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學語文教語文的一生（54）

我學語文教語文的一生（54）

在人教社修訂教材，一個月勝讀十年書

1986年9月22日到10月23日，住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招待所，參加初中分編型語文實驗教材《作文·漢語》（第一冊）的修訂工作。整整一個月時間，不僅如期完成了修訂任務，而且有幸拜訪了語文教育家、老前輩張誌公先生、葉至善先生。與責任編輯王連雲，還有參加修訂教材的張必錕、朱泳燚三位老師朝夕相處，學到了許多知識，提高了閱讀和寫作能力。真是如古人所說：“勝讀十年書”啊。

那個時候，人教社在北京沙灘後街55號，大院裏麵那公主府的梳妝樓，就是後來的北大藏書樓還在，北京大學早已搬遷了，人教社建國之初就搬進去了。那裏，不僅北大精神猶在，更可喜的是，還有北大培養的幾代文人學者張中行、張必錕、張厚感、熊江平等，與他們的同事們，幾十年如一日，都在那裏為千千萬萬莘莘學子，殫精竭慮編寫教材。

我從1952年上小學一年級，到1965年高中畢業，就是學習人教社各學科教材長大的。每學期開學，拿到新書，第一件事，就是小心翼翼地用牛皮紙，後來用舊畫報把新書“包”好。這還是小學班主任手把手教會我們的，邊教邊囑咐我們，讀書人一定要愛惜書。

然後翻看新書，看著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編者姓名，崇敬之心油然而生。怎麽也不敢想，更想不到，幾十年後，我走進了中國編寫教科書的聖殿，在時任人教社副總編劉國正先生領導下，與中學語文編輯室主任黃光碩、副主任張厚感，《課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長張定遠，還有分編型寫作教材編輯王連雲、特約編輯張必錕等一起，逐章逐句修訂《作文·漢語》（第一冊）。

每天，在王連雲老師的領導下，與必錕、泳燚兩位老師一起工作，所學受益終生。

首先學會的是寫字，一筆不苟地在稿紙上寫字。

且不說當年還沒有普及電腦，隻要寫文章，必須寫在稿紙上。人教社提供的專用稿紙，比市麵上的售賣的稿紙要大一倍，紙質特別適合鋼筆書寫，而且“天寬地闊”，特別便於審稿人修改稿件。

“處處留心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古人之言，不餘欺也！

張必錕先生當時就住在我隔壁房間，他是人教社語文實驗教材的特約編輯，他還是各地語文刊物經常約稿的作者，自從1983年人教社實驗教材洛陽會議之後，我們就成了忘年交。我第一次參加修訂工作，與先生相鄰而居，隨時去向先生請教。不僅聽他說怎麽修改、怎麽寫稿，而且看他怎麽做。隻見他一筆不苟寫在稿紙上的文字，橫豎撇捺，筆筆到位，蒼勁有力。在人教社招待所房間，張老師的言傳身教，給我上了第一課。每當我鋪開稿紙寫文章時，就像張老師那樣一筆一劃認真書寫。

那一個月時間，我與必錕先生如影隨形，開飯時間，我們走在去食堂的路上，幾乎遇到先生的每一位編輯，都跟他打招呼，然後，他就告訴我，那位是誰誰誰。有一次，他指著前麵不遠處踽踽獨行的老人，告訴我，他就是《青春之歌》中的餘永澤，中學語文編輯室著名的編審張中行老先生。

有時下午工作到四點鍾左右，我和朱老師就陪先生去外麵走走，邊走邊聊，聽他講人教社大院的文人軼事。有幾次，我們走出大門，右拐到旁邊的景山公園散步。在上景山的路邊，先生指著一棵樹說，人們都說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就是在那棵樹上吊死的。崇禎吊死在景山公園是史實，現在的公園曾經是他的皇家後花園。但在哪棵樹上吊死的，就難說了。再說，現在也沒有必要去考證了。先生知識豐富，且對民間傳說有自己獨立思考的看法，不是人雲亦雲。

他做學問更是獨立思考，認真研究之後，敢於發表自己的見解。先生的文言功底之厚實是眾所周知的。記得有一次，給我們年輕教師講“文言文虛詞教學的複雜性和單一性”時，談到文言“虛詞”的複雜性表現之一，就是“虛詞的用法很多”，他說：楊樹達先生歸納為二十多種。其中“之”： 楊樹達說，助詞，無義。呂叔湘先生說“之”是取消獨立性。

    張必錕先生說：“我以為有舒緩語氣的作用。哪一種說法對呢？我以為都對。我們可以從魯迅早期作品中找出佐證。如：‘劉和珍君聽我的講義’這個‘的’相當於‘之’；‘總之，落水狗的該打不該打’這個‘的’也相當於‘之’”。

我慶幸自己在學語文教語文的人生之路上，遇到必錕先生這樣德高望重學養深厚的良師益友！

我還慶幸在人教社修訂教材期間，邂逅江蘇常熟中學語文特級教師朱泳燚。朱老師因學校工作不能分身而遲到了幾天。負責領導我們修訂工作的王連雲老師告訴我，朱老師比我年長幾歲，是一位做學問的優秀中學老師，早年一篇科普說明文《看雲識天氣》，就被選為人教社的初中《語文》課本。他的一本《葉聖陶的語言修改藝術》，在中國語言學界享有盛譽。

他來報到那天晚上，我們兩一見如故，促膝長談，真是相見恨晚啊！他送我一本《葉聖陶的語言修改藝術》，就像及時雨一樣，給我提供了修改教材的指南和範例。而且，我們還談到共同的好朋友、上海《語文學習》的範守綱主編。

更沒有想到，第二天晚上，範守綱老師就飛到北京來了，與我們一起住在人教社招待所。

範老師這次來北京，準備采訪人教社的老前輩葉聖陶、張誌公、以及時任總編劉國正先生，為《語文學習》即將召開的“語文戰略討論會”做準備，組織幾篇有影響的“新時期語文教育教學評論”文章，引起討論。

