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年語文教改（2438）李校長欣然同意我赴京修訂教材

我的十年語文教改（2438）李校長欣然同意我赴京修訂教材

（1984年上任的華中師大一附中校長李水生 ）

1986年8月9日，上午回到學校，下午就去向李水生校長匯報人教社太原會議的情況，特別匯報了人教社副總編劉國正先生與《作文·漢語》責任編輯王連雲老師商定，擬調我去北京參加人教社寫作教材的修訂工作。 大約需要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希望李校長大力支持。如果校長同意的話，人教社將發公函給學校，等公函到後，即去人教社報到。

李校長欣然同意，我立即發電報給王連雲老師。

李校長囑咐我在赴京之前，不要聲張，紮紮實實做好手頭上的工作。赴京那一個月的教學工作，他請教研組長吳六林老師去安排，班主任工作就讓教導處安排。讓我放心去北京好好完成人教社修訂教材的任務。

李校長接著說：“你今天剛剛從太原回來，先休息好。明天下午，你來我這裏，請你幫我修改下學期的工作計劃。”

還記得，李校長上任不久後的1985年2月25日，全校教職工大會。李校長作報告，談本學期工作計劃及教改要求。他繼承袁福老校長的優良傳統，事前，召開部分教師座談會，就他的工作報告初稿進行議論，各抒己見。他認真聽取各方麵的意見和建議，采納正確意見和合理建議，形成正式報告文本，提交全校教職工討論。那次報告中，他采納了我在座談會上的建議：學校德育計劃應該按學生年齡形成序列化。

1985年3月4日，上午，李校長讓我幫他完成《華師一附中改革方案》的修改謄正工作，他準備11日去參加省教育廳召開的教改座談會。除了他提出的學校體製改革部分外，其他部分遵囑如期完成。            

1985年春遊期間，剛好嶽陽一中的教導主任帶實驗班老師來聽我的課，課後座談。我擬帶學生去嶽陽遊覽嶽陽樓，並與該校實驗班學生聯歡。他們表示熱烈歡迎並協助我們解決學生住宿問題。經李校長批準成行。4月17日上午，我向李校長匯報我們實驗班春遊“嶽陽之行”，安全往返，收獲滿滿。他聽完匯報後表示滿意，並準備帶部分學生會的幹部，前往嶽陽一中參觀學習。接著，他說，省教育廳前天來電話通知，全國二十九省市重點中學教改座談會在武漢召開。省教育廳決定華中師大一附中要拿出一份經驗總結，3000字。他與我初步交換了文章結構安排與內容梗概，擬再找時間進行討論，然後動筆。前麵關於經驗部分，由我來整理校長辦公室提供的材料，後麵談未來的計劃由他執筆。第二天下午政治學習時間，我在家完成了他布置的任務。

1986年8月10日下午，李校長讓我修改他的報告，於是，先請校長談他下學期的總體設想、治校的理念、遠期目標、近期安排等等。然後請他把寫好的工作計劃草稿給我先看一看，根據他談話的精神，回家修改他的工作計劃初稿。

8月14日上午，把學校工作計劃修改稿交給李校長。

8月26日上午全校教職工大會，李校長做學期工作報告，基本內容是按修改稿講的。

沒有想到，會後，教導處通知，請執教我班數學的黃鬆笙老師，接替了我的班主任工作；請黃伯宜老師去上《文學讀本》。我不知道李校長是怎麽對教導處布置工作的，我從太原回來匯報赴京修訂教材的工作，必須等接到人教社公函後才離漢呀！現在公函沒有到，教導處就不安排我的工作了，是怎麽回事呢？

當我知道這個消息後，去找李校長，他外出開會了。找教導處陳四維主任，她說：“教材改革實驗繼續進行。”找陳傳理主任，他說：“是李校長通知不排你的課。”

8月29日，在我們宿舍樓下遇到李校長從外麵回來，見麵後，也不知道是什麽原因，他隻談省教育廳通知他去開會，讓我幫他寫一份談教育教學改革的發言稿，不談我開學的工作安排問題。我對他說：“我去北京修訂教材的事情，你讓我不要聲張，隻有你知我知。現在，人教社的公函還沒有來。教導處不說明原因，開學就去我班上公開宣布免了我的班主任，停了我的教學工作。我是欲幹不能，欲罷不忍啊！我哪有精神寫什麽發言稿！”他不置可否。

