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文革十年（9） 此生難忘初教時

三、我的文革十年（9）  此生難忘初教時

 2019年，在美國澤西市。1月19日晚上睡覺前，我習慣性打開手機瀏覽一下，看到武漢市水廠路中學（以下簡稱“水中”）老同事楊四重發來一條微信，說我原來的學生陳和平，請他轉交《邀請函》，誠邀我參加“69屆初中畢業暨上山下鄉五十周年紀念活動”。並希望把我的電話號碼和微信號給他。我立即遵照囑咐發過去了。

當我再次打開《邀請函》，那邀請人“《五十周年紀念活動》組委會”映入眼簾，不禁讓我浮想聯翩，輾轉反側，夜不能寐。

五十年啊！彈指一揮間！

 此生難忘初教時。69屆11班的學生，是我走上三尺講台遇到的第一屆學生，教語文，還是他們的班主任。當時全校四十位年輕老師，十四個班的學生，每班還有一位副班主任。我們班的副班主任是武漢一師數學班的胡金秀，她與聶靜儀原來在武漢一師是同班同學，分到“水中”後，兩人住同一間宿舍。她後來與楊四重結婚了。自從有了微信之後，我們兩家經常互通信息。

自1967年停止大串聯，師生回學校“複課鬧革命”以來，中小學就沒有教材。說是教語文，可是沒有課本，教什麽呢？《毛主席語錄》（當年簡稱“紅寶書”），《老三篇》（毛主席的三篇著作：《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人民日報》社論，就是師生共同學習的“教材”。如果遇到哪天毛主席發表了“最新指示”，那就趕緊以“最新指示”為教材，反複學習最新的“最高指示”。文革初始，毛主席的話成為“最高指示”，老百姓都奉為圭臬，不敢妄議。但也有“小道消息”，就是當時的“謠言”說：北京一位正國級元老，要他的兒子不要呆在北京，去廣州玩些時。這位“紅二代”轉告他的發小們，說“最低指示”，讓我去廣州玩一玩！

班主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傳達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不過夜。必須連夜組織學生參加“歡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公開發表”大遊行。這個活動好組織，因為都是十幾歲的孩子，懵懵懂懂，但喜歡熱鬧，大家聚在一起，到大街上轉一趟，鬧一鬧，蠻好玩的。正合他們的年齡特征和心理需要，可謂一呼百應，不論多晚，馬上跑到學校來集合整隊，舉著紅旗和“最新指示”標語牌，敲鑼打鼓，幾百人浩浩蕩蕩出校門遊行去了。紅旗和標語牌是常備在總務處保管室的，每次“最新指示”傳來，幾位教師中的書法家，立即書寫在備好的大紅紙上，貼在標語牌上就給各班學生拿去遊行。

班主任還有一個重要工作就是每天清點學生人數，保證學生到校參加“複課鬧革命”。這個工作有相當的難度。因為每天到學校上課，對這些小學畢業後，就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的孩子們來說，上課不知道學什麽、怎麽學。各科都沒有課本，也就沒有作業，學生想來就來，不想來，老師也沒有什麽辦法。那個年代，全國各地的小學生大都如此！

我也曾嚐試教他們學一點寫作常識，先讓他們照著報紙上的文章抄自己喜歡的文章，第一次，抄什麽都可以，隻一個要求，一定要把字寫在格子裏，包括標點符號也要寫在格子裏麵。第二次，要求他們在抄文章的時候像報紙上一樣，文章要分段，每一段開頭要空兩格。就是說，每次練習隻提出一個要求，而且，隻要聽我的話，都可以做到的，凡是做到了就可以得100分。後來，我班很多學生寫字和寫作都比較好。這大概是我還記得的，教過他們的一點比較有用的東西。

