸校長的愛女榮任北京市政協委員。吳興華榮任北大西語係英語教研室主任。他是一年前剛提升副教授的，年方三十一歲，現在就要領導數十位英語教師，其中包括朱光潛、趙蘿蕤、楊周翰、李賦寧等名教授，也算得上少年得誌了。翦伯讚教授榮任曆史係係主任，執曆史界之牛耳。另一方麵，陸誌韋則貶到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組，趙紫宸貶到市內燕京神學院，張東蓀未分配工作，繼續接受審查，三人統統遷出燕園。
十一月，我也離開燕園，一輛卡車連人帶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門火車站。離開蘿蕤到車站接我不過一年多，燕京大學已經換了人間，“新北大”當上了風光旖旎的燕園的主人。
四
故事並沒到此為止。翦伯讚官運亨通，又當上了新北大副校長。興華也一帆風順，兩年後當上了副係主任，五六年破格以副教授評上高教三級職稱，在全國是絕無僅有的。他用詩體翻譯的莎士比亞曆史劇《亨利五世》和《亨利四世》相繼問世。成為文學翻譯的經典。同年，我從南開調回北京一所外語學院任教，第二年“反右運動”中就被劃為“右派”，流放北大荒。沒料到，“進步很快”的興華竟然也沒逃此劫，罪名是“反蘇”，因為他主張在英語教學中不必向蘇聯學習。一向沉默寡言的胡稼胎教授也因“反動言論”戴上了“右派”帽子。同時，陳夢家在考古所當上了“右派”，蘿蕤因受刺激過度，造成精神分裂。俞大絪平日“追求進步”，幸免於難，但是她那位官封高教部副部長的丈夫曾昭倫教授卻是全國聞名的“大右派”。這一來，當年燕京西語係三位男教授和兩位女教授的丈夫統統都打成了“右派”，一個不漏。
及至六六年盛夏，新北大校園內“紅色恐怖”肆虐，一夕之間，多少位教授們成為“橫掃”對象。當年的燕京大學英語教授中，多年來兢兢業業“追求進步”的俞大絪教授不堪淩辱，率先悲憤自盡。時隔不久，她的丈夫“大右派”曾昭倫教授，也含恨告別了他曾經熱愛的黨。我的同齡人、才華蓋世的吳興華在校園烈日下勞改，口幹舌燥，向監工的學生討水喝，從他手裏得到一碗未名湖的汙水。（在同一個湖邊，我初到燕園的那些日子，和他月夜散步，聽他背誦中國古詩或英文詩，如聽天籟。）汙水下肚，繼續勞改，數小時後倒斃。紅頭目一口咬定他是“畏罪自殺，死有餘辜”，要打成“現行反革命”。後經破腹驗屍，證明死於急性病毒性痢疾。他的遺孀和兩個小女兒雖幸而逃脫了“現行反革命家屬”的厄運，卻照樣掃地出門，隻得到海澱鎮上覓得一間民房棲身。興華的骨灰寄存在八寶山公墓，限期兩年。他的遺孀被長期下放，等她返京時，骨灰早已被“處理”了。年近七旬的胡稼胎教授經不起勞改的折磨也離開紅塵。趙蘿蕤教授碩果僅存，可是她的丈夫陳夢家教授不堪紅衛兵的輪番淩辱，第一次自殺未遂，第二次正值蘿蕤精神分裂症發作，他終於得以解脫。
在燕京的領導人中，陸誌韋校長在科學院文字改革小組韜光養晦，仍是當然的“橫掃對象”。後來又以七十高齡發配到河南一所“五七幹校”，孑然一身，精神逐漸失常，一代宗師流離鄉野，儼然裏爾王再世，身心交瘁而溘然長逝。哲學係係主任張東蓀教授死於獄中，罪名是“為美帝提供政治情報”。馬克思主義史學權威翦伯讚教授，多年來飛黃騰達，卻被“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親自點名批判，終於不堪“逼、供、信”之煎熬，偕夫人雙雙服毒自盡，“自絕於黨”。蘿蕤的父親、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教授，幸得善終，於七九年夏以九十高齡在北京寓所逝世。
七九年十一月，我劫後餘生，從安徽返京，到頤和園附近的學院辦理“錯劃右派改正”，順道重訪燕園。那天正趕上寒流侵襲，冷雨淒淒。我沿著似曾相識的未名湖踽踽獨行，欲哭無淚，腦子裏冒出兩句舊詩：
忍看朋輩成新鬼，天陰雨濕聲啾啾！
注：本文選自《孤琴》（巫寧坤著，允晨文化，2008）
燕京末日的前期
——1949年秋季
作者：餘英時
1949年秋季開學，燕京的“末日”便開始了。中共對於“帝國主義”創辦的大學怎樣處理雖早已成竹在胸，但在奪權之初，為了收攬和穩定學術和教育界的人心，暫時不動聲色……
巫寧坤先生繼《一滴淚》之後，將他多年來所寫的散篇文章集結成《孤琴》一書。這兩部書恰好經緯相錯，交織成文。《一滴淚》是“經”，提供了一個連續不斷的完整敘事；《孤琴》是“緯”，將敘事中某些極重要但隻能一掃而過的快速鏡頭加以放大，使我們可以觀賞其中的一切曲折。作者在《孤琴》中建造了許多通幽的曲徑，每一條都把讀者帶向《一滴淚》世界的深處。
我曾為《一滴淚》寫了一篇長序──〈國家不幸詩家幸〉，這篇序當然也完全適用於《孤琴》。不過現在特別為《孤琴》寫序，我卻不願重彈舊調。《孤琴》勾起了我的一些記憶和感想，我想借此機會寫出來，與作者的經驗互相印證。但首先我要作一點為此書“解題”的工作。
此書為什麽以“孤琴”命名？作者在〈前言〉中已作了明確的解說。但作為〈前言〉的〈孤琴〉原是作者1991年的一篇英文散文，現在收入本書的則是別人的譯文。1990-91學年作者在母校曼徹斯特學院（Manchestercollege）從事寫作。這是美國印第安那州的一個“沉悶的小城”，作者在這裏過了一年十分孤獨的生活，基本上完成了《一滴淚》的初稿。但孤獨並沒有讓作者“發瘋”，如朋友們誇張的預測所雲。相反的，他的精神獲得一次最高的升華，所以他說：
我的孤獨再也不是一座初露端倪的瘋人院，而是一個別具一格的美麗新世界，一個燭照的透明新天地。
他又借用濟慈的詩句描述這個新發現的孤獨世界。
於是我感到自己像一個天象觀察者，
突然一個新星遊入他的視野，
寂然無聲，在達裏恩一個山頂上。
這裏我們看到作者精神升華所達到的高度。在常人眼中，這也許便是一種“瘋狂”。但這是蘇格拉底所說的“神的瘋狂”（divinemadness），而且在四類“神的瘋狂”中居於最高的位置。因為“愛神”（Aphrodite）恰好是這一“瘋狂”的主宰。（見Plato’s“Phaedrus”）試看作者自己對於“孤琴”兩字的解題：
