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以忘憂
古稀之年，知足常樂，助人為樂，自尋其樂！
說三道四（40）疫情期間我在北美
2019年9月7日，我們老倆口離開武漢，到北京乘國航飛往美國，9月8日安全抵達紐瓦克機場。小女兒給我們預定的返程機票是2020年3月19日回武漢。後來因武漢爆發疫情，機票被取消。當時紐約和溫莎都沒有發生疫情。住在加拿大溫莎的大女兒，讓我們去她們那裏玩幾天，於是我們於2月29日從紐約肯尼迪機場飛底特律，過底特律河就到了溫莎大女兒家。沒想到，我們剛離開小女兒家，紐約也爆發疫情了。接著，加拿大也開始有疫情了。我們回不了武漢，也回不了紐約。
隻好先在溫莎住下來再說。然而， 不管在美國，還是在加拿大，總是心係武漢。
好在現代通訊發達，從武漢封城到解封，幾乎每天都要與在武漢的親朋好友視頻，非常慶幸他們家家安好，個個健康，非常時期都挺過來了!但，我的電腦卻中了病毒，死機了，完全打不開了，上不了網，進不“城”（北美文學城），隻有每天看手機，在微信各群中進出。
我一輩子生活在學校，有讀書時的學友群、有教書時的同事群和任教的班級群、還有親朋好友群。
有一天，我被學生拉入一個一百多人的大群，進去一看，都是不認識的人。在翻看成員名單時，發現了一個非常熟悉的名字“胡發雲”。是那位年輕時就認識的老朋友嗎？
胡發雲現在是著名作家，他的一部《如焉》生動再現了“文革十年”的人生百態，從文學意義上看，也許《如焉》還不十分完美，但這一部長篇小說，看似並無太多特別之處的“言情”故事背後，凝聚了胡發雲對於兩代中國知識分子心路曆程的深邃思考，使《如焉》的思想深度超越其文本本身，觸動了眾多讀者的內心。著名評論家胡平說，2010年10月，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了武漢作家胡發雲 的長篇小說《如焉》。這本書的出版稱得上當代中國文壇的一件大事。著名作家、《往事並不如煙》的作者章詒和對這本書評價極高。她說：“六朝無文，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當代無文，惟胡發雲《如焉》而已。”
我和胡發雲相識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家住武昌千家街，就在華中師大一附中大門旁邊一棟宿舍樓裏。那時，青年作家胡發雲應他的朋友、青年作家董宏猷的邀請，到我們學校給愛好寫作的學生講創作經驗。那幾年，來講課的還有劇作家沈虹光，軍旅詩人雷子明，著名報告文學作家祖慰，青年作家、湖北大學中文係塗懷呈老師，電影《武當》劇作家謝文禮等。他們都是朝氣勃勃、奮發有為、敢想敢說、能說會寫、特別勤奮的年輕人，深受學生歡迎。
1990年，我舉家南下，調到海南農墾中學以後，漸漸與他們聯係少了。
世事難料啊！沒有想到，2010年11月胡發雲來美國新澤西講學，我看到消息報道後，趕到他講學的會場，與他見麵，聽他暢談《如焉》的創作體會，深受教益。
真沒有想到，2020年疫情期間，又是在新澤西與胡發雲在網絡上相遇。我們立即互加微信私聊。“一晃十年，意外相見。難得難得！”他說。他深愛自己的故鄉武漢，無論在哪裏，春節前一定要趕回去與親人一起過年。可是，今年因為疫情，被隔在瑞士了。當時，瑞士和新澤西都沒有疫情。我們聊武漢疫情，談我們認識的在美國的朋友的事業。我們相信“我們都好，應該可以看到不遠的未來更美好！”
疫情期間，居家自我隔離。方方日記是每天必讀的。
早在1983年12月20日，湖北大學中文係的作家塗懷呈老師，來我們學校給愛好寫作 的學生講課時，對同學們說：“本來今天已經約好請青年作家方方來講課的，因她去北京開會了，以後再請她來吧！”沒有想到，這一次“以後”，塗老師被《中國教育報》借調到北京去工作了。方方“以後”也沒有來我們學校講課了。不曾想，幾十年以後，竟然天天在微信上讀到她的日記。
《方方日記》寫了什麽，怎麽寫的，微信上各種評論等等，無須贅言。
隻記得，大約是二月初吧，有一天在微信中怎麽都找不到《方方日記》了。我的高中同學告訴我：“方方是我清華同學的妹妹，善良正直敢說敢當。著名作家、原湖北省作協主席。‘二湘的七維空間’有很多她的作品。”並告訴我怎麽操作才能進入該空間。從那以後，一天不落地每天可以看到她的日記。也是從那以後，經常在同學的微信中看到關於方方的信息，得以比較全麵地了解方方。
《方方日記》已經在海外出版。批判者說她是漢奸，她的日記是給敵對勢力遞刀子。力挺她的說，日記是人民的聲音，說出了很多人想說的話，並提出了很多人想問的問題。
《方方日記》寫的是武漢封城期間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們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深受大家的喜愛與關注。方方還告訴我們，“在生活中，尤其在中國，太多人不懂常識，他們喜歡用政治概念來替代常識。”這不由得讓我想起來了人大教授周孝正先生，他曾經轉述中央黨校部級幹部進修班一位學員的發言：“絕不要低估了幹部的腐敗程度，絕不要低估了民眾的愚昧程度，絕不要低估了知識分子出賣良心的墮落程度！”
方方寫的武漢疫情日記，如同她的獲獎長篇小說《軟埋》一樣，再次激起極左們的圍攻。方方幾年前的回擊，說得太好了！
