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人生（62）農墾中學的教育顧問張必錕

閑話人生（62）農墾中學的教育顧問張必錕

張必錕先生是北京市著名的中學語文老師，人民教育出版社實驗教材文言文的特約編輯。

1983年暑假，我與必錕先生在洛陽全國實驗教材備課會上初次相見。我們一見如故，從此成了忘年交。

1986年9月，必錕先生和我應邀參加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語文實驗教材《作文·漢語》（修訂後為《寫作》）的修訂工作。我們同住該社招待所一個多月，朝夕相處，在他的指導下修改教材，在修改中學習他的文字功夫，亦師亦友，受益終生。工作之餘，曾應邀到先生家做客，飯前欣賞他演奏鋼琴，每彈一曲，他都要先講講該曲的由來。還記得，他演奏肖邦的《黑狗》時講的故事，那是肖邦去看他的情婦時，因情婦未起床，肖邦在客廳等候，無聊至極。恰好，一隻小黑狗也無聊，自個兒打轉，想用嘴咬住自己的尾巴，轉了許多圈都咬不到。肖邦見此，突發靈感，譜了這首曲。由此，我們不僅看到了語文教育家必錕先生多彩多藝的人生，更了解他這位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高材生的非凡記憶力，也完全理解他在教學生文言文誦讀時，為什麽不必看課本就可以指導學生誦讀。

話說1991年，教育部決定海南、雲南和湖南進行高考改革先行試驗。時稱“高考三南試卷”。4月中旬，農墾中學賴校長讓我跟他一起，專程去北京了解有關高考改革的情況。聽說當年主持高考語文命題的是北大附中副校長、語文特級教師章熊先生。於是，我電約章熊先生4月18日一起聚餐，並請他約請必錕先生來共進晚餐。

那次聚餐還有我的校友，中國科學院數學所羅聲雄教授。在坐最關心高考的是賴校長和羅教授，賴校長一心為公，羅教授愛子心切，都期待章熊先生多講講命題的事。但是，作為高考命題負責人的章熊先生，非常明白《國家保密法》的分量，既然參加了命題，就不會在高考前泄露哪怕一點點有關試題的內容。然而，講講命題原則是沒有問題的。而且，章熊先生高超的語言能力，詼諧風趣的性格，隻用一句“小平同誌講要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就說明了“三南試卷”比全國卷的難度要低一些。就這句話，對正在備考的海南師生就足夠了。

席間，賴校長與必錕先生交談甚歡，盛情邀請他來海南講學。章熊先生插話，他已經退休了，完全可以常住海南，給你當顧問。賴校長立即表示非常歡迎，請必錕先生在方便的時候來農墾中學當顧問。

1992年2月開學初，必錕先生到農墾中學來當顧問。

賴校長請先生負責指導語文組幾位年輕教師，聽他們的課，輔導他們備課等。必錕先生看到我當教導主任，同時還要上兩個班的語文課兼班主任，負擔太重，又要求幫我上遊麗昭老師班上的語文課。

每當我外出開會，都是必錕先生幫我代課，就那麽幾節課，都給學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我班學生、現任海南省三亞市財政局總會計師劉錫安，至今還保存著當年寫的“練筆文”《張必錕老師》。他看到我的博文後，找出他讀高中時寫的 《張必錕老師》，全文如下：

誦讀文言文的啟示

    張必錕老師應賴校長的邀請來我校當顧問，由於班主任李培永老師最近一段時間太忙了，於是他就暫時代我們的語文課。

    上課鈴一響，在李老師的陪同下，張老師走進教室就微笑地向我們揮手、點頭。第一感覺並沒什麽到特殊，老頭子一個，一臉和藹可親的笑容，古銅色的臉龐，頭頂是些稀疏的褐發，寬敞的額頭有幾條較深的皺紋，身著一件黑色的流行大衣，腳穿著一雙黑色的麻布鞋，那雙鞋至少比大衣落後了一兩個年代。如果不是班主任預先向我們簡單介紹了這位老人，說他是建國初期北京大學畢業的高材生，我們很難在初次見麵時就恭恭敬敬。然而，他的第一節課卻深深地吸引了我。

    李老師說，他就是昨天向你們介紹了的張必錕老師，隨後是一陣熱烈的掌聲。接著，張老師就開始上課了。

    張老師第一節課教的是文言文。

    古文也著實令人苦惱，說它好學是應該的，因為它是純正的母語；但考試時，文言文分數常被扣得一塌糊塗，這豈不應該歸入難學範圍？學習古文到底是為了學什麽呢？難道就是熟記這眾多的字詞釋義，或是掌握一套之乎者也的語法？