至於“鬧革命”嘛，似乎是少數幾個學生頭頭的事，大多數學生就是到學校來與老師一起混日子。

當時，有個別老師對調皮學生體罰或變相體罰。我不讚成，並勸誡他一定要耐心教育學生。我雖然沒有受過師範本科正規教育，不懂教育學、心理學，但是，我的父母，從來沒有打罵過我們兄弟幾個，有時犯了錯誤，也是耐心說服教育。我的弟弟也是69屆初中生，我喜歡我的學生就像喜歡我弟弟一樣，從來不打罵他們。而且，我讀書期間，小學班主任喻文慧、初中班主任王聲磬、高中班主任唐啟金、短訓班班主任黃娉琴對我們學生說話，都是輕言細語，循循善誘，從來不訓斥學生，他們都是“學高為師，身正為範”的榜樣。沒有想到，我從教一生，始終站在三尺講台，剛退休，就被海口昌茂集團陳權中總裁請去當管教學的副校長。在昌茂花園學校，開學第一天，巡視小學部一年級時，看到一位年輕的女教師讓兩個小男孩站在教室前麵麵壁。下課後問她為什麽要那兩個剛入學的小學生當眾罰站，她說兩個學生不遵守課堂紀律。由此，我總結了關於教育教學管理的三條原則，在全校教師大會上宣講我的教學理念：

一個宗旨，讓學生學會學習；

兩個負責，對學生一生負責，對學生一家負責；

三個不準：第一不準體罰和變相體罰學生；第二不準用言語傷害學生；第三不準在情感上冷待學生。

體罰和變相體罰學生，國家早已明令禁止，但是，這種現象在一些學校仍然時有發生，有時還有非常漂亮的借口，我是恨鐵不成鋼啊。我們必須強調指出，體罰和變相體罰學生，以及各種借口都是錯誤的，都是必須嚴格禁止的。

如果說體罰和變相體罰學生是對學生肉體的傷害，那麽，言語傷害學生則是對學生的精神傷害，同樣是必須禁止的。有些老師也有一些家長，在教育學生和孩子的過程中，並不是故意用言語去傷害學生和孩子，而是沒有很強的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意識。

在情感上冷落學生，是比言語傷害學生更為嚴重的錯誤教育行為，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故意犯罪。在教育學生過程中，教師因學生的頂撞或冒犯，而在情感上產生報複學生的情緒，表現在各種教育教學活動中冷落學生，這是絕對不允許的。

我的人生雖然坎坷，本來做夢都想上大學，因了“不宜錄取”政策，而被武漢市教育局直接錄用當了老師，也因此得福，一生一直在大城市工作，沒有下過鄉。當我送我的學生去通城鄉下落戶時，看到十五六歲的孩子，遠離父母，到那舉目無親的山旮旯，住的是臨時搭建十分簡陋的草棚，男女生之間就用一張竹篾席子隔著，還沒有等他們安頓好，就止不住熱淚盈眶。真是難以想象他們日後麵臨的艱辛生活！但是，就是這些一生飽經苦難的學生們，五十年，堅強地走過來了！我無論如何也要回國去參加他們的紀念活動。

思緒難抑。

五十年，五十多個學生，浮現在腦海裏都是正值青春浪漫時的少男少女，如今已是爺爺奶奶輩的老人了，相見還能相識嗎？

記得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個子小小的男生，叫郭水清。他每天背著書包來學校，有事無事就喜歡跟在老師屁股後麵轉。不僅是他的名字好記，“水清”，“水至清無魚”嘛！還因為八十年代初，他所在的工作單位來兩個人“外調”，找我了解他在文革期間的“政治表現”。我因此而知道，他從農村回城後幹得不錯了！印象更深了。

那個年代“外調”無非是好事來了，或入黨或提幹；也可能是壞事來了，讓你提供材料，說明你與被調查人是什麽關係、一起做過哪些事。從外調人員說話的態度、語氣，立馬就明了。我不明白外調人員的目的是什麽，但我知道他們需要我寫什麽。對前者，我非常樂意為學生錦上添花；對後者，毫不客氣地拒絕。

