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編程隨想”的博客說起

最近看到“編程隨想”被捕並遭嚴酷審訊的消息,進行了一番網上搜索,了解到其是身在牆國內的IT人士，從寫技術博客開始逐漸轉向政治評論，建立“太子黨關係網絡“項目，收集分享大量書籍, 精通網絡安全，在國家級黑客團隊長年追蹤攻擊下，堅持翻牆獨立寫作編程隨想的博客 (program-think.blogspot.com)長達十二年有餘。

觀其博文內容，其實與牆國外普通人的觀點大多相似，很多文章我們也感同深受，隻不過由於其身在牆內便成為大逆不道顛覆國家的罪犯了，正印證了牆內覺醒者的痛苦與無奈。盡管非常希望其被捕的消息不屬實，但是也明白及使這樣的技術大拿，身在牆內密不透風，無死角，全方位監控，洗腦以及群眾舉報等等的最高級別監獄中，能勇敢向外發出自己的聲音十多年已經是奇跡了。想到有些牆外的國人還在大談回國退休，真的是有人辭官歸故裏, 有人星夜趕科場。

這裏介紹其中的一篇書評：《中國人的性格》 @ 編程隨想的博客 (program-think.blogspot.com)以及他推薦的一本百年前的書《中國人的性格》。
讀過之後才豁然開朗，很多不可思議的現象原來是自古有之，現代中國人與一百多年前的清末以及更早中國人的性格似乎沒有什麽本質區別，包括筆者在內的中國人就是這些矛盾性格的綜合體。

比如說看到近日中國有人故意開車撞行人的視頻，所驚詫的是旁觀者的淡定：見到多個無辜者被撞出幾十米開外，旁邊走路的人看了一眼立刻轉身原速離開，周圍旁觀者除了受害者家屬之外所表現出的平靜冷漠，實在是有些詫異：為什麽他們和正常人的反應似乎不一樣？讀到書裏總結的中國人性格就釋然了- 麻木不仁和缺乏同情： 一艘外國汽輪在揚子江上著火，岸上擠滿了觀望的中國人，但沒人營救落水的乘客與船員。最後，那些拚命遊到岸邊的人，很多都被搶劫一空，甚至身上的衣服也被剝去了，還有一些人被當場殺死。袖手旁觀是中國的一個普遍現象。

書中提到中國人憑借勤勞刻苦,能忍且韌與知足常樂的性格，足以在任何國家生存繁榮，這其實也已經通過包括我們自己在內海外華人的經曆證實了，但是為什麽中國似乎永遠是陷入死循環的泥潭中呢？這似乎是由於其他那些與生俱來的中國人性格所造成的。

比如書中提到官僚與知識分子： 這個民族不是由精英分子來統治，相反，掌握全部權力的是帝國中最卑鄙無恥的家夥。中國的知識界極力說服中國人，現存的體製是公認最好的。他們以史為鑒，旁征博引，以令人信服的實例告誡中國人，對他們的體製作任何改良都是行不通的。
放眼當今中國，上麵的描述經過了一百多年有任何改變嗎？
書中的最後總結：中國人真正缺乏的是人格和良心。讓我們看看今天中國人的人格和良心：黎智英，“編程隨想”等等，他們的共同命運似乎就是成為身陷牢獄的良心犯，當今的中國，一如往昔的缺乏人格和良心。

 

轉貼這本由“編程隨想”寫下前言的書如下。

           【ZT】 中國人的性格

原名：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作者：亞瑟·史密斯[美]

製作：編程隨想

前言

　　這是一本很古老的書，出版於清朝末年。出版後，不論是在國內還是歐美，都很暢銷。因為它是第一本以西方人的眼光，來介紹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書。書中的剖析非常深刻，非常全麵。有優點的介紹，但更多的是揭露缺點。此書被稱作“世界上研究中國民族性最早、最詳盡、最切實的著作”。

　　這本書對魯迅的影響極大——據說魯迅早年在日本留學時，就閱讀了此書的日文譯本（日本人譯作《支那人氣質》）。魯迅一直在文章中批判中國人的民族劣根性，主要就是受此書的影響。可以說，魯迅中對中國民眾、中國文化的批判，跟史密斯是一脈相承的。在他去世的前一個月，還寫了如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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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中國人是並非“沒有自知之明”的，缺點隻在有些人安於“自欺”，由此並想“欺人”。譬如病人，患著浮腫，而諱疾忌醫，但願別人胡塗，誤認他為肥胖。妄想既久，時而自己也覺得好像肥胖，並非浮腫；即使還是浮腫，也是一種特別的好浮腫，與眾不同。如果有人，當麵指明：這非肥胖，而是浮腫，且並不“好”，病而已矣。那麽，他就失望，含羞，於是成怒，罵指明者，以為昏妄。然而還想嚇他，騙他，又希望他畏懼主人的憤怒和罵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細尋佳處，改口說這的確是肥胖。於是他得到安慰，高高興興，放心的浮腫著了。

　　不看“辱華影片”，於自己是並無益處的，不過自己不看見，閉了眼睛浮腫著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卻也並無益處。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的對，變革，掙紮，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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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但是書中所批判的中國人的性格缺陷，依然廣泛存在。俺強烈建議沒看過的同學一定要仔細看看，看完後還得再自省一下。

 

以上文字摘自俺寫的書評：

http://program-think.blogspot.com/2011/02/book-review-chinese-characteristics.html

 

 

 

 

導言

　　人們總是希望見證人所說的都是真話，沒有半點含糊。許多略知中國人的見證人，雖然能說出一些真實的東西，但他們中並沒有多少人能如實地敘述；更不用說要他們講出全部真情。任何個人，無論他的知識麵多寬，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國人的全部真實情況。因而，本書必須麵對來自3種不同觀點的異議。

 

　　首先，或許有人會說，要把所知道的有關中國人的特性如實地轉述給他人，那隻是白費力氣。喬治。溫格羅夫。庫克先生是1857至1858年期間倫敦《泰晤士報》的一位專門采訪中國的記者；他像所有到中國去的作家一樣，有機會親眼目睹在各種環境下的中國人，並可以借助於那些很具資曆的人物的看法去了解中國人。然而，庫克先生在他所出版的書信集的前言中卻承認他對中國人特性的描述是失敗的，並為此表示歉意。他說：“在這些書信裏，有關中國人特性的作品，我寫得並不夠精彩，這是很大的疏忽。這本是一個最具誘惑力且最能施展才華的題目；機智的假定，深刻的概括，自信的斷言，都可以在其中得到展示。那些吹毛求疵的批評家們肯定會由於我沒有從這種機會中有所收獲而鄙視我。事實上，我寫過幾位中華民族中非常優秀的人物；但不幸的是，在我把眼前的這些人物置於筆下時，他們曾有過的粗俗的言行卻與我的初衷相違背。為了追求真實，我燒了好幾封長信。此外，我還經常就這種事與最著名的漢學家坦誠地進行交談，結果發現，他們與我一樣，都認為要形成有關中國人特性的整體概念是不可能的。當然，這些困難隻有那些真正了解中國人的漢學家們才會遇到。一位精明的作家，可以在完全撇開主題的情況下，輕易地作出兩個客觀真實、頭頭是道但相互對立的分析。有朝一日，我們或許可以獲取某些必要知識，能夠全麵準確地分析和評價中國人的特性中明顯的自相矛盾。目前，我至少必須排除嚴格的界定，用中國人所具有的特殊品性去描述中國人。”

 

　　在過去的30年中，中國人已經使自己成為國際事務中的一個重要的角色。他們被看做是壓服不了的、神秘偽，的確，除了在中國，任何其他國家的人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國人；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中國人是根本無法理解的矛盾體。但是，既然我們已經與中國打了幾百年的交道，那麽，我們就沒有理由不對中國大地上的人民以及其他複雜的現象作同等看待。

 

　　“其次，對本書更為嚴重的反對意見是筆者並不完全具備寫此書的資格。一個在中國生活了22年的人，並不能完全保證他有能力寫出有關中國人特性的書，正如一個在銀礦裏埋頭苦幹了22年的人，並不足以證明他有資格撰寫出有關冶金學或複本位製的論文。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整體；一個還未考察過它的一半以上省份且隻是在其中兩個省居住過的人，當然沒有資格對這整個國家作出概括。本書的這些文章最初隻是為上海的《華北每日新聞》所準備的，並沒有考慮更廣泛的傳播。然而，其中的一些論題不僅在中國，而且在英國、美國和加拿大都引起了極大的興趣，筆者這才應讀者的要求將文章匯編成冊。

 

第三種反對意見，來自某些人，認為要闡發某些看法，特別是涉及中國人的道德特征，會產生誤解和不公正。

 

　　然而，人們應當記住，印象並不可能像統計數字那樣絲毫不差。它們更像是照片的底片，沒有哪兩張是相同的，但每一張都真實地再現其他底片所沒有表現的某些方麵。拍照用的膠片不同，透鏡不同，顯影劑又不同，其結果當然也就不同。

 

　　許多久居中國的人，他們對這個國家的了解完全要比筆者多得多。他們所表達的看法實質上是與筆者相一致的。還有人認為，在某些部位加一些亮麗的色彩會給過於單調的畫麵增添真實性，這些人的看法同樣值得尊重。正是考慮到這些十分正確的意見，筆者對原文作了全麵的修訂。由於出版的緊迫，原來所討論的中國人的特性有三分之一被省略了，當然，最重要的部分仍然保留，並新寫了“知足常樂”一章。

 

　　對於中國人所具有的並且表現出來的一切好的品性，我們沒有任何正當的理由不予以讚美；同時，又不能陷於某種先定的思維框架，抬高他們實際上所具有的道德品行而大加讚賞——這種做法的危害性並不亞於那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指責。這使我們聯想起撒克裏。曾經有人問他，在他的小說中，怎麽會好人總是傻瓜，壞人卻是聰明。對此，這位偉大的諷刺作家回答說，他是無心的。一幅表現橡樹的木刻畫，要求觀察者從橡樹的輪廓中分辨出拿破侖抱臂低頭站在聖。海倫娜島的樣子。長時間地這樣看，往往一無所獲，而且，這樣做顯然也是不對的；但是，一經他人指點，看畫者在看畫時就不可避免地要看到拿破侖的樣子。同樣，在中國，許多事起初並沒有出現，但卻能被看出，而一旦被看出，就難以忘卻。

 

　　正如限製性從句不能取代概括性的主句，本書的文章並不是對整個中國的概括，也不是諸多外國人所見所聞的集萃，這一些必須提請讀者們注意。這些文章僅僅是一位觀察者對自己的印象所作的描述，隻是許多“中國人特性”中的一部分。它們並不構成一幅中國民眾的肖像圖、而更像是觀察者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用炭筆對中國民眾的某些特性所作的簡略素描。它們隻是組成一條光線，而無數的光線交織在一些，才能形成一道白光。它們也可能被視作歸納研究，來自筆者及其他各種人的個別經驗在這裏得到匯集。正是為了做到這一點，圍繞著各個主題列舉了大量的具體事例。

 

　　米多斯先生是眾多研究中國及中國人的作家中最富哲理性的。他認為，一個人對外國民族特性有了正確的看法並希望把這種看法轉達給他人時，其最佳方式莫過於把所有有關的筆記都交給他細讀。在這些筆記中，詳細記錄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事件，特別是那些非同一般的事件，並附有當地人對該事件的說明。

 

　　從大量的此類事件中推出一般性結論。推出的結論可以被懷疑或否定，但所列舉的個別事例，隻要是真實的，就不能僅僅由於某種原因而被擱在一邊。任何有關中國人特性的理論最終都必須對這些事例作出分析。

 

　　將中國人與盎格魯，撒克遜人進行比較是十分困難的。試圖從事這一研究的人會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同樣，許多看起來屬於中國人“特性”的東西，實際上隻是東方人的特性，待會兒就會看到這種情況；至於對不對，每位讀者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切身經驗予以判斷。

 

　　據說，當今與中國人交往、了解他們的社會生活，有三條途徑：研究他們的小說、民謠和戲劇。這些信息來源無疑有其價值，但似乎還有第四條途徑，這就是研究那些住在自己家鄉的中國人的家庭生活，這一途徑比前三者相加起來還有價值，但它並不向所有研究中國和中國人的作家開放。正如在農村比在城市更能明白一個區域的地形。在農村也更易於了解人的特性。一個外國人在中國的城市住上10年，他所獲得的有關中國人家庭生活的知識，或許並不如在中國農村住12個月所獲得的知識多。除了研究中國人的家庭生活，我們還必須把鄉村看做是中國社會生活的基本單元，本書的這些文章正是以中國農村為立足點而寫成的。這些文章並不是為了表達一個傳教士的觀點，而是一個沒有任何主觀偏見的觀察者對所見所聞的如實報告。正是由於這一點，本書沒有涉及所謂用基督教改善中國人特性的問題，也不作出中國人需要基督教的假定。但是，假如他們的特性中存在著嚴重的缺陷，那麽，這些缺陷如何糾正就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如前所述，“中國問題”己遠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國際性的問題。完全有理由相信，到20世紀，這一問題將是更為緊迫的問題。中國人是人類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如何改善他們是每一個希望人類美好的人不可能不感興趣的問題。如果我們覺得自己的這些結論是正確的話，那麽這些結論將會得到一係列曾被過多忽視的論據的支持；如果這些結論錯了，無論怎樣支持，都不攻自破。

 

　　埃爾金勳爵對上海商界的那次答問，雖然已過多年，但他的話至今仍是正確的和恰當的。他說道：“當自由進入這個國家的障礙被搬開時，西方基督教文化將發現自己所麵對的不是野蠻，而是一種在許多方麵都表現出衰退和有缺陷的古老文明，但在另一些方麵又不能不使我們抱以同情和尊敬。在將要出現的競爭中，基督教文化要想在這個具有懷疑態度且又足智多謀的民族中開辟道路，就要使人們明白，進入天堂的信仰比不離塵世的信仰更能保證公眾和個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

 

 

 

 

第一章 保全麵子

　　乍一看來，把全人類所共有的“臉麵”當做中國人的特性，可能太不合理了。但是，中國人所講的“臉麵”不僅僅指頭的前麵部分，它是具有多種複雜含義的名詞，其意思比我們所能描述的或者所能理解的還要多。

 

　　為了理解“臉麵”的意思，哪怕是作不完整的理解，我們也必須指出，中國人具有強烈的愛演戲的本能。戲劇幾乎可以說是唯一通行全國的娛樂活動。中國人對戲劇演出的熱情，猶如英國人愛好體育、西班牙人愛好鬥牛。隻要略加鼓動，任何中國人都會有模有樣地扮演起某出戲中的某個角色。他會擺出演戲的姿勢，鞠躬行禮，下跪叩拜。對於西方人來說，這種情形似乎多餘，或是可笑。中國人是用戲劇化的語言進行思維。當要為自己辯解時，他麵對兩三人的講話就像是麵對眾人。他大聲他說道：“我是當著你們的麵說的，你，還有你，你們都在場。”如果他心情愉快，他會說自己是光榮地“離開舞台”；如果心情不好，他會說自己沒有臉“退出舞台”。所有這些，如果明白了，就會發現與實際毫不相幹。這裏根本不是事實的問題，而是形式的問題。一場戲中，在適當的時候，以適當的方式，說了一句漂亮話，這場戲就會贏得喝彩。我們並非要進入幕後，因為那將會糟踏世界上的所有好戲。在一切複雜的生活關係中，完全依據戲劇化的樣式而行動，那就會有“麵子”。在他們表演時，不理他們，小看他們，喝倒彩，他們就“丟麵子”。一旦正確理解了“麵子”所包含的意思，人們就會發現，“麵子”這個詞本身是打開中國人許多最重要特性之鎖的鑰匙。

 

　　應該一提的是，如何做到有“麵子”，其技巧和造詣往往是西方人所望塵莫及的。西方人經常是忘記了其中戲劇的因素，而走進與之無關的事實領域。在西方人看來，中國人的“麵子”就像是南海島的戒律，一種潛在的，不可否認的力量；隻是“麵子”可以反複無常，不可簡化為規則，並且隻是按照公共的情理而取消或變更。在這一點上，中國人與西方人必須承認存在著差異，因為他們決不可能用同樣的眼光看待同樣的事情。在調解各個村莊之間常有的無休止的爭吵時，“和事佬”必需認真考慮“麵子”的平衡，就像過去歐洲政治家考慮權力平衡一樣。在這種情況下，調解的目的不在於執行公正的原則，而是按照適當的比例，對所有相關的“麵子”進行分配。執行公正的原則，對一個東方人來說，即使從道理上講有這種願望，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就是在訴訟的裁決中、按比例分配“麵子”的事也常有發生，這使得相當大比例的裁決在所謂不分勝負的比賽中不了了之。

 

　　送人一份豐厚的禮物，算是“給麵子”。但是，如果禮物是個人所送，受禮人應當隻接受其中的一部分，統統拒絕是很少見的，或者根本不可能。一些渴望保住麵子的事例很能說明問題。因錯而受到指責是“失麵子”，所以，無論證據多麽充分，也要為了保住麵子，予以否認。一個網球不見了，被一位苦力揀了去；即使有證據，他也會不客氣地予以否認，然後走到丟失球的地方，找到了球（球是從他的長袖裏掉出來的），並且還說：“這是你“丟”的球。”一位侍女把客人的削鉛筆刀藏在她主人的房裏，後來，她又在台布下把刀子找了出來，並且還謊稱是她找到的。這樣，“麵子”保住了，一位仆人不小心丟失了主人的一件東西，他知道必須賠償，或者被扣掉相當數目的工錢，於是，他提出了辭職，井傲慢他說：“用來賠償那支銀匙子的錢，我不要了。”這樣，“麵子”沒受到損傷。一個人放了一筆債，他知道他已不可能收回；於是他找到欠債人，給予嚴厲的威脅，以表明他知道該怎麽做。雖然他沒有收回債款，但他保住了“麵子”，並以此來保證他將來不會再遇到此類事。一位仆人失職或拒絕做某些份內之事，當他知道主人打算解雇他時，他會故意再度犯規，並自己提出辭職，以保住他的“麵子”。

 

　　寧死也要保住麵子，這對我們來說，似乎並沒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我們聽說，中國的地方官享有一種特殊的恩惠，這就是被殺頭時準許穿戴官袍，以保住他的“麵子”。

 

 

 

第二章 節儉持家

　　“節儉”這個詞表示持家的原則，特別是指家庭的收支關係。按照我們的理解，“節儉”這一詞包括3個不同方麵的含義：節製花銷，製止浪費，用少花錢多辦事的方式調節收支。無論從這3個方麵的哪一方麵來講，中國人都算得上是傑出的節儉能手。

 

　　到中國旅行，最初的印象之一是民眾的飲食相當簡單。眾多的人口似乎全依賴於品種很少的食物，如稻米、各種豆子、穀子、青菜和魚。這些再加上其他一些食物，就是億萬人主要的食品，也許逢年過節遇到特別的事情，再增加一點點肉。

 

　　在西方各國，人們想方設法為生活非常貧困的人提供廉價且富有營養的食品，那麽，一定也很想知道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在中國平常的年份裏，每個成年人每天花不到兩分錢就完全能夠得到足夠量的生活食品。在災荒的月份裏，成千上萬的人更是靠每天不到一分半錢的生活費來維持生命。這意味著中國人做菜做飯的水平是很高的。雖然在外國人看來，中國人的食物很少且不精，有些還淡而無味，甚至倒胃口，但又必須承認，中國人在準備飯菜方麵是超一流的烹好大師。在這一方麵，溫格羅夫。庫克先生把中國人列於法國人之下、英國人（也許還包括美國人）之上。中國人是否應該排在哪一個國家之下，我們不敢說得像庫克先生那樣確定，但他們在某些國家之上，這是無可爭辯的。我在以前的一些小文章中已經說過，即使從生理學家的觀點看，中國人對主食的選擇也算得上是很高明的。中國人的食物原料簡單，製成品卻是花樣繁多，其烹任技術之完美，即使是對中國烹任術一無所知的人也會有所聽聞。

 

　　另一件以往沒引起我們注意卻是很有意義的事實是，中國人在做飯菜時很少浪費，一切都盡可能做到物盡其用。在普通的中國人家庭，即使是每頓飯後的剩餘飯菜，除了很少一些不值錢的之外，都留待下次再用。為了說明這一事實，隻需看一看中國人的狗和貓的身體狀況。這些家養動物靠人們的剩菜剩飯艱難地“活著”，一直掙紮在“死亡線上”。在新興的國家中，浪費是眾所周知的。我們猜想，像美國這樣日子好過的國家每天所浪費的東西有可能夠亞洲6，000萬人過上比較好的生活。我們確實希望看到這些剩餘的東西不被浪費，而能使更多的人胖一些起來，正如許多中國人“吃飽”後，仍把剩餘的飯菜整理出來以備下次再用一樣，即使是杯中的剩茶也要倒回茶壺，以備下次熱過後再喝。

 

　　有一個時時處處都會引起我們注意的事實是，中國人對吃的東西並不像西方人那樣過於講究。什麽東西都遲早會成為他們的網中之魚，不能吃的東西幾乎沒有。中國北方，普遍使用馬、騾、牛和驢幹活，許多地區還使用駱駝。但我們看到，所有這些牲口隻要一死，甭管是意外之死、老死或病死，一般都吃掉。無疑，這在我們一些讀者看來，顯然過於節儉了。在中國，牲口死了，把它吃掉，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用不著大驚小怪，即使牲口偶爾死於像胸膜肺炎一類的傳染病，也還是這樣做。不過，在他們看來，這類病畜肉要比死於其他疾病的病畜肉更差，因些出售的價格也較便宜，但還是都賣了，都被吃了。人們清楚地知道，這類病畜肉進入人的體內，會產生某種疾病，但還是要花較少的錢去吃這種肉去冒險，無非是貪圖便宜。當然，應當說，這是不常見的。死狗，死貓，也像死馬、死騾、死驢一樣被吃掉。我們曾不止一次地親身了解村民故意用毒藥把狗毒死後煮了吃的事。其中有一次，有人提議去問問外國醫生，吃了這種肉可能產生怎樣的後果，但狗“已下鍋”。曾吃過這種肉而沒得病的人不可能放棄這頓美餐，結果，在這次狼吞虎咽之後，居然仍是平安無事！

 

　　有關中國人節儉的另一個事例，也與做飯有關，這就是為了有效地使用燃料在飯鍋的製作上下了很多的功夫。在中國，燃料缺乏因而十分寶貴，一般有樹葉，莊稼的根莖，這種燃料隻有一把火就沒了。為了適應這種情況，鍋底要做得盡可能薄，因此用起來要非常小心。順便說一下拾柴的過程，這也可反映中國人節儉到了極點。每個小孩，即使他還不會做其他什麽事，但至少能拾柴。秋冬時節，到處是拾柴大軍，他們手持竹耙，連一根幹草也不留下。孩子們進入樹林，用木棒打落秋葉，好像是在打落成熟的栗子，甚至樹葉還在隨風飄落時，一些心急的拾柴人就開始去“抓”了。

 

　　所有的中國家庭主婦都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使用她手中的布料。她的衣服並不像西方國家同齡女性所穿的那樣，在裝飾和款式上過於浪費，而是盡可能地省時、省工和省料。在外國人看來是一片小得不能再小的布料，在中國婦女手裏同樣能派上用場，這是議會中“家庭經濟”的女作家們做夢也想不到的。在一處不能用的，在另一處肯定能用，即使是一些碎布頭，還可用來粘合成鞋底。倫敦和紐約的慈善家把自己不再穿的衣服送人，並不切實際地希望接受者不要因而成為單純依靠救濟過活的人。這樣做弊多利少。但是，無論是誰把同樣的物品送給中國人，盡管他們使用的布料和穿著風格與我們根本不同，但也可有理由相信，這些特殊的物品會得到充分的利用，即使一丁點兒也不會被丟棄，而與其他布料配在一起。

 

　　中國人經常為朋友題詞，題完詞的紙被縫在一塊綢布上。用線縫而不用漿糊粘貼，為的是讓受贈者以後可以方便地更換綢布上的字，使他擁有一塊可長期使用的綢布！

 

　　中國人的節儉還可表現在小商販的買賣中，對他們來說，再小的東西都會引起注意。例如，一個小商販能準確地知道各種火柴盒中的根數，知道每盒火柴的蠅頭小利。

 

　　中國人的賬簿用過後，每一片都還用的著，或是糊窗子，或是做紙燈籠。

 

　　中國人處處節儉，就連確實必需的食品也盡量節儉。在他們看來，這沒有什麽不對，而認為是理所當然。B.C.亨利博士在《十字架和龍》一書中給出一個很好的例子：三個轎夫抬著他走了5小時，23英裏路，然後，轎夫們又回廣州，去吃別人為他們提供的早餐。吃早餐前走了46英裏的路，其中一半還是抬著轎，隻是為了節省5分錢！

 

　　還有一個例子。兩個轎夫抬著轎子走了35英裏路，然後撐船回去。自早晨6點起就什麽東西也沒吃過，舍不得花3分錢買兩大碗米飯。後來，船擱淺了，直到次日下午2點才到廣州。這些人已是27小時沒吃東西了，負重走了35英裏路，其中抬著亨利博士去廣州走了15英裏，還要再加上他的行李！

 

　　對西方人來說，中國人節儉的做法確實很難苟同。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些做法完全是出於純樸的天性。在這個國家的部分地區，特別是（說起來很怪）在北方，男孩女孩像是在伊甸園裏，光著身子到處亂跑。也許對他們來說，這樣更舒服一些，但主要還是為了節儉。中國人使用的獨輪車相當大部分轉起來咯吱咯吱地作響，隻要加幾滴油，車子就不會這樣響了，但沒人會這樣做，因為對“心平氣和”的人來說，咯吱咯吱的響聲要比油更便宜。

 

　　一位日本人僑居國外，他的特別要求是每天有熱水洗澡，這是習慣。中國人也有澡堂，但絕大多數人根本就沒去過，甚至連見都沒見過。一位外國婦人看見一位中國母親用答帚撣去她孩子身上的塵土，好奇地問：“你每天都給你的孩子洗澡嗎？”這位中國母親回答說：“自他生下來就還沒洗過。”對一般中國人來說，肥皂零售商就是把“比汙垢更便宜”的字樣貼在櫥窗上，也不會引起他們的興趣。

 

　　中國人肯定把外國人看做是“浪費肥皂的人”，正如意大利人看英國人一樣。在中國，洗衣服時所用的肥皂當然是少得不能再少了，洗過的衣服，與我們所說的清潔標準元疑還有距離。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這樣做完全是為了節儉，因為許多中國人與我們一樣，盡管生活條件非常不利，但仍喜愛幹淨，其中有些人還值得我們效仿。

 

　　正是由於節儉的本性，要買任何現成的工具一般是不可能的。你可買到部分“半成品”，然後自己加工組裝。自己加工總比買現成的便宜，正因為所有人都這麽想，現成貨當然也就買不到了。

 

　　我們曾說到過許多中國人節儉的事例。比如，在普通的房子裏兩個房間的隔牆上開一個洞，洞中擺一盞幾乎是不用花錢的小油燈，用以驅散兩個房間的黑暗。在中國，諸如紡織、製陶、冶煉、工藝製作一類的小作坊裏，也可以看到這種情形。這類作坊在我們看來，並不像是在表現中國人的節儉，更多的是在表現某種才能。中國人原本可以設計出更好的勞作方式，但是卻沒有人去改善它。他們似乎能夠白手起家幹一切工作，他們的產品，無論簡單或是複雜，一般都有這樣的特點。還有，他們的煉鐵爐建在一個小院子裏，總共就是那麽一點點大，像是建一個大爐灶，一個小時就能用磚砌好，而且是長期地用下去，不花錢。

 

　　在中國，說明中國人節儉的最好、最典型的事例莫過於對大量穀物貢品的管理，寧可說是完全缺乏管理。在中國，每年有大量的穀物貢品運到北京，這些貢品從天津起運至通州卸貨。令“穀物交換”商吃驚的是，裝卸、稱量和搬運這堆如山的稻穀不是用機械，而隻是靠一幫苦力。一些計量穀物的鬥和數量不定的葦席，僅此而已。席子鋪在地上，然後倒出穀物，稱量，裝袋，運走，最後收起席子，剩下的又僅僅是泥岸！

 

　　在美國煙草種植園，最沉重的開支之一是建一個又長又精致的棚子，用來晾煙葉。而在中國種煙草的農村根本就沒有這樁花費。晾煙葉的棚子是用茅草搭蓋的，用過後，這些茅草與其他草一樣仍是很好的燃料。煙葉摘下時，結實的葉柄依然留著，於是用草繩紮住葉柄，這樣煙葉都連在草繩上，然後再把它們掛起來，正像衣服掛在繩子上一樣。這樣做真是再簡便而有效不過了！

 

每一個居住在中國，細心觀察的人都能再補充一些有關中國社會生活的事例。但是，或許沒有比以下更典型的事例：一位中國老婦人，步履瞞珊地走著，一打聽才知道，她是去親戚家，為的是死的時候能離祖墳近些，好少花一些抬棺材的費用。

 

 

 

第三章 勤勞刻苦

　　勤勞是指習慣於勤奮地幹任何工作——始終專心工作。在當今世界，勤勞是最值得高度讚美的美德之一，是永遠受到尊敬的美德。

 

　　一個民族的勤勞，大致可以由3個方麵來衡量：長度、廣度和厚度；換句話說，有兩個外延和一個內涵。所謂長度，是指勤勞所持續的時間；廣度是指真正可以算做勤勞者的人數；所謂內涵，是指“習慣於勤奮”和“始終專心工作”的能量。這3個因素綜合起來形成一個整體。一般說來，偶爾到中國的旅行者與長期定居的僑民，他們所獲得的印象是不盡相同的，但是他們都確實相信中國人的勤奮。初到中國的人，他們對中國人的第一印象是，這個民族的人正在履行約翰。衛斯理的格言：“全力以赴，始終如一”，在中國，懶漢是不常見的。每個人似乎都在忙什麽。當然，也有不少富人，盡管他們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他們可以不幹事而過著富裕的生活。然而，他們的生活並不是外國人在表麵上所看到的那種平庸。在中國，富人仍然像他在貧窮時那樣專注於他的事業，一般不會放棄。

 

　　中國人把自己分為：知識分子、農民、工人和商人。讓我們分別看一看每一階層所表現的勤勞。

 

　　西方人很難接受像中國那樣的教育模式。總體上的弊病是顯而易見的，但仍有一點卻總是引起人們的注意——這就是隻為勤奮，不求回報。為有錢人買官而敞開的許多後門似乎很可能會挫傷讀書人的熱情，們“阿職買賣並沒有引起這樣的後果。各省都在抱怨，每一職位的合格考生遠遠多於空缺的職位。所有各級考場，從最低的到最高的，都人滿為患，經常是一萬多人競考一個職位。隻要我們想想中國的讀書人為了進入這樣的考場而花費的心血，就會生動地感受到他們的勤奮。《三字經》中所提及的傳統讀書人的勤奮，借螢火蟲的光亮讀書，把書本固定在耕牛角上邊犁田邊讀書，至今仍被中國各地成千上萬的人所努力效仿。在許多情況下，不少人一獲得初步的成功就開始放棄往日的勤奮，但是中國人根本不把此類人當做讀書人，而把讀書人這一榮耀的稱呼留給那些在充滿荊棘的狹窄小路上不斷奮鬥直至功成名就的人。除了中國，我們又能在什麽地方可以看到祖孫三代為了謀取同樣的職位參加同樣的考試，經過同樣長時間的不屈不撓的努力，終於同樣都是在80歲時獲得盼望已久的榮譽？

 

　　1889年春天，北京的《邸報》上披露了各種材料，其中有關於省級考試中老年考生的事。福州總督報告說，福州秋季考試中，有9位超過80歲和2位超過90歲的考生通過規定的考試，他們的考試文章，結構嚴謹，文字書寫有力、準確。他說，這些老年考生中秀才後己過60年，在此期間已參加了3次晉級考試，如果第四次再不成功，當授予名譽頭銜。河南總督以同樣的方式報告說，有13位超過80歲和1位超過90歲的考生，他們全部“通過為期9天的嚴格考試，文章精練，並沒有表現出暮年的痕跡”。但更令人吃驚的是安徽省，那裏有35位考生超過80歲，18位超過90歲！還有哪一個國家會有這種奇觀呢？

 

　　如果說中國的知識分於是始終勤奮的一族，那麽農民的勤奮則並不亞於他們。農民的勞作如家務一樣，沒完沒了。所有北方各省，除了冬至前後有一段相當短時間的空閑外，一年到頭就根本沒有閑的時候，要做的事很多。無疑，其他各國的農民也多少有點類似，但是，中國農民的勤勞是其他民族所難以比擬的。

 

　　農民是這樣，雇農更是這樣，雇農們長期過著極度貧困的日子，在無盡的折磨中度過一生。正如農民細心照料他的每一棵白菜，仔細清除各種害蟲，雇農也同樣要照料好他的工作，以便能填飽肚子，養家活口。那些需要出遠門的人，往往是半夜起身趕路；他們說這是習慣，無論何時，在路上都可看見手拿叉子，肩背筐子的農民在拾糞。當沒有其他事可做時，這是一樁不變的、永遠做不完的事。

 

　　經常可以看到有些人為了養家活口尋找兩份不同的工作以互相銜接。天津的船夫在河水封凍沒事幹時，就拉冰撬，搞搬運，賺點小錢。同樣，一些地區的農民在農閑時，都是在編製帽子，這種帽子還是大宗出口產品。中國婦女往往是不停地手納鞋底，幾乎看不到她們閑著；即使是在村口聊天也是如此；除此之外，她們或許還搓棉花，以備紡紗。總之，她們從不偷懶。

 

　　商人及其雇員完全可稱得上是一個不知疲倦地工作的階層，商店職員的生活，即使是在西方，也不是清閑的，但中國店員要更加忙碌，他們的工作永遠沒個頭。他們幾乎沒有節假日，任務繁重，隻是在精神麻木時才可稍停片刻。

 

　　中國的店鋪開市很早，收市很晚。簿記製度采用一種複式簿記法，非常細致，使得賬房為了記錄收支和平衡賬目而常常忙到深夜。店員們在無事可做時，就坐下來挑撿收進來的銅錢，看看有沒有值錢的銅板。

 

　　令人吃驚的是，在中國，工作最艱苦的階層是最讓人羨慕、每一有誌者都設法躋身於其中的官僚階層。中國的各級官員必須埋頭於各種公務，必須對每樁事的成功負責到底，而這類公務之繁雜，同樣令人吃驚。以下摘自北京外國使館的一位翻譯對中國重要政治人物的采訪報告：“我曾經詢問過一位中國內閣大臣，他一直抱怨日常事務的繁忙使他過於疲憊和勞累。他說，他每天淩晨兩點鍾從家裏出發，因為3點至6點他要在宮裏值班。作為內閣大臣，6點至9點他要在朝中議事。他是兵部大臣，9點至11點要在兵部。他又是刑部的要員，每天12點至下午2點要在刑部辦公室裏。他還是外務部的資深部長，每天下午2點至5、6點要在外務部，這些就是他每天的工作安排。此外，他在工作的空隙還經常為其他各部門工作。他很少在傍晚7、8點之前到家。”我們的工會為實行每日8小時工作製而奮鬥，當看到上麵這每日的工作安排時，又會有什麽滋味呢？據說，那位官員在那次談話後6個月因勞累過度，心力交瘁，去世了。這並不奇怪，在中國，那些仍能為政府效勞的官員身上此類事的再度發生並不是不可能的。

 

　　前麵我們已經說過，所謂勤勞的外延是指勤勞者的人數以及勤勞所持續的時間。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人的勤勞在外延方麵是很廣大的。中國人的一天開始於天剛蒙蒙亮之時，往往是半夜後不久，中國的皇帝每日上朝時，歐洲各國的宮廷還沉睡在睡夢之神的懷抱裏。這對西方人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而對中國人來說則是最自然的事。天子的所作所為不同程度地受到各地臣民的效仿。廣州的銅匠、福州的錫匠、寧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以及北方各省的紡織工和磨麵工都是睡得晚、起得早。天還沒亮，旅行者就會在集市上遇到賣菜的村民，他們早已從數裏路以外的家裏趕來，站在黑暗之中等待著天亮。西方人吃早飯的時候，中國人的早市已經結束。夏季清晨5點半後，沿著上海的主要街道漫步，沒有比這裏更能感受到東西方的強烈反差了。在黃浦江邊建起高樓並在裏麵做生意的歐洲人還根本沒有動靜時，而亞洲人卻已是經過了很長時間進入了高潮。幾小時後，當西方人開始輕鬆自在地與中國人搶占市場時，當地人已經幹完了半天的活。

 

　　約翰·戴維斯先生曾相當正確地評論中國人的“熱愛勞動”，他說，這標誌著中國政府在使人民滿足於自己的環境方麵是成功的。這種熱愛勞動的品質是中國人最顯著的特性之一，必須受到長期的高度重視。

 

　　關於中國人勤勞的內涵，仍需說幾句。中國人是亞洲人，他們工作也像其他亞洲人一樣。試圖把我們的模式強加於這個生機勃勃的民族，那隻能是徒勞的。在我們看來，他們顯然缺乏我們所高度尊崇的誠心。盎格魯撒克遜人用不著基督教《聖經》的指點便能知道盡力做好自己應當做的事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成熟的宗教和哲學雖然可以對中國人產生影響，卻不能使他們改變步伐。他們受益於幾千年以來所積累的經驗，正像荷馬之神，他們從來就是不慌不忙。

 

　　人們不禁要問，當有朝一日白種人與黃種人進入空前激烈的競爭之時，誰將敗下陣來？

 

　　勤勞致富，這是所羅門的經濟學格言。假如這一格言是正確的，那麽中國人當然能夠成為地球上最興旺的民族。如果他們能有一種全麵的美德以克服所謂“恒久關德”的明顯缺乏，那麽這個民族的興旺，更是無可置疑的了。當中國人的道德意識中，真誠的品質重新恢複其應有的地位時，那麽中國人將會（在不久的將來）獲得因他們的無比勤勞所帶來的全部報償。

 

 

 

第四章 講究禮貌

　　看待中國人和東方人的禮貌一般可以從兩個完全不同的角度——一是讚賞，另一是批評。我們喜歡提醒自己，盎格魯。撤克遜人有許多美德，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內剛，外柔則不主要。因此，當我們來到東方，發現有那麽多的亞洲人在調解人際關係方麵具有比我們高得多的技巧，內心不由得充滿羨慕。這是不會做某事的人對於能輕鬆做這樁事的人的一種羨慕。即使是對中國人具有過分偏見的批評家，他也不得不承認中國人已經把禮貌升華到一個完美的高度，這是西方人所不知道的、且未曾體驗的、甚至幾乎不可想像的高度。

 

　　這使我們想起，中國的典籍上記載有禮儀準則300條，行為準則3000條。一個民族背負著如此繁多的禮節，要延續下去似乎是不可想像的。但是，我們很快就發現，中國人已經設法把恪守禮節熔鑄成一種內在的本能，而非外在的需要，就像他們對待教育一樣。這個民族的精英，曾為人們的日常交往製定出繁文縟節，而在西方，這一切隻適用於宮廷和外交往來。當然，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並不是完全被這些繁文縟節所束縛，而是這些規矩就像節日的盛裝，該搬出來時就得搬出來；至於在什麽場合需要這樣做，中國人全憑一種準確的本能去辨認。在這樣的場合，如果一個中國人不知道該如何去做，那麽他就會像西方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偶爾忘了9乘以9是多少一樣，令人感到滑稽可笑。

 

　　西方人對中國人的禮貌之所以不會欣賞，是因為我們心中有一種觀念，這就是“禮貌是某種善意的真誠表達”。在西方，把個人的幸福（在理論上）看做是全體人的幸福，被認為是一種文明的看法，但中國人的禮貌則是完全與之相反。像所有的技藝表演一樣，對人表示禮貌並不完全是整個內心的需要，而隻是整個複雜心態的某一部分的需要。禮貌用語的製定和使用，目的隻在於維護既定的尊卑關係。這在西方人看來，即便不令人發瘋，也會令人不知所措；而在中國人看來，這對於保障社會秩序是至關重要的，而且也是調解人際關係的潤滑劑。有前就有後，有後也有前；該前的前，該後的後，各得其所，萬事亨通。就像下棋一樣，先走的必須說：“鄙王先走一子”，然後，對手說：“鄙王也走一子”。後來，對手事先告知說：“鄙王的士要吃尊王的卒，走到鄙王卑賤的象位”。這就是在下棋。一局棋的輸贏與說幾句客套話毫無關係，但是，正如下棋人不能事先說出下一步棋，否則就會使自己顯得荒唐可笑一樣，中國人對於對手的每一步棋若不能給予有理有節的回應，也會成為人們的笑柄，因為對中國人來說，客套即是下棋，不懂這些客套就等於無知。

 

　　同時，中國人講究禮貌的嚴格程度，是有城鄉差別的。一個鄉下人，雖然他知道必須有禮貌，但他並不知道像城裏人那樣的禮貌有哪些具體要求。

 

　　但同時必須承認，即使中國有難得一見的不懂禮貌的人，他們也要比最有教養的外國人強得多：與他們相比，外國人隻是懷中的嬰兒。一般說來，除非外國人曾有過長期的生活體驗，又擔心自己有所失禮而被誤認為沒有教養，否則，他就不可能有中國人那樣的禮貌之舉。外國人並不懂那麽多的“規矩”，即使學會了那些漂亮的禮貌用語，也表現出那樣的麻木和無知。正是由於外國人在仿效中國人的最起碼的禮貌方麵表現出明顯的無能和自愧不如，所以中國的知識界總是帶著一種毫不掩飾的（理所當然的）輕蔑目光看待這些“野蠻人”。

 

　　禮貌可以比做一個氣墊。裏麵什麽東西都沒有，但它卻能夠很好地減緩顛簸。同時，還可公正地說，中國人向外國人所表示的禮貌（完全與向自己的同胞所表示的那樣）更多的是為了顯示自己懂得如何待人，其次才是考慮到客人是否舒服。你本不想生火燒水沏茶，他偏偏要為你生火沏茶；結果讓你被煙熏得流淚，嗆得喉嚨像是在吞苦藥；而主人仍然自信自己知道該如何待客，至於客人不樂意，那完全是客人自己的事。再比如，你在鄉下租了一問較差的房子，房子的主人認為把房間打掃一下（象征性地）布置一下是他的職責；你已經來到了房間，他仍然還在打掃；飛揚的灰塵弄得你睜不開眼，你懇求他別做了，但他仍然繼續做。也許，這就是《禮記》上所教誨的，應該為客人打掃房間，不管客人是否樂意。請客吃飯也有這樣的禮節，這是令初來乍到者生畏（而有所涉足者常見）的禮節。在請客吃飯時，熱情的主人特地為你盛上一大堆他以為你喜歡吃的東西，而不管事實上你是否喜歡吃，是否吃得下。若是你一點也不想吃，主人似乎會說，那就是你的不是了，而主人則肯定他自己並沒有失禮；也沒有人會說他失禮。如果外國人不懂這種遊戲規則，那是自己的事，與主人無關。

 

　　正是按照這個原則，一位中國新娘照例去拜會一位外國夫人時，她背朝夫人，向著完全相反的方向行禮，結果使女主人感到奇怪和生氣。事後經過詢問才知道，新娘朝北行禮是因為那是皇上所在的方向，她並沒有在意女主人是在房子的南邊。如果這位外國夫人不清楚自己應當站在房子的什麽位置，那麽這位新娘也就不必在意女主人會怎麽想；至少她表明自己知道應當朝什麽方向磕頭！

 

　　中國人的禮貌常常表現在送禮上。如前所述，這是給受禮人“麵子”。所送的禮物有某種固定的老式樣。一位常與中國人打交道的外國人，總會收到一些禮品盒，這些禮盒用紅紙包裹得清清楚楚，內裝油膩的糕點；即使他根本不可能吃，甚至被逼得走投無路表示不願意接受，否則他隻好拿去送人，送禮人還是不會把禮品拿回去。

 

　　中國人的禮貌決不是不允許人們“對禮貌吹毛求疵”。受禮人經常會問，這些禮物花了多少錢。到別人家做客的人在與男女主人告別時常說：“給您添麻煩了，讓您破費了！”

 

　　一位外國人曾應邀參加一次婚禮。婚禮上糕點豐富。婚宴進行中，端上一盤糕點，僅有兩三塊，熱氣騰騰而受到誇耀（似乎都喜歡熱的）。由於這位外國人是貴客，這盤糕點端給了他。但他卻婉言謝絕了。不知是什麽道理，這給正在進行的婚宴投下了一片陰影，那盤糕點後來沒傳給其他人，而被撤了下去。原來，按照習俗，每位參加婚禮的客人都要送一份禮錢當做婚宴的花費，照例是客人還在席上時就開始收錢，但在中國人看來，向客人收禮錢是不禮貌的，於是就以向客人送熱糕點為托辭。每個人都知道送熱糕點的用意，唯獨這位外國人蒙在鼓裏，他的拒絕使得其他人不便在當時拿出自己的禮錢。後來，他又應邀參加這一家舉行的另一次婚宴，這次，這位外國人有趣地聽到婚禮主持人比西方人還直截了當地對客人們說：“這是放禮錢的地方，請吧！”顯然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訓。

 

　　在否定了中國人禮貌中令人厭煩的繁文縟節之後，我們仍要在社會交往方麵向中國人學習許多東西。保持我們的誠實，拋棄我們的魯莽，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西方人的堅定的獨立性摻入一定量的東方人的溫文爾雅，那一切將會更好。

 

　　然而，許多西方人根本不會用這種觀點看待事物。筆者的一位熟人在巴黎住了許多年，以致於不知不覺地接受了那裏的風俗習慣。當他後來回倫敦時，他已習慣於向見到的每一位朋友脫帽鞠躬。有一次，他向一位朋友鞠躬時，這位朋友嘲笑他說：“老朋友，請看，這裏沒有你的法國猴子可耍！”如果人們能夠集東西方之精華於一體，能夠安然地走在狹窄的、荊棘叢生的中庸之道上，那該是多麽的愜意！

 

 

 

第五章 漠視時間

　　“時間就是金錢”，這是當今發達國家流行的一句格言。現代社會生活的安排極其複雜，一個商人能在特定的商務時間裏處理好大量各種商務，這在上個世紀需要花費多得多的時間。蒸汽機和電力已經完成了一場革命，盎格魯撒克遜人曾以其身體素質為這場革命做了預先的準備。雖然我們的祖先曾無所事事，隻知吃喝和決鬥，但無論如何，我們的民族是具有衝勁的民族，這種衝勁驅使每個人無休止地去做一樁又一樁事情。

 

　　中國人的問候語與盎格魯一撒克遜人的問候語之間存在著一種很有意思的差異。前者遇到他的同事時說：“吃飯了沒有？”後者則問：“做得怎麽樣？”做，這是人的正常行為，正如中國人看待吃一樣。由此可見，感覺到時間就是金錢，一秒鍾也不可放過，這已經成為我們的第二天性；而中國人，像大多數東方人一樣，則是非常地浪費時間，中國人的一天僅有12個時辰，一個時辰與下一個時辰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線，隻是象征性地把一天分為12個部分，他們所說的“中午”是指上午11點到下午1點之間。我們可以聽到一位中國人在問：“現在是什麽時候？”“現在是半夜什麽時候？”這裏的語言多少有點模棱兩可，他應當進一步問：“現在是半夜幾點？”

