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以忘憂
古稀之年，知足常樂，助人為樂，自尋其樂！
教育隨筆（92）又到一年一度高考時
清晨，一覺醒來，打開手機，第一眼就看到了一條新聞：“6月7日上午，2022年全國高考拉開大幕。首場語文考試於上午11：30結束，澎湃新聞第一時間從教育部教育考試院獲得了2022年全國甲、乙卷，全國新高考Ⅰ、Ⅱ卷，以及北京卷、天津卷、浙江卷的語文作文試題。”
仔細閱讀了這七套高考作文試題，立即想起了當年創建這種命題模式的章熊老師。
章熊老師主持國家高考命題工作二十年，他親自命製或審批的題目，成為高考語文試題中的經典，最能考察學生的語文素養和實際水平。
我與章老師相識於1983年8月初，章熊老師當時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重點中學語文分編型《閱讀》教材的特約編輯。
人教社高度重視在洛陽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語文實驗教材工作會議，副總編劉國正同誌率領實驗教材的全體編輯參加了會議。國正同誌在開幕式上的報告，特別強調了實驗教材的特點和對執教老師的要求，殷切希望所有參加這次會議的編輯、各省市教研室的教研員、執教老師，認認真真、踏踏實實、堅持不懈地完成六年（1982年至1988年）教材改革實驗的試教工作。
各位編輯分別在報告中，詳細介紹了各自負責的實驗教材相關內容的編輯理念、體例和教學設想及建議。
人教社《課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長、《閱讀》責任編輯張定遠同誌的報告，重點講述了這套實驗教材的整體構想，以及人教社、各省市教研室教研員如何指導實驗班開展試教工作。
《閱讀》特約編輯、北大附中副校長、語文特級教師章熊老師的報告，重點講述了《段的教學》，具體指導執教老師如何進行閱讀和寫作中段的教學。
《作文·漢語》責任編輯王連雲老師講作文教材編輯理念、體例和具體的教學方法及建議。
北京市著名語文教師張必錕，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約編輯，他主講初中《閱讀》“文言文誦讀教學”。
各位專家學者的報告、講學，不僅教學理念創新，而且高瞻遠矚格局大，讓我們第一批參加試教的老師，對這套實驗教材試教充滿信心！同時，專家們還對試教的具體方法予以指導，讓大家明白了實驗教材“單元教學法”的實施要點。
張定遠所長安排我在大會發言，講我們華中師大一附中實驗班第一學年的教學總結——《試教初步》。
我在大會發言的當晚，在湖北省教研室教研員張良謨老師的帶領下，去拜見劉國正和張定遠老師，剛好遇到特約編輯章熊和張必錕老師也在那裏。當時張定遠老師握著我的手，親切地問我“多大了啊！”“剛滿37歲。”在場的四位前輩都鼓勵我：“年輕人，你的大會發言講得不錯！好好幹吧！”
1984年8月初，在蘭州會議上，再次與章熊和張必錕兩位老師相見，帶著試教中遇到的問題，向兩位前輩請教，深受教益。
1985年，在青島會議之前，我執教的語文實驗班，參加了湖北省教研室組織的，“初中實驗班學生參加語文高考單科測試”。學生參加完中考以後僅十幾天，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與應屆高中生同時參加考試，試卷經高考閱卷組評分，結果人平分超過了應屆高中生。當我把學生的考卷帶到青島，交給章老師看了之後，他當即興奮得手舞足蹈，立即拿著學生的試卷去見國正先生，“你看！你看培永給我們帶了什麽？我們初中實驗班學生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參加高考，比高中生還考得好！我們可以大張旗鼓開始宣傳這套教材了！”
後來，章熊老師在《語文教學與研究》上發表文章，分析學生的試卷之後說：
“這些數字表明，這些學生的語文能力已經達到了今年高考學生的平均水平。可不可以說，我國的青少年，如果能得到較好的學習條件，而且引導得法，其中相當一部分可以提前達到今年高考生的平均水平？
最後還想說一點，我和一些同誌都有這樣的看法：語文高考不需要特別複習，尤其不要搞題海戰術；考生上場，憑的應該是平時培養起來的基本能力。李培永同誌的學生臨場表現，證實了我們的想法。這批孩子具有一定的應變能力，應該說，它是李培永同誌訓練的成果。”
章熊老師在青島會後邀約我到北京，去他家深談。親聆章老師謦欬，如沐春風。
章老師從我們初中實驗班這次高考單科測試談起，他說：
1984年我接手高考命題，就推出了“現代文閱讀”欄目。一時全國嘩然，“超綱”的攻擊聲四起。不過現在習慣了，而且較那時有所發展，從獲取信息性閱讀擴展到文學性閱讀（由於文學性閱讀的多解性，如何命題有些地方還要進一步研究）。現在我要談的是一件不為外人所知的事請。人們都以為我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其實不是，我不能貪天之功，應該還曆史的真相，把功勞還給朱德熙先生。
