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文革十年（4）被鋼二司通緝，避亂鄂西北鄖陽

三、我的文革十年（4）被鋼二司通緝，避亂鄂西北鄖陽

1967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的《元旦社論》中提出：“1967年，將是全國全麵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它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在此號召下，全國進入了“全麵奪權”“全麵內戰”時期。

元月26日，武漢造反派奪了湖北省委、省政府大權。但也就在此前三天，武漢軍區“支左辦公室”成立，軍區黨委代替原湖北省委領導湖北工作，以填補省委省政府被奪權後留下的權力空白，對“公（公安廳局）、檢（察院）、法（院）”全部實行軍管。

此時毛主席發布解放軍“支左”的命令。他本來指望軍隊“支持左派”，去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大部分支左的軍隊，並沒有支持左派，而是支持了保守派。  

在大年除夕的二月八日，“武漢二司”、“工人總部”、武漢鋼鐵公司“九.一三兵團”、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字二四八部隊“紅色造反野戰軍”等單位聯合署名，在《長江日報》上就時局發表了一個聲明，時稱《二八聲明》。《二八聲明》聲稱，全武漢、全湖北要在“大亂、特亂、亂深、亂透”的基礎上，由簽署聯合聲明的這些“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掌權”。短短幾天，有五、六十個組織發表聲明支持《二八聲明》。一時間，造反派讚《二八聲明》是“大香花”，保守派斥之為“大毒草”。

《二八聲明》發表之後，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的鋼二司（全稱“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司令部”）發布《通緝令》，通緝學校革委會主任、紅衛兵（武漢造反派貶稱之為“三字兵”）負責人夏國林，革委會宣傳委員李培永。

我們立即召開緊急會議商量對策，考慮到造反派已經從省政府到各單位奪取了權力，我們隻能避其鋒芒，三十六計，“走為上”。高中部一位紅衛兵骨幹說，他的父親是某部隊的負責人，父親的戰友是鄖陽軍分區司令員。他表示可以回家問問他父親，看看我們是否可以去那裏避一避風頭。我們同意他的意見。他的父親與鄖陽軍分區司令員電話聯係後，同意接待我們。我們立即找來地圖，找到鄖陽的方位——在鄂西北、靠近神農架原始深林，當年僅有一條沙石公路，從襄陽地區的丹江口，通向鄖陽地區專署和鄖陽軍分區所在地——鄖陽縣城。我們乘坐鄖陽軍分區的兩輛北京吉普車離開武漢，日夜兼程趕赴鄖陽。

當時的鄖陽縣城依山傍水，民風樸實。我們住的軍分區招待所在縣城邊的山腰上，地勢較高，鄖陽地區專署和縣政府在縣城中心,整個縣城不大，隻有一條正街，半天時間就逛完了全城。

我們住下不久，軍分區司令員來招待所接見我們，囑咐我們不要亂跑，不要亂說，在這裏好好休息。其實，哪能休息，當時全中國哪裏沒有兩派在鬥？

後來，我們發現鄖陽中學就在軍分區招待所旁邊，鄖陽中學的學生也象武漢的學校一樣，兩派鬥得不亦樂乎。我們去學校找到軍分區支持的那一派學生的頭兒，他叫阮長華。我們和阮長華見麵交談後，用現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三觀”一致，一拍即合。後來就與他們一起，參與當地的“文化大革命”。記得當時另一派學生要批鬥地委書記、軍分區政委王文波，我們立即請王文波書記與我們一起，住在軍分區招待所，就憑我們是大武漢來的“造反派”，他們就不敢來招待所找王文波書記了。當時通訊、交通都非常落後，武漢的消息傳到鄖陽少則三五天，多則十天半月。而且，一看我們就是從大武漢來的學生，也搞不清楚我們在武漢是哪一派，與阮長華對立的那一派的學生也不來自找麻煩了。