    張老師的教學文言文方法就是誦讀、積累和領悟，並且強調誦讀是主要的。

    他說：“現代人在語文方麵的水平普遍下降了。好多研究生就連議論文也寫不通。這是什麽原因呢？恐怕是由於教學不得法。古文學習是學習中文的難點，如果通曉了古文，現代文的掌握基本上是沒有多大困難的。如會讀古文了，所培養出來的語感比現代文的學習效果顯著。有了較強的語感，寫文章不用去探討什麽主謂賓，聽得耳順的就可行，聽得不順的則是病句。”

    “語感”是個常用詞了，可又有幾個人能像張老師那樣真正地理解和闡釋它呢？其實，張老師的英語也很好，整個課堂竟背出了幾首英文詩歌，更有趣的是，他在課堂上當場請了幾個同學來翻譯一個詞組“從1點58到2點2分”。那同學回答:“From one fifty-eight to two two.”這個答案並沒錯，但張老師給出了一個迵然不同的幽默譯法，即from two to two to two two。剛一聽，惹得我們哄堂大笑，不是別的，是六個[tu:]音，如不會誦讀，斷句就會出錯，那可是要鬧笑話的。其正確的斷句為from /two to two/ to/ two two。我們真感激張老師深入淺出地講解，這個典型例子讓我們受益無窮、牢記終生。它引導我們真正地體會到學語文的方法和目的。這其中運用是目的，讀都讀不通談何運用啊!

                聽張老師講故事

    元旦放假，剛好不用上晚自習。用過晚飯，我們幾個同學便到教師宿舍去拜訪張老師。我們進門時，張老師一個人在看電視。他非常熱情地搬出幾張凳子讓我們坐，上了幾天課的張老師便開始與我們攀談起來……

   “老師，北京那邊的學生學習很積極麽?”戴家雄同學問張老師。              

    說北京，其實是想了解內地的學生學習情況。我們經常聽說，內地的高中中午還有讀書課，像名氣比較大的黃崗中學，據說寒暑假不到一個月呢？有些老師常說我們海南學生成績比人家有差距，也許是學習不太積極、有些懶惰造成的。

   “不”，張老師語重心長地說：“學生不要死讀書嘛!我倒還覺得這裏的學生太積極了！體育運動太少了!我中學時代的那個學校，體育課要求可嚴啦!不及格就不及格，不像這裏有個達標，即使不及格還有達標的可能”。

    我向張老師請教了有關我們這裏的學生與內地相比的差距問題。  

   “你們這邊嘛，”張老師沉思片刻，然後抬頭對著我倆微笑，明亮的眼睛看著我們說:“好吧!公平一點說，就我所了解，你們與北京中上等的學生比，你們的水平隻是中等吧。”

    大家七嘴八舌地的交談著。可能是張老師在談話時又引用了英語例子吧，張德興同學向張老師請教學習方法問題了:“張老師，你說怎樣學古文呢？是不是與學英語有些一樣不？”

     “學英語-----”張老師若有所思的說:“學習古文與學習英語的確有些相似，要多讀，培養語感。我記得我當時學外語，外語老師是個外國人。他不懂中文，於是我們要想同他講話就得用外語，也就是英語。我讀高一時，膽子小，不常說，也是不敢說!有一次，我回老家給爺爺掃墓，兩天後回來。老師就找我，問我幹嘛不上學。我當時想到回答說，回家給爺爺掃墓，可‘掃墓’的單詞不懂。我就說:‘I visited my granpa’s tomb.（我拜訪爺爺的墓）’。外語老師聽懂了我的意思，其實按語法和語言習慣都是錯的。然後他又問我，怎樣拜訪。我想說跪在地上燒紙撒酒，可跪的單詞沒學過。雖然用動作也可以表示出來，可我心裏想，怎麽能隨便就給洋人跪下呢!於是我說：‘Put my head and knee on the groud,Then burnt the paper and dropped the wine on the earth.(將膝蓋和頭放在地上，然後向地上燒紙和撒酒)’這個老外又聽明白我的意思了，不過他很好奇，打破砂鍋問到底，為什麽燒紙呀!我就隨口說：‘The paper is the money of genie（這紙是鬼錢）.’……”一個過去的故事生動講出來，我們邊聽邊笑。他這種隨心所欲的表達方式，真讓我們心悅誠服。我們在平常學習中對外語表述，總想到這樣那樣的規則、詞意句意的準確性等，一說就感覺這樣不符合語法、那樣找不準單詞，自然就難於順暢表達了。