 

　　在日常生活用語中，說到時間時，幾乎都有類似的不確定，中國人所說的“日出”和“日落”，就其用來指稱太陽所處的緯度（還有經度）而言，還算精確，但“半夜”，正如“中午”一樣，並沒有具體的時間所指。夜裏的時辰通常用“更”來劃分，同樣模糊不清。隻有最後一更，由於是在晨曦初露之時，才較為精確。即便是在城裏，“更”所指的時段也多少有些不確定。我們所說的表，絕大多數人一無所知。有些人確實有表，但在他們當中，即使有人每隔幾年將表清洗一下，以保證它正常運轉，也幾乎沒有人會用表來安排自己的活動。普通人完全是根據太陽的高度來知道時間的，而把太陽高度說成是一杆子高、兩杆子高，或幾杆子高。若是遇到陰天，就根據貓眼睛瞳孔的放大和縮小來知道時間，對於日常生活，這已是夠準確的了。

 

　　中國人對時間的利用是與他們對時間測定的不精確相對應的。根據西尼·史密斯所說，世上的人分為兩類，大洪水前的人和大洪水後的人。大洪水後的人發現，人的年齡再也不可能達到幾百歲，更不可能近千歲，所以他們學會抓緊時間，以適應環境。相反，大洪水前的人不可能意識到長壽的梅修撒萊★時代已經過去，他們的生活仍然依照家族的成規進行安排。

★《聖經》傳說中的長壽者，享年969歲。——譯者注

 

　　中國人可以算做是“大洪水前的人”。中國的說書人，比如在茶館裏為吸引和留住顧客的那些說書人，會使人想起英國詩人丁尼生★的“布魯克”。聽眾可以隨便來去，但他卻是“沒完沒了”不停地說。演戲也是一樣，有時，一場戲要接連演上好幾天，當然，還是不能與泰國的戲相比，據看過泰國戲的人說，他們接連看了兩個月。中國人的戲法，技藝高超，且有趣，但也有一個致命的弱點——他們總要向觀眾說一大堆空洞無聊的開場白，以致於外國觀眾還沒看戲就已經後悔當初不該來。最可怕的是出席中國人的酒宴，其持續的時間之長幾乎是沒完沒了。酒菜的數量之多、花樣之繁，幾乎難以置信。所有經曆過這種場麵的外國人都會感到恐怖和不知所措。而對中國人來說，這種招待所花費的時間還嫌太短。中國人有句最讓人回味無窮的格言，這就是“世上沒有不散的宴席”。但是，被誘入圈套出席這種酒宴的野蠻人卻感到，這一原本可以為他們帶來一線希望的格言，在這種場合總是難以實現的。

★（1809一1892）英國桂冠詩人。——譯者注

 

　　中國人從小就完全習慣於依照大洪水前的成規行事。上學的時候，他總是一天到晚讀書，隻有吃飯的時候才停一下。除此之外，無論是學生或是先生，都不知道還有其他的讀書方式。科舉考試要進行幾天幾夜，每一關都不是好過的。盡管大多數考生對這種不合理性的考試感到厭煩，但他們仍然相信這種考試對於檢驗人的知識才能還是有道理的。

 

　　這種教育所產生的結果會使人聯想到其形成的過程。中國人的語言基本上是屬於大洪水之前的，掌握它需要梅修撒萊畢生的時間。與古羅馬人一樣，古代中國人意識到，若不自覺學習他們自己的語言，就永遠不會說或寫！中國人的曆史是屬於大洪水之前的。它可追溯到太初時代，爾後，則是混濁、舒緩、漫長的大河。其間，不僅有挺拔的大樹，也有枯朽的草木。除了較缺乏時間觀念的民族之外，沒有人會去編寫或閱讀這樣的曆史；除了中國人的記性之外，沒有人會有這麽大的“肚子”能裝下它們。

 

　　中國人漠視時間還表現在他們的勤勞之中。正如我們在前麵已經說到，中國人勤勞的內涵完全不像是盎格魯一撒克遜人勞動時所表現的那樣。

 

　　曾與中國的承包人和工匠合作建房子的那些外國人，有多少希望再度合作呢？這些中國人來得遲，走得早，老是停下來喝茶。他們用布袋從很遠的石灰坑裏一袋一袋地運灰漿；若是用獨輪車，一人可抵仨；但是誰也不這樣幹。如果遇到一點小雨，所有的工作還要停下來。這樣，花費的時間不少，進度卻很慢，往往很難看出這幫人每天到底幹了多少活。我聽說，有個外國人對他的木匠釘板條的緩慢進度很不滿意，於是趁他們吃飯時自己動手幹，結果完成了4個木匠半天的活。

 

　　對中國的工匠來說，修理他們自己的工具也是樁很花時間的大事。然而，如果工具是外國人的，那就另當別論了。一件工具莫名其妙地壞了，但沒人承認曾經動過。“沒人動過”，這是一句很適合於他們的口頭禪。在牆上插一些木條，用繩子捆綁一下，就算支起腳手架。整個工期，天天都有危險。不管幹什麽事，都沒經驗。沙子、石灰和當地的泥土原本以為都可以用，結果都不能用。外國人沒辦法了。他就像《格利佛遊記》中所描寫的被線牽製著，這些線湊在一起，對他來說實在是太多了。我們一直會想起一位廣東的承包人。他是個鴉片鬼，他的允諾正像他的錢一樣統統消失在鴉片煙中。最後，忍無可忍，隻得把一些實在過分的問題擺到他的麵前，“告訴過你玻璃的尺寸，你也量過窗子好幾遍，可是你統統搞錯了，都不能用。你做的門一塊都合不上，一點膠也沒用過。地板不夠長，數量也不夠，還都是節疤孔，而且沒有徹底幹透。”聽著這番指責，那位脾氣溫和的廣東人似乎有些可憐，然後又用一種文雅的語調抗議說：“不要這樣說！不要這樣說！這樣說有失體麵！”

 

　　對中國人來說，盎格魯，撒克遜人經常性的急躁不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很顯然，中國人不喜歡我們的人格中所具有的這一品性，正如我們也不喜歡他們缺乏誠實一樣。

 

　　無論如何，要讓一個中國人感到行動迅速敏捷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難的。我們曾聽說，一大包外國郵件在相距12英裏的兩個城市之間被耽擱了好幾天，原因是郵差的驢病了，需要休息！中國郵電係統的管理還隻是停留在應該怎樣與能夠怎樣的模仿階段。

 

　　最使外國人討厭的是，中國人在社交訪問過程中對浪費時間的不在乎。在西方國家，這樣的訪問是有某種時間限度的，他們不會超過時間。但在中國，則沒有這樣的限度。隻要主人不提出要為客人安排食宿，客人就是精疲力盡了，也還是要說下去。中國人在訪問外國人時，根本不可能意識到時間的寶貴。他們會一連坐上好幾個小時，一個勁兒地說，不知在說些什麽，也不說要走。一位高明的牧師有句格言：“想見我的人，也是我想見的人。”假如這位牧師在中國待過，無論時間有多長，他都會對他的這一格言進行實質性的修改。當他碰到上述的那種事之後，肯定會效仿另一位很忙的牧師，在他的書房醒目地掛上一條聖經中的格言：“主保佑你離開！”如果對一位正說到興頭上的中國人明確表示自己很忙，那往往會給他當頭一棒。他會長時間地一言不發，默默地忍受著，其時間之長足以消磨掉10個歐洲人的耐心。終於他開始說話了，這正如諺語所言：“上山打虎易，讓你開口難！”如果外國人都像已故的麥肯齊博士那樣就好了。他覺得他的中國朋友不斷前來做客，並且“隻來不走”，浪費時間，影響到他的工作，於是習慣性地對他們說：“請坐，像自己家一樣；我正忙，請原諒。”假如他能夠模仿一位中國學生說得直截了當、簡明扼要，那就更有意思了。那位中國學生學了一些短語後，想在老師身上嚐試一下，於是下課時大聲說道：“開門！出去！”結果，弄得老師差點暈過去。

 

 

 

第六章 漠視精確

　　中國人給外國人的第一印象是千人一麵。他們的相貌似乎出自同一個模子；穿的總是藍色；眼裏無神，好像發直了一樣；辮子像是同一個豆莢中的兩粒豆仁，一模一樣。但是，無論把中國人說成是怎麽樣，即使是最不善於觀察的旅行者，隻要略加體驗就會發現，所謂中國人是千人一麵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兩個地區，無論多麽靠近，口音上都存在著有趣的、莫名其妙的差異。而且地區間相隔越遠。差異就越大，以致於形成不同的“方言”。經常有人告訴我們，中國人的語言寫起來都一樣，說起來卻大不相同。我們常常想到，中國人的風俗習慣也有同樣的差異，按照中國人流行的說法，十裏之外不同俗，這種事例，隨處可見。然而，最常見的是計量標準上的差異，而在西方國家，絕對不變的計量標準才能保證生活的舒適。

 

　　任何雙重標準，對西方人來說都是令人煩惱的，而對中國人來說卻是樂此不疲。兩種貨幣單位、兩種重量單位、兩種度量單位，這些對他們來說似乎很自然、很平常，不必予以反對。向一位賣肉餡湯團的人打聽每天做多少這樣的湯團，他回答說，大概“一百斤麵粉”，至於這些麵粉能做成多少湯團，這個問題隻能留待詢問者自己去猜想。同樣，向一位農民打聽他的一頭牛有多重，如果他給出的數太低，相差太大，他會解釋說，這個數不包括骨頭！問一位職員身高是多少，如果他給出的數與他的實際身高相差的太離奇，經過查問，他會承認他給出的數沒把頭部算在內！原來，他曾當過兵，在部隊分配挑擔時，人的鎖骨的高度比較重要，因此，說自己的身高時一直就沒有把頭部算在內，這次他是疏忽了。一位鄉下人的計量方式就不同了，他硬說他的家“離城90裏”，但經過盤問，他承認沒那麽多，他說的是往返的路程。實際距離隻有“45裏”！

 

　　在中國，計量不一致的最明顯的事例是計量銅錢的方法。銅錢是這個國家唯一的貨幣，各地都采用十進製，這也是最簡易的計量方式。但是，誰也不能保證一串錢無論在什麽地方都是所預想的一百個銅錢，除非他特地算一下。他不必走遍18個省份的絕大多數地區，就會發現一串錢的銅錢數目各不相同，而且無法解釋。按道理，“一串”就是100個銅錢，但事實上從100至99、98、96、83（如陝西省會）、直到直隸東部的33，各種數目都有，或許有些地方可能更低。銀子買賣中的稱重也是這樣，甚至更為嚴重。各地的“兩”都不一樣，除非是巧合。這種情況把外來人搞得稀裏糊塗，除了那些專門買賣銀子的人外，誰都會遭受一定的損失，特別是會給那些老實人帶來無盡的煩惱。這種貨幣混亂的動機是顯而易見的，但我們眼下關心的隻是存在的事實。

 

　　所有各種計量都有同樣的混亂。一個地方的鬥不同於其他任何地方的鬥。如果在糧食征稅中總是采用這種鬥，那麽，就很容易在那些不像中國人那樣會忍氣吞聲的民族中引發政治動亂。至今為止，“全世界都是一品脫是一品脫，一磅是一磅”；而在中國卻是一鬥不是一鬥，一斤不是一斤。這種混亂居然還有道理可言。而且，到處還可看到（例如在鹽業專賣中）純屬隨意武斷的標準，比如把十二兩叫一斤。購買者買的是十六兩的一斤，得到的卻隻有十二兩；而且還是公開這麽做的，同行的商人也都這樣；據說這不是欺詐，隻不過是鹽業買賣中的“老習慣”，百姓們完全清楚。土地的丈量中也普遍存在類似的不確定性。在某個地區，一“畝”土地隻相當於其他地區的一半，如果有人碰巧住在邊界線上，那麽他們就不得不準備兩種丈量土地的工具，以分別用於不同的田畝製。

 

　　要知道每斤糧棉的價格，僅憑現有的報告（正像到中國的旅行者經常做的那樣）是很不可靠的，還必須首先弄清楚這裏的“斤”是指哪一種斤。同樣，要知道每畝的糧食產量，不能僅憑現有的統計數字，還必須弄清楚這裏的“畝”是哪一種畝。在計量路程的距離方麵，也普遍存在著類似的問題，每位到中國的旅行者都會有這種體驗。在陸地旅行中，如果路程是以“裏”計量，那麽就有必要弄清楚這個“裏”是不是指“大”的裏！我們並不否認這樣計量路程有某種根據，但我們要指出的是這種計量既不精確也不統一。據我們所知，人們普遍感覺到，一離開寬闊的國道，“裏”就變“長”了。如果在國道上每天能走120裏路，那麽在鄉村的小道上滿打滿算也隻能是每天走100裏，而在山區，就隻能是每天走80裏。此外，測算路程的長短往往不是根據實際的絕對距離，而是根據行走的難易程度，甚至中國人也不否定這一點。因此，若是說到山頂有“90裏”，實際的裏數還不到一半；而中國人還強詞奪理硬要堅持，理由是走這段路程的困難程度相當於在平地上走“90裏”。還有一件與測算長度有關的稀奇事，即從A到B的距離不一定等於從B到A! 在中國，歐幾裏得的公理“與同一量相等的量彼此相等”也已不起作用了，需要插入一個否定詞加以修改。我們可以舉例說明：在中國最重要的一條公路，有一段路根據裏程碑所示從北到南長183裏，而從南到北卻是190 裏。真是太奇怪了，無論你走幾趟，也無論多麽仔細地看裏程碑，事實就是這樣。”

 

　　在寫這段之前，我們已經在巴伯先生的《中國西部之行》一書中看到過類似的事例：“比如，我們說兩地間的距離是根據兩地一來一往的人們所估算的而定；這樣，各人給出的數字當然不會相同，從A到B的人都說是1裏，而從B到A的人卻都說是3裏。當地一位有知識的人解釋說：運費是按裏計算的；顯然，上山時，苦力應得到更高的報酬；若是按照路的坡度來計付報酬那是很麻煩的，為了方便起見，就把難走或陡峭的路說得更長一些。原來如此。眼下，這些約定俗成的裏程數就是旅行者一直想弄明白的。“但是”，我反駁說，“按照這種說法，雨天也肯定要加長裏程數。晚上的裏程數肯定要比白天的更長”。“很對，是要多付一些錢才行。”這種做法對當地人來說可能是方便的，但旅行者卻會不斷遇到麻煩。像這樣估算路程的事還有：平地上，1法定哩被說成2裏；不是很陡峭的一般山路，1哩說成5裏；很陡峭的山路，1哩說成15裏。一位雲南的山裏人，他老是少算了平地上的路程，但在他所住的山裏就沒這樣。以後的旅行者對此不必大驚小怪。隻要不是很陡峭的山路，他肯定都會把5裏說成是1裏。”

 

　　在利特爾先生的《長江三峽之行》一書中，他說：有一段水路，順流而下時說成是90裏，麵逆流而上時卻說是120裏。他估計是3.62裏相當於1法定哩，或者說，250裏相當於1緯度。

 

　　與此類似的是，“整體等於部分之和”這一公理在中國也不能成立，尤其是在河道航行中，你通過打聽知道到前方的某一地點有“40裏”，然後，通過更細致的分析，你才知道這個“40”原來是兩個“18”；“4個9是40，不對嗎？”這種說法會讓你啞口無言。照此說法，“3個18”就是“60”。我們曾聽說過一件事，一位政府通信員在規定的時間內沒有跑完規定的路程，他為自己辯解說，這個“60裏”是“大”裏。由於他的申辯合理，他的上司下令測量這段路程，結果發現實際上是“83裏”，從那以後，就一直按此計算。

 

　　分布在一座城市周圍的幾個鄉村，離城裏從1裏到6裏不等，但每個村子都可以叫“三裏屯”。人們經常可以看到，據估算隻有1裏的路程，如果道路兩旁有房子，就會被說成是5裏，而且每個村民都會認真地向我們保證，這條街確實是那麽長。

 

　　在這些情況下，各人可以根據各自的需要製定標準，大可不必為此大驚小怪。造秤的人徘徊於街上，根據每個客戶的偏好在秤杆上鑲上秤星。每個買賣人至少有兩種秤，一種是用於買的，另一種是用於賣的。他們不買現成的秤，除非是杆舊秤，因為情況在變，秤的標準隻能根據每個買賣人的需要而定。

 

　　說人的年齡大小也是如此，其中尤其能反映出中國人的民族特性。憑著一個人出生年的動物屬相，就能輕易地推測出這個人的年齡，這是再普通不過的事了。說一位老人有“七、八十歲”，其實是去年才滿七十歲。事實上，在中國，一過七十歲，就是“八十”的人了，如果想弄得準確，就必須減去這個“常數”。即使一位中國人說出他的準確年齡，所給出的也隻是下一個春節後的年齡。用“十”為單位計算歲數的習慣根深蒂固，並且搞得很模糊。一些人是“一、二十歲”，“沒幾十歲”，或許“好幾十歲”；在中國，嚴格準確他說出年齡是非常少見的事。這種模糊還延伸至“百”，“千”和“萬”，“萬”是中國人計算的實際限度。對於比這些籠統說法更加準確的表達，中國人並不感興趣。

 

　　一位熟人告訴筆者，有兩個人花了“二百串錢”看一場戲，後來又補充了一句：“是一百七十三串，不過，這與二百串是一樣的，不是嗎？”

 

　　一位紳士及其夫人在中國生活了好幾年後要回國時，他們的中國朋友送來兩幅卷軸，是要分別轉贈給他們夫婦倆各自的老母親——各自的父親都已去世，他們夫婦倆各自的老母親恰好同歲。兩個條幅上的題字分別是“福如東海”和“壽比南山”，而且每個條幅旁邊還有一行小字。其中一個條幅上的小字恭賀受贈者享受了“七十年的富貴”，另一個條幅則讚美貴夫人享有“六十年的榮華”。夫婦倆在對這兩幅卷軸大加讚賞之餘，其中一位戰戰兢兢地問道，為什麽明明知道兩位母親是同歲，卻還要說一個是七十，另一個隻有六十呢？得到的是一個很有特點的回答：如果每幅卷軸上都是寫“七十年”，那會顯得作者太缺乏想像力了！

 

　　中國人講究社會連帶關係，這對我們所要求的精確是致命的。一位打官司要求谘詢的人告訴筆者，他“住”在一個村裏，但從他的口述中可以明顯知道，他的住所是在城郊。經過查問，他承認眼下是不住在那個村裏；經過進一步的調查才發現，他十九代之前就已搬出該村了。問他：“你難道不認為你自己現在是城市居民嗎？”他簡單地回答說：“不，我們現在的確住在城裏，但我的老家是在那個村裏！”

 

　　還有一個人曾經要求筆者去看看他村裏的一座古廟，他驕做他說：“那座廟是我建的。”經過進一步調查才發現，那座廟建於明朝的某個時期，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當時，那個“我”隻存在於可能語氣之中。

 

　　學習中文的人，最初遇到的一個困難是，找一個滿意的詞語表示自己的身份，以區別於他人。中國人的整個思維都與我們所習慣的不同，他們可能並不完全理解西方人為什麽會有把一切都弄得準確無誤的癖好。中國人並不確切知道他的村子裏有多少人家，他也確實不想知道。他始終不能明白那些想知道這個數字的人到底為了什麽。隻有“幾百”、“好幾百”，或者“沒多少”，而沒有準確的數字，過去沒有，將來也不可能有。

 

　　中國人缺乏精確性不僅表現在數字的運用上，而且也反映在文字書寫和印刷上。在中國，要弄到一本沒有錯別字的書並非易事。有時，所用的錯別字比正確的字還要複雜，說明寫錯別字不是為了貪圖簡便，而是由於人們日常不重視精確性。文字書寫的不準確更大量的是表現在常用字中，有些字經常用同音字代替，出現這種錯誤，或者是由於不認識這些字，或者是因為馬馬虎虎。

 

　　漠視精視在書信的稱呼上更是表現得一清二楚。中國人家信的稱呼是用醒目的字體寫的，“父親大人”，“慈母大人”，“叔祖大人”，“賢弟大人”，等等 ，一般不寫出“大人”的姓名。中國人非常講究實際，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他們對自己的名字卻滿不在乎。像這樣的民族實在是獨一無二的。我們常常發現，他們的名字一會兒寫成這樣，一會兒又寫成那樣；我們看到名字，但並不知是誰，還要問一下。最使人弄不清的是，同一人常常有好幾個不同的名字，他的原名，他的“號”，甚至還有科舉考試注冊時專用的名字。正因為如此，外國人常常把一個中國人誤認為其他人，村子的名字更不確定，有時會有兩，三個完全不同的名字，並不是一個比一個更“恰當”。如果一個名字有了別名，它們可以互相交替使用，在官方文件上用原名，在平時交談中可用別名；甚至也可以把別名當做形容詞，與原名一起組成一個複合名。

 

　　中國人缺乏類似於化學分子式那樣絕對需要精確的教育，這是令人遺憾的。中國的第一代化學家也許會因為把“沒幾十個微粒”的某物與有“好幾十個微粒”的另一物混在一起，而少了許多數字，造成預想不到的嚴重後果。中國人完全能夠像其他民族一樣學會對一切事物都非常精確——甚至更加精確，因為他們有無限的耐心——但我們必須指出的是，他們目前還不重視精確，他們還不知道精確是什麽。如果這一看法是正確的，那麽就可以有兩條推論：其一，在我們考查中國曆史檔案時，必須考慮到中國人漠視精確這一特性。我們采用中國人所提供的數字和數量很容易使我們自己受騙，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想精確。其二，對於中國人所提供的冠以“統計數字”以抬高其權威性的各種材料，必須留有很大的餘地。整體並不大於部分之和，然而，中國人的統計數字卻相反。當我們審查完中國人的一份“統計數字”後，就立刻會像一位聰明的蘇格蘭人拿著一部很現實的“不確定大法”對美國最高法院說：這裏有“對案件的最終的猜測！”

 

 

 

第七章 易於誤解

　　當外國人學了不少漢語並足以表達自己的思想時，你首先發現的是中國人很有天賦。令你驚訝並感到痛苦的是，你所說的，別人聽不懂。於是，你以更加的勤奮重新學習；幾年後，你能夠自信地與別人交談各種複雜問題。但是，如果是與一個完全陌生的人交談，尤其是與從未見過外國人的人交談，你就會像最初說漢語時那樣感到驚訝和痛苦。對方明顯是聽不懂，而且明顯是不想聽懂。他根本就沒注意你在說什麽，也不跟著談話的思路，而隻會打斷你的話說：“你說的，我們聽不懂。”他帶著一種具有優越感的微笑，就像期待啞巴開口說話一樣，好像是在說：“誰說能聽懂你的話？你天生就不會講中國話，這是你的不幸，但不是你的過錯。可是，你應當承認你的無能。不要為難我們，因為你說的，我們聽不懂。”在這種情況下，始終保持一種平靜是不可能的，你自然要發火，說：“我此刻所說的，你懂嗎？”“不”，他回答說，“我沒聽懂你所說的。”

 

　　中國人聽不懂外國人所講的漢語，還有另一種情況，這就是即便他們聽清楚你所說的語詞，但由於沒有注意到某些細節，所表達的意思還是沒被搞懂，至少沒有全部搞懂。比如，“外國人在中國”這個短語必須放在表達“在這種條件下”、“有條件地”，“根據這種條件”之類的一大堆短語之中。而中國人事實上並不用這類短語，覺得沒有這個必要，這與外國人大不相同。中國人也不用時態，不在乎時態，而外國人就一定要注意時態。

 

　　在中國，所要注意的問題中，最需要防止發生的問題是不要在錢上造成誤會。當外國人要為所購買的商品付錢時（在中國人看來，這是外國人的主要職責），將來完成時態就像“軍事急需品”。“你將來幹完活之後，你就會得到錢。”但是，漢語中沒有將來完成時態，或者說沒有任何描述某事在什麽時候發生的時態。中國人隻是簡單他說：“幹活，掙錢。”在他的心目中，後句是主要的，並且不受“時間關係”的限製。因此，他給外國人幹活時，希望馬上能拿到工錢，這樣才能有飯“吃”，似乎如果不是偶爾遇到這個工作，他就會連一點吃的都沒有。我們必須反複告誡的是，在中國做生意尤其要避免在錢上造成誤會。誰收錢，什麽時候收，收多少，是銀錠還是銅錢；若是銀錠，成色怎樣，重量多少；若是銅錢，“一串”有多少個——諸如此類的細節，在通常情況下是不可能說得太明白的。若是與營造商、經銷商和船東簽訂合同，對方該做哪些事，要履行哪些條款，一開始就必須作大量準確的說明，否則就會一團糟。

 

　　“自作自受”，這在中國是太常見了，並不會引起多大的注意。一位船夫或車夫受雇於外國人，本該按照雇主的要求，但有時卻斷然拒絕履行合同。在這種場合，中國的車夫固執得就像他的一匹騾子。那匹騾子躺在泥濘之中隨心所欲地洗泥土澡；車夫用鞭子抽打著騾子，直至精疲力盡，仍無濟於事；而騾子卻視鞭子抽打如蒼蠅撓癢癢。看到這一情景，不禁使我們想起德昆西對中國人的評論，他諷刺中國人“像騾子一樣固執”。他的說法顯然有些過頭；其實，中國人並不像騾子那樣固執，因為騾子不會改變它的脾氣，而任性的車夫則不然。受雇的車夫雖然在半路上不聽從他的雇主，甚至對於雇主明確警告要扣掉他的全部“酒錢”也不予理睬，但過了半天時間到達終點時，他卻對自己在半路上的所作所為予以辯解，並且賠不是。旅行者與他的車夫，船夫立下一個字據，通常是明智之舉，這樣就不會因可能的誤會而帶來麻煩。

 

　　“有言在先”，這是中國人謹慎處世的至理名言。然而，事情往往是，即使費盡心思訂立了字據，也還是會有出現誤解的時候。在中國的外國人碰到這種情況時，無論你認為其中的原因是什麽，都會發現錢是引起你煩惱的重要原因；至於對方是受過教育的學者還是一字不識的苦力，這幾乎沒有多大差別，所有中國人都有在誤解中取得優勢的天賦。他們就像臘月的北風鑽進門縫，像河水流進船洞，迅速且不費勁。盎格魯一撒克遜民族為了適應需要在某些方麵也獨立地發展出這一中國人的天賦。就像古波斯人具有拉長弓和講真話兩種重要的技能一樣，盎格魯－撒克遜人具有對敵人和對朋友都同樣誠實和公正的天性，對此，中國人不久就會有所覺察。對中國人來說，這些品質似乎就像猶太人曾有過的某種獨特的習慣。猶太人在對台塔斯時期的羅馬人采取軍事行動時，無論形勢多麽緊迫，每隔6天都必定要暫停一次。就像猶太人的那種習慣對羅馬人是有利的一樣，盎格魯－撒克遜人的那種天性對中國人也是有利的。

 

　　1860年之前西方與中國人所進行的一個世紀的外交，充分表現了中國人易於誤解的習慣；在以後的年代裏，這種習慣並沒有消失。與中國的外交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力圖對被完全誤解的事進行解釋的曆史。無論如何，中國人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外國人是遵守諾言的，盡管也有例外。而且同樣非常相信外國人辦事公正（盡管也有某些個人和國家恰恰相反）。但是，正是基於這兩點，中國人有能力對付即使是最頑固的外國人，“你是這樣說的”，“不，我不是這樣說的”，“但我認為你是這樣說的，我們都是這樣理解的，就算我們都是傻瓜，請付錢，是你自己說過要給的”。這就是中國人與外國人千百次爭論的實質，而百分之九十七的結果是外國人付了錢，中國人心裏很清楚，外國人為了表現自己的誠實和公正是會給錢的。在以下的3個事例中可以看到，中國人如何利用其他手段達到目的，而且是三次有兩次成功。”

 

　　有過體驗的讀者會發現每天都有大量各種誤解的例子。你告訴一個苦力把院子裏的雜草拔掉，而把開始抽芽的草皮留著，從而使你能夠看到渴望已久的一片珍貴的草地；可是，這隻粗心的牛拿著鋤頭把所有綠草都鏟除了，使之成了荒地，還說這樣才幹淨。他不“理解”你的意思。叫廚子到很遠的菜市場去買一條鯉魚和一隻雞；他沒買魚回來，卻買了三隻大鵝；他認為你就是這麽吩咐的。他不“理解”你的意思。派送信人在收信之前把一包重要的信件送到法國領事館；他回來說，法國領事館不收該信件；原來他把信件送到了比利時領事館，結果誤了收信時間。他不“理解”你的意思。

 

　　筆者的一位朋友的親身經曆可以很好地說明，可憐的外國人是多麽容易誤解和被誤解。這位朋友去拜訪一家中國的銀行，銀行老板與他關係良好；當說到最近銀行附近發生的一場災難性的大火時，這位外國人為大火沒有蔓延到銀行而向老板表示慶賀。對此，這位老板立刻覺得尷尬，並生氣地說：“這是什麽話？這麽說不好！”直到後來，我的朋友才發現，他的冒犯之處在於他的話可以被誤解為：大火如果再近一點把銀行燒了，那才是最不幸的。因此，盡管是表示慶賀，但也屬犯忌。一位剛到京城不久的外國人看到一群駱駝，其中有隻小駱駝，就對長期受雇於外國人的車夫說：“你回家時，告訴我的小孩，讓他出來看這隻小駱駝，他從來沒看過，這一定會令他非常高興。”車夫沒有立即回答，像是在醞釀某個思想一樣，過了一會兒才略有所思地說：“就算你要買那隻駱駝，也不能抬舉它，否則就是害它！”

 

　　筆者曾參加過一次有中國人參加的禮拜，布道者講的是有關納曼的事。他描述了敘利亞大將軍來到埃利沙★門前並代表隨從人員要求進見主人的情景。為了盡可能說得形象生動，布道者如演戲般地模仿敘利亞的仆人喊道：“門衛，開門；敘利亞將軍來了！”令布道者吃驚的是，一位坐在後排的人此刻突然不見了，像是被槍擊倒了一樣；事後才明白，這人完全是誤會了。他是教堂的門衛，由於沒有注意到前麵所講的內容，當突然聽到有人叫他開門，就迅速地衝了出去，讓納曼進來。

★《聖經. 舊約》人物，跟從先知以利亞的聖者。——譯者注

 

　　還有個例子是：某省一位傳教士的聽眾所產生的錯覺。這位傳教士為了讓他的聽眾有深刻的印象，就用幻燈機顯示一隻放大的普通寄生蟲。這隻蟲子斜著映現在屏幕上，其龐大的身軀完全就像是埃及的鱷魚。這時，隻聽見一位觀眾以一種敬畏的口氣小聲地宣布他的新發現：“看，外國大虱子！”

 

 

 

第八章 拐彎抹角

　　我們盎格魯－撤克遜人引以自豪的習慣是喜歡直來直去，心裏怎麽想，嘴上就怎麽說。當然，考慮到社交禮節和外交的需要，我們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完全按照這一習慣行事。然而，直來直去的天性實質上仍支配著我們，隻是在不同場合表現不同。然而，經過與亞洲各民族不太長的接觸之後，我們相信，他們的天性與我們根本不同——事實上是分別處於相反的兩端。在這裏，我們且不說亞洲各國語言中敬語的累贅，在這一方麵，某些國家的語言明顯要比漢語更加複雜麻煩，否則，我們的朋友會一直沉默寡言下去，保持一種莫名其妙的沉默。

 

　　中國人下決心把不好的消息傳給他人時的舉止非常有趣。在那種情況下，有時事情已不是什麽秘密了，甚至可以公開直截了當他說了，但傳消息的人還是完全有可能采取一種拐彎抹角、不著邊際的方式說一件不能說，萬萬不能說的事。隻見他心神不安地看看四周有沒有人偷聽，然後壓低聲音神秘地竊竊耳語；他伸出三個手指頭，作為手勢，不明不白地暗示那個沒說出來的人就是他家的老三。他先含含糊糊他說了一番，然後指出事情的重要性；正當說到來勁的時候，他突然停住，不進一步說出事情發生的原因，然後意味深長地點點頭，很可能是說：“現在，你可明白了，不是嗎？”在這個全過程中，可憐且不開竅的外國人除了不明白還是不明白。傳消息給你的人說到這種程度，如果你還是一無所知，那也並不奇怪，他會明確他說，總有一天你會發覺他是對的！

 

　　中國人與其他民族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這就是都希望盡可能長時間地隱瞞壞消息，並以一種間接的方式表達出來。但是，中國人所要求的“好方式”其隱瞞程度之大，肯定會讓我們驚訝並感到毫無必要。我們曾聽說，有一位慈祥的老奶奶意外地遇到兩位朋友，這兩位朋友是特地趕來向老奶奶報告她那在外的孫子不幸去世的消息，當時他們正在小聲地商量應當怎麽轉告。可是，當遇到老奶奶後，他們卻隻是反複說明他們正在閑聊，盡管後來不到半小時，消息就已經傳開了。我們還聽說，一位離家數月的兒子在回家的路上，他的朋友勸他快快回家，不要逗留去看戲，他便從中推斷出他的母親去世了！事實果真是如此。我們曾受托將某個中國人的一封信轉交給離家很遠的人：信的大意是：他不在家時，他的妻子不幸突然去世，鄰居見他家沒人管，就拿走了他家的每一樣東西，而這些東西理應屬於他的。但是，這封信的信封上卻用大字寫著不太準確的話：“平安家信！”

 

　　中國人善繞彎子還往往表現在該用數字的地方不用數字。比如，一部五卷本的書，每一卷不是用數字分別標上第幾卷，而是標上“仁”、“義”，“禮”，“智”，“信”，因為這是“五德”的恒定順序。很多冊的《康熙字典》，各冊不是像我們所期望的那樣用數字來區分，而是分別用“天幹地支”來標識。在考場上，每個學生的隔間是分別按照《永樂大典》的字目次序進行標識的。

 

　　另一個事例是向已婚婦女了解她家成員和其他人的情況時她所表現的拐彎抹角。這種婦女不是用原名稱呼，而是僅用丈夫的姓和娘家的姓合成的兩字姓氏來稱呼。平時被叫著“某某他媽”。比如，一位你熟悉的中國人對你說，“黑蛋他媽”病了，也許你從來沒聽說過他家有一個“黑蛋”，但他認為你肯定知道。但是，如果沒孩子，那問題就更複雜了。也許這位婦女被稱為“小黑蛋他嬸”，或者其他拐來拐去的稱呼。已婚多年的婦女很自然地稱自己的丈夫是“在外的”，意思是，丈夫是忙家務事之外的事。結婚不久還沒孩子的婦女在說到自己丈夫時常常由於沒有合適的詞而為難；有時稱她的丈夫是，"先生”；有一次，她被逼得沒辦法，幹脆用丈夫幹活的地方來稱呼他——“油坊是這麽說的！”

 

　　一位著名的中國將軍，在去戰場的路上，經過一片沼澤地時，向那裏的青蛙深深地鞠躬，他希望他的士兵們明白，要像這些青蛙那樣的英勇才是值得讚美的。普通的兩方人當然知道這位將軍是在給他的部隊以某種“巨大的動力”，但對於那些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來說，這也許算不得什麽。中國的春節來臨之際是一年一度借債的時候，一位熟人前來見筆者，他做著某種手勢，似乎包含著什麽深奧的意思，他用手指指了指天，又指了指地，然後指了指對方，最後指了指自己，一句話也沒說。我很慚愧地說自己不明白其中是什麽意思。但他仍然不予原諒。他以為通過他的手勢能夠很容易地推知，他希望借些錢，而且希望保密，隻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吃、喝、嫖、賭，”是四種最常見的惡習，現在又加上抽鴉片。有時，人們張開五指說：“他五毒俱全”，就是指某人沾染了所有這些惡習。

 

　　中國人善繞彎子還表現在，由於他們的禮儀規定過於複雜，可以采取一種在我們看來純屬拐彎抹角的方法去冒犯他人。比如疊信的方式就可以表現一種故意的冒犯。故意不把一個人的名字擺在其他字之上的單獨一行，就是對他的一種侮辱，其嚴重程度要超過英語中不用大寫字母拚寫一個人的名字。在社交場合，不說一句話哪怕是一句不中聽的話，都可以算是一種侮辱，就像不到合適的地點迎接來客人的身份送客一樣。規矩如此之多，缺少任何一個簡單的動作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在表示一種隱含的侮辱。中國人當然一看就能明白，而可憐且無知的外國人卻因此受到無數次的傷害，還以為是受到特殊的禮遇！中國人因生氣而互相辱罵時，充分運用各自的文學才華，很得意地用一種精致的暗諷表示一種惡毒的意思。其暗諷水平之高，使人不能當場聽出其中的真正含意。需要仔細琢磨，就像糖衣藥丸，裏麵才會令人惡心。再比如，“東西”——字麵上是指東西方向——意思是一樣物品，而稱某人是“東西”就是罵人。同樣，拐彎抹角地說某人不是“南北”，意思就是，他是“東西”！

 

　　即使是最沒知識的中國人也會隨機應變地憑空虛構各種似乎合理的借口，我們每個人肯定都會被這種高超的能力所吸引。除了外國人之外，沒有人會認真對待這種借口，除非是為了保住自己的“麵子”，其實，過於想把問題弄清楚的外國人根本沒必要花力氣，一會兒在空氣中，一會兒在水中，一會兒又在土中，去追究他們，因為他們習慣於把事實作最簡單的處理。當他們被追得走投無路時，即使是最無知的中國人也會有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線，他幹脆裝著什麽都不知道，以保證他可以脫逃。他“不知道”．他“不明白”，這兩句話，像上帝之愛，掩蓋了一大堆罪惡。

 

　　從每天發行的北京《邸報》上，可以找到很多用以說明我們的論題的材料。在中國，這張報紙最能清楚地反映中國政府的真實情況，盡管也有欠缺。在報上，古語所謂的“指鹿為馬”己變得更加高級，運用也更加廣泛；關於“事情並不像看上去那麽簡單”，報上有其它地方所不可比擬的真實寫照。如果中國人真的是不願意講出事情的緣由，隻能靠猜測去知曉他所說的意思，那麽最好的事例可以從中國官員的生活中去找，在那裏，拘泥於形式和矯揉造作已發展到極點。當中國的“官方報子”整版都登載著一些渴望退出官位的年老官員遭受各種痛苦的情況時，這裏究竟有哪些含意？當他的迫切請求被拒絕，並被要求立即回到他的崗位上去時，這又意味著什麽？這長篇的編年史作為事實材料披露出來，其真正的含意是什麽？當一位被指控為有罪的高官被確定為無罪，而被認為隻是犯了一些還夠不上懲罰的過失時，這是意味著起訴人已沒有足夠的影響力，還是被指控的官員真得有做過那種事？誰能說得清？

 

　　我們完全相信，每一個細讀過北京《邸報》同時讀過報上每份文獻的人，都能比較正確地了解其中的真正含意，這比讀有關這個國家的所有作品都更能了解中國。但是，迄今為止，所有外界的野蠻人在理解中國時，都是采取一種根據其言了解其意的方法，以為這就是真正的中國人，其實我們會遺漏很多方麵，難道沒有理由對此表示擔心嗎？

 

 

 

第九章 順而不從

　　我們最初對中國人的了解是來自我們的仆人。他們是我們了解中國人特性的第一任老師，當然，他們並無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對他們也總是不滿意，然而，他們給我們上的課卻令我們難以忘懷。隨著我們與中國人的接觸日益廣泛，我們發現，盡管仆人是中國人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我們與他們相處而逐漸形成的結論明顯地得到更加廣泛的確證，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每個中國人都是整個民族的一個縮影。本章所要討論的中國人特性，其標題雖然互相矛盾而不能令人滿意，但卻是最為合適，隻要略加描述，就會很容易使人明白。

 

　　外國人居住在中國，在所雇的仆人中，沒有人能像廚師那樣完全左右著全家的安寧。剛到任的廚師，當女主人告訴他應當怎麽做，不應當怎麽做時，他就像是服從的化身。對家裏已有的規矩，他是真誠地讚同，給人以好感，但並不是說他已成為贏家。女主人特意舉例告誡他說，前任廚師有一個不能容忍的習慣，麵包坯還沒有完全發好，就放進烤箱。還有其它很多事都不能與女主人所想的一致，於是兩人吵翻。對此，新廚師的反應令人愉快，表示他無論有什麽缺點，也一定不能固執。女主人還告訴他，在廚房裏，狗、二流子和抽煙都是不能容忍的。他回答說，他討厭狗，也不抽煙，是一個外地人，城裏隻有幾個朋友，都不是二流子。此後，他開始履行職責。但沒過幾天，發現這個廚帥在烤麵包方麵是前任廚師的“把兄弟”，也是把沒發好的麵包坯放進烤箱；而且有數不清的人在廚房裏進進出出，許多人還帶著狗；廚房裏香煙味濃重，成了永久的寶物。廚師自己承認，麵包做得不是最好，但肯定不是由於揉得不夠，在揉麵方麵，他是很講究的；廚房裏看到的那些陌生人是他的“哥們”，但他們都不曾有狗，而且他們都走了，不再來了——但是，次日又見到他們；沒有一個仆人會抽煙，煙味肯定是隔壁傳過來的，那一家的仆人都是煙鬼。這個廚師是個懂道理的人，但是，由於沒什麽需要改變，他也就不知道如何去改變。

 

　　同樣還有一件事。要一個苦力割草，給他一把雪亮、鋒利的外國鐮刀，他微笑地接過鐮刀表示讚同。但後來在幹活的那天，他用的卻是一把中國鐮刀，由大約4英寸的舊鐵片加上一個短柄做成的。他似乎在說：“舊的更好。”給洗衣工一台外國的洗衣機，洗起衣服來既節省時間，又省肥皂，省力氣，最重要的是洗得幹淨；再加上一台絞衣機，既不費力又不損壞衣服的纖維。但是，洗衣機和絞衣機都被丟在一邊，成了“有用的廢品”，洗衣工仍然像往常一樣搓洗和擰衣服，衣物都被洗壞了。要改變這種情況，隻能靠不斷地督促他們。

 

　　告訴園丁用手頭的磚坯修理一下破損的圍牆，但他認為在牆頭上插上樹枝會更好一些，並且就這樣做了；如果你問其原因，他會說出這樣做的優越性。雇一個送信人把一包重要的郵件送到很遠的地方去；傍晚，把郵包交給他，本來，次日清晨就可以出發。可是第二天下午，還看到他在附近的胡同裏；派人把他叫回來，問他是怎麽回事，他說他要休息一天洗襪子！雇一個車夫也會有這種體驗。告訴他走那條路，照理其他人也會這麽走，他也答應了，但他卻帶你走另一條路，因為他曾聽過路人說，那條路不好走。廚師、苦力、園丁、車夫——統統都不相信我們的判斷，而隻相信他們自己。

 

　　外國人開的診所和醫院裏也經常可以看到這類現象。醫生仔細地給病人做了檢查，開了藥；病人拿到藥後，醫生反複叮囑什麽時間吃藥，吃多少，千萬別搞錯；病人生怕忘了這些詳細的規定，來回一兩次，才算搞清楚；可是一到家，他就一口把兩天的藥都吃了下去，因為療效的好壞肯定與藥量的多少成正比。給病人貼一片膏藥，並明確地告訴他不要去動它，但還是不能阻止他隨時揭掉膏藥, 因為病人不希望變成一隻“烏龜”，讓一層硬殼長在皮膚上。

 

　　在一個診所裏，主治醫生擁有各種醫學頭銜，且經驗非常豐富，而助手卻是一字不識，也不知藥的名稱和病的症狀；但對於一般病人來說，助手的看法似乎與主治醫生的看法同樣重要。甚至看門人或苦力的一句話也足以使病人完全不顧醫生的囑咐，而采納某種肯定是愚蠢且可能致命的做法，這些事聽起來並不那麽舒服，但卻似乎是豐富的例證。

 

　　至此，我們所談到的中國人順而不從的例子都是外國人所遇到的，因為這些事最快引起我們的注意，並影響到我們的最實際的利益。但是，我們越是深入到反映中國人真實氣質的人際關係，就越會看到“口是心非”的狀況到處都是一樣的。中國的仆人順從且討好中國的主人，與對待外國的主人是一樣的，但他們不知道仆人是不能自行其是的，他們的主人也可能不會要求仆人唯命是從。外國雇主要求雇員切實地按照規定做，因為如果他們不這樣做，雇主就一直會給他們難看。筆者的一位朋友有一大幫仆人，他們既極端忠誠又極端固執——這使他們成為既難得又討厭的人——這位朋友每每談起這些怪“家夥”，就表現出這類仆人的主人所常有的兩難；他經常拿不定主意，不知是炒他們的魷魚呢，還是給他們加薪！中國的雇主完全清楚，他的指令會被撂在一邊，但他事先會有所準備，就像留一些備用金以備壞賬，或者像機械學所說的，留些空隙以減少摩擦。

 

　　中國的各級官員在他們的相互關係以及與最高層的關係中，也或多或少地有類似的無視命令的現象。導致違反上級命令的原因有以下幾種：比如，個人的懶惰，為了朋友，最重要的是金錢的魔力。一位地方官，由於其居住地的水有鹹味，就命令他的仆人用水車到幾裏以外的河裏去運水。仆人並不是按部就班，而隻是到附近有甜水的村子去取水；取來的水與官員要求的一樣多；而且少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皆大歡喜。如果這位官員確切知道他的仆人沒有依照命令去做，那麽隻要有好水喝，他也許就不會過問這件事了。在中國，“會捉老鼠的貓，就是好貓”。一事成功，事事成功，中國人天生怕得罪人，生怕出亂子。因此，出現了違反命令的不端行為，就算有500人知道內情，也不會有人去報告。有一個典型的中國仆人，要求他把水池裏的水用容器裝起來，以備後用，他卻把水統統倒進了井裏。這樣，他表麵上一副順從的樣子，而實際上卻是完全相反，雷尼博士說到一件事：廈門某官員把國家的公文分成兩部分，把後半部分放到前麵，為的是讓別人難以讀懂。在與外國人打交道的事務中，這種手段是很常見的，中國的大臣並不想讓外國人滿意。

 

