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以忘憂
古稀之年，知足常樂，助人為樂，自尋其樂！
我的文革十年（18）學工上工廠，學農下農場
文革十年期間，學生回校“複課鬧革命”之後，中學教育改革新增了兩門課，而且有課本《工業基礎知識》和《農業基礎知識》（學校師生及課程表簡稱“工基”和“農基”），在學校上課是理科老師們負責，班主任要負責帶學生去工廠學工、去農場學農，美其名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課堂上學的是一些什麽“理論”，我不知道；但是帶學生去工廠農場“實踐”，我有深刻體會。
前幾天，在我們武漢市水廠路中學（以下簡稱“水中”）退休教師群聊起十年文革往事，不勝感慨。後來與當年元老之一的舒鼎瑛老師私聊，我記得她是1964年華中師大物理係畢業的，就問她還記得文革期間教《工業基礎知識》嗎？她非常興奮地告訴我：“我不僅教過‘工基’，還教過‘農基’呢！”
“您還記得‘工基’教些什麽，‘農基’又教些什麽呢？”
“嗨！‘工基’比原來初中物理課本簡單多了，而且知識點都是跳躍性的，沒有係統，沒有邏輯性，一點都記不得了！而‘農基’課本的內容印象卻非常深刻。一是當時讓我教九個班的“農基”，每個班一周兩節，常常到後來走進教室得先問學生上節課講到哪裏了。每節課的內容一周要重複九次啊！再就是內容好記，講到當年的農業八字方針時，82歲的老人竟然一字不差地脫口而出：“水、肥、土、種，密、管、保、工”。然後一個字一個字給我解釋：“水是農業的生命；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土就是哪塊莊稼地適合種什麽；種是一定要有優良種子；密指的是要密植；管是說田間管理；保就是保墒；工說的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
舒老師還回憶起教“工基”時，去一個空軍基地登上過一架直升飛機參觀；教“農基”時，到武漢四中大操場學過開拖拉機。第一次上了飛機，第一次開了拖拉機，印象太深刻了。盡管如此，老師們在一起笑談，我們這些老師是在黑板上開拖拉機，在教室教學生種田插秧。
她常常跟六九屆的學生說：“你們喊我一聲老師，我感到萬分慚愧，由於曆史的原因我並沒有教你們多少知識，隻是盡職盡責盡心的管好你們不變壞，真的是荒唐歲月的荒唐教育，幸好在76年後還認真教了幾年書，不然這一生都不知道是怎麽當物理老師的。”
當時，課堂上講“工基”和“農基”，然後要求初中學生每學期上工廠“學工”一周，下農場“學農”一周。把“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
我們“水中”地處礄口工業區，學校周邊有武漢市抗菌素廠、武漢市自來水廠、武漢電池廠、國棉三廠等。離學校幾公裏遠，就到了解放大道西邊盡頭的東西湖農場。“水中”“地利”真是得天獨厚啊！不愁學工學農的實踐基地。
學校最後確定的學工基地是抗菌素廠和國棉三廠，學農基地是東西湖的荷包湖農場。
劉政秀書記特別重視學生在學工學農期間的人身安全問題。經常在班主任會上反複強調，希望班主任不要掉以輕心，特別是上夜班一定要注意學生的安全。我們班學工安排在國棉三廠，那個廠工人上班都是三班倒，即工人八小時後可以下班，車間的機器晝夜不能停。我們的學生也要分成三組，跟工人一起上下班，我把工作重點放在夜班那一組。一周三個組輪流上兩個夜班，每個學生都可以見到了。而且，白天下午時間還可以去車間看看上白班的學生。一周時間平平安安完成了任務。
回頭想一想，我的學生在工廠學到老什麽呢？女生在車間還學到了一點棉紡女工的技術活，盡管不是“工基”課本上的內容。男生就慘啦！他們在車間跟著男師傅學“機修”，隻要哪台機器出問題了，就忙起來，師傅修機器，學生就當下手，遞給師傅老虎鉗啊、螺絲刀啊。忙完那一陣就沒有什麽事了。師傅就躺在工休室睡覺，幾個學生就打撲克，熬到早上下班回家。也還合十幾歲孩子的味口，同齡人在一起蠻好玩，也不覺得累。那個年代，上學就是好玩，換個地方玩更新鮮。