大家都知道那年試題的文本取自摩根（Morgan）《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其實細心的人從這本書裏卻永遠找不到相應的章節，那是朱德熙先生從全書中挑選了一些段落組合而成的，天衣無縫。更有甚者，譯文裏每一個句子都經過朱德熙先生親手厘定。我至今記憶猶新，真正領略了什麽是學者風範！當年朱先生、我、潘兆明（我的前任）三個人坐在朱先生家的客廳裏，朱先生找來了原本和譯本，膝上放了Webster大辭典；原文與譯文一句一句比對，有覺得不夠妥帖的，由朱先生斟酌、確定。不僅如此，最後的定稿也是朱先生親手抄寫，由我帶到命題組的。正因為如此，以朱先生的威望，這個石破天驚的項目才得以順利通過，否則以我當時的地位，恐怕就是另一種局麵了。”
1984年章熊老師任全國高考語文命題組副組長，他們那個團隊，一改建國以來一篇作文定人生的命題方式，創建了語文高考試卷的四大模塊，即語文基礎知識、現代文閱讀、文言文閱讀和作文，延續至今。斯人已逝，“模塊”依然。
特別值得一說的，除了章老師提到的“現代文閱讀”命題，至今快三十年了，仍然被曆屆命題組奉為圭臬外，還特別製定了高作文的命題原則，拋棄了命題作文沿襲八股文的命題方式，采取了提供材料給考生的方式，命製高考作文試題。
綜觀2022年七套語文高考試卷的作文試題，基本如此。
《中學語文教學參考》雜誌主編張矛告訴澎湃新聞，在語文能力評價（考試）領域，章熊先生主持製訂的識記、理解、分析綜合、鑒賞評價、表達運用等五個能力層級，也為現行語文《考試大綱》所繼承。章老師還曾領導教育部考試中心“大規模考試作文評分誤差控製”課題組，編寫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大規模考試作文評分參照量表。製定了高考作文評分“基礎等級”和“發展等級”標準、操作細則。盡最大可能縮小高考作文評分的人為誤差，保證了高考的公平性原則。
“語文高考如何走出現代化之路，將科舉八股文考試轉換成現代命題方式，在這一過程中章熊先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探索。” 張矛說。
章熊老師那次與我談高考上述命題原則和方式時，反複強調，一定要讓學生拿到作文試題時“有話可說，無本可以”。這既是高考作文命題的原則，也是我們中學老師訓練學生寫作能力的原則。
他說，既然作文命題要讓學生“有話可說”，那就要在平時教學中訓練學生的語言，學會有話好好說，把話說得通順、說得符合邏輯、說得好聽一些。一句話通不通，是語法問題；對不對，是邏輯問題；好不好，是修辭問題。但在教學中又要不拘泥於語法、邏輯和修辭的術語。怎麽辦呢？
章老師告訴我如何講語法，說幾十年前，他剛參加工作時，曾去請教中國語言學泰鬥呂叔湘先生。
呂先生想了一下，用手比劃著說：
“我們寫文章，常常有幾層意思，合在一起，成了一個句子。”
呂先生又比劃了一下。
“修改的時候，覺得句子長了，一拆，成了幾個句子。你能不能教學生學會這種本事？”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章熊先生從清華大學中文係畢業後，一開始教的是有豐富的工作和生活經曆的工農兵幹部；後來麵對的是北大附中天資聰穎的優秀學生。所以，他用呂先生說的方法教他的學生，成效顯著。
呂先生說的教語法的方法，看起來很簡單，其實並不簡單。不講語法術語，從實用講起。正如章熊先生所說：
“講話、寫東西，簡單比複雜難，通俗比深奧難。燕妮曾經問馬克思什麽是他最喜歡的詞語，馬克思的回答是‘簡單’。這是哲人哲理哲語。把問題談得很複雜，表明你認識上還沒有把握住關鍵，而與‘簡單’相伴隨的則常常是豁然開朗。有時你自以為想得很清楚了，可等到落筆，而且追求表述通俗化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有的地方根本沒有想明白。”
那次在章老師家真是“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啊！
臨分別時，章老師再三囑咐我，一定要堅持語文教材改革實驗，再堅持三年，完成高中實驗任務。章老師還贈送一本他翻譯的美國教材《提高寫作技能》，一本他寫的《語言和思維的訓練》專著。又送我一枚他親手篆刻的“培永藏書”印章。
還記得，我調到海南以後，大約1991年吧，教育部決定進行高考改革試點，海南、雲南、湖南三省由國家高考命題組另出一套試卷，簡稱“三南試卷”。遠在海南的中學校長和畢業班的老師們不知所措。我們農墾中學的賴瑞光校長帶著我直奔北京章老師家。
那年初春的一天，陪我們一起去拜訪章老師的，還有張必錕老師和我們華師一附中老校友、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數學家羅聲雄教授，他的兒子當年要參加高考，他聽說我們去拜訪章老師，就隨我們一起去請教語文教育專家怎樣教育孩子學好語文。後來兩位專家交談甚歡，原來並不是“隔行如隔山”，而是“行隔理不隔”呀！不論文科理科，都要重視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和思維素質。
章老師在談“三南試卷”時，特別強調這一次高考的命題原則，用當時鄧小平說的話，就是“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回到學校後，要求高三的老師夯實基礎，降低備考測試題的訓練難度。果然奏效。
感謝章老師不吝賜教！
感謝章老師一直激勵我不斷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