　　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在執法過程中也有違法行為，而與法的要求相衝突。地方官判處一名罪犯戴兩個月的木枷，隻有晚上才能卸下來。但是，隻要在“最關鍵的地方”花上幾個錢，那麽命令也就可以打折扣了，犯人隻需在地方官進出衙門時帶上木枷，裝裝樣子；而其他時間，犯人盡可以把令人討厭的木枷丟在一邊。那麽，地方官難道不知道賄賂會戰勝他的判決，他應該悄悄地回去當場抓住違背命令的證據？但他沒有這樣做。地方官自己也是中國人，他知道，判決書一下，它就不被當做一回事了，因此，他會記得把服刑期延長一倍。這隻是各部門官員之間錯綜複雜關係的一個實例，外國人會不斷地看到類似的情況。上司命令下司去檢查某一步驟的執行情況，下司畢恭畢敬地報告說，這件事已經做了；事實上，這期間根本什麽都沒做。在許多情況下，事情就到此結束了，但是，如果不斷有來自某個方麵的壓力，而且命令非常急迫，下司就會把這種壓力轉嫁給更下一級的官員，並把上司的指責也轉嫁到他們頭上，直到這種壓力的“風頭”消去為止。然後，一切又照常如初。這就是所謂的“改過自新”。這種“改過自新”在很大程度上類似於禁止鴉片銷售和種植，忽冷忽熱，其結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肯定會有人認為中國人是最“固執”的，我們用“順”這個形容詞去描述中國人“不從”的特性，似乎顯得異常的不恰當。然而我們必須重申並確信，中國人遠不是最固執的民族，事實上，他們遠不如盎格魯一撒克遜人來得固執。我們說他們“順”，是因為在他們像騾子一樣的“倔強”中含有一種依順的特質，而這往往是盎格魯－撒克遜人所缺乏的。

 

　　中國人能夠不失風度地接受他人的指責，這正好說明中國人具有“順”的天性。而盎格魯－撒克遜人就沒有這種本事，甚至連見也沒見過。中國人能夠耐心地、專心地、誠心聽你指出他的缺點，並樂於接受，還說：“是我錯，是我錯。”也許，他會因為你善待他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人而感謝你，並保證，他會將你所指出的缺點立刻徹底地改正，並永不再犯。你完全知道，這些漂亮的承諾不過是“鏡中花、水中月”；但是，就算是不著邊際，也有可能使事情就此結束；而且，你如果對此加以注意，就會發現，你要求他們做的也不過就是這些。

 

　　把中國人比做竹子，這種比擬一矢中的，最為精確。竹子高雅，到處都用得著，它柔順，中間是空的。東風吹來，它朝西彎，西風吹來，它朝東彎；沒風的時候，它一點也不彎。竹子的幼苗像是棵草。然而，草易於打結，而幼竹盡管柔順，但很難打結。世界上沒有什麽比人的頭發更柔順的了。它可以拉到一定的長度，但是，拉力一旦沒了，它就立刻縮回去。頭發隻是按照自己的重量倒向任何方向。許多人頭上的頭發長成怎麽樣，就是怎麽樣，一般是不能改變的。有一種頭發俗稱“牛舐過的”，也就是，一綹翹著不易梳理的頭發，而其他頭發，不管有多少，都必須順著這一方向梳理。如果把我們居住的星球看成是一個頭，各個民族看做是頭發，那麽，中華民族就是一綹古老的牛舐過的頭發，它可以梳，可以剪，可以剃，但依然與以前一樣，生長的大方向是不可改變的。

 

 

 

第十章 思緒含混

　　我們把“思緒含混”說成是中國人的一種特性，並不是指隻有中國人才有這種情況，或者所有中國人都是這樣。作為整個中華民族，他們完全有能力自主於世界民族之林，他們的智力當然並不低下，而且沒有任何衰退的跡象。同時又必須記住，在中國，教育並不普及，那些沒有受過完整教育或根本就沒受過教育的人，他們在運用中國語言時，造成了思緒含混，有可能犯了律師所說的“事前從犯”的罪行。

 

　　不少人已經知道，漢語的名詞是沒有格的變化的，它們既沒有“性”，也沒有“格”。漢語的形容同沒有比較級。漢語的動詞也不受任何“語態”、“語氣”、“時態”、“單複數”和“人稱”的限製。名詞、形容詞和動詞之間沒有明顯的區別，任何漢字隻要能用的，都可以通用，不會有什麽問題。我門並不是要說中國語言不能用來交流人的思想，也不是要說中國語言很難或不能把人類的各種思想都表達清楚（盡管這樣說有道理），而隻是認為，這種語言結構，正像夏天的酷熱自然要引起午睡一樣，會招致“思緒含混”。

 

　　與一個沒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交談，要弄清他所說的是什麽意思，那是很困難的。有時，他的話好像全都是賓詞；這些詞以一種複雜方式編排在一起，莫名其妙，不著邊際。說話含心裏以為，沒有主格無關緊要，他自己是清楚在說什麽，但決不會想到聽眾根本無法根據直覺理解他所說的這一大堆內容。顯然，很有經驗的專業猜測家可以給人多數中國人講的話補上所缺少的主語或謂語，並指出其中有歧義，而不能表達真正的內容。有些往往是整句話中最重要的詞，但卻破產掉了，也找不到有任何頭緒。在說話中，話題的主語發生改變時，說話人往往沒有在態度、音調以及相光的細節上予以提示，因此，你會突然發現他已經不是像剛才那樣在說他自己，而是在說道光年間他的祖父。他怎麽會說到那裏，又怎麽再說回來，往往是一個難解的謎，但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到這一成功的絕技。對中國人來說，沒有預先的提示，而突然莫名其妙地從一個主題、一個人、一個世紀跳到另一個主題、另一個人、另一個世紀，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了，就像一個人在看窗上的小蟲的同時，不轉移視線就能夠看到同一視線上遠處山坡上的牛群一樣。

 

　　漢語動詞沒有時態，中國人講話沒有說明時間，地點變化的標記，這些都是事實；但同時，他們的思緒經常處於含混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可憐的外國人若對一連串稍縱即逝的想法仍然抱有興趣的話，最好的方法就是開始提出一係列問答式的詢問，就像一位邊遠地區的獵人用斧子在無路的森林中“開出”路來，“你現在說的這個人是誰？”這個問題搞清楚後，還可以接著問，“你說的這是什麽地方？”“什麽時候？”“這個人做的是什麽？”“他們為什麽要這樣？”“後來呢？”每問一個問題，你的中國朋友都會帶著一種困惑或許是一種懇求的表情望著你，似乎在懷疑你可能沒有五官。但是，沿著這樣的線索不斷地追問下去，就會找到阿利蒂納★把人們從無望的迷宮中解救出來的路線。

★古希臘神話中米諾斯的女兒，用絲線引路將提修斯從迷宮中解救出來。——譯者

 

對沒有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來說，無論什麽想法都會令他驚訝，因為他肯定沒有心理準備。他搞不懂，因為他也不想搞懂。他需要花一些時間增加思維能力，以便進入新的狀態。他的頭腦像一門生了鏽的舊滑膛炮，架在腐朽的炮架上；在瞄準前，需要先調整方向，而最後肯定還是打不響。因此，當問他一個簡單問題，比如“你幾歲？”他注會茫然地盯著問話人，並反問道：“是問我嗎？”你說：“是的，是問你”；這時，他振作起精神，又問：“是問幾歲嗎？”“是，是問幾歲”；他再一次調整他的注意點，“是問我幾歲嗎？”“是”，你說，“是問你幾歲”，“58”，他回答說，這回他的炮才運轉正常，對準了目標。

 

　　思緒含混的一個突出事例是，中國人習慣於用事實本身來解釋事實。你問一位中國廚師，“你為什麽不在麵包裏放些鹽？”得到的解釋是，“我們都不在麵包裏放鹽。”“你們城裏有這麽多好吃的冷凍食品，為什麽不留一點冬天吃呢？”“是的，我們不留冷凍食品到冬天吃。”一位拉丁詩人說過：“能夠知道事物緣由的人是快樂的”；如果他生活在中國，他就會把他的格言修改為：“試圖找到事物緣由的人是自尋煩惱。”

 

　　思緒含混的另一個事例是，他們無法將別人的一個想法原原本本地轉告給另一個人。要A把某事轉告於B，B再轉告於C，這在中國是最難做好的。或者是由於有關的人不了解該事的重要性，而根本就沒有把該信息傳下去，或者傳到C時已是麵目全非，不知所雲了。以為這樣一台複雜機器中的3個齒輪能互相配合，運轉正常，那簡直是異想大開。即使是那些有相當理解力的人，他們也覺得轉達一個想法而不有所增減是很困難的，正如一根直棍插入清水中，折射出來的肯定是扭曲的樣子。

 

　　善於觀察的外國人處處會碰到這些奇特的現象。你就某種反常行為問道：“他為什麽這樣做？”“是的”，回答就是這麽簡明扼要。在這種含混不清的回答中，一般附有幾個令人惱火的常用詞。既有表示疑問的“多少”，又有表示肯定的“幾個”。你問：“你在這裏住幾天了？”回答是：“是的，我在這裏已經住了幾天了。”在中國人的言語中，也許最含混不清的詞是人稱（或非人稱）代詞——“ta”，這個字既可以表示“他”、“她”，也可以表示“它”。有時，說話人為了表明他所說的人指的是誰，就用拇指含混地朝這個人的家的方向指一指，或者指向這個人目前所處的地點。但是，單音節的“ta”更經常被看做是一個關係代詞、一個指示代詞和一個指定形容詞。在這些情況下，中國人的談話就像英國法庭上證人作證，他以下列的語句表述一場鬥毆：“他拿著一根棍子，他也拿著一根棍子，他打了他，他也打了他，如果他像他打他那樣狠地打他，他就會打死他，而不是他打死他。”

 

　　你向一個散漫的仆人提出質問：“叫你，為什麽不來？”他回答說：“沒為什麽。”坦率得不得了。這種思維含混的狀態會導致各種往往令人為難的舉動，使得講究條理的外國人總要為此而生氣。廚師做飯時，總要把佐料用得夠，而做下頓飯時，就少用一些。問他是怎麽搞得？他坦率地回答，“佐料用完了。”“那你為什麽不及時再弄一些呢？”“我沒再弄一些。”這就是他的最好解釋。你向某人付一筆錢結賬，於是就很花功夫地打開保險箱，非常細心地點錢給他；付完錢後，他坐下來聊了“老半天”，亂七八糟的什麽都聊；然後，若無其事地說：“除了這筆賬，我還有一筆賬在你這裏。”“那剛才我開保險箱時，你為什麽不告訴我？不然我可以一次統統付清。”“噢，我是想那筆賬與這筆賬之間沒有任何關係！”再比如，一位病人在診所看病，已經隨意地花掉了醫生的大量時間，但不一會兒，他又回到候診室；醫生告訴他，他的病已經看過了，他則爽快而簡要地說：“除了剛才看的病，我還有其他病！”

 

　　在我們看來，最愚蠢的是普通中國人習慣於生了病而不及時治療，也許是因為當時太忙，或者是因為治病要花錢。他們往往認為，忍受一陣陣的打擺子要比花10個銅錢——約1美分——買一劑能治好病的奎寧更便宜。我們看到許多病例，都隻是因為病人拖時間而使本來不需要花什麽錢就可以治好的病發展到不可救藥的地步。

 

　　一個人的家離外國人的醫院不足半裏路；他外出時染上了眼病，回家後痛苦地拖了兩個多星期才去治療；在這期間，他每天都希望病會自動好起來，但與此相反，他的一隻眼因角膜潰瘍而瞎了。

 

　　還有一位病人，他因脖子深度潰瘍而每天都要接受治療；當治療到18天時，他說他的腿疼得讓他睡不著覺。經檢查才發現，他的腿上有一處像茶杯那樣大、那樣深的潰瘍！他是想在他的脖子治好後才說他的腿！

 

　　中國人日常生活的這類現象會使我們想起查爾斯·裏德的一本小說中的一段話：“人類不是沒有頭腦，而是他們的頭腦有毛病——頭腦含混！”

 

　　中國的教育根本無法使受教育者在能夠理解和能夠運用的意義上掌握一門學科。西方各國都有人在傳說，某些布道者可以確切地證實，即使他們的經書上有天花病毒，他們也不會染上。而在中國人當中居然可以看到這類事。中國的狗一般不會自己去追捕狼，當看到一隻狗在狼的後麵，若不是朝相反的方向跑，那麽至少是朝相互成直角的方向跑。與此相類似，中國人在談論某一話題時，總是離話題越來越遠。他往往觸到該話題，時而像是要作徹底的探討，但最後還是離它而去；說得非常疲倦了，還是沒有把話說完。

 

　　中國是一個兩極分化的國家。富貴者與貧窮者、受高度教育者與愚昧無知者，都生活在一起。成千上萬命該貧困而又無知的人，他們的眼界狹窄，自然頭腦含混。他們就像井底之蛙，看到的天空隻是黑暗中的一塊。有不少這樣的人連10裏以外的地方都沒去過；他們並沒有想過要過上比周圍的人更好的生活。在他們身上，任何人都具有的天生的好奇心似乎已經泯滅。即使當他們知道，離他們家不到１裏的地方住進了一個外國人，他們也從來不打聽一下他從何處來，他是誰，他要幹什麽。他們隻知道如何為生存而鬥爭，此外，就一無所知了。他們不知道人是否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有3個靈魂，還是隻有1個，還是１個都沒有；凡是與糧食價格無關的事，他們無論如何也看不出其中會有什麽重要意義。他們相信來世，相信來世中壞人會變成狗和蟲；他們也純樸地相信，身體最後會變成泥土，靈魂——如果有的話——會消失在空中。在西方，造就了“實際者”的力量，同樣也造就了他們，他們的生命由兩部分組成：肚子和錢袋。這種人是真正的實證主義者，因為你無法讓他理解他沒見過或聽過，當然也沒有任何概念的事物。生活對於他來說隻是一連串事實，而且絕大多數是不稱心的事實；至於涉及事實以外的任何東西，他立刻就成了一個無神論者，一個多神論者和不可知論者。給他一些意想不到的尊敬和食物，就足以滿足他的依賴本性，但是，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周圍人的習慣。在他看來，人的肉體隻是獨自地生長發育，而與心理的和精神的因素無關。要把這些人從麻木的狀態中解救出來，唯一的辦法就是輸入一種新生活，向他們展示古代基督教創始人所講述的終極真理：“人是有精神的”，因為這就是所謂“上帝的感召賦於他們知性”的全部含義。

 

 

 

第十一章 不緊不慢

　　從“nervous”這個詞的不同用法中，可以看出現代文明的一個很有意義的方麵。這個詞的原意是“神經的，強有力的，剛強的，有活力的”。這個詞的引申意思，也是我們今天經常碰到的，是“有神經衰弱或神經疾病的，神經過於緊張的，易激動的，有病的”。表述神經疾病處於不同階段的各種專業術語，今天聽起來像日常用語那樣熟悉。現代的文明無疑使人們的神經過於緊張，神經疾病也比前一個世紀更為常見。

 

　　但我們現在要說的並不是那些患有神經疾病的人，而是一般的西方人。這些人並非有疾病而健康狀況不佳，相反，他們經常以各種方式提醒自己，神經係統是全身最重要的部分，因此，我們說的是那些“神經過於緊張”的人，我們知道這也包括所有我們的讀者。對於盎格魯－撒克遜人來說，那些生活在蒸汽機和電力時代的人們，其神經的緊張程度當然不同於生活在帆船和馬車時代的人們。我們的時代是日新月異的時代。它是一個急匆匆的時代。連吃飯的空閑都沒有，神經一直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其後果完全可以想像得到。

 

　　今天的商人有一種急切、不安的神態（至少在西方國家做生意的人是這樣），他們好像時刻在盼望一封關係其命運的電報——他們事實上也經常是這樣。我們的這種精神狀態無意識地表現在各種行為之中。我們坐立不安，心情煩躁。一邊談話一邊撥弄著鉛筆，好像此刻應該寫些什麽，否則就太晚了一樣。我們搓著雙手，好像準備幹一樁需要耗費全部精力的大事。我們撥弄著大拇指，像野生動物那樣迅速轉過頭去，似乎是擔心有某些被忽略的危險事物。我們總有一種感覺，覺得我們現在應該去做某件事，這樣，我們必須先盡快完成手頭上其他幾件更為緊迫的要事，然後立刻投身於那件事中去。神經的過度緊張不僅導致了諸如“拉琴痙攣”，“按鍵痙攣”、“書寫痙攣”一類的病，而且導致了普遍的緊張。無論就時間長度還是就休息的有效性而言，我們的睡眠都大不如前。樹上的鳥叫聲。射進我們昏暗房間裏的一絲光線、微風吹動百葉窗的響聲、說話聲，諸如此類，都會令人討厭地打斷我們的睡眠，而一旦這樣，就別想再睡著了。我們把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沒有空閑，其結果是我們沒有得到真正的休息。在今天，有這樣一種說法：銀行家隻能抱著銀行睡覺才能成功。可見，在股東們獲利之時，正是銀行家倒黴之日。

 

　　在我們對西方人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事實作了一番描述之後，如果一個西方人去了解中國人，那麽他肯定會看到或感到有某種強烈的反差。對死去的中國人進行解剖研究並非尋常之事，當然也曾做過，但是，我們從來沒聽說過“黑頭發人”的神經組織與高加索白種人的有什麽根本不同。中國人的神經組織與西方人的相比，正像幾何學家所說。是“相似的”；但是，他們的神經緊張程度卻顯然與我們所熟悉的大相徑庭。

 

　　對一個中國人來說，在一個位置上無論待多久似乎都沒有什麽特別的差異。他可以像一台自動機整天地寫個不停。如果他是一個手藝人，他可以從早到晚地站在一個地方幹活，編織、打金箔或幹其他什麽事，而且是天天如此，沒有任何變化，顯然也根本沒想過需要有任何變化。同樣，中國的學生也是長時間地被限製在某個地方，既沒有休息也沒有變動；若這在西方，肯定會逼得小學生們發瘋。我們的孩子幾乎一生下來就好動，相反，中國人的嬰兒抱在懷裏卻像泥菩薩那樣靜靜地躺著。稍長大一點，西方人的孩子會與猴子一起做各種滑稽動作，而中國人的孩子卻往往是長時間一動不動地坐著，站著或蹲著。

 

　　在中國人看來，活動活動筋骨對於身體來說是多餘的，他們不理解為什麽外國人都愛外出散步。至於冒著生命危險，像“獵犬追野兔”遊戲那樣你追我跑地打壘球，更是難以理解了。廣州的一位教師看到一名外國女子在打網球，就問仆人：“她這樣跑來跑去要付給她多少錢？”如果告訴說：“沒錢”，他根本不會相信。在中國人看來，一樁事完全有能力雇苦力去做，為什麽還要自己去做？他對此根本不理解；若是有人說這樣做有什麽好處，他更是聽不懂了。

 

　　就睡覺而言，中國人與西方人也有不同。一般說來，他不論什麽地方都可以睡。搞得我們根本無法人睡的幹擾，對他卻不起作用。用磚當枕頭，用草梗、泥土或藤做的床，躺在上麵就可呼呼大睡，其他什麽都不管。他睡覺時，不需要房裏暗一些，也不需要別人安靜。“半夜啼哭的嬰兒”喜歡哭就哭吧，根本不會吵醒他。有些地區，在夏天午後的兩小時裏，所有的人都本能似地（像越冬的熊）躺下睡覺，很有規律，也不管是在什麽地方。在這個季節的午後兩小時裏，整個世界就像半夜後兩點一樣寂靜。不論是幹活的人，還是其他什麽人，睡覺的地方並不重要。橫臥在三輪車上，腦袋像一隻蜘蛛向下垂著，張大著嘴，蒼蠅在嘴裏飛進飛出；若以這樣的睡覺本事為標準，經過考試招募一支軍隊，那麽，在中國要招數以百萬計——不，數以千萬計——這樣的人，是輕而易舉的。

 

　　此外，我們肯定能看到的是，中國人對呼吸空氣似乎不講究，沒有什麽地方可以算是空氣流通的，除非是一陣台風掀掉屋頂，或是一場饑荒迫使房屋的主人拆掉房子變賣木料。我們常常聽說中國人住得過分擁擠，但是，中國人覺得這很正常，似乎不會有任何的不方便，即使有一點不方便，那也是不足掛齒。如果他們像盎格魯一撤克遜人那樣神經易於激動，那麽，他們就會像我們通常所想像的那樣是很不幸的。

 

　　中國人不會神經過於緊張還表現在他們很能忍受身體的疼痛。對中國醫院的手術情況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國的病人常常是麵對疼痛而不退縮，有些疼痛還可能令我們外國的壯漢所望而卻步。這一話題可以很容易擴展為一篇論文。但我們必須把它擱在一邊，而去聽一聽喬治·艾略特在一封信中所說的：“最高的感召與選擇是不用麻醉藥，眼睜睜地去忍受疼痛。”她說這句話肯定是由於她所不感興趣的神學套話激怒了她。如果她是對的，那麽毫無疑問大多數中國人使他們的感召與選擇成為可信。

 

　　布朗寧夫人曾說過：“不抱同感去看，隻會造成曲解。”無疑，這隻是對像這位著名女詩人一類具有敏感大腦的人而言，西方人不喜歡被別人看，尤其是他正在做一件難做的事時更是這樣。但是，中國人也許願意在別人的觀看下做好他們的工作。在外國人不常去的那些地方，我們的到來，會引出一大群中國人，他們用好奇的目光盯著我們，使我們一下子就產生了厭煩。其實，他們隻是不帶任何情感地看，並不是要傷害我們，但我們還是經常抱怨，若不把他們驅散，我們就會“發瘋”。而對中國人來說，西方人這種本能的感覺完全不可理解。他並不在乎有多少人在看他，什麽時候看，看多久；若是有人對別人的觀看表示強烈的反感，那麽他會自然地懷疑那個人肯定有毛病。

 

　　西方人不僅睡覺時需要安靜，生病時更要安靜。如果他平時從未有過這樣的要求，那麽他現在病了，可以要求不受噪聲的幹擾；朋友、護士、醫生都會相互配合確保這一對治好病最為重要的條件。如果病人得的病已是無可救藥，那麽病人更是處於一種最安寧的環境之中。中國人的習慣與外國人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如何對待病人。某人得病的消息一傳開，來自四麵八方的幹擾都強加於病人身上；而且病情越重，幹擾就越多。此時，誰也沒想到需要安靜；而且說來奇怪，也沒人要求安靜。那麽多前來探視病人的客人需要熱熱鬧鬧地迎送、招待，有些人擔心病人不久就會死去而痛哭不止，尤其是和尚、尼姑以及其他驅鬼的巫師大鬧一場。對大多數西方人來說，看到這種場麵，還不如死了更好。那位著名的法國夫人對前來探視者說：“她正在死去，請原諒不要打擾。”西方人對此沒有不抱同感的。而在中國，決不會有這種原諒，即使有，也不會被接受。

 

　　在這個令人心煩意亂的世界裏，無論什麽地方的人都會感到擔憂和焦慮。中國人不僅像其他民族一樣受到這些邪惡的影響，而且要更深重得多。在許多地區，他們的社會生活條件使得有相當比例的人總是掙紮在死亡線上。隻要雨水稍微減少，就會有成千上萬的人挨餓；隻要雨水稍微增加，洪水就會衝毀他們的家園。中國百姓很難幸免於官司的糾纏；一旦吃了官司，即使是完全清白，也難逃傾家蕩產的厄運。這些災難不僅說說而已，而且可以感到正在不斷地俏然降臨。對我們來說，最恐怖的莫過於等待一場不可防止並會帶來可怕後果的災難。中國人在麵對這種災難時，也許是因為它的不可避免而“眼睜睜地去忍受”，這正是這個民族最顯著的特性之一。那些親眼目睹災荒年月成百上萬百姓默默地死於饑餓的人，能夠理解其中的含義。要全麵了解中國人，就必須去看，但無論看到什麽程度，西方人都難以真正理解，就像中國人很難真正理解盎格魯－撒克遜人繼承並發展了的個人自由和社會自由的理念。

 

　　無論我們從哪個方麵去看中國人，我們都會發現，中國人是而且肯定一直是一個謎。我們將不斷地去理解他們，直至我們終於相信，他們與我們相比是“缺乏緊張”有。這一含義複雜的說法會對這個民族未來與我們民族的關係產生怎樣的影響——這一影響很可能隨著歲月的推移而增強——我們不想冒昧地作出猜測，但我們至少相信適者生存這一普遍規律。在20世紀的生存鬥爭中，最適應者是“神經過於緊張的”歐洲人，還是不知疲倦、不急不躁的中國人呢？

 

 

 

第十二章 輕視外族

　　第一次到廣州旅行的歐洲人很難想到，中國的這一商業中心與歐洲已有360年的頻繁交往。在這期間，西方國家與中國人打交道，幾乎沒有什麽能夠令我們有理由感到驕傲的舉動。外國人無論抱著何種目的來到中國，中國人通常對待他們的態度就像古希臘人對待其他非希臘人一樣，把他們看做是“野蠻人”來對待。即使在中國的官方文件中，也一直習慣於用“野蠻人”而不用“外國人”來指稱外國人。隻是到了1860年，由於某條約的特別條款規定，才開始不允許使用“野蠻人”這個詞來指稱外國人。

 

　　與中國人對待西方外來民族的這種態度有關，中國人的鄰國長期以來就一直是一些最差的國家，因而他們被奉承慣了。盡管這些奉承無非是花言巧語、不懷好意。當他們發現，他們所接觸到的外國人可以在哄騙和威脅之下，按照中國人的意願行事，他們確信自己具有無法形容的優勢地位，並且一直是按照這種看法處事，這種狀況直到北京被占領才被迫發生改變。從那以後，盡管隻過去了三十多年，但中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可以說，中國人現在已經終於意識到了外國文明和外國人的全部價值。然而，不必對中國人作更廣泛、更密切的了解，任何一個無偏見的觀察者都會相信，目前中國人對外國人的態度，心裏想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並不都是尊敬，即使中國人實際上並不輕視我們，但他們好像是帶著恩賜的態度對待我們，且往往是無心的。這就是我們目前所要麵對的現象。

 

　　中國人對外國人最感到奇怪的是他們的服裝，我們並不認為自己的服裝有什麽值得驕傲的。的確，東方人的所有各種服裝在我們看來都是那麽的臃腫，擺來擺去，限製了“人的自由”，但這是因為我們要求動作靈便，而完全不同於任何東方人。當我們考察東方人的服裝式樣是否適合於東方人時，我們不得不承認，這種服裝完全適合於東方人。但是，東方人，特別是中國人，在看我們的服裝時，找不到任何值得讚賞的地方，更多的是批評和嘲笑。東方人的服裝要求寬鬆，穿在身上可以掩蓋住身體的線條。有體麵的中國人是不敢穿著短上衣到公共場所去的，而在中國的外國租界，經常可以看到許多外國人穿著緊身短上衣。外國人的短上衣，雙排紐扣的禮服大衣，尤其是既難看又沒樣子的燕尾服，這些對中國人來說，都是莫名其妙；特別是有些上衣外套穿起來無法全部遮住胸脯，還露出一些內衣，更是不可理解，他們還看到外國人衣服的尾部釘著兩粒紐扣，覺得那個地方沒有什麽可扣的，也不能起到裝飾作用。

 

　　如果說外國人的男裝在普通的中國人看來是荒唐可笑的，那麽女裝就更是這樣，不管怎樣說，它都有背於中國人的道德觀念，更談不上體麵了。西方文明是伴隨著男女之間的自由交往而產生的，隻要我們看一下中國人對男女之間自由交往的限製，就會自然地感覺到，隻依據傳統標準的中國人完全有可能誤解和曲解他們所看到的一切。

 

　　外國人聽不懂中國話是中國人產生優越感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一個外同人，即使他能夠流利地說現代歐洲所有各國的語言，但隻要他聽不懂一個不知字的中國苦力所說的話，那麽這個苦力就會瞧不起他。的確，苦力若是這樣，隻能進一步表明他自己的無知，但他那毫無道理的優越感卻是真的。，如果這位外國人硬要在這種環境中待下去，並努力地去掌握中國人的語言，他會不斷地受到蔑視，就連自己的仆人也會在一旁說：“哦，他會聽不懂！”其實聽不懂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人自己說得不清楚。但中國人並不會承認這個事實，即使承認了，也不會削弱他的天生的優越感。這種情況，所有學習中文的外國人都經常而且永遠會碰到，因為，無論他知道了多少，都總還有他未曾知道的新大陸。在一般情況下，外國人在中國有了一定的經曆後，就不會因為他偶爾才知道某事而感到不好意思，更不會因為他對某事全然不知而感到不光彩。中國人在對外國人所表現出來的有關中國語言文學方麵的知識進行估量時，往往就像約翰遜博士對女人嘮嘮叨叨的勸誡所作的生動描述一樣；約翰遜博士說女人的勸誡就像狗用後腿走路——是無法做好的，但後來又驚奇地發現，居然做好了。

 

　　外國人對中國人的風俗一無所知是中國人產生優越感的另一個原因。他們幾乎不相信居然會有人不知道他們早已知道的事。

 

　　外國人常常受到中國人間接的冷落而不知，這就導致中國人愈加故意地輕視外國人。對“當地人”把我們看成什麽嗤之以鼻不予計較，反而會受到相應的懲罰。

 

　　許多中國人會有意無意地采取一種逗趣的方式對待外國人，時常還伴些貶意，就像利特默先生對待大衛·科波菲爾★，似乎心裏還不停地嘀咕：“這麽小，先生，這麽小！”當然，在中國的外國人隨著經驗的不斷積累，遲早會成為精明的觀察者，而那時，情況就會有所不同。然而，一個人無論經驗多麽豐富，總還有他沒聽說過的或者第一次聽到的事，總有許多細節是他所不知道的。

★美國作家狄更斯小說《大衛·科波菲爾》中的人物。——譯者注

 

　　任何普通的中國人都會很容易做到的事，外國人卻不會做，這就導致中國人看不起我們。我們吃不下他們所吃的東西，我們經不起太陽的暴曬，我們無法在嘈雜的人群中入睡，也不能沒有新鮮空氣。我們不會用他們的櫓劃船，也不會喊“籲！籲！”使喚牲口。眾所周知，1860年，英國的炮兵部隊在去北京的路上被無人駕駛的馬車隊搞得沒有辦法，因為英國軍隊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叫中國的牲口走動一步！

 

　　無法適應中國人的觀念和禮儀，以及其他更重要的規矩，使中國人毫不掩飾地輕視一個在他們看來沒有“禮貌”或不懂“禮貌”的民族。其實，不是外國人不會鞠躬，而是他總覺得以中國人的方式鞠一個中國式的躬很難，不僅難在身體上，心理上也很難接受。外國人不把禮儀當一回事，常常表現出漫不經心的樣子；即使他是一個很有耐心的人，但麵對一場有禮貌的大戰，其結局事先已經確定並為雙方所知道的大戰，就算隻有20分鍾，他也會不耐煩。外國人不願意花“老半天”時間去閑聊。對他來說，時間就是金錢；但對中國人來說，根本就不是那麽一回事。因為在中國，每個人都有很多時間，但卻不是每個人都有錢。中國人不知道，他所浪費的時間是他自己的時間，而不是別人的時間。

 

　　外國人由於省卻了大量令人厭煩的繁文縟節，而把時間用於其他方向。因此，與過分講究禮節的中國人相比，外國人顯得非常單薄，即使外國人自己也這麽看。與中國官員富麗堂皇的長袍和溫文爾雅的舉止形成對照的是外國來訪者那不成樣子的跪拜；麵對這種反差，即使有禮貌的中國人也難免會笑出聲來。在這種場合，必須記住，對付中國人輕視外國人的最有效方法是，對東方人所看重的官架子不屑一顧。如果中國人見到的是“大美利堅皇帝”，並且曾見過他穿著市民的服裝，叨著雪茄，在大街上散步，那麽中國人的心裏又會怎麽想呢？假如一個與中國的道台相當級別的外國領事為調解一樁國家間的糾紛，前往某省會與省長會晤，那麽肯定有成千上萬的人會聚集在城牆上，想親眼目睹這位外國大官的浩蕩隊伍，結果看到的隻是兩輛馬車，幾匹馬，一名翻譯，一位中國的跟班，還有廚師等幾人。東方人看到這種場麵，自然會從好奇變為冷淡，再變成輕視，這並不奇怪。

 

　　我們在某些方麵自認為肯定比中國人優越，但卻不能如我們所想像和所期望的那樣給他們留下印象。他們承認，我們在機械設計發明方麵占優勢，但許多發明卻被輕易地看做是莫名其妙且沒有實際用途的戲法，是某種超自然力的結果，是孔夫子閉而不談的魔法。有一些承包商到中國後發現，中國人對蒸汽機和電力應用的奇跡是那麽的不放在眼裏，因而感到失望。此外，中國人反對一切都采用外國模式（盡管有時也不得不采用）。他們不關心衛生設備和通風設備，也不關心生理學。他們喜歡接受一些西方進步的成果，但不采納西方人的方法，若要他們采納西方人的方法，他們寧可把進步的成果也拋棄掉。隻有那些肯定能直接使中國成為“強國”的東西，才能被接受，其餘的必須暫緩一步；任何改良，如果沒有時代精神，不會比中國優越，都可能被拋在一邊。某些中國學者和政治家顯然意識到中國的劣勢，但又聲稱，西方國家所采用的知識隻是古代中國人在高度發展數學和自然科學中所積累的，而近代中國人卻不幸讓這些東西被西方人盜走。

 

　　中國人顯然對外國人在應用領域方麵的能力不很感興趣。撒克遜人欣賞“能人”，正像卡萊爾喜歡別人都稱他“皇帝”。對中國人來說，外國人的技藝既令人感興趣，又令人吃驚，而且以後若用得著，他們不會忘記和拒絕使用；但這絕不意味著在這些方麵他們要效仿外國人。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也許從來就沒有這樣想過。他們的理想學者是書呆子。這種人什麽都學，什麽都不會忘記，擁有多個學位，學習刻苦，廢寢忘食，雖有幾寸長的手指，卻不會做事（除了教書）；正是這樣，才保持了靈魂與肉體的統一，成了不食人間煙火的超人。

 

　　西方國家並沒有使中國人意識到自己落後於西方各國。中國駐大不列顛前任大使郭閣下的所言很能說明這一點。當聽到裏格博士說英國的道德狀況比中國的要好時，閣下並沒有立刻對此作出評價，而是富有感情色彩地說“我感到非常震驚”。這種比較從表麵上看，尤其是從外交的觀點看，是不成功的。它涉及到對這兩個國家內部生活的深入了解和對現狀的各種原因進行分析的能力。進行任何諸如此類的比較根本不是我們當前的目的。必須承認的是，中國的文人學士是外國人的主要對手。外國人雖擁有各種機械技術，但仍被中國的文人學士認為沒有足夠的能力欣賞中國倫理道德之偉大。這種蔑視在那些“頭在宋代，腳在現代”的典型中國學者身上很能體現出來。就是這類人在近年撰寫並散發了大量極力排外的文章，這些文章鋪天蓋地，充斥了整個中國。

 

　　曾有人認為，中國可能會被西方的各種發明所占據。刀叉、長筒襪、鋼琴會從英國運到中國，在這種作用下，中國將會被“歐洲化”。如果說有一天中國會被這種方式所占據，那麽這隻能是很久以前的某一天，而決不可能有過這樣的一天。中國不是一個可以任人宰割的國家，中國人也不是一個可以任人宰割的民族。要使中國人對西方人保持穩固而持久的尊敬，唯一的途徑是通過可信的客觀事實表明基督教文明無論在總體上還是在細節上都取得了中國已有的文明所不能相提並論的結果。如果沒有這些可信的事實，中國人仍會在與外國人的接觸中表現出恩賜和輕視的態度，這不是沒有理由的。

 

 

 

第十三章 缺乏公心

　　中國最古老的經典之一《詩經》上有一句也許是農夫所說的禱告辭，大意是：降雨先至公田，爾後再及私田。無論周朝興盛時期以及後來的各朝代是否真有其事，現在是肯定不會有農夫或其他什麽人祈求老天“先”降雨到“公田”了。中國實質上是采取家長製的統治方式，要求百姓服從於頂頭上司。一個種植園的黑奴聽到一句格言：“人人為自己，上帝為人人”，但沒有正確理解其含義，而把它改成：“人人為自己，上帝也為自己！”普通中國人對權力本質的看法與這個黑奴對古老格言的解釋有著相似之處。作為百姓，他認為，“我有責任照顧好自己”，至於政府，他認為，“政府既成熟老練又強大無比，完全能照顧好自己。用不著我們操心”。作為政府，盡管是家長，但更多的是在照顧家長自己，而不是照顧他的家庭。一般說來，若不是百姓有難，政府是不會為百姓著想的；而由於事先沒做什麽，事情發生後，就必須做得更多。百姓明白，政府努力減輕諸如洪水泛濫造成的災害，目的是為了保證稅收不受損失。而百姓自己努力防治這類災害，則是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因為若是讓政府來辦理這類事，反而要增加百姓大量的苛捐雜稅。

 

　　中國的道路狀況很能說明政府對公共事務的不重視以及百姓缺乏公心。在這個國家，各地都曾有過寬闊的標準公路；這些公路用石子鋪成，兩旁種著綠樹，連接著許多最重要的城市，但這些道路現在都已損壞，這種情況不僅在北京附近的地區可以看到，像湖南、四川這些很遠的地區也同樣可以看到，築路需要花大筆的錢，而維護保養則相對要容易些；但是政府和百姓都忽略了維護保養，以致於造成這類公路的損壞，嚴重妨礙了交通，甚至整條路都報廢。假如這些交通要道的毀壞發生在明末清初的動蕩年代，那麽，扣除政治動蕩的那幾年，至今少說也有250年，足以修複這些交通幹線。但是，這種修複工作從未有過，甚至也沒人提出過，其後果就是我們今天所熟悉的這種狀況。

 

　　政府的態度與百姓的態度是相互影響的，百姓關心的隻是個人不要遭受損失，而不顧公共財產到底會怎樣。事實上，中國人就從沒想過，一條路或其他什麽東西是屬於“公共的”。“河山”（即國家）被認為是當朝皇帝世襲的財產，他在位多久就占有多久。道路也是他的，若要修複什麽的，讓他去幹，而從另外的意義上說，穿過農田的那部分道路又是不屬於皇帝的。農田是農民憑力氣開墾出來屬於自己的，農民要怎麽用就怎麽用，不必征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因此，穿過農田的那部分道路歸農民所有，但是，通過農田的那部分道路同其他田地一樣，要支付稅賦，因此，這部分道路的所有者所獲得的好處並不比其他人更多。在這種情況下，農夫要盡可能地利用道路，他在道路兩旁擴展溝渠和田埂，使道路越來越狹窄，交通也更為困難。若是夏季暴雨衝毀農田，道路和農田混在一起，農民會在路上重新開挖出自己的農田。這樣，再加上自然的狂風暴雨，原來的道路最後成了一條水溝。中國人根本沒有我們所說的“道路權”的概念。

 

　　在潮白河上乘船旅行，途經天津與北京的交界處時，偶爾會看到河麵上有小旗；經打聽才知道，這些小旗是用來指示下麵有水雷，過往船隻必須繞開而行！據說，中國的一支部隊在進行軍事演習時居然直接在大路上打炮，結果是，交通中斷，牲口受驚，一片大亂。

 

　　車夫在馬路中間裝卸貨物，過往的人隻能等到他幹完活才能通過。農夫砍樹，他會把樹橫倒在路上，過往的人隻能等到他把樹砍斷、搬開為止。

 

　　鄉村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正好與城裏的占道行為形成對照。北京寬闊的街道兩旁排滿了各種貨攤。這些地方本不是擺攤之處，如果皇帝經過那裏，這些貨攤都會很快搬走，皇帝一走，又都回到原處，在大多數中國的城市裏。狹窄的街道上排著各式手工作坊。殺豬的、理發的、肩挑賣吃的，做木工的，修桶的以及其他無數工匠，都插進小街的兩旁，與城市生活溶為一體，並成為令人窒息的擁擠之處。更有甚者，女人們把被褥拿出來，曬在街上，因為他們的小院子遠不如街上來得寬敞，中國人幾乎沒有不能擺到街上的東西。

 

　　這些不隻是造成交通阻塞。木匠在其攤位前留下一堆木塊，染色工把長長的布匹掛在高處，賣麵條的沿街曬起麵條，因為攤前的空地不是屬於“公共”的，而是屬於攤主的。但是，對所占道路具有所有權，就需要有相應的維修的責任，現階段的中國人根本沒想過這一點。一個人即使想維修道路（這是不可能的），他也沒時間和所需的一切；而許多人合在一起幹，更是不可能的，因為每個人都生怕自己比別人幹的更多而得到的好處卻更少。如果地方官員要求沿路的村莊保證所屬範圍裏的道路暢通，那一切就好辦多了，但是，任何中國的官員都肯定想不到這一點。

 

　　中國人對屬於“公共”的東西不僅不當一回事，或不加愛護，或占用，甚至還偷盜。鋪路用的石子被人拿去用了，城牆上的方磚日漸減少。在中國的某個港口城市，外國人墓地的圍牆被弄得一塊磚也不剩下，據說是因為那個地方並不特別屬於什麽人。不久前，北京紫禁城裏發現某些建築物屋頂的銅飾物被盜，在皇宮裏引起了一場非常大的轟動。中國人普遍知道，在18個省份中，皇帝是最容易被騙的。

 

　　中國人是否有愛國心？這是一個經常提出來的問題，同時也不是用一句話就能回答清楚的問題。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無疑是具有強烈的民族感情的，因此他對外國人抱有敵對情緒，並認為西方人的發明源於中國。近年來，湖南省出現大量排外的文章，惡意誹謗外國人，妄圖引起混亂，把洋鬼子趕出中國。在中國人看來，出版這些文章的舉動是值得讚賞的，正如我們看待反無政府主義一樣。這場運動主要是由於誤會，另一方麵，也由於是對西方國家的憎恨。也許有許多中國人都認為，這場運動充分體現了愛國主義精神。但是，這些寫文章的中國人是出於為國效勞的需要，還是為了獲取報酬，這個問題需要有更多的證據才能說得清楚。一個中國人是愛國者可以不必非常關心當前清朝的命運，但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無論怎樣改朝換代，民族的整體感情是與今天一樣的——這就是極度的漠不關心。對此，孔夫子曾在《論語》中含蓄地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我們看來，這句意味深長的話一半是結果，另一半則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中國人對與自己無關的事漠不關心的原因。

 

　　對此，哈克先生有一個很好的事例：“1851年，道光皇帝駕崩。當時，我們正離京外出旅行。有一天，我們在一家客棧喝茶，試圖在在座的中國人中發起一場小小的政治討論。我們談到了皇帝在近日駕崩，這本是一樁肯定會引起每個人興趣的重要事件。由於皇位的繼承還沒有公布於世，我們對此表示擔憂，於是就問：‘你們誰能知道。皇帝的3個兒子中哪一個會繼承皇位？如果是大兒子，他會延襲現行的政府體製嗎？如果是小兒子，他還大小，據說朝廷中有兩派，他會傾向哪一派？’我們簡要地提出各種猜測，目的在於激發這些善良百姓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們根本不聽我們的。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向他們提出有關問題；這些問題在我們看來是相當重要的，但他們隻是搖頭，隻顧著抽煙、喝茶。他們的冷漠確實引起了我們的不滿。這時，這些夠格的中國人中有一位從凳子上站了起來，走到我們身邊，完全是以一種長輩的架勢，拍拍我們的肩膀，譏笑地說：‘朋友，聽我說，你何必要為這些吃力不討好的事操心勞神呢？大臣們關心國家大事，他們吃的就是這碗飯。他們掙他們的錢，我們別為與我們毫不相幹的事煩惱，我們傻乎乎地去關心政治，圖個啥！’其他人也隨聲附和，‘是這麽個理。’於是，他們示意我們，茶涼了，煙抽完了。”

 

　　曾記得，1860年英國軍隊進攻北京，用的就是從中國山東買來的騾子。天津和通州為了各自的利益簽訂了投降條約，提出隻要英法聯軍不侵犯這兩座城市，他們同意提供所需的一切。為外國軍隊幹苦力活的絕大多數是從香港雇來的中國人。這類苦力被中國軍隊俘虜後，被剪掉辮子又送還給英軍，——不難看出，如果說中國人真有愛國心，真有公心，那麽這些詞的意思也不同於盎格魯一撒克遜人使用該詞時所包含的意思。

 

　　當人們被迫起來反抗統治者的壓迫和苛捐雜稅時，總會有一些人站出來成為帶頭人。此時，政府會作出妥協。但事後，“受騙”的群眾無論被如何處置，帶頭人總難免為了正義而一死。為了正義甘冒危險、願獻生命，這才算得上是公心的最高體現。

 

　　中國曆史上的關健時刻，尤其是改朝換代時，總有一些誌士仁人挺身而出，擔當起重任，勇敢地獻身於他們所崇敬的事業。這些人不僅是真正的愛國者，他們本身也無可辯駁地證明，中國人能夠在具有公心的領導人的帶領下，激發出極大的英勇氣概。

 

 

 

第十四章 因循守舊

　　中國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確實地相信，已經過去的時代才是他們的黃金時代。古代聖人帶著無比的崇敬談論著更古的“古人”。孔夫子說他不是一個創始人，而是一個繼承者。他的天職是把所知道的一切，包括長期被忽略的和被誤解的，收集起來。正是他在完成這項事業中所表現出來的執著和才能，使他成為他這個民族非凡的聖人。正是他的崇古、述古，構成了儒家成聖學說的基本主張。按照儒家的道德理論，有好的君主，才有好的百姓；君主是盤子，百姓是盤中的水；隻有盤子是圓的，水才是圓的；若盤子是方的。水也就是方的。根據這種理論，隻有明君統治時代，才有美德的盛行，“堯舜”時代，夜不閉戶，因為沒有盜賊; 路上丟失了東西，最早看見失物的人會守候在那裏，並與其他來人輪流守候，直到失主完好無損地領回失物。這些事就連大字不識的苦力也會對我們說起，常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說法：就美德與正義而言，現在不如過去；就違背良心而言，過去不如現在。

 

　　對現狀不滿的傾向並非隻有中國或中國人才有，世界各國都同樣有；隻是在中國這種傾向似乎更為嚴重。中國人相信，古代一切最美好的東西都保留在經典作品中，而今天隻是繼承而已。因此，這些作品被當做純粹的偶像。傳統的中國人視中國的經典就像正統的基督徒視希伯來語的《聖經》一樣，以為其中囊括了過去所有最高、最美的智慧以及從古到今都普遍適用的一切。虔誠的基督徒根本不相信《聖經》還需要增加些什麽，而中國儒家更不相信中國的經典還需要有所增補。基督徒與儒家都認為，一切都盡善盡美，還想更好，那是不可能的。

 

　　正像許多虔誠的基督徒用《聖經》的“經文”為《聖經》作者從未想過的事辯解一樣，儒家學者也經常能從“古聖人”那裏找到現代政府行為的依據，以及古代數學乃至現代科學之源。

 

　　古代經典鑄造了中華民族，也造就了中國的政體；無論這種政體的質地如何，至少它是經久耐用的。自我保存是個人同時也是民族的第一法則。一種統治方式經過長時間的運用最後仍然適合，這種統治方式就可能被奉為經典。如果某位研究中國曆史的學者能夠對中國的政體如何形成為今天的樣子有清楚的了解並成功地予以解釋，這就是一樁驚人的發現。從他的發現中，我們肯定會清楚地看到，為什麽中國幾乎沒有經曆過其他民族所經常發生的那種政體改革，曾有一個故事，說的是一位工匠砌一堵石牆；牆有6尺厚，4尺高。問其原因，他回答說，這種牆若是被風吹倒，反而會更高！中國的政體根本不可能被推翻，因為他是一個立方體，它翻倒時，隻是換了個麵；無論是外表還是內在本質，都與原來的一個樣。這種過程的反複出現，使中國人懂得了其結果肯定是像貓用腳走路那樣不會改變；於是，人們便開始相信當初設計建造者的天才。任何要求改良的建議都成了十足的異端邪說。結果是，古人毫無疑問地優於後人，後人自愧不如地劣於古人。