孤琴！原來這就叫孤琴。我立即發現這正是我一直在尋找的東西。一個人在冬眠中找到的孤獨隻是在逃避世界和作為社會動物的自身。真正重要的是達到這樣的心態：身在“眾生要承受的萬千劫難”之中，仍能彈奏孤琴。
精神升華使作者的孤獨化為一個“神奇的宇宙”，一切文字和藝術作品都頓時在他的心中活了起來。如果僅僅為了自我解脫，他大可長駐其中，從此遠離塵囂。然而不然，他向往的卻是回到承受著萬千劫難的“眾生”之中去“彈奏孤琴”。恰好說明為什麽他對“孤琴”之喻，情有獨鍾。我必須提醒讀者，這是作者全心全力投入《一滴淚》的撰述期間。他以彈奏中的“孤琴”自喻，因為他正在發出動人心弦的琴音。但是他的“孤琴”之奏不是為了自己賞音，而是出於愛“眾生”之一念，讓他們在艱難之餘，共享他所能發現的“神奇的宇宙”。上麵提到最高一層的“神的瘋狂”在這裏得到了印證。
這裏讓我為“孤琴”的意象下一轉語，作者的專業雖是西方文學，但畢竟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化修養。“孤琴”所表達的在骨子裏即是中國人的一種共同向往：個人不應僅僅滿足於自己“得道”，而必須同時幫助一切人“得道”，至少也要把一己所得之“道”原原本本地傳布給世人。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便是這一精神的最早呈露。後來大乘佛教的“菩薩行”傳入，因為和中國原有的精神取向相同，很快便融合無間。所謂“菩薩行”即指未度己，先度人，願為眾生承受一切苦難。王安石便因為讀到禪宗大師一句話，才毅然接受宰相任命而致力於改革的，這句話是：“這老子嚐為眾生作什麽？”大乘佛教和原始儒教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孔子不是也強調“泛愛眾”嗎？作者寫《一滴淚》和這本《孤琴》文集也和當年王安石出山的心態完全一樣，是要為“眾生”做點什麽事。《華嚴經》的〈回向品〉特別提倡“回向眾生”的觀念，意思是在修成正果之後，再回過頭來把自己所修功德施與“一切眾生”。1922年胡適寫了一首〈回向〉詩，用現代人的意境和情感重新闡釋了這個觀念。我覺得這首詩和〈孤琴〉一文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但卻把〈孤琴〉末節“告別冬眠”的隱義充分發揮出來了。所以我要把全詩引在這裏，供讀者參考：
〈回向〉
他從大風雨裏過來，
向最高峰上去了。
山上隻有和平，隻有美，
沒有壓迫人的風和雨了。
他回頭望著山腳下，
想著他風雨中的同伴，
那密雲遮著的村子裏，
忍受那風雨中的沉暗。
他舍不得離開他們，
又討厭那山下的風和雨。
“也許還下雹呢，”
他在山頂上自言自語。
瞧啊，他下山來了，
向那密雲遮處走。
“管他下雨下雹！
他們受得，我也能受。”
《孤琴》第一輯首篇〈燕京末日〉寫的是燕京大學，其中提到“曆史係著名的聶教授”當時正在“隔離審查，交代問題”。這是指宋史專家聶崇岐先生，我曾上過他一學期的“中國近代史”。作者的回憶把我帶回了六十年前的燕園。但是這裏不是我寫自己回憶錄的地方，我隻想就“燕京末日”這一論題，補充一點作者見聞以外的情況。我是1949年八月底住進燕京學生宿舍的，十二月底離開，比作者早了兩年。因此我所見到的是“末日”的開始，恰可與作者所見的“末日”的終結互相參照。
燕京是教會大學，經費主要由美國各教會捐募而來。它不可能在中共政權下繼續存在下去已是先天注定的命運。所以1949年秋季開學，它的“末日”便開始了。中共對於“帝國主義”創辦的大學怎樣處理雖早已成竹在胸，但在奪權之初，為了收攬和穩定學術和教育界的人心，暫時不動聲色。中共對國立大學如清華，開始是維持原狀，其次是接而不管，最後才是全麵接管。（見馮友蘭《三鬆堂自序》，北京，三聯，1984年，頁131～132）燕京是私立教會大學，情形自然又當別論。至少我在燕京一學期中，學校表麵上仍未改變，估計是處在“接而不管”的階段。但“接而不管”隻是一種假象，中共在它權力所及之處絕不可能有真正“不管”的時候。在“不管”階段，它在背後的布置——包括所謂“摻沙子”、“挖牆腳”之類——則正在積極地進行中，一分鍾也沒有停止過。在中共的通俗政治語言中，這叫做“摸底”，不但“摸”整個學校結構的“底”，同時也“摸”每一個教職人員的“底”。等到時機成熟了，“黨”便可以一舉而消滅“階級敵人”。不用說，這個理解在當時是不可能有的，必須通過六十年來的經驗才能完全看得清楚。所以在我入學時，燕京大學從校長到教職員大概都抱著一種幻想，以為學校仍可以照舊辦下去。甚至遲至1951年，趙蘿蕤教授依然抱此幻想，因此才有電聘作者之舉。這和同一時期（1951年1月26日）成都華西大學文學院長羅忠恕函聘吳宓前往英文係任教，如出一轍。總之，我在燕京恰好趕上了暴風雨之前的一個短暫的寧靜時期。
1949年燕大校園的政治動向已完全控製在中共手中，黨團員無所不在，不過還沒有展開大規模的鬥爭“運動”而已。最顯著的，學生都必須上政治大課，主持人是法學院院長趙承信；他是政治係教授，向黨靠攏得很緊。大課並不是主持人獨自講授，而是分別請校外的人來作報告。我現在記得的有四個人，即錢俊瑞、艾思奇、王芸生和儲安平。錢當時是教育部副部長，講得很長，至少兩、三小時。艾則是黨內著名的“理論家”，早年所寫的《大眾哲學》曾在青年中流行一時。這兩位黨人的長篇大論說些什麽，六十年後已無從追憶，但其中涉及三個問題至今還留有一點印象：第一、對於二戰後蘇聯軍隊在中國東北奸淫搶擄的暴行極力否認，堅持這是國民黨反動派的造謠。第二、當時美國《白皮書》剛剛出版，對於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有所期待。毛澤東立即寫文章痛斥。因此辱罵“民主個人主義者”也是他們講話中的一個重點。第三、中共的五星旗剛剛出爐，一顆大星代表共產黨，四顆小星則分別代表工人、農人、民族資本家、小資產者四個階級，都屬於“人民”的範疇。他們借五星旗的象征，向我們這些“小資產階級”進行“統戰”。