還有一位女生就是孫紅焰，她是我這個班畢業以後唯一聯係過的學生。那是我調回母校——華師一附中後，因為經常在寒暑假去參加全國性的會議，想買到一張火車臥鋪票，那時是非常難的。有一次在武昌火車站買票時，非常偶然地遇到了她，原來她就在武昌車站工作。從那以後，不論我到哪裏去開會，隻要找到她，總能幫我弄到一張臥鋪票。要知道，那是乘火車出行“一票難求”的時代呀！還記得，我們舉家南下到湛江的四張臥鋪票，都是她幫我定好的，而且到我們離開武漢那一刻，她和我的親朋好友一起送我們上車，我們在站台上臥鋪車門前的合影還在，沒有想到，在那通訊落後的時代，我們師生揮手一別到如今，居然已有二十八年了！

 往事並不如煙。

第二天，一覺醒來，“水中69屆（11）班同學群”好不熱鬧！

群主陳和平，一聲招呼，“熱烈歡迎我們盼望已久的李老師加入微信群！”同學們紛紛自報姓名前來報到，令我激動不已。

 難忘此生初教時，我與同學們約定五十周年紀念活動之日在武漢相聚！

我們已經預定了回國的機票，期盼那幸福的時刻早日到來！

【附錄】回國雜記（20）五十年彈指一揮間
2019年春節後不久，武漢市水廠路中學的老同事楊四重老師，在微信中轉來六九屆11班學生陳和平給我的邀請函，邀請我回國參加水廠路中學六九屆畢業暨上山下鄉五十周年聚會。
武漢市水廠路中學六九屆學生，是我被分配當老師所帶的第一屆學生。他們當年小學畢業後，本來應該讀初中，因為文化大革命而失學。
1967年“複課鬧革命”後，就近分配到“水中”，剛好遇到我們這批年輕的老師，於是開始了學毛主席語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時稱“兩報一刊”）社論的“學習”生活。
2019年3月17日聚會那天，全年級到會的有300多人。我們11班到了四十多人。當我們班師生圍坐在一起時，既熟悉又陌生，那一個個自報的姓名，是那麽熟悉，仿佛讓我們回到了青春年少時；再環視身邊一個個略顯滄桑的臉龐，仿佛看到了他們一生不平凡的經曆。
往事並不如煙。
還記得，我們送學生下放到通城時的情景。十四五歲的孩子，本來該在父母身邊享受無憂無慮少年生活的快樂，卻要告別父母，遠離城市，去“農村那個廣闊天地”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經風雨、見世麵。
看著學生父母送別孩子的場景，好多女老師都留下了眼淚。父母拉著孩子的手，千叮嚀萬囑咐，而懵懵懂懂的孩子們“王顧左右而言它”，興奮地與同學打招呼。
當站滿學生的大卡車緩緩駛出學校大門時，家長們依依不舍跟著車子走出學校，站在路邊目送孩子們遠行。
我們班主任必須送學生到達該生所去的農村“大隊”（那個時代農村人民公社下屬的單位）。記得我去的那個大隊，臨時給下放學生搭建的類似“工棚”一樣的住房。男生住左邊，女生住右邊，男女生之間一牆之隔的“牆”，用的就是那種湖北稱為“蘆席”的東西隔開，簡陋至極。盡管大隊幹部再三解釋，這隻是臨時的，很快就會給他們蓋“知青房”的，我們還是憂心忡忡。誰知道他們會把國家下撥的知青專用款怎麽用。
我第二次去通城，是學校領導接到該縣醫院長途電話之後。說我們學校的學生劉陽春胃大出血，正在該院急救需要血漿，必須立即送血漿去。領導讓我連夜乘坐武漢市自來水公司派的車子送血去救我們的學生。
當我們把血送到急診室時，醫生護士立即給學生輸血，不曾想本來還清醒的學生一下子昏迷過去了。原來，我們送的血漿一直是在冷藏箱低溫下保存著的，拿出來就給病人輸血，當然不適合。
劉陽春同學經醫院治療，恢複健康後繼續在通城接受“再教育”。這次聚會得知，他後來也回武漢了，終因胃癌於前兩年去世。
我們11班因身體原因先後走了幾個學生。健在的同學趕上了微信時代，大家在“水中11班群”常相聚，其中最活躍的有群主陳和平、男生有郭水清、黃道清、張國立、徐和平、周又來、李光明、劉漢生、王啟雄等；女生孫紅焰、王桂芝、唐愛香、張麗惠、肖珍珠、吳冬桂、程巧玉等。

