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農墾中學十年(2420)到省考試局開會，結識了李副局長

我的農墾中學十年(2420)到省考試局開會，結識了李副局長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海南省考試局李大維副局長分管高考閱卷、招生錄取等工作。

我當時被賴瑞光校長任命為農墾中學教導主任，陳良興副主任負責年級組管理和學生思想政治工作；陳漢章副主任負責教研組管理和高三年級備考複習及高考招生錄取工作。陳漢章副主任的大哥時任省考試局副局長，每到高考期間，一般都是陳漢章去參加考試局召開的會議。有一次他因事不能分身，我去參加省考試局會議時，主持會議的李副局長點名農墾中學陳漢章時，我舉手表示來了。

 散會後，李副局長讓我留下來，詢問緣由。

 我向他解釋之後，他就問我是什麽時候，從哪裏來的？那個年代，在海南，人們隻看一眼對方，不用問，就知道他是本地人還是“大陸人”。

真誠、坦率、無拘無束的交談，不僅僅讓我們互相了解了對方，相見恨晚；而且在後來他分管的工作中，經常找我去協助他。

 特別是1993年農墾中學高考升學率一舉奪得海南省第二名，直逼雄踞海南省第一的海南中學，被時任教育廳謝峰副廳長逢會必講農墾中學“低分進高分出”的經驗值得推廣之後，李副局長更是重視農墾中學的高三年級的工作。他特別讚賞1994年由海南中學教導主任吳蔭華發起的，邀請農墾中學、華僑中學高三年級參加的校際聯合集體備課活動。

 當吳蔭華主任剛提出這個建議時，我真是思緒萬千啊！

還記得，1990年，我剛調到農墾中學不久，賴校長第一次帶我去海南中學，參觀他們的校園、校容、校貌，較之農墾中學，更規範、整潔、漂亮，與省一流重點中學名實相副。賴校長還特地帶我去拜訪一位海南籍的副校長，據說他的夫人是武漢人。在客廳坐下後，賴校長介紹我說：“李培永是我們剛剛從華中師大一附中引進的武漢人，……”

 那位副校長打斷賴校長的話，對我說:“武漢華師一附中那麽好，你調到農墾中學來幹嘛？”

 話不投機半句多。賴校長哈哈一笑，寒暄兩句，我們就道別回來了。

吳蔭華主任與我是在海南評選首批特級教師時相識，評上特級教師後，我們都被聘為海南省高級職稱評委會委員，經常一起開會而相知相熟，於是有了“三校高三聯合集體備課”製度和活動，開啟了海南省重點中學校際教師集體備課之先河，大家聚在一起，集思廣益，共同研究高中畢業班的教育教學、定期診斷高考複習備考的“疑難雜症”、切磋應對教育教學及高考改革的方式方法。

 在考試局李副局長和省教研室田厚謙主任的大力支持下，三校教導主任吳蔭華、李培永、張新州開會製定了“三校高三集體備課製度”：

       一、高三上學期開學前一周的周一下午兩點到六點，三校全體高三老師到海南中學小會議室集中，海南中學吳蔭華主任宣布上學期集體備課的任務和要求；布置第一次集體備課兩周的計劃，要求各學科落實到每一節課。每一次各學科集體備課必須有中心發言人，第一次各學科的發言人請海南中學的老師擔任。主講該學科兩周的教學要點、重點和難點，並確定研究課的時間和班級，屆時三校該學科老師都來聽課評課。

        二、每兩周舉行一次三校集體備課，每次安排在周一下午，四個小時時間，分學科備課、上研究課、評課。依序為海南中學、農墾中學和華僑中學，教導主任領隊，高三年級主任負責組織工作，各學科備課組長負責備課工作。

        三、三校負責總務工作的副校長和總務主任切實做好後勤保障，保證安排好備課地點及茶水；在學校食堂安排好老師們的工作晚餐。

 吳主任創建並實踐了兩三年的校際集體備課製度，毋庸諱言，對那幾年三校的高三年級複習備考的積極作用和有目共睹的效果。也難以言明其無疾而終的複雜原因。

 1994年高考結束後，李大維負責領導高考閱卷工作，通知我與吳蔭華去海南師範學院高考閱卷點負責作文組的閱卷工作。

 我們第一次在高考作文閱卷作文組合作，吳主任說：“你坐鎮辦公室，負責全麵工作。我懂海南話，負責巡視各小組閱卷動態，每天上、下午最後半小時時間碰頭，研究閱卷進度和閱卷質量。”