就我記憶所及，他們兩人的“洗腦”工作並未取得預期的效果。首先，1946-47年我在瀋陽住過兩年，對於蘇軍的暴行早已耳熟能詳，而且直接得之於民間，“謠言”之說不足以服人。燕大同學中來自東北的更無法接受這一解釋。至於“民主個人主義者”和階級劃分，我們當時既不甚了了，也不知其確指何在。艾思奇尤其使我們失望，他雜引史事說明他的論點，竟說“嶽飛是一千多年前的民族英雄”，把嶽飛的時代推前了三百年以上。聽眾雖不敢嘩然，但暗中搖頭的則大有人在。這樣缺乏曆史常識的話大大減弱了他的說服力。
中共在“摸底”期間首先便是要“摸”清楚：哪些人能夠及早“爭取”過來，成為“黨”的傳聲筒，說出“黨”不便啟齒的話。不用說，教授自然是最先“爭取”的對象……
另外兩位“民主人士”的講話也各有特色。王芸生是《大公報》的名記者，早在抗戰時期便已非常靠近共產黨了。他的講演一味強調他曾怎樣英勇地和國民黨展開的鬥爭，還特別描述《中央日報》的主持人陶希聖怎樣對他進行“圍剿”的種種事跡。這是一次自我表彰的談話，從政治教育的觀點說，意義不大。
在四位外來講者之中，儲安平給我留下的印象最好。他主編的《觀察》雜誌是我在1949年以前的主要課外讀物，所以對他有一種親切的感覺。但講話的內容我現在隻記得下麵這一點：他宣布最近接受了《光明日報》總編輯的職務，歡迎燕大同學投稿。他特別強調編輯的宗旨是同時向前麵提到的四個“階級”開放的；《光明日報》並不為四個階級各設專欄，但對這四種不同的觀點一定兼容並包。他說話的神態十分真誠懇切，這是我對他發生好感的主要原因。今天回想起來，他其實是表示：他編《光明日報》仍然繼續《觀察》的一貫立場，也就是自由主義的立場。這在當時痛斥“民主個人主義”的一片叫囂聲中未嚐不是一種諷刺，因為“自由主義”和“民主個人主義”不過是同實而異名而已。儲安平在1957年逃不過“大右派”的劫數，於此已見端倪。但這是事後諸葛亮，聽講時我當然不可能有這樣的理解。
其次，我要談一談燕大教學的情況。這一學期我選修了四門課程。除了趙蘿蕤教授的大二英文外，我在曆史係選了三門課：中國近代史、史學理論與方法、歐洲史導讀。英文課讀的是英、美短篇小說和散文，隻重語文訓練，尚未涉及思想問題。《孤琴》作者兩年後講授英國文學史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那時還沒有出現。我記得有一位思想“進步”的學生曾試著用階級觀點解釋一篇小說。趙教授不但未加稱讚，而且還表示與小說的主題全不相幹，可見她還沒有感到“思想”的壓力。主持歐洲史導讀的是一位女講師，可惜我已忘記了她的名字。她指導學生讀了一些史學名著的選樣，包括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但她是一位受過正統訓練的學人，根本未為曆史唯物論所動，因此也沒有觸及馬克思主義。但另外兩門曆史課則不能完全避免政治的幹擾了。
講授中國近代史的是聶崇岐先生，也就是〈燕京末日〉所提到的“曆史係著名的聶教授”，因“態度惡劣，對抗運動”而受到“隔離反省，交代問題”的懲罰。他是宋史名家，我本來希望能吸收一點他的專長。大概由於係中教學的需要，這一學期他改授近代史。這是中共很重視的一門課程，他指定的教科書是範文瀾以“武波”筆名所編寫的一本《中國近代史》。但是他並不要求學生細讀範書，僅僅用之為講授的提綱而已。相反的，他每一課的講稿都是自己根據原始史料另行編定，而且專講客觀史實，條分縷析，盡量避免下政治性或道德性的判斷。範書痛罵帝國主義，又斥曾國藩為“漢奸、劊子手”等等，他在堂上則從不用這一類的情緒語言。我當時隻知道他是一位很耿直的山東學者，多年後才從洪業老先生處了解到他的高潔人格。最近讀到鄧之誠《日記》散篇，我對於他“態度惡劣，抗拒運動”的情況略知一二，但是他落網如此之快，則是萬萬想不到的。
最後，我要提到翁獨健先生的“史學理論與方法”一課。翁先生是燕京繼齊思和先生之後，保送到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第二人。他的專業是蒙古文和元史，但知識麵很廣，思想也很靈活。那時他和共產黨之間大概已取得互信，所以學期之末他被任命為北京文教局局長。他所指定的課本是普列哈諾夫的《一元論曆史觀的發展》中譯本（英譯為George V.Plekhanor,A Contribution to the Ques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istic View of History）。但是他在講堂上並不宣傳曆史唯物論，更未提及史達林的“五階段論”。可見他仍然守住了專業史學家的崗位。他指導我們讀普氏的著作，重點放在俄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背景上麵。最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竟要學生讀羅素的《西方哲學史》，其理由是羅氏此書也強調哲學的社會與政治的關係。這門課是較小的討論班，以期終論文代替考試。我寫的是〈墨學衰微考〉，是一個傳統考證的題目；他同意了我的選擇，沒有任何指示，要我運用唯物史觀和辯證法。
1986年秋天翁先生到美國訪問，他的女婿和女兒還特別開車繞道耶魯，在我家中盤桓了一個下午。這是我在離開燕京後唯一重晤的老師，他依然保持著一位學人的風範。