 

　　有了這些清楚的認識後，也就不難理解中國人為什麽一開始就盲目固執地遵循過去的生活方式。對中國人來說，習慣與道德是同一回事，因為它們同出一源，本質相同；這種看法與古羅馬人是一致的。對中國人來說，侵犯他們的風俗習慣就是侵犯了最神聖的領域。他們無需從最終的意義上理解這些風俗習慣，或者嚴格地說，完全理解它們；而隻要像母熊保護她們的幼仔一樣，出於本能地堅決予以維護。這不隻是中國人才有的本能，它是人類所共有的本性。值得重視的是，成千上萬的人所樂意為之獻身的信仰卻是一種他們所不了解、而且並不用以規範自己生活的信仰。

 

　　中國的風俗習慣，正如中國的語言一樣，我們並不知道它們是以何種方式形成的。風俗習慣，如同人的言語一旦形成，便難以改變。但是，中國的風俗習慣與語言形成的條件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們會看到有各種令人眼花鐐亂的風俗習慣可用以說明常言所謂的十裏不同俗；同樣也會聽到有令人莫名其妙的方言。風俗與方言一旦形成並固定下來，就會像成形的熟石膏，即使打碎了，也還是不會改變。按理說是這樣，但實際上肯定會與事實有相當大的出入，因為沒有哪一種風俗習慣是永恒不變的，在某種新的條件下，改變總會發生。

 

　　下麵的事例最能說明問題。清政府曾在中國國民中推行一種全新的削發方式，絕大多數的人極力反對這種改變，寧死不從。但滿族人卻一直就是這樣做的，並以此作為忠誠於皇帝的標誌，表現出他們能很好地適應這種削發方式。推行新的削發方式的結果，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今天的中國人最引以自豪的莫過於他們的辮子，至於對清政府這一做法的仇恨隻是殘存於廣東、福建本地人曾用來遮蓋民族恥辱的頭巾中。

 

　　佛教進入中國，隻是在一場最具決定性的戰爭中才得以實現；而一旦完全紮下根來，它就像土生土長的道教，難以替代。

 

　　中國的風俗習慣從最初形成到今天的樣子，很容易使人得出一個基本的假定，這就是：現存的就是合理的。長期形成的習慣是一種專製。無數人遵從習慣，但沒有一個人知道這樣做的緣由。他的職責是遵從，並且他遵從了。在中國，對宗教的信仰程度因地區不同而迎然相異，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就是成千上萬做過“三大宗教”所有儀式的人，他們根本不懂什麽叫信仰，就像他們不懂埃及象形文字一樣。若是問起某一宗教成規的原因時，通常隻有兩種回答：一是認為，與上帝溝通的各種做法都是古人傳下來的，肯定自有其牢靠的根據；二是認為，“每個人”都這麽做，我也應該這麽做。在中國，是機器帶動齒輪，而不是齒輪轉動機器。既然是放之四海而皆準，那麽，隻要遵從準沒錯。

 

　　蒙古人有一個習慣，任何人，隻要有鼻煙，就會分給他的朋友，每個人都帶有一個小煙盒，遇見朋友，他就拿出來；即使盒內的鼻煙已經吸完，他也要把煙盒遞給朋友，他的朋友會裝著從中拿起一撮，然後把盒子送還主人。如果客人把盒子看成是空的，那就有失“體統”，而按照適當的習慣去做，則會保全主人的“麵子”。這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的慣例；在許多特定的場合都隻能是這樣。珊瑚蟲早已死了，但留下了珊瑚礁，為了避免翻船，行船必須一絲不苟地按照航線。

 

　　始終如一地按照以往的方式行事並非為中國人所特有。印度的苦力習慣地用頭頂著東西進行搬運，並且用同樣的方法為修建鐵路運土。承包商叫他們用獨輪車，苦力們反而把獨輪車也頂在頭上。巴西的苦力搬運東西的方式與印度苦力一樣。一位住在巴西的外國紳士要傭人去寄一封信，他驚奇地看著傭人把信放在頭頂上，再壓上一塊石頭。思想過程的僵化導致行為模式的僵化，中國人做事也有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舉出許多我們所熟悉的這種事例。最初教廚師做布丁時，打開雞蛋一看是壞的，於是把它倒掉；後來這個廚師每次做布丁都把第一個雞蛋打開後倒掉。拿一件有補丁的舊衣服，要裁縫照樣子做一件新衣服，結果新衣服上也縫了一塊補丁。說這樣的故事並無意於誇大中國人的某種特性，但卻是非常真實的事實。

 

　　每個對中國的風俗習慣有所了解的人都能舉出中國人因循守舊的例子。對我們來說，中國人的因循守舊的確難以理解，除非我們明白了他們這種行為的根本原因。住在北緯大約25°的中國鄉村，人們按照常規，冬天不穿皮衣，夏天需戴草帽，若不是這樣，那才怪呢！有的地區，隻有到了非常冷的冬天才燒炕取暖，如果旅行者正巧趕上突如其來的“寒潮”，通常根本無法說服店主燒炕，因為燒炕的季節還沒到！

 

　　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工匠不願意采用新工藝，但最守舊的莫過於外國人窯廠中的燒磚師傅。有一次，需要用到比當地所流行的磚更大一點的方磚，於是，外國老板下令燒製這種磚。實際上，隻需要準備一個尺寸稍大的木模子就行了。但需要磚時，磚卻沒燒製出來。把接受任務的燒磚師傅叫來一問，他說他拒絕參予任何諸如此類的創新，他的唯一理由是：天下沒有這種模子！

 

　　無論對中國這個大國的未來是有興趣，還是沒興趣，人們都不可能不看到，中國人的因循守舊會影響到外國人與中國以及中國人的關係。19世紀的最後25年是中國曆史上的關鍵時期。有大量很新的酒提供給中國人，但是，中國人隻有各種很舊的酒囊用於裝酒。中國人由於天生因循守舊，幾乎沒有接受多少新酒，而且，就是所接受的那一點點，還是找新瓶來裝的。

 

　　中國人目前對西方各國的態度是一種拖延的態度。一方麵，他們不太想要新的；另一方麵，又根本不想放棄舊的。正像我們看到古老的土屋，本該早就歸還給泥土了，但卻用粗糙的泥柱子支撐著，拖延著不可避免的倒塌；已經過時的舊風俗習慣和舊宗教信仰仍然被支撐著，仍一如既往地履行著舊的職責。“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這個是沒有道理。由此及彼的變化過程可能會長期受到阻擋，但也可能會突然實現。

 

　　當初，把電報引進中國時，沿海某省的英國總督稟告皇上說，當地人對這樁事抱有很大的敵意，以致於連電線也架設不起來。但是，後來與法國人開戰時，不僅架設電線的支架完全不同，而且有關當局還立即建起了電報站，電報受到了歡迎。

 

　　不久前，許多人還相信風水，堅決反對在中國修建鐵路。最早的鐵路很短，隻是建在開平煤礦的出口處，由於要經過一大片中國人的墓地，墳墓需要搬遷，這與英國和法國的情況是一樣的。隻要看一看被一分為二的墓地就足以計人們相信，風水與火車狹路相逢時，風水根本不是火車的對手。後來這條鐵路的延伸顯然是由於財政問題才擔擱了，與風水完全無關。

 

　　中國人在處理重要的事務中，既有天生的因循守舊的一麵，又會有侵犯慣例的另一麵。在中國，孝道是最重要的；一位大臣的父母去世，他必須離職回家守孝，但是，宰相則不然。皇帝會不顧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含淚”申訴，要他在本該守孝的日子裏繼續盡心盡責於國家大事。在中國，最不可改變的是君臣父子關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然而，在最近一次的皇位變更中，由於皇位由旁係親屬所繼承，而小皇帝的父親仍健在，這樣，小皇帝的父親要麽就要自殺，要麽就退休。光緒繼承皇位，其父親醇親王就得辭官。醇親王得病，其兒子光緒皇帝隻能以探望下臣的名義探望其父。既是兒子的父親，又是兒子手下的重臣，因此還需要有某種權宜之計。

 

　　如前所述，因循守舊的本能使得中國人過分地看重成規。但是正確地理解並謹慎利用中國人的這一本能，可以使之成為外國人的重要的保護傘，從而使他們能夠順利地與一個如此敏感、如此固執又如此守舊的民族打交道。外國人隻需模仿中國人的做法，把一切都看做是理所當然的，裝著好像真有那麽一回事似的，在受到責難時為其辯護，並且想方設法堅持下去。因此，居住在內地和其他城市的外國人隻要像居住在北京的外國人一樣明智地采取一種墨守成規的方式，就不會有什麽事。險惡的暗礁對於航船似乎是一種無法通過的障礙，但一旦穿過，便可進入一片神秘而又平靜，不怕風吹浪打的環礁湖。

 

 

 

第十五章 隨遇而安

　　我們這裏要說的是，中國人對於舒適與方便的不講究。但這隻是依照西方人而不是東方人的標準來說的。因此，本章實際上主要是談論東西方人在所謂舒適與方便問題上的根本差異。

 

　　首先看看中國人的服裝。在前麵談到中國人輕視外國人時，我們已經偶爾論及西方人的服裝式樣幾乎不能力中國人所接受。在這裏，我們要說的是，中國人的外觀打扮也會令西方人所難以接受。中國人在外觀打扮上，把頭的前半部位的頭發剃光，讓本應得到保護的部位暴露於外；當我們看到—個偉大的民族居然會有這樣一種反常的打扮習慣，肯定會感到意外。如前所述，中國人是在刀尖之下被迫采取了這種削發方式，並以此作為忠誠於皇帝的標誌。既然如此，我們就不必對此作進一步的關注，而隻要看到這樣一種事實：中國人自己並沒有感到這樣做有什麽不舒適，或許她們壓根兒就沒想過要恢複明朝的削發方式。

 

　　同樣，我們也隻能這樣地去看待中國人幾乎一年四季，尤其是夏季，不戴帽子的習慣。在炎熱的夏季裏，所有的行人都舉著扇子遮擋太陽。其中也有一些人是用陽傘，但肯定隻是很少的一部分。中國的男人常常因為是戴帽子而引起別人的討厭。據我們觀察，中國的女人隻有裝飾用的頭巾，當然，在挑剔的外國人看來，這頭巾根本起不到裝飾作用。中國人認為，夏天帶一把扇子在身邊，就夠舒服了。在夏天，經常可以看到苦力們光著膀子，拚命地拉著沉重的鹽船逆水而上，一邊使勁地扇著扇子。即使是乞丐，經常也是打著把破扇子。

 

　　中國文明有許多不可理解的現象。據說這個民族是最早的遊牧民族，照理說，在利用這一天賜良機方麵，他們肯定有相當高的水平。但是，他們卻不懂毛紡技術。唯一的特例是，我們看到這個國家的西部有一些毛紡業。但這種技術並沒有得到普及，我們仍然看到成群的羊漫遊在山野之中。

 

　　在棉花傳入之前的古代，這個國家人們的衣服是用諸如燈心草一類的植物纖維製成的，這一點是可以相信的。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現在整個國家完全是依靠棉花織布製衣。在那些冬季非常寒冷的地區，人們要穿好多件衣服，把身體裹得嚴嚴實實的。一個小孩穿了這麽多的衣服，若是摔倒了，常常是爬也爬不起來，就像是掉進了一個桶裏。但我們從來沒聽說有人抱怨穿這麽多衣服難受。既然要穿就不要怕難受。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沒有一個盎格魯－撒克遜人願意忍受這種束縛，他們會想方設法擺脫它。

 

　　與冬天穿那麽多衣服形成對照的是，他們沒有任何內衣。在我們看來，不穿那種可以經常換洗的棉毛內衣會堅持不下去。中國人沒考慮過這種需要。他們用那麽多衣服裹住身體，像套著許多層的袋子，但卻有許多空隙，讓寒風透過刺人肉體；而且，他們並不在意這種狀況，盡管也承認這種衣服不理想。一位66歲的老人說他已經被凍麻木了，我們給了他一件外國內衣，並告訴他每天都要穿著，免得受寒。一兩天後，我們發現他居然把它給扔了，因為他都快被“烤死了”。

 

　　中國人穿的鞋是用布做的，經常會滲水，稍一沾水，裏麵就潮濕。天氣一冷，他們就會覺得腳底整天冷冰冰的，中國人的確還有一種上了油的靴子，是用來防潮的，但是，它雖好卻很貴，使用的人也隻限於極少數。雨傘也是如此。它們被看做是奢侈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被雨淋濕的人，他們並不認為應當把濕透的衣服換下來；他們覺得讓身體來焐幹衣服並沒有什麽不好。中國人說外國人的手套很好，但自己就沒想搞一副；那種不靈便的連指手套，他們不是不知道，但即使在北方，也難得一見。

 

　　按照外國人的看法，中國服裝最令人煩惱的是沒有口袋。外國人一般都希望衣服上有許多口袋可用。他要在外衣胸前的口袋裏裝記事本，下麵的口袋裝手絹，襯衣的口袋放鉛筆、牙簽、懷表之類，還有其他地方要放小刀、鑰匙和皮夾子。如果一個外國人身上還帶有小梳子、折尺、開塞鑽、靴扣、鑷子、指南針、小折疊剪刀、彈子球、小鏡子和自來水筆，這對外國人來說並不算什麽稀奇事，這些東西是他經常所要用的，不能少。而中國人幾乎沒有用到這類東西；就算要用，也沒有口袋放這些東西。如果他有一塊手帕，他就把手帕塞在懷裏；他若是帶著孩子，他的孩子也是這樣。如果他要帶一份重要文件，他會認真地紮緊綁腿，把文件塞在裏麵，然後上路；有時，他幹脆把文件往褲腰一別。在這些情況下，若是帶子不知不覺地鬆了，文件就會丟失——這是常有的事。如果身上還要帶其他什麽東西，他們一般都把東西放在卷起的長袖裏，或帽子的某個地方。中國人很難在身上找個放小東西的地方，可以把錢卷成小筒架在耳朵上。像錢包、煙袋和煙杆一類的小東西，為了保險起見，就係上帶子，掛在腰帶上。如果帶子鬆開了，這些東西就有可能丟失。鑰匙、梳子和一些古錢係在外衣的紐扣上，脫衣服時還得小心，以防這些東西丟失。

 

　　對我們來說，如果普通中國人的日常外衣是令人感到不舒服的，那麽他們在晚上的穿衣方麵就更是不必多言了，因為他們是脫光衣服睡覺的。無論是男人或是女人，他們都沒有睡衣。據記載，孔夫子曾要求穿比身體長一半的睡衣，但據推測，他所要求穿的並不是普通的睡衣，而是他節食期間所穿的長袍。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就是，現代中國人並沒有人仿效孔夫子穿這種晚禮服，也沒人有意去節食。就新生兒而言，他們由於不知道嬰兒對溫度變化異常敏感，而不注意給嬰兒蓋好被子，甚至隨意掀開被子，向他人展示自己的孩子，僅憑這種荒唐的做法就足以解釋為什麽許多中國嬰兒滿月之前會死於因突然受寒而發作的驚厥。當孩子稍大一些時，有些地區的中國人並不是使用尿布，而是用一種沙土袋。對於西方國家心疼孩子的母親來說。隻要有這種想法就足以令她們恐怖萬分。這些可憐的孩子吊著個怪物，就像青蛙“背”著個鉛彈，無法動彈。在這種做法流行的地區，若是一個人沒有實際經驗，就會被說成是還沒脫掉“土褲子”。

 

　　中國人很能將就不僅表現在服裝上，而且也表現在住房上，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必去說那些沒自己房子的窮人，中國人並不在意在房子的四周種樹遮蔭，而寧可搭個涼棚。若是沒這個能耐，他們本可以在院子裏種一些遮蔭的樹木，這又不難。但他們不是種這種樹木，而是種一些行榴之類的觀賞性的灌木。酷暑來臨，院子裏熱得受不了，他們幹脆坐到街上去；再不行，就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去。大多數的房子隻有南門而沒有北門，因此無法形成空氣對流。若是能開個北門，也許還能涼快些。當問起這等方便之事為何沒人做，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我們從來就沒有北門！”

 

　　北緯37°以北的地區，中國人一般是睡炕。炕是用磚坯壘起來的，中間燒火加熱。若是沒有燒火，冰冷的炕會令外國人無法忍受。若是火太旺，他會在後半夜由於身上被烤得厲害而醒過來。無論如何，炕的熱度總不可能整夜都一直很適宜。一家人就是睡在這樣的炕上。此外，這種炕由於其材料的原因，還會生蟲，即使每年都更換磚坯，也無法保證能趕走這些不受歡迎的客人，因為整個房間的牆上都被它們占據了。

 

　　大多數中國人都知道，許多害蟲會傳播疾病，但是，並沒有人去防治這些害蟲。不少人家的牆角上掛著蜘蛛網而沒有人打掃，據說，即使是城裏人也很少有例外。蒼蠅和蚊子的確是很令人討厭的東西，偶爾燒一些有芳香氣味的草驅趕它們，但這種害蟲並不會惹中國人生氣。

 

　　睡覺的枕頭應該是怎麽樣才算舒適，這也反映出舒適標準的不同。在西方國家，枕頭是一個裝著羽絨的袋子，正好支承著頭部。在中國，枕頭是用來支承頸部的；有的是一張小竹凳，有的是一截木頭，更多的是一塊磚頭。以中國人的方式，枕中國人的枕頭，簡直就像是在受折磨；同樣也可以肯定的是，沒有一個中國人能在我們所使用的枕頭上睡上10分鍾。

 

　　我們在前麵已經說過，中國人不懂毛紡技術。但更難以理解的是，他們似乎對家禽的羽絨也不感興趣。盡管中國人非常節儉，但他們並不知道可以很容易地用羽絨製成被子，而讓羽絨隨風飄走，所以羽絨的價格很便宜，甚至不要錢。他們隻知道羽絨可以賣給外國人，除此之外，就是把羽毛紮起來做成雞毛撣；在中國西部，家禽的羽毛有時被厚厚地散布在地裏，以免剛出芽的麥子和豆子被動物吃掉。

 

　　對西方人來說，理想的床是有彈性且堅固的。最好的床大概要數鋼絲床，近年來，這種床已很流行。但是，當中國一家最好的醫院添置這種高檔用品時，居然有病人不躺這種彈簧床，而寧可躺在地板上，因為他們感到躺在地板上就像是在家裏一樣，這使得那位置辦這些用品的好心醫生十分生氣。

 

　　中國人的房子到了晚上幾乎總是很昏暗。當地的菜油燈發出難聞的怪味，而且燈光僅夠用來照見東西。人們的確也知道用煤油點燈的好處，但絕大多數地區還是一直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點燈，這純粹是由於保守的慣性力所造成的，他們隻是滿足於僅僅能看見東西，而根本不在乎能進一步看清東西這種更高層次的舒適。

 

　　在西方人看來，中國人的家具既不靈巧又難看。中國人坐的長凳不像我們祖輩所坐的那種有靠背的寬大的長椅，而是一種沒靠背又很窄的凳子；如果凳子的某條腿不牢固，或者凳子的一端沒人坐，那麽坐下去的時候，凳子肯定就會翹起來，這並不奇怪。在亞洲各國，中國人是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但按照我們的看法，中國人的椅子是很難看的。其中有一種椅子的式樣好像是英國伊麗莎白女王或安妮女王時代所流行的，很高，靠背又直，非常呆板。還有一種比較多見，樣子看上去很大，可以坐一個大胖子，但支撐力不相稱，估計很快就會垮掉。

 

　　西方人對中國人住所最不滿意的肯定是潮濕和冷。由於房子的地基隨隨便便，房子經常會潮濕。對大多數外國人來說，房間裏泥土的地麵或用沒燒製好的磚鋪成的地麵非常不舒適，而且對健康也相當不利。還有，房門鬆鬆垮垮實在是令人討厭。這種門有兩扇，根本關不密，四周透風，就算隻有一扇門，而且用結實的紙把門縫糊好，也還是不能很好地抵擋住刺骨的寒風，因為中國人不懂隨手關門，就是教也教不會。一位商人在他的辦公室門上貼了一條告示：“請隨手關門”，這在中國純屬一句廢話，根本沒人會隨手關門。無論是房子或是院子，門框都做得很低，一般的人進門都要低頭，否則就會撞在門框上。

 

　　中國人用紙來糊窗子，這種窗子抵擋不住風、雨、太陽、炎熱，或灰塵。百葉窗不常見；就算有，也少有人用。

 

　　大多數中國人的家裏隻有一隻鍋，一口容量很大的大鐵鍋。但每次隻能煮一樣東西，煮飯的時候就不能燒開水。而且，還要有一個人蹲在灶口不斷地往灶膛裏添柴草。幾乎每次煮飯都是這樣。水汽和煙彌漫整個房間，若是外國人肯定會被嗆得睜不開眼，或者喘不過氣來，而中國人明明知道這會害眼病，但似乎還是無所謂。

 

　　對西方人來說，中國人的住所最不舒適的是冬天沒暖氣。絕大多數地區，即使是冬天最冷的地區，取暖隻是靠煮飯的鍋灶和炕。中國人對於炕的舒適予以高度讚賞，女人們有時稱之為“自己的母親”。但是，對西方人來說，這種炕實在是不舒適，因為西方人要求熱源發出的熱是適宜於人體的恒溫。因此，在寒冷的夜晚，中國人的炕根本不如“壁爐”或者火爐來得舒適。在一些產煤地區，煤的確己被作為燃料，但就全國範圍而言，這些地區非常有限，而且燒煤時，煤煙總是在屋子裏出不去。木炭要非常節省地用，家境好的也不例外；就像燒煤一樣，若是燒得不小心，危險還很大。天氣冷了，屋子裏冷得令人難受，待在家裏的人往往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外出時，就沒有衣服可增加了。我們問他們：“你冷嗎？”“當然冷”，他們總是這樣回答。他們給西方人的印象是，這一輩子就從來沒有使自己暖和過。在冬天，他們血管裏的血液就像河水一樣，表層凍結了，隻有底層在緩慢地流動。曾有一位中國的道台在國外說過，美國的監獄比他的衙門更舒適，我們如果知道中國人的住所是那種樣子，就不會對這位道台的話感到驚奇了。

 

　　我們曾指出中國人對擁擠和噪聲並不在乎。天氣一冷，中國人肯定是擠在一起取暖。甚至是三伏天，也經常可以看到輪船上僅有幾間的船艙裏擠滿了人，或是坐著，或是躺著，沒有一個西方人能忍受這樣的擁擠，而中國人似乎並不在意，西方人喜歡住獨門獨戶的房子，既通風又不受打擾。中國人對是否通風和不受幹擾並不在乎；即使他們有這樣的條件，似乎也不覺得有什麽好。中國的城市周圍無計劃地建有許多小村落，換言之，大家都擠在一起，好像是由於地價大昂貴；而恰恰是由於擠在一起才抬高了地價，上像在城裏一樣。結果是狹小的院子、擁擠的房子統統都擠在一起，人滿為患，談不上還有什麽活動空間。

 

　　一位住在中國小客棧的中國旅客在吃完晚飯躺下睡覺後，欣賞著大隊人馬的光臨而帶來的喧鬧。而他的外國旅伴醒著躺在那裏直到半夜，頭腦清醒地聆聽著一大群騾子在那裏嚼草、踢腿和長叫。這些響聲時而還交替地伴有木頭的撞擊聲和狗叫聲。在一個小客棧的牲口棚裏，看見有50頭驢，那是常有的事，整個晚上會有想像不到的熱鬧。正如哈克先生所說，中國人並不是不知道在牲口的尾巴上吊一塊磚就可以使牲口不亂叫，但就是沒人這樣做。道理很簡單，中國人對50頭驢怎麽叫並不關心。而外國人卻不願意留下這種沒搞清楚的問題。中國人不在乎動物的吵鬧，這不僅限於某個社會階層，而是中國人的天性。一位中國大官的太太一下子在家裏養了大約100隻貓，這個事實很能說明問題。

 

　　中國的所有城市都有無人看管的狗到處侵擾，中國人對此熟視無睹與佛教的不殺生靈有關。然而，中國人的這種態度比起東方其他國家來，還算好一些。曾任美國駐華公使的羅斯·布朗先生出版過一本有關東方遊記的書，書中配有他自己所作的插圖；其中一幅畫的是各種各樣的狗正在舉行一個會議，有精瘦的狗，還有癲皮狗；題為“君士坦丁堡大觀”。書中同樣有一些很能反映中國許多城市概貌的插圖。中國人對這麽一大群狗在那裏無法無天地亂叫，似乎不感到有什麽嚴重的不舒服，也不擔心會被瘋狗咬傷而造成危害，盡管此類事經常會碰到。就算被瘋狗咬傷，治療的方法也往往隻是在傷口上敷一些狗毛；這種做法與我們的一句諺語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就是“被什麽狗咬傷，就用什麽狗的毛醫治”。打狗似乎還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

 

　　以上說的這麽多都是為了說明中國人對舒適不舒適並不在意。同樣也可以輕易地舉出很多事例以說明中國人對方便不方便並不關注。下麵隻要略舉幾個事例，中國人驕傲地自稱為有文化的民族，事實上，也是世界上有文化的民族。筆、紙、墨、硯被稱為“文房四寶”。但是，這四件必不可少的東西，沒有一件是可以隨身攜帶的。當要用的時候，根本不能保證它們就能在手邊；就算這四件齊備了，沒有水來研墨，還是無濟於事；如果不知道如何正確地把筆毛弄軟，毛筆還是不能用，還很可能把筆弄壞，反而浪費時間。中國人沒有像鉛筆之類的書寫工具替代毛筆；即使有，也不知道怎麽用，因為他們沒有削鉛筆的小刀，也沒有衣袋裝鉛筆。在前麵說到中國人節儉時，我們已經力圖證明他們具有用很不合適的工具做很好的事這種高超的技藝。但又必須看到，西方人經常采用的那種節約勞力的方式，卻不為中國人所知。在西方的高級賓館中，賓客們要用什麽有什麽——冷熱水、燈光、供熱和其他服務。而中國18個省份中最好的旅店也隻是像下等的客棧；口頭上說得很好，但客人卻沒能得到應有的服務；每當這時，客人隻好到房門外大聲叫喊，希望店主能聽到他們的呼聲，但往往事與願違。

 

　　中國人的許多日常用品並非想要時就能弄得到，賣貨的小販時而來時而不來，也沒有定規。有時候，連天天要用的東西都無法搞到，好像是被丟在了蘇丹。在城裏，夜間行路要打燈籠；而在一些城裏，隻能在那些帶有燈籠沿街叫賣的小販那裏才能買到燈籠，正像我們向賣牛奶或賣鮮酵母的小販買東西一樣。在中國，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不可能會大，因為買東西不方便。例如，有的地方習慣於二月份賣建房用的木料；一根木料在一個集市上賣不出去，就又拖到另一個集市上去賣，拖來拖去，直到賣掉；若是賣不掉，就拖回去。如果一個人沒經驗，硬要在五月份去買木料，他根本就買不到，他會立刻明白東方智人所言：“世上的機會隻有一次。”

 

　　在談到中國人節儉時，我們已經說過，中國人買來的工具大多數是還需要加工的；消費者買來一些部件，然後根據需要自己組裝，這在我們看來是很不方便的。

 

　　筆者曾叫一個仆人去買一把劈柴的斧頭。市場上沒有，他買回的是14個（進口的）大馬掌，然後請鐵匠打一個斧子的頭，再請木匠裝一個柄，整把斧頭所花的錢比外國的一把好斧頭還貴得多！

 

　　在中國，最不方便的事是缺乏衛生設備，這一點給西方人留下難忘的印象。比如在北京，如果要改善一下排水係統，那麽由此會產生更多需要治理的問題。一個人不論在中國住多久，他都會有一個既令他興趣而經常提起又無法解答的問題：在中國，到底哪個城市最髒？一位從中國北方來的外國人對旅居廈門的人說，中國南方的城市在感覺上要比北方的城市更好一些。為了證實這種感覺，他們在廈門到處都走了一走，結果發現，真的是出奇的幹淨——這是就中國的城市而言。這位廈門的旅居者出於對旅居地的嫉妒，說了一句：在遊覽時，剛下過大雨，把街道都衝洗幹淨了！後來，這位旅遊者到了福州，說是發現了中國最糟的城市；到了寧波，情況完全一樣；到了天津，情況還要更糟，最後，如果他公正而誠懇地撤回他在北京時的看法，那也並不奇怪。

 

　　要說在中國生活不便利，西方人肯定有點印象：缺少郵局，道路狀況差，貨幣流通不暢。私營的郵局當然有，它們也經營傳遞信件和包裹的業務，但發揮的作用很有限；與這麽大的國家相比，它們的業務所覆蓋的地區小得可憐。關於中國的道路狀況，在前麵說到中國人缺乏公心時，已經談過。山東有一條幾十公裏長的穿山路，窄得兩輛車子不能對開。路的兩端分別有人把守，隻允許車子上午朝一個方向行駛，下午朝另一個方向行駛！正是由於中國人的穿著——尤其是中國人的鞋子——是我們所描述過的那樣，也正是由於中國人的道路是我們所知道的那樣，因此，不管什麽時候，一下雨，中國人就得待在家裏。在西方國家，我們把下雨天不懂如何出門的人叫做傻瓜，而在中國，下雨天不懂待在家裏的人才被說成是傻瓜。

 

　　中國人的言語中最常用的一句是“等雨停了再說”。除了政府部門之外，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他們的活動要隨著氣候的變化而發生相應改變。就算是急迫的公務，在這句習慣語麵前也變得不那麽要緊了。我們聽說，中國有一個很有實力的要塞，配備有精良的武器和經外國人訓練過的士兵，但每逢下雨，崗哨上的士兵都自作主張地撤回室內，根本看不到一個人在露天站崗。他們是“等雨停了再說”！1870年的天津慘案，本來會有更多的人被殺害，但一場及時雨阻擋了前往租界行凶的暴徒。在敵占區受到追逐的外國旅遊者，或許一場陣雨就能使他們受到最好的保護。一位在中國的外國人曾經看見，從兩英寸長的水槍裏噴射的水柱，5分鍾內就能驅散氣勢洶洶的暴徒。橡皮子彈也遠不如那麽奏效，因為許多人也許會停下來去撿廢彈頭，而對於冷冰冰的水，自漢朝以來的每個中國人都像貓一樣抱以反感。無論是從怎樣的意義上講，潑冷水都被看做是致命的。

 

　　關於中國人的錢，這個題目寫一小段根本不夠，至少可寫一篇綜合性的文章，或者一本書。其中各種怪事都有，足以使一代西方人發瘋，除非能找到對付這種怪事的良策。在“漠視精確”那一章裏，我們已經說過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事。說是一百錢，但不是100個銅錢；說是一千錢，也不是1000個銅錢，誰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隻能憑經驗知道個大概。在許多地方，一個錢可抵兩個，20個可抵40個；所以當一個人聽到有人要支付給他500個銅錢，他知道實際拿到的隻能是250個，甚至更少；當然，各地還會有所變化。在錢中，混入小錢或是假錢也是常有的事，為此事，商販之間常常發生爭吵。地方官吏也為錢的短少不定期地頒布文告，打擊摻假行為。這又使得衙門裏的下屬有機可乘，加重對當地所有錢莊的稅收，給貨幣的流通造成不同程度的困難。人們需要純真的錢，因而其價值立即上升。一旦市麵上純真的錢耗盡——失去其貨幣的功能——不純的錢就會到市麵上流通，且其麵值並不會下降。這樣，不純的錢取代了較純的錢，從而形成了不斷起作用且不可克服的規律。錢的狀況越來越糟，以致於在河南某些地方，人們上街需要帶兩種完全不同的錢，一種是通常用的好壞摻雜的錢，另一種則完全是假錢。有些東西隻是付給假錢。而至於其他商品，如果是經討價還價而成交的商品，就要付兩倍的價錢。

 

　　中國人的錢實在是“髒錢”，無髒不成錢。500錢或1000錢（名義上的）的錢串子很容易斷，散落的銅錢重新數、重新穿起來麻煩得很。通行的銅錢重量不一，但都是又笨又重。相當於1墨西哥元的銅錢，其重量不輕於8磅。人們掛在腰帶上的小錢袋總共隻可以裝下幾百個銅錢，如果所需的錢超過這個數，那麽帶起來就麻煩了。用銀錠買賣東西，損耗總是很大，並且用銀錠的人不管是買還是賣難免受騙。如果是使用錢莊的銀票，麻煩還是不少，因為一個地區的銀票到了另一個地區或者完全不能通用，或者會被打很大的折扣；而拿到銀票的人，當他去開出銀票的錢莊兌現時，很可能會與錢莊的貪心鬼就所兌付的錢的好壞發生一場爭鬥。奇怪的是，在這些不利的條件下，中國人生意照做；正像我們每天都能看到的那樣，他們已是習慣於這些煩惱之事，幾乎不覺得有什麽負擔，對之叫苦連天的隻是外國人。

 

　　外國旅行者在經過中國鄉村時，經常會看到一隻驢伸直地躺在地上，一條結實的韁繩綁著它的脖子，拴在一根柱子上。由於韁繩太短，牲口的頭被吊起了45 ，好像脖子要脫臼似的。令我們奇怪的是，它為什麽不會掙紮而弄破脖子，反而心甘情願聽任擺布。沒有一頭外國驢會這樣。讀者讀到這裏一定會覺得，中國人雖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卻似乎仍然感到相當舒適；當然這隻是按照中國人的舒適和方便的標準，而與我們的標準完全兩樣，這就是我們在一開始就提出的問題。中國人已經學會如何適應他們所處的環境。當遇到困難時，他深知困難是不可避免的，而以極大的耐心默默地承受著。

 

　　一些熟悉中國人及其生活方式的人，雖然他們也熟悉我們所關注的那些方麵，但卻經常斷言，中國人不文明。這種判斷是很膚淺且完全錯誤的，其所謂的文明與舒適是缺乏哲學依據的。中國現在的狀況比起3個世紀前的狀況無疑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與我們自己所經曆的變化是一樣的，隻有看到這一點，我們才能有一種公正的比較，我們不能把米爾頓、莎士比亞和伊麗莎白時期的英國看成是不文明的國家，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個時期的英國是我們現在大多數人所不能容忍的。

 

　　現在沒有必要去說大不列顛群島在過去的3個世紀中發生驚人變化的各種複雜原因。更加精彩的是，最近五十年以來，人們關於舒適和方便的標準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革命。我們如果被迫回到我們的曾祖父和祖父的時代，也許就會提出我們活著是否有價值這樣的問題。時代變化，我們也隨之改變。中國則相反，時代沒有變，人也沒有變，舒適與方便的標準與幾個世紀前一個樣。但隻要出現新情況，這些標準也將必然要改變。這些標準肯定會與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標準相同，這既不僅僅是希望，也不僅僅是要求。

 

 

第十六章 頑強生存

　　中國人極富生存能力，這構成了中國人其他特性的一個重要背景，而其本身也值得思考。可以從以下4個方麵加以考慮：中國人的繁衍能力，對不同環境的適應能力、延長壽命的能力和康複再生的能力。

 

　　外國旅行者對中國人的第一印象是人口過多。中國似乎到處都擠滿了人，事實也正是如此。日本的人口也很多，但是明擺著，日本的人口密度不如中國的人口密度大。就人口的相對密度與絕對密度而言，中國最類似於印度。不過，印度的民族和語言多種多樣，而中國人，除了那些影響不大的民族之外，幾乎是統一的。在這個遼闊的國家，無論我們走到哪裏，都可以看到人口過剩。就算是有些人口稀少的地區，我們一般也能輕易地找到能夠被接受的原因。令人膽戰心驚的太平天國暴動，隨後較小的回族暴動以及1877一1878年遍及5省的空前饑荒，使中國的人口減少了大概有好幾百萬。我們看到，在中國，戰爭所造成的破壞並不像在西方那樣能得到很快的修複，這是由於中國人極不願意離開自己的故鄉，投奔他鄉。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難發現，無論多大的破壞力都不及修複力來得強大。我們相信，隻需幾十年的安定和農業豐收，中國的絕大多數地區就會從本世紀那一連串的災難中恢複過來。這種恢複的前提條件已經具備，這是有目共睹的；無論是否願意，都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在中國各地，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群群的孩子，他們像查爾斯·蘭姆在給好吹噓的母親潑冷水時所說的，“擠滿了所有死胡同”。這麽多的孩子靠什麽為他們提供吃穿，這是中國社會永遠解不開的謎；但必須記住的是，許多孩子並沒有基本的“吃穿”；換言之，極度的貧窮顯然不可能導致中國人口的減少。

 

　　要製止中國人口的迅速增長，唯一有效且持久的方法是采用鴉片、戰爭、饑餓、瘟疫等一類導致其民族滅亡的手段。中國人的繁衍能力之強，現有人口數量遠遠超過其他任何國家，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即使作最低的估計，中國現有的人口數也已達到約兩億五千萬。這個數是可以肯定的；問題並不僅僅在於人口的數量，更在於增長的速度。我們缺乏可靠的統計數字，隻能靠籠統的不精確的方法得出結論。然而幸運的是，這種結論幾乎不可能錯。中國人結婚很早；傳宗接代是中國人普遍接受的占統治地位的觀念，其次才是愛惜錢財。

 

　　與中國人口的迅速增長相比，法國的人口狀況正好相反，其人口增長率是歐洲最低的。最近，其居民的絕對數呈下降趨勢。這個事實引起了這個國家對未來的嚴重擔憂。而另一方麵，中國人並沒有任何比盎格魯－撒克遜人衰退的跡象。上帝給予人類的指令中最早有文字記載的是，教導人類“在塵世間休養生息，落土為安”。正如一位學者所說：這個指令“已經為人類所遵從，並且隻有這一上帝的指令為人類所遵從”。這在中國要比在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加正確。

 

　　正如我們已經說過，中國幅員遼闊，幾乎擁有各種土壤、氣候和物產。無論是亞熱帶地區、近北極地區，還是這兩個地區之間，中國人看上去都十分興旺。若有所差別，主要是由於各地區本身的特征和該地區承受人口的能力所造成的，而不是由於各地人民適應環境的能力有任何內在的差異，來自廣東、福建兩省較小地區的中國人，他們移居印度、緬甸、暹羅、東印度，太平洋群島，澳大利亞、墨西哥、美國、西印度、中美洲、或南美洲，我們從未聽說過他們不能很好、很快地適應各種環境的事。相反，我們聽到的是，他們適應得又快又好，並且比當地人更刻苦、更節儉，加之他們的團結和凝聚力非同尋常，以致於其他民族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要求“中國人滾出去！”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不再大規模地整體移居國外，這對於其他民族的心態安寧來說，當然是最大的幸運。如果今天亞洲大陸的東部像中世紀的中亞那樣，都是一些不可征服且極力把自己的能量朝向其他地區的人，那麽我們很難想像我們每個人以及適者生存的教條將來會變成怎麽樣。

 

　　由於完全缺乏統計數字，我們隻能最籠統地說一說中國人的長壽。中國各地都有非常多的老人，這種結論也許所有觀察者都會同意。年長者總是很受尊敬；長壽是一種極大的榮耀，被列為五福之首。出生的日期，直至時辰，被慎重而準確地記錄下來，需要時就報出來，盡管通常的計算方法並不嚴格，不準確，這在前麵已經說過。墳墓的石碑上刻有死者的享年，但是，除了石碑的產地及附近地區外，隻有很少墳墓有墓碑，因此，還需從其他方麵推斷死者的享年，僅靠墓碑實際上是不夠的。

 

　　很少聽說中國人有活到百歲以上的，但接近百歲的到處都能找到，如果認真去找，還會有不少。事實上，占中國人口大部分的窮人，他們營養極度缺乏；若是考慮到這種情況，那麽不禁要問，這麽多的人是怎樣活到如此長的歲數的。眾所周知，本世紀以來，所有西方國家的平均壽命都在不斷提高；這是由於人們越來越注意生命法則，改善防病治病的手段。而另一方麵，中國的生活條件與哥倫布發現美洲時相比似乎沒有多大的變化，這一點應當引起注意。如果社會與醫藥科學能像過去的50年裏關注英國那樣關注中國，那麽中國長壽者的數目肯定還會有非常大的增加。

 

　　住在中國的外國人都知道，幾乎所有中國人都不懂得衛生規則，即使懂了，也公然不予理睬。那麽，對自然法則的無知和違抗所招致的各種疾病為什麽沒能滅絕中國人呢，這一直是外國觀察者想知道的問題。在中國，每年都有許多人死於完全可以預防的疾病；而事實上，這樣的人數並不是多得不得了，這表明中國人在抗病和康複方麵有奇特的能力。中國人為了一點小事就拚命，與其頑強的生存一樣，都是中國人重要的特性。

 

　　我們已是多次遺憾地說到，由於缺乏重要的統計數字，我們不得不依靠外國觀察者的記錄；這些一年比一年更多且更有價值的記錄來源於數量不斷增加的外國診所和醫院。

 

　　為了說明中國人的康複能力，分析和整理每年度的醫學報告是一樁非常有用的工作，其結果肯定既新穎又有說服力。然而，我們隻能陳述幾件事實，並略加說明。其中有兩件為筆者所熟悉，第三件取自天津一家大醫院所出版的報告。這些事例的說服力就在於它們互相聯係且非常特別，但又能與我們大多數讀者的觀察事實相一致。

 

　　幾年前，筆者與一個中國人家庭同住一幢房子。一天下午，聽到窗下傳來叫聲，那窗台是用磚坯砌成，下麵有個洞，洞中有個大蜂窩。一個才14個月的小孩正在那裏玩耍，看見這個洞，以為是一個好玩的房子，就自作主張地爬了進去。這個孩子剃著光頭，腦袋呈紅色。蜜蜂或許是被這突如其來的侵擾所激怒，或許是把光頭誤認為大牡丹，停在光腦袋上就蜇，孩子被抱出來時，已被蜇了30多下。孩子哭了一陣，被放在炕上睡著了。手頭上沒有任何藥品，患處也沒有敷任何東西。整個晚上，孩子一點吵鬧也沒有；到了第二天，腫包全都消失了。

 

　　1878年，北京有一個外國人家庭雇傭的馬車夫患了流行性斑疹傷寒，當時有許多人死於該病。馬車夫患病後第13天，病情危機；他突然變得很暴，力氣大得能抵幾個人。3個照看他的人被弄得精疲力盡。那天晚上，病人被捆在床上，以防他逃跑，當看守者熟睡時，他設法解開繩子，完全光著身子逃了出去。大約淩晨3點，看守者發現人不見了，四處尋找，連水井也找過了，生怕他投井。後來，在一堵約10英尺高的院牆處發現了他的蹤跡。他爬上一棵樹，然後躍到牆上，再跳到牆外的地上，並馬上沿著皇宮城牆的護城河跑去，兩小時後，找到了他；隻見他把頭伸進城牆下涵洞的鐵柵欄內。因為他的頭熱得不行，趕快到這裏涼快涼快，顯然，他已經這樣待了很長時間。在帶他回去的路上，他的熱病居然完全消失了；盡管腿上還有點風濕痛，但肯定慢慢會好起來。

 

　　一個大約30歲的天津人，經常到中國軍隊的演習場去撿廢炮彈殼，並以此為生。有一次，他偶爾弄到一枚炮彈，試圖把它拆開來，結果引起爆炸，炸掉了他的左腿。他被送進醫院，實施手術，膝蓋以下被截去。這個人並沒有因此改變這種危險的營生方式，又盡快回去撿彈殼。大約6個月後，類似的情況又發生了。他的整個左手掌被炸掉了，傷口破爛，右臂上部被炸得嚴重燒焦，鼻梁和上嘴唇被炸裂，右邊臉頰、右眼的上眼皮，額骨的旁邊和右手腕被炮彈片劃傷，右小腿也被炸開很深的裂口，露出骨頭，受了重傷的這個人昏到在地上，任憑日曬，孤立無助達4個小時。一位大官正好看見此事，便命令一些苦力把他抬到醫院，自己也護送著走了兩裏路。抬的人顯然是不願意抬；隻等那位大官一走，就把可憐的傷員扔進了溝裏，不管死活。那位傷員盡管因流血過多而精疲力盡，但還是爬了出來，單足跳了500碼，來到一家米店，找到一些吃的，用一個大籃子裝起來，吊在脖子上，用一隻沒受傷的手吃飯。店主為了趕他走，隻好用筐子把他抬到醫院門口，讓他在外麵等死。盡管由於失血過多，脈搏微弱，幾乎不行了，但他神誌清楚，還能交談。他吸食鴉片戒痛，到了無法戒除的地步；但對於如此的重傷，除了第五、第六天有腹瀉和輕微的打擺子外，完全沒有其他不好的症狀，四個星期後，他拄著拐杖被允許出院。

 

　　如果一個民族具有像中國人那樣的身體素質，能夠在戰爭、饑餓，瘟疫和鴉片的影響下生存下來，如果他們能進一步注意生理和衛生法則，有適宜的食物，保證營養，那麽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們自己就足以占據世界的主要地區，並且還會更多。

 

 

 

第十七章 能忍且韌

　　“忍”這個詞，包括3層完全不同的含義。首先，它表示長期不抱怨、不生氣、沒有不滿情緒的一種品質或行為；其次，表示默默地忍受或承受任何苦難、泰然處之——鎮靜自若地忍耐——的一種能力或行為；再次，它也可以作為堅韌的同義詞。顯而易見，這裏所涉及的各種品質；與中國人的生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聯係。對待中國人的各種特性，我們不能將它們分隔開來獨立地進行考察，否則就會弄不清楚，而考察忍與韌這種特性尤其是這樣。中國人的這種特性與他們“不緊不慢”、“漠視時間”的特性有密切的關係，與最能直接體現中國人忍與韌的“勤勞刻苦”更是有著不可分割的聯係。以上有關章節中所說的內容本來己足以表明忍與韌是中國人特性中的主要美德之一，但由於隻是附帶提到，難免不連貫，而應當以更為全麵的敘述加以增補。

 

　　在中國這一人口稠密的國家中，生活的水平之低，是名副其實的“生存鬥爭”。為了生存，就必須有生活資料。因此，每個人都得竭盡全力為自己獲得這些生活資料。中國人完全可以說是“把貧窮變成了一門學問”。極度的貧窮和為生存而進行艱苦的鬥爭，這本身並不會使任何人勤勞刻苦；但是，如果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具有勤勞刻苦的天性，那麽，貧窮和為生存而鬥爭就會使這種天性得到最有效的發展，同樣也會使節儉這一中國人重要的特性得到發展，而且，還會發展出忍與韌的品格。獵人和漁夫懂得，他們的生計靠的是他們行動的隱蔽和小心，以及等待時機的耐心；不論他們是屬於哪一種民族，“文明的”、“半文明的”，或是“野蠻的”，他們總是隱蔽，小心而有耐心的。中國人長期以來一直在最為惡劣的條件下謀生，因此，他們能把最文明民族積極的勤勞刻苦與南美洲印第安人消極的忍耐結合在一起。