 我建議，“我們兩個人和各小組負責人，是不是要加強複查工作的重點，各小組組長複查重點，放在第一次參加作文閱卷的老師的試卷上。如發現三次不能按作文評分標準給分，小組長要及時向我們反映，迅速采取措施。我們兩人的複查重點放在特高分段和特低分段，如不符合評分標準要及時糾正。按照李副局長的要求，凡是發現問題需要改分，必須在組長或副組長的監督下，誰評分的，誰負責改分，並在改動處簽名。然後，我和吳主任誰在場誰簽名，必須在改分老師的簽名下麵簽名。”

 第四天上午，吳主任巡視時，發現一對搭檔為一份試卷的作文評分各執一詞，互不相讓。請他們到辦公室來談談具體情況。

 這一對搭檔，一個是中年教師，一個自報是海南師院碩士研究生。中年教師認為研究生給那篇作文評分太低了，請研究生考慮是不是再看看，可否提高一兩個檔次給分。研究生認為沒有必要了，說這個學生的作文就不能叫作文，給他最低檔次的分數都高了，拒絕改分。中年教師就拒絕簽名。

 吳主任同意中年教師的意見，那位研究生說了一句：“怎麽都是這種水平？”不辭而別。他站在辦公室門口那裏，回頭說：“沒有什麽好說的了，你們看著辦吧！”

 吳主任忍不住對我說了一句：“我們這種水平，當他的導師都綽綽有餘，你說，我們兩人是不是有帶研究生的資格？不就是一個碩士嗎？”

怎麽辦？我和吳主任商量後，請示李副局長，把他調去改閱讀題吧。經李副局長批準同意，我去通知那位碩士，又沒有想到，他再次不辭而別，幹脆不參加高考閱卷了。

  我和吳主任都認為，這不僅僅是他的個性問題，哪個人沒有一點個性？從他所受教育的程度來看，應該說是我們基礎教育的失敗，是從小沒有重視對孩子們的“規則意識”的教育醸成的結果。在社會中，與人交往基本禮節古已有之；在工作中，必須尊重他人的意見或建議，必須遵守公共規則等等。

 作文閱卷少了一位“研究生”，絲毫不影響我們閱卷的進度和質量。

 李大維副局長對我們作文組的閱卷工作非常滿意。

 李副局長無論負責什麽工作，都非常認真負責，始終堅守在第一線，高考閱卷十幾天，他總是第一個到現場，最後一個離場。不論現場發生什麽情況或問題，第一時間都可以看到他，而且可以得到他的明確答複。真是一位勇於擔責、敢於拍板的從京城教育部來的內行領導。

 李副局長還是一位重感情、樂於助人的好領導。

 1993年海南省高考錄取場設在儋州市農墾藍洋農場賓館，照慣例農墾中學陳漢章副主任常駐藍洋農場招待所，負責及時處理學生錄取時遇到的問題。我的小女兒正是這一屆參加高考，我也去藍洋農場招待所等待錄取喜訊。

 第一誌願錄取即將結束時，我接到高中學友、美籍華人胡慧從美國打來的電話問，問我女兒高考成績及報考誌願。我高興地告訴她：“考得很好，據可靠信息，第一誌願錄取上海外國語大學沒有問題！”

  沒有想到，胡慧一句話讓我不知所措，她說：“學四年英語畢業後，來美國幹嘛呢？英語隻是一個語言工具呀！一定要報考一個專業，比如國際貿易呀，將來來美國才有事可做啊！”她言之有理，言之鑿鑿。謝過之後，立即打電話回家，與老伴、女兒商量，我們一致認為，胡慧的越洋電話來得太及時了，就按她說的意見辦。我們主動放棄第一誌願，爭取第二誌願到東北財大去讀國際貿易專業。幸好女兒第二誌願表中第一誌願報考的就是東北財大。

 當晚找到李副局長詢問錄取工作進展情況，向他說明我女兒的想法，請他幫忙。他考慮了一會兒，立即電話通知錄取組，將我女兒的檔案從上海外國語大學拿出來，先放到第二誌願錄取檔中，等他回去處理。他對我說：“你再晚一步就麻煩了！怎麽到這個時候想起來換專業呢？”

 他聽我說完老同學的建議後，不由得稱讚起來，“還是在國外生活的同學眼界不一般啊！”

在李副局長的大力幫助下，我的小女兒如願被東北財大錄取，四年之後，又在北京一位朋友的幫助之下，如願赴美留學，開啟了她幸福的人生！

真是難以想象，當年如果沒有熱心助人的李大維副局長在女兒人生關鍵時刻助力一推，女兒的人生軌跡難得如此圓滿！

永遠難忘李大維副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