總之，在“燕京末日”剛剛開始的第一學期，無論是外文係或曆史係的教授們，大體上還能勉強維持著相對的學術尊嚴；至於大多數的學生，在政治上采取了不即不離的觀望態度，在學術上則仍然信任本係的教授。以曆史係而言，當時學生們並沒有覺得：教授都是“資產階級”學者，未經馬列洗禮，因此在思想上或者“落後”或者“反動”。這種看法至少在當時還沒有廣泛流行。相反的，以史學而言，我們對“新史學家”如範文瀾、翦伯讚之流並沒有多少敬意。翦伯讚那時已在燕京，但並不屬於曆史係，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巫寧坤先生在《一滴淚》和〈燕京末日〉中都稱他為“新燕京攝政王”，因此我現在才能斷定，他大概是以“軍代表”的身分進入燕園的，大致相當於吳在清華的地位。（中共接管各大學都是由“軍事管製委員會”的“文管會”派代表駐進校園，簡稱“軍代表”。）1949年秋季翦還沒有“攝政王”的稱號，不過卻有一個關於他的故事在史學係流傳。他當時正在大張旗鼓主編庚子（1900年）義和團史料，開了一張書目要燕大圖書館為他收集有關文獻，其中之一是孫承澤《庚子消夏記》。這是一部清初關於書畫著錄的名作，寫成於順治17年庚子（1660年），稍有書畫史常識的人無不知之。這種疏失如果出在一個初出茅廬的史學工作者身上，是可以原諒的。但他當時是和範文瀾並列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領導人，氣焰正自不可一世。這就難免招人輕視了。（這部材料書即是《義和團》，列為“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九種，1951年出版，前麵有他的〈序言〉，自署“1950年12月6日於燕京大學”。）馬列派後來所取得的史學“霸權”並非建立在學術基礎之上，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事。
但是中共在“摸底”期間首先便是要“摸”清楚：哪些人能夠及早“爭取”過來，成為“黨”的傳聲筒，說出“黨”不便啟齒的話。不用說，教授自然是最先“爭取”的對象，因為他們畢竟擁有更大的號召力。另一方麵，以中國知識人在過去改朝換代的一般表現而言，教授中願意積極迎合“爭取”的也不乏其人。這也不必詫異。不過我在燕京的那段時期，這樣的人還是極少數。上麵提到的法學院院長趙承信可以算是一位出類拔萃者。他在政治大課上常常鼓勵我們去建立工、農的階級觀點和感情。他最愛舉下麵這個例子：工、農一見到毛主席好像便情不自禁地發生“熱愛”，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另外一位是《一滴淚》中所提到的“地理係侯教授”，去“接受毛主席檢閱”時“精神抖擻，嗓音嘹亮，指揮若定”，這位侯教授名仁之，因為思想進步的緣故，和學生們很接近。大概他是政治課小組討論的一個主持人，而我恰好分在他的一組，因此和他很熟。他那時剛剛從英國留學歸來，一再對我們強調他的幸運，居然還“趕上了革命的最後一次列車”。現身說法之後，他接著便要我們也珍惜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和他同在一輛車上。我們這些學生當時都沒有明確的政治傾向，趙、侯兩位先生的論調也未曾引起我們的強烈反應。但是翻來覆去聽得太多了，又不大相信這是由衷之言，膩煩和肉麻之感確是免不了的。
〈燕京末日〉所記1951年以來“思想改造”、“三反”等等“運動”，令人驚心動魄。我最早從香港報紙上讀到關於燕大鬥爭大會的詳細報導，包括校長陸誌韋的女兒怎樣“大義滅親”的熱烈表演。我稍一回憶，立刻領悟到：中共的布置早在1949年秋季便已展開了。經過兩年來處心積慮的安排，“進步教授”和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已布滿全校，隻要“黨”略略示意，鬥爭大會開得轟轟烈烈是完全可以保證的。所以我特別寫了一篇小文，分析了這一事件，題目是〈吳用把眼視眾人〉（此文刊在香港《自由陣線》雜誌，大約在1951年底），這是借用《水滸傳》第67回的故事：宋江推讓盧俊義坐第一把交椅，吳用發言反對之時“已把眼視眾人”，李逵、武鬆、劉唐、魯智深等便一個接著一個大聲鼓噪起來。毛澤東熟讀《水滸》，這一套手法早在黨內外鬥爭中運用過無數次，此時拿來對付一些毫無“鬥爭”經驗的教育界人士，那真是莊子所謂“以無厚入有間”，遊刃而有餘了。
我和巫寧坤先生恰好分別參與了“燕京末日”的始點和終點。所以我特別將我的記憶部分寫出來，略補巫先生見聞之所未及。
最後，讀了《孤琴》第三輯感舊錄的部分〈忍看朋輩成新鬼〉，引起我關於中國知識人在中共統治下的宿命的反思，現在想借此機會略抒所見。
作者懷舊的對象多數是我不認識的，或雖聞名而未曾見過麵。但是其中有兩位前輩我在“文革”後也略有交往，即沈從文和錢鍾書。1978年和1979年，連續兩年我都有機會和錢先生交談，但都在官式接觸的場合。他逝世後我曾寫過一篇文字，追記其事，這裏便不再重複了。（此文和巫先生在《孤琴》所收者篇名相同——〈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見《餘英時文集》第五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這裏我要從不同的角度補記一個有趣的插曲。在北京俞平伯先生寓所第一次晤談中，不記得話題由何引起，他忽然提到馬克思的一段婚外情，雖僅一二語匆匆帶過，神情則頗帶幾分淘氣。這當然是指馬克思與家中女傭（Lenchen）生了私生子的事，在西方雖早成公開的秘密，但在1978年的中國大陸恐怕知道的人少之又少。我一方麵佩服他的博覽，另一方麵也不免有些詫異：他為什麽會講起這個故事呢？最後我猜想他也許是借此向海外訪客暗示：他並不是馬克思的虔誠信徒吧！一兩年後我在美國和史華滋（BenjaminI.Schwartz）閑談，涉及馬克思的思想與生活，順便提到這個趣事，他也忍俊不禁，並同意我的推測。為了怕給他帶來困擾，我再也沒向別人提過。現在事隔三十年，錢先生也已過世十年，我披露了這個小插曲應該無傷大雅了。這個趣事更使我相信，他在整個毛澤東時代都能完整地保持了自己原有的價值和思想，絲毫未為官方意識形態所撼動。正因為他沒有失去精神的自我，他才能憑著深厚的學識和無比的機智，在驚濤駭浪中明哲保身，最後完成了《管錐編》的寫作。