8月30日上午開學，學生到校。

我按原計劃，按時到班上，組織學生大掃除，整理教室。黃鬆笙老師奉陳主任之命來教室收完學費後，我正準備上台講上學期的考試情況。陳主任走進教室，先把黃老師叫出教室，悄悄談了幾句什麽，我不知道。回頭就叫我出教室。

她在走廊上，開口就責問我：“你為什麽到班上來？”

“我是班主任，為什麽不能來班上？”

“你來了對黃老師的工作有影響。”

“我搞我的工作，怎麽影響他？”

“你搞什麽？”

“收暑假作業。分析上學期期末考試情況。布置新學期的任務。”

“這些工作都應該放在以後去做。”

“這幾件事哪一件可以放在以後去做呢？”

“我讓你不要去講！而且校長還沒有分配你的工作呢。”

“我對學生要負責，有布置有檢查，你憑什麽不讓我講呢？”

“校長沒讓你到班上來，就不能來！”

“校長什麽時候對我說過？你們哪一級領導事前對我說過為什麽不能當班主任？為什麽不能上課？”

她無法回答我的三問，自知理虧，走了。

我堅持做完開學第一天所有該做的工作。等學生放學之後，我先找語文組長吳六林老師，吳老師當時還替陳主任辯解。我們組的黨支部書記陳治平老師認為陳的做法“豈有此理！”還說，她這樣對待一個同誌是極端錯誤的，可以向上級黨委反映。還有政治組的詹柄椿、曹安琪老師聽說後，都認為此事太荒唐，應該向上級黨委反映。

時任湖北省教研室的彭慧敏主任，聽說我被停課的消息後，立即派負責實驗工作的張良謨老師到學校了解情況，明確表示，即使李培永不搞語文教改實驗了，我們將一如既往幫助他、支持他。

8月31日，又是在校道路上，遇到李校長，他再次提出，讓我趕快幫他寫發言稿。我說：“不能寫！我連工作權利都被剝奪了，還寫什麽發言稿？”   

他講了半天也沒有明白告訴我，為什麽這樣安排？

9月1日，在校門口遇到李校長。他將一切責任全擔起來，但還是無法解釋教導主任陳四維的言行。談了個把小時，李校長最後說，他親自去班上給學生講話，說明情況後，我再去開始上課。

我看李校長已經同意我繼續上課，就請他明確表態，我這個實驗班，是試教這一個學期呢，還是試教二年，到高三畢業呢？他非常肯定地說，試教兩年。那好，請你明天向學生宣布這個決定。

9月2日上午，第二節課去教室上課，受到學生熱烈歡迎。據學生反映，早自習時，政教處主任程華已經到教室，按校長的旨意講了話。

9月9日上午，李校長通知我，人教社的公函已經收到了，讓我準備按時去北京報到。還是準備安排黃伯宜老師去上《文學讀本》。

1986年9月21日離漢赴京，10月24日，完成了《作文·漢語》第一冊的修訂工作後回漢。

其間，10月16日下午，錢昌炎副校長再次到教育部匯報學校基建工作，特地到人教社來看我，並帶來一封李校長給我的信。我感謝兩位領導對我的關心。

李校長在信中，囑咐我，一定要趕快抽時間，去中央教科所《教育研究》編輯部修改一份他寫的稿件。

10月20日上午，去北太平莊附近的中央教科所《教育研究》編輯部，與編輯胥老師見麵，就李校長的文稿修改交換了意見。胥老師當時沒有時間詳談，決定第二天上午到人教社來與我詳談。

10月21日上午，胥老師如約而至，我們研究了兩個多小時，最後決定另起爐灶。根據胥老師談的修改意見，我建議把原稿《關於課外活動》題目，改成《課外活動，重在活動》，並大致說了文章的結構，胥老師做了補充後，決定按這個思路和方案寫出初稿再議，確定11月中旬交稿。我告訴胥老師，我已經預定了24日回漢的車票，並請他放心，回校後，一定與李校長一起認真修改，按計劃準時完稿。