“我的寫作，一向關注社會進程中作為個體的人的命運。有讀者一定要肢解小說，並惡意解讀其內容，以誇張的方式，向諸多不讀作品的人們傳達錯誤信息，這是他們自己的問題。”“想知道我為什麽‘不倒’嗎？”方方2014年5月23日再次反擊寫道：“我身後當然有大背景！而且是巨大的背景！他的名字叫常識。但是常識，這正是你和你的極左夥伴們所缺少的。”
其實，極左們不僅缺少常識，而且都有“健忘症”。
1962年8月，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預備會議在北京召開。康生在這次會議上，指小說《劉誌丹》是用來為高崗翻案。同年9月24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召開，毛澤東主持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康生在會議上，給毛澤東遞了一張紙條，那上麵寫的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念了這張紙條後，又說“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因為毛當時強調階級鬥爭，希望利用《劉誌丹》打開突破口，對老幹部進行清算。後來，在康生策劃下，十中全會決定成立專案委員會，由康生出任主任，對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進行審查。
八屆十中全會在激烈批判習仲勳“利用小說反黨”的同時，也指示中宣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集中搜集一批反黨文藝作品迅速上報，一時形成了會內會外到處抓“反黨小說”的浪潮。中國作協黨組也不例外地進行刊物雜誌檢查，並決定把一批“毒草小說”報到中央全會，其中包括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韋君宜的短篇小說《訪舊》和《月夜清歌》。中宣部還根據康生的指令，追查習仲勳曾批示“同意發表”，刊載於1962年《紅旗飄飄》第17期王超北的革命回憶錄《古城鬥胡騎》。康生說，回憶錄所寫的地下黨機關，實際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會外即提出這是習仲勳“利用寫回憶錄進行反黨活動”的又一嚴重事件。
對《劉誌丹》小說和習仲勳的專案審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也未結束。1965年春，黨中央決定將彭德懷、習仲勳兩個專案委員會合並，統一工作。同時決定成立西北調查組，機構設在西北局機關，對外稱中央組織部調查組，由西北局一位副書記任組長。調查組集中調查核實習仲勳所謂的“反黨活動”。同時，陝西省委和甘肅省委也相應成立調查組，協助工作。這個調查組工作了一年多時間，於1966年6月撤回北京。撤離之前，調查組就習仲勳專案問題，向西北局書記處作了匯報，提出了極為錯誤的意見。調查組認為：習仲勳在西北地區執行了投降主義的路線，對資產階級上層人士搞“投降合作，取消階級鬥爭”。編造出習仲勳在高崗死後沒有停止活動，要做高的忠臣，與台灣陳建中有聯係等莫須有罪名。甚至提出了習仲勳不僅是反黨集團的頭子，而且是一個反革命分子，應該依法懲處的意見。（劉瀾濤寫的一份材料，1967年12月1日。）這些意見雖然未被中央所采納，但是，卻產生了極壞的影響。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夥同林彪、“四人幫”對被審查的人進行了更嚴重的摧殘，並且使更多的人受到株連。“因此而受迫害的黨政軍領導幹部有三百多人，受害的一般幹部和群眾就更多了。
習仲勳同誌平反恢複工作後說：“我長久以來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就是怎樣保護不同意見。從黨的曆史看，不同意見惹起的災禍太大了!‘反黨聯盟’、‘反革命集團’、‘右傾投降’、‘左傾投機’等等，我經曆過的總有幾十起、上百起，但最後查清楚，絕大多數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見，屬於思想問題，有不少意見還是正確的。我們對黨的領導人，應當熱情擁護，對黨的方針、政策應當堅決執行，但是對領導人的主張，對黨的方針、政策，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見。因此，我想，是否可以製定一個《不同意見保護法》，規定什麽情況下允許提出不同意見，即使提的意見是錯誤的，也不應該受處罰。習仲勳說：“我的意見是，任何人都應當有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不隻是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才有幾個?也不隻是在各種會議上，平時說幾句不同意見就犯了罪了?”
借用一句成語結束本文吧：“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左傳·文公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