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緣（02）我的初戀女友

女人緣（02）我的初戀女友

我的初戀女友是我休學後重讀高二時的同班同學。

1962年台海局勢緊張，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在中學征兵，適齡高中生踴躍報名。檢查身體通過後，我們64（2）班楊克卡、周振至和我三人被批準入伍。學校為應征入伍的同學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會。我們班的同學也為我們三人開了歡送會，幾個好朋友還送了日記本，第一頁貼上自己的相片後寫了一些鼓勵的話語。

（右起後排高中班團支部書記劉芷漢、初中老班長康六紅、高中班長黎林；前排右起周振誌、楊克卡、李培永）

沒有想到，接兵部隊來漢後，集中已經穿上軍裝的全體新兵，隨機抽查新兵檢查身體的情況。不僅抽查到我，而且查出我患有“浸潤型肺結核“，被退回學校。教導處立即為我辦了一張”休學證“。

休學期間，每天上午，我到位於武昌小東門的武漢市結核病防治所，去打一針“鏈黴素“針劑，再加上一日三次口服”雷米封“藥片。不到半年就治好肺病了，但是學校嚴格規定必須休學一年。

那一年在家養病。我的家在武昌通湘門外，雖然祖父創建的頗具規模的李家花園，早已公私合營，全部香花和生產工具，還有一大棟花房，都搬到青山公園去了。僅剩下一棟父輩兄弟四家合住的老宅。二叔和三叔兩家為了工作和生活方便，合營之後都搬到青山公園去了，四叔一家早在解放初期就搬到寶雞鐵路局去了。後來，祖父也去世了。老宅那一大棟房子，爸爸周一到周六去青山公園上班，隻有媽媽和兩個弟弟常住在家裏。我雖然住校，回家也有一間住房。休學期間，我住在家裏，仍然保持在校養成的有規律的生活。早上六點起床，到我們已經沒有花的李家花園走一圈，幾乎每天都要去東麵小山的桃樹林轉轉，呼吸新鮮空氣。然後回家吃早餐。八點鍾，到醫院去打一針“鏈黴素“針劑，原本要一年才能治好的結核病，不到半年就治好了。

當我拿著武漢市結核病防治所的複查結論：“浸潤型肺結核已鈣化”，到學校申請複學時，教導主任告訴我，按照規定，必須休學一年。

後來半年，我就去湖北省圖書館閱覽室看書學習。每天上午要看到中午，直到閱覽室關門，才依依不舍地離開。那時是張老師負責管理閱覽室，她見我每天上午都在閱覽室，就主動問我為什麽不去上學。 我告訴張老師，我是華師一附中高二的學生，因肺結核病休學在家。我家住在通湘門外李家花園，祖父輩都靠種花為生，家裏隻有一本《李氏宗譜》，是有字的書。

張老師沒有因為我得了傳染病而嫌棄，還特別表揚我愛讀書是好事，鼓勵我珍惜這段休學時間，多讀點名著。然後，讓我把學生證給她幫我辦了一張借書證，可以 去後麵的圖書大樓借書回家看。   

從此，我這個從小隻聞花香的農家子弟，就一腳踏進了“書香門第”——古色古香的湖北省圖書館藏書大樓！

於是，每天上午，我繼續到張老師管理的閱覽室讀書看報，自學高中課程到十二點鍾回家吃飯，下午和晚上在家看借回來的書。省圖書館藏書之豐富自不待言，每次能借閱兩本。我經常是一二天看一本，雖有囫圇吞棗之嫌，但確實鍛煉了我的快速閱讀能力。後來讀《黃生借書說》“書非借不能讀也”，感同身受。

 那一年，從湖北省圖書館借回來讀了許多小說，雖然沒有“萬卷”，但少說也有幾百本吧。讀了之後，增長了許多知識。談不上“胸中脫去塵濁”，那個時候正是我人生的青春期，真的覺得“書中自有顏如玉”。不僅讀了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還讀了許多小說中描寫男歡女愛的情節。實話實說，生在文盲家庭的我的性啟蒙，完全來自古今中外的小說。特別是讀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之後，憧憬哪一天也能遇到自己的“佟麗婭”。

 休學一年後，回學校重讀高二，被分到65（2）班。不期然遇到了我的“佟麗婭”。

 學校團委書記蔡清萍老師找我談話說，原來這個班的團支部書記陳全群同學，是我們學校當時唯一的學生黨員，年齡較大。為了保證她將來能考上大學，學校團委準備讓我當團支部書記。

