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三道四（107）又到六四了

說三道四（107）又到六四了

近幾天網上傳來，因為疫情，天安門廣場從5月25日到6月15日“暫停遊人預約參觀服務”。我們這些過來人，一看就明白。原來又到六四了！

我們這代人，隻要還活著，怎麽忘得了六四呢？

1989年，我們華中師大一附中還在武昌千家街，校區所處環境可謂“鬧中取靜”。大門外是武昌中山路，出校門左轉二三百米，就是武昌交通樞紐大東門。從大東門沿著蛇山腳下的武珞路，西行二三千米就是中國長江第一橋，著名的黃鶴樓屹立在長江大橋橋頭堡附近的蛇山之上，與漢陽龜山上的武漢電視塔遙遙相望。

從六月初開始，武漢地區大專院校的學生就開始遊行，聲援天安門廣場上靜坐絕食的北京學生。從武昌大東門經長江大橋過漢水橋到漢口，全是學生遊行的隊伍。鬧中取靜的校區，已經“放不下一張安靜的課桌了”！

當時，官方封鎖新聞，國務院發言人袁木一派胡言亂語，睜眼說瞎話，完全不可信。於是，我決定去武漢軍區李化民副司令家，了解北京的真實情況。到他家不一會兒，老同學楊利生也來了。李副司令的長子李小懷，是我們兩人在華師一附中讀書六年的同班同學，一生最好的朋友。自從1968年小懷的爸爸調到武漢軍區以後，我們幾個老朋友遵照他爸爸媽媽的囑咐，不管小懷在不在家，都常去看望兩位老人。

1989年6月5日晚上，我們在小懷家吃完晚飯後，跟著李伯伯到客廳去給小懷打電話。小懷是總參通訊部文職工程師，當時住北京軍博附近的總參通訊部的公寓樓。那時“軍博”正是風口浪尖之處啊！

李伯伯怎麽都打不通電話，後來隻好用軍線，才接通了小懷家的電話。

李伯伯：“你們那裏現在情況怎麽樣啊？”

小懷：“北京全亂套了！情況非常複雜，說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麽。”

李伯伯：“你家冰箱裏有多少吃的東西呀？夠不夠你們一家三口吃一個禮拜？”

小懷：“夠吃一個禮拜。”

李伯伯：“那就好了！你們都不要下樓，一個禮拜就差不多了！”李伯伯放下電話，長歎一聲。

我不合時宜地問李伯伯：“您跟趙紫陽總書記在廣州共事那麽多年，他真的有問題嗎？”

“哎！你們不懂政治啊！”李伯伯說完，就與高阿姨出門散步去了。

李伯伯是開國少將，從大軍區副司令位置上離休。戰爭年代為建立新中國，出生入死，和平時期為建設新中國，宵衣旰食，積累了豐富的人生經驗。麵對這樣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動亂，淡定告誡身處風口浪尖的長子，呆在家裏一周不要下樓；對我們幼稚的提問，一言以蔽之，“你們不懂政治”！

我們看不到，更難想象天安門廣場當時的情景。電視上天天都是新聞發言人那醜陋的馬臉及其陳詞濫調。

但是，身邊發生的事，情況越來越嚴重了！

6月5、6、7三天，武漢大亂。從清晨到晚上，長江大橋全線被堵，大東門十字路口被汽車和遊行的學生堵死了。

校園內依然如故，“鬧中取靜”。李水生校長在教職工大會上，對老師們強調兩點：“一要堅持上班；二要保護學生。不要在課堂上講一些自己還搞不清楚的情況和問題。”

這恐怕是校長當時采取的最適宜的對策吧。

老師們上課按教學計劃該講什麽就講什麽，下課一回到辦公室，談的都是北京正在發生的事情。大多是轉述從北京回母校的在讀大學生講的親身經曆。

我班上回來的五六個學生，到我家裏玩了一天，一直聊到晚上九點多才離去。他們七嘴八舌談北京天安門廣場那幾天的見聞，說：“李老師，我們現在不用您再講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了！親身經曆讓我們能讀懂魯迅了。”後來，我還問汪深同學：“88年暑假，你在北京大學參加化學奧賽集訓時，就參加過一次大學生遊行到天安門？就不怕取消你們參加國際比賽的資格嗎？”

他笑著說：“當時化學奧賽集訓隊已經確定了，讓我們四個同學代表中國去芬蘭參賽。北大學生的愛國激情感染了我們，我們決定四人集體行動，跟著大學生去遊行。法不責眾嘛！而且比賽日期臨近，換人重組國家隊肯定來不及了！”我好佩服當代學生思維之縝密，處事之周全。

唉！上一代比我們有經驗，下一代比我們有智慧。我們這一代呢？像他們這樣大的時候，隻知“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啊！

總之，那個假期，學生回母校與老師見麵，聊的都是國家大事，都是他們的親身經曆。看到他們在成長，在成熟，特別令人欣慰。後來，到他們大學畢業時，隻要有條件的，都走出國門讀碩士博士了，然後，就在那裏為人類科技事業做貢獻，如今都是“知天命”、事業有成、家庭和睦、子女特別優秀的幸福的一代人了。

六四那幾天，湖北省教研室語文教研員譚愛旭老師，收到海南省農墾總局教研室吳多雄主任的來信，再一次邀請省教研室組織幾個學科的老師，暑假到海南講學。

還記得吳多雄主任於1984年4月中旬，帶十幾個老師到武漢來聽課，譚老師的領著他們，在上課前幾分鍾，來到我的教室門口，要求聽課。我熱情歡迎他們到教室後麵坐下後，就開始上課了。

