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談邂逅（4）章熊先生激勵我不斷前行

笑談邂逅（4）章熊先生激勵我不斷前行

       第一次與章熊先生見麵在洛陽。

       1983年暑假，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在洛陽召開的全國重點中學語文實驗教材試教會議。赴會第一天，在湖北省教研室張良謨老師的帶領下，去劉國正和張定遠先生下榻的酒店客房拜見兩位專家。在那裏遇到了人教社特約編輯章熊和張必琨兩位先生。章熊先生鼓勵我說：“趁年輕，努力吧！”

        第二次與章熊先生見麵在蘭州。

          1984年暑假，人教社在蘭州召開試教工作會議。大會組織全體與會專家、學者、編輯和老師們參觀劉家峽水電站，泛舟大壩上麵的劉家峽水庫，我剛好與章熊和張必琨兩位先生在一條遊船上，當遊船在碧波蕩漾的水麵上迎著和風細雨前行時，兩位先生站在船頭引吭高歌。大家都聽到他們是在用俄語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五十年代流行歌曲。兩位那充滿激情的歌聲，不僅感染了他們的同齡人，更讓我們晚輩看到了他們是那麽多才多藝！後來接觸多了，才知道章熊先生1951年畢業於清華中文係、張必錕先生1952年畢業於北大中文係，在校都是高材生和文藝骨幹，畢業後在北京中學工作多年，不僅有深厚的專業功底和非凡的教學藝術，而且琴棋書畫無所不能。感恩語文教材改革實驗，讓我有機會零距離受教於前輩大師。我在大會發言後，章先生鼓勵我：“你這兩年做得不錯！初中實驗還有一年了，加油！”

      第三次與章熊先生見麵在青島。

      1985年暑假，人教社在青島召開實驗教材初中試教總結大會。我向大會提交了我們實驗班學生參加語文高考單科測試的成績。武漢市中考6月28日結束，7月6日，我接到湖北省教研室要求我班學生參加7月7日語文高考單科測試的通知，學生按時進入高考考場，省教研室教研員張良謨和譚愛旭兩位老師負責監考，試卷交華中師大高考語文閱卷老師閱卷評分。然後與湖北省應屆高中畢業生高考成績進行了比較。實驗班學生測試結果為人平61分，比當年湖北考生人平59.46分高1.54分。

        章熊先生看了之後，手舞足蹈，非常興奮地在大會上 對大家說，我們現在可以大張旗鼓地宣傳這套實驗教材了。華中師大一附中李培永老師執教的實驗班學生，在沒有複習的情況下，參加高考語文測試，人均分比高考考生語文成績還高一點。後來，他還在《語文教學與研究》上發表文章，分析學生試卷後說：

        “這些數字表明，這些學生的語文能力已經達到了今年高考學生的平均水平。如果扣除三、四、六這三題的相比數字，可以說他們已超過了平均水平。再從總分情況看，70分以上者三人，最高71分，60分以上者12人，50分以上者13人，其中59分5人，50分以下的一人，分布比較平均，可見這批學生中沒有出類拔萃的“尖子”。那麽，可不可以說，我國的青少年，如果能得到較好的學習條件，而且引導得法，其中相當一部分可以提前達到今年高考生的平均水平？

        其次，可以看出這些學生的基礎打得比較紮實。高考屬於選拔考試，·它不同於結業考試，為了擴大區分度，每屆試題中都要有一些難題，對一個初中生來說，答不出這些難題是正常的。然而就第五題的第五小題來看，這道題要求學生在一定語言環境中根據上下文判斷概念的特殊意義，是比較難的，這些學生的成績卻大大超過一般高中畢業生，可見他們受過較好的閱讀訓練。此外，從前麵談過的總分分布情況來看，也可以看出學生的基本功情況。

       最後還想說一點，我和一些同誌都有這樣的看法：語文高考不需要特別複習，尤其不要搞題海戰術；考生上場，憑的應該是平時培養起來的基本能力。李培永同誌的學生臨場表現，證實了我們的想法。這批孩子具有一定的應變能力，應該說，它是李培永同誌訓練的成果。”    

        章熊先生在青島會後約我到北京去他家深談。

        我向章熊先生詳細匯報了三年來教改實驗的情況後，他充分肯定我總結的“三敢三愛”，即《敢想·多想·會想》、《敢問·多問·會問》、《敢說·多說·會說》；《愛聽·多聽·會聽》、《愛讀·多讀·會讀》、《愛寫·多寫·會寫》。並由此談到葉聖陶和呂叔湘兩位語文教育老前輩關於語文教學的“序”。