那兩年我當團支部書記，不僅鍛煉了我的社會工作能力，而且鍛煉了我的口才。每周要召開團支部委員會，間周要開一次團支部全體團員會議，我不僅要主持會議，還要在會上講話；有些重大活動，事前要向團委請示，事後要匯報；平時，不僅要經常與班幹部溝通，還要經常找同學個別談話。大量的說話實踐活動，極大地提高了我的語言表達能力。同時，團支部的實踐活動，也幫我培養了許多良好的習慣，比如，記筆記、寫提綱，即席講話打腹稿等等，這些能力和習慣讓我終生受益，特別是當我走上講台當教師後，我的語言表達能力和班主任工作能力，讓我很快從同輩人中脫穎而出，我更加感謝母校那兩年對我的栽培。

高二下學期，有一天晚修時間，我看到一位女同學正在看一本前蘇聯小說《州委書記》，我就請她給我看一看。她馬上給我翻看了，並告訴我還有一本叫《葉爾紹夫兄弟》，都是她爸爸剛看完的。這兩本書當時是“內部讀物”，隻有廳級以上的幹部才有資格看，她爸爸是當時湖北省教育廳廳長。我看了這兩本書，才知道前蘇聯的相當一部分高級幹部已經腐化，因此，更加感覺到毛主席的英明偉大，更加覺得中國就是要大力“反修防修”。

也許是這兩本書應了中國一句古話：“千裏姻緣一線牽”吧。從那以後，我們倆經常在課餘時間“談話”，有時晚修時間還在一起複習功課。後來同學們紛紛議論，班主任也找我談話，要我注意影響，原來的老朋友們聽說後也善意勸告我。我們後來也確實非常注意影響，很少在學校公開接觸，等到了周末，我們就相約一起回我家，

那時，我們那棟老宅裏也有我的一間房，回家後，我們在房間自由自在談情說愛，充分享受初戀的甜蜜，當然也是我主動“強迫”她接受了初吻，有了第一次，以後回家進了我的房間，就迫不及待地吻個夠，然後再談其他。

初戀是甜蜜的，初吻是難忘的，接吻是非常親密而浪漫的，但也是非常理性的。盡管我們倆經常同處一室，也絕不越雷池一步！因為我們都有遠大的理想，“佟麗婭”要學醫，我要學工，憧憬讀大學的美好未來！

雖然我們李家花園裏已經沒有花了，但是，我們家所處的環境，正如經常到我家去玩的那些老朋友們所說，真是一個“世外桃源”。我們家三麵環“山”，東北方向那一麵“水”是一片藕塘，從那一片藕塘邊走上東麵的小山，山上一大片桃樹，每當桃花盛開時，遠遠看去，真是美極了。在桃花盛開，風和日麗之時，我們徜徉在桃樹林中流連忘返。

我的初戀是非常甜蜜幸福的，結果也是非常苦澀的。正如歌德在《少年維特之煩惱》中所說：“凡是讓人幸福的東西，往往又會成為他不幸的源泉。”休學期間讀歌德時，走馬觀花，親身經曆後才體會到歌德的偉大。

初戀是甜蜜的，幸福卻是短暫的，很快就高中畢業了。參加1965年高考，自信高考成績是不低的，但是，那個年代不公布高考成績，結果是“佟麗婭"被軍醫大錄取，我卻未被大學錄取，而被武漢市教育局直接錄用當中學語文教師，送到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培訓一年。

那一年，武漢市教育局從高考落榜生中，直接錄用了一二千人當中學教師。據說都是考試成績很好，但或自己或家庭有這樣或那樣的“政治問題”。我是什麽問題呢？在我退休之後的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裏，我終於看到了那份“政審”材料：

高考委員會人事組：

我校考生李培永的家庭成分問題，本人填的是中農，有時又填工人，外調材料又說是小土地出租。漢口考區對此提出過疑問。我們又到中南路派出所去進行過了解，據派出所同誌談，他家“至少是小土地出租，也可能是漏劃的地主”但因沒搞社教，成分無法肯定。究竟屬什麽成分，請你們根據檔案中的材料予以確定，不過，根據這一情況，我們認為錄取絕密專業是不適宜的。

 另外，他本人在高三下後半學期表現不夠好，要求自己不嚴格，接受同學意見不虛心，和一個女同學接近較多，影響不好，形成班上80%的同學對他有意見。這些缺點是原來評語中所沒有的，特另作補充。