沈從文先生夫婦1980年末至1981年初在耶魯大學附近住了一兩個月；他們的東道主人是傅漢思教授和張充和女士。由於這層友誼的關係，我和沈先生曾有過多次聚談的機會，都是在輕鬆的氛圍中進行的。我知道他在1949年以後受盡了折磨，精神上且一度陷於崩潰狀態，因此我從來沒有問起他個人的遭遇，以免觸動他的傷痛。在談話中他大體以憶往懷舊為主，但所說多數是舊友的事，譬如關於顧頡剛先生在中共統治下的生存狀態，我是從他口中才得到了最可靠的消息。我感受最深的是他雖曆盡劫難，卻心平氣和，沒有流露出半點怨憤的情緒，更沒有責罵過任何人，我當時不禁聯想到阮籍為“天下之至慎，未嚐評論時事，臧否人物”，以及“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後來讀到《沈從文家書》（台灣商務，1998年），我才認識到1949年以後他在思想和情緒上波動之大、困惑之深。但無論如何，1980年時他確已恢複了內心的寧靜，也找回了原有的價值係統。
巫寧坤先生對於沈、錢兩先生的認識自然遠比我為親切，《孤琴》所收兩篇生動的素描可以為證。大體而言，巫先生的素描和我的一般觀察是可以互相印證的。
我必須著重地指出，沈、錢兩先生是例外中的例外；他們的出身和背景各有不同，但在萬劫千難之後卻同能收拾精神，重整故我。但以絕大多數同輩的知識人而言，他們的心靈多已陷於支離破碎的狀態。1949年以前在文、史、哲諸領域中曾各領風騷的人物，文革以後都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我親見親聞的實例便不可勝數。如果與前蘇聯的情況作一比較，中國知識人的命運顯然悲慘得多。俄國著名的史學家古列維奇（AaronI.Gurevich）在蘇聯解體後曾對文、史兩界的情況作了一個簡要的比較。他說，十月革命以後俄國文學傳統仍然是有生命的。作家如巴斯特納克（《齊瓦哥醫生》）、索忍尼辛（《古拉格群島》），詩人如阿赫瑪托娃等，後來沒有停止過創作。即使在史達林的恐怖統治時期，這些人也不肯在意識形態上作出任何妥協。所以八十年代中葉所謂“開放”（glasnost）來臨時，這些異議作家的作品便大量出現在文學刊物上。當時俄國讀者很驚異地發現，原來在精神和藝術領域中，他們竟擁有幾十年積累起來的豐富資源！相對而言，史學由於受意識形態的直接控製，除了史料匯編一類的成績之外，極少值得一讀的著作。雖然如此，1956年清算史達林以後，史學界仍然有所鬆動，史達林時代的武斷教條大體上已被拋棄，至少也受到質疑；史學家也可以提出新的假說和構想。因此六十年代史學家確有破冰之功，為後來史學上的自由分析奠定了初步的準備工作。（見古氏原文""""The Doub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istorian.""""i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Historian,ed.Franco is Bedarida,Providence:BerghamBooks,1994,pp.67-69.）
但在同一時期之內，曠古未有的厄運卻已降臨在中國知識人的身上。1955年“清算胡風”和1957年“反右運動”徹底斷絕了創作和研究的自由。與俄國不同，“五四”以後才出現的新文學家群並未形成一個超越政治而受普遍尊崇的精神力量。相反的，1949年以後，隻有“左翼”人士才能在文藝界活躍，而他們早已為“黨”所收編。即使是胡風的爭取創作“自由”，也自以為是真誠地向“黨”效忠；至少在主觀認知上，他是與宗派主義作鬥爭，而不是挑戰“黨”的無上權威。
在“引蛇出洞”的“陽謀”期間，不少“民主人士”和青年學生確曾一度“大鳴大放”；這是因為他們誤信中共會實踐以前關於“新民主”的承諾。從“鳴放”的言論看，當時中國仍有不少知識人繼承著“五四”的精神，並持之以恒與“黨”的權威分庭抗禮。但“鳴放”一夜之間變成了“反右”之後，中國知識人立即進入“萬馬齊喑”的狀態。無論是“心服口服”還是“口服心不服”，總之他們從此在整個毛澤東時代，再也不能發出一絲一毫異議的聲音了。
毫無可疑，知識人在毛澤東統治下所受到的淩辱和摧殘遠比史達林時代的蘇聯為嚴酷。（關於這一比較，可看Leszek Kolakowsk,Maincurrents of Marxism,New York:W.W.Norton,2005,pp.1197-1199.）但是這裏有一個異常的現象：中國知識人盡管受盡了迫害和侮弄，作為一個群體，他們卻始終在共產黨的精神枷鎖的籠罩之下，不但擺脫不掉，甚至失去了擺脫的意誌。所謂“精神枷鎖”是指知識人，無論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已接受了下麵這個事實，即“黨”是決定他們的存在價值的唯一精神權威。每一個知識人的評價及其正或負的程度最後都完全由“黨”的一句話來決定。如果“黨”給他“定性”為“反革命”、“右派”或“資產階級”，他首先便會自覺罪該萬死，羞愧無地；如果“黨”為他摘去上述任何一頂“帽子”，他又立即如獲新生而且感激涕零。不用說，如果他竟能批準“入黨”，那更是人生最大的榮耀，不但家人親戚為之歡欣鼓舞，生平相知，特別是帶有“帽子”的，也都不禁要“彈冠相慶”。近年來我讀了不少老一輩學人的日記、書信之類，對於這一點感受最深。過去儒家傳統說，孔子《春秋》的“褒貶”有無窮威力：“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如斧鉞。”但這不過是文字上的誇張，在曆史上並不能證實，而中國共產黨卻在最初幾十年中掌握了這樣的精神權威。它之所以能奪取政權並且將史達林體製有效地強加於中國人的身上，這一精神權威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我為什麽要特別提到精神枷鎖的問題呢？這完全是由巫先生關於“戀黨情結”的話題引出來的。《孤琴》第四輯有一篇〈銀翹集──楊憲益從入黨到出黨的傳奇〉，是評介楊憲益舊體詩集之作，寫得非常生動感人。作者告訴我們：