        章先生說：

        葉老不止一次地提出語文教學要尋找“序”，這一點語文教育界都知道，並且引發各種各樣的思考。葉老也不止一次地和我講過，也引發我的思考。

     “序”的根本在於教材編寫。

        第一，葉老的觀念是相當超前的。長期以來我們都把一篇篇“好文章”作為教學的依據，葉老把它打破了！觀諸世界教材觀念的發展，由“課（lesson）”而“單元（unit）”，由“課本（text book）”而“教材（teaching materials）”，這是教育理念的進步。在長期閉關自守的中國，在堅冰剛剛化凍這些理念還沒有進入中國之前，葉老已經提出了類似的見解。

        第二，這是立足點和視角的根本變化。長期以來我們都把“文質兼美”作為選材的唯一標準。要貫徹葉老的思想，就要以學生為主體，就要研究學生的認知規律，就要以此為基礎尋求新的線索，開辟新的途徑。

        談到葉老所呼喚的“序”，就會聯想到呂先生提出的“科學化”。兩位老人意氣相投，私交甚篤，兩種提法此呼彼應。雖然所想未必完全一致，然而所表達的是相同的焦慮，是為語文教學效率不高而產生的焦慮，是對我們這些第一線工作者的期待。

        章先生是人教社語文實驗教材《閱讀》的特邀編輯，這套教材的編寫貫徹了葉老和呂老的語文教學理念。整套教材，縱向有序列，橫向有層次。

       章先生從1984年開始參加全國高考語文命題工作，不僅對語文試卷的結構模式進行探索，而且推出“現代文閱讀”測試題。

       他說： 1984年我接手高考命題，就推出了“現代文閱讀”欄目。一時全國嘩然，“超綱”的攻擊聲四起。

        後來，章先生在一篇談高考命題“現代文閱讀”時，寫道：

        不過現在習慣了，而且較那時有所發展，從獲取信息性閱讀擴展到文學性閱讀（由於文學性閱讀的多解性，如何命題有些地方還要進一步研究）。現在我要談的是一件不為外人所知的事請。人們都以為我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其實不是，我不能貪天之功，應該還曆史的真相，把功勞還給朱德熙先生。

        大家都知道那年試題的文本取自摩根（Morgan）《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其實細心的人從這本書裏卻永遠找不到相應的章節，那是朱德熙先生從全書中挑選了一些段落組合而成的，天衣無縫。更有甚者，譯文裏每一個句子都經過朱德熙先生親手厘定。我至今記憶猶新，真正領略了什麽是學者風範！當年朱先生、我、潘兆明（我的前任）三個人坐在朱先生家的客廳裏，朱先生找來了原本和譯本，膝上放了Webster大辭典；原文與譯文一句一句比對，有覺得不夠妥帖的，由朱先生斟酌、確定。不僅如此，最後的定稿也是朱先生親手抄寫，由我帶到命題組的。正因為如此，以朱先生的威望，這個石破天驚的項目才得以順利通過，否則以我當時的地位，恐怕就是另一種局麵了。

        全國高考語文試卷的結構模式，從1984年章先生接受命題工作至今未變，“現代文閱讀”一直是必考的一項。這也是章先生對語文教育教學的重大貢獻之一。

        臨分別時，章先生再三囑咐我，一定要再堅持三年完成高中實驗任務。還贈送一本他翻譯的美國教材《提高寫作技能》，一本他寫的《語言和思維的訓練》。又送我一枚他親手篆刻的“培永藏書”印章。

       還記得，我調到海南以後，大約1992年吧，教育部決定進行高考改革試點，海南、雲南、湖南三省由國家高考命題組另出一套試卷，簡稱“三南試卷”。遠在海南的中學校長和畢業班的老師們不知所措。我們農墾中學的賴校長帶著我直奔北京章先生家。

       章先生在談“三南試卷”時，特別強調這一次高考的命題原則，用當時鄧小平說的話，就是“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回到學校後，要求高三的老師夯實基礎，降低備考複習測試題難度。果然奏效。

      感謝章先生不吝賜教！

      感謝章先生一直激勵我不斷前行！

 

【附錄一】章熊和張定遠先生為李培永編寫的《少年改革者的大膽設想》（湖北省教育出版社出版）寫的序言

       《少年改革者的大膽設想》這本書給人們帶來了一股新鮮的氣息。為一個初中二年級的學生出書，這在過去是很難想象的；《假如我是武漢市市長》這樣的作文題目，在過去也是很難想象的。

