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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農墾中學十年(2411)當評委

(2024-09-14 04:09:20) 下一個

我的農墾中學十年(2411)當評委

我被評上特級教師以後不久,接到海南省人力資源廳職稱處的公函,聘我任海南省中學高級職稱評委會的評委。該評委會負責評審全省各市縣和農墾總局報省廳審批的高級教師資格。

我自參加工作以來,一直是站在三尺講台上給學生上課,當班主任也隻是領導那些學生,後來當教導主任管的也隻是教學工作,從來沒有接觸過人事方麵的工作。剛去評委會時,誠惶誠恐,甚怕因為自己不熟悉人事業務而導致的失誤,造成對參評教師的傷害。因此,我對每一位老師送來的材料,都要認真讀幾遍,對照政策條文,逐條推敲後,才敢下筆書寫審批結論。

當年省廳職稱處處長每次評審都坐鎮現場,反複強調一定要對每一位申報的老師負責,對符合條件的申報老師,結論必須明確具體。對不符合條件的申報老師要特別慎重,必須說明具體原因。如果是有些材料缺漏,比如缺少論文,請你們立即報告,我們要馬上打電話給那個老師所在市縣教育局查詢,是不是送漏了。總之,必須對每一位申報老師負責,工作要細致,寫審批結論一定要慎之又慎!

再說評委會審批的工作程序也是非常嚴格認真的。首先由職稱處的工作人員匯總各市縣的申報人數,然後根據這次報到的評委人數,隨機平均分配給各評委若幹袋申報檔案材料。評委會確定兩個評委為一個小組,每人主審分給自己的若幹袋材料後簽主審人姓名,然後給同一小組的另外一位評委複審,複審如同意主審的結論則簽名,如有不同意見,兩人必須討論研究,或達成一致,或各持己見。如各持己見就提交全體評委討論後舉手表決,超過半數則通過。

當評委評審別人,不由得想起自己當年被別人評的時候。此時,尤其需要換位思考。

我雖然到海南時間不長,由於工作需要,也經常到下麵農場去聽課評課,或上公開課,親眼目睹那些常年工作在農場的老師們,艱苦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深感他們能幾十年如一日堅守在那裏之不易。因此,我隻要看到來自農場或農村中學老師的材料,審閱後,沒有原則問題,一般都是簽名同意。也曾幾次與有的評委發生過爭執,比如有評委在申報人“自述”材料中發現幾個錯別字,便大發感慨,這麽簡單的幾個字都寫錯了,怎麽當語文高級教師?我認為,人無完人,誰能不出點小差錯?語文老師也不能保證自己就不寫幾個錯別字,不能因為寫了幾個錯別字就全盤否定一個人。特別是那些在邊遠地區的老師,年過半百,好不容易能有這樣的機會參評,即使通過了,評上高級教師了,也許他所在的地區財政,一時還不能兌現他們的職稱工資。僅僅隻是滿足了他們的心理需求,我們何必去傷害他們善良的心願呢?

我當評委多次,每次都是這樣一種心態,所以,經我評審的申報老師的資格一般都通過了,因此也被有的評委稱為“老好人”。為了那些長期堅守在邊遠農村的好人心想事成,我願做不為他們所知的老好人!

還有一次評審時的故事值得說一說。

海南省當時的民辦學校規模比較大的、知名度比較高的有好幾所。那幾個學校不僅吸引了全國許多優秀教師來學校任教,還有一些剛畢業的大學生也去那幾個學校工作。省有關部門出台了一項政策,民辦學校符合職稱評審條件的老師可以申報,直接報送省人力資源廳職稱處交評委會評審。如果審批通過,其職稱予以認可並頒發證書。但是,其與職稱相應的工資待遇,則由申報單位負責調整。這本是一件好事,隻要符合條件,我們當然會通過。可是,有一次一個民辦學校的總經理在評審工作開始後來找我,希望我能幫她們學校一位老師補報高級職稱並予以評審。我看了那個老師的申報材料,確實各方麵都很優秀,就是缺一篇省級學術刊物的論文。但是,一個學術刊物編輯部給該教師的證明,明確即將在該刊物上公開發表她的論文,並附了那篇論文的清樣。學校又在該清樣上麵蓋章證明“情況屬實”。老總親自到評委會來懇求。我被老總這樣愛才、惜才的精神所感動,於是對她說,你這是做好事,我請示一下職稱處長試試吧!