 

　　中國人心甘情願為很少的報酬長時間地幹活，因為報酬再少總比沒有要好得多。長期的經驗告訴他們，勤勞刻苦並不一定就能有更多的機會，西方人則以為，機會是勤勞刻苦的自然結果。所謂“自然的”結果，是指相應的條件具備後，結果隨之而來。顯然，每平方英裏500人的人口密度，這樣的條件並不適合於證實所謂“勤勞與節儉是幸運兒的雙手”這樣的格言。中國人隻是滿足於幹活有錢拿，而這種滿足正體現出他們忍的美德。

 

　　談到己故的格蘭特將軍，他在環球旅行回來時，有人問他，他所見到的事情中，最出乎意料的是什麽？他立即回答說，他所看到的最奇怪的事是一個中國小商販憑著自己強勁的競爭力戰敗了一個猶太人。這件事的確意義重大。猶太人的品格至今已為人熟知，他們卓有成就，令人驚歎，但猶太人畢竟隻是人類中的一小部分。而中國人則在世界總人口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那個被中國人戰敗的猶太人與其他猶太人肯定沒有本質的不同，而那個成功的中國人與其他數百萬的中國人肯定也無本質的差別。因此，若是其他中國人有機會與猶太人競爭，除了競爭者的身份不同外，競爭的結果也許沒什麽兩樣。

 

　　中國人的韌性是世界一流的。如前所述，一位中國學生年複一年地埋頭參加考試，直到90歲才如願以償，否則他死不瞑目。這樣做並非為了報酬，而且也不可能有報酬，隻是為了證明自己有超凡的韌性。這是中國人所具有的一種內在天性，就像是鹿的飛跑能力和鷹的敏銳視力。就算是商店門口最下賤的乞丐，也可以從他身上看到類似的品性。他不受歡迎，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他的耐性不衰，他的韌性不變，非要討到一個銅錢不可。

 

　　有一個故事，說的是一位阿拉伯人的頭巾被陌生人偷走了，失者非但沒有因丟失了這件重要物品而去抓小偷，反而立刻去部落的墓地，坐在入口處；有人因這種奇怪的行為問他，為什麽不去抓小偷，他鎮定且具東方特色地回答：“他肯定最後會來這裏的！”這個將消極等待予以誇張的故事使我們經常想到，這種情況不僅也存在於中國人的個人行為裏，而且還存在於政府行為裏。康熙皇帝的統治從1662年直至1723年，其時間之長，成就之輝煌，使他成為亞洲最受讚美的君王。然而，正是在這最偉大的中國皇帝的統治時期，被稱為“國姓爺”的一位中國愛國將領竟敢在廣東、福建兩省沿海地區進行大肆破壞，居然連政府的戰船也根本對付不了他。在這種情況下，康熙想出一個權宜之計，命令沿海所有軍民朝內地後退30裏，約合9英裏，在這個地方，舊王朝的維護者就無法再進犯了。這個稀奇古怪的聖旨下達後，居然大獲成功。“國姓爺”後撤了，終止了繼續搔擾的計劃，轉而進發台灣，把荷蘭人趕了出去，他也因而被封為“靖海侯”★，而被招安了。每個外國人讀到這段難得的敘述時，都會讚同《古代王國》作者所作的評述：一個政府既然有足夠的能力迫使這麽多的沿海軍民撤離城市與農村，不惜代價地退到內地，那麽就應該有足夠的能力裝備一支艦隊，去打敗那些對留下的家園進行肆意破壞的敵人。

★原著有誤，曆史上被封為“靖海侯”的是施琅。——譯者注

 

　　中國政府具有韌性的另一個例子也非常值得注意，它在旅居中國的外國人心目中至今仍記憶猶新。1873年，駐巴克爾和哈密的中國將軍左宗棠受命平息回民起義。這次起義起初隻是星星之火，後來像野火一樣遍及整個中國西部，並波及中亞。所要麵對的困難大得幾乎無法克服。當時在華的外國報刊紛紛載文，嘲笑左宗棠的承諾與清政府通過貸款籌集資金支付大量軍費所表現的昏庸無能。然而，左宗棠的軍隊前往平息暴動不足一年，就己進軍到天山兩側，給起義軍以沉重打擊。他們每到一地，若遇糧草不足，就轉而開墾土地，自己種糧，以作後備。正是這樣一邊打仗一邊種地，左宗棠的“農墾軍”徹底完成了任務，其功績被看做是“現代國家中最卓著的”之一。

 

　　在我們看來，中國人的忍主要表現為毫無怨言地等待和默默地忍受。據說，檢驗一個人的品性，真正的方法是研究他處於風雨交加，饑寒交迫之中所表現的行為。如果檢驗結果令人滿意，就“溫暖他，擦幹他，讓他吃飽，使他成為天使”。在當代文學作品中，經常有一種說法：遇到一個沒飯吃的英國人就像遇到一頭失去幼仔的母熊一樣危險，這種情況無論是對所有盎格魯－撤克遜人還是對不列顛島的居民，都是適用的。可見，我們這些引以自豪的文明人仍然受到肚子的奴役。

 

　　筆者曾經看到大約150人，其中大多數人是走了幾裏路，去參加一次宴會，結果卻碰到一樁倒黴事。宴會原訂於10點鍾開始，許多人都把宴會當做是早餐，但是宴會並未能按時開始。後來，又來了一些人，於是先來的人隻好站在一邊為後來的人充當侍者。後來者細嚼慢咽地吃著，那種小心謹慎的樣子是中國人的一個特性，比起我們來要高雅得多。先來的人沒吃東西，長時間耐心地等待著，然而又出乎意料地來了一些人，看來又得等。那麽，這150位遭受冷遇的人會怎麽樣呢？如果他們不列顛島的居民，或者是“基督教國家”的其他公民，那麽，我們完全清楚他們會怎麽做他們肯定會一直帶著難看的臉色，直到下午3點坐下吃飯，並且還大罵一通，說自己運氣不好。他們肯定會采取嚴厲的方法，“寫一封帶有5個‘先生們’的信給倫敦的《泰晤士報》”。但是，這150位中國人根本沒有這樣幹、他們不僅沒脾氣，而且一直非常誠懇、禮貌地服從於主人，似乎他們的等待是無足輕重，早吃晚吃確實都是一樣的。讀者可曾知道，有哪一種西方文明能經得起如此意外而又嚴厲的考驗呢？

 

　　中國人的神經緊張程度與我們的大相徑庭，已經表明“神經麻木的說都蘭語的人”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樣都是甘願忍受痛苦而不抱怨的人。中國人忍受痛苦不僅靠毅力，而且靠耐心，而後者往往要困難得多。一位雙目失明的中國人問外國醫生，他的視力能否恢複，並且還幹脆地說，如果不能恢複，他就不再為治眼操心了。當醫生告訴他無能為力時，這個人回答說：“這下可心安了。”這並不是我們所謂的無可奈何，更不是絕望，而隻是一種能使我們“忍受痛苦”的品格。我們把焦慮看做是現代生活的禍根，侵蝕刀刃的鐵鏽。而中國人卻具有不著急的天性，這對於完全有理由著急的整個民族來說，的確是樁好事。地大物博的國家遭受著周期性的幹旱、水災，以及由此引起的饑荒，諸如打官司這樣的社會麻煩事以及因某種不確定因素而造成的更令人擔憂的災難，困擾著成千上萬的人，但結果卻完全可能出乎觀察者的意料之外。我們曾多次問一位被奪走了土地，房屋和妻子的中國人，以後會怎樣，他總是回答：“再沒有太平的日子嗲！”“那什麽時候才有個頭呢？”“誰知道？”“也許早，也許遲，但肯定麻煩不少。”生活在這樣的條件下，除了無限止地忍耐，還能有什麽更好的法子呢？

 

　　給外國人印象最深的也許是，那種不幸的災難接踵而來時，中國人所表現的忍。外國人所最熟悉的那些中國省份，很少能幸免於水災、旱災和饑荒所造成的災難，1877至1878年的那次令人恐怖的大饑荒，有幾百萬數不清的人遭難，這些往事今目擊者久久無法忘懷。當時，由於黃河水泛濫，突然改道，給廣大的地區造成了無法估量、難以想像的災難。幾個省份最好的地區都被破壞，肥沃的土地被衝毀，變成了一片黃沙地。幾千座村莊消失了，死裏逃生的災民無家可歸，四處流浪，陷於絕望。大批的人並非因自己的過錯而突然家破人亡、陷於絕望，這對任何政府來說，都不是好對付的。自我保存是自然界的首要法則，那些無緣無故被迫陷入饑餓的人聯合起來迫使有糧食的人拿出糧食分給饑餓的人們，難道還有比這更合情合理的嗎？

 

　　在一些大城市，貧窮的受難者最為集中，確實有按某種方式發放救濟。但是，救濟相當有限，時限又短，並且不向災民——即使是重災民——提供任何藥品，這也是事實。對於遭災嚴重的那些人的以後生活，政府就沒考慮那麽多了。至於土地的開墾、房屋的重建、以及新環境下的重新生活，政府一概不管。百姓要求減免賦稅，經常是得不到應允，除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地方官表明根本就沒東西可以用來抵交賦稅。對於一個來自西方國家的外國人來說，“麵包、麵包，否則就流血”的革命口號是很熟悉的。但很難理解，為什麽無家可歸，饑餓絕望的中國難民寧可在被洪水和饑荒摧毀的地區流浪，也不願意團結一致向當地官員要求救助。這些地方官確實無力滿足他們的要求，但總能迫使他做一些事，而這也算是開個頭，以便能迫使他做更多的事。如果他不能“安撫”百姓，他就應該下台，就讓其他官員取代他的位子。但是，我們反複懇切地詢問大饑荒時的中國人，為什麽不采取那樣的舉動呢？回答肯定就是一個詞：“不敢”。如果還要花費口舌，硬要說，一個人與其餓死，還不如起來造反被殺死，就算是非正義的也沒有什麽不好，那麽回答仍然是“不敢，不敢”。

 

　　中國人之所以不采取這種做法大概有兩個原因。他們是最講實際的民族，憑著本能感覺到這樣做是徒勞的，因此他們不可能進一步聯合起來。但我們必須相信，主要的原因還在於中國人可以有本事無限地忍下去。正是因為忍，在中國可以看到一種最壓抑的情景：成千上萬的人明明可以輕易地奪得很多糧食，但卻偏偏要讓自己默默地餓死。中國人對此怪事已是習以為常，以致於無動於衷，就像身經百戰的老兵無視戰爭的恐怖一樣。那些遭受苦難的人們已經注定要一輩子麵對苦難，掙紮在死亡線上。災難降臨時，他們隻知道承受，像是不可避免、不可戰勝的一樣。如果他們有能力用獨輪車推著家人到能夠討到飯的地方去，他們是會這樣做的。如果一家人走散了無法在一起，他們會盡可能地各自尋找生路，直到災害過後再團聚。如果得不到救濟，災民們就會成群結隊地冒著嚴寒，沿路乞討，行走千裏，穿過好幾個省，希望找到糧食收成較好、較需要苦力、較能生存的地方，如果洪水退去，外出乞討的農民回到自己的家鄉，當泥土還非常爛，耕畜無法耕犁的時候，在泥土中挖開長長的裂口，然後在這小小的縫隙中熟練地播下一些麥種；於是又重新上路，乞討為生，直到收割時才回來。如果天公作美，他又會重新以種地為生，不再乞討，但是他心裏非常清楚，傾家蕩產和挨餓仍然可能發生。

 

　　靈魂不滅的一個有力證據是，人的靈魂中最高級的才能在現世中根本沒有合適的機會得以施展。如果這個論據確鑿，那麽，中國人這種無法匹敵的忍肯定有其更崇高的目的，而不僅僅是使他們去忍受生活的苦難和被活活餓死。如果適者生存是曆史給予的忠告，那麽，一個具有忍這種天賦的民族，加上強大的生命力，肯定會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第十八章 知足常樂

　　我們已經看到，中國人在忍受任何困難方麵具有令人驚歎不己、不可思議的能力。這種能力或許可稱為一種心理悖論。明明是處於毫無希望的境地，他們卻沒有表現出一種失望；更確切地說，他們似乎是在作無望的抗爭，並且往往不是為了希望。19世紀末葉，大多數民族都有一種煩躁焦慮的特性，而據我們所觀察，中國人並沒有這樣的特性。他們似乎並不打算去迎接“一個美好時代的到來”，甚至從沒想過會有這樣的時代。

 

　　但是，“忍”和“韌”這兩個詞根本不能涵蓋中國人全部的美德。我們還必須注意到他們往往能在不幸的環境中保持心靈的安寧和長期的精神愉快，我們可稱之力“常樂”。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要喚起人們對這種美德的注意；當然也可能會提出某些值得思考的問題，以幫助對這種美德的理解。

 

　　說中國人“知足”，並不意味著中國人隻是滿足於已經獲得的，而不希望獲得更多更好。正如我們在論及中國人的因循守舊時已經看到，他們的知足最能表現在他們對待自己的政體上。他們從來也沒想過要改變那種政體。這就是中國人的脾氣，對此，我們毫不懷疑。就一般的意義而言，因循守舊並非為中國人所獨有，所有民族都有這種現象，不過中國人較為典型而已。很顯然，中國人的因循守舊觀念充滿著整個社會，世代相傳，完全壓製了人們對於命運安排的不滿。他們當然會遇到災難，但卻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始終固守這種觀點的人不可能會努力去推翻已建立的秩序，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身受的壓力過於沉重了。中國的知識界實際上是思想和行動的領導者，這是其他任何國家所不可比擬的。但是，中國的知識界卻極力說服中國人，現存的體製是公認最好的。他們以史為鑒，旁征博引，以令人信服的實例告誡中國人，對他們的體製作任何改良都是行不通的。他們這種頑固不化的因循守舊正是這樣慢慢地生長起來的。

 

　　中國人是一個相信命運的民族，對此還沒有人完全認識到。在中國的經典中，有大量有關“天命”的論述，百姓之間也經常說到所謂“天意”。這種說法往往與我們所說的“上帝無所不能”極其相似。但在基本思想上還是有著根本的區別：對我們而言，“上帝”意味著一個完全擁有並創造世界一切、能給我們帶來關懷和預言的造物主；對中國人而言，“天”實際上指的是一個籠統的非人格的東西，而且還是完全說不清的東西，實際上就是命運。“好命”與“壞”，對中國人來說，其意思類似於兒童故事書中的“好神”與“壞神”。依據這些神秘的東西就能做成一切，或不能做成一切。

 

　　中國人的占卜、巫術、算命，其複雜的說法和做法是依據一種直線式的力的作用和相互作用。有數不清的中國人正是依據這種普遍實用的說法度日生活的。當然，在中國的不同地區，這種迷信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不盡相同，但它們卻是真實地存在於人們的心目之中。中國人，無論是男人或是女人，都總愛說：“這是我的命。”尤其是那些運氣不佳的人更是這樣。相信命運的必然結果是走向絕望，或者失望；帶著這種念頭的人，尤其是中國人，隻能像病人一樣等待著最後的解脫，等待著時來運轉。也許中國人並不像土耳其人那樣始終相信命運，也許中國人的“命”不同於“真主之意”，但是，一個民族如果像中國人那樣相信命運的存在，相信命運是事物的本質，是不可違抗的，那麽就肯定不會為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堅決抗爭。

 

　　曆史是以實例教人的哲學，這是希臘人長期以來的看法。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人自己的曆史一直是他們的老師，正是吸取了曆史教訓，才使他們形成了因循守舊的盡最大可能地屈從而毫無怨言，而不願花力氣撞牆以表現出或多或少的頑強不屈，“不能醫治的傷瘋必須忍受”，這一古老的格言是他行事的依據。簡而言之，中國人知道富該怎樣，窮該怎樣；最重要的是，在這兩種情況下，他知道如何知足。

 

　　中國人的常樂，我們必須視之為一種民族特性，與他們的知足有著密切的聯係。他們所獲得的幸福總是超過所期待的，與我們不同，他們總是盡量地自得其樂。普通的中國人沒有過分的講究。他們總是模範的客人。不管在什麽地方吃飯，吃什麽，他們都覺得夠好的了。即使是為數眾多的缺穿少吃的人，他們也始終保持不慌不忙，其樣子顯然會令我們感到驚異。

 

　　中國人的常樂一般與他們的好交際密切相關，這與盎格魯－撒克遜人憂鬱孤傲的性格形成鮮明的對照。中國人的主要樂趣之一似乎是與人聊天，無論是老朋友還是陌生人，差別並不大。毫無疑問，中國人所遭受的許多痛苦可以通過聊天而感到大為緩解。

 

　　值得一提的是，許多中國人樂於種樹養花以點綴非常簡陋的環境，並成為最大的愛好。有一句難以表達清楚的說法：“東西不多，應有盡有”。

 

　　對於我們的中國仆人，雖然有許多批評或許是公正的，但他們經常任勞任怨，為許多人長期做額外的工作，不僅沒有怨言，而且經常覺得沒有什麽可怨言的，這的確又是難能可貴的。

 

　　中國的仆人，若是習慣於叫命苦，就會常常受到同伴的笑話，有時還會成為笑柄或口頭禪。中國人不知疲倦地辛勤勞作，這在前麵已經說過，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紡線的人不僅能一直紡到半夜，為了節省一點油錢而在黑暗中勞作，而且不叫一聲苦。他們起早貪黑，並視之為理所當然。像苦力、纖夫和獨輪車夫之類，他們的勞動最為辛苦，但不僅沒聽到他們對世上分配不公有過牢騷，而且他們還常常放棄休息的機會拚命幹活，並為一頓便飯而滿足。有見識的旅行者經常提請人們注意中國勞工的這種很有意義的特點。霍西先生在《中國西部三年記實》中談及揚子江上遊時說道：“纖夫也值得一提。除了樂師和潛水員之外，他們幾乎都是小夥子；他們總是願意在岸上奔忙，吃飯的時間從不超過一刻鍾，並且從來不發脾氣。”阿奇博爾德·利特爾先生在《長江三峽之行》中也有類似的描述：“我們的5名纖夫緊緊攥住纖繩，踏著凹凸不平的岩石，一寸一寸地拉著船逆水而上。我無法用語言來讚美這些窮苦力的頑強和韌勁，他們兩個月才掙兩元錢，每天三餐隻是粗米飯，配一點洋白菜，正是靠這些食物，他們每天從早到晚，使盡力氣。”

 

　　筆者認識一位受雇於外國人的車夫，他經常是推著沉重的車子一連行走數月。在行程中，他必須很早起身，走到很晚，運送著沉重的物品翻山越嶺；一年四季，不論氣候如何，赤腳涉水；每到一處，還要為雇主準備食宿。幹了這麽多的活，得到的報酬卻不多，而他卻沒有任何怨言；幹了幾年的活，他的雇主說他從來也沒見過這個仆人發脾氣！除了某些細節有所不同外所有的讀者都可能切實地作出同樣的陳述。

 

　　也許中國人生病的時候最能表現出他們樂觀的天性。一般來說，他們對一切都表示樂觀，也希望人人對自己的境況保持樂觀。甚至對於極度的病痛，他們也常常表現出充滿希望的樂觀。我們知道，許多中國病人，遭受嚴重疾病，往往又極度貧窮，總是得不到適當的營養，身邊又無親人，甚至還可能遭到親戚的冷遇或拋棄，幾乎看不到一線希望，但是，他們仍然一直保持快樂與鎮定。而在同樣的情況下，盎格魯一撒克遜人肯定會表現出煩躁不安的情緒。

 

　　我們相信，具有這種快樂性格的中國人決不在少數，每個在中國待久的外國人都會遇見他們。我們需要重申的是，如果曆史所告訴的“適者生存”是真的，那麽中國人就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第十九章 孝悌為先

　　討論中國人的性格，不能不談談孝順。這可不是個容易對付的課題。“孝順”與我們不得不采用的許多其他概念一樣，難以用英語詞語將它準確地翻譯過來。其意義也和我們所理解的大相徑庭。漢語中還有不少包含這一意義的概念，其中與“孝順”聯係最緊密，也最常用的一個是“禮”。為了對此加以說明，並為討論中國人的“孝順”性格提供一個背景知識，最好先引用卡萊爾先生的一段話（引自《中央王國》）：“禮是中國人所有思想觀念的集中體現；在我看來，中國可以貢獻給世界的最合適、最完美的專著就是《禮記》。中國人的感情靠禮來滿足；他們的職責靠禮來實現；他們的善惡靠禮來評判；人與人之間自然的關係靠禮來維係——總而言之，這是一個由禮來控製的民族，每個人都作為道德的、政治的和宗教的人而存在，受家庭，社會和宗教等等多重關係的製約。”對這段話，威廉姆斯博士的評價最令人信服，他說：“將‘禮’譯為‘ceremOny’很不準確，ceremony’的意義太過貧乏，而‘禮’不僅指人的外在品行，還包括支配所有真正的禮儀和禮貌的正確原則。”

 

　　翻閱一下“四書”和其他古代典籍，尤其是《孝經》，最容易讓人確信，中國人十分重視孝順。目前，我們隻關注中國人現實生活中的孝順觀，看看他們是如何理解孝順的，孝順是如何成為中國人獨一無二的特性的。要切記，中國人的孝順是多側麵的，並不是在所有的條件下或所有的觀察家都能發現其實質。

 

　　1877年，在上海召開的傳教士會議上，雅蒂斯博士宣讀了一篇論“祖先崇拜”的論文。在這篇精心寫作的論文中，他具體闡述了自己三十年來在中國的觀察與經驗。在論文的開頭，作者提出，祖先崇拜隻是孝順的一種表現形式，接著又說，“孝’這一概念，容易產生誤導，我們應當警惕，以免誤入歧途。在我們了解的所有民族中，中國人是最不孝順的，不服從父母，他們一旦知道了自己的需要，就開始固執己見。”曾在中國生活了三十三年的、著名的中國典籍翻譯家萊格博士，則斷然否定雅蒂斯博士的觀點。他宣稱，他在中國的生活經驗與此截然相反。這種相互矛盾的現象表明，人與人之間總存在著不同的觀點，就像兩支溫度計一樣。要想獲得正確、全麵的觀念，就必須將這些互相衝突的觀點聯係起來，綜合考慮。

 

　　長期的經驗證明，中國的孩子，沒有接受過如何正確聽從父母的教育，我們把立即服從父母當成一條規則，他們對此卻一無所知。可是，這些不受約束或半受約束的孩子長大之後，情形就不再像我們所預料的那樣了。中國人認為，“樹大自然直”，這個比喻就是說，孩子長大之後，自然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它也可能講的是其它意思，但它確實為孝順行為提供了理論依據。不過，這種現象似乎是由人們的孝順觀念、受教育的方式和各地孝順的典型共同促成的。《孝經》中說：“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還有一種最普通的說法：“孝為萬德之首，其誠存於心，而不在行。以行而論，世無孝子。”中國人還特別指出，任何道德缺陷都可追溯到孝心。違背禮節是因為缺少孝心，不忠心耿耿是因為缺少孝心，不克盡厥職是因為缺少孝心，對朋友不忠誠是因為缺少孝心，臨陣膽怯是因為缺少孝心。這樣，孝順的內涵就遠遠超出了行為的範疇，不僅包含了行為的動機，還包含了所有的其他道德內容。

 

　　一般人認為，孝順實際上是出於感激。《孝經》敕令章對此作了強調。據孔子說，父母死，要守孝三年，因為“子生三年，然後娩於父母之懷”。守孝三年似乎成了對父母這三年養育之恩的回報。就是小羊羔吃奶時，還知道要跪著呢（羔羊，獸也，跪哺乳）！孝順的人還要善待自己的身體，因為它是父母賜予的。不善待它，就等於忘恩負義。孝順的人，當父母在世時，要竭力服侍；去世後，要經常祭拜。孝順的人，要繼承父道，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父母明顯有了錯誤，作子女的也可以努力促使他們糾正。威廉姆斯博士引用《禮記》中的一段話，可以為證：“父母有過，下氣怡然。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複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怒，起敬起孝。”令人擔憂的是，在大多數西方國家，可以完全不聽父母的告誡，然而，就連在中國都很少聽到這樣的事。

 

　　在《論語》第二章，我們發現，孔子對孝作出了幾種不同的解釋。在不同的情況下，他的解釋也不同。第一次是在魯國一位名叫孟懿的官員請教時，他隻簡單地說了句：“無違。”意思很容易理解，就是“不違背”，那位官員自然也是這樣理解的，可是，孔子和他的同胞一樣，也具有“拐彎抹角的天賦”。他並不親自對孟懿作出解釋，而是直到後來，他的弟子樊遲駕車送他時，才又重提這件事。樊遲聽了，自然問他：“夫子，您是什麽意思呢？”孔子就抓住這個機會，作出了如下解釋：“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毫無疑問。孔子希望樊遲能將這話轉述給孟懿，這樣，孟懿就會理解“無違”的真正含義了。還有一次是回答“孝”意味著什麽。孔子強調對父母要事之以禮，否則，隻照顧他們的身體，就無異於把他們當成馬、狗來看待了。引用上麵那些，是想表明，中國人的孝順觀主要是應該依從父母的願望，滿足他們的需求。在中國，這是個古老的觀念，孔子曾明確地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這也說明他感到當時與古代已大不相同了，而他對古代則心往神馳，希望複古。夫子的這些言談已過去好多世紀了。可他的教誨已深深地滲入到中國人的骨髓中。如果今天他仍活著的話，我們深信，他會更堅定地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我們現在已經了解了中國人是如何看待孝順與其他社會職責間的關係，可我們還不清楚中國人在現實中如何理解孝順。隨便挑十個未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來問，怎樣才算是“孝順”？可能會有九個人回答：“不讓父母生氣。”父母生氣是因為子女沒有好好地服侍。說得簡單些，還是應該“無違”，這是孔子的話，盡管他這樣說時，包含著“特殊的意義”。

 

　　如果讀者想知道有關的實例，就請看一看《二十四孝圖》，它講述的故事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其中講到東漢的一位少年，六歲時隨父親去拜訪一位朋友。他發現，那人家裏的桔子特別好吃，於是，就像一般的中國人一樣，偷偷地塞了兩個桔子在袖筒裏。但在他告辭鞠躬時，桔子掉了下來，氣氛變得十分尷尬。可是，這位少年非常鎮靜，他馬上跪在主人麵前，說了兩句令其名聲留傳千古的話：“家母喜歡吃桔子，我是拿給她的。”他的父親是當時的一位高官，在西方人看來，這孩子不可能沒其他機會為他的母親弄到桔子，但在中國人眼裏，他卻成了典型的孝子，因為小小年紀就能夠為母親著想。不過，也或許是因為他反應敏捷，很快就能想出借口吧。晉代也有一位少年，因為父母沒有蚊帳，就想出了一個絕妙的權宜之計，每天早早地上床，整夜靜靜地躺著，一動不動，甚至連扇子也不搖一下，為的是讓家裏的蚊子都來叮自己，好使父母能睡個安穩覺。與他同時代還有一個少年，在家裏很不受繼母的喜歡，可他的繼母有個愛好，就是喜歡吃鯉魚，但在冬天又弄不到。於是，這少年就不加思索地脫去衣服，躺在冰上。冰下的一對鯉魚看到這情形，大受感動，就鑽了個冰窟隆，跳了上來，以供他那暴戾的繼母享用。

 

　　中國人認為，“偏袒妻兒”是一種不孝之舉。《孝經》敕令章中曾把它與賭博並列。《二十四孝圖》中有一個典型的例子。一位漢朝人，家中很窮，沒有足夠的糧食來養活老母和一個年僅三歲的兒子。他就對妻子說：“我們太窮，甚至連母親都養不起。但孩子會爭母親的口糧。為什麽不把孩子埋了呢？孩子埋了，咱們以後可以再生；母親死了，就不能再有了。”妻子不敢反對，就挖了個兩尺多深的坑，可在坑底，他們挖出了一壇金子。壇子上刻著一些字，說這些金子是上天賜給這位孝子的。假如沒挖到金子，孩子可能就真被活埋了。按照一般人的孝順觀念，這人的行為可以理解，做法也正確、“偏袒妻兒”的感情不應阻止他活埋兒子以使其祖母活下去。

 

　　中國人還相信，父母的痼疾、隻要吃了子女的肉，就有可能治愈。這些肉應該做好後、讓父母無意中吃下。即使不敢肯定會治愈，中國人認為總有可能。北京《邸報》上經常出現這類事例。筆者認識一個年輕人，為了給父母治病，就曾經從自己的腿上割下了一塊肉。對那塊傷疤，他一直十分自豪，就像個老兵一樣。毫無疑問，這類事情並不普遍，不過也許並不罕見。

 

　　中國人的孝順中，最重要的方麵是孟子說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需要有後，是因為需要人繼承香火，祭把祖先。這已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同樣因為這一點，中國的男孩子必須盡早成婚。三十六歲做祖父，在中國司空見慣。筆者的一位熟人，在彌留之際，曾責備自己有兩不孝：一是不能親自為老母親料理後事；二是沒安排好兒子的婚事。他的兒子當時隻有十歲左右。這種想法，無疑會為大部分中國人所接受。

 

　　中國人休妻一般有七種理由，第一種就是不生男孩。對男孩的渴求，導致了納妾製度。也隨之產生了各種不幸。他們生男孩時就興高采烈、趾高氣揚；生了女孩，就神情沮喪、意氣消沉。大部分的溺嬰事件也與此有關，這種事南方比北方多。有時，人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想獲得這方麵的信息極為困難，因為人們對此諱莫如深。中國的私生子也不少，但無論男孩女孩，人們都不希望把他們留在世上。即使不能直接證明各地溺殺女嬰的事件比實際上要少，但從道理上肯定活埋三歲小孩以便養活其祖母的行為，無論如何都不能逃脫殺人的罪責，即使是不受歡迎的女孩。

 

　　中國人守孝的觀念，上文已作了闡述，原來要求應滿三年，可實際上已縮短為二十七個月。在《論語》第一十七章，夫子的一個門徒就堅決反對守孝三年，堅持說一年就足夠了。對此，夫子最後說，在三年守孝期間，君子不能行樂，但如果你把它縮短為一年，隻要行樂時能心安，就行樂好了。可是，夫子明確評價他“不仁”。

 

　　守孝比一切社會職責都重要，作兒子的，為政府服役時除外，一生要為此付出很多時間。也有一些特別的孝子，會在父親或母親的墳前搭個棚，整天住在那兒。最平常的做法是夜晚住在那兒，白天照常生活。也有一些人情守禮儀，完全沉浸在悲痛中，什麽事也不做。筆者也認識這樣一個人，他對父母極盡孝道，在父母墳前守了很長時間，仍然心緒不寧，給全家帶來了一個不必要的負擔。但中國人對此極為讚賞，完全不考慮後果。履行儀式是絕對的，其他任何事情都無關緊要。

 

　　好多人為了給父親或母親置辦體麵的葬禮，賣掉了最後一塊田，甚至扒屋賣棒。這種行為是一種社會性的錯誤，但又很不容易讓中國人明白。它符合中國人的天性，也符合禮，所以，他們覺得必須去做。

 

　　中國人極重視劄儀和孝行，胡克神父依據自己的親自經曆，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精彩的例子，那時，他來到中國，尚不足一年，住在南方某地。他雇用了一位家在北京的教師，教師家中有一位老母親，母子已四年未通音信。有一次，神父要派一個信差到北京去，考慮到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就讓教師也寫封信回家，聽說信差馬上要走，這位教師就從隔壁教室叫了一個學生，對他說：“過來，拿著紙，替我給我母親寫封信，別耽誤時間，信差馬上要走了。”胡克先生十分驚訝，就問那孩子是不是認識老師的母親，結果是他根本就不知道還有這樣一個人，“你沒告訴過他，他知道寫些什麽呢？”老師不以為然地說：“他不知道該寫些什麽？他學作文已有一年多了，掌握了不少文雅的辭令，你認為，他不清楚兒子該怎樣給母親寫信嗎？”孩子很快把信寫好了，而且還封了口，老師隻是簽了名。這封信可以送給帝國的任何一位母親，她們收到信時，也都會同樣滿心歡喜。

 

　　由於孝行對孩子的影響不同，就導致了兩種情況。當然，兩種極端的例子在哪兒都能找到。殺死父母的現象並不多見，這種人一般都是瘋子，但對他的處罰與常人沒什麽不同。普遍百姓，終日在窮困潦倒中痛苦地呻吟，父母對子女過分苛酷，有時在所難免，所以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另一方麵，主動代父接受死刑的事也時有發生，它有力地證明了孝心的真誠與力量。盡管做父親的可能罪該萬死。

 

　　西方基督教國家的家庭關係紐帶十分鬆弛，對剛從這種紐帶中解脫出來的西方人來說，中國的孝行的確有些吸引力。尊敬長者的品質就對盎格魯一撒克遜民族特別有益。在西方，兒子長大後，想去哪兒就去哪兒，願做什麽就做什麽。在中國人眼裏，這有點像長大了的牛犢或驢駒，因為隻有動物才不受禮的約束。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思考一些問題，就會發現，我們還有許多社會行為需要改進，我們大多數人就像生活在玻璃房子中一樣，確實應該小心謹慎，不能亂扔石子。不過，不重點強調一下孝順的幾個致命缺陷，一切討論都將徒勞無功。

 

　　中國人的孝順觀念有五大缺陷，兩個已經討論過了，還有三個未討論。第一是它對作兒女的，列舉了一大堆義務，可是對父母的義務，卻隻字不提。在中國，提這類建議是多餘的。而在世界其他各地，它一直都是必不可少的。神啟的智慧曾引導使徒保羅，使他以精煉的語言道出了理想家庭的四大支柱：“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不可苦待她們。”“你們作妻子的，當順從你們的丈夫，這在主裏麵是相宜的。”“你們作女兒的，要凡事聽從父母，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恐怕他們失了誌氣。”孔子道德思想中的那些世俗的智慧怎麽能與這些意義深遠的準則相比呢？所有的教義都不為女兒說話，全都為了兒子。在這方麵，多少世紀以來，如果中國人不是色盲的話，怎麽會沒發現這是對人性的嚴重摧殘呢？生為男身，就被家裏奉為至寶，生為女身，則成了家中可怕的累贅，就算不一定被溺死，也一定會終生飽受歧視。

 

　　中國人認為，妻子是卑賤的。孔子沒有說過丈夫應該對妻子如何，或妻子應該怎樣對待丈夫。儒教隻是要求男人應該依從父母，同時也強迫妻子這樣做。妻子與父母產生矛盾時，因為妻子次要、卑賤，她就應該讓步、屈服。中國家長製的社會結構存在著嚴重的弊病。它壓抑人的某些天性，但又將另一些天性訓化至極端；它使整個社會成了老年人的社會，青年一代則倍受壓抑，處在從屬地位。鋼鐵般的壓力禁錮了人的思想，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利有益的變革。

 

　　孝道中傳種接代的宗旨是一係列弊病的根源。它要求，無論有沒有養活孩子的條件，都必須生養。它導致了早婚與人口泛濫，使人們倍受貧困的煎熬。它也是一夫多妻製和納妾製的根源，它永遠是一個禍根。祖先崇拜真正是中華民族宗教信仰的集中體現。如果正確地理解的話，它是一個民族被迫套上的最沉重的苦軛。正如那茨博士在上麵的那篇論文中指出的：令人惱火的是，數億中國人都受無數死人的支配，“活著的一代受過去無數代人的控製。”對於令人窒息的保守主義來說，祖先崇拜是最好的形式與保證。如果保守主義不受到道德上的打擊，在本世紀的最後十五年，中國如何能夠使自己完全適應新的形勢呢？如果中國人繼續把過去的死人當做真正的神靈，他們如何能夠向前邁出切實的一步呢？

 

　　我們認為，中國人的孝順完全是由恐懼和自私造成的，這二者是左右人靈魂的最有力的因素。鬼魂因為具有製造災難的力量，故而受到崇拜。孔子有一句富有智慧的格言：“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忽略了供品，鬼魂就會發怒，接著就要報複。崇拜它們就是一種較保險的方式，這似乎就是各種崇拜死人觀念的核心。活人之間，推理也同樣簡單。兒子孝順老子，也要求自己的兒子盡孝，這就是養孩子的目的。“種樹遮蔭，養兒防老。”無論是老子，還是兒子，都很清楚這一點。“沒有尿床的孩子，就沒人墳前燒紙。”每一代都要償還上一代的養育債，也要求下一代最大限度地償還自己。因此，孝順的品行就年複一年、代複一代地傳了下來。

 

　　對於中國人過分誇張的孝順，有一種憂鬱的觀點認為，中國人既沒有把崇拜對象具體化為上帝，也沒有能夠認識到上帝的存在。祖先崇拜是孝順最完美的，最終的表現形式，它純粹是由泛神論、不可知論和無神論構成的。它把死人變成神，神也不過是死人而已。他們隻對父母表示愛、感恩和畏懼，他們不知道天上的父，就是知道了，也毫無興趣。中國人要麽接受基督教，要麽放棄祖先崇拜，二者不能共存。在這二者生死鬥爭中，適者生存。

 

 

 

第二十章 仁愛之心

　　“仁”向來被中國人列為“五常”之首。“仁”字在漢字中由“人”和“二”兩部分組成，可能是想表明，仁產生於兩個人的相互交往。對文字本身的意義，我們沒必要深究，因為它並不能代表生活——聰明的觀察家應該了解的是現實生活。不過，盡管有一些本該了解真相的人常常作出淺薄的論斷，認為中國人不具備仁慈的品質，這絕不是事實。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儒教教人溫良，佛教勸人慈悲，這不能不對中國人產生顯著的影響。更何況，中國人有強烈注重實際的天性。他們一旦要“行善”時，肯定會找到大量行善的機會，並做出各種“善事”來。

 

　　中國人引以為榮的慈善行為有設立保育堂，建立麻瘋病院、老人收容院和免費學校等。因為中國缺乏實用的戶口統計，現在可能還不知道這類機構究竟有多少。戴維·希爾牧師曾調查過中國中部的一些地方，發現杭州城有三十家慈善機構，每年的開支大約為八千英鎊。但是，冒昧地說，這些慈善機構仍然相對不足，因為中國人口眾多，尤其是大鬧市區人口密集，他們需要大量慈善機構。

 

　　中國發大水或鬧饑荒時，各地普遍設立施粥棚，也為窮人捐贈衣物。這些事也不全由政府來做，民眾自己也互相幫助，共度難關。這類耗資巨大的事例並不罕見。災荒年頭，逃荒的災民潮水般地湧進城市，相當必要時，他們被允許在車棚裏、空房子裏住下來。因為假如這些成群結隊的災民遭到拒絕，他們就會采取行動，實行報複。這時，讓步是最明智的做法。

 

　　另外，各省在外地設立的同鄉會也屬於慈善機構。它主要照顧離鄉在外，窮困潦倒的人，或者客死他鄉、遺體無法運回家鄉的人。這是一種保險性質的日常性事務機構，中國人大概也這樣認為。

 

　　在一些勸人行“善”的書中。有的人對自己做過的惡事直言不諱，引以為恥，也宣揚自己做過的善事，並引以為榮，善惡的結果會在判官的生死簿上顯示出來，並決定著他們的來世。這種簡單的報應觀念清楚地反映了中國人注重實際的天性，就像我們已經討論過的，他們總是執著地為來世考慮。在他們眼裏，來世不過是現世的伸展與延續。大部分中國人樂於行善的目的是期望獲得回報。有時，公開善行背後利己的動機，會帶來不可思議的後果。1889年4月，杭州的官吏為幫助因黃河泛濫而受災的難民，試圖通過對城中茶館賣出的每杯茶水抽稅來籌集資金。但古都的民眾對這一做法的態度就像1773年波士頓市民對茶稅的態度一樣。官吏貼出告示：“行此無上善舉，必得善報。”他們想以此來贏得民眾的支持。可是，民眾與茶館聯合起來，進行抵製，終於使這一計劃徹底破產。滿城居民如此團結一致，共同抵製強製人獲得的“善報”，對我們來說，確實罕見。

 

　　為窮人提供棺材；把暴露野外的人骨頭收集起來並重新埋葬；燒掉撿到的字紙，以免它們遭褻瀆；買活魚、活鳥，把它們放回大自然；還有些地方，為需要者贈送神秘的膏藥，免費種痘，低價出售或贈送勸世良言，這些都成了中國人行善的主要內容。因此，也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一樣，真正對人懷有善良意願的行為就退居其次了。而這些陳舊的做法又幾乎如出一轍，千篇一律，做的人也極少動感情，動頭腦。站在岸邊，看漁人撒網、撿魚，撤網、撿魚，當然比幫助站在家門口的乞丐容易多了。

 

　　況且，對注重實際的中國人來說，有一點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魚一入水，鳥一出籠，它們就自謀生路去吧，他們應做的已經做完了。鳥兒或魚兒們不能指望放回它們的人會為它們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對人來說，他們隻是在積德，在做自己的事，至於魚或鳥以後的命運，他們可管不了。

 

　　在中國，“善門難開”，關上更難。沒有誰能預料到願望良好的行為在將來會有什麽樣的結果，也沒人知道因此而招來承擔更多責任的危險。明智的做法就是對自己的行為時刻謹慎。一個住在中國內地的傳教士，曾應當地一些紳士的請求，幫助一個雙目失明的乞丐，為他治眼，其實，不過是小小的白內障而已。後來，乞丐的眼痊愈了，他重獲光明。然而，那些紳士知道之後，卻說傳教士砸了乞丐的飯碗，因為，他現在不能再討飯了。因此，傳教士應該養活他，雇他看門。有時，一個很少與其他人交往的慈善的老太太，款待其他的老太婆——她們看起來似乎應該得到周濟，但是她卻會成為這些人殘酷榨取的犧牲品。我們曾聽說過這類事情，雖然隻有一例，但估計並不罕見。我們不能不承認，中國人很少有發自內心的仁慈，哪怕是那麽一丁點兒也沒有。

 

　　瘟疫、饑荒爆發或黃河大決口時，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遲早總會派人到災區，試圖幫助災民。不過，他們從不采取長久性的、大規模的防範措施，僅僅是采取一些權宜之計，似乎這種事隻會發生一次。對災民的幫助也經常在關鍵時刻偏偏中止了。比如說，人們經過長期痛苦的煎熬，好不容易挺到了早春，這是個最容易發病的季節，可是政府隻給一點兒救濟就把他們打發了，要他們趕快回家，老實幹活。理由不用說，誰都知道：政府的錢用完了，田裏還正需要人幹活。麥收前，隻要他們有吃的，就足夠了。政府也很清楚，如果不給一點救濟，天氣轉暖，瘟疫就可能爆發，人們大批地死去要比小災難更令人注意，更易引起麻煩。

 

　　“臘八舍粥”也一樣，是典型中國式的慈善活動，它也隻注重活動的表麵形式。臘月初八這天，平時沒機會行善的人，早已準備好要慷慨施舍。按照風俗，他們一整天會向所有來討粥的人施舍，不過，這些粥都是最便宜、最難讓人下咽的。這就是所謂的“行善”，人們以此來積德。如果某一年碰巧豐收，可能就沒有人來討粥了，因為即使窮光蛋在家裏也可以吃到同樣或更好的飯食。即便如此，仍不足以使施粥者停止舍粥，或換上更好的食物。一天過去了，沒有一個人來討粥，它們最終被倒進了豬槽。而行善的富人們也帶著悠悠的滿足感回屋睡覺去了。今年的義務他己盡了，良心也得到了滿足，他是個仁慈的人。但假如遇到了壞年頭，米價暴漲，他們就沒心思行善積德了，因為他們“行不起善”。

 

　　前麵，我們說過對乞丐的施舍，在中國，成群的乞丐隨處可見。他們所得到的施舍有點保險的性質。眾所周知，城裏的乞丐常常組成強大的幫派，他們遠比與自己爭鬥的任何幫派都更強大，因為他們一無所失，也無所畏懼，這可是無與倫比的優勢。如果一個小店主拒絕了一個乞丐的乞討——他會像日內瓦仲裁那樣鐫而不舍，就會有成群的乞丐前來騷擾。就連一個精神麻木的中國人也會感到這是個沉重的負擔，乞丐們要等到自己不斷升級加碼的要求完全滿足之後，才讓店主繼續做生意。店主和乞丐對拒絕的結果都很清楚，因而使得這類善行就像涓涓細流，綿延不絕。

 

　　對經常可以看到的，川流不息的難民，人們也同樣對待。通過這些，你將認識，這不僅僅是使難民受惠，更重要的是行善者以為自己因此可以獲得福報，中國人施惠的每一個對象，都可被看成“小情人”，行善者的一切行為目的隻是使自己在現在或未來生活得更好些。

 

　　對於中國人這種扭曲的慈善行為，應該再加上重要的一點，即無論何種事情，好事也罷，惡事也罷，都不能逃脫日益萎縮衰退的中國政體的壓榨，而且這種壓榨和政府的其他計劃一樣組織嚴密。想知道一個中國人把賑濟款據為己有的全部細節，簡直比登天還難。不過，在一些緊急關頭，如大饑荒中，可以充分肯定，即使民眾的深重苦難也不能阻止元恥的官吏侵吞手中的賑濟款。此時，人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民眾的苦難及賑濟款上，如果外界既不知道款子的籌集情況，也不知道其使用情況，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當中國人開始更多地了解西方文明的時候，他們所了解的隻是西方人強迫他們接受的西方文明中最壞的成分。在他們看來，基督教世界遍布非基督教世界無法比擬的慈善機構，這肯定是件了不起的事。這也可能會促使他們去探求隱藏在這一意味深長的事實背後的東西。我們還應該提醒中國人去注意一個令人深思的細節：表示“仁”的漢字與其他和感情有關的漢字不同，它沒有以心字作偏旁，這說明，它代表的美德通常是缺少誠意的，其結果，我們已經知道了。慈善活動應是一種本能，無論有無明確的必要，都要找機會表現出來。中國人完全缺乏這種精神，這的確不是人類的進步。如果中國人想創造出真正的慈善，就必須經曆西方人過去的經曆，把仁慈變成人生的重要成分。

 

 

 

第二十一章 缺乏同情

　　我們已經考察了中國人的慈善活動。仁慈是一種善良的天性，同情也建立在它的基礎上，我們姑且認為中國人的確做了些慈善事業，下麵所要闡明的是中國人明顯缺乏同情。

 

　　我們要時刻牢記，中國人口眾多，各地會定期發大水或鬧饑荒。很多國家的事實都表明，社會條件是控製人口增長的重要因素，但在中國，似乎不怎麽靈驗。傳種接代是中國人的首要願望。最窮的人家也要在兒子很小時就給他們娶媳婦，隨後這些孩子又生出一大堆孩子，就好像他們生活有保障一樣。還由於一些其他原因，結果使得中國人的生活簡直就是幹活，吃飯，吃飯，幹活，幾乎就像一個短工，這已經難以避免。如果一個外國人不能馬上意識到，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缺錢，他就不可能長期與中國人相處。事情一開始做，他們就要錢，因為他們一無所有，給了錢，做事的人才有飯吃。即使是小康人家，急需用錢的時候，也很難籌集到起碼的數目。中國有個意味深長的說法，用以形容辦喪事、打官司時被迫借錢的窘狀：“過賤年”，就是說好像一個饑餓的人，不顧一切地尋求幫助。除了境況較好的人家外，誰都不可以指望能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獨立操辦這類事情。令人絕望的貧窮是帝國最突出的現實，它使得人與人之間明顯變得冷漠。在物質困乏的壓力下，人們已形成一些固定的習慣，即使是直接的生活需求不再緊迫時，他們仍保持艱苦的生活水平。中國的生活就像一個橢園，錢和糧是它的兩個圓心，一切社會生活都圍繞著它們旋轉。

