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追尋（之四）——編書

生之追尋（之四）——編書

我在一般中學教書十幾年，隻敢想哪一天能讓自己寫的文章變成鉛字，公開發表。幾經奮鬥，終於發表了一篇。回到母校華中師大一附中以後，公開發表文章已然常態。但，從來沒有想過編書。

     （懷念恩師劉友三老先生）

（一）跟著劉友三老師，為華中師大出版社編寫了《初中語文基礎知識及運用》

1981年1月15 日，我曆經周折，終於正式調回母校——華中師大一附中工作。

袁校長決定，讓我跟著劉友三老師邊教邊學。袁校長親切地對我說說：“劉老師學養功底深厚，又有豐富的教學經驗，能說會寫。希望你好好跟班學習。我已經跟你們語文組長吳六林老師說好了，他會安排的。”

吳老師是我回母校試教一周的指導教師，他非常熱情地說：“非常歡迎你回來!你從初一開始教吧！給你一個班的課，還要跟著劉友三老師學習，我已經跟教導處協商好了，你的課與劉老師的課錯開排，先聽課，後上課。你必需聽劉老師的每一節課，並認真寫好聽課筆記。劉老師有時間就去聽你的課，你要虛心請劉老師評課，記錄每一次評課的內容。劉老師教的是實驗教材，經常要去參加湖北省實驗教材的工作會議。劉老師外出開會時，你要代劉老師去實驗班上課，所以，你還要與實驗班的班主任遊老師加強聯係，多了解學生的情況。先說這些吧！我帶你去劉老師的辦公室，與初一年級組的老師們見麵吧。”

走進初一年級語文備課組辦公室，吳老師對年長的劉老師說：“劉老，袁校長讓我帶李培永來拜師啦！他從今天開始就跟著你學習備課、上課。”劉老師笑著說：“謝謝校長和組長給我派一個年輕的助教來了！歡迎小李！他指著緊挨著他的一張辦公桌說，對麵就是你的位子，你旁邊的是小甘老師，她對麵的是詹老師。”

吳老師告訴我教二班的語文。劉老師當時教四班，該班使用中央教科所編的語文實驗教材，是湖北省和武漢市教研室的語文教改實驗班之一。領導還讓我與劉老師一起參加實驗，一起備課、跟班聽課，還跟著劉老師一起去參加省市教改實驗活動。

劉老師年過花甲，和顏悅色，滿臉微笑地說：“聽了你回母校試教的幾節課，感覺你蠻會上課，現在調回來了，非常好啊！”

劉老師老當益壯，花甲老人不僅積極參加語文教改實驗，還經常接待外校的老師來聽課，有時還要搞公開課。不管是去外麵上示範課，還是別人來聽我們的課，我們都要來真的，不要搞假的。他說：“一節課不見得能表現出一個老師的水平來，不求一日之功，不搞虛假之課。”他不僅教我怎麽教學，更是在教我如何做人。我牢記恩師的教導，不管有多少人來聽課，一直堅持來真的，永遠給學生最真實的，把他的這種“求真務實”的精神傳承下去。

跟著劉老師聽課學習如何上好語文課，不僅在課堂上學到了許多許多，諸如一節課如何講清要點、突出重點和突破難點等等基本要求，跟著他外出聽課，隨時都可以學到教科書上學不到的東西。還記得，有一次聽完課，回校途中，劉老師說：“一個語文教師，要有駕馭教材的本領，那些什麽‘教參’之類的東西，隻能作‘參考’，最根本的是要根據教材的具體內容，恰當的處理教材。講一篇課文要抓主要線索，好像殺豬一樣，要殺到腔裏去，東一刀，西一刀，豬亂叫，人累死，豬還殺不死。”

劉老師不僅教我怎麽上好課，還教我學習寫教育隨筆、教學論文。我在華中師大一附中工作期間，每一篇文章，都是他和陳治平老師精心指導、反複修改，並推薦到《語文教學與研究》、《中學語文》等刊物公開發表。比如，大型公開課後，陳老師給我寫的《課堂教學實錄》作過修改。劉老師對我寫的隨筆《教亦多術矣，運用在乎人》也作過修改。劉老師還讓我跟他一起，為華中師大出版社編寫了《初中語文基礎知識及運用》一書。這是我第一次參與編書，在劉老師的指導下，負責編寫“初中閱讀和寫作“部分。