三月十七號全校聚會之後，群主陳和平又專門召集部分同學辦了一次“謝師宴”，後來又到我們家看望，郭水清還在我們返美之前，特地組織上述群中積極分子一起來為我們餞行。

(前排左起郭水清、李培永、聶靜儀、陳和平；後排左起李光明、孫紅焰、柯康珍、王啟雄、張惠芳、黃道清)
種種原因中斷了五十年的師生情誼越來越親密了。接觸越多，越是激活了沉睡在記憶中的學生少年時的音容笑貌。然而，三月十七日聚會，與同學們見麵時，我第一眼就認出了郭水清和孫紅焰。他們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小時候的郭水清，小小的個子，背一個大書包，總是一臉微笑，十分討人喜歡。一到學校就跟在我屁股後麵轉，像個跟屁蟲一樣，寸步不離。我們班的科任老師跟我一樣，都喜歡這個小屁孩。他個子小年齡也不大，他的父母實在舍不得讓他遠走他鄉，就選擇了“投親靠友”。這也是當時上山下鄉的一個政策。當時還有一些政策也可以讓孩子留在城裏，如已經有一個孩子下放農村了，第二個孩子就可以留城。可憐天下父母心，為了子女少受罪，千方百計讓孩子能在自己的羽翼庇護下健康成長。
孫紅焰是第一屆畢業生中唯一與我保持多年聯係的學生。那是因為我後來調到湖北省重點中學——華師一附中後，1982年到1988年，參加教育部語文教材改革實驗，經常出差。有一次去武昌火車站買票，居然看到一個個子高高的女服務員，雖然著裝鐵路製服，但那身材、那清秀的麵龐，讓我一眼就認出來了，她是我的學生孫紅焰。我喊了一聲：“孫紅焰”。她看到我非常高興，立即幫我買好了車票。眾所周知，那個年代不論你去哪裏，要買火車票，真是一票難求啊！自從我們師生聯係上了之後，不論北上南下，不論硬座還是硬臥，隻要跟她打聲招呼，一定可以準點出發。一直到1990年8月30日，我應邀調到海南省農墾中學，她為我們一家四口買好了武昌到湛江的臥鋪票，並與我的親朋好友一行十多人到站台送別。一晃近三十年沒有見麵！
古人說，日月如梭，光陰似箭。幾十年彈指一揮間！
我的第一屆學生現在都是爺爺奶奶、姥姥姥爺了！盡管他們自己因為當時所處的大環境，無書可讀，荒廢了青春，但是，他們這一輩對下一代的學習都非常重視，他們的孩子大多學有所成，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
郭水清的女兒現在澳大利亞讀研究生。
孫紅焰的孫女在英國讀高二。
還有不少學生正在每天到課外興趣班、輔導班接送孫子或外甥，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我們當年沒有書讀，一定要讓兒孫多讀書，讀好書！而且，隻要有條件，都要出國留學！
在餞行宴席上，有學生問我，怎麽看中國留學生低齡化？怎麽看“厲害了，我的國！”
我用中國WTO談判代表，中國外貿部副部長龍永圖的話回答他們的問題。
龍永圖說：暫且不要討論中國崛起，先問問三個關鍵問題。
什麽時候全球的精英會把孩子送到中國留學，而不是像今天都把他們的孩子送到美國、歐洲留學？
什麽時候全球的年輕人會最欣賞中國的電影、文化、書籍，而不是像今天他們最喜歡的是美國、歐洲的？
什麽時候全球的消費者在選擇產品的時候，會首選中國的品牌？
龍部長問的三個問題答案非常明確。
關於留學生低齡化問題，我隻介紹了曆史上的事，一是清朝政府第一批赴美留學生中十三四歲的孩子都是朝廷大員的子弟；二是中美建交後第一批到美國留學的十三四歲的孩子都是高幹子弟。現在富起來的人不是少部分了，他們仿效官後代，自己花錢送孩子赴美留學，當然越來越多了！不論怎麽看都是好事！
像你們曾經經曆過的不讀書，也無書讀的時代一去不複返了！我在美國等你們的孩子來留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