“文化大革命”發展到後來，“造反派”開始衝擊解放軍領導機關，搶奪解放軍的槍支。鄖陽軍分區也不例外，有一天晚上，軍分區的槍械庫的槍，眼看就要被另一派學生搶走了的時候，阮長華帶領一批學生先下手，把軍分區的槍搬到學校來了。當時，夏國林與我商量後決定，我們幾個武漢去的同學，都不去參加他們的這次“行動”。

當時，地委機關有一位小車司機，平時與我們關係比較好，經常開車送我們到下麵一些縣城去“考察”。他把搶來的一支手槍送給我，我也沒有多想，就把它帶回武漢存放在家裏，從來不敢拿出來。不曾想，後來……

那時，參加搶槍的學生都不懂如何使用槍支。當時，有一位從鄖陽中學畢業考到武漢華中農學院，文革期間回到家鄉造反的同學，名叫吳文學。有一次，我們一起乘吉普車從鄖陽到房山縣去，當車開到一座大山的山腰時，吳文學要司機停車，他要下車打槍玩。他拿出手槍，我們幾個人圍著看他擺弄，當時，我正好站在他對麵看，他的槍口正對著我，看著看著，我至今都不知道是怎麽回事，就那一瞬間，突然想起母校華師一附中郎君詩校長，他以前是老八路軍幹部，在一次學生幹部民兵實彈射擊訓練時的講話，他說的一句順口溜：“長槍朝天，短槍朝地，槍口對人，三天禁閉”。我趕忙轉到吳文學的背後，趴在他的肩頭看他怎麽弄。剛站定，“砰”的一聲，子彈射到他對麵的山石上，就是我剛才站的那個地方。我在驚嚇之餘，慶幸自己躲過一次滅頂之災，從心裏感謝我的老校長！感謝郎君詩校長教給我的那段順口溜，救了我一命！

後來，武漢軍區“支左辦”堅決支持保守派，抓了造反派組織的頭頭。我們得到消息後，立即就回武漢了。

【附錄】帶槍的人

1968年秋季開學前，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水廠路中學（以下簡稱“水中”），工宣隊隊員全是學校隔壁的武漢抗菌素廠的老工人，他們白天上班到學校來，與軍宣隊一起抓學校的階級鬥爭，下班都回家了。指揮長是該廠一位工會的幹部，大家都叫他李指揮長。軍宣隊指揮長帶著幾個軍人住在學校領導“複課鬧革命”。

“水中”是1965年建起來的一個新校，六個主要領導，都是當年武漢市教育局挑選審查合格的中年骨幹；40個教師中，有19人是1965年華中師範學院物理係和化學係畢業生；還有21人是武漢市教育局1965年從高考落選生中，直接錄用的，然後培訓二年分配到“水中”的年輕人。抓不到階級鬥爭批鬥的對象，但是“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必須抓一個，鬥爭才能開展起來。於是，第一個被抓出來的是一個“臨時工”，絕對是一個真的臨時工，年齡五十多一點，個子矮矮的，姓喻，我們都叫他喻師傅。還有一個打雜的年齡四十左右，臉上有點麻子，姓鄒的師傅，家庭出身沒有什麽問題。門房的臨時工張師傅是一位退休老工人。三個臨時工中，老師們最熟悉的就就是門房張師傅，經常進出校門總要打個招呼吧！全校兩部電話，一部在書記校長辦公室，門房那一部就是傳呼電話，都是張師傅負責跑前跑後喊老師去接電話，老師們特別喜歡他。

據工宣隊和軍宣隊拋出來的喻師傅的材料，他隻不過是解放前在偽政府的一個小職員，並無什麽罪大惡極的事，而且，大家都不熟悉他，也沒有任何可以“檢舉揭發”的現行材料，鬥不下去了。

於是，工宣隊和軍宣隊要求老師們“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閃念”，各人自己老老實實交代文革中做的違紀違法之事。我遵照時任武漢軍區副司令李化民，與他兒子李小懷談話時，特別強調的三個原則：“第一，對組織的審查，要實事求是，是自己做的就老實承認；不是自己做的就不要都攬下來。第二，不要隨便把其他同學扯進來，別人的問題讓別人自己去說。第三，一定要相信群眾，相信黨。”