（二）為武漢大學《寫作》雜誌編寫《語文題解》

1984年11月19日，武漢大學《寫作》編輯部付生文編輯來學校，與吳六林老師洽談編寫高考複習資料事宜。吳老師決定讓我負責。按付編輯的要求，要把高考語文備考複習的重點內容編成一本書，我建議按高考語文卷麵設計：基礎知識及應用、文言文閱讀、現代文閱讀、作文四大部分依序編寫。付編輯要求交稿時間定在12月12日。因時間緊任務重，我要求每千字稿酬略高於我們為湖北省教育出版社編的《語文備課手冊》。雙方都表示同意按對方的要求合作出書，沒有簽書麵協議。

12月12日，付編輯來校取走全部稿件。

1985年1月3日，付編輯送來10本《語文題解》樣書和稿酬。再三解釋，實在是因為時間緊，他們在審稿時修改、刪減，來不及與我們商量，如有問題，由他們負責。並告知，初版印了三萬，擬請我們協助發行。我告訴他，我校辦印刷廠如按22%提成，可以合作。

我負責編寫的文言文閱讀部分，完全遵照北京著名語文教師張必錕先生的教導。上世紀八十年代，張必錕先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閱讀》課本的特約編輯，負責初中《閱讀》的文言文單元和高中一年級的《文言讀本》的編輯工作。張必錕先生1983年在洛陽，人教社主持的第一次全國實驗教材工作會議上，張必錕先生講了《初中文言文誦讀教學》。張老師的報告生動地闡釋了文言文閱讀教學的理念和方法，學生必須掌握的閱讀方法。輔之以練習題，提高了學生閱讀文言文的能力。

現代文閱讀和作文部分，完全遵照章熊先生的有關論述編寫語文備考複習資料。章熊先生是著名語文特級教師、北大附中副校長、人教社初中《閱讀》特約編輯，1984年起連續二十年任全國高考語文命題組副組長。1983年在人教社洛陽會議上主講現代文閱讀《段的教學》，告訴執教老師，要指導學生掌握現代文閱讀方法，必須學會“篩選”法，提高閱讀效率和能力。

章先生1984年第一次參加全國高考語文命題工作，不僅對語文試卷的結構模式進行探索，而且推出“現代文閱讀”測試題。

（1984年8月，在章熊先生家客廳，聽章先生講高考命題故事。）

 他說： 1984年我接手高考命題，就推出了“現代文閱讀”欄目。一時全國嘩然，“超綱”的攻擊聲四起。 後來，章先生在一篇談高考命題“現代文閱讀”時，寫道：不過現在習慣了，而且較那時有所發展，從獲取信息性閱讀擴展到文學性閱讀（由於文學性閱讀的多解性，如何命題有些地方還要進一步研究）。

現代文閱讀包括文化著作（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文學作品鑒賞。按中學語文教學大綱和教育部每年頒布的語文考試大綱規定，主要考察中學生是否具備“初步文學鑒賞能力”，考察範圍的文學作品僅限於詩歌、散文、小說和戲劇等四種文學樣式。於是有關專家後來研究了考試方式：“文學作品定向鑒賞”。即在測試題的題幹中明確測試的方向是作品的形式，還是內容。

 全國高考語文試卷的卷麵結構模式，從1984年章先生接受命題工作至今未變，“現代文閱讀”一直是必考的一項。這也是章先生對語文教育教學的重大貢獻之一。

 臨分別時，章先生再三囑咐我，一定要再堅持三年完成高中實驗任務。還贈送一本他寫的《語言和思維的訓練》，一本他翻譯的美國中學教材《提高寫作技能》。

自從章熊先生負責高考語文命題工作以來，高考作文一直以提供材料寫作文的方式命題。我們編的訓練內容就是按章熊先生的要求設計訓練題。

後來據付生文編輯告訴我們，初版三萬冊在當年就銷售一空。

（三）為我的學生王江編作文集《少年改革者的大膽設想》

1984年7月28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聯播節目時間。播音員洪亮的聲音傳出了一則消息：湖北省華師一附中初二(2)班學生王江的一篇課外練筆文《假如我是武漢市的市長》，受到武漢市市長吳官正同誌的熱情讚揚……。

一個少年改革者以其新穎的命題，樸實的文字，大膽的設想，“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小市長”王江誕生在改革熱潮之中。