        為什麽不能給一個娃娃出書呢？除了內容比較幼稚以外，大約還因為沒有把握——誰也無法保證這孩子的未來。

        至於《假如我是武漢市市長》這個題目，恐怕有些人也會斥為“狂妄”。然而，作為一種時代的記錄（盡管隻是一個小小的側麵），它自有其存在的價值。這是因為，王江同學這一行動本身記錄著我們時代的脈搏，記錄了“改革”潮流的衝擊在小小心靈中所引起的巨大回響。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佩服編者和出版者的膽識。由此我們也有這樣一個祝願，希望青少年同學們從這本書中受到啟迪，要象王江那樣，立誌當一個三好學生，做改革的小闖將，把自己培養成為祖國四化建設的後備軍。

         作為語文教學工作者，這本書對我們還有珍貴的資料價值。這是目前不易多得的原始資料，是值得心理學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語文老師分析研究的。從這些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青少年思想、思維、語言的發展，以及三者之間的辯證關係，從中得到啟發。

本書除入王江同學的《假如我是武漢市市長》一文外，還收了她的日記選、書信選和其他一些習作。這些習作內容充實，樸素清新，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時代氣息，決無學生八股腔調。它們象春天五彩繽紛的花朵一樣，令人喜愛。這樣的習作，對同齡青少年來說也同樣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同學們可以從中學到很多有用的東西。

        對於我們從事編寫試驗教材的人來說，這本小書還帶給我們一種溫馨的感覺。王江同學和她的夥伴們使用的語文教材，是我們編寫組編寫的，書中還收入一封寫給我們的信。這封信給我們以鼓勵，更給我們以壓力，促使我們正視自己的不足，認真修訂好這套課本。

                                                                                                                             1985年1月15

【附錄二】一九八六年，“小市長王江”就讀高中語文實驗班，她又與她的同學一起參加了當年高考語文單科測試，作文題：以《樹木·森林·氣候》為題,從現實生活中選擇一個有意義的話題，發表自己的見解，全文不少於600字，副標題自定，寫在橫線上。 

        她的高考作文《樹木 · 森林 · 氣候》

                                   ——談“他們都是錢學森”

        最近，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回答香港記者關於中國人才嚴重外流問題時，說過這樣一句話，“他們都是錢學森，錢學森是會回來的。”這短短一席話，在全國激起軒然大波。許多報刊、雜誌爭相評論，一時間人才外流問題成為全國的熱門話題。

        對錢學森說的這句話人們褒貶不一，更有甚者，一些人對那些“外流人才”破口大罵，總之是貶多於褒。

        的確，中國要實現現代化，需要人才，正象要使氣侯變得更好，需要大片的森林一樣，我們的祖國需要大批的留學生回國參加四化建設。是的，修瑞娟回來了，劉晨暉回來了，還有一些留學生也回來了。但這隻是一棵棵的樹木，還未形成森林。“一棵樹木不能改變氣候，隻有森林才能改變氣侯。”因此，人們迫切希望，大聲疾呼：“回來吧，人才!”然而似乎是呼聲強烈而應聲渺茫。不但一些人才沒有回來，反而又有一些人才向外流走。著名指揮家鄭小英痛心地說：“我親手培養的五個‘卡門’．已經走了四個。”於是，一些人憤怒了，紛紛斥責那些“外流人才”是“崇洋媚外，是“敗類”，更多的人對此是憂心仲忡。然而，此時我想問的是，這些同誌在斥責，在憂慮時是否曾這樣想過：“形成一片森林又需要一定的條件。如果溫度濕度適宜，樹木就迅速生長起來，形成茂密的森林”。再看看現實又為那些人才回國準備了怎樣的“溫度”和“濕度”呢?難怪一些人才委屈地說：“我們不是不想回國，誰不愛自己的家鄉，誰不愛自己的親人?

        但是，我們回國後也許會放棄自己的專業，因為國內暫時缺乏這樣“先進的設備和條件”。再說有些回國了的留學生又受到什麽待遇呢，前不久《文摘周報》上登載了一個留學生回國後，由於領導不學無術，竟搞得他專業不對口，“英雄無用武之地”。試想這樣對待留學生，人才還願意回來嗎?

        我相信錢學森的話，“他們都是錢學森，錢學森是會回來的!”

        大家一定還記得，錢學森回來時，是因為黨和國家關心他，支持他，千方百計為他創造條件，才使他—“中國導彈之父”有了大展宏圖的可能。

         現在，隻要我們全黨、全社會都來為當代的“錢學森”創造和提供適宜的“溫度”和“濕度”， “錢學森是會回來的”。因為有了適當的“溫度”和“濕度”， “樹木就迅速生長起來，形成茂密的森林”，而“大片森林的出現，會使氣後變得更好。”那麽，中國實現現代化便為期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