楊詩人的半生坎坷是和他的“戀黨情結”分不開的。他出身於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家族，高中畢業後就自費遊學牛津大學達六年之久……當時正值抗日烽火連天，他學成之後立即兼程回國，與祖國人民共命運。及至身臨大後方，耳聞目睹的卻是當道窳敗，國勢危殆。報國無門。不少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都寄望於中共，或奔赴延安鬧革命，或“身在曹營心在漢”，暗中為“地下黨”奔走效命。楊氏交遊中不乏文化界“進步人士”，按“近朱者赤”的常理，他也和“地下黨”結成了患難之交。
這裏敘述的雖是楊憲益的個案，然而卻具有高度典型性；我們可以說，多數傾向於共產黨的中國知識人最初都是被這一心理狀態推動的。
但1949年以後，楊先生雖“九死不悔”地爭取入黨，卻始終被擋在門外，直到1986年才如願以償，這時他已年逾古稀了。我完全同意作者的觀察：“楊憲益要求入黨並非圖升官發財，而是書生氣十足，一廂情願，要與一個心向往之的『理想』認同，忠心耿耿，曆久彌堅。”“六四”屠殺以後，我在電視上親眼看到楊先生“拍案而起”的一幕；他的凜凜風骨至今仍留在我的腦際。所以楊先生的“戀黨情結”出於最真純的“理想”認同，我是深信不疑的。但是這裏我們必須追問：共產黨何以竟能取得這一至高無上的精神權威，使許多知識人爭先恐後，趨附惟恐不及？這是一個極複雜的大問題，當然無法展開討論。下麵我隻提示幾條主要的線索。
首先必須指出，共產黨人從馬克思開始，便采取了搶占精神製高點的策略。這一策略包含兩個互相關涉的方麵：一是“科學真理”，一是“道德熱情”。所謂“科學真理”指“曆史規律”；資本主義必將為社會主義所取代，無產階級通過階級鬥爭最後必然消滅資產階級，這是馬克思所發現的“曆史規律”，已經“科學地”建立了起來。“科學的社會主義”的興起是“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所謂“道德熱情”則指共產黨人必須投注全部熱情為無產階級的勝利而奮鬥，這是“先鋒隊”的曆史任務。道德是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如旭日東升，體現了最新最無私的道德；腐朽的資產階級所宣揚的道德價值，如公平、自由、平等、博愛之類，則是“遮羞布”，掩飾它維護資本主義統治和剝削無產階級的本質而已。因此共產黨人一方麵鄙棄一切自古至今社會上共同接受的道德規範，另一方麵卻全力以赴地鼓動群眾的道德熱情，為無產階級的解放而鬥爭。這樣一來，他們在進行顛覆現存秩序的革命過程中既占領了道德高地，又完全不受任何既存道德規範的約束。正因如此，共產黨雖不知道德為何物，卻具有極大的道德號召力。普蘭尼（MichaelPolanyi）稱它為“無道德的道德力量”（themoralforceofimmorality）可以說是一針見血。（見Personal Knowledge,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pp.227-233）
通過有組織、有計劃的大規模的宣傳（特別是在第三國際時期，1919-1943），許多西方知識人都深信“真相”與“道德”已“辯證地”統一了起來，而體現在共產黨的組織之中。英、美不少著名的科學家、文化人等長期為蘇聯作地下情報工作而心安理得，便是基於這一信念；他們自認為是在為人類的光明遠景而獻身。
第三國際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組織，自然將占據精神製高點的策略也同時搬運了過來。但中國的實際情形與西方不同，既沒有一個合格的“資產階級”，更沒有一支壯大的“無產階級”隊伍（1920年代中國產業工人大概僅在二百萬左右）。如果僅僅高舉“為無產階級的解放而鬥爭”的旗幟，中國知識人的道德激情是不容易被調動起來的。所以中國共產黨必須另找適合中國特殊需要的據點，以建立它的絕對精神權威。
中共在知識界發生深入而廣泛的影響應該從1930年代算起，那正是日本侵華越逼越緊的時刻。為了脫出被圍剿的困境，中共通過地下黨組織開始在全國各大學發動“抗日”運動。抗拒外敵的民族主義激情一向是中國的道德高地之一，上起南宋、中曆晚明、下及近代，久已注入知識人的血液之中。中共搶到了這一高地，即初步樹立了它在中國知識界的精神權威。楊憲益先生在抗戰時期傾倒於延安，即其顯證。
中共在中國將革命重點放在貧苦農民的解放上麵，因此在西方甚至獲得“農業改革者”的稱號。這又是它搶占道德高地的另一傑作。古代的“士”自漢以來便反對豪強兼並，為“貧無立錐”的農民請命，這一號召自然最能打動現代知識人的心弦。所以沈從文先生1951年十一月在四川內江也為此而感動，並為“毛主席關心窮人”的說法作“宣傳”。（見《沈從文家書》，台灣商務，1998年，頁167）。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都將“階級鬥爭”意圖掩藏了起來，而以“民主”、“自由”、“多黨合作”等口號進行“統戰”。這不但見於重慶《新華日報》的言論，而且有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論〉可證。許多原來傾向於自由主義的知識人便是在這一“統戰”策略下逐漸左轉。聞一多如此，楊憲益也是如此，李慎之晚年的無數反思文字更是現身說法。