1984年6月4日是周一，我在瀏覽學生的課外練筆時，看到王江同學寫的《假如我是武漢市的市長》，感覺她寫得非常好。文中的所見所聞，都是她的親身經曆。她不僅敏於觀察，更善於思考。將所見所聞與改革聯係起來，信筆寫成這篇課外練筆文。
 我看完後，也不由“萌發了一個大膽的設想”，請她抄寫兩份，一份寄給吳官正市長，一份寄給《長江日報》。
 期末師生都忙，直到6月8日，我才有時間坐下來再讀她的這篇練筆文，幫她寄稿時，附了一封給吳市長的短信：
吳官正同誌：

 您好!
向您推薦一篇學生的課外練筆文章，這不是命題作文，從題目到內容都由學生自擬自找。當我這個語文老師讀完這篇文章時，也“不由萌發了一個大膽的設想”，請市長來批改一下，可能更合適一些吧!
市長工作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不過．在公事之餘花幾分鍾時間了解一下當代中學生的思想、誌向，我想可能還是辦得到的。

 孩子們的文章稚氣十足，但二十年後的市長不就從他們之中產生麽?請現任市長對二十年後的接班人說幾句知心話也不失為一種教育方法。如果您確實無暇及此，也就不難為您了。
       祝
工作順利   
                                                             學生王江的老師
                                                            1984年6月8日

吳官正市長看了王江寫的課外練筆文《假如我是武漢市的市長》後，作了如下批示：
王江和王江的老師：
   “我認真地拜讀了你們的文章和來信，深受感動，小王的思想和誌氣都值得我們學習。我為小王這樣的好學生而高興，為能培養出小王這樣好學生的老師而自豪。
 小王的意見也很好，我們將在工作中努力去辦。
                                                                      吳官正     7月7日”

7月25日《武漢青年報》首先以頭版頭條，刊載了王江的課外練筆文和吳官正市長的複信，接著《長江日報》、《文匯報》》、《羊城晚報》相繼摘要轉載了這個消息。

9月8日，北京《中學生》雜誌社記者劉謙，專程赴漢，采訪王江和她的老師、父母、同學。回京後寫成報告文學《小市長王江》，公開發表在《中學生》雜誌上。

9月9日，江蘇教育出版社致函學校領導，商量調看王江的作文。率先來聯係出版該生的作文集。當我把這個信息告訴湖北省教育出版社黃榕時，她表示“肥水不流外人田”，請我抓緊時間趕快編寫，他們負責出版。並通過我，請人教社《課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長張定遠先生給這本書寫了“序言”。
10月初，一直在我們班課外輔導學生寫作的武漢著名青年作家董宏猷，應上海《少年文藝》之邀，很快完成報告文學《王江旋風》，公開發表。
10月20日，我在湖北省教育出版社與黃榕編輯，洽談出版《課外練筆》一書，她擬定為86年出版計劃；還想我們語文組再編一本指導學生提高現代文閱讀能力的書稿。她表示前段我們合作愉快，希望繼續合作，爭取86年出這兩本書。後來談到出版王江個人的作文集，她說：“隻要你們能包銷三萬本，就可以馬上出版。你們何必舍近求遠去找江蘇教育出版社呢？”
我回學校向李水生校長匯報後，他非常興奮地說：“這是好事啊，就是賠本我們也要搞出來！你馬上打電話告訴黃榕。”
10月22日，教育出版社黃榕來學校，洽談出版王江作文集事宜，初步擬定書稿編輯提綱。
10月31日，我去出版社與黃蓉談妥了出版事宜，她要求三天後交初稿。
11月3日，她派編輯小徐來學校取走初稿。並決定派編輯小徐和小馮跟我一起，去桂林參加全國語文教改盛會，並麵請張定遠先生為王江的作文集寫《序言》。
 王江的《假如我是武漢市的市長》全文如下：   
 目前，全國上下邁上了改革的征途，武漢這座全國的中心城市更應該走在改革的前列。而中央領導同誌在視察武漢時，指出武漢市改革的步伐還邁得不快，改革還沒有取得大的成就。的確，縱觀武漢市確實還存在著不少問題，聞名全國的睛川大廈到如今還未投入使用。一所小學在原教學樓上加蓋一層樓，整整加了一年多時間，直到現在，學生們每天還隻能上半天學，這樣怎麽能提高教學質量呢?全國著名的風景區——東湖的湖麵上浮現的渣滓已是屢見不鮮。難怪有些到武漢來的外地同誌說：“武漢太差了，文藝、體育上不去，市容又髒!”看著、聽著這一切，對於一個生在武漢、長在武漢的中學生來說，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心中不由萌發了一個大膽的設想，假如我是武漢市的市長，我要為武漢人民做些什麽呢?
 假如我是武漢市的市長，首先就要讓武漢市的市容大變樣。目前武漢市的每條街道上都有樹木，但還要建一些像大東門飯店旁邊那樣的花壇和一些街心花壇。從幼兒園和小學的小朋友開始進行公共衛生教育，讓他們去宣傳講衛生的好處，去監督大人們，做到人人講衛生。另外，許多街道旁邊的果皮箱和痰盂太髒，應和環衛部門商量派專人清理。還要組織一些退休的老工人、幹部，組成清潔衛生檢查隊，到工廠、學校、商店、街道檢查衛生，並把每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作為全市衛生突擊日，人人動手打掃衛生，使大家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共同把我市建設得更美麗。
 經濟是一個城市的命脈，目前武漢市經濟戰線上還存在著不少問題，虧損在萬元以上的廠家還不少。如果我是市長，我就親自到這些工廠去改組原領導班子，動員一些有知識、有能力的技術人員自薦，然後由全廠工人民主選舉廠長，並和這些廠長簽定合同，讓他們在限期內改變全廠的麵貌。
 建築業的問題是很嚴重的，主要表現在工作效率極低，辦事拖拖遝遝，幾年才能完成一項工程，而深圳卻能在短短的三個月內建起十幾層樓高的大廈。應該打破武漢市建築行業的“大鍋飯”，組織郊縣的剩餘勞力進城，發揮他們的才幹，與他們簽定合同，竣工後按質量標準驗收。讓他們與市內一些建築單位競爭，使之在競爭中求生存。
 改革高等學校的辦學製度也是一個勢在必行的問題，我認為武汊市要學深圳的辦學經驗，改助學金為獎學金，實行勤工儉學製，讓學生走向社會，到社會這個大學校裏學習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
 總之，假如我是武漢市的市長，我要讓武漢大變樣，讓武漢人民生活得更美好。