至於“學工“實踐中，學生學到了一些什麽呢？還真不好說。當然，班上少數幾個國棉三廠的子弟，上幾天班，尤其是上兩天夜班，至少親身體會到了父母為了養育他們之不易，工人每天八小時為國家創造財富，實在是辛苦！
但是，國棉三廠女工多，男工少。特別是夜班，一個車間隻安排一個機修工。我就遇到過一個帥氣的年輕機修工，夜班吃宵夜短暫的休息時間，被女工中的少婦戲弄的情景。幾個女工圍著機修工，開始七嘴八舌，說他長得蠻帥，不知道雀兒管不管用。一個年齡大一點的笑著說：“把他的褲子扒下來看看不就知道了！”於是，幾個個女工同時上去抓住他，一定要把他的褲子脫下來。也許這種玩笑對工人來說司空見慣，但是，對十幾歲的學生而言，會產生什麽後果呢？我不知道。
隻知道，六十年代我讀中學時，還學過《生理衛生常識》，正是對性知識懵懵懂懂時，盡管老師講到男女生殖係統這一節，讓我們自己看。自學後知道男女有別，男生遺精，女生來月經是性常識，僅此而已。但是荒唐歲月的學生哪有《生理衛生常識》課呢？難怪那個年代的流氓特別多！強奸犯被槍斃的也不少!
我們“學農”到東西湖荷包湖農場，每次兩個班，師生自帶行李。學生興奮之極自不待言，如何安排哪兩個班呢？這可不是一個簡單的管理問題。至今，“水中的元老們為什麽那樣懷念劉書記那個領導班子呢？用現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他們對老師的管理非常人性化。四十個元老級教師中有六對夫妻，教導處排課時夫妻二人不在同一時間上課，保證家裏有一個人看孩子；等孩子會走路了，總務處在教學樓一樓辦一個托兒所，請一位臨時工阿姨照護孩子；學工學農期間保證家裏有一個人照顧孩子；去農場安排哪兩個老師也考慮得非常周全。領導知道我和周良君是好朋友，更了解我們兩人的性格特點。於是，讓我們兩人各帶自己的班到荷包湖農場一起去“學農”。
教導處指定我負責帶隊，既要與農場和生產隊聯係每天的勞動任務及安排，又要管這兩個班。我與周良君商量好了，他每天負責管、帶兩個班學生，完成勞動任務和晚間學生安全。我負責對外聯係，每天早上集合學生表揚昨天的好人好事，指出存在的問題，布置今天的勞動任務及注意的事項；然後帶幫廚的學生去買菜，指揮他們做好飯菜。
我們兩人同心協力共同完成了一周的“學農”任務。
學生在“學農”活動中最大的收獲，是不同程度地改變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狀況。特別是到廚房幫廚的幾個學生，可以看出那些出生在相對貧困一些家庭的孩子，真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擇菜、洗菜、切菜相當不錯，一看就是經常在家幫大人做過事的，其中有一個孩子切土豆絲、蘿卜絲既勻稱，速度又快。原來那個孩子的爸爸媽媽都在上班，他是家中老大，每天放學回家要做一家人的飯菜。在他的帶領和幫助下，其他幾個幫廚的學生有了長足的進步。
通過在稻田勞作，一天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辛苦，學生們才比較深刻地感知“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相對來說，學生學農比學工收獲要大得多。但是，我們的中學到底該怎麽教育學生呢？茫然無措！後來改革開放，各行各業都“摸著石頭過河”時，似乎明白了一點點。最終還是不甚了了。為何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史得以傳承，原來，“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十年文革期間，“學工”“學農”於“師者”，是不是有點不務正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