總之，中共的長期宣傳成功地將自己扮成一個古今無二的完美形象，不但是民族獨立的唯一希望所在，而且也承擔著中國人所追求的一切現代價值。1949年奪權成功更增添了無窮的威勢，似乎已完全證實了“黨”的“光榮、偉大、正確”。“黨”的絕對精神權威便從此在絕大多數知識人心中牢牢地建立起來了。連處於政治邊緣的沈從文先生在“反右”期間也老實地遵守著下麵這個絕對原則：“凡對黨有好處就做，有損害處絕不幹。”其餘的人更可想而知了。（見《家書》，頁276~277）
中共的精神權威今天已基本破產了，但是它還擁有一件宣傳武器，不容輕視，那便是民族主義的激情。這是它起家的主要本錢，現在依然想靠它來凝聚向心力。但在無“敵國外患”的情況下，玩弄民族激情有如玩火，希特勒的納粹主義便是前車之監。然而我們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卻不能不密切注視這一危險的動向。
去年六月間，美國東西兩岸都召開了“反右”五十年討論會，香港《明報月刊》也出版了紀念專輯。我寫了四首七絕，表達我對於“五七”的整體看法。這四首詩剛剛被朋友們放在網路上，我便接到巫寧坤先生的電話，稱許我的理解大致不差。現在我把這四首詩鈔在後麵，作為這篇文章的一個尾聲：
右袒香肩夢未成，負心此夕淚縱橫。世間多少癡兒女，枉托深情誤一生。未名湖水泛輕漚，池淺龜多一網收。獨坐釣台君不見，休將劫數怨陽謀。橫掃斯文百萬家，更無私議起喧嘩。九儒十丐成新讖，何處青門許種瓜。辱沒冤沉五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煙。人亡家破無窮恨，莫叩重閽更乞憐。
來源: 聯合報
天道循環，報應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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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發小容國團自殺的內幕
多年來，很多朋友要求我寫一篇追憶容國團的文章；但每次拿起筆來，內心實在不好過，寫不上二百字就停下來了。這次中國男子隊落敗，我不禁想起三十年多年前的一些往事。容國團在一九六五年親手訓練出來的女子隊，薪盡火傳，到今天還是光耀世界乒乓球壇。我想，阿團若死而有知，也會感到驕傲吧。一個身體瘦弱的體育天才，其影響力竟然曆久不衰，而女子隊的成就隻不過是其中一方麵而已。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國團和我決定分道揚鑣。他打算去中國大陸，而我卻要到北美洲去碰碰運氣。他決定北上的原因是這樣的。該年初，他獲得香港的單打冠軍，跟著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龍的伊麗莎白體育館以二比零擊敗了荻村伊智朗。荻村並非一個普通的世界冠軍。他的正手抽擊萬無一失，百戰百勝，於是紅極一時，沒有誰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國團當時在一間左派工會任職，備受外界歧視，賽後在伊館的更衣室內，冷冷清清的隻有我和他兩個人。
戰勝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沒有記者來熱鬧一下，他顯得有點尷尬。我打開話題，對他說：“你的反手推球越來越快了。應該有資格向世界冠軍之位打主意吧。”他回答說：“今晚我勝來幸運。不要忘記，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際，荻村發球出界。”我說：“打五局三勝，你的體力可能不及，但三局兩勝，我認為你贏麵居多。”
到了五月間，馬尼拉舉行亞洲乒乓球賽，容國團竟然成了遺才，不被選為香港隊的選手之一。連亞洲賽也不能參加，世界賽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認為：他要進入大陸才有機會闖天下。北行就這樣決定了。想不到，昔日我們的好意勸勉、支持，到後來反而害了他。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離港赴加拿大的。船行的前一天，阿團清早給我電話，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職的工會見見他。會址在灣仔修頓球場隔鄰的一幢舊樓上，我到過很多次了。那會所是一個不及一千平方尺的單位，其中一個作圖書室之用(阿團是圖書室的管理員)；另一小房間，放著一張康樂球桌(他是此中高手)，也放著一盤象棋。餘下來的一個較大房間，放著一張乒乓球桌。這是容國團的天地了。
日間無聊(他那份工作的確無聊之極)，沒有對手，他就在那球桌上單獨研究發球。可以說，今天舉世高手的發球有如怪蛇出洞，變化莫測，都是源於這個不見經傳的工會之鬥室中。也是在這鬥室之中，容國團創立了持直板的四個重要法門：發球、接發球、左推、右掃。我們今天看來是很基礎的打法，在五十年代卻是一個革命性的創新。容國團的方案一定下來，日本的乒乓王國就一去不返了！
話說那天下午我應約去找他，會所內隻有我們兩個人(日間那裏一向少人到的)。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國，而過幾個月他也要到中國大陸去了。在那時，遠渡重洋，差不多是生離死別的事，更何況大家天南地北，要通訊也不容易了。做了七年朋友有幾段時期朝夕與共，談天說地，大家都有點少年人的豪氣幹雲，對什麽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