（我與張定遠先生1984年11月在桂林合影）

張定遠和章 熊先生為《少年改革者的大膽設想》寫的《序言》：

《少年改革者的大膽設想》這本書給人們帶來了一股新鮮的氣息。為一個初中二年級的學生出書，這在過去是很難想象的；《假如我是武漢市市長》這樣的作文題目，在過去也是很難想象的。

為什麽不能給一個娃娃出書呢？除了內容比較幼稚以外，大約還因為沒有把握——誰也無法保證這孩子的未來。

至於《假如我是武漢市市長》這個題目，恐怕有些人也會斥為“狂妄”。然而，作為一種時代的記錄（盡管隻是一個小小的側麵），它自有其存在的價值。這是因為，王江同學這一行動本身記錄著我們時代的脈搏，記錄了“改革”潮流的衝擊在小小心靈中所引起的巨大回響。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佩服編者和出版者的膽識。由此我們也有這樣一個祝願，希望青少年同學們從這本書中受到啟迪，要象王江那樣，立誌當一個三好學生，做改革的小闖將，把自己培養成為祖國四化建設的後備軍。

作為語文教學工作者，這本書對我們還有珍貴的資料價值。這是目前不易多得的原始資料，是值得心理學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語文老師分析研究的。從這些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青少年思想、思維、語言的發展，以及三者之間的辯證關係，從中得到啟發。

本書除入王江同學的《假如我是武漢市市長》一文外，還收了她的日記選、書信選和其他一些習作。這些習作內容充實，樸素清新，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時代氣息，決無學生八股腔調。它們象春天五彩繽紛的花朵一樣，令人喜愛。這樣的習作，對同齡青少年來說也同樣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同學們可以從中學到很多有用的東西。

對於我們從事編寫試驗教材的人來說，這本小書還帶給我們一種溫馨的感覺。王江同學和她的夥伴們使用的語文教材，是我們編寫組編寫的，書中還收入一封寫給我們的信。這封信給我們以鼓勵，更給我們以壓力，促使我們正視自己的不足，認真修訂好這套課本。