我和朱泳燚在老朋友範守綱的帶領下，先後拜訪了人教社的張誌公先生和劉國正先生，後來還去了葉老住的四合院，不湊巧，葉老那天下午去醫院了。好在範老師與朱老師與葉老一家非常熟悉，就與葉老的兒子葉至善先生聊了一下午。對我而言，從踏進葉老家大門那一刻起，無比激動的心情難以平複。試想，中國千百萬中小學語文老師，有幾人走進過葉老的家？我們從小讀的《語文》書就是葉老主持編的；我當中學語文老師後，特別是執教分編型語文改革教材後，案頭放著《葉聖陶語文教育論集》，常讀常新，活學活用，真是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現在能走進葉老的家，那心情，那感受……

我跟著範老師和朱老師走到北京東四八條71號，隻見大門左邊的牆上，一塊銅匾上有“北京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醒目標誌。走進大院，才知道，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也是葉聖陶老先生住了一生的地方。

第一眼看到葉至善先生，就像看到葉老一樣，至善先生當年也是古稀老人，頭發眉毛全都白了，相貌酷似葉老。我們在他們家的客廳裏談有關語文教學的一些問題，朱泳燚因寫《葉聖陶的語言修改藝術》那本書，早就與葉老一家非常熟悉，範守綱以前經常到葉老家拜訪，也與他們一家非常熟悉，所以談話非常自然，一下午時間很快就過去了。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葉至善先生談他父親的《景泰藍的製作》，他明確表示，這篇文章不應該選入中學語文課本，理由是文章的內容太專業化了，老師不容易講清楚，學生也比較難理解。

範守綱在北京的那幾天，我和朱老師還在他的帶領下，先後到國正先生家拜訪，去誌公先生的辦公室采訪，去特級教師劉朏朏老師家拜訪。聆聽語文教育大家的教誨，分享特級教師的作文教學改革的成果。盡管每一次拜訪隻有二三個小時，那真是如沐春風呀！頓覺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啊！

一個月時間，在人的一生中，隻是短暫的瞬間，但我在人教社的這一個月，如同在大學“讀研”，親聆中國語文教育泰鬥謦欬，在人教社責任編輯王連雲的領導下，在語文特級教師必錕和泳燚的指導下，進行“文章與語言修改”專題訓練，讓我終生受益。

感恩大師和老師們!讓我充分享受到了名師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附錄】難忘人教社責任編輯王連雲老師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王連雲老師是人教社中學語文編輯室分編型教材,初中《作文·漢語》、高中《寫作》課本的責任編輯。初中《作文·漢語》與初中《閱讀》課本配套。高中《寫作》自成係統，獨立成冊。這套分編型教材是建國以來改革步子最大、試教規模最大的一套語文教改實驗教材。

從建國之初到八十年代初，中學語文教學隻有一本《語文》書，而且課文是“文選綜合型”的。人教社推出的重點中學初中語文分編型教材《閱讀》和《作文·漢語》（86年修訂後書名為《寫作》），是開創性的改革，特別是試教師生的寫作與說話的教與學，終於有本可依，有案可循，增強了作文與說話教學的計劃性和科學性。

從1982年9月到1985年7月，三年試教實踐證明，《作文·漢語》課本有效地提高了學生的寫作能力和說話能力。

初中三年來，我們在試教過程中，以指導學生不斷改進學習方法，來適應改革教材的教與學，經過有計劃、有步驟地訓練學生“敢說、多說、會說”，“愛寫、多寫、會寫”，培養了學生的說話能力和寫作能力。少數學生在我外出開會期間，走上講台組織教學，效果也不錯。盧山同學寫的課外練筆文《我第一次走上講台》（見《作文通訊》一九八五年第三期）生動地再現了學生自己上課的情景，集中反映了學生不斷增強的“說與寫”的能力。

1985年6月3日，國正先生和定遠先生特地來我們華師一附中實驗班，參加由語文課代表孫燕主持的“語文教改實驗匯報會”。定遠先生聽了學生的匯報後，鼓勵學生說：“你們很會說話，說得很得體，有的同學還有點風度。希望你們繼續練好說話，練到出口成章。”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我們的實驗成果受到湖北省教研室和人教社的高度重視。其直接原因是，學生在1985年6月28日中考結束後，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由湖北省教研室組織他們參加當年全國高考語文單科測試，與當年高考學生同時考試，試卷交華中師範大學高考閱卷教師評改。考試結果為人平61分，比當年湖北省應屆高考考生人平59.46分高1.54分。當年高考語文命題組負責人章熊先生審閱了學生的答卷後，在《語文教學與研究》上發表文章，充分肯定這批參加語文教改實驗的初中學生的語文能力，是平時訓練的結果。

實踐還證明，寫作教學有本可依，課堂教學搞活了，學生思維活躍了，就能在寫作過程中進一步發揮創造能力。三年來，我班有二十五人次分別在《中學生》、《作文通訊》、《語文報》等報刊上發表了各種文體（包括創作的小說）的優秀作文。其中兩人榮獲天津新蕾作文邀請賽二、三等獎；一人榮獲84年武漢中學生作文競賽乙等獎；兩人榮獲85年武漢少年兒童征文比賽二、三等獎；王江同學的《假如我是武漢市市長》，時任武漢市長吳官正閱示後的回信，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報道後，在全國引起了巨大反響。王江的優秀作文和日記選己由湖北省教育出版社編成全國第一本中學生個人作文集——《少年改革者的大膽設想》。她的這篇優秀課外練筆文被王連雲老師編入了人教社高中實驗教材《寫作》第一冊。供她本人和她的同學們學習。

所以，我認為王連雲老師和所有參與編輯《作文·漢語》的老師們功不可沒。寫作教材從無到有，奠定了中學語文寫作教學的科學性和計劃性的基礎；按單元編寫與閱讀教學單元橫向讀寫結合，縱向按記敘文、議論文、說明文係列，一個單元集中解決一種文體的一二個重點問題，以螺旋式上升的態勢穩步提高，解決了寫作課堂教學三種文體的具體內容的係統性和訓練的可操作性。