我主動交代了1967年被學校鋼二司通緝，避亂鄖陽軍分區招待所，後來與鄖陽軍分區支持的、鄖陽中學阮長華那一派學生一起，參加鄖陽地區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特別交代，“文化大革命”發展到後來，全國各地“造反派”開始衝擊解放軍領導機關，搶奪解放軍的槍支。鄖陽地區也不例外，有一天晚上，軍分區的槍，眼看就要被另一派學生搶走了的時候，阮長華得到消息後，立即帶領一批學生先下手，把軍分區的槍都搬到學校來了。他們不是去“搶”，而是組織學生，去軍分區槍械庫把槍運到學校保存起來了。我們幾個武漢去的同學，都沒有參加那天晚上的“軍事行動”。當時，地委機關有一位小車司機，平時與我們的關係比較好，他送給我一支手槍，出於年輕人的好奇心，我把它帶回武漢了。於是，我就成了“水中”清查運動中的一個“帶槍的人”。

雖然沒有像十年文革初期那樣大會小會批判，但是，畢竟從鄖陽帶回來了一把手槍，這在當時的“水中”也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而且，清查一開始就有人說，別看“水中”是新校，人也不多，其實就是“廟小神通大，池淺王八多”。這不，一個帶槍的人，自己跳出來了吧！

如果我當時不說，學校沒有任何人知道我去鄖陽避亂，還帶了一把手槍回來，包括我的同班同學、好朋友，分到“水中”後住在同一間宿舍的韓憲偉都不知道。但是，父母要我們老老實實做人的話語，言猶在耳!李小懷的父親說的“要相信群眾相信黨”的教導，鼓勵我主動向組織交代了這件事。

我如實匯報當時的情況，還奉命寫了詳細過程的書麵材料（那些材料在“運動”結束時，人事幹部曾信誓旦旦說，已經銷毀，不會放在外地檔案裏。後來我偶然看到自己的檔案裏還保留著我當年所寫的全部材料！我無語了！）那些負責清查的人就是不相信。於是，派兩人到鄖陽去調查，查證落實了李培永的這把手槍，不是在“搶槍亂軍”時搶來的。同時，讓我回去把藏在家中的手槍交到“軍宣隊辦公室”。

當我回家去拿我藏的那把手槍時，怎麽也找不到了。媽媽問我在家裏找什麽，我真不知道怎麽對老人家說。我們家老宅很大，自從“公私合營”之後，原來常住老宅的二叔和三叔兩家搬到青山公園去了，祖父在六十年代初去世了。隻有我們一家還住在老宅，我雖然住校，在家裏還有一間房留著我周末和寒暑假回來住。我放在房間的東西，兩個弟弟也有一間他們自己的房間，他們從來不進我的房間，亂動我的東西。媽媽看我非常著急，就說：“你去漢口上班後，這間房讓你大姐的兒子住在這裏，上學方便一些。是不是他把你要找到東西拿去了呢？”

我的那個外孫當時也是六九屆初中生，我立即趕到他的學校找到他，直接問他：“你是不是把我房間櫃子裏的手槍拿走了？”

他囁嚅著，低聲說：“是的，已經被同學搶去了！”

我一時被氣得無語。冷靜下來之後，找到他的班主任說明情況。請老師幫忙找那個學生談話，讓他還給我們，上交給組織。

班主任告訴我，那個學生，他隻見過幾次，基本上不來學校的。他可以把學生的家庭住址告訴我，你們自己去找他吧！

我拿著班主任給的學生姓名和家庭住址，馬上去那個學生家管轄的派出所報案，懇請管段民警協助追槍。派出所領導和管段民警高度重視，不幾天，就追回了手槍。

追槍全過程，有驚無險，總算給組織上有了交代。去鄖陽“外調”的也回學校了，他們找到了阮長華（文革後任鄖陽地區農行負責人）和地委機關那位小車司機，證明我交代的材料是真實的!

對我的審查結束了，但是，給我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人生切記古人說的：“莫以善小而不為，莫以惡小而為之”！凡事要“三思而後行”；還有西方諺語：“好奇心害死貓”也有一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