（四）為湖北省教育出版社編寫《備課手冊》和《練習冊》

1985年，應湖北省教育出版社的邀請，語文組決定為該社編寫中學六年各年級的語文《備課手冊》和《練習冊》。我被分在高一年級組，特級教師陳治平負責審稿。

（五）1986年9月22日到10月23日，應人民教育出版社邀請，赴京參加該社分編型教材初中《作文·漢語》的修訂工作一個月。

24日晚飯後，我在大院散步時遇到了國正先生，急忙上前握手問好。先生笑眯眯親切地說：“住在這裏還習慣吧？等我開完會回來，我們再好好談談啊!”要分手時，先生又說：“剛看到第九期《人民教育》上你的那篇文章，寫的不錯，以後還要多寫啊！” 他鼓勵我要一篇接一篇地寫，並囑咐我，寫好後給他看看。我感謝先生對我的關懷。他希望我苦攻十年，爭取有所造就。

（左起朱泳燚、張必錕、王連雲、李培永，1986年10月在人教社合影。）

29日上午，國正先生來參加了修訂工作會議。他說：“我們人教社的這一套初中實驗教材，第一輪全國大規模實驗已經結束了，實踐證明了這套教材的可行性，編輯體例的科學性，為了把這套教材編得更好，以便明年在全國正式開始使用，我們決定進行修改。現成體例基本不變，主要根據執教老師和實驗班學生的意見，對有些單元的內容、例文、單元練習題等進行修改。修訂後《作文·漢語》，擬定名為《寫作》。為把這項工作做得更好，我們人教社建國以來，第一次聘請第一線的老師來參加修改，就是今天在坐的，北京的張必錕老師、江蘇的朱泳燚老師和湖北的李培永老師。他們也都是我們的老朋友了，一個月時間確實有點緊，希望大家抓緊時間共同努力完成任務。”

國正先生聽取了修改工作進度匯報後，請張厚感副主任、王連雲責任編輯，一定要安排好三位老師國慶節期間的娛樂活動和生活。

一個月時間，張必錕、朱泳燚和我住在人教社招待所，每天在王連雲老師的領導下，學習如何修改教材。

 

“三人行，必有我師”，張老師是年近六十的著名語文教師；朱泳燚是年近五十的江蘇著名特級教師；他們兩人不僅會教書，而且著書立說，自成一家之言。有緣與他們相聚在人教社修訂教材一個月，朝夕相處，受益終生啊！

 我首先學會的是寫字，一筆不苟地在稿紙上寫字。人教社提供的專用稿紙，比一般的稿紙要大一倍，紙質特別適合鋼筆書寫，而且“天寬地闊”，尤其方便審稿人修改稿件。

 “處處留心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古人之言不餘欺也！

 張必錕先生當時就住在我隔壁房間，我與先生相鄰而居，隨時去向先生請教。不僅聽他說怎麽修改、怎麽寫稿，而且看他怎麽做。隻見他一筆不苟寫在稿紙上的文字，橫豎撇捺，筆筆到位，蒼勁有力。在人教社招待所房間，張老師的言傳身教，給我上了認真寫字的第一課。

 那一個月時間，我與必錕先生如影隨形，開飯時間，我們走在去食堂的路上，遇到的每一位編輯，都跟他打招呼，然後，他就告訴我，那位是誰誰誰。有一次，他指著前麵不遠處踽踽獨行的老人，告訴我，他就是《青春之歌》中的餘永澤，中學語文編輯室著名的編審張中行老先生。

 有時下午工作到四點鍾左右，我和朱老師就陪先生去外麵走走，邊走邊聊，聽他講人教社大院的文人軼事。有幾次，我們走出大門，右拐到旁邊的景山公園散步。

（我與張必錕先生在景山公園合影）

在上景山的路邊，先生指著一棵樹說，人們都說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就是在那棵樹上吊死的。崇禎吊死在景山公園是史實，現在的公園曾經是他的皇家後花園。但在哪棵樹上吊死的，就難說了。再說，現在也沒有必要去考證了。先生知識豐富，且對民間傳說有自己獨立思考的看法，不是人雲亦雲。

 我慶幸自己在學語文教語文的人生路上，遇到必錕先生這樣德高望重學養深厚的良師益友！

 必琨先生熱愛教育事業，一生從事中學語文教學工作，成績斐然。他去年在人教社出版的《我教語文》，集中展現了他的語文教學理念和造詣。他倡導並力推的文言文誦讀教學法，已為廣大語文教師所接受且踐行，更為學生喜愛而受用。

必琨先生一生教語文，永遠都是我的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