初中《閱讀》課本，按單元編排，每單元教學程序為：先上講讀課文、再上課內自讀、後加課外自讀。《作文·漢語》課本的單元編排與《閱讀》單元密切結合，每一單元閱讀教學程序完成之後，就是寫作訓練程序的開始：先講《作文·漢語》單元寫作的基礎知識、自讀課本上的學生優秀習作、然後進行寫作訓練、學生自改和互改訓練。這套分編型課本編者的意圖，是著重建立現代語文讀寫能力的訓練序列。自1982年教材問世以來，語文單元教學的研究方興未艾。大家都在探索單元教學與訓練序列的關係、單元教學過程中講讀課文與自讀課文的關係、課內自讀與課外自讀的關係。講讀、課內自讀與課外自讀三者之間的關係，有老師把葉老的“學步法”形象地比做“看我走”、“扶你走”和“放你走”三類不同課文的教學法的特點。

回憶與王連雲老師相識、相知、相熟的難忘經曆，也是我學語文教語文，不斷在教學中成長的過程。

我與王連雲老師相識於1983年8月4日。

那天上午，張定遠老師主持大會，請張必錕和王連雲兩位老師，分別介紹《閱讀》文言文單元和《作文·漢語》的編輯意圖和教學建議。會後，張必錕老師介紹我認識了王連雲老師。

從83年開始，人教社每年暑假都召開全國實驗教材工作會議，84年在蘭州，85年在青島，86年在太原，87年在上海，88年在西安開總結表彰大會。每次開會期間，王老師都要找我詳談寫作試教情況，告訴我如何收集整理第一手資料，指導我對試教資料進行科學分析。

86年暑假在太原開會，8月1日晚上，王連雲老師與我談話，他說國正先生與他研究初中《作文·漢語》修訂時，擬調我去北京參加寫作教材的修改工作，初步定下用一個月時間完成第一冊的修改工作。讓我回學校先給有關領導打招呼。等人教社通知到了之後，即赴北京工作。

一個月時間，在人教社地下室招待所，朝夕相處，在王老師的領導下，如期完成了修改任務。在最後一次工作會議上，國正先生和張厚感副主任肯定第一冊修改任務，達到了預期目的，感謝大家，特別感謝來自一線的我們三位中學老師。同時宣布，後麵五冊的修改工作繼續請我們三人參加，不過再不集中到北京來了。請王連雲老師把修改的具體任務分給各位，按這次的修改原則和方法，各人在家完成初稿後，掛號寄到人教社，請厚感和連雲兩位審閱後，提出再改的具體意見，再回寄給三位老師修改後，交給王連雲老師匯總定稿。

我在會上發言，非常感謝國正先生、中語室黃光碩主任、張厚感副主任，還有王連雲老師、張必錕老師和朱永燚老師，感謝他們對我的關心和幫助，特別感謝國正先生和中語室對我的信任和鞭策，讓我繼續參加修改工作。但我有一個想法，不知是否合適，是否可行，請領導決定。

我的想法是，把人教社分給我的後麵五冊的修改任務，交給我們湖北省參加第一輪試教的另外五位老師來分別完成。因為我們這六位老師在湖北省教研室的領導下，第一輪初中試教都取得了豐碩成果，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且他們五位老師都比我強！請各位領導考慮行不行。

後來中語室領導與湖北省教研室領導商定同意我的建議，由那五位老師在省教研室的指導下完成了人教社的修改任務。

王連雲老師當時盛讚我的團隊意識非常強，其實，我在人教社中語室感受最深刻的正是全體編輯的親密無間的團隊意識。否則怎麽可能為中學生編出那麽多優秀教材呢？

然而，當周正逵老師把他的高中《寫作》教材設計思路說給我聽了之後，我不得不佩服他！

他的思路非常清晰而有序：高一，思維和語言；高二，思路與章法；高三，思想與理義。

憑直覺，高中《寫作》教材的修改，“正逵思路”比“連雲思路”可能要好一些。

後來我調到海南去了，離語文教改實驗越來越遠了，也不知道後來高中《寫作》實驗教材的修改，到底是按“正逵思路”還是“連雲思路”。但是，我想不論是按哪位的思路去修訂，一定還是人教社中語室團隊的最優秀的寫作教科書！因為我知道他們都是國正先生最得力的資深責任編輯。

 

 

 

 

 

 

 

 

 

 

 

我學語文教語文的一生（54）

在人教社修訂教材，一個月勝讀十年書

1986年9月22日到10月23日，住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招待所，參加初中分編型語文實驗教材《作文·漢語》（第一冊）的修訂工作。整整一個月時間，不僅如期完成了修訂任務，而且有幸拜訪了語文教育家、老前輩張誌公先生、葉至善先生。與責任編輯王連雲，還有參加修訂教材的張必錕、朱泳燚三位老師朝夕相處，學到了許多知識，提高了閱讀和寫作能力。真是如古人所說：“勝讀十年書”啊。

那個時候，人教社在北京沙灘後街55號，大院裏麵那公主府的梳妝樓，就是後來的北大藏書樓還在，北京大學早已搬遷了，人教社建國之初就搬進去了。那裏，不僅北大精神猶在，更可喜的是，還有北大培養的幾代文人學者張中行、張必錕、張厚感、熊江平等，與他們的同事們，幾十年如一日，都在那裏為千千萬萬莘莘學子，殫精竭慮編寫教材。

我從1952年上小學一年級，到1965年高中畢業，就是學習人教社各學科教材長大的。每學期開學，拿到新書，第一件事，就是小心翼翼地用牛皮紙，後來用舊畫報把新書“包”好。這還是小學班主任手把手教會我們的，邊教邊囑咐我們，讀書人一定要愛惜書。

然後翻看新書，看著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編者姓名，崇敬之心油然而生。怎麽也不敢想，更想不到，幾十年後，我走進了中國編寫教科書的聖殿，在時任人教社副總編劉國正先生領導下，與中學語文編輯室主任黃光碩、副主任張厚感，《課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長張定遠，還有分編型寫作教材編輯王連雲、特約編輯張必錕等一起，逐章逐句修訂《作文·漢語》（第一冊）。