我把上述情況向處長匯報了,他認真看完了材料後說,我同意他們補報,就請你幫忙審閱後簽署結論,然後交評委會討論,舉手表決。沒有料到,在評委會討論時,個別評委表示堅決反對。他的理由是,高級教師在省級學術刊物上公開發表論文是評審資格的硬件,誰知道她的證明材料是真還是假。民辦學校老總都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弄到學校來,誰知道他們是不是親戚關係?我當時就反駁他,你說的第一個問題確實是一個關鍵問題,有關證明的真假我不敢妄下結論,但是,那位老師的論文是有一定水平的,這不是假的。第二個問題與本次評審沒有關係,我不想浪費大家的時間來討論。但是我要強調一點,這位老師人到中年,遠離故鄉來海南支援特區的教育事業,無論是她的工作態度,還是她的專業水平,都是優秀的。老總親自為她的職稱問題到處求人,為什麽?如果評審通過了,老總每個月還要多拿錢出來。老總都能為我們的優秀教師著想,我們這些當老師的為什麽不能多為她考慮一下呢?我同意她評為高級教師。請在座的評委動動惻隱之心,給她一票吧!

舉手表決結果,大大超過半數。

我在會上為這位素不相識的老師力爭,就想到當年華中師大鄧宗琦副校長也一定是這樣,為了一位有誌於教育改革事業的年青人敢於破格!

【附錄】深切懷念敬愛的鄧校長

2021年3月14日,華中師大一附中汪學年老師在微信中告訴我,華中師大鄧宗琦副校長已於昨天離我們而去!他當年為我們華師一附中的老師評職稱,盡心盡責盡力,我們永遠懷念他!

驚悉噩耗,不勝悲痛!

我永遠不會忘記鄧校長在職評期間對我的關心。

1987年9月17日,星期四下午,政治學習時間,李水生校長宣布華師一附中開始評職稱。學校成立了職評領導小組,李校長任組長,組員包括各教研組組長。華中師範大學鄧副校長負責分管兩個附中的職稱評定工作。

鄧副校長親自到華師一附中傳達了中央文件,宣講了這次評定職稱的有關細則及具體實施辦法,最後還特別強調了破格評定高級教師的相關政策及華師大領導的意見。他說,華師一附中教育教學教研成果顯著,在全省、全國都有很大的影響,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教師,可以而且必須破格評為高級教師。

眾所周知,當年開始的評職稱工作,是”文革“結束後的第一次,多年積累的許多具有大學本科學曆的教師,一直沒有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因此,就有一種“還債”的說法,就是說這次評職稱,凡是文革前畢業的大學生,原則上都要評為高級教師。這對於一般中學也許問題不大,但是,像華師一附中這樣的省重點中學,幾乎全都是文革前後大學本科畢業的,而高級教師的指標是有明確比例的。一句話,僧多粥少,人人都想趕頭班車,都擔心下一班車不知何時發車。可以想見,當時競爭之激烈。所以,像我這樣隻有高中文憑的,雖然奢望能破格,但是感覺希望渺茫。因為那一點點高級教師指標,分給有本科文憑的都遠遠不夠,而在母校,我和我的高中同班同學遊麗昭還沒有本科學曆。

然而,人嘛,總想往高處走。既然有破格的政策,當然想爭取一下。而且,我的教學成果,自以為也還符合破格政策,於是,填了高級職稱申請表,交給職評領導小組。

1982年,我開始執教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實驗教材實驗班,全班學生50人,達到武漢市重點中學錄取分數線的隻有32人,三年實驗結束,有37人考取了華中師大一附中的高中,校長、家長和學生都高興。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我們的實驗成果,受到湖北省教研室和人教社的高度重視。其直接原因是學生在6月28日中考結束後,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由湖北省教研室組織他們,參加1985年全國高等學校統一招生考試語文單科測試,與當年高考學生同時考試,試卷交華中師範大學高考閱卷教師評改。考試結果為人平61分,比當年湖北省高考考生人平59.46分高1.54分。

1985年高考語文命題組副組長章熊先生,看了我們的對比分析報告後,在《語文教學與研究》上發表文章說:

“我和一些同誌都有這樣的看法:語文高考不需要特別複習,尤其不要搞題海戰術;考生上埸,憑的應該是平時培養起來的基本能力。李培永同誌的學生臨場表現,證實了我們的想法。這批孩子具有一定的應變能力,應該說,它是李培永同誌訓練的成果。”

1986年,人教社邀請我去該社參加修訂實驗教材《作文·漢語》(修訂後定名《寫作》)第一冊。這也是該社建國以來,第一次邀請中學老師參加教材修訂工作,全國邀請了三位中學老師:北京的張必錕、江蘇的朱泳燚、湖北的李培永。

再說遊麗昭,1981年,她執教的是,教育部普教司浦處長和中國數學所直接領導的,“項武義數學實驗教材”試驗班。六年後,試驗班高考平均總分湖北省第一,數學單科有八個滿分120分的,九個119分,實驗班有三個學生15歲考取了少年班,初三時一個學生獲全省數學競賽第一名,多個學生參加全國數學競賽獲獎,這樣的成績在全國實驗班也是數一數二的。因此,在1987年7月被教育部評為全國數學實驗一等獎。

評職稱工作逐步展開以後,我們兩個也成了學校議論的焦點。當一次又一次破格無望時,還真的感覺像朋友們說的那樣,“他們兩個就是華師一附中的‘兩碟菜’,客人來了就端出來,客人走了就放到冰箱冰起來。”朋友說的“客人”,就是全國各地來聽課的老師。

我和遊麗昭聽說,華師大職評委員會給我們兩個的破格指標被挪用了。傳說不可盡信,但又不能不信,據說,學校已經確定的“高級”名單中沒有我們兩個。為此,我們去找鄧校長了。

鄧校長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他說:“我非常了解你們兩個老師的情況。我一輩子都在搞數學,因此,我知道遊老師用項武義的數學實驗教材,取得的成果非常了不起。你是符合破格條件的!李老師的語文教改實驗成果顯著,是人教社和湖北省教研室充分肯定了的,你還應邀參加了人教社實驗教材的修訂工作,就憑你在人教社的這一本教材,在我們大學就可以評為副教授了。我們大學都沒有幾個人能在人教社出書啊!你們兩個放心吧!給你們兩個的破格指標是帶帽下達的,李校長不會也不能挪作他用的。”

我們感謝鄧校長與我們推心置腹的談話,解除了我們的思想負擔。當看到學校最後公布的高級教師名單中有我們的名字時,雖然高興,但是也有些許遺憾!如果沒有鄧校長深入了解實際情況,嚴格執行政策,那將是一個什麽樣的結果呢?

敬愛的鄧校長,您沒有走,您永遠活在我心中!真的!我永遠記得您!

1991年教師節,我被評為海南省首批語文特級教師。隨後,被聘為海南省中學高級教師職稱評審委員會評委。我參與每一次“職評”工作時,心中就默念,一定要像鄧校長那樣,對每一位申報的老師高度負責,讓每一位符合條件的老師都能如願以償。

我記得,海南省當時出台了一項政策,民辦學校符合職稱評審條件的老師可以申報,直接報送省人力資源廳職稱處交評委會評審。如果審批通過,其職稱予以認可並頒發證書。但是,其與職稱相應的工資待遇,則由申報單位負責調整。

有一次一個民辦學校的總經理在評審工作開始後來找我,希望我幫她們學校一位老師補報高級職稱並予以評審。我看了那個老師的申報材料,確實各方麵都很優秀,就是缺一篇省級學術刊物的論文。但是,一個學術刊物編輯部給該教師證明,明確即將在該刊物上公開發表她的論文,並附了那篇論文的清樣。學校又在上麵蓋章證明“情況屬實”,老總親自到評委會來懇求。我被老總這樣愛才、惜才的精神所感動,於是,對她說,你這是做好事,我請示一下職稱處長試試吧!

我把上述情況向處長匯報了,他認真看完了材料後說,我同意他們補報,就請你幫忙審閱後簽署結論,然後交評委會討論,舉手表決結果,大大超過半數。

我在會上為這位素不相識的老師力爭時,就想到當年華中師大鄧校長也一定是這樣,為了我這位有誌於教育改革事業的年青人敢於破格!

最敬愛的鄧校長,您走好,我們永遠懷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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