      此致

敬禮

                                                                                  中共華師一附中總支

                                                                                     1965年7月23日

 上述“補充”材料落款還蓋有“中共華師一附中總支”的公章。當年，我的檔案中有這樣一份共產黨基層組織提供的材料，後果是可想而知的，沒有被大學錄取也是理所當然的。

而此前，班主任吳傳忠老師在《高中畢業生政治審查表》是這樣評價我的：

熱愛黨，熱愛毛主席，擁護三麵紅旗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能主動積極學習毛著，並能活學活用，解決了自己和別人的不少問題，是全校的學習毛著積極分子。階級觀點明確，有一定的認識問題的能力；態度明朗，在經濟困難時期表現好，思想進步品德好，曾幾次寫申請書要求入黨，多次被評為三好學生，還出席過市三好生代表大會。高三下被評為優秀團員。先後擔任過團支部宣委、班長、團支部書記等職務。在工作上一貫認真負責，熱情高，魄力大，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並且善於抓活思想，在群眾中有威信。敢於堅持原則，開展批評。尊師守紀，勞動一貫表現好。學習目的明確，態度端正，成績好，參加體育鍛煉積極。

缺點是：有時遇到問題還不夠冷靜，在生活紀律上嚴格要求不夠。

如果我的檔案中隻有這份《高中畢業生政治審查表》，憑我的高考成績，完全可以實現我的大學夢。但是，……

人生沒有“如果”啊！

1965年8月下旬，我的“佟麗婭”去軍醫大報到前，來我家告別，勸我還是留在武漢當老師，不要去新疆。讓我等她寒假回來再見，並說到學校安定好了之後，會給我寫信的。後來，她如約寫信報告了她的大學生活，第二封來信告訴我，她們馬上下連隊當兵，進行軍訓，不方便寫信，寒假回來再詳談。

放寒假回武漢第二天下午，她身著軍裝來我家，還送了一張穿軍裝照的相片給我。我們聊了一下午。媽媽為她做了一桌豐盛的晚餐。後來，她返校因學習任務很重，無暇寫信。我也深知無論是家庭，還是自己本人的條件，與我的“佟麗婭”“門不當戶不對”，不能幹擾她的學習生活，就沒有給她寫信了。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發，我們徹底失聯了。

1983年開始，我們65（2）班每年初三都回母校聚會，她從始至終，一次都沒有參加。她中學時代的“閨蜜”，據說也因為我的緣故。與她失聯了。

機緣巧合。從1982年開始，母校袁福老校長，指派我參加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文分編型實驗教材改革試教。湖北省教育學院副院長兼教研室主任彭慧敏，負責領導湖北省這項重大的教材改革實驗。而時任教育學院院長正是當年“佟麗婭”的父親。

1987年，全國實驗教材備課會在上海召開。我聽說“佟麗婭”轉業後，一家四口都在上海，很想借這次出差機會去看看老同學。於是請彭主任帶我去拜見院長，對他說：“我是您女兒的高中同班同學，聽說您的女兒一家都在上海，可以告訴我她的聯係方式嗎？”院長非常高興地寫下了兩個電話號碼：一個是她上海家的，一個是武漢家的。

1987年8月6日晚飯後，在上海，我打通了“佟麗婭”的電話。她告訴我怎麽去她家，大約個把小時之後，我們終於“二十年後再相會”了。

第一眼，互相看出了“都胖了”，但她說我胖得與學生時代成“兩個樣了”，還好，基本輪廓還是那樣。她的兩個兒子與我的兩個女兒年齡差不多，都讀中學了。她轉業到上海一個大學的醫院當醫生，先生也轉業到上海工作了，一家四口，其樂融融。我告訴她，我的老伴是她大妹讀初中時的同學，原來就住在他們家旁邊。我們一家四口現在住在母校原來的初中男生宿舍二樓。新的教工宿舍馬上建成，很快就可以分到兩室一廳的公寓房。談及同班同學，就我知道的，介紹了他們的近況。其中也談到一個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工作的同學，她不屑於談他。後來從其他同學那裏略知一二吧！總之，人不可太勢利。我們還是那個年代的習慣吧，關心他人勝過關心自己！長達兩個多小時的談話，都在談他人，很少談自己。但是我知道了，她不參加班級聚會，不完全是因為我的原因。雖然後來幾次聚會，我都電話聯係她，均被托詞婉拒，因為她實在不想再見那個老同學。後來也曾偶而通電話互致問候，待到進入微信時代，卻再次失聯了！但她是我人生最難忘的”佟麗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