每天，在王連雲老師的領導下，與必錕、泳燚兩位老師一起工作，所學受益終生。

首先學會的是寫字，一筆不苟地在稿紙上寫字。

且不說當年還沒有普及電腦，隻要寫文章，必須寫在稿紙上。人教社提供的專用稿紙，比市麵上的售賣的稿紙要大一倍，紙質特別適合鋼筆書寫，而且“天寬地闊”，特別便於審稿人修改稿件。

“處處留心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古人之言，不餘欺也！

張必錕先生當時就住在我隔壁房間，他是人教社語文實驗教材的特約編輯，他還是各地語文刊物經常約稿的作者，自從1983年人教社實驗教材洛陽會議之後，我們就成了忘年交。我第一次參加修訂工作，與先生相鄰而居，隨時去向先生請教。不僅聽他說怎麽修改、怎麽寫稿，而且看他怎麽做。隻見他一筆不苟寫在稿紙上的文字，橫豎撇捺，筆筆到位，蒼勁有力。在人教社招待所房間，張老師的言傳身教，給我上了第一課。每當我鋪開稿紙寫文章時，就像張老師那樣一筆一劃認真書寫。

那一個月時間，我與必錕先生如影隨形，開飯時間，我們走在去食堂的路上，幾乎遇到先生的每一位編輯，都跟他打招呼，然後，他就告訴我，那位是誰誰誰。有一次，他指著前麵不遠處踽踽獨行的老人，告訴我，他就是《青春之歌》中的餘永澤，中學語文編輯室著名的編審張中行老先生。

有時下午工作到四點鍾左右，我和朱老師就陪先生去外麵走走，邊走邊聊，聽他講人教社大院的文人軼事。有幾次，我們走出大門，右拐到旁邊的景山公園散步。在上景山的路邊，先生指著一棵樹說，人們都說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就是在那棵樹上吊死的。崇禎吊死在景山公園是史實，現在的公園曾經是他的皇家後花園。但在哪棵樹上吊死的，就難說了。再說，現在也沒有必要去考證了。先生知識豐富，且對民間傳說有自己獨立思考的看法，不是人雲亦雲。

他做學問更是獨立思考，認真研究之後，敢於發表自己的見解。先生的文言功底之厚實是眾所周知的。記得有一次，給我們年輕教師講“文言文虛詞教學的複雜性和單一性”時，談到文言“虛詞”的複雜性表現之一，就是“虛詞的用法很多”，他說：楊樹達先生歸納為二十多種。其中“之”： 楊樹達說，助詞，無義。呂叔湘先生說“之”是取消獨立性。

    張必錕先生說：“我以為有舒緩語氣的作用。哪一種說法對呢？我以為都對。我們可以從魯迅早期作品中找出佐證。如：‘劉和珍君聽我的講義’這個‘的’相當於‘之’；‘總之，落水狗的該打不該打’這個‘的’也相當於‘之’”。

我慶幸自己在學語文教語文的人生之路上，遇到必錕先生這樣德高望重學養深厚的良師益友！

我還慶幸在人教社修訂教材期間，邂逅江蘇常熟中學語文特級教師朱泳燚。朱老師因學校工作不能分身而遲到了幾天。負責領導我們修訂工作的王連雲老師告訴我，朱老師比我年長幾歲，是一位做學問的優秀中學老師，早年一篇科普說明文《看雲識天氣》，就被選為人教社的初中《語文》課本。他的一本《葉聖陶的語言修改藝術》，在中國語言學界享有盛譽。

他來報到那天晚上，我們兩一見如故，促膝長談，真是相見恨晚啊！他送我一本《葉聖陶的語言修改藝術》，就像及時雨一樣，給我提供了修改教材的指南和範例。而且，我們還談到共同的好朋友、上海《語文學習》的範守綱主編。

更沒有想到，第二天晚上，範守綱老師就飛到北京來了，與我們一起住在人教社招待所。

範老師這次來北京，準備采訪人教社的老前輩葉聖陶、張誌公、以及時任總編劉國正先生，為《語文學習》即將召開的“語文戰略討論會”做準備，組織幾篇有影響的“新時期語文教育教學評論”文章，引起討論。

我和朱泳燚在老朋友範守綱的帶領下，先後拜訪了人教社的張誌公先生和劉國正先生，後來還去了葉老住的四合院，不湊巧，葉老那天下午去醫院了。好在範老師與朱老師與葉老一家非常熟悉，就與葉老的兒子葉至善先生聊了一下午。對我而言，從踏進葉老家大門那一刻起，無比激動的心情難以平複。試想，中國千百萬中小學語文老師，有幾人走進過葉老的家？我們從小讀的《語文》書就是葉老主持編的；我當中學語文老師後，特別是執教分編型語文改革教材後，案頭放著《葉聖陶語文教育論集》，常讀常新，活學活用，真是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現在能走進葉老的家，那心情，那感受……

我跟著範老師和朱老師走到北京東四八條71號，隻見大門左邊的牆上，一塊銅匾上有“北京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醒目標誌。走進大院，才知道，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也是葉聖陶老先生住了一生的地方。

第一眼看到葉至善先生，就像看到葉老一樣，至善先生當年也是古稀老人，頭發眉毛全都白了，相貌酷似葉老。我們在他們家的客廳裏談有關語文教學的一些問題，朱泳燚因寫《葉聖陶的語言修改藝術》那本書，早就與葉老一家非常熟悉，範守綱以前經常到葉老家拜訪，也與他們一家非常熟悉，所以談話非常自然，一下午時間很快就過去了。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葉至善先生談他父親的《景泰藍的製作》，他明確表示，這篇文章不應該選入中學語文課本，理由是文章的內容太專業化了，老師不容易講清楚，學生也比較難理解。

範守綱在北京的那幾天，我和朱老師還在他的帶領下，先後到國正先生家拜訪，去誌公先生的辦公室采訪，去特級教師劉朏朏老師家拜訪。聆聽語文教育大家的教誨，分享特級教師的作文教學改革的成果。盡管每一次拜訪隻有二三個小時，那真是如沐春風呀！頓覺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啊！

一個月時間，在人的一生中，隻是短暫的瞬間，但我在人教社的這一個月，如同在大學“讀研”，親聆中國語文教育泰鬥謦欬，在人教社責任編輯王連雲的領導下，在語文特級教師必錕和泳燚的指導下，進行“文章與語言修改”專題訓練，讓我終生受益。