 

　　帝國民眾的極度貧困、他們為生活所需而進行的長期艱苦的抗爭，以及在各種難以想像的條件下所遭受的令人同情的苦難，都是世人皆知的。中國人的慈善行為無論是出於何種動機，也都隻不過是想從令人絕望的痛苦中解脫出來，哪怕是千分之一那麽一點點。這些苦難一直沉重地壓迫著他們，要是遇到災荒年頭，還不知要糟多少倍呢！中國的有識之士應該意識到他們那些緩和痛苦的辦法是徹底行不通的。無論是靠個人的慈悲，還是靠政府的幹預，即使做得再好，也隻能改善表麵的症狀，對於根除疾病完全無效。就像發冰塊給傷寒病人一樣——每個人就這麽多，沒有醫院，沒有飲食，沒有藥物，沒有護理。因此，一點也不奇怪，中國人沒有變得更慈善，而是在全然缺乏製度、預見和管理的情況下，一直保持行善的習慣。我們都清楚，即使一個有教養的人，長期麵對既無法阻止又無力幫助解決的災難，會產生什麽樣的結果。現代的戰爭就是一個明證。第一次看見血，會精神緊張，產生難以消除的印象，但它很快就消失了，人也變得麻木了。對有經驗的人來說，對血的恐懼一生隻有一次。中國經常發生戰爭，人們對戰爭的結果也早已習以為常。

 

　　對殘疾人的態度也能說明中國人缺乏同情；中國人一般認為，呆子、瞎子、尤其是獨眼龍、聾子、禿子、鬥雞眼都應該避而遠之。似乎生理上有缺陷，道德上也一定有缺陷。據我們觀察，人們不會對這些人冷酷無情，但總是缺少同情。就像古猶太人認為的，這些人肯定暗中犯了罪，因此才遭到這樣的懲罰。相反，西方人會對這種人產生發自內心的同情。

 

　　一個不幸殘疾的人，無論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不能忍耐嘲諷就不能活下去。對他最溫和的方式是描述他的缺陷，以引起眾人的注意，藥鋪的夥計會對一個病人說：“麻子老兄，你是哪村的？”一個斜眼人聽到“眼斜心歪”也不足為奇，假如是個禿子，就會聽到：“十個禿子有九個是騙子，最後一個如不啞巴，也一樣。”這些不幸的人終生都必須逆來順受，隻有當他聽到長年不斷的嘲弄而不再溫怒時，才能夠安於生活。

 

　　對精神有問題的人，中國人同樣坦率得過分。旁觀者會說：“這孩於是個笨蛋！”可實際上，他也許並不笨。不斷地重複說他不長腦子，很容易摧殘他未發育完全的智力。以這種方式對待精神病患者或其他病人，也十分普遍。也許恰恰就是這種方式導致了疾病的產生，並使之更為嚴重。他們所有的毛病、生活的細節成了公眾的談資，而他們自己所能做的隻是完全習慣於被稱為“瘋子”。“二百五”、“蠢貨”等等。

 

　　在一個重視生男孩的民族中，因沒有孩子而遭到譴責與嘲罵，一點兒也不奇怪。就像傳說中先知撒母耳★的母親，“為了激怒她，仇敵觸動了她的痛處。”不管有意無意，一個母親悄悄地悶死了她的一個孩子，人們對此並不大驚小怪，那一定是個女孩。

★注：撒母耳，《聖經》中希伯萊的士師與先知。——譯者注

 

　　婚禮中新娘的遭遇也是中國人缺乏同情的典型例證。新娘一般都很年幼，也很害羞膽怯，突然置身於那麽多陌生人當中，難免感到恐懼。盡管各地風俗差別很大，但都任憑眾人盯著這些可憐的孩子，完全漠視她們此刻的心情。有的地方，人們可以隨意拉開轎簾，盯著新娘看；還有的地方，新娘會成為尚未出嫁的姑娘們取樂的對象。她們站在新娘經過的道旁，大把大把地向她頭上撒草籽或穀糠，新娘的頭發是費了好長時間，仔細油過的，那些東西會牢牢地粘在上麵。在公婆門前，新娘一下轎子，就立刻成了人們品評的對象，仿佛一匹剛買來的馬，此時此刻，新娘的心情當然是不難想像的。

 

　　中國人一方麵特別注意細節，另一方麵又會做出對別人顯然不合時宜的事。我的一位中國朋友，就說過一些失禮的話，可他一點兒都沒覺察到。他描述他第一次見到外國人時，說他感到最驚奇的是他們臉上長滿了胡子，像猴子一樣，然後他還再三保證說：“我現在已經非常習慣了。”老師則會當著學生的麵評價學生：靠門的那個最聰明，二十歲時一定會高中，而鄰桌的那兩個的確是他所見學生中最愚蠢的，這種評價會對學生產生何種影響，從來沒人想過。

 

　　中國人缺乏同情還表現在他們的大家庭生活方麵。盡管各家情況不同，我們仍然可以輕而易舉地發現，他們的家庭生活並不幸福。他們也不可能幸福，因為缺少感情上的結合，而這一點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恰恰是至關重要的。中國人的家庭隻是個人組成的團體而已，他們持久穩定地結合在一起，有共同的利益，也有不同的利益。這種家庭在我們看來根本不是家庭，因為家庭成員之間沒有同情心。

 

　　在中國，女孩一出生，多多少少總不受歡迎。她們的遭遇中有大量有意義的事例，可以說明中國人缺乏同情。

 

　　在中國，母親和女兒共同住在封閉狹窄的小院子裏，難免會發生爭吵，由於平時很少受到約束，她們便往往惡語相加。中國俗話說：“再罵總是親閨女。”對於想了解中國家庭的人，這句話確實很有意味。女兒一旦結婚，除血緣關係，就與娘家沒多少關係了，將她的名字從家譜中抹去，是出於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她不再是我們家的女兒了，而是別人的媳婦了。但人的天性又促使女兒隔三差五回娘家走親戚，這也是地方風俗，某些地方，女兒經常回娘家，而且住的時間很長；而另外一些地方，女兒則應盡量少回娘家，如果娘家人全死了，她就幾乎再也不回去了。不管這些風俗有多少細微的差異，人們普遍認為，媳婦是婆家人。女兒回娘家，嚴格說來，是出於一種做活的考慮。她們常常帶上婆家的一大堆針線活，而娘家的人必須幫她做完，每次還要盡量帶上自己的孩子，這樣，既可以避免自己不在時沒人照看，最重要的是孩子能在姥姥家吃喝花銷。對於女兒較多的家庭，頻繁的造訪會令全家人感到很可怕，簡直是一種嚴重的盤剝。因此，父親與兄弟常常阻擋女兒回來，母親卻暗中支持。但根據當地風俗，如正月裏的某些日於，尤其還有節日，女兒回娘家是不能限製的。

 

　　女兒回婆家時，就像諺語中講的賊，從未空手而歸。她應給婆婆帶些禮物，一般是些吃的。假如忽略了這一點，或者沒能辦到，婆婆就會演戲似地發一通脾氣，女兒嫁到窮人家裏，或者後來家道衰落了，假如她有一些結了婚的兄弟，她將會發現，回娘家就仿佛醫生說的，“處置不當”。娘家的媳婦和已出嫁的女兒之間就會爆發戰爭，就像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一樣，都把家看成自己的領地，把對方看成入侵者。如果媳婦在家裏足夠強大，她們就會像非利士人那樣，對不能統統消失或趕走的仇敵索取貢品。媳婦在整個家庭中的地位，嚴格地說，形同奴仆。找仆人，當然要找健壯的，發育良好的，而且還要懂得烹調、縫紉等生活技藝，不論當地人如何謀生，她們總比沒有力氣和辦事能力的孩子要強得多。因此，我們就明白了，為什麽一個十歲左右瘦弱的男孩會要一個健壯豐滿。二十歲的姑娘作媳婦了。婚後很長一段時間，姑娘還要盡心盡力照看生天花的小丈夫，天花是一種幼兒病。

 

　　中國媳婦的苦難簡直罄竹難書。中國婦女一般結婚很早，她們一生中相當一部分時間是受婆婆的絕對控製，由此，人們大概可以想像出媳婦在倍受虐待的家庭中，遭受了多麽令人難以忍受的痛苦。做父母的，在女兒遭受虐待時．隻能對她的婆家表示抗議，或在女兒受虐自殺後，索取高昂的送葬費，除此之外，他們完全保護不了自己的女兒。如果丈夫嚴重傷害、甚至殺死了妻子，隻要說她對公婆“不孝”，就可以逍遙法外了，我們有必要重複一遍，年紀輕輕的媳婦自殺，在中國司空見慣，有些地方，各村都會接二連三發生這類事。一位母親曾責備已出嫁的女兒自殺未遂：“你有機會，怎麽會死不成？”痛哉斯言！

 

　　在幾年前的北京《邸報》上，河南總督偶然披露了一種情況：不僅父母殺死孩子不需要負法律責任，而且作婆婆的殺死媳婦隻需交一筆罰金就行了。在報告的案例中，有一位婦女用香柱燒她的童養媳，用燒紅的火鉗烙她的雙頰，最後又用滾燙的開水把她烹死。這位總督的奏折裏還提到了其他類似的例子，其可靠性是勿容置疑的。這類極端野蠻的行徑大概並不多，不過，殘酷的虐待導致自殺或企圖自殺卻是常見的。

 

　　中國有許多婦女嫁給人作妾，她們的生活也十分痛苦。她們生活的家庭，極少是幸福的，總是不斷發幸爭吵和公開的打鬥。一位在中國住了很久的外國人寫道：“我所居住的那個城市的長官，是個大富翁、大學者，詩人，也很有才幹，通曉經典教義；但他任意欺騙、詛咒、搜刮和體罰百姓，以滿足自己罪惡的欲念。他的一個妾逃跑了，抓到後，被剝光了衣服倒吊在梁上，嚴刑拷打。”

 

　　在中國這樣的國家，窮人可不能生病。女人、孩子病了，男人根本不把它當做一回事，任其發展，到最後常常都是病人膏盲，因為男人沒時間照料他們，有時是因為“付不起醫藥費”。

 

　　我們前麵討論的孝順觀念把年輕人看得無足輕重。他們的價值隻在未來，而不是現是。西方的許多做法在中國常常是被反其道而行之。三個旅行者當中，最年輕的要吃苦在前。最年輕的仆人也一律最辛苦。百姓的生活窮困難熬，孩子們經常會因苛刻的壓製而離家出逃。在外頭，他們一般都能發現生存的希望，因為可以與別人合夥謀生。。出逃的原因多種多樣，但據觀察，最普遍是因為不堪虐待。我知道一個男孩，最近斑疹傷寒初愈，很想吃東西——這種病人一般都是這樣。他覺得家裏的粗糙的黑窩頭實在難以下咽，就跑到街上，非常奢侈地買了大約兩毛錢的點心吃了，但因此受到父親的嚴厲責罵，於是一氣之下，跑到東北去了，從此，杳無消息。

 

　　喬治·D·普林蒂斯說，男人是支配者，女人隻不過是“細枝末節”。這話用來形容妻子在中國家庭中的地位，非常恰當。人們認為，婚姻對女方家庭是為了不再撫養她，擺脫一個負擔，對男方家庭則是為了傳種接代。除非深究潛在的動機，人們對此都是閉口不談。但是在中國，沒有誰對此心裏不清楚。

 

　　婚姻的這一目的，在較窮的階層表現得更突出。寡婦再嫁，人們會說：“現在她不會餓死了。”俗話說：再嫁再娶，為了肚皮；沒吃沒喝，拆灶散夥。災荒年頭，丈夫拋棄妻兒，任其乞討或餓死，己是司空見慣，有很多家庭把兒媳婦趕回娘家，由娘家贍養，或最終餓死。他們說：“你們的女兒，你們自己養活吧。”有時，發給哺育嬰兒和婦女的特殊救濟糧，會被男人吞吃，盡管這種事可能並不多，可總在發生。

 

　　僅僅通過災荒年頭的現象評價一個民族，顯然有欠公允，然而，重要的是，特殊的歲月常常是檢驗社會基本原則的試金石，和平時相比，可能會更準確，更確實，在中國，賣妻賣兒，並不隻發生在災荒年頭。隻不過，這時人似乎忘記是在從事人口交易。了解真情的人都知道，早幾年，很多災區，買賣婦女兒童就像買賣牲口一樣公開，唯一的區別就是前者不用趕到集市上去。1878年，大災荒幾乎席卷了整個東三省，並向南蔓延，買賣婦女隨處可見，十分普遍。大量的婦女被運往內地。有的地方，運輸都出現了困難，甚至連一輛馬車都雇不到。人販子千方百計轉運剛買到的婦女，把年輕的從災區或人口過剩的地方運往因造反而人口減少、或多年娶妻困難的地區。令人感到悲哀的是，這一奇怪的交易對買賣雙方可能都是最好的出路。盡管賣方妻離子散，天各一方，但買者與賣者畢竟都能活下去。

 

　　我們說過，中國人之所以對病人熟視無睹，是因為他們“隻不過是女人和孩子”。天花，在西方被當成可怕的災禍，可中國人對它一點兒也不重視——盡管在中國經常有人染上這種病，而且幾乎無人能逃，這也隻因為害天花的主要是孩子。因害這種病而雙目失明的人十分普遍。中國人對嬰兒生命價值的忽視程度，令西方人難以想像。他們強烈反對毀壞人的屍體，但對嬰兒的屍體經常不加掩埋。嬰兒死了，人們都是說：“扔掉”，用蘆席鬆鬆地卷了，拋到荒野裏，不久就被野狗吃掉了。有的地方，還流行一種恐怖的習俗，把嬰兒塞進亂墳崗的死人堆，以免“鬼魂”回家騷擾。

 

　　我們感到天花可怕，中國人卻不在乎。可他們對斑疹傷寒與傷寒的恐懼，如同我們見了猩紅熱一般。一個人離家在外，得了上述其中任一種病，都難以得到妥善的護理，甚至一點護理也得不到。向其他人請求幫助，得到的回答肯定是：“那病傳染。”盡管傷寒多少有些傳染，可在雲南的一些山溝裏，它可能是最令人膽寒的災難。巴伯先生描述說：“患者不久變得虛弱不堪，接著一連幾小時，渾身疼痛難忍；隨後神誌不清，胡言亂語，患了這種病，十之八九，性命不保。”據當地人說：“病人房間的各個角落都被鬼占據了，桌子和床在裏麵四處移動，發出聲音，清楚地回答人們的提問。”可是，很少有人冒險進屋。傳教士向我證實，大多數情況下，由於害怕傳染，人們像對待麻瘋病人一樣將病人丟棄不問。如果家裏的老人患了這種病，最好的照顧就是把他挪進一間孤零零的小屋子，放上一碗水，鎖上門。掛念他的親人每天兩次戰戰兢兢地從門縫往裏看，用棍子捅捅病人，看他是不是還活著。

 

　　中國人性情溫和，在這樣一個民族，每個家庭中肯定存在友愛行為，不過我們沒有發現而已。疾病與災難尤其容易喚起人類天性中最美好的一麵。在一家為中國人開的西方醫院裏，我們耳聞目睹了很多實例，不僅父母與子女，丈夫與妻子真誠相愛，就連陌生人之間也彼此愛護。一位中國母親見到失去母親的嬰兒，很願意用自己的乳汁喂養他，因為不忍心看著他餓死。

 

　　除非有特殊的原因，沒人願意幫助別人，這是中國多重社會關係表現出來的一個特點。比如，一個聰慧的男孩，經過考慮，想去讀書，即使他沒機會入學堂，這也非常合乎清理。可他周圍的很多讀書人，寧願閑著無事，也不願教他識字。他一流露出讀書的願望，就會招來無窮的嘲諷，這些人曾經年累月待在學堂裏，他們似乎認為：“這家夥憑什麽走捷徑，我們費了好多年時間辛辛苦苦學來的東西，怎麽能教他，讓他很快學會呢？還是讓他和我們一樣請老師吧。”盡管個別人可以自學，但是很少有人能真正學到知識，哪怕是最基本的識字也不可能。

 

　　見人落水，竟袖手旁觀，所有在中國的西方人都對此大為震驚。幾年前，一艘外國汽輪在揚子江上著火，岸上擠滿了觀望的中國人，但沒人營救落水的乘客與船員。最後，那些拚命遊到岸邊的人，很多都被搶劫一空，甚至身上的衣服也被剝去了，還有一些人被當場殺死。不久前，英國也曾發生沉船事件，但沒有出現不營救的現象，我們應該將這些事比較來看。1892年秋天，英國一艘龐大的汽船在中國海岸擱淺，當地漁民和政府官員都盡全力救助幸存者。不過，中國人對災難麻木不仁，這是個普遍的事實，尤其離家在外，俗話說：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

 

　　在中國旅行，人們普遍發現，沿途的人對陌生人缺乏友善與幫助。夏天遇到暴雨，無法繼續旅行時，需要前進的人會發現，這時天公和人在合夥捉弄他。即使你走的路通向泥潭，也沒人會提醒你。你走入泥潭，與附近修路的人無關。我們說過，中國人不重視公路建設。所有的路在任何時候都布滿了深坑，旅行者一旦陷進去就難以自拔。這時，周圍立刻會聚滿看熱鬧的人，他們都像一句成語所說的：“袖手旁觀”。直到答應給錢，旁觀者中才會有一位站出來，幫你一把。不僅如此，當地的居民還經常故意在難走的地方挖一個深坑，這樣，陷進去的旅客不得不花錢請他幫忙。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若不了解道路情況，最好不要聽當地人的勸告，隻管照直往前走，隻要不能肯定所走的是一條絕路，就比接受他們的“幫助”好得多。

 

　　可是，我們還聽說過，一家外國人搬到中國內地的一個城市，受到了人們的熱誠歡迎，鄰居甚至主動借家具給他們，直到他們把家具備齊。類似的事情無疑還有，不過，誰都明白，這隻是例外。人們一般除了對新搬來的人感到好奇外，更多的是表示冷漠，就好像肥鵝注定會招來貪婪與陰沉的敵意，最終被拔光羽毛。還沒聽說過，外國人遇到天災人禍，中國人自願幫忙的先例，當然，也可能出現過。我們隻聽說，曾有一些海員嚐試從天津到煙台、從廣州到汕頭作陸上旅遊時，自始至終沒人給過他們一碗飯，或留住一宿。

 

　　在中國，將客死他鄉的人運回家，途中住店非常困難，一般是住不成，我們曾聽說，一位死者的兄弟，因店主不讓住店，不得不在街頭過夜。請擺渡者將屍體運過河，也會被狠狠地敲一筆。我們還曉得，有些人為免引起懷疑，就把屍體層層包裹，再外紮草席，使它看起來像一包貨物。據說，前幾年的一個寒冬，山東維縣的一家店主因為怕幾個快要凍僵的旅客死在店裏，拒絕他們住店。結果，這幾位旅客都凍死街頭。

 

　　中國人作惡犯罪，很少有人告發，部分原因是沒錢告狀，另外也不願惹人注意，通奸案一般私下了結。插足者會遭到一大幫人的毒打，中國人相信“人多勢眾”。有時，這個人的腿會被打折，有時是胳膊，更多的情況是被用生石灰弄瞎雙眼。筆者知道幾個這方麵的例子，這類事情一點兒也不罕見。有一位聰明的中國人，他不了解西方人的思想“方式，當他聽到外國人抗議這種極為殘酷的做法時，毫不掩飾他的驚訝，他說，這種處理方法在中國已是“非常寬容”的了，就像他自己，僅僅殘廢而已，否則，早被殺死了。

 

　　“為什麽老是到我家吃飯？”作嫂子的會對小叔子這樣說，他已離家多年，在外頭幹了見不得人的事，雙眼被人用生石灰弄瞎了，“這兒沒地方讓你住，硬的，有刀；軟的，有繩，你隻配要這些！” 這是那位無法醫治的盲人偶然告訴我的，如果有希望，他還想獲得一絲光明；若是沒希望，他暗示說，無論“硬的”，還是“軟的”，都可以讓他解除痛苦。我們很少聽說過，這類暴行的受害者告官成功過。對他們不利的證據已經壓倒了一切，而且官員們十之八九認為他們活該，罪有應得，甚至還應該加重懲罰。即便他打贏了官司，處境也不會有所改善，隻會變得更糟。他的鄰居會更加憤怒，那時，他連命也難保了。

 

　　中國人把人視為神聖的，但生活中很少重視人的價值、人的尊嚴。在中國，偷盜是最易惹人憤怒的罪惡之一。因為人口眾多，而且經常瀕臨無法生存的境地，偷盜就被視為對社會的嚴重威脅，其危害僅次於謀殺。在一次救災中，一位分發救濟品的人，發現一位婦女像瘋狗一樣被鎖在石磨上，她是個盜竊狂，早已精神錯亂。如果一個人被發現是小偷，或因某種原因而被公眾唾棄，他就可能在簡單訊問後被公眾處死，這和弗吉尼亞早些年治安維持會的做法沒什麽兩樣。有時用刀子刺死，更多是活埋。有人形象地稱之為“吞金”，其實，這非常殘酷。筆者認識四個人，曾差點被這樣處死。有兩例是已被捆上，有一例是坑已挖好，後來由於族人中一些長者的幹預，才沒有被活埋。另有一例，發生在筆者很熟悉的一個小村子裏，一個年輕人偷東西，已經不可救藥，人們也知道他神經不正常。他本家的一些人和他母親“商量”了一下，就在村口的小河上砸了個冰窟窿，把他捆緊，塞了進去。

 

　　太平天國起義鬧得最凶的那段日子，到處都很緊張。一張生麵孔，一旦有嫌疑，就會被抓起來，遭到嚴厲的盤查。若不能交待清楚，使抓他的人滿意，馬上就會遭殃。在離盤查點幾百碼遠的地方，文告上寫著將近二十年前發生的兩件慘事。當時，官吏們發現，他們自己幾乎無力執法，就發布了一個半官方的告示，讓百姓捕捉所有的可疑人物。一次，村民們發現，一個人騎著馬向村子裏走來，不像是本省的。盤問中，那人怎麽也說不清自己的來曆，接著又發現他的包裹中塞滿了珠寶，這顯然是偷來的，村民們就把他捆起來，挖坑活埋了。這時，又看見一個人驚恐地從田野中跑過，有人猜測他可能是同夥，索性連他也一起埋了。有時，陌生人還被迫自己挖坑。在無法無天的時代，所有的人都會變得膽大妄為。一些老人回憶說，那時候，像這類事數不勝數。1877年，爆發了一場不可思議的剪辮運動，當時，大半個帝國都被白色恐怖所籠罩，許多有嫌疑的人都被活埋了。當然，特殊情況下，任何民族都會產生這樣的恐怖時期，我們也不能太苛求中國人。

 

　　中國人缺乏同情，最突出的表現是殘酷。他們一般認為中國的穆斯林比他們自己更殘酷。盡管可能真的如此，但了解中國人的人，肯定都認為，對別人的痛苦漠然置之，世界上幾乎沒有任何文明國家能與中國相比。就拿孩子來說，在家裏，他們幾乎無拘無束；一旦開始上學，這個充滿溫情的天國就消失了。《三字經》是帝國最常用的啟蒙教材，這本書中有句話，叫做：“教不嚴，師之情。”老師的性情與學生的天資都會影響老師對學生的態度。不過一般來說，都非常嚴厲。我們曾見過一個剛被老師懲罰過的學生，那情形就像在街頭打了一架，頭破血流。老師讓他掌握寫應試文章的秘訣，他沒做到。老師發火，學生挨罵，更是常事。另外，不幸受罰的孩子還會遭母親的毒打，一位平時拿孩子出氣的母親，遇到特別刺激時，更會殘酷地對待自己的孩子。

 

　　中國人缺乏同情還表現在他們的刑法製度中，根據帝國的法典，很難判斷哪些刑罰合法，哪些刑罰不合法，因為有一些不符合法令條文的做法會得到社會習俗的認可與支持，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打板子的數目，它們常常高出法律規定數目十倍，有的多達百倍。這裏，我們沒機會公正地評價中國人對囚犯慘無人道的嚴刑拷打。在像《中央王國》或者《胡克遊記》這類有關於中國的優秀著作中，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胡克遊記》的作者提到，他曾親眼看見一批囚犯手被釘在囚車上，押往衙門，因為解差忘了帶腳鐐。囚犯沒有錢來打通關節，平時就會受到蓄意的殘酷折磨，中國人雖有“心腸”，卻肯定沒有“慈悲”，還有比這更有力的證據嗎？幾年前，上海的報紙報道了一個案子。兩個老囚犯向一個新囚犯索取“孝敬費”，結果地方官員判他們重打兩、三千大板，又用鐵錘敲碎他們的腳踝骨。中國有諺語雲：死不進地獄，活不進衙門。我們大概不會對此感到奇怪吧？

 

　　韓因章（HANYINZHANG）先生，一位在美國學習法律的中國留學生，他曾在一家重要的宗教雜誌上發表過一篇論文，論述中國法治。前麵在討論中國人“不緊不慢”時已經引用過這篇文章。該文認為中國人並不把自己的刑罰當成殘酷的。可我們對此不敢苟同。不能忘了，他們是中國人，他們的法律、習俗也是中國人的。他們在個人權利方麵不進行徹底改革，他們的刑罰也許永不會有任何實質性的改善。在道德力量有條件充分發揮作用之前，一定不能放棄物質力量。

　　既然上文中，那些出人意料的結論是從表麵上可靠的，下麵我們將引用1888年2月7日北京《邸報》譯文中的一段：

 

　　“據雲南總督報告，該省的一些農村，流行一種可怕的陋習：抓到偷糧食的人，要活活燒死。同時，還強迫他的親人書麵表示同意這種做法，並要親自點火，以免日後歸罪於他人。有時，隻不過折斷莊稼的一個枝莖。有的出於怨恨，僅憑莫須有的罪名，就把別人置於死地，乍一聽，這種殘酷的做法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它也曾助長了雲南的叛亂。政府一直努力鏟除這一陋習，至今仍未成功。”

 

　　福州附近的一個地區，還有強迫寡婦自殺殉夫的惡習。幾年前，當地的中國報紙曾作過詳細的描述。鄉人先是逼迫寡婦自縊，然後焚燒屍體，並建造一座牌坊，以彰其節。政府不斷努力阻止這一殘酷的做法，除了個別地方一時奏效外，基本上徒勞無功。

 

　　中國需要的東西很多，政治家認為需要海軍、陸軍和兵工廠，友邦人士認為顯然需要貨幣、鐵路和科學指導，但若進一步分析帝國的境況，難道她最深切的需要不是多一些人類的同情心嗎？她需要對孩子同情，盡管人類從前沒發現它，可十八世紀以來，它已成為人類最寶貴的財富。她需要對妻子和母親同情，這種同情十八世紀以來已經獲得長足發展，並深入人心。她需要把人當做人來同情，懂得仁慈之情有如天國的甘霖，既降臨於祝福者，也降臨於被祝福者——隻有它才使人類最接近於上帝，塞內加稱這種神聖的情感為“智力的缺陷”，但基督教培育的仁慈之花，要一直等到開滿全世界才會停止。

 

 

 

第二十二章 社會風波

　　在人口異常稠密的中國，一個大家庭擁擠地住在一起，難免會發生口角。你問鄰居：“你家有多少人？”他會回答：“十好幾口吧。”你問：“所有的東西都是公有嗎？”最普通的回答是：“是的。”十五或二十口人的大家庭，大概有三、四代，全靠一個商號或一塊土地生活，收入都歸家庭公有，所有家庭成員的消費也由公共財產滿足。兄弟們為大家庭奮力勞作，而作為家庭重要成員的妯娌們，卻很難團結在一起。她們年長的欺壓年幼的，年幼的嫉恨年長的。每一個都竭力想使自己的丈夫覺得，他在大家庭裏是最吃虧的。

 

　　家庭不和睦總是由年輕一代引起的。哪個社會能承受得起這種生活條件的壓力呢？西方秩序良好的家庭也不足完全沒有這種矛盾，更何況複雜嚴密的中國家庭呢？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大量的分歧，就像人們的動機與興趣一樣。金錢、食物、衣服、孩子，以及他們往日的口角、雞零狗碎的小事，都可能導致糾纏不清的爭吵。

 

　　漢語中有個極不可思議的詞，通常表示發火的意思。英語中委婉地譯為“憤怒的物質”，這個詞就是“氣”。在中國的哲學與現實生活中，它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一個人憤怒了，氣就產生了。中國人認為，“憤怒的物質”和人體係統之間有著十分緊密的聯係，強烈的憤怒會導致各種疾病與不適，如失明、心髒功能衰退等等。中國大夫問病人的第一個問題通常是：“什麽事又惹你生氣了？”在中國，富有經驗的西方醫生也樂於相信，氣的確會導致中國人所說的那些疾病，下麵的例子非常能說明問題：山東中部山區裏的一個人，他有個老婆和幾個孩子，其中兩個還很小。1889年10月，他的老婆死了。這使他感到非常生氣，他自己解釋說，這並非因為他特別依附老婆，而是因為不知道如何照管孩子。一氣之下，他抓起一把剃頭刀，在自己的肚子上狠戳了三個大口子。他的朋友用棉線把傷口縫了起來。六大後，他再次生氣，又把口子撕開了。不過，他那可怕的傷口居然愈合了。六個月之後，他已能夠步行幾百裏到一家外國醫院去接受治療。傷口大部分已經長好，隻剩下一個小瘺管，然而腸子的功能已經紊亂。前麵我們說過，中國人富有生命力，這也是個典型的例證。

 

　　中國人喜歡大聲喊叫地命令或批評別人，這一習慣已經根深蒂固，似乎難以徹底改變。對中國人來說，用正常的語調規勸別人，不時停下來，聽一聽對方的回答，從心理上幾乎不可能接受，他不能不喊叫，不能不插嘴，毫不客氣，如同一條興奮的狗，非叫不可。

 

　　在東方，中國人的辱罵藝術已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境界。爭吵一開始，罵人的話就像汙水一樣噴湧而出，在這方麵，英語望塵莫及，其刻毒與持久，令人不由想起倫敦畢令奇街的賣魚婦。哪怕最細微的摩擦，都會引來滔滔不絕的辱罵，就像兩根電線一碰，馬上就會產生電火花。無論何時何地，無論男人女人，無論哪一社會階層，情況都一樣。人們普遍抱怨女人罵人比男人更惡毒，更持久。俗語說：女人不裹腳，舌頭利如刀。父母常在孩子呀呀學語時，教他們用土話罵人，並把自己被孩子罵當成最大的樂趣。罵人己成為中國人的第二天性，廣泛地存在於社會各階層中。文人及各級政府官員，甚至最高層官員被激怒時，都會像他們自己手下的苦力一樣隨意罵人。普通百姓在街上相遇，甚至以罵人的活來打招呼，這可以表明他們之間關係的親密。

 

　　西方人的咒罵，聲音不高，但能令對方痛人肺腑。中國人的咒罵若聲音不高就毫無意義。英語中的詛咒是帶翅的飛彈，中國人的詛咒是肮髒的皮球。他們罵人的話大部分被視為一種咒語。一個人發現自家田裏的穀穗被人掐了，就會在村子裏高聲喊罵那未知的賊——盡管經常有懷疑對象。人們認為，這樣做有兩種作用：第一，可以告訴眾人，他已惱怒了。罵人能讓他發泄一下。第二，罵人還可以防止再次被偷。偷東西的人在暗處，（理論上）聽著對他的可怕的詛咒，雖然一般不會被發覺，可他畢竟不能保證。被偷的人可能很清楚是誰幹的，但他更樂意在大庭廣眾之中謾罵，作為對偷東西人的正式警告：他已被發覺或被懷疑，以後最好不要再做。假如被偷的人過於被激怒，這顯然就是在聲明：他要報複。這就是中國的罵街論。不過，他們坦率承認，這樣做不僅不能防止被偷，而且也不能防止再次被偷。因為在眾多的人當中，小偷不一定知道自己被罵了。

 

　　女人比男人喜歡罵人，她們經常爬到平房頂上，扯著嗓子叫罵，一連幾個小時，有時直到嗓子嘶啞，方才罷休。在一個有社會地位的家庭中，倘能製止，是不會出現這種行為的。但是中國與其他地方一樣，婦女一旦被激怒，是最難約束的。一般情況下，罵街很少有人注意，或者沒人理睬。有時會在巷口遇到一個男人，或在屋頂上發現一個女人，已罵得麵紅耳赤，周圍卻一個人影也沒有。如果天氣較熱，他（她）拚命叫罵一陣之後，會揮著扇子休息一下，再繼續叫罵。

 

　　中國人吵架吵到一定程度，不動手就不能收場。在歐洲南部旅行的英國人發現，他們打架時將拳頭從肩膀處擊出的習慣，令拉丁民族十分驚奇。中國人和他們一樣，從未受過拳擊訓練，即便學過，也是不倫不類。他們怒不可遏時，首先是抓住對手的辮子，盡力扯他的頭發，這也是他們最主要的手段。倘沒有第三者加入，雙方又都沒有其他武器，這樣的“戰鬥”十之八九，僅僅是一場扯辮子比賽而已。

 

　　中國人的爭吵，也是對罵比賽。比賽聲音的高低，結果除了嗓子喊破之外，沒什麽嚴重傷害。中國極少有人對交戰雙方火上澆油。我們隻見過“戰鬥”發生時，很快有人挺身而出，充當和事佬——這也是我們一直期望的，他們通常有兩、三個。他們將叫罵的人拉開，好言相勸。但叫罵的人一旦發現自己處在和事佬的安全保護之下，就會罵得更凶，可他心裏卻很謹慎，對方有人準備僵旗息鼓時，他也明智地逐漸收斂，這無疑對雙方都沒有壞處。中國人即使在最憤怒時，仍非常理智，不管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不會忘記這一點。誰見過吵架的人轉而扭住勸架的人，責怪他多管閑事呢？那可是緊要關頭。中國人憤怒時，仍渴望和平——在抽象的意義上——隻不過在自己的具體事情上，難以實現罷了。和事佬勸解他們，幾乎總是扯走好鬥的一方，後者則邊撤邊罵，表示對對方惡毒的蔑視。

 

　　中國人罵人，非常令人難以理解。他們並不揭露對手實際的過錯，而寧可汙辱他的祖先，嘲笑他卑賤的出身。被罵的人則認為這是對自己尊嚴的嚴重傷害，其原因不在於是當著別人的麵，甚至不在於自己被罵，而在於罵他的那些話令他太丟“麵子”了。罵人者感到自己做得不對，也不是認為自己的行為不光彩，有失身份，而是認為自己不該在那個時候、用那種話罵對方。

 

　　幸虧中國人沒有隨身攜帶武器的習慣，假如他們隨身帶著手槍，或像從前日本的武士，佩著劍，真不知他們發起火來，會釀製多少慘劇。

 

　　中國人一旦覺得自己受了莫大委屈，會馬上氣得暴跳如雷，失去控製。據說有個人，請求一位有經驗的老傳教士為他施洗，遭到了委婉的拒絕。於是，他就拿著刀子，逼迫老傳教士為他舉行儀式。幸好大多數初做修士的人對這種憑暴力進入天國的方式不感興趣，可是這條原則普遍地存在於中國的社會生活中。一位乞討的老太婆，遭到了拒絕，會躺倒在你的馬車前。要是被你的車軋了，她就要謝天謝地了，因為現在她有理由要你永遠贍養她，為她養老送終。筆者住的那個村子裏，有個老潑婦，盡管鄰居們樂於幫助她，可她總不滿足，經常以自殺相威脅。有一次，她終於跳進了池塘裏，想淹死自己，卻發現水隻能沒到她的脖子，她怎麽也不能一直把頭沒在水裏，結果惱羞成怒，對全村人破口大罵。不過，她第二次跳的時候，村民們答應給她更大的幫助。

 

　　中國人有冤無處訴時，常常私了。比如婆婆過分虐待兒媳婦，法律管不著，社會習俗又認可，就要靠兒媳婦的娘家去討公道。這時，若遭拒絕，肯定會發生一場戰鬥。如果沒遭拒絕，但施虐者逃之夭夭，娘家的人就把她屋子裏一切能打碎的東西，全部打碎，像鏡子、水罐之類的。出完氣之後，揚長而去。假如婆家人事先知道了風聲，就會先把那些東西搬到鄰居家裏。據中國的一家報紙說，北京曾發生過這麽一件事：一個小夥子和一個漂亮的姑娘訂了婚，結婚時，卻發現娶來的是個又老又醜的姑娘，而且還是個禿子。失望的新郎勃然大怒，狠狠地打了媒人一頓，大罵那些騙子，並砸毀了新娘的所有嫁妝。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中國人，隻要有膽量，都會這樣做。怒氣爆發，總會平息，這就要看“和事佬”的了——他們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可非同小可。這些重要的人物都熱衷於和平，即使事不關己，也會主動出麵，兩邊勸慰，促使雙方互相謙讓，協調一致。

 

　　社會糾紛不能用普通的方式解決時，或者說當事人怒氣太盛，無法發泄時，就要打官司了。在中國，打官司是件大事。極度的憤怒會使人失去控製，大吵大鬧，最終決定將冒犯者告官，以求“法辦”。在西方，這是魯莽的做法，在中國，則完全是發瘋。中國有些格言，明確表明，寧死也不願打官司。狗被別人打死，乃小事一樁，我們會笑置之。可一位中國移民的狗被打死之後，卻聲明要告到法院。他的朋友問他：“一條狗能值幾個錢？”他說：“狗係（是）不及（值）錢，可那家夥太狠了，他要賠我全價。”西方的法庭寧願以高價拒絕受理，可在中國，它會導致兩敗俱傷，並結下世仇。不過，雙方通常都會找些說情的人。這種人無處不在，價值也無可估量。他們的參與使成千上萬的案子在審判前就了結了。我知道一個小村子，住著上千戶人家，已經幾十年沒人打過官司了，究其原因，原來是當地衙門中一位有地位的人物一直在製約著他們。

 

　　一個複雜如中國的社會機器一定會經常咯咯作響，在巨大的壓力下扭曲變形，可中國社會卻一直安然無恙。這些壓力並沒有使中國社會破產、毀滅。中國的政治機體也像人的身體一樣，存在著大量的潤滑液囊。在最需要時、最需要處，往往會及時滲出一滴來，加以潤滑。愛好和平的品質使每個中國人都成為有價值的社會分子。他們熱愛秩序，尊重法律，甚至在不值得如此時仍惜守不渝。所有亞洲民族中，中國人是最容易統治的，隻要統治方式符合他們的習慣。當然，其他文明，在很多方麵或大多數方麵，都優於中國。不過，能像中國社會這樣承受如此之巨大壓力者，大概寥寥無幾。其中，最為功不可沒者，當數那些和事佬。

 

 

 

第二十三章 株連守法

　　中國人有個典型的特征，可以用“負責”一詞來概括。西方很少有一個詞能像這個詞那樣重要，那樣具有豐富的意義。在西方，個人是社會的基本單位，社會是個人的集合體。而在中國，社會卻是由家庭，村落或宗族等構成，這些通常又是一致的。中國有千千萬萬個村子，每個村子的居民都源於同一個祖宗，同姓一個姓，共享一塊熱土。他們搬到現在居住的地方，可以追溯到幾百年前的一次政治變動，比如明朝滅亡，甚至在明朝建立的時候。在這樣的村子裏，堂兄弟幾乎是最遠的關係了，男性長輩，不是父親，就是叔伯，或者什麽“爺爺”。有時，一個小小的村子，竟會住著十一代人。他們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壽數越高，輩份越高。中國人年齡很小就結婚，以後甚至到晚年還娶妻納妾，一輩了不斷地生孩子，結果就造成了錯綜複雜的親屬關係。如果不特別詢問或仔細注意名字中表明輩份的字，實在難以分辨出誰是晚輩，誰是長輩。一個年近七旬的老翁會叫一個三十歲的男人“爺爺”。所有的堂兄弟之間都可以互稱“兄弟”，假如外國人對此感到困惑不解，堅持要搞清楚，問他們到底是不是“自家兄弟”，回答經常很有意味：他們是“自家的堂兄弟”。筆者曾經這樣問過，那人幾乎毫不猶豫地說：“嗯，當然，你可以稱他們為自家兄弟。”

 

　　這些都是中國人社會團結的具體表現。正是這種團結決定了中國富有責任心。父親要對兒子負責，不單在兒子“成年”之前，而且永遠負責。兒子也永遠對父親負責，俗話說：父債子還。兄長要對弟弟的一切負責，“家長”——通常是長輩中年齡最大的男人——要對整個家庭或家族負責。不過，這些責任會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

 

　　風俗習慣不同無關緊要，個人是重要的。這一點，理論上很難論述清楚。在一個顯赫的大家庭裏，盡管有很多知書達理的人，也有一些是當地的頭麵人物，或科班出身的，但“族長”卻可能是個頭腦糊塗的老頭，大字不識一個，甚至一輩子連離家十裏遠的地方都沒去過。

 

　　家庭中兄長對弟弟或年長者對年幼者的影響，最直接，也最絕對。這與我們所提倡的自由勢如水火。弟弟就像個仆人，整天盼望改變自己的地位，而哥哥偏不許他這樣做。弟弟想買件棉衣，哥哥認為太貴，不給錢。筆者正在寫這本書時，又接到一個報告：一個中國人，手頭上有些罕見的古幣，有個外國人很想買。為防止錢主不願賣——在中國，一個人手裏有另一個人想要的東西，情況常常如此——中間人就建議，送些西洋糖果和小玩藝兒給錢主的叔叔，讓他對錢主施加壓力，最後迫使錢主把古幣賣掉。

 

　　有這樣一個滑稽的故事，一位從西方國家來的旅行者，途中遇到一個長著長長白胡子的老人，在傷心地哭泣。旅行者感到很意外，就停下來問老人，為什麽哭泣。老人告訴他，自己剛被父親用鞭子抽了一頓。“你的父親在哪兒？”旅行者問他，“那兒。”老人指著前麵。旅行者便順著老人指的方向往前走，又遇到了一個胡子更長更白的老人，“那是你的兒子嗎？”旅行者問，“是的。”“你用鞭子抽他了？”“是的。”“你為什麽要打他呢？”“因為他對爺爺無禮。如果他再這樣，我還會再用鞭子抽他。”假如將這個故事的背景換成中國，這可就不是一個滑稽故事了。

 

　　家庭成員應該彼此負責，鄰裏之間也應這樣。不管他們是否有親屬關係，都不該例外，因為住處相鄰嘛。中國人認為善良與邪惡會傳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遷就是為了找個理想的鄰居。而接受了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共和思想的人，對誰是他的鄰居毫不在乎，在城裏某個地方住上一年，他甚至還不知道隔壁鄰居的名字。不過在中國，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倘若有人犯了罪，其鄰居也逃不脫幹係，犯了類似英國法律說的“包庇罪”。因為他們知道罪犯的企圖，卻不向政府報告。說“我不知道”，絲毫不起作用。你是他的鄰居，就應該知道。

 

　　對殺死父母案子的處理，很能說明中國人的負責觀念。在“孝悌為先”一章裏，我們提到過，這類罪犯一般是瘋子。如不自殺，就應該心甘情願地接受淩遲之刑。幾年前，北京《邸報》上的一份奏折中，中部某省的總督報告，他在處理一件殺死父母案時，命人推倒了罪犯鄰居的房子，因為他們沒有給罪犯良好的道德影響，以令其改邪歸正。一般的中國人可能認為，這種處理方式合情合理有時，某地方有人犯了罪，除了對人進行懲罰外，還要拆毀一段城牆，或者修正一下城牆的樣式，比如，將方角改成圓角，把城門換個地方，甚至幹脆封死。要是一個地方老發生犯罪，據說該城就要被夷為平地，在別的地方另建新城，不過，這種事，我們還未遇到過。

 

　　村子裏，地位比普通老百姓略高的稱地保，管一個或幾個村子，職責也十分繁雜，不過，總的來說，是充當溝通地方政府與百姓的媒介，地保經常會陷入麻煩中。任何一種糾葛都會給他帶來麻煩。假如遇到一個吹毛求疵的地方官，有時甚至會因為沒有匯報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而被打得血肉模糊。

 

　　地位比地保再高的是縣官。在百姓眼裏，他們是中國最重要的官吏。在百姓麵前，他們是老虎；在上級麵前，他們又是老鼠。一個縣官至少要處理六大方麵的事務，他既是民事、刑事司法官，又是行政司法官、驗屍官、財政長官和稅務官。一個官員要處理這麽多事務，當然不能細致入微，明察秋毫。無論從生理上還是心理上說，這都是超負荷的，使得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處理好。況且，很多縣官隻一門心思想著如何撈油水，對任何公務都不感興趣。因為公務繁多，彼此又不協調，即使縣官有良心，也難免犯不少錯誤。一些事情處理失當，他總是難逃其咎。大部分縣官要依靠師爺或隨從來幫助處理日常事務，與所有中國官員一樣，縣官總被想像為對轄區內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也能隨時防患於未然。為做到這一點，每個城市或鄉村中，每十戶劃為一甲，每甲設保甲長。每戶門前掛有一個小牌子，上麵注明戶主姓名和該戶人口數目。這種戶藉製度，有點像古代撒克遜人十戶區或百戶區製，它有利於確立責任區，某個保甲區內一旦出現可疑的陌生人物，第一個發現的就迅速報告保甲長，保甲長立刻報告地保，地保再報告給縣官，縣官馬上采取措施，“嚴密搜捕，嚴厲懲處”，這種簡易的保安措施，使所有的地方犯罪，還未發生就被發覺了。這不是靠陌生人長相可疑，而是靠住戶固定。這一製度還使良好的民風代代相傳。

 

　　顯然，這一措施隻有在住戶固定的地區方能奏效。然而，即使在中國這樣人口最為固定的國家，保甲製度在很大程度上也隻是個法律上的假定。有時，在一個城市，以前從未見過門前掛牌子，可突然有一天，每戶門上都掛上了。這就說明縣官來了，他想加強這方麵的管理。有些地方，隻有冬天才掛上，因為冬天最危險，壞人最多。不過，據我們所知，該措施隻是昔日的經驗，現在徒具形式而已。實際上，也幾乎已經完全消失了，連續走幾個月，幾千裏路，沿途掛牌子的住居，不足百分之一。

 

　　前麵可能說過，中國的保甲製度和所謂的人口調查緊密聯係在一起。假如每戶的門牌一直都準確地標明該戶的人口數目；假如每個地保都有一份其轄區內人口的清單；假如每個縣官都準確地將這些清單上的數字匯總——對整個帝國人口的準確統計就會非常容易，隻要將這些一連中的數字加起來就行了。可惜，這些都是“假如”。而事實上，幾乎沒有一個可以實現。門牌根本不存在。當某個地方官偶爾需要人口總數時，無論是他自己，還是他完全依賴的眾多地保，都不能保證提供一個準確的數字，他們對此都毫無興趣，因為人口調查沒油水可撈。因此，對中國人口的準確統計，隻能從想像中虛構了。即使在文明程度較高的西方國家，人們也總是把人口調查與稅收聯係起來。在中國，它更是令人們疑神疑鬼。如果各地不能持久投入地實行保甲製度，就絕對不可能準確地統計出人口的數目。