李校長這篇文章，以當年他親自抓的，毛平陽老師任年級組長的那個年級整體改革為例，總結學校開展課外活動的一些改革措施與初步成效，首次提出了一個創新的教育教學理念。這就是後來，直到如今，成為華師一附中的教育理念：“把時間還給學生，把方法教給學生”。

 

【附錄】部長來聽課

大約是1986年開學後不久吧，教育部一位副部長在湖北省教育廳負責人的陪同下，到華中師大一附中視察。那位副部長聽完匯報後要去聽課，李水生校長就引導副部長一行來到一排平房簡易教室。

那幾間平房簡易教室，是在1958年大煉鋼鐵時校辦工廠的基礎上改建的。

副部長從走進教室，環視“教室”後坐下聽課，到聽完那節課，一直都非常緊張。老師講了什麽，他全然不知。因為他的注意力始終盯著那天花板，特別是當學生高聲朗讀時，他看到那天花板，隨著朗讀聲的高低在震顫時，晚春氣候雖不熱，副部長額頭上卻沁出了汗珠。

一下課，他就問李校長，你們還有幾間這樣的教室。李校長告訴他，就這六間，給一個年級使用。

他說：“聽課時，你沒看到那天花板都快掉下來了啊？萬一砸到師生，你該負多大的責任啊？”

李校長：“領導啊，我們都知道，讓師生在這樣的危房中上課是非常危險的呀！但是，你剛才也看了整個學校的條件和環境，與日益增長的社會需求差距太大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啊！”

副部長：“你馬上請有關部門對這幾間教室實地勘察一下，看看在確保師生人身安全的情況下，還能用多長時間。這是第一重要的。

第二，立即請建築設計部門來設計規劃未來華師一附中的教學用房。盡快報送到部裏。”

李校長和學校領導，為了改變學校的教學條件和環境動了多少腦筋，費了多少精力，向上級領導匯報過多少次學校的困境，我們當老師的是難以知曉的。但是，我在當年9月21日去北京人教社參加教材修訂，乘坐武昌到北京的38次特快列車的臥鋪車廂，遇到了我們學校負責總務工作的錢副校長和總務主任郝黎後，才知道領導也難當。

他們兩人當時還帶了一個很大的包裝嚴密的木箱，我好奇地問錢校長：

“你們這是帶到北京幹什麽呀？”

“學校準備改造的模型。送到教育部審查，然後申請撥款。”

錢副校長原來是我們語文組的高中老師，袁校長退休，學校領導換屆後上任的。記得那38次車是晚上七點多發車，我們倆在車上聊到十一二點才睡覺。他告訴我，自從那位副部長回北京後，李校長就要求我們抓緊時間，製定規劃，討論並確定方案，一定要充分發揮我們的優勢，爭取撥款。為了更形象具體說明我們的方案，特地請一位學生家長幫忙搞了這個模型。

我和錢副校長都以為他們這次去教育部送審方案，不等個十天半月，至少也要個把星期。或許要等到一個月後跟我一起返漢也說不定。

真沒有想到，第二天下午就接到錢副校長的電話。他說晚上就回武漢，我們的方案被否決了，要回去重新做。後來才知道，他們報送的方案及那個模型，教育部領導看了之後，一致認為太小家子氣了，現在不是徹底改造的問題，而是要脫胎換骨，從整體上設計一個全新的華中師大一附中。

副部長來聽一次課，果然就讓華師一附中舊貌換新顏。

如果李校長當時僅從一己之私利考慮，帶副部長隻看學校光鮮的一麵，比如說設備齊全的理化實驗室，那位副部長怎麽可能發現學校的危房？學校的困境怎麽可能引起高層的高度重視？

副部長深入基層，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並給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這不僅僅是一個領導水平問題，更是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問題。非常值得現在的省部級領導好好學習。

李校長敢於擔當，勇於負責，實事求是的精神，應該是基層主要領導必須具備的品質或者說是基本素質，麵對上級領導來檢查或者視察，既要報喜，更要報憂。這才是真正地對人民負責。

補記：

我與錢副校長在38次車上聊天，是我的親身經曆。李校長接待副部長的過程及有關細節，早有耳聞。擔心不實，寫完後先發給毛平陽老師，請他轉交李校長審閱。如果失實，我就不發到群裏了。毛老師很快就回複了，他說，李校長打電話給他說，一切屬實。謝謝李培永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