感恩大師和老師們!讓我充分享受到了名師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附錄】難忘人教社責任編輯王連雲老師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王連雲老師是人教社中學語文編輯室分編型教材,初中《作文·漢語》、高中《寫作》課本的責任編輯。初中《作文·漢語》與初中《閱讀》課本配套。高中《寫作》自成係統，獨立成冊。這套分編型教材是建國以來改革步子最大、試教規模最大的一套語文教改實驗教材。

從建國之初到八十年代初，中學語文教學隻有一本《語文》書，而且課文是“文選綜合型”的。人教社推出的重點中學初中語文分編型教材《閱讀》和《作文·漢語》（86年修訂後書名為《寫作》），是開創性的改革，特別是試教師生的寫作與說話的教與學，終於有本可依，有案可循，增強了作文與說話教學的計劃性和科學性。

從1982年9月到1985年7月，三年試教實踐證明，《作文·漢語》課本有效地提高了學生的寫作能力和說話能力。

初中三年來，我們在試教過程中，以指導學生不斷改進學習方法，來適應改革教材的教與學，經過有計劃、有步驟地訓練學生“敢說、多說、會說”，“愛寫、多寫、會寫”，培養了學生的說話能力和寫作能力。少數學生在我外出開會期間，走上講台組織教學，效果也不錯。盧山同學寫的課外練筆文《我第一次走上講台》（見《作文通訊》一九八五年第三期）生動地再現了學生自己上課的情景，集中反映了學生不斷增強的“說與寫”的能力。

1985年6月3日，國正先生和定遠先生特地來我們華師一附中實驗班，參加由語文課代表孫燕主持的“語文教改實驗匯報會”。定遠先生聽了學生的匯報後，鼓勵學生說：“你們很會說話，說得很得體，有的同學還有點風度。希望你們繼續練好說話，練到出口成章。”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我們的實驗成果受到湖北省教研室和人教社的高度重視。其直接原因是，學生在1985年6月28日中考結束後，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由湖北省教研室組織他們參加當年全國高考語文單科測試，與當年高考學生同時考試，試卷交華中師範大學高考閱卷教師評改。考試結果為人平61分，比當年湖北省應屆高考考生人平59.46分高1.54分。當年高考語文命題組負責人章熊先生審閱了學生的答卷後，在《語文教學與研究》上發表文章，充分肯定這批參加語文教改實驗的初中學生的語文能力，是平時訓練的結果。

實踐還證明，寫作教學有本可依，課堂教學搞活了，學生思維活躍了，就能在寫作過程中進一步發揮創造能力。三年來，我班有二十五人次分別在《中學生》、《作文通訊》、《語文報》等報刊上發表了各種文體（包括創作的小說）的優秀作文。其中兩人榮獲天津新蕾作文邀請賽二、三等獎；一人榮獲84年武漢中學生作文競賽乙等獎；兩人榮獲85年武漢少年兒童征文比賽二、三等獎；王江同學的《假如我是武漢市市長》，時任武漢市長吳官正閱示後的回信，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報道後，在全國引起了巨大反響。王江的優秀作文和日記選己由湖北省教育出版社編成全國第一本中學生個人作文集——《少年改革者的大膽設想》。她的這篇優秀課外練筆文被王連雲老師編入了人教社高中實驗教材《寫作》第一冊。供她本人和她的同學們學習。

所以，我認為王連雲老師和所有參與編輯《作文·漢語》的老師們功不可沒。寫作教材從無到有，奠定了中學語文寫作教學的科學性和計劃性的基礎；按單元編寫與閱讀教學單元橫向讀寫結合，縱向按記敘文、議論文、說明文係列，一個單元集中解決一種文體的一二個重點問題，以螺旋式上升的態勢穩步提高，解決了寫作課堂教學三種文體的具體內容的係統性和訓練的可操作性。

初中《閱讀》課本，按單元編排，每單元教學程序為：先上講讀課文、再上課內自讀、後加課外自讀。《作文·漢語》課本的單元編排與《閱讀》單元密切結合，每一單元閱讀教學程序完成之後，就是寫作訓練程序的開始：先講《作文·漢語》單元寫作的基礎知識、自讀課本上的學生優秀習作、然後進行寫作訓練、學生自改和互改訓練。這套分編型課本編者的意圖，是著重建立現代語文讀寫能力的訓練序列。自1982年教材問世以來，語文單元教學的研究方興未艾。大家都在探索單元教學與訓練序列的關係、單元教學過程中講讀課文與自讀課文的關係、課內自讀與課外自讀的關係。講讀、課內自讀與課外自讀三者之間的關係，有老師把葉老的“學步法”形象地比做“看我走”、“扶你走”和“放你走”三類不同課文的教學法的特點。

回憶與王連雲老師相識、相知、相熟的難忘經曆，也是我學語文教語文，不斷在教學中成長的過程。

我與王連雲老師相識於1983年8月4日。

那天上午，張定遠老師主持大會，請張必錕和王連雲兩位老師，分別介紹《閱讀》文言文單元和《作文·漢語》的編輯意圖和教學建議。會後，張必錕老師介紹我認識了王連雲老師。

從83年開始，人教社每年暑假都召開全國實驗教材工作會議，84年在蘭州，85年在青島，86年在太原，87年在上海，88年在西安開總結表彰大會。每次開會期間，王老師都要找我詳談寫作試教情況，告訴我如何收集整理第一手資料，指導我對試教資料進行科學分析。

86年暑假在太原開會，8月1日晚上，王連雲老師與我談話，他說國正先生與他研究初中《作文·漢語》修訂時，擬調我去北京參加寫作教材的修改工作，初步定下用一個月時間完成第一冊的修改工作。讓我回學校先給有關領導打招呼。等人教社通知到了之後，即赴北京工作。