 

　　地方官犯點小罪，可能平安無事，也可能遇到大麻煩。即便如此，隻要找有勢力的朋友說說情，或者明智點，花些銀子，也就完事了。就算丟了烏紗帽，也會把原因歸結為他的轄區內發生了不可避免的事。在中國，這現象極為普遍。

 

　　接下來有必要闡述一下官僚階層是如何實行責任製度的。在翻譯過來的北京《邸報》中，這樣的例子每期都層出不窮。幾年前就曾披露過這樣一件事：一個值班的士兵偷了自己看守的大約三十箱子彈，賣給了一個做罐筒盒的。後者認為那些子彈是部隊多餘的次品。案發後，士兵被打了一百大板，流放邊疆服苦役；負責倉庫的小官，雖然允許交錢贖罪，減輕處罰，仍被打了八十大板，革去官職；買主因考慮是出於不知情，免於處罰，不過按常規，打了四十小板；管理這些士兵的連長，因為“縱容”犯罪，也被撤職，聽候審判，但這家夥很聰明，及早悄悄地溜走了。上表奏折的刑部受命決定對該部隊最高指揮官的處罰，他對此案也有責任。由此可見，每個人都是這條鎖鏈上的一個環節，誰都不能以不知情或難以防止這類犯罪為借口，逃避責任。

 

　　北京《邸報》中，每年都有上報河流泛濫的奏折，像這類事情更能說明中國人互相負責的品質。1888年夏，直隸省附近的永定河泛濫，河水從山上衝下來，一瀉千裏。官員們看來是聞訊就趕到了現場，冒著生命危險，奮力搶救。可惜，人難勝天，他們不過像暴風雨中的螞蟻一樣，棲惶無助。盡管如此，李鴻章也不為之所動，仍請求皇帝立即摘去他們的頂戴花翎，或者保留官職，取消貴族身份（這是朝廷不滿時最常用的手段）。直隸總督也一再上表請求將自己交付刑部，依罪處罰。同樣的河水泛濫後來還發生了幾次，每次都有同樣的表章，皇帝也經常命令有司記錄“備案”。幾年前，河南省修複河堤以使黃河回歸故道的工程失敗了，自巡撫以下的大批官員遭到罷黜和流放。

 

　　中國人的責任感十分強烈，即使天子本人也不例外。他經常發布詔書，承認自己的缺點，把暴發洪水、饑荒和農民造反的責任歸咎於己，並乞求上天寬恕。他要對上天負責，這和他的臣子對他負責一樣，十分現實。皇帝失去了皇位，就表明他失去了“天意”，上天要將皇位交付應該登基的人。

 

　　中國人的責任觀念與西方觀念最相抵觸的是一人犯法、株滅九族，太平天國起義中有許多這方麵的例子。最近，土庫曼斯坦穆斯林起義的首領雅庫·貝哥也是被滿門抄斬。這種做法並不僅限於鎮壓起義上。1873年，一個中國人被指控盜取皇陵中的陪葬品，結果全家四代，上至年近九旬的老人，下至幾個月大的嬰兒，全被殺掉。在這個案子中，除罪犯一人外，其餘十一人全是無辜的，根本沒有證據表明他們參與了或知曉罪犯的行動。

 

　　中國人的責任觀常被視為其各項製度永恒不變的原因之一。它就像腳鐐手銬，束縛著每個人，各級官員也因之而為他們從未參與或根本不曉得的事情受到處罰，這就不能不破壞各種公正原則，並直接導致了上上下下所有的官吏都掌握了一套弄虛作假的手段。如實匯報情況，還要受到嚴厲懲處，完全顛倒了公正原則，違背了人性。因此，官員們發現不能控製犯罪現象或覺察得太遲的時候，即使本該負責，他也要掩蓋真相，以逃避責任，過分要求人們彼此負責足以說明中國為什麽會出現弊政和缺乏公正。我們對此一直都很關注。

 

　　每個致力於研究中國問題的人都會發現，中國官僚體製中還存在著另一個弊病，那就是官吏的俸祿不能滿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一點微不足道的津貼也很少能全領，並且還要作為各種罰款交回去，最後，連衙門中日常的開支都不足以維持。做官的，沒有其他門路可走，隻好貪汙受賄，以擺脫困境。

 

　　中國人的責任觀不符合公正原則，已是昭然若揭的事實，也令我們時刻難忘。可是，我們並不能因此忽略了其優點。

 

　　在西方，一個人被證明有罪之前，是清白無辜的。你也很難將責任強加到某人頭上。一列滿載旅客的火車，因超重壓斷了橋梁，不可能歸咎於某一個人。一座高樓倒塌了，壓死了很多人，盡管建築師會受到指責，可他表示當時他已做出最大努力，也沒聽說過他將因此受到處罰。一輛裝甲車翻倒，或者一次軍事行動因準備不足，遭到挫敗，人們也隻是指責整個體製，從不針對某個人。中國人在社會公正方麵遠遠落後於我們，可是，難道我們就不應該學習他們古老的經驗嗎？它可以便我們每個人都嚴格地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從而維持國家的安全。

 

　　中國人的責任感對居住在那兒的外國人也十分重要。家裏的“僮仆”能隨時取出任一把勺子、叉子，任一件古玩；負責家務的總管，除自己可以欺騙你之外，不允許任何人欺騙你；那些買辦，雖有大權，但又對每一分錢，每一個職員負責——隻要我們和中國人打交道，就永遠會遇到這類人。中國客店的老板，很少有善良的，尤其對待外國旅客方麵。可是，我們聽說一個老板，為了把一個空沙丁魚罐筒盒還給一個外國旅客，竟追了半英裏，他以為那是什麽重要的東西。他認為應該那樣做，可不像美國的旅店老板，他們總是冷冷地通知旅客：“本旅館對丟在大廳裏的髒靴子，概不負責。”

 

　　要是舉薦了某人，就要對其品質、行為和欠債負責，中國人普遍承認這是一種社會義務。外國人要想與中國人共事，就不能忽略這一點，一個中國監工，不論處在哪一位置，都會對每一次錄用或解雇下屬負責，這種情況會對事情的各個環節產生特殊的影響。在與中國人相互交往的漫長曆史中，外國人一直本能地對這一點非常欣賞。傳說從前有一個銀行裏的買辦頭，因為“男僮”讓蚊子鑽進了經理的蚊帳，竟將他叫去好好說明原因，如果中國人看到外國人對下屬從不負責，或者不重視“應盡的責任”，肯定認為極不適宜，假如想學會，更要花很長時間。

 

　　中國人有許多令人讚歎的品質，其中有一種是天生的尊重法律。我們不知道，是社會製度造就了這一品質，還是它造就了社會製度。但是，我們知道，中國人無論從先天的本性，還是從後天接受的教育上說，都是一個尊重法律的民族。在討論民族的忍耐美德時，這一點已有所涉及，不過，它與中國人責任感之間的聯係值得特別注意。在中國，每個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對他人負責，這一重要事實要時刻牢記。雖然一個人應該“遠走高飛”，可他逃脫不了自己的責任；即使他逃脫了，他的家庭仍不能逃脫，這是鐵的原則，它雖不能保證使一個人改邪歸正，卻常常可以使他不致於變得十惡不赦。

 

　　中國人很怕進官府，打官司。它也能說明中國人對法律的尊重。尤其是文人，他們一被召到官府，就嚇得膽戰心驚，噤若寒蟬，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即使事不關己，也會如此。我們就確實知道一個文人，被請去作證時，嚇得像患了癲癇病一樣，渾身抖個不停，最後竟昏倒在地，回家不久，就死了。

 

　　中國人對法律的尊重，與共和政體所表現的精神構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精神是由曆來就追求共和政體的人們創造的，學院法規、市政法令、國家法律，全都遭到默默地抵製，仿佛追求個人自由不是當代最大的危險，反而是最大的需要。不過，個人或社會完全應該把阻止，揭露虛偽和欺騙當成應盡的職責，並將這一點視為對中國人處理各種社會事務之方式的最大抗議。可是，在基督教國家，無論目不識丁的人，還是舉止文雅，有教養的人都有意無意地輕視法律，仿佛不需要法律維護公眾的利益，並且違抗法律要比遵守法律更能體現法律的尊嚴，這難道很光彩嗎？我們的法律既沒有被取消，也沒有貫徹實施——這種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反常狀態已使所有的法律都遭到了公眾的蔑視，我們對此能作何辯解？還有，在過去三十年，犯罪率迅猛增長，很多地方，人類生活的神聖感已經顯著淡化，我們對此又作何解釋？對於統計學無能為力的事，做出武斷的評價，完全徒勞無益。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的城市生活比美國的城市生活更安全——北京就比紐約安全。我們也相信，在中國旅遊比在美國旅遊更安全。應該記住，從總體上說，中國人和美國移民一樣無知，懷有偏見。他們也容易受盅惑，聚眾滋事。可是，令人奇怪的是，這種事並不經常發生，對外國人也沒有生命威脅。

 

　　中國人相信，人的思想、行為會影響上天的意誌。為了給父母治病割自己身上肉的做法，就體現了這一觀念。在討論中同人的孝順性格時，我們已經談過了。我們不準備堅持這種觀念是正確的，可有一些支持這一觀念的事實仍值得一提。中國18個省的麵積與地理環境和美國落基山以東的地區很相似。美國氣候變化無常，就像小麥喬裏．弗萊明對乘法表的評論：“令人難以忍受。”霍桑評價新英格蘭時，也說那兒“沒有氣候，隻有各種人氣的範例”將波士頓、紐約、芝加哥的氣候與中國同一緯度地區的氣候相比，就可以看出，同一些地理書對美國氣候的判斷一樣，中國也有“嚴寒酷暑”，因為在北京所處的緯度上，年溫差大約有100華氏度，這必然會產生各種不同的氣候溫度。

 

　　可是，在中國，同樣的冷溫變化並沒有導致像偉大的共和國——美國那樣的變化無常、難以預測，而是寧靜平穩、井然有序，很適宜於她那古老穩定的社會體製。欽定的帝國曆書體現了天、地、人三者的和諧統一。我們不清楚，在遼闊的帝國疆域內，是否各地百姓都同樣信服它。不過，在我們所熟悉的地區，它的確能告訴人們有關天氣的信息。“立春”那天，春天會翩然而至。在不同的幾年中，我們都發現，“立秋”一過，氣候會明顯發生變化，再也沒有了夏天的燥熱。而在西方國家，不期而至的霜降會給人們突然造成危害，一年十二個月它都會不定期地出現。為避免這一點，中國曆書將“二十四節氣”之一定為“霜降”，日期為12月23日。在這一天之前，一點霜花都看不見，而到了這天早晨，地上就會蒙上一層薄薄的白霜。以後的每天早晨也都會有霜，我們觀察這個現象好幾年了，很少看到有提前或推遲三天的。

 

　　在中國，這些非生物性東西的出現有規律，合乎理性，生物的出沒更是如此。很多年，我們都注意到，在早春的某一天，窗欞上點綴著幾隻蒼蠅，已經有好幾個月沒在那兒看到蒼蠅了。每逢這時，隻要打開帝國的曆書，就一定會發現這一天是“涼蜇”。

 

　　據說，講英語的民族，人的血管中流淌的是肆無忌憚的血液，它使我們蔑視法律，不服約束。布萊克斯頓說：“我們強健的英國祖先認為，隻有在特定的時間，人們才能自由的活動。”不過，也正因為我們勇敢的祖先，個人自由觀念和人權經曆了很長時間才得到確立。

 

　　但是，雖然這些權利已經很好地確立了，難道我們就不需要多強調個人意誌服從公眾利益、不需要維護法律的尊嚴嗎？在這方麵，我們不是有很多東西應該向中國人學習嗎？

 

 

 

第二十四章 相互猜疑

　　沒有一定的互相信賴，人就不能在有組織的社會中生存，這是個勿容置疑的事實。對中國這樣一個組織高度嚴密、複雜的社會，更是如此。盡管人們都承認這一點，仍有一些現象需要注意。這些現象並不符合我們的觀念，可對於了解中國的人來說，卻是十足的事實。我們所要討論的主題是中國人的相互猜疑，這一性格特征其實並無特別之處，所有的東方民族都具備。不過，中國的天才們無疑大大地改變了它的表現形式。知道一些與己無關、但可能引起嚴重後果的事，就會十分危險，它會引起極大猜疑。中國人如此，其他民族也不例外。

 

　　相互猜疑，在中國經久不衰。最引人注意的是帝國各地的城中均圍著高牆。漢語中，“城”一詞本身就包含著被牆所圍的意思，就像拉丁語中的“軍隊”一詞也有訓練、鍛煉的意思一樣。帝國的律法規定每個城市必須用一定高度的牆圍起來，不過，它和許多其他法令相同，沒有形諸文字，堅決要求實施，因為有很多城牆沒有任何保護設施，任其頹毀。在太平天國起義中，有一個城市曾被起義者攻破，並被占據了好幾個月，盡管城牆沒有被全部摧毀，可從那以後，十幾年都沒重修，還有許多城牆不過是薄薄的一層泥牆，連狗都可以任意爬進爬出。所有這些頹敗的現象隻反映了帝國的貧困，一旦有危險警報出現，首先就是修城牆。而修城又成了官吏或暴發戶掠奪的最便捷的途徑。

 

　　中國之所以有那麽多城牆，是因為政府不信任百姓。盡管從理論上說，皇帝是百姓的父親，他的臣僚也被稱為“父母官”，但所有的人都清楚，那隻不過是一種說法而已，就像說“加”或“減”一樣，百姓與統治者之間真正的關係是孩子與繼父間的關係。整個中國曆史充滿了起義，如果中央政府及時采取適當行動，大多數起義顯然可以避免。可是，政府並不想及時采取行動，也可能是它不希望這樣做，或者有某些原因使它不能這樣做。起義正在悄悄地準備著，政府也知道，可官員們隻是像烏龜一樣地把頭縮進殼裏，或者像刺蝟一樣團成球，立刻躲進現成的防禦城堡中，把動亂留給軍隊去收拾。

 

　　與其他東方城鎮一樣，中國居民住處周圍也建有高牆，這是他們相互猜疑的另一表現。外國人對中國人談起倫敦、紐約這類城市，若故意說這些城市是“有圍牆的城市”，會感到十分為難。使一個可能對西方感興趣的中國人理解，西方人的住處周圍沒有任何防護設施，也並不容易。中國人會立刻認為，那些國家沒有多少壞人，盡管他沒有什麽根據。

 

　　在中國農村，人們一般擁擠地住在一處，這也可以說明中國人相互猜疑。這些農村實際上是微型城市，它防禦的不是外來敵人，而是彼此防禦。據我們了解，隻有一些山區例外。那些地區土地貧瘠，養不了幾戶人家。他們又實在太貧窮，根本不用怕賊。巴伯先生描繪了四川的情況：“地主和佃戶各自住在自己的田舍裏，他們寧願分開住，而不願將住處擠在一起。”如果這個例外是因為古老的四川比其他省更期望和平，那麽，它就恰恰證實了巴伯先生所說的：這種期望已經曆了太多痛苦的失望，特別是太平天國那段日子，盡管在此之前曾有過很長一段和平時期。巴倫·梵·瑞恰斯芬也很讚成巴伯先生的觀點。

 

　　中國人，包括其他東方人，在觀念上和實踐中對待婦女的態度，也是他們相互猜疑的最重要的表現。其觀念已經人人盡知，就是花上一整章也討論不清其中的一點。女孩子一到青春期，就變得像“私鹽”一樣危險。訂婚之後，就更加不能外出見人了。極細小、單純的事都會招來惡毒的流言蜚語。“寡婦門前是非多”，也是公認的社會真理。盡管中國婦女比印度、土耳其的婦女享有更大的自由，★但仍不能認為中國婦女能獲得較高的尊重。婦女普遍遭到歧視，處於從屬地位；一夫多妻製和納妾製也一直存在——這些都表現出對婦女的不尊重，可是在西方，尊重婦女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中國表達對婦女看法的俗語也許被視為長期經驗的總結，隨處都可以聽到。女人被說成是天生下賤、目光短淺、不可信賴的貨色，還被當成嫉妒的化身，人們常說：“妒莫過於婦人。”這裏的“妒”想傳達的意思，是和它讀音相同的一個字：“毒”，這種觀念，有詩為證：

　　竹林蛇口

　　赤蜂尾上

　　狠毒莫若

　　婦人心腸

 

★可這種自由不能以表麵現象來判斷。一位在印度德裏居住了若幹年的婦女，來到山西省首府定居，她評判說，通常中國街道上的婦女人數要少於印度。不過，事實與這段注釋並不矛盾。

 

　　另外，歧視婦女的觀念還滲透在文字中。作為客觀的表現形式，它經常引起人們的注意。一位傑出的中國學者，為了回答筆者的問題，仔細研究了一百三十五個以“女”字為偏旁的常用字。結果發現，其中十四個為褒義，如“好”、“嫻”等；其餘三十五個為貶義，八十六個為中性。那些貶義字囊括了漢語中最惡毒無恥的意義，如虛偽、欺詐、墮落、不忠、自私之類。三個“女”字組成的姦（奸）字，表達了“與未婚者私通、通奸、誘奸”等等意思。

 

　　據說，不信任別人有兩個原因：一是不了解對方；二是了解對方。原因不同，中國人的處理方式也不同。中國人天生具有聯合的本領，如同化學原子化合一樣。他們彼此不信任是以含蓄的方式表達的，隻要在恰當的時間，以恰當的方式，我們就很容易發現這一點。媳婦煽起家庭成員之間的不斷猜疑，為了分配共同的勞動成果，她們總是使出渾身解數，挑撥丈夫與家庭間的關係。

 

　　不討論家庭生活了，它可以寫上整整一章。現在讓我們看看沒有複雜家庭關係的人。家裏的仆人，假如不是由某位富有責任心的人介紹來的，彼此之間總是保持武裝中立。可假如其中一位有劣跡傳出來，他首先不是問自己：“主人是怎麽發現的？”而是問：“誰告訴他的？”即使他心裏清楚，有很多證據可以證明是他幹的，他的第一個念頭仍是別的仆人在排擠他。我們認識一位中國婦女，有次她聽到院子裏有人高聲談話，臉色就馬上變了，怒氣衝衝地從屋子裏奔出去，她認為，人們是在憤怒地議論她。可事實上，隻是有人在買一堆穀草，嫌賣主要價太高。

 

　　某個仆人被意外辭退，他肯定會滿腔仇恨，這也是由猜疑引起的。他懷疑除他自己之外的每一個人，即使他知道所有的理由中，任何一條都足以使他被辭退，他仍會堅持有人說了他的壞話，堅持說辭退他是毫無道理的。他必須挽回“麵子”，他猜疑的天性必須滿足，外國家庭的仆人也會發生這類事，不過程度不同，因為中國仆人知道如何欺騙善良的外國人。但在中國主人那裏，他想都不敢這樣想。因此，很多外國人一直雇用著早該辭退的仆人，他們不敢那樣做。他們也知道，單單提出辭退就會招怨樹敵，其中主要是那些受過指責、“不光彩”的仆人。外國人沒有勇氣將他們趕走，以免失敗後，情況更糟。

 

　　有一個故事，講的是中世紀奧地利的一座城市遭到了土耳其人的圍攻，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了。在這危急關頭，一位姑娘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很多箱蜜蜂，就把它們搬到城牆上。這時土耳其人已快爬到城垛子上了。群蜂飛出，敵人潮水般地退卻了，城市被挽救了。中國人的策略常常和這個奧地利姑娘一樣，成功對於他們僅是一種標誌，一位拉丁教授說過，人們寧願“麵對風暴的警報”，也不“麵對風暴自身”，中國人對待騷亂也如同對待風暴一樣。雖然中國人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經常隻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假裝沒看見，而對於外國人來說，可沒那麽簡單，容易處理。

 

　　孩子到了獨立闖世界的年齡，我們認為有必要告訴他們：最好不要過分相信陌生人。中國的孩子不需要如此告誡，他們早已從母奶裏汲取了這一經驗。有句俗話說：一人不進廟，兩人不看井。我們感到迷惑不解，為什麽一個人不能進廟呢？原來是和尚可能會乘機謀財害命。兩人不看井，因為假如一個人欠了另一個人的債，或另一個人身上有他渴望得到的東西，他也許會趁機把這個人推入井中。

 

　　另外一些相互猜疑的例子來自人們的日常生活。在西方國家，有自由，無壓抑，而中國明顯缺乏自由。在我們看來，處理一件事情，理所當然應該采用最簡便的方法，可在中國完全不同，需要考慮很多因素。無論遇到什麽事，中國人考慮最多的是兩種東西——錢和糧，它們是大部分中國人生活的兩個核心。中國人很難相信，一筆錢若交到另外一個人手裏，能夠按既定的方案分配給眾人。他們沒有那種分配經驗，隻認為，錢到了另外一個人手裏，他就會千方百計地從中克扣。同樣，安排一個中國人為他人分配食物也很困難。表麵上，怎麽也看不出接受食物者會懷疑分配者從中克扣。此時，不滿的情緒可能被完全壓抑了。但我們不能據此認為，沒有猜疑存在。其實，隻有外國人才把它當成一個問題，中國人認為，隻要機器中存在摩擦，人與人之間就存在猜疑。

 

　　中國旅館的侍者有個習慣，他們總對即將離開的旅客大聲報出清單上的每一款項。這可不像一些旅客所認為的，是在稱讚他的闊氣，它有更實際的目的，是為了使其他侍者知道，報單的人並沒有私藏小費或“酒錢”，盡管實際上他們個個盼望能夠這樣。

 

　　假如一件事接近完成時，需要重新磋商或修正，中國人就不能像西方人，一封信就可以把事情辦妥。當事人要親自到負責人家裏去。如果時間太晚，負責人不在，還必須再次登門，直到見到為止。假如通過中介，誰都不敢保證事情不被歪曲。

 

　　人們經常討論中國人的團結。有些時候，整個家庭或家族會幹預屬於家庭成員個人的事。一個明智的外姓人，這時會格外小心，以免介入，惹火燒身。有句很妙的格言說的就是外姓人的忠言難以被接受。“我們的事情，這家夥攙和什麽？一定是居心不良！”對朋友和老鄰居都如此，更何況外來戶和沒有特殊關係的人。

 

　　“外”這個詞在中國還有遠近之分。外國人辦事不順利，因為他來自“外國”；鄉民辦事不順利，因為他來自“外鄉”。一個外來者，背景不明，又不想讓別人知道，情況一會更糟糕。謹慎的中國人免不了會想：“誰知道這家夥葫蘆裏裝的是什麽藥？”

 

　　一個旅行者碰巧迷路，來到了一個村莊。假如天黑了，尤其時間太晚，他會經常發現，沒人出來給他指路。筆者有一次就曾來來回回轉了幾個小時，花錢也雇不到向導，甚至聽不到一句指路的話。

 

　　中國學生上課時一律扯著嗓子念，既損害他們的發聲器官，也令外國人心煩意亂。這是一種“傳統”，如果想刨根究底，人們會告訴你，聽不到讀書聲，老師就不知道學生是否在專心學習。學生背誦時，要背對老師，老師以這種奇怪的做法來確保學生不偷看。

 

　　並不是所有的文明都主張要款待陌生人。和東方人實際接觸之後，所羅門關於對陌生人要謹慎的箴言獲得了新意。但中國人的謹慎已到了高不可攀的地步。一位中國老師受雇於外國人，收集童謠。一次，他聽到一個小男孩正在哼一支不清楚的歌謠，就讓他再唱一遍，可是，孩子嚇得慌忙逃走了，再也沒露麵。小男孩的行為是中國這種環境中典型的產物。一個人精神失常，離家出走，他的朋友四下裏打聽，希望能得到一點兒有關他的消息，其實，他們很清楚，這樣做，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假如有人說曾見他來過，後來又走了。尋找的人會很自然地問：你當時做了些什麽？這樣，麻煩就來了。所以，如果詢問者是個陌生人，人們就一定會回答：不知道。這也是最安全的辦法。

 

　　根據我們的經驗，在中國，陌生人尋找當地一位有名的人物，也會出現類似的情況。有一次，一個看似來自鄰省的人，到某個村子去找一位名人，最後卻失望地發現，全村人眾口一辭，都斷然否定認識這麽一個人，而且還信誓旦旦地表示，連聽說都沒聽說過。這些謊言並不是事先串通好，編造出來的，因為村民們沒有串通的時間，他們不約而同地這樣做，就像北美的草原犬鼠，一見到陌生的東西，就一頭紮進洞裏，是出於一種本能。

 

　　在所有的這類事情中，一句簡單的招呼，都可以顯示出它與當地方言的細微差別。鄉下人會經常遇到盤問，他家住在哪兒，距離某某地有多遠等等，似乎在確保他不是在騙人。同樣，學生入“闈”時，不僅要詢問他的學曆。還可能要盤問他寫的文章，以及是如何完成的。用這種方法，欺騙就很容易被識破，事實上也經常如此。一個人不要企圖冒充當地人，因為口音會泄露他的籍貫。陌生人不僅很難獲得某人的下落，而且他的行為還會引起普遍的猜疑，就像前麵說的那個例子，整個村子都在猜疑。有幾個中國人曾長期在一家外國醫院接受治療，筆者讓另幾個中國人去找他們，結果，一個也沒找到。有時，即使一個人鼓起勇氣和陌生人交談，也至多隻說出自己的姓，絕對不會泄露自己的名字，因為同姓的人畢竟很多。還有時，送信者苦苦尋找的村子就在眼前，卻會莫名其妙地找不到，甚至連最後的一點線索也消失了。就在前麵說的那個例子中，陌生人在方圓一、兩裏路內都沒有找到的那位名人，其住處實際上距他隻有幾十米遠。

 

　　筆者認識一位老人，他有一個富有的鄰居。兩人從前曾同是中國某一秘密教派的成員。可當人們詢問起他鄰居的情況時，卻發現這兩個從小一起長大，相鄰而居六十餘年的老人從未接觸過。“怎麽會這樣呢？”“因為他老了，很少外出。”“你為什麽不常去看望他，談談過去的時光呢？你們相處得不好嗎？”老人不自然地微微一笑，然後搖搖頭：“不，我們相處得很好。但他富有，我貧窮，如果我去他家，就會惹人說閑話：他去那兒幹什麽？”

 

　　中國人相互猜疑有一個明顯的表現：他們從內心裏不願被單獨留在房間裏。否則，一定會覺得不自在，還可能會溜出房間，到走廊裏去，似乎在說：“別懷疑我，瞧，我沒拿你的任何東西，我不在屋子裏。”自重的中國人拜訪外國人時也會這樣。

 

　　沒有什麽能比非正常性死亡更易引起強烈的猜疑。典型的例子是已婚女兒的死亡。雖然，像前麵說的，女兒活著時，父母無力保護她；可假如她死得可疑，她的父母在一定程度上就獲得了主動權。女兒自殺後，他們就不再像過去那樣俯首屈從，而是盛氣淩人地提出一些苛刻的條件。這種情況下，拒絕和女方娘家達成一致，就會引起一場持久、惱人的官司。娘家的目的首先是為了報複，不過，最終目的隻是為了保住“麵子”。

 

　　中國有句古話：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這句箴言表達了一個普遍的真理：在中國，走路都要小心翼翼。這就是中國人生性沉默的原因，我們對此有時十分難以忍受。他們都知道，一言不慎，就可能釀成大禍，而我們對此一點也不懂。

 

　　中國人的商業活動表明中國有各種各樣的猜疑形式。買方、賣方彼此都不信任，隻有嚴格保持中立的第三者才能促使買賣成交，他們隻有通過討價還價才能獲利。而且直到付款，交易才算做成。情況更複雜時，還需要形諸文字，因為“空口無憑”，必須“立此存照”。

 

　　中國金融市場的混亂，部分原因在於錢莊對顧客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顧客也有充分的理由表明自己不應該相信錢莊。南方的假外幣，各地的假銀元，都是這個偉大的商業性民族生性猜疑的明證。他們決心做成一樁交易時，非常精明；不願做時，表現得更精明。顧客出於猜疑，總希望天黑以後使用銀子，這一點中外皆然。如果城裏的商店建議等到第二天，這是明智之舉，也不足為奇。

 

　　中國的銀行係統似乎包羅萬象，錯綜複雜。我們從馬可·波羅的遊記中可以知道，中國很早就使用銀行票據了。但並不普遍，好像被嚴格地限製在一定的流通領域。兩個相距僅十裏的城市，各自的錢莊都有充足的理由不收對方的票據。

 

　　中國的利潤率很高，在24％一36％之間，甚至更高，這也是中國人彼此不信任的表現。這種暴利大部分不是錢本身的利潤，而是巨大冒險的保險費，我們所熟悉的西方的投資方式，他們幾乎沒有，這不是因為帝國資源開發不足，而是因為人們普遍彼此不信任，“人生無信不立”，根據這一點，在將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在許多問題上，中國人仍將表現出猜疑的特點，這必定會極大地損害他們的利益。

 

　　幾年前，有家報紙對紐約華人的情況作過詳細的報道，其中有個荒謬的例子可以說明中國商業場中的猜疑。中國人在其他城市建立的機構大概也是大同小異。在紐約，他們有自已的市政府，有十二個市政領導。這些人把錢和市政府的文件鎖在一個大保險櫃中，為確保絕對安全，他們不用美國銀行用的那種複雜、美觀的號碼鎖，而是用十二把銅掛鎖（中國式的）。每人隻掌一把鑰匙，要想打開保險櫃，必須十二人全部到齊，每人開一把鎖。不幸的是，一位傑出的高級中政官突然去世了，整個市政事務立刻陷入了極度混亂中，因為那位市政官的鑰匙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也沒人敢代他開鎖，人們相信死者會嫉妒他的繼承人，讓他也患上自己的那種病，這一迷信的觀念太令他們恐懼了。直到經過特殊的選舉補了空缺之後，市政府才取出錢支付喪葬費。這件小事，的確是一扇窗口，通過它，人們可以發現中國人的一些主要特征——富有組織才能、商業才能，互相猜疑，極度的輕信以及對西方製度和文明不言而喻的蔑視。

 

　　中國的政府機構中也不乏相互猜疑的例子。宦官是亞洲典型的現象，中國古亦有之。但在目前的這個王朝，滿族人采用了卓有成效的辦法，使這批危險人物不再像過去那樣有權力來危害人民了。

 

　　滿人在中國是征服者，漢人是被征服者，雙方在政府中難免相互猜疑，產生齟齬。六部長官及副職由哪族人來擔任必須妥善安排，這樣才能維持國家機器的平衡。檢察院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同等作用。

 

　　對那些熟悉中國政府內部情況的人，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說得對；中國人的普通社會生活中充滿猜疑，官場也不例外。它不可能是另外一種情況，實際上乃中國人的本性使然。上級害怕下級競爭，時刻提防下級；下級的宦海浮沉又隨時會受上級影響，他們也在猜疑上級。而整個官僚階層又對強大的文人階層和普通百姓存有戒備之意。中國有許多宗教團體是半政治性的，這就是後一種情況的顯著表現。它們已使整個帝國變得像一團馬蜂窩。地方政府禁止節欲者團體集會，比如有名的三星會，它隻不過想禁止鴉片、煙和酒，打翻衙門裏貪婪的“虎狼”的筵宴。他們並不企圖謀反，可官府一直這樣認為，他們也就隻能如此。所有的秘密宗教都企圖謀反，包括三星會，這樣猜疑，會使事情變得容易處理。無論什麽時候隻要有異常情況，政府立即行動，把為首的抓住，或流放，或殺掉，恐懼就可緩解一陣子了。

 

　　強烈的猜疑使中國人變得十分保守。他們不了解人口調查，政府偶爾需要，也會因猜疑而不能實行，哪怕是名義上也不行，人們總是立刻懷疑調查是別有用心。筆者鄰村發生的一件事，可以證明這種猜疑真實不虛。有兄弟二人，聽說政府要進行新的人口調查，便斷定這是強行遷民的預兆。按常規，遷民時，兄弟二人會留一人在家看守祖墳。弟弟料想自己很可能被征走，為了逃避長途跋涉的折磨，他立刻自殺了。這樣就將了政府一軍。

 

　　猜疑與保守，使中國青年從美國留學歸來後，一直步履維艱，困難重重。它們也同樣阻礙了中國對鐵路的引進。中國所需要的改革也因政府的猜疑而長期遭到禁止。三十多年前，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聽了鑄造小銀幣之重要性的意見時，非常坦率地說：帝國的貨幣，永不可改革，“如果試圖改變，百姓立即會認為政府想從中牟利。”事實上，也的確如此。

 

　　開礦也同樣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如果可以成功的話，它會使中國變成一個富庶的國家。地下的“泥龍”，地上的猜疑和侵吞公款的行為，使得整個行動連第一步都難以邁出。無論新事物會帶來多大的益處，益處有多明顯，隻要引起猜疑，就別想引進。已故的內文斯博士在煙台，為了將外國水果的優良品種引進中國，做了大量的工作，這些水果明顯會帶來巨大的收益。但他每前進一步，都要被迫同猜疑作鬥爭。缺乏善心或稍不耐煩，就可能早已取消這項計劃了。不過，效益一旦得到確證，猜疑就會自然地漸漸消失。調查養蠶和種茶對帝國的海關非常實際，可是對此感興趣的人們又怎麽能違背過去的經驗，認為這些調查不是為了征稅，而是為了促進生產或提高技術勞動的收益呢？誰聽說過這種事情？即便聽說了，誰又會相信呢？古老的荷蘭有句諺語可以形容中國人對這類事的態度：“狐狸跳進鵝毛筆管時，卻說：‘各位早晨好’。”

 

　　下麵我們將探討一下這個問題與外國人間的特殊關係。中國人在強烈地不信任外國人時，還經常伴隨著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他們能夠輕而易舉地完成最難辦的事。假如一個外國人在某個他從前很少去的地方散步，中國人就會認為他在察看風水；假如他凝視一條河，他就是在測定其中是否有金子。人們認為他能夠看穿地表，發現最值得攫取的東西。如果他在賑濟災荒，人們就會認為他最終是想掠走大批當地人，到外國去做苦力。出於“風水”上的考慮，外國人經常被禁止到城牆上去，他們的建築物也必須嚴格控製，像帝國的邊界線一樣明確。中國人似乎缺乏自然一致性的觀念。巴伯先生曾提起四川某山區的一句諺語：外長罌粟內藏煤。這並不僅僅是一種無知的觀念。帕普利教授說，北京的一位高級官員也告訴過他同樣的話，並且在不知開采速度的情況下，把它作為反對過快開采煤礦的根據。己故的政治家文祥，曾讀馬丁博士的《基督教的證明》一書，當有人問起他的看法時，他回答，他準備接受該書科學的部分，但宗教部分，關於地球繞著太陽旋轉的斷言，則會令他難以置信。

 

　　外國人進入中國完全超出了他們目前的承受能力。梵·瑞恰斯芬男爵騎馬在鄉間遊曆，在四川人看來，完全是一種漫無目的的行為，因此把他想像成一個亡命之徒。很多中國人第一次見到外國人，會產生一種神秘的恐懼感，後來才發現這些野蠻人原來也都挺不錯。許多中國婦女受到告誡，她們一旦進入外國人的住所，外國人就會念動致命的咒語，使她們著魔。如果她們最終被引誘進去，她們千萬不能踩門檻或照鏡子，否則會不安全。

 

　　幾年以前，從內地某省來的一位年輕學者——該省對外國人其實一無所知——經過筆者的努力，答應幫一位新來的外國人學漢語。他在那人家裏住了幾星期後，想起他的母親需要他的照顧，就回家去了。臨行前，與筆者約定，某日趕回，可是，直到現在他也沒回來。住在外國人家裏的那段日子，這個聰明的孔門弟子，從未喝過一口茶或吃過一樣東西，唯恐吃進了迷魂藥。有一次，他寫信給他的母親，告訴她，自己一切都很好。另一個老師就送給他個外國信封，並且還告訴他，隻要用舌頭舔濕就可以封口。他卻急中生智，溫和地請那位老師幫他封口，因為他對此不在行。

 

 

　　中國人拒絕接受外國人印刷的漢語書，也是由這種觀念導致的。人們普遍相信，書中放了迷魂藥，油墨味就是它發出來的。藥是在排版印刷時就摻進去了。有時，還會聽到讀了外國人的書，就會成為外國人的奴隸的傳聞，據說有個小夥子對此不太相信，就讀了一本小冊子的開頭，馬上驚恐地把書扔掉，跑回家告訴他的朋友，假如誰讀了那個書後，說了謊言，將來就會下地獄。小販子也經常發現，這些書送都送不出去，並不是因為書中不為人知的內容受到敵視，而是因為人們擔心送書者會以此進行敲詐勒索，這種做法在中國相當普遍。

 

　　如果外國人不慎重，試圖記下一些孩子的名字，就會引起一片恐慌，而且也確曾使一所正在興辦的學校解散了。中國文字的羅馬拚音體係一開始引入，就遭到了懷疑與排斥。為什麽外國人希望教學生寫一些他們的朋友讀不懂的文字？世界上任何解釋都不能消除中國老一輩人的疑心，他們認為，漢字一直很完美，對下一代也有好處。外國人連自己的祖先都不知道是誰，和他們的發明相比，中國人的漢字不知要好多少倍。幾乎可以說，外國人的一切建議都會受到普遍的排斥。其原因很明顯，就因為是外國人的建議。這種“順而不從”的性格使你的中國朋友，以最溫和而又最明確無誤的方式讓你確信，你的建議非常令人敬佩，不過，也非常荒謬。

 

　　諷刺是西方人手中的一種便利的武器，可它完全不適合中國人的口味。外國人對待中國人決不是根據自己的願望或需要。有個外國人對仆人的失職和過錯深惡痛絕，就用英語罵他“騙子”。仆人就向一位漢語很好的女士請教，當他得知這個用來說他的詞的意思時，說他“受到了沉重的打擊”。清朝的高級官員曾盜用湯姆先生《伊索寓言》澤文的版本，他們的思維模式和這個仆人一模一樣。不過，其中會說話的鵝、老虎、狐狸和獅子不能不令他們想到背後隱晦的含義，為防患於未然，他們便查禁了所有的版本。

 

　　對外國人最頑固的不信任的例子可以在遍布大部分中國的醫院和診所裏發現。在人數眾多的患者中，許多人對外國醫生的善良和醫術表現出不言而喻的誠意和令人感動的信任。但也有不少人，仍相信荒謬的謊言，說外國人用人的眼睛和心髒做藥，外科醫生有將人切成碎肉的嗜好，外國人還將中國兒童藏在地窖中，進行可怕的處理等等。除了小心探問，這些人的感情我們一般了解得很少。一、兩年之後，這些機構的廣泛成功可望能夠像大風吹散塵土一樣，驅散所有的這些無稽之談。不過，它們一有機會，就會瘋狂地蔓延，像溫暖潮濕八月中的黴菌。

 

　　雖然在中外關係史上，外國人存在著嚴重失誤，但整個曆史是中國人懷疑與搪塞的曆史。這是一段令人厭倦的回憶，其間的教訓完全是由徒勞無功的交往者造成的。但在中國，私人常常被迫充當外交家，他們都很清楚應該怎樣做，我們可以舉一個典型的例子進行說明。一個外國人提出要在中國內地某城市租賃一處住所，當地官員則提出種種借口加以搪塞，在一次安排好的會見中，這個外國人身著中國服裝，帶著紙和筆，到了見麵地點。初步交談之後，他慢慢地取出文具，擺好紙，擰開筆，檢查一下墨水，神情嚴肅專注。中國官員懷著強烈的興趣看他做完這一切，好奇地問：“你在做什麽？”外國人解釋道，他隻是準備好文具，“僅此而已，沒有什麽。”“文具？準備文具幹什麽？”“記下你的答複。”這位官員急忙向外國客人保證，住所一定會解決，這樣做完全沒有必要。可他下次再聽到這個神秘的記錄時，怎麽能保證承認，其中的內容都是他說的？

 

　　中國是個謠言泛濫的國家，它們經常使人心中充滿恐懼。幾年前，新加坡的中國人報告說，苦力們堅決拒絕天黑以後走某一條街道，因為在那裏會突然神秘地被砍去腦袋。帝國可能永遠也不能從恐懼中解脫出來了，對於有關的人，這些恐懼就像1789年法國革命中的巴黎人感到的一樣真切。無節製的輕信和相互猜疑是恐怖的謠言產生、彌漫的沃土。當它們與外國人有關時，痛苦的經驗表明，絕不可掉以輕心，在它們剛一產生時，就應該查清。如果當地官員認真查處，就不會導致嚴重的後果。如果不進行製止，任其漫延，就會產生像天津大屠殺那樣的慘劇。整個中國都適宜於謠言的迅速傳播，幾乎沒有一個省沒有產生過謠言。為了徹底鏟除謠言，時間就應像地質新紀元一樣被視為至關重要的因素，最好的辦法，是以勿容置疑的實例，使中國人相信，外國人是他們真誠的祝願者，一旦樹立了這一堅定信念，“四海之內皆兄弟”將會在人類史上第一次成為現實。

 

 

 

第二十五章 缺乏誠信

　　“信”，英語裏一般譯為“sincerity”；在漢字中，它是個會意字，由“人”和“言”兩部分組成，其意義也是這兩部分字麵所表達的。“五常”中，它位列最後。許多了解中國的人認為，“信”在天朝上邦，事實上可能是最罕見的美德。他們也將會同意基德教授的看法。基德教授在談了中國人“信”的觀念之後，接著又說：“如果在民族性格中有一種美德，不僅在行動中受到蔑視，而且也和現有的處世態度形成強烈的反差，這一特征非“信”莫屬。中國人公開的和私下裏的表現，都與“信”背道而馳。他們的敵人也以此諷刺他們。虛偽矯飾，欺騙、不真誠和趨炎附勢是這個民族的顯著特征。”這種評價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實，我們最好在詳細地考察了下麵的事例後再作判斷。

 

　　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現代中國人和古代中國人沒有多少差異，而且我們還深信，有資格的學者也會支持這一觀點。在信的標準上，中國人不同於西方人。一些思想敏銳的學者，在仔細推敲中國的古代經典時，會從字裏行間發現很多拐彎抹角、含糊其辭的地方。他還會發現，對西方人的直率，中國人有句很有意味的話：“直率而無分寸就成了無禮。”《論語》中孺悲與孔子的故事，西方人覺得意味深長，而儒生們卻一點兒也不理解。下麵一段選自萊格的譯文：“孺悲想拜見孔子，孔子托辭有病，謝絕見他。但傳話人一出房門，孔子便取下瑟，邊彈邊唱，故意讓孺悲聽見。”孔子不想接見孺悲這樣的人，便以中國的方式來解決。

 

　　孔子的做法後來為孟子所仿效。孟子曾在某國作為客人被邀請上朝，但他希望國王能給他以第一次召見的榮譽，因此托病不出。第二天，為表明這隻是個借口，便在別處覲見國王。陪伴孟子的官員，夜裏與孟子就孔子的上述行為，進行了一次長談，但討論隻局限在禮節慣例方麵，沒有涉及到為方便而撒謊的道德問題，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有人思考過這一問題，現代的孔門弟子在給學生解釋這一段時，也沒有超出上麵的討論。

 

　　在保存典籍的本能方麵，古代中國人遠遠高出許多國家的當代人。他們曆史雖然冗長；但包羅萬象。很多西方學者似乎最推崇中國的曆史，言辭中常流露出過分的信任。維也納大學教師基·辛格博士1788年7月在《中國評論》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其中有這樣一段：“科學考據很早就認識到，並且越來越證明了中國古典文獻的曆史真實性。”例如，最新一代中最廣博的中國研究者——瑞恰斯芬，在討論中國人性格中驚人的矛盾成分時，發現一方麵他們在統計記錄曆史事件時，具有忠實精神和探索真理的強烈願望，另一方麵在日常生活和外交談判中處處充滿謊言與欺騙，此二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精確地記錄曆史有兩種不同的途徑：一、按特定的順序和比重敘述事件；二、根據一定的精神和動機分析。闡釋事件。一些廣泛地研究了中國曆史的人認為，從前者看，這些曆史著作無疑大大地超出了撰寫的時代；從後者看，它們絕沒有辛格博士所認為的謹嚴。對不了解的事物，我們不發表意見，隻是想讓人們注意，一個民族沉溺於謊言，同時又能培養出尊重事實的史官，即使不是史無前例，也是獨一無二的。強烈的愛或恨扭曲其他國家的曆史，在中國，難道它們就不起作用嗎？在世界其他地區發揮作用的因素難道在中國會失效嗎？

 

　　不僅儒家思想本身存在較大缺陷，而孔大聖人也不嚴格尊重史實。萊格博士並不緊盯著“聖人生平的暇疵”不放，而是重點研究孔子編篡《春秋》時處理曆史材料的方式。這部著作記錄了魯國二百三十四年的曆史，向後延續到孔子死後兩年。下麵一段引自萊格博士有關儒教的演講，發表在他的多卷本《中國宗教》中：“孟子把《春秋》視為孔子最偉大的成就，說它的問世使亂臣賊子懼。作者自己也說過同樣的話，並說世人因此了解他，也因此毀謗他。”但是當孔子談到世人因此毀謗他時，不知他心裏是否充滿了疑慮。事實上，這部書不僅極為簡約，而且含糊其辭，具有欺騙性。《春秋》問世後，不足百年，公羊便對之作了修正與補正，說《春秋》“為尊者諱，為長者諱，為賢者諱”。我在《中國經典》第五卷中指出，“諱”包含三種含義——省略，掩蓋和篡改。對此，我們能說什麽呢？……我常常想快刀斬亂麻，幹脆否認《春秋》的真誠性和真實性。但是孔子生活在他記錄的那個時代，他把曆史與自己的筆法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了。如果一個外國學習者采用曲解的辦法，使他看不到大聖人不尊重史實的缺點，中國的統治者和大多數學者可不會憐憫他，也不會同情他的苦惱。孔子及其弟子一直倡導真實性，但《春秋》使他們的同胞在可能損及帝國或聖人名譽的情況下，學會了掩蓋真相。

 

　　我們已經看出，宣稱中國曆史真實的人隻準備承認，在中國，真實僅存在曆史的記述中。當然，不可能證明每一個中國人都撒謊。即使有可能，我們也不願那樣做。等到中國人的良知蘇醒，開始關注自己的信義時，自己會提供最有力的證據。他們在談論自己的民族時，我們經常可以聽到，像海南島首領所說的：“我們一開口，謊言就誕生。”可是，對我們來說，中國人並不像一些人認為的，是為撒謊而撒謊，撒謊是為了獲得謊言之外的某種利益。巴伯先生說：“他們不說真話，同樣也不相信真話。”一位學過英語的中國小夥子在拜訪筆者的朋友時，為增加詞匯量，希望學會說“你撒謊”的英語表述方式。我的朋友就告訴他，這句話最好別用來說外國人，否則，肯定會挨揍。小夥子毫不掩飾地對此表示驚訝，他覺得這句話就像說“你騙人”一樣，不會傷害人。庫克先生，1857年在作倫敦《泰晤士報》駐中國記者時，談到西方人最討厭被稱為說謊者，“但是，如果你對中國人說同樣的話，他一點兒也不會氣惱，也不會感到受了侮辱。他不否認事實，隻回答道：‘我可不敢對閣下撒謊’。說一個中國人‘撒謊成性，眼下正在撒謊’，就像對英國人說，‘你這家夥就愛說俏皮話，我保證現在你腦袋裏裝滿了糟透了的俏皮話’。”