現在也記不清當時上課的內容是什麽，反正我一貫堅持的原則是，不論誰來聽課，我都按教學計劃該講什麽就講什麽。下課以後，聽課的老師們非常興奮，謝謝聲不斷。帶隊的吳主任對譚老師和聽課的老師們說：“我們這樣突然襲擊式的推門聽課，聽到的、看到的都非常真實。李老師教態自然，講課要點清晰，重點突出，學生主動學習、思維積極、課堂氣氛非常活躍！感謝李老師為我們上了一節很好的、非常真實的語文課。”吳主任握著我的手說：“請你在方便的時候，一定到我們海南來，給我們農墾係統的語文老師講講怎樣上好語文課吧！”

自那年以後，每年暑假都發來邀請函，但是，因為我們試教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改革教材，工作繁忙，一直沒有時間去海南。這次，吳主任特別強調，今年因為“六四”，全國各地都取消了會議，隻有海南還可以開會，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於是，省教研室研究決定，由譚老師負責組織語文、英語和化學三科六位老師赴海南農墾總局講學。

按計劃，我們於7月12日抵達廣東徐聞海安港，乘“瓊州一號”輪渡到了海口新港碼頭。當時，海口港出入口處專設“學生通道”，嚴格審查上島的大學生。後來，我們講學的老師，住在農墾總局第四招待所，兩次在深更半夜被警察查房，說是緝查北京來的學生領袖。當時，公安部在全國通緝21名學生領袖，恨不能一網打盡。

“六四”改變了多少人的命運，沒有“大數據”，誰也說不清，但我在六四之後應邀到海南講學，卻改變了我和我的兩個女兒的人生軌跡。也因此，特別難忘六四！

接到吳主任邀請函後，譚老師安排好我們的講學內容和行程。我從1982年執教人教社的改革教材以來，每年寒暑假都是隻身一人為了工作東奔西跑，顧不上關心妻女。這次到海南講學，又正逢動亂之時，與其分開，不如同行。妻女三人的往返旅費自己負責；到了海南之後，按講學慣例，農墾教研室得給我安排一間客房，夠我們一家住了，至於吃飯問題更好辦了。於是，我們全家第一次“借光”旅遊到海南去看海，兩個正在讀中學的女兒，別提有多高興了。

一件小事，可見吳主任為人之厚道。本來，農墾教研室的邀請函婉言謝絕講學老師帶家屬來海口，但是，我考慮多年都沒有與孩子們共度暑假，這樣的機會難得，我們也不要教研室報銷她們的費用。我講學，她們自己去玩、去外麵自己吃飯就可以了。沒有想到，吳主任一定要她們與我們來講學的老師們一起吃飯，反複強調，多幾雙筷子而已！

講學期間，借農墾中學的學生上示範課。沒有想到賴瑞光校長聽完課後，立即找我，一定要請我們一家，第二天早上去海口華僑賓館喝早茶。賴校長以南方人待客的最高禮遇“請喝早茶”，招待我們。邊喝邊聊，再三動員我到農墾中學工作，被他的敬業精神和誠摯的邀請所感動，尤其被他介紹的海南省的高考錄取政策所吸引。為賴校長的敬業精神，為我的兩個女兒的未來，我緊握賴校長的手，真誠表示，我一定會考慮到海南大特區來工作的。

一周講學結束之後，吳主任親自帶領我們一行十多人，讓相關學科的教研員陪同，乘坐兩輛進口麵包車，從海南島東線出發環島遊。

1989年，海南剛剛建省才一年多，百廢待興，沒有高速公路，更沒有高鐵。我們沿著聯接海南十九個縣市、一百多個農場的“省道”前行。每到一個景點，吳主任和教研員都熱情介紹其特點或相關典故。一日三餐，都安排在沿途各個農場招待所，真是餐餐山珍海味，天天穿行在綠色走廊之中，盡享旅遊之樂！

東線，從海口出發，五公祠、文昌宋慶齡故居、瓊海紅色娘子軍紀念館、官塘溫泉、海南第一山“東山嶺”、興隆華僑農場、猴子島、三亞天涯海角、亞龍灣、大東海、鹿回頭、大小洞天、通什（現為五指山市）、西線的東坡書院、解放軍四野登陸海南島的臨高角、火山口、海瑞墓。不論是人文景點還是自然風光，可以說當時都是原生態的，都給我們留下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象。

就說最著名的天涯海角吧，那時沒有大門，沒有圍牆，就幾根鐵絲網一拉，簡陋的兩扇木框裏編織鐵絲網的“大門”兩邊，烈日之下，站著兩位海南人，頭戴大沿草帽。每位遊客收五毛錢，司機不交錢，也不收停車費。走進去，先看到的是印在二元人民幣背麵的“南天一柱”，再往前走，就是“三塊石頭兩行字”，“天涯”和“海角”。

再說亞龍灣吧，那時的亞龍灣海灘那個美呀，讓人都舍不得去踩踏哪怕一下，整個海灘像白麵一樣的細沙，綿延好幾裏！海邊一排排高大的椰樹，迎著海風搖曳，樹下站著不多的遠道而來的遊客，極目遠眺那一望無際的南中國蔚藍的大海，陶醉在原生態的大自然的懷抱！

我們跟著吳主任環島遊一周時間，每天晚上住宿的農場都不一樣，但是都一樣滿腔熱情歡迎我們，特別是那些參加過聽課的老師，更是高興，晚上還要到招待所來找我們討論教學問題，一直到很晚才依依惜別。

我和吳主任相識於武漢，從他推門聽課到現在已經三十多年了。吳主任退休後回到靈山桂林洋老家，2018年，我們夫婦兩從美國回海南，還特地去靈山吳主任的老家看望兩老，看到他們幸福的晚年生活，非常欣慰！

感謝吳主任引領我在關鍵時刻，跨過瓊州海峽，來到大特區，改變了我們一家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