一個月時間，在人教社地下室招待所，朝夕相處，在王老師的領導下，如期完成了修改任務。在最後一次工作會議上，國正先生和張厚感副主任肯定第一冊修改任務，達到了預期目的，感謝大家，特別感謝來自一線的我們三位中學老師。同時宣布，後麵五冊的修改工作繼續請我們三人參加，不過再不集中到北京來了。請王連雲老師把修改的具體任務分給各位，按這次的修改原則和方法，各人在家完成初稿後，掛號寄到人教社，請厚感和連雲兩位審閱後，提出再改的具體意見，再回寄給三位老師修改後，交給王連雲老師匯總定稿。

我在會上發言，非常感謝國正先生、中語室黃光碩主任、張厚感副主任，還有王連雲老師、張必錕老師和朱永燚老師，感謝他們對我的關心和幫助，特別感謝國正先生和中語室對我的信任和鞭策，讓我繼續參加修改工作。但我有一個想法，不知是否合適，是否可行，請領導決定。

我的想法是，把人教社分給我的後麵五冊的修改任務，交給我們湖北省參加第一輪試教的另外五位老師來分別完成。因為我們這六位老師在湖北省教研室的領導下，第一輪初中試教都取得了豐碩成果，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且他們五位老師都比我強！請各位領導考慮行不行。

後來中語室領導與湖北省教研室領導商定同意我的建議，由那五位老師在省教研室的指導下完成了人教社的修改任務。

王連雲老師當時盛讚我的團隊意識非常強，其實，我在人教社中語室感受最深刻的正是全體編輯的親密無間的團隊意識。否則怎麽可能為中學生編出那麽多優秀教材呢？

然而，當周正逵老師把他的高中《寫作》教材設計思路說給我聽了之後，我不得不佩服他！

他的思路非常清晰而有序：高一，思維和語言；高二，思路與章法；高三，思想與理義。

憑直覺，高中《寫作》教材的修改，“正逵思路”比“連雲思路”可能要好一些。

後來我調到海南去了，離語文教改實驗越來越遠了，也不知道後來高中《寫作》實驗教材的修改，到底是按“正逵思路”還是“連雲思路”。但是，我想不論是按哪位的思路去修訂，一定還是人教社中語室團隊的最優秀的寫作教科書！因為我知道他們都是國正先生最得力的資深責任編輯。

 

 

我學語文教語文的一生（54）

在人教社修訂教材，一個月勝讀十年書

1986年9月22日到10月23日，住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招待所，參加初中分編型語文實驗教材《作文·漢語》（第一冊）的修訂工作。整整一個月時間，不僅如期完成了修訂任務，而且有幸拜訪了語文教育家、老前輩張誌公先生、葉至善先生。與責任編輯王連雲，還有參加修訂教材的張必錕、朱泳燚三位老師朝夕相處，學到了許多知識，提高了閱讀和寫作能力。真是如古人所說：“勝讀十年書”啊。

那個時候，人教社在北京沙灘後街55號，大院裏麵那公主府的梳妝樓，就是後來的北大藏書樓還在，北京大學早已搬遷了，人教社建國之初就搬進去了。那裏，不僅北大精神猶在，更可喜的是，還有北大培養的幾代文人學者張中行、張必錕、張厚感、熊江平等，與他們的同事們，幾十年如一日，都在那裏為千千萬萬莘莘學子，殫精竭慮編寫教材。

我從1952年上小學一年級，到1965年高中畢業，就是學習人教社各學科教材長大的。每學期開學，拿到新書，第一件事，就是小心翼翼地用牛皮紙，後來用舊畫報把新書“包”好。這還是小學班主任手把手教會我們的，邊教邊囑咐我們，讀書人一定要愛惜書。

然後翻看新書，看著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編者姓名，崇敬之心油然而生。怎麽也不敢想，更想不到，幾十年後，我走進了中國編寫教科書的聖殿，在時任人教社副總編劉國正先生領導下，與中學語文編輯室主任黃光碩、副主任張厚感，《課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長張定遠，還有分編型寫作教材編輯王連雲、特約編輯張必錕等一起，逐章逐句修訂《作文·漢語》（第一冊）。

每天，在王連雲老師的領導下，與必錕、泳燚兩位老師一起工作，所學受益終生。

首先學會的是寫字，一筆不苟地在稿紙上寫字。

且不說當年還沒有普及電腦，隻要寫文章，必須寫在稿紙上。人教社提供的專用稿紙，比市麵上的售賣的稿紙要大一倍，紙質特別適合鋼筆書寫，而且“天寬地闊”，特別便於審稿人修改稿件。

“處處留心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古人之言，不餘欺也！

張必錕先生當時就住在我隔壁房間，他是人教社語文實驗教材的特約編輯，他還是各地語文刊物經常約稿的作者，自從1983年人教社實驗教材洛陽會議之後，我們就成了忘年交。我第一次參加修訂工作，與先生相鄰而居，隨時去向先生請教。不僅聽他說怎麽修改、怎麽寫稿，而且看他怎麽做。隻見他一筆不苟寫在稿紙上的文字，橫豎撇捺，筆筆到位，蒼勁有力。在人教社招待所房間，張老師的言傳身教，給我上了第一課。每當我鋪開稿紙寫文章時，就像張老師那樣一筆一劃認真書寫。

那一個月時間，我與必錕先生如影隨形，開飯時間，我們走在去食堂的路上，幾乎遇到先生的每一位編輯，都跟他打招呼，然後，他就告訴我，那位是誰誰誰。有一次，他指著前麵不遠處踽踽獨行的老人，告訴我，他就是《青春之歌》中的餘永澤，中學語文編輯室著名的編審張中行老先生。

有時下午工作到四點鍾左右，我和朱老師就陪先生去外麵走走，邊走邊聊，聽他講人教社大院的文人軼事。有幾次，我們走出大門，右拐到旁邊的景山公園散步。在上景山的路邊，先生指著一棵樹說，人們都說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就是在那棵樹上吊死的。崇禎吊死在景山公園是史實，現在的公園曾經是他的皇家後花園。但在哪棵樹上吊死的，就難說了。再說，現在也沒有必要去考證了。先生知識豐富，且對民間傳說有自己獨立思考的看法，不是人雲亦雲。