可是，在那天下午，我們都出奇地沉默，似乎隻要見見麵就行，毋須多談什麽似的。“行裝都整理好了吧？”他輕聲地說。“差不多了。”“到那邊還打算搞攝影嗎？”“攝影機是帶去的，但將來不會靠攝影謀生吧。”他看著我，想著些什麽，說：“我不知道你將來會是什麽行業的大師，但你總會是其中一個！”我想，是說笑吧。在香港不得誌而遠走他方，前路茫茫，連起居飲食也不知道日後如何，還談什麽大師了？我知道他很羨慕我能到北美洲去，但我羨慕的卻是他的才華。我於是回答說：“我的機會可能比你好，但你是個音樂天才，也很可能是將來的世界乒乓球冠軍，大家以後努力吧。”
最後，他說：“我沒有錢，不能送給你些什麽，把我的球拍送給你怎樣？”我喜出望外。為了要珍存那球拍，我把它留在香港；想不到，兩年後他贏得世界冠軍，那球拍就給朋友“搶”走了。他又說：“最近我想出一招新的發球技巧，今天要你到這裏來，是想教你怎樣打這一招。”我當時心想，到北美洲還打什麽乒乓球呢？但見他盛意如斯，我怎能推卻？
那是一招反手發球，同一動作，可以有上、下兩種不同的旋轉。以今天的眼光看，這樣的發球當然是平平無奇，但三十多年前，那確是創新。後來我憑這招發球得了加拿大冠軍，見到那些球技比我高得多的對手臉有“怪”色，輸得糊裏糊塗，我實在覺得有點尷尬。
離港後，我再也沒有見過阿團。後來朋友來信說他去了大陸；但一般人都知道，當年從外國寫信給中國大陸的朋友，可能會給後者帶來牢獄之災。於是，我們二人之間音訊斷絕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個晚上，我在多倫多一間影院裏看電影，正片前放映新聞簡介。突然從銀幕上見到容國團勝西多的最後一分，我霍然而起，電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後整晚也睡不著。
十年後，我從芝加哥轉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駕車到溫哥華一行，遇到了一位從中國大陸來的乒乓球員，就很自然地向他問及容國團的情況。他回答說：“他在去年(1968年)死了，是自殺的。”晴天霹靂，我淚下如雨。
我一向知道容國團熱愛國家。但當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時，一位共識的朋友對我說，他變得很崇拜毛主席，對共產主義有萬分熱情，當時我就有點替他擔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學，在鄒讜那裏知道不少有關文革的事情，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紅衛兵像費沙那樣，將資本的概念一般化。我於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資本，不知容國團怎樣了？一九六八年，我為此在《政治經濟學報》上發表了《費沙與紅衛兵》(《IrvingFisherandtheRedGuards》)，指出紅衛兵的資本概念是正確的，但假若他們真的要消滅資產階級，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幸免。在該文的結論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徹底地消滅所有資產階級，中國大陸隻能有一個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無盡期地革下去。
我也知道容國團熱愛生命，外軟內剛，決不會輕易地自殺。他的死，使我深深地體會到文革的恐怖。後來我才知道，從香港到大陸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將——薑永寧、傅其芳、容國團——都自殺了，而阿團是最後一個。他熱愛生命是對的吧！內剛之如容國團，也經不起文革的一擊。
容國團是廣東珠海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珠海舉辦一個容國團誕辰五十周年紀念會，隆重其事。不知道他們從哪裏獲悉我是阿團少年時的好友，邀請我參加。我當時在美國，電話中知道這個邀請，就立刻飛回香港，睡也沒睡趕到珠海去。進了當地的一家賓館後，不知與誰聯絡，正彷徨無計時，突然在會客廳內見到一個似曾相識的女孩子。我若有所悟，走上前去，說：“你是容國團的女兒！”她對我嫣然一笑，使我感到一陣溫馨。
我跟著見到她的母親，大家不停地細說阿團的往事，一說就是幾個小時了。後來我們去參觀珠海市為紀念容國團而建立的銅像，見到銅像下邊所刻的銘文竟然沒有提到容國團是怎樣去世的，我衝口而出：“寫得不好！”她們母女倆看著我，我不再說什麽。我想，假如由我執筆，我是會這樣寫的：
“容國團是廣東珠海人，生於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他獲得世界乒乓球賽的男子單打冠軍，也就是中國在任何體育上的第一個世界冠軍。他對乒乓球技全麵革新，訓練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軍的女子隊。在此後一代的世界乒乓球壇上，中國戰績彪炳，所向披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容國團不堪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自殺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