     “學英語也有點像學古文，我的觀點自始至終是：但求讀懂不求翻譯。語感強了，對於熟練地掌握一門語言是非常重要的。毛澤東同誌說得好:語法可以學一點，但不必考試。我們沒有按毛主席的教導辦事，這是教育難於成功的原因之一。學生主要是明理，就古文而言，如果隻求一字一句的翻譯，那你就隻能停留在那篇文章上，麵對新的一篇文章就可能策手無策了。”

                     張老師幫我們糾正錯別字

    我們從小學、初中到高中，在做作業寫字方麵，可能都經曆了從小心翼翼、循規蹈矩到龍飛鳳舞的過程。這樣的過程大概也是我們在書寫時產生錯別字的重要原因。

    在高年級時，不規範的書寫大約有三種表現：

    第一種是借用“書法”的行草寫作業，同一篇內容的作業，書寫有楷書、行草等，看起來不倫不類。

    第二種是學習父母那一輩的一些簡化寫法，如比賽的“賽”字中，寶蓋頭下的部分換成了“西”字，原來的“原”字中，上下結構的“白、小”寫成了“元”字……

    第三種是錯在別字上，如“比賽”寫成“比塞”、“已經”寫成了“以經”、“再見”寫成了“在見”等等。

    說來也實在慚愧，上述情形在我身在都是存在的。

    張老師對糾正作文中的錯別字非常重視。才上課沒兩天，他發現了班上同學普遍都存在這個問題，他就經常舉實例提醒我們。他說曾有個研究生所在單位邀請他去講學，在請帖上是這樣寫的:“本單位有一場語言研討會於明天下午兩點舉行，請界時參加。”他見了那研究生就指正說把“屆”字錯寫成了“界”字，結果那研究生還糊裏糊塗的。張老師在第一次閱批我的每周一篇的練筆文時，就在那篇才近三百字的短評中，指出了七、八個錯字。

   “字是語言中最小單位，怎麽能在文章中有錯字呢？字詞有毛病了，難免句子沒毛病，有時給別人看了，不知你說的是怎麽一回事!”針對我們班上錯別字較為嚴重的實際，張老師就三番五次地強調。看著張老師那溫和而充滿期待的眼神，我們都不由自主地低下頭來。正是張老師的良苦用心，我們班上同學們重視糾正錯別字蔚然成風。大家在相互批改練筆文時，都認真地糾正對方文章中的錯別字，如餘海波同學在一次批改我的練筆作文時就指出：“你寫的練筆內容豐富、見解獨到、表達流暢……但你的錯別字也太多了……”

                   張老師獨特的寫作指導

    張老師在寫作方麵的獨特的指導方法讓我們大受禆益。

    張老師在課堂上經常進行25分鍾的課堂寫作訓練，開始著實讓我們緊張。一般情況來說，一節課，剛上完20分鍾的課文，思想還停留在課本上呢，寫作思路才理出來，可能就到下課時間了。張老師課堂中第一次訓練是寫《評<項鏈>》，第二次及後來的都是自由發揮。自由發揮時挺活的，同學們有的議論、有的記敘、還有的抒情……

    由於平時李老師也加強對我們的練筆訓練，同學們還是能較快地適應張老師的訓練方法。每次課堂寫作訓練完了的接著一堂課，張老師會進行總結。記得有一次課堂寫作後，張老師在總結時就說：“這次大家的練筆很好!同學們思想活躍——這是我們需要的。有些同學也許是巧合吧，想到一塊去了。例如有兩個同學都寫了關於在路邊撿到的兩分錢。一個是寫兩個摩登女郎，對之視而不見地走過去，文章對女郎不貶不褒。這叫中心不明確。而另一個則是寫自己不敢撿時激烈的思想鬥爭，這時來了個紅領巾，把它撿起交給警察叔叔。這使自己想起了童年時唱的‘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的歌謠，給人親切激奮之感。這就叫中心明確，內容生動……”他滔滔不絕地講著，我們入迷地聽著，如同幹涸的文學心田得到泉湧的文墨滋潤。