他做學問更是獨立思考，認真研究之後，敢於發表自己的見解。先生的文言功底之厚實是眾所周知的。記得有一次，給我們年輕教師講“文言文虛詞教學的複雜性和單一性”時，談到文言“虛詞”的複雜性表現之一，就是“虛詞的用法很多”，他說：楊樹達先生歸納為二十多種。其中“之”： 楊樹達說，助詞，無義。呂叔湘先生說“之”是取消獨立性。

    張必錕先生說：“我以為有舒緩語氣的作用。哪一種說法對呢？我以為都對。我們可以從魯迅早期作品中找出佐證。如：‘劉和珍君聽我的講義’這個‘的’相當於‘之’；‘總之，落水狗的該打不該打’這個‘的’也相當於‘之’”。

我慶幸自己在學語文教語文的人生之路上，遇到必錕先生這樣德高望重學養深厚的良師益友！

我還慶幸在人教社修訂教材期間，邂逅江蘇常熟中學語文特級教師朱泳燚。朱老師因學校工作不能分身而遲到了幾天。負責領導我們修訂工作的王連雲老師告訴我，朱老師比我年長幾歲，是一位做學問的優秀中學老師，早年一篇科普說明文《看雲識天氣》，就被選為人教社的初中《語文》課本。他的一本《葉聖陶的語言修改藝術》，在中國語言學界享有盛譽。

他來報到那天晚上，我們兩一見如故，促膝長談，真是相見恨晚啊！他送我一本《葉聖陶的語言修改藝術》，就像及時雨一樣，給我提供了修改教材的指南和範例。而且，我們還談到共同的好朋友、上海《語文學習》的範守綱主編。

更沒有想到，第二天晚上，範守綱老師就飛到北京來了，與我們一起住在人教社招待所。

範老師這次來北京，準備采訪人教社的老前輩葉聖陶、張誌公、以及時任總編劉國正先生，為《語文學習》即將召開的“語文戰略討論會”做準備，組織幾篇有影響的“新時期語文教育教學評論”文章，引起討論。

我和朱泳燚在老朋友範守綱的帶領下，先後拜訪了人教社的張誌公先生和劉國正先生，後來還去了葉老住的四合院，不湊巧，葉老那天下午去醫院了。好在範老師與朱老師與葉老一家非常熟悉，就與葉老的兒子葉至善先生聊了一下午。對我而言，從踏進葉老家大門那一刻起，無比激動的心情難以平複。試想，中國千百萬中小學語文老師，有幾人走進過葉老的家？我們從小讀的《語文》書就是葉老主持編的；我當中學語文老師後，特別是執教分編型語文改革教材後，案頭放著《葉聖陶語文教育論集》，常讀常新，活學活用，真是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現在能走進葉老的家，那心情，那感受……

我跟著範老師和朱老師走到北京東四八條71號，隻見大門左邊的牆上，一塊銅匾上有“北京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醒目標誌。走進大院，才知道，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也是葉聖陶老先生住了一生的地方。

第一眼看到葉至善先生，就像看到葉老一樣，至善先生當年也是古稀老人，頭發眉毛全都白了，相貌酷似葉老。我們在他們家的客廳裏談有關語文教學的一些問題，朱泳燚因寫《葉聖陶的語言修改藝術》那本書，早就與葉老一家非常熟悉，範守綱以前經常到葉老家拜訪，也與他們一家非常熟悉，所以談話非常自然，一下午時間很快就過去了。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葉至善先生談他父親的《景泰藍的製作》，他明確表示，這篇文章不應該選入中學語文課本，理由是文章的內容太專業化了，老師不容易講清楚，學生也比較難理解。

範守綱在北京的那幾天，我和朱老師還在他的帶領下，先後到國正先生家拜訪，去誌公先生的辦公室采訪，去特級教師劉朏朏老師家拜訪。聆聽語文教育大家的教誨，分享特級教師的作文教學改革的成果。盡管每一次拜訪隻有二三個小時，那真是如沐春風呀！頓覺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啊！

一個月時間，在人的一生中，隻是短暫的瞬間，但我在人教社的這一個月，如同在大學“讀研”，親聆中國語文教育泰鬥謦欬，在人教社責任編輯王連雲的領導下，在語文特級教師必錕和泳燚的指導下，進行“文章與語言修改”專題訓練，讓我終生受益。

感恩大師和老師們!讓我充分享受到了名師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附錄】難忘人教社責任編輯王連雲老師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王連雲老師是人教社中學語文編輯室分編型教材,初中《作文·漢語》、高中《寫作》課本的責任編輯。初中《作文·漢語》與初中《閱讀》課本配套。高中《寫作》自成係統，獨立成冊。這套分編型教材是建國以來改革步子最大、試教規模最大的一套語文教改實驗教材。

從建國之初到八十年代初，中學語文教學隻有一本《語文》書，而且課文是“文選綜合型”的。人教社推出的重點中學初中語文分編型教材《閱讀》和《作文·漢語》（86年修訂後書名為《寫作》），是開創性的改革，特別是試教師生的寫作與說話的教與學，終於有本可依，有案可循，增強了作文與說話教學的計劃性和科學性。

從1982年9月到1985年7月，三年試教實踐證明，《作文·漢語》課本有效地提高了學生的寫作能力和說話能力。

初中三年來，我們在試教過程中，以指導學生不斷改進學習方法，來適應改革教材的教與學，經過有計劃、有步驟地訓練學生“敢說、多說、會說”，“愛寫、多寫、會寫”，培養了學生的說話能力和寫作能力。少數學生在我外出開會期間，走上講台組織教學，效果也不錯。盧山同學寫的課外練筆文《我第一次走上講台》（見《作文通訊》一九八五年第三期）生動地再現了學生自己上課的情景，集中反映了學生不斷增強的“說與寫”的能力。