    張老師就記敘文的結尾方法給我們做了一個專題講座。

    張老師說，他有個學生在初中時寫了一篇記敘文《棋迷》，基本內容是有個少年和李大爺很愛下棋。一天，少年剛放學回來，李大爺就拉著少年下棋。這時，少年的媽媽剛出門，過了好一會回來，發現兩人還在下棋。於是，少年的媽媽就大罵李大爺影響她兒子的學習，並把那副棋給燒了。張老師點評時說：“全文大意就這樣，結果讓人莫名其妙的，這樣的文章算不得文章，棋迷的主題哪裏能體現出來呢？”張老師說他去找那位學生，問他說：“那少年和李大爺後來是不是就不下棋啦？”那學生回答他說：“還是下的，但隻是在周末下。”張老師在最後總結時說：“根據學生回應的情況，我就在他的文章尾巴加上了這麽一句:“但是，以後的每個星期六，李大爺同那位少年又在一塊下起棋來!大家覺得‘迷’字是不是生動地顯示出來了。”

    張老師的這些在課堂上講的例子，讓我們聽得既陶醉又明理。張老師還給我們舉了個《爸爸做菜》的例子。其內容是說，有一天，作者放學回家，剛進院子就聞到一股炒菜香味。一進廚房，爸爸正穿著大圍裙、在灶台旁忙碌。作者很吃驚，大呼:“哦，今天太陽從西邊升起囉!怎麽輪到您做菜了，爸爸!”媽媽馬上回答說:“今天可是爸爸的生日!”等到爸爸的菜上桌了，大家便圍著大圓桌開心地吃爸爸做的飯菜。他就這麽寫完了， 張老師說，作者這樣寫對爸爸做菜這個主題的作用並不大，因為文章的內容和主題不相符 。張老師後來幫這位小作者在結尾加了這樣一句話:“……我從沒有吃過這麽香的飯菜!”如此一加，就把爸爸做菜的主題突出了。

    張老師的寫作指導非常生動實用，他總是將我們的平實素材，用一兩句話來拯救文章的“性命”，這種“畫龍點晴”式指導，讓我們時時記得寫作要突出主題來。每堂寫作指導課下來，我就拿出自己的練筆本，重新斟酌剛寫完的一篇練筆文……

    張老師隻是暫時為李老師代了一段時間的課，之後我們再也沒能與他這樣的“鴻儒”專家有密切的交往。

二十多年過去了，我隻是模糊地記得張老師曾給我們上過課，許多具體情況現在也記不清了。前幾天看到李老師寫的《一生教語文的張必錕先生》，在家裏找出我珍藏的《練筆本》，感謝李老師當年要求我們每周寫練筆文養成的好習慣，讓我在當時猶如攝像機一樣錄下了上麵的一些細節。重溫這些內容，讓我覺得張老師教我們那一段時間雖然非常短暫，但是卻給了我們受益終身的寶貴財富。難忘師恩，感謝張必錕老師！

臨時代幾節課，就給學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他教了一學期的那個班的學生就不必說了！他和學生親如一家，特別關心學生，他把學校給他的顧問費全部用在學生身上了。遊麗昭老師特別感謝張必錕先生，深情地說：“我們班高考取得好成績是與他在語文教學上下的功夫分不開的”。她更是欽佩張老師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她忘不了那次他們與學生一起去桂林洋遊玩時，一個學生不慎被汽油燒傷，張老師馬上與在海邊遊泳的外國人交談，他流利的英語讓老外立即把他們的急救包拿來，給學生塗上了藥，贏得了回市內醫院急救的時間。而他的樂於助人，我早有親身體會。上世紀八十年代，他與北京一些學者應邀去香港考察中學教材編寫情況。他知道我的兩個女兒喜歡學英語，特地在香港為她們買了一台英文打字機，返京途中在武昌下車，專程送到我家。親自交給我的女兒，囑咐她們好好學習英語。先生似乎那時就看到我的兩個女兒將來要工作、生活在北美一樣！

正如遊麗昭老師說的那樣，我們那屆學生在高考取得那麽好的成績，張老師功不可沒。

張老師當顧問期間，堅持每周參加語文組集體備課活動，給全組老師講《文言文誦讀》、《文言文理路》《誦讀教學法的實質和方法》等專題，為提高老師們的文言文教學水平竭盡所能。

農墾中學師生永遠懷念張必錕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