1985年6月3日，國正先生和定遠先生特地來我們華師一附中實驗班，參加由語文課代表孫燕主持的“語文教改實驗匯報會”。定遠先生聽了學生的匯報後，鼓勵學生說：“你們很會說話，說得很得體，有的同學還有點風度。希望你們繼續練好說話，練到出口成章。”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我們的實驗成果受到湖北省教研室和人教社的高度重視。其直接原因是，學生在1985年6月28日中考結束後，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由湖北省教研室組織他們參加當年全國高考語文單科測試，與當年高考學生同時考試，試卷交華中師範大學高考閱卷教師評改。考試結果為人平61分，比當年湖北省應屆高考考生人平59.46分高1.54分。當年高考語文命題組負責人章熊先生審閱了學生的答卷後，在《語文教學與研究》上發表文章，充分肯定這批參加語文教改實驗的初中學生的語文能力，是平時訓練的結果。

實踐還證明，寫作教學有本可依，課堂教學搞活了，學生思維活躍了，就能在寫作過程中進一步發揮創造能力。三年來，我班有二十五人次分別在《中學生》、《作文通訊》、《語文報》等報刊上發表了各種文體（包括創作的小說）的優秀作文。其中兩人榮獲天津新蕾作文邀請賽二、三等獎；一人榮獲84年武漢中學生作文競賽乙等獎；兩人榮獲85年武漢少年兒童征文比賽二、三等獎；王江同學的《假如我是武漢市市長》，時任武漢市長吳官正閱示後的回信，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報道後，在全國引起了巨大反響。王江的優秀作文和日記選己由湖北省教育出版社編成全國第一本中學生個人作文集——《少年改革者的大膽設想》。她的這篇優秀課外練筆文被王連雲老師編入了人教社高中實驗教材《寫作》第一冊。供她本人和她的同學們學習。

所以，我認為王連雲老師和所有參與編輯《作文·漢語》的老師們功不可沒。寫作教材從無到有，奠定了中學語文寫作教學的科學性和計劃性的基礎；按單元編寫與閱讀教學單元橫向讀寫結合，縱向按記敘文、議論文、說明文係列，一個單元集中解決一種文體的一二個重點問題，以螺旋式上升的態勢穩步提高，解決了寫作課堂教學三種文體的具體內容的係統性和訓練的可操作性。

初中《閱讀》課本，按單元編排，每單元教學程序為：先上講讀課文、再上課內自讀、後加課外自讀。《作文·漢語》課本的單元編排與《閱讀》單元密切結合，每一單元閱讀教學程序完成之後，就是寫作訓練程序的開始：先講《作文·漢語》單元寫作的基礎知識、自讀課本上的學生優秀習作、然後進行寫作訓練、學生自改和互改訓練。這套分編型課本編者的意圖，是著重建立現代語文讀寫能力的訓練序列。自1982年教材問世以來，語文單元教學的研究方興未艾。大家都在探索單元教學與訓練序列的關係、單元教學過程中講讀課文與自讀課文的關係、課內自讀與課外自讀的關係。講讀、課內自讀與課外自讀三者之間的關係，有老師把葉老的“學步法”形象地比做“看我走”、“扶你走”和“放你走”三類不同課文的教學法的特點。

回憶與王連雲老師相識、相知、相熟的難忘經曆，也是我學語文教語文，不斷在教學中成長的過程。

我與王連雲老師相識於1983年8月4日。

那天上午，張定遠老師主持大會，請張必錕和王連雲兩位老師，分別介紹《閱讀》文言文單元和《作文·漢語》的編輯意圖和教學建議。會後，張必錕老師介紹我認識了王連雲老師。

從83年開始，人教社每年暑假都召開全國實驗教材工作會議，84年在蘭州，85年在青島，86年在太原，87年在上海，88年在西安開總結表彰大會。每次開會期間，王老師都要找我詳談寫作試教情況，告訴我如何收集整理第一手資料，指導我對試教資料進行科學分析。

86年暑假在太原開會，8月1日晚上，王連雲老師與我談話，他說國正先生與他研究初中《作文·漢語》修訂時，擬調我去北京參加寫作教材的修改工作，初步定下用一個月時間完成第一冊的修改工作。讓我回學校先給有關領導打招呼。等人教社通知到了之後，即赴北京工作。

一個月時間，在人教社地下室招待所，朝夕相處，在王老師的領導下，如期完成了修改任務。在最後一次工作會議上，國正先生和張厚感副主任肯定第一冊修改任務，達到了預期目的，感謝大家，特別感謝來自一線的我們三位中學老師。同時宣布，後麵五冊的修改工作繼續請我們三人參加，不過再不集中到北京來了。請王連雲老師把修改的具體任務分給各位，按這次的修改原則和方法，各人在家完成初稿後，掛號寄到人教社，請厚感和連雲兩位審閱後，提出再改的具體意見，再回寄給三位老師修改後，交給王連雲老師匯總定稿。

我在會上發言，非常感謝國正先生、中語室黃光碩主任、張厚感副主任，還有王連雲老師、張必錕老師和朱永燚老師，感謝他們對我的關心和幫助，特別感謝國正先生和中語室對我的信任和鞭策，讓我繼續參加修改工作。但我有一個想法，不知是否合適，是否可行，請領導決定。

我的想法是，把人教社分給我的後麵五冊的修改任務，交給我們湖北省參加第一輪試教的另外五位老師來分別完成。因為我們這六位老師在湖北省教研室的領導下，第一輪初中試教都取得了豐碩成果，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且他們五位老師都比我強！請各位領導考慮行不行。

後來中語室領導與湖北省教研室領導商定同意我的建議，由那五位老師在省教研室的指導下完成了人教社的修改任務。

王連雲老師當時盛讚我的團隊意識非常強，其實，我在人教社中語室感受最深刻的正是全體編輯的親密無間的團隊意識。否則怎麽可能為中學生編出那麽多優秀教材呢？

然而，當周正逵老師把他的高中《寫作》教材設計思路說給我聽了之後，我不得不佩服他！

他的思路非常清晰而有序：高一，思維和語言；高二，思路與章法；高三，思想與理義。

憑直覺，高中《寫作》教材的修改，“正逵思路”比“連雲思路”可能要好一些。

後來我調到海南去了，離語文教改實驗越來越遠了，也不知道後來高中《寫作》實驗教材的修改，到底是按“正逵思路”還是“連雲思路”。但是，我想不論是按哪位的思路去修訂，一定還是人教社中語室團隊的最優秀的寫作教科書！因為我知道他們都是國正先生最得力的資深責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