 

　　中國人平時說話缺乏誠信，雖未達到作偽的程度，但他們所說的每一件，幾乎都不是真相。真相在中國是最難獲得的，誰都不敢保證，自己獲得了事實的全部真相。即使有人尋求你的幫助，比如打官司，他希望你全權代理，你仍會發現，他向你隱瞞了重要的事實。這顯然是支吾搪塞的本能所致，而非蓄意如此，盡管這樣做，受害者隻能是他本人。無論你從何處著手處理，整個事情一直要到最後才會顯露出來。較為了解中國的人不會聽了一方陳述就覺得掌握了全部情況，他寧願把聽到的和其他情況結合起來，最後找來幾位他最信任的人，就那些陳述再調查一番，才判斷事情的真相。

 

　　缺乏誠信，再加上猜疑，就足以解釋為什麽中國人經常交談了很長時間，卻沒有談出任何實質性的內容。對外國人來說，中國人不可理喻，主要歸咎於他們虛偽。我們不知道他們在希求什麽，但總覺得他們的言談背後隱藏著更多的東西。因此，當一個中國人走到你跟前，貼在你耳邊，神秘地告訴你一個你感興趣的中國人的事，你不可能不心頭一沉。你不能確定他是在說事實，還是在誣陷那人。你也從來不能保證中國人的最後通牒真的就是最後的。對於生意人、旅行家、外交官來說，這個很容易闡釋的命題，包含著諸多令人煩惱的因素。

 

　　所有事情的真正原因幾乎都難以預料，即便知道，也不能確保是事實。每一個中國人，即使沒受過教育，其本性也像一頭狡猾的烏賊，受到追蹤時，立刻能噴出大量的墨汁，使自己退到最安全的地方。如果你在旅途中，受到拜訪，請求捐款給一些窮人，他們希望開發新的土地，你的仆人不會像你一樣，幹脆說：“你花錢不關我的事，隨你的便。”而是“麵帶孩子般的笑容”解釋道，你袋裏的錢隻夠你自己用的。這樣，你就無法捐款了。我們也很少發現某個看門的人，會像外國人對待他那樣，對一群中國人說：“這兒你不能進。”他隻是在一旁悄悄地看著，等他們一進去，他就放狗。

 

　　中國人能自覺守約者，寥寥無幾。這與他們誤解的天賦、淡薄的時間觀念有關。不管失約的真正原因是什麽，你將有趣地發現他們會尋找各種各樣的借口。一般，中國人被指責爽約時，會說道，這個約會無足輕重，重要的約會，他總會守約。如果譴責他的某個缺點，發誓改正的話就會像流水一樣從他嘴裏噴瀉而出。他承認錯誤很全麵——實際上是太全麵了，除了信用之外，你再沒別的可期待了。

 

　　一位中國先生，曾被雇來抄寫，注釋一些格言。在一些古老的警句之後，他解釋道，不能馬上拒絕別人的請求，相反，即使實際上不想幫忙，也要表麵上答應。“拖到明天，接著，再一個明天，這樣，請求者心裏會得到安慰。”負債的人一般也采用這種方法。誰也別指望一次就可把債討回，要債者也不會因此失望，欠債者會信誓旦旦地說，下一次還。然後再下一次，再下一次。

 

　　最能說明中國人虛偽的，是他們對待孩子的態度。孩子們從小就學會不誠實，而且無論孩子本人，還是施教者竟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孩子還在牙牙學語、朦朦朧朧懂話的時候，大人就告訴他，要是不聽話，藏在大人袖子裏的怪物就會出來咬他。外國人也常被比做未知的怪物，這也能較好地說明為什麽中國人經常對我們說髒話。孩子們很小就對我們懷有模糊的恐懼感，長大後，一旦意識到我們並不可怕，隻是可笑而已，怎麽會不在街上哄趕我們呢？

 

　　車夫拉著外國人，後麵跟著一群高聲喊叫的頑童。他被激怒了，向他們吼道，他要捉幾個，綁在車後麵拖死。船夫遇到這種情況，也會嚇唬道，用開水澆他們。“我揍你”、“我砍死你”這類話，對懂點事的孩子來說，就等於“別那樣做”。

 

　　中國人要想裝得“懂禮”，必須掌握一大套詞匯，他們能表現出說話者的謙卑，聽話者的高貴。“懂禮”的人提到自己的妻子，如果必須稱呼，就說“拙荊”，或其他類似的文雅的謙稱。農村人，雖然不會文雅的辭令，也能抓住“禮”的精髓，稱和自己患難與共的伴侶為“臭婆娘”。中國人自己的一個故事，可以恰當地說明他們注意禮節的特征。一位拜訪者身穿最好的禮服，坐在客廳裏等候主人的出現。一隻老鼠正在梁上嬉戲，把鼻子伸進梁上的油罐中，客人的突然到來嚇了老鼠一跳，它轉身就逃，結果碰翻了油罐，正打在客人的身上，華麗的外衣立刻沾滿了油汙。正當客人氣得臉色發青時，主人進來了。一陣寒喧之後，客人解釋道：“鄙人來到貴舍，坐於貴梁之下，不慎驚動貴鼠，貴鼠走，貴油罐落於鄙人寒服之上，狼狽之極實令足下見笑。”

 

　　不用說，很少有外國人能以中國人的方式招待中國人，這需要長期的鍛煉。主人走向宴席時，要熱情地向一群客人鞠躬，溫和地招呼：“諸位請坐，請用膳。”或把茶杯舉到唇邊，環視左右，鄭重地對客人說：“諸位請用茶。”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在不同場合的“叩頭”、“叩頭”，來表示“我能、我會、我可以、我必須、我應該”（視情況而定）“拜倒在你腳下”。偶爾還會插入這樣的話：“我該打，我該死”，意思是禮數不周，忽略了小細節。或者，騎著馬，中途遇到熟人，就停下來，對他說：“我下來，你騎吧。”一點也不考慮你往哪兒走，或他的做法是否符合情理。即使是最沒教養、最無知的中國人也會經常擺出邀請的姿態，迫使最無同情心的西方人無意識中對此讚歎不已，因為別人會，而他不會。我們在各種場合不斷看到的小小的禮儀，是個人對整個社會的奉獻，它使得社會摩擦減少了。如果拒絕作出這種奉獻，就會遭到懲罰，因為他走上了歧途。車夫停下來問路，假如忘了取下辮子，很可能會被指錯路，另外，還可能會遭到辱罵。

 

　　判斷送什麽禮物最合適，在東方，這也是一門學問，其他國家可能也如此。對於收禮物的人，有些東西，絕對不能接受，而另外一些東西則不能全部接受。假如外國人在這方麵自作主張，一定會做錯事。一般情況下，有人送禮，要慎重對待，特別是在出乎意料的情況下。即使是生兒子這樣的喜事，也要小心，“我怕希臘人，即使他帶著禮物”，這句格言在世界各地都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在中國也一樣。送禮背後總有文章，像中國歇後語說的“老鼠拉木鍁，大頭在後麵”，或者，換句話說（實質上是），要求的回報要比送的多。

 

　　許多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對送禮的虛偽性，都有所體會，我們曾有幸熟悉了送禮的全部細節。為了對幾個外國人表示尊敬，一個小村莊為他們搭台唱戲，當然，誰都明白，外國人應該設宴回敬。可是村民們對此執意拒絕，請求他們捐一筆款，哪怕是一點點也行，可以用於公共設施的建設。在這個村子，他們照做了。此後不久，又有十一個村子，說是被外國人救濟災荒和醫療救助的精神深深地感動，接二連三地派代表請他們去看戲。這些村子都清楚，邀請肯定會被拒絕。每個代表聽到被拒絕的消息時，臉上都露出同樣悲哀的驚愕神情，然後又全部轉向捐款問題，仍然是公共設施。他們每個人都是點到為止，沒有再作進一步的表示。

 

　　不單單是外國人在這方麵受到困擾。富有的中國人不幸遇到喜事時，鄰居就會拿著一點兒不值得一提的禮物前來祝賀，比如為新生嬰兒買的不值錢的玩具，但是主人必須設宴答謝——在中國，這是一種永遠合乎時宜的方式。這時，即使最不了解中國的人，也會讚歎中國格言的精妙：“吃自己的，吃出淚水；吃別人的，吃出汗水。”主人還要被迫裝出一副真誠歡迎的樣子。為了不丟“麵子”，滿腔怒火全都壓抑在肚子裏，丟“麵子”可比損失食物更要命。

 

　　這表明，中國人有許多行為都是為了“講麵子”有意做出來的。在受雇時，中國人對待外國人的大部分禮節，隻是一種虛偽的客套，尤其是在大城市中，將一個人在公共場合和私下裏的行為比較一下，很容易發現這一點。據說，有一位中國先生，在他的外國主人家裏，向來被奉為遵守禮節的楷模。可假如他在北京街頭遇到主人，就會怒目而視，好像要“殺掉他”，因為倘若和主人打招呼，就會讓別人看出，這位飽讀詩書的先生在某種程度上要依靠野蠻的外國人來混碗飯吃——盡管這情形已是眾所周知，但在表麵上，尤其在公共場合不能承認。幾個中國人進屋時，隻給屋裏的中國人行禮，完全無視其中外國人的存在，是很正常的事。中國老師會稱讚他的外國學生聽力準確，發音完美，在接受語言方麵會很快超過其他同學。可同時，這位學生的一些奇怪的發音錯誤，卻會成為這位老師與他同事間的笑料。一般情況下，雇來教漢語的老師理所當然被視為最有權決定他漢語語音正確性的人。

 

　　另一個可以說明中國禮貌的表麵性與虛偽性的現象，是口頭上應承，而實際上不做。送禮沒有帶來預期的好處，送禮者也不灰心喪氣，因為早就知道事情可能辦不成，但送禮者的麵子保住了。同樣，假如在酒館裏，你和老板在付款上發生了爭執，你的車夫可能會站出來調停，決定不足的部分由他來付，然後將手伸進你的錢袋。如果他掏自己的錢，最後賬仍會算在你頭上。倘若提醒是他自己要付的，他會說：“你能指望參加葬禮的人一同被埋進墳墓嗎？”

 

　　盡管表裏不一，中國仍有許多人是真正謙遜的，不過，無論男女，肯定也有不少人的謙遜是假的。當人們清醒地意識到，某些觀念難以直接表達時，他們就談論一些不愉快的事間接地來表達。可這些談吐優雅的人，一旦被激怒，連最難聽的話都罵得出。

 

　　虛假的謙遜與虛偽的同情同是由空話組成。但是，中國人不應因此受到譴責，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財富長期維持對如此眾多人的同情。最令人惡心的倒不是空洞的同情，而是對死者假裝同情時，又流露出興高采烈的神情。巴伯先生提到四川的一個苦力，看到兩條野狗在纖道上吞吃死屍，竟止不住哈哈大笑。梅杜斯先生告訴我們，他的漢語老師聽到自己的好朋友死得很有趣，竟也捧腹大笑。最疼愛的孩子夭折，長時間的悲痛會使父母變得表情麻木，這與上麵的情形不同，因為沉默的悲痛和違背人性、對自己自然感情的粗魯愚弄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

 

　　如前所述，西方人和中國人實行貿易往來已有數百年的曆史了，在此過程中，中國人的商業信譽也多次得到驗證。為不使結論顯得有如空穴來風，應該舉些例證作基礎。下麵就是一個範例。香港和上海銀行經理卡麥倫先生在他的告別發言中，有這樣一段：“我已談了西方商團的高標準的貿易原則，在這方麵，中國人一點也不落後。實際上，沒有誰能像中國商人和銀行家那樣，很快贏得我們的信任。當然，任何事情都有例外。但為了表明我有足夠的理由得出這一有力的結論，我可以告訴諸位，過去二十五年內，我們的銀行在上海與中國人做了很大一筆生意，總額達數億兩白銀，迄今為止，我們還未遇到過不守信用的中國人”。對這段發言最好的評價可能是三年後發生的另一件事：這家銀行在香港的一位買辦，使銀行在蒙受損失，沒有保障的情況下，仍能每年賺取一百萬元的利潤。

 

　　中國商業活動中的零售與整賣是否有本質區別，我們無從得知。但為了使我們的思考顯得更全麵，確實應該考慮一下，上述結果是否完全沒有中國人令人讚歎的責任感的作用——這是一個西方人應該好好學習的優點，中國人在與西方人做生意時，講信用可以使他們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所以，我們獲得中國人毫無疑問的最大限度的信任，本來就是自然而然的事。盡管如此，長期廣泛的觀察仍隻能證明：中國人的商業活動是這個民族缺乏信用的最大例證。

 

　　一位聰明的學者，寫過一篇很有意思的論文，論述中國人的普通商業活動隻是一方欺騙另一方的活動。這兩個人之間的關係，一般來說，就是雅各布和拉班之間的關係，或者像中國說的，是鐵刷遇銅盆。沒有誰不知道，讓一個孩子做生意，其實就等於毀了他。假秤、假尺、假錢和假貨——所有的這些現象在中國都難以避免。即使一些大字號，掛著醒目的招牌，告訴顧客，本店“貨真價實”，“絕無二價”，實際上絕不是這麽一回事。

 

　　我們無意於表明中國無誠實，不過，根據我們的觀察和經驗，很難保證可以找到。和一個不重視事實的民族交往，還會出現別的情況嗎？一個衣冠楚楚的學者，大言不慚地告訴外國人，他不識字。可如果遞給他一本小書，他會毫不遲疑地悄悄地從人群中溜走，錢都不付，雖然那本小書至多隻值三個銅板。對此，他一點兒也不覺得羞恥，反倒沾沾自喜，把愚蠢的外國人騙了，那家夥竟然相信一個完全陌生的人。中國人向外國人買東西，經常少付一個銅錢。他宣稱，身上沒錢了。如果你告訴他，，他的耳朵上正夾著一枚銅錢呢，他會極不情願地取下來交給你，那情形就跟受了騙似的。同樣，一個人會磨蹭“老半天”，想免費從你那兒得到點東西，理由是他一個錢也沒有。可是最後卻會取出一大串銅錢，滿臉不高興地遞給你，叮囑你隻取他應付的錢。假如你相信了他，讓他不付錢就把東西拿走，他會心花怒放，就像殺死了一條蛇。

 

　　中國人一向有向親戚“借東西”的習慣，而且總是有意無意地不打招呼，這大概也是社會團結的一種表現吧。“借”來的東西大部分被立即送進了當鋪，主人想要時，必須自己拿錢去取。教會學校的一個中國男孩，在偷一個管學生宿舍的單身女士的錢時，被發現了。在不容置辯的證據麵前，他抽抽搭搭地解釋說，在家時，他一直習慣於偷媽媽的錢，而這位外國老師太像他的媽媽了，於是，他不由地想偷一偷。

 

　　中國社會明顯存在許多邪惡，西方無疑也存在，但最重要的是，要清醒地意識到兩者之間的本質區別。我們前麵說過，中國人缺乏信義，其事雖不常見，但經常可以找到。一些例子，在我們討論其他論題時，已經列舉了，還有一些應作詳細的論述。

 

　　要是具備必要的知識，可以就中國人的敲詐勒索寫一套非常有趣的書——上至龍椅上的皇帝，下至最卑賤的乞丐，人人都那樣幹。中國人具有注重實際的智慧，他們惜以使敲詐勒索形成一個完備的行為體係，每個人就像離不開大氣層一樣，脫離不了這一天羅地網的籠罩。它是如此惡毒，墮落，除非對整個帝國進行徹底整頓，才能將其鏟除。

 

　　中國人的性格，以及中國的現狀，必然導致西方人很難以務實的態度在最大範圍內同中國人交往，同時還能保住“上等人”的名譽——假如他有幸獲得這一名譽。人們經常說，車夫、船夫、酒館老板、苦力、買賣中間人，不論犯什麽罪，按常規，一律殺頭。他們，以及與他們地位相當的人，和外國人間的關係很特殊。因為外國人寧願忍受欺詐，也不願引起社會風波。這方麵，他們一般既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然而中國人內部如果破壞了公正原則，卻隻有通過社會風波才能使社會最終達到平衡。

 

　　一個人難以做到不偏不倚時，努力做到這一點，他一定是個非凡的人物。既不猜疑，又不輕信，是中庸之道最完美的體現。如果我們對似乎必需的不誠實表示不滿，敏於判斷人的性格的中國人，就會把我們歸入“性情人物”那一類。佛的涅盤境界，對於易激動的人來說，想時刻保持，並不容易，即使我們能夠保持這種寧靜的品性，也會被當成被進一步任意勒索的最佳對象。有一個典型的中國人，受雇為外國人做事。有一天，看見一個小販沿街叫賣泥捏的外國小人，那些小人造型精巧，服飾得體。他就停下來，看了一會兒，對小販說：“啊，你玩的不過是玩具，我玩弄的可是真家夥。”

 

　　勿需贅言，就我們所知，中國政府似乎是我們正在討論的這一特點的重要例證。在整個中外關係史上，以及有名的中國官僚與民眾的關係史上，也都可以找到這種例子。各級官員經常頒布的文告，就是一個獨特、簡明的例證。這些文告篇幅冗長，文辭華美，內容繁雜，表現出高尚的道德境界。唯一缺少的就是真實，因為這些華美的命令並不準備讓人們去執行。這一點，寫的人和看的人都很清楚，從不會發生誤解。中國政客的生平和公文，就像盧梭的《懺悔錄》，情感高尚，而行為卑鄙。他砍下十萬顆頭顱，卻引用孟子的話論述生命的神聖；他把修築堤壩的錢塞進自己的腰包，導致河水淹沒一個省，卻為人民背井離鄉而哀歎；他高聲痛斥發假誓的人，卻在簽定一項協議後，私下裏說，那不過是一時騙人的玩藝兒。勿容置疑，中國也有公正無私的官員，不過很難找到而已，而且，他們的生活環境，使他們處在孤立無援的境地，無法如願以償。把最有機會了解中國經典的人的處境和這些經典的教義比較一下，明顯可以看出，他們在引導社會走向更高一種境界時，是多麽的無能為力。

 

　　“你知道多少值得信任的中國人？”這裏僅指受過正規教育的中國人。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經驗和評價中國人的標準，因此回答也千差萬別。大多數外國人會回答：“很少”，“七、八個”，“一打”，視情況而定。有時，也有人回答：“很多”，“多得記不清”，可是，我們深信，在有見識和辨別能力的人當中，做出這種回答的肯定極少。

 

　　觀察被一個民族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是一種富有智慧的做法。在探討中國人相互猜疑的特征時，我們已經看出，中國人把不信任別人看成很自然的事，其理由他們心裏都很明白。這種狀況使得中國的前途充滿了不確定性。這個民族不是由精英分子來統治，相反，掌握全部權力的是帝國中最卑鄙、無恥的家夥。一位聰明的道台，對外國人說：“皇帝以下的所有官員都是壞蛋，全該殺掉，但是殺了我們沒有用，下一任仍會和我們一樣壞。”中國諺語說，蛇知道自己的窟在哪兒。另一個很有意味的現象是，中國的官僚階層受到商人階層的極度不信任。他們知道，所謂的“改革”，不過是一層表麵的外殼，不久，就會脫落。一個中國的泥瓦匠，花了很長時間，用沒調和好的灰漿抹平蓋得很糟的煙囪與屋頂，可他心裏很清楚，第一次生火，煙囪會四處冒煙；第一次下雨，屋頂會漏水。在中國，這不過是一樁極平常的事。

 

　　中國有足夠的實力開發各處的資源，隻要有信心，羞怯的資本就會從隱蔽的地方走出來。在中國，開發資源所需要的各種知識都十分豐富，各類人才應有盡有。但是，假如沒有建立在真誠基礎上的彼此信任，這一切都不足以使帝國複興。

 

　　幾年前，一位善於思考的中國人來向筆者請教，如何解決某個地區打井難的問題。中國人打井，一般是井內從上至下都用磚頭砌上。可在當地，井打好後，過了一段時間，整個地麵就會下沉，井壁也隨之坍塌，隻剩一個小洞，井也漸漸地幹枯了。治療中國長期忍受的病痛，與對直隸省的這個不幸地區的補救相同，一切藥方都難以將其根治。所有的治療都是表麵的，整個帝國最終隻能像滿載珠寶的大車陷進絕望的泥潭。

 

 

 

第二十六章 多元信仰

　　儒教，作為一種思想體係，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智力成就之一，而儒家經典對於西方讀者來說，又十分枯燥乏味。不過，僅僅仔細地閱讀，隻能得到皮毛的印象，不思考其影響，簡直永遠不可能了解它們。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其有記載的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遠古，她是世界上唯一沒有異化或崩潰的古老民族，也從未被任何民族，從她自古生存的那片土地上驅逐出去。”一切都仍是那樣古老。對這一空前絕後的事實，我們該如何解釋呢？中國人口之眾多，在世界上無與倫比，他們自從開大辟地以來就居住在中華大地上，直到今天。到底是一種什麽樣的神秘力量在支撐著這個古老的民族？在所有的民族都必然走向衰落、滅亡的宇宙命運麵前，中華民族為什麽成了一個例外，一直保持著如此頑強的生命力？

 

　　所有對此作過徹底調查的學者一致認為，其他民族依靠物質力量生存，而中華民族依靠的是道德力量。一位學習曆史的人或善於觀察的旅行家，隻要了解人的本性，無不對中華民族奇跡般的道德約束力肅然起敬，這種約束力從古至今都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威廉姆斯博士說：“儒教對中華民族在追求理想人格，善良人性方麵的影響，無論作何評價，都不過分，它所描繪的極高的道德標準對後世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以至於整個民族都要接受這一標準的評判。”萊格博士說：“儒教在作為人的責任方麵的精彩教誨，實在令人讚歎，它所推崇的四個方麵的教誨——文質彬彬、謹守道德律令、關注精神、誠實，其中有三個方麵是和摩西律法及福音書教誨是一致的，以此為標準建立的世界，必將是一個美好的世界。”

 

　　中國經典中，完全沒有使人墮落的描寫，這一點經常有人指出，它是中國經典最偉大的特征之一，也是與印度、希臘、羅馬經典最主要的區別之一。梅杜斯先生說：“無論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擁有如此聖潔莊嚴的作品，裏麵完全沒有放蕩的描寫和粗魯的語言。整部書沒有一句話或注釋不能在英國任何一個家庭中大聲朗誦。在其他所有非基督教國家，偶像崇拜都是與人的犧牲及墮落的神聖化聯係在一起，並伴隨著狂歡放蕩的儀式。可在中國，所有的這一切，都找不到半點蹤影。”

 

　　皇帝就自己的統治直接向上天負責；民心振奮要比統治者的精神更為重要；統治者應該德才兼備，其統治也應該以美德為基礎；人與人之間五種關係的複雜理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有這些觀念像山峰一樣，從普通的中國思想中脫穎而出，也吸引了所有觀察家的注意。在即將結束對中國人的論述時，我們想重點強調一下儒家思想體係的優點，隻有真正理解了這些優點，我們才能真正地理解中國人。它們使中國人具備了一種服從道德的卓絕能力。每年的文官考試，都是就這些經典出題，因此，中國人的思想統一，也達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每一位候選者都把政府的穩定當成自己成功的前提，這無疑就是中華民族繁衍至今的首要因素。

 

　　中國人是否確實信仰過上帝，一直是個相當令人感興趣的問題。那些嚴格考察過中國典籍的人向我們保證，學者們傾向於肯定回答。而另一些自稱具有獨立判斷能力的人則持否定態度。即使中國人確曾認識到真正的上帝，那些觀念也全被遺忘了，猶如一枚古幣，上麵的文字早已被積存的斑斑鏽跡遮蓋了。對於提問者，這一問題可能非常重要，但對我們目前的研究來說，完全可以不考慮。我們目前所關注的既不是曆史問題，也不是理論問題，而是現實問題，也就是說，中國人和他們的神之間到底存在著一種什麽樣的關係？

 

　　通過一些實例，我們不難追溯古代英雄和傑出人物從受尊敬到被紀念、再到被崇拜的各個階段。中國所有的神幾乎都是死去的人。祖先崇拜，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證明所有的死人都是神。在皇帝的恩準下，各地不斷為生前就聞名遐邇的人物建廟立祠。隨著時間的流逝，很難說其中沒有人會成為整個民族的神，不管怎樣，作為一個民族，中國人是多神論者。

 

　　認為人都有崇拜自然的傾向，這隻是陳辭濫調。人們認為那些不可抗拒的未知力量有感覺，因而便把它們擬人化，並加以崇拜，所以風神廟、雷神廟等等隨處可見。北極星也是人們長期崇拜的對象。北京還有與皇帝崇拜有關的日壇與月壇。有些地方，對太陽的崇拜成了一種有規律的朝拜。二月的某一天被定為太陽的“生日”。這天一大早，村民們就起身東行，去迎接太陽；傍晚時分，再轉身向西，護送太陽踏上歸程。一年中對太陽的朝拜這時就算結束了。

 

　　自然崇拜中最平常的是崇拜樹，在某些省（例如河南的西北部），經常可以見到大小幾百棵樹，都掛著小旗子，標明此樹為何神居所。有時即使沒有這種外在的標誌，人們仍會篤信不疑。如果破舊的草屋前長著一棵遒勁的老樹，簡直可以肯定，樹的主人一定不敢砍伐，因為中間住著神靈。

 

　　皇帝經常被認為是唯一有權祭天的人。祭祀大典獨特而有趣，由皇帝一人獨自在天壇上舉行。但對於全體中國人來說，他們自己不祭拜天地，也是一個新聞。每家朝南的正牆上都設有一個小小的神龕，有些地方稱為天地龕。大多數中國人證實，他們舉行的祭把活動（祖先崇拜除外）隻在初一或十五舉行，向大地祭拜或上供，有時是在新年伊始。祭祀時，沒有禱告，過一會兒，供品就被撤下，或像其他祭祀一樣，全部吃掉。這時，人們祭祀的是什麽呢？有時，他們說是“天和地”，有時又說是“天”，也稱為“老天爺”。後一種稱呼經常使人們認為，中國人確實感覺到一個人格神。可是當你知道，這個假想的“存在物”經常與另一個被稱為“土地婆”的神相匹配時，這個推斷就帶來了嚴重的問題。有些地方，有六有十九祭祀“老天爺”的風俗，因為這一天是他的生日。向給“老天爺”定生日的人追問：“老天爺”的父親是誰，他的生辰八字是多少，完全是多餘的，因為他們對此也一無所知。很難使一個普通的中國人理解這些問題的實際意義。他隻是接受傳統，做夢也不想提這些亂七八糟的問題。我們很少遇到一個中同人，除了知道“老天爺”掌管”氣候和收成之外，還能知道他的身世與品質。“老天爺”這個同在中國廣泛流傳，似乎表明他具有人格，但是，就我們所知，人們既沒有為他建廟，也沒有為他塑像，對他的祭祀和對“天與地”的祭祀也沒什麽不同，似乎都是未經解釋而保留下來的。

 

　　中國典籍中經常用“天”這個詞來表示人的觀念和意誌，但有時這兩方麵的涵義都沒有。當我們看“天即道”的注解時，感到其意義已模糊到了極點。這個詞在古代富有歧義，在日常生活中也一直非常含混。一個一向祭天的人，被強烈要求回答“天”是何意時，他經常回答說，就是頭上那藍藍的天空。這表明，他的崇拜是與崇拜自然力量相一致的，隻不過有的崇拜個體，有的崇拜群體而已。他們所信仰的，用愛默生的話說，是“蕭蕭細雨，萋萋芳草”，他們是泛神論者。這種缺乏明確涵義的人格化，正是中國“蒼天”崇拜的致命缺陷。

 

　　中國上層社會流行的似乎純粹是無神論，這與下層百姓的多神論、泛神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那些對此頗有研究的人提供的證據中，從無數的表麵現象和“前定可能性”中，我們不能不得出如下結論：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有教養的、文明人團體像儒家學者那樣是徹底的不可知論者和無神論者。★“前定可能性”指的是宋代唯物主義注釋家對知識界的著名影響，中國經典的注釋家、大學問家朱熹則是絕對的權威，任何對他的觀念的懷疑都被視為異端邪說。他的注釋不僅是唯物主義的，而且就我們理解，也是徹頭徹尾的無神論，它的影響遮蔽了原有經典的教誨。

★梅杜斯先生指出，任何一位思想前後一貫的儒家學者都是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但人類的本性很少有絕對的一致性，不少儒家學者也信神，或者以為自己信神。

 

　　黃河從陝西和山西的深山峻嶺中流出後，繼續向東奔流數百裏，注入大海。多少年來，它曾數次改道，跨越六、七個緯度，從揚子江口流至渤海口。但它流經哪裏，哪裏哀鴻遍野，留下一片不毛的沙丘。宋代的注釋家帶來的唯物主義洪流衝擊著中國思想的大河，情形與黃河別無二致。它泛濫了達七百年之久，留下的隻是一片無神論的荒漠，再也不能為這個民族的靈魂提供任何有益的食糧了。道教退化成降妖捉怪的妖術，它曾從佛教中汲取大量的營養，以彌補自己的先天不足。佛教的引入是用以滿足儒教無法滿足的人的先天需求。它們的教育方式彼此影響，都產生了很大的變動。任何一個提供行善途徑的機構都會得到人們的讚助，假如他手頭上碰巧有點積蓄，或者認為讚助與某些行為一樣高尚的話。任何在某一方麵似乎對人有利的神靈部會受到人們的垂青，就像個偶爾需要傘的人，遇到了一家傘店。一個英國人買傘，絕不會去問傘是何時發明，何時開始普遍應用的。中國人對自已崇拜的神也同樣不過問其家世、經曆。

 

　　經常有些學術講座探討中國有多少佛教徒和道教徒。我們認為，這個問題就像探討在聯合王國有多少人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煙、多少人吃菜豆。誰想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煙，又能弄到，誰就抽；誰想吃菜豆，又能買起，就吃好了。中國的兩種“教義”與此相同。誰想請和尚做法事，又能付得起錢，就去請和尚，他也因此就成了“佛教徒”。如果他想請道士，他也同樣可以去請，這也會使他成“道教徒”。如果他既請了和尚，又請了道士，那也無關緊要，人們可以說他既是“佛教徒”，又是“道教徒”。因此，一個人可以同時是儒教徒、佛教徒和道教徒，這並沒有什麽不和諧的。佛教融合了道教，道教融合了儒教，最後儒教又融合了佛教與道教，因此，“三教合一”。

 

　　中國人同他們的“三教”之間的真正關係可以用盎格魯一撒克遜人同他們的語言間的關係來說明。他們在描述自己的語言構成時說：“撒克遜語、諾曼底語和丹麥語就是我們的語言。”即使可以確定我們的祖先為誰，我們的血管中流動的撒克遜人和丹麥人的血液的比例並不能影響我們對語詞的選擇，它隻受思維習慣和我們所期望的用途影響。學者會使用大量的拉丁詞語，混雜著很多丹麥語。而農民則主要使用樸素的撒克遜語。擔二者都以撒克遜語為基礎，其他語言隻是補充。在中國，儒教是基礎，所有的中國人都是儒教教徒，所有的英國人都是撒克遜人。佛教和道教的觀念、用語和教規對儒教產生的影響，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說，“三教”融合而成的儀式中，並沒有什麽不和諧或矛盾的地方，就跟我們在同一句話中使用了來源於不同民族的詞匯一樣。

 

　　兩種不同形式的信仰常常是互相排斥的，讓中國人相信這一點，並不容易。他們不懂什麽是邏輯矛盾，也很少關心。他們本能地學會了一種調和不同命題的技巧。對於兩個本質不相容的命題之間的關係，他們可以置之不理，強行把它們扯到一起。他們所接受的思維訓練，也為融合不同形式的信仰作了充分的準備，就像液體可以通過內滲和外滲相互融合一樣。他們已把這種“信仰親和”推到了邏輯消亡的境地，即使告訴他們這一點，他們也不會明白，而且也無人可使他們理解。

 

　　教義的機械融合有兩個非常顯著的特點。第一是與中國人天生的喜歡秩序的本能相違背。中國人喜歡秩序，聞名遐邇，官階的精心劃分可以鮮明地體現這一點。帝國的所有官員，分為九品，每品都有嚴格的身份標誌和權限。但是中國的神靈世界卻找不到這等級森嚴的秩序，若問中國人“玉皇大帝”和“如來佛”誰權力大，簡直是白費口舌。即使在“萬神殿”中，諸神排列的秩序也是偶然的。暫時的，經常交換不定。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權威的地位也不固定，這種十足的混亂狀態，如果出現在地球上，一定是個無政府主義的世界。在供奉孔子、老子和如來佛的“三教堂”，排列秩序問題仍很突出。尊者位於中間，我們認為，這個位置應歸孔子，如果不是他——既然他不信神——就應該是老子。可以肯定，這個問題在過去一直令人們爭論不休，但在我們聽到的所有的爭論中，總是佛祖受惠，盡管他是個外來戶。

 

　　另一個重要特征即是中國所有的信仰都把人的道德本質貶得極低，猶如假貨幣頂替了真貨幣。儒教高尚的箴言一點也不能使人們消除對於道教經常提到的妖魔鬼怪的恐懼。人們常說，世界上沒有任何文明民族比中國人更迷信、更輕信的了，這也確實不假。富有的商人和知識淵博的學者竟然每個月都要花兩天時間祭拜狐狸，黃鼠狼、刺謂、蛇和老鼠，它們被標在一張紙上，又被稱為“大仙”，據說它們甚至可以左右人的命運。

 

　　數年前，中國一位著名的官員曾跪在一條被當成水神的大蛇麵前，據說該神是前朝的一位官員，他曾奇跡般地製服過泛濫的黃河。在洪水泛濫時，將蛇當成神加以崇拜的現象十分普遍。在離黃河較遠的地方，人們會不分青紅皂白把一條生活在旱地的普通的蛇當做神。如果河水退去，為紀念神恩，人們會做出一些非常富有戲劇性的事件來，他們把蛇放在盤子上，抬進廟裏或其他公共場合，縣官和其他官吏每天都去燒香磕頭。在離黃河近的地方，河神一般認為就是水神，但在稍遠的內地，戰神關帝則被當成雨神，有時，這二者會被大慈大悲的觀世音代替。在中國人眼裏，這似乎並不是非理性的，因為他們從不考慮本質融合的前提，即使告訴他們其中的荒謬，他們也不能理解。

 

　　我們還經常注意到與求雨有關的另一個古怪而又極有意味的事實。在中國名著《西遊記》中，有一個主要角色是一隻從石頭裏誕生的猴子，後來漸漸演化成了人，很多地方將這個想像之物當成雨神來崇拜，以便排除河神和戰神。中國人從來就分不清真實與虛構，還有什麽例子能比這更具說服力？在西方人的觀念中，原因與結果相互關聯。但是中國人向一隻並不存在的猴子求雨，他們的因果觀念是怎樣的呢？我們無論如何也捉摸不透。

 

　　中國人對神有各種各樣的描述，他們是如何對待這些神的呢？這個問題有兩個答案：崇拜與忽視。中國人每年在香燭、紙錢上要花多少錢，經常有人作出估計。這種估計當然是先把某個地區當成一個樣本，計算出確切的數字，再以此推算帝國的其他地區，沒有什麽比這種所謂的“統計”更不精確了，就像有人統計一大片蚊子，“數累了，接著就開始估計”。

 

　　把中華帝國當成一個整體下結論，很容易犯錯誤。中國人到廟裏拜神就是個突出的例子。從廣州登陸的旅行者，看到廟裏香客如雲，煙霧鐐繞，會認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盲目崇拜的民族之一。假如讓他先別急著下結論，等他遊覽了帝國的另一端再說。他會發現，大量的廟宇早已荒頹無人，大部分時間，包括初一、十五也沒人進香，甚至在上香最盛行的時間——春節，也可能沒人進去。他會發現成千上萬被人們遺忘的古廟，盡管偶爾有人做些修複，但已無人知道它們修於何時，為何而修了。他會發現，一塊方圓數百裏、人口稠密的地方，找不到一個教士，無論道士，還是和尚。在有些地方的廟裏，他一般看不到婦女，孩子從小到大，沒有人教導他們皈依神的必要性。在帝國的其他地方，情況則截然不同，表麵的崇拜儀式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的一舉一動中。

 

　　中國的宗教勢力可以和造成夏威夷群島的火山相比。在夏威夷最北部和最西部的島嶼上，很久以前，火山就死亡了，昔日的殘破不堪的火山口現在已長滿了茂盛的草木。但在東南部的島嶼上，大火仍然在熊熊燃燒，不時地從島中傳來劇烈的地震。在中國最古老的地區，也最少有人燒香拜佛，而在中國文明最輝煌時仍處於野蠻狀態的地區，偶像崇拜卻極為盛行。這些表麵現象最容易產生誤導，在沒有進一步充分調查之前，很可能會被賦予言過其實的意義。

 

　　孔子曾說：“敬鬼神而遠之”，他的現代門徒也因此認為，對中國五花八門的眾神敬而遠之是最明智的。與蒙古人、日本人相比，中國人相對沒有宗教偏見。在一些廟宇的門媚上，我們還經常看到古老的格言：“敬神如神在”。以“如”字來傳達模棱兩可的含義，完全是中國人的本能使然。下麵這一流行的說法，表現得更具體：

 

　　

 

　　

 

　　

 

　　

 

　　敬神如神來，

 

　　

 

　　

 

　　

 

　　

 

　　可來可不來。

 

　　

 

　　

 

　　

 

　　

 

　　敬神如神在，

 

　　

 

　　

 

　　

 

　　

 

　　不敬神不怪。

 

　　比敬而遠之更進一步的是儀式崇拜，它有一定的程序和方法，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想獲得外在的利益。

 

　　若說中國人似乎與神聖感毫不相幹，也僅僅是一種禮貌的表述。我們已經認識到，中國人所有的信仰，要麽是常規的儀式，要麽是交易——供給神多少就得到神的多少恩賜，對“老天爺”的崇拜最能表現這一本質。問一個中國人，為什麽要定期祭拜“老天爺”，他會告訴你：“因為我們從他那裏得到糧食和衣服。”即使他對“老天爺”的存在茫然無知，仍會按儀式照行不誤。祖先們這樣，他也這樣做，至於是否有用，“誰知道呢？”

 

　　這種對待宗教儀式的態度是淺薄的。在一些被人遺忘的廟宇的門柱上，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副具有諷刺意味的對聯，較能說明這一點：

 

　　

 

　　

 

　　

 

　　

 

　　古廟無僧風掃地

 

　　

 

　　

 

　　

 

　　

 

　　空室有情月作燈

 

　　中國人崇拜神，仿佛西方人參加保險。一般人認為，“最好相信神存在”。也就是說，他們不存在，相信了也沒害處；假如確實存在，又被人忽略了，他們可能會生氣、報複。人們認為神和人一樣，也受一定動機的支配，有句俗語說，一個羊頭（作供品）可換來一切。那些沒有特殊可以賜給人的神，例如“三聖”，常常是窮神，而觀世音菩薩和關帝則既尊貴又富有。

 

　　中國人對神的崇拜不僅僅建立在純粹假設的基礎上：信神“有益無害”，而且走到了令我們難以理解的地步。他們經常說：“信，就有，不信，就沒有。”也似乎認為確是如此。這種表述方式（很難稱為思維方式），就像一個中國人說：“相信皇帝存在，就存在；不相信，就不存在。”這樣類比，中國人很樂於接受，可他們自己就好像不能通過一定的推理認識到這一點。

 

　　在中國，可以看到許多朝聖者每走一步、磕一個頭。他們要在這種沉悶而單調的朝聖曆程中花掉很長時間。如果問他們為什麽要這樣，他們會說，有許多人的信仰是假的，信仰者有必要以這種苦行的方式表達他們的虔誠。無論怎樣評價這種例外，我們仍會毫不猶豫地斷言，他們彼此間缺乏信義，在信仰方麵表現得更突出，對北京附近一座廟裏和尚的描繪，簡直是描繪陰險狡詐方麵的傑作。人，長了一張什麽樣的臉，就過一種什麽樣的生活。

 

　　與其他國家的非基督教徒一樣，中國人把自己的神想像得和自己一樣，因為有不少神靈是他們的同胞。筆者曾看到過一張以菩薩名義貼出的告示，它曉諭世人，人類逐漸變得邪惡的消息已上達天庭，玉帝獲悉，大為震怒，大聲怒斥他的神臣，因為他們沒有強迫人類從善。中國人認為，人們周圍到處都是神靈精怪，他們一樣可以賄賂、奉承、容易欺騙。中國人討價還價時，很想占對方的便宜，對他所祈禱的神，如果可能，他同樣想占便宜，他可以通過捐錢修廟換取好運，但假如他捐二百五十個銅錢，卻可能在功德簿上記一千！神靈隻能從簿子上知道他捐了多少。修廟時，每尊神像都會用紅紙遮住眼睛，這樣，他就不能看到周圍混亂的場麵和不敬的舉止了，如果廟位於村外，常常會成為盜賊分贓的窩點，因此，人們就把廟門封上，讓神靈獨自待在裏麵，去和宇宙盡情地交流吧。

 

　　年底，灶君要回到天上，匯報他所在家庭的行為，但他的嘴巴早已被抹上粘糖，不能說出不好的事情了。這個風俗，人們都很熟悉，它是中國人智勝天界神仙的典型例子。一個男孩子有時會取女孩的名字，這可以便愚蠢的妖怪認為他真是女孩，從而放過他。巴伯先生談到，在四川，女嬰被溺死後，人們總是大燒紙錢，供她的鬼魂使用，以此來安撫她們。送子菩薩的廟和其他的廟不同，進去的一般都是婦女。很多廟會為她們提供泥做的小男孩，它們有時由菩薩抱著，有時像貨物一樣擺在架子上。婦女燒香拜佛時，會把泥人的小雞雞掰下來吃掉，以確保生男孩，這己成為一種習慣做法。廟裏一般有許多這樣的小泥人，是特地為去廟裏進香的婦女準備的。不過，隻能悄悄地偷走，不能公開拿走。假如果真生了男孩，這位婦女就要在上次偷走泥人的地方，再放上兩個，以示感謝，中國的水手認為，中國海上可怕的風暴是惡毒的妖怪製造的，它們躺在水底，靜靜地等待著，一旦有船的動靜，馬上興風作浪。風暴十分猛烈時，據說水手會做一個和他們船一模一樣的紙船。等到最危急的關頭，放入海中，這樣可以欺騙狂怒的水怪，使真船脫身。

 

　　霍亂之類的瘟疫發生時，中國常在六、七月份慶祝新年，帝國的大部分地區都盛行這一風俗。人們認為，這樣做可以欺騙瘟神，它會很驚訝地發現，原來自己算錯了年曆，然後就離開了。這也可以使人們很容易理解，為什麽“秋二月”實際指的是“永遠”。人們還有一種欺騙神的做法，就是爬到供桌底下，將頭從一個專門的圓孔中伸出來。神會以為人真的把頭獻給了自己，便賜以相應的好運。而那人將頭一縮，就回家享受將來的好運去了。

 

　　有一次，我們偶然發現，一個村莊想把神像挪走，將廟改成學校。村民們本指望能從佛像的肚子裏掏出些“銀子”，補充開支。可這些頭腦簡單的鄉下人根本不了解佛和塑佛像的人，結果發現那寶貴的心髒隻是一團錫塊。不過，確有些憎人曾把財寶藏在佛像裏，使廟裏遭了搶劫，佛像要麽被搬走，要麽被當場打碎。但是這幫粗魯的家夥仍會相信神。據說，有個縣官在審理一樁與僧人有關的案子時，牽涉到廟裏的佛祖，縣官便將它召到堂上，令其跪下，可它不跪，憤怒的縣官命人把它重打五百大板，結果打成了一堆泥土，並以缺席判其敗訴。

 

　　每逢土地幹枯，不能播種時，人們便向雨神求雨，希望它大施神威，普降甘霖。假如求了很長時間，仍無結果，村民經常會將神像抬到最熱的地方，讓它親自去看看，而不是隻守在廟裏聽人說。人們也經常不掩飾對神的不滿，有一句流行的俗語為證：“三，四月不修屋，六、七月罵澇神。”

 

　　我們聽說中國的一個大城市，遭到了一種嚴重的傳染病的侵襲。人們判斷，這是當地的一個神在作怪。於是，他們就聯合起來，嚴然對付一個現實的惡霸，把神像打成一堆碎土。我們沒有證據保證這一描述的真實性，隻是聽說而已，不過，這己足夠了，因為整個過程很符合中國人的神靈觀念。

 

　　我們列舉的這些實例，很容易使不了解中國人性格的人認為，中國完全不可能有宗教。確實有人這樣直截了當地斷言。梅杜斯先生在他的《中國人及其信仰》一書中，批判了胡克先生的概括，認為那是對“人類高尚生活的毫無根據的誣蔑”。他坦然承認，中國人既不關心純粹的神學爭論，也不關心把爭論結果當成信條的民族的行為。但他斷然否認中國“缺乏對不朽的渴望，缺乏對美好、偉大事物的由衷讚歎，缺乏對偉大、善良的人物的持久、毫不動搖的熱愛，缺乏向往神聖、高尚事物的靈魂”。托馬斯·韋德爵士曾對中國和中國人有過長期了解，對於“中國有無宗教”這一普通的問題，他應有資格作出權威性的回答。最近，他發表了如下觀點：“如果宗教是超越於道德之外的東西，那麽，我拒絕承認中國人有宗教。他們確實有祭拜活動，或更確切地說，是一種混合的祭拜活動，但沒有信仰：他們隨時都可能嘲笑本民族那些形形色色的偶像崇拜，但他們絕不敢漠然置之。”

 

　　我們覺得沒有必要探討這個有趣而又不容易回答的問題，詳細討論並不困難，可是，不能保證會有結果。我們有比討論更有效的、更現實的途徑來解決這個問題。道教和佛教對中國人影響很大，然而中國人既不是道士，也不是和尚。他們是孔夫子的信徒，無論給他們的信仰增加點什麽，或減少點什麽，他們仍不會改變。我們應該努力探尋儒教到底為什麽不能成為中國人必需的宗教。為此，我們打算引用一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的話，他的研究是不能忽略的。

 

　　恩斯特·費伯博士《孔子思想體係類編》一書的最後，有一節名為“儒教的不足與失誤”，它指出，儒教中有關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精彩論述，在基督教的《啟示錄》中也得到回應。下麵的二十四條即是引自其中，我們偶爾加上了幾句評論。

 

　　1．“儒教自認與現存的神沒有關係。”

 

　　2．“人的靈魂與肉體之間沒有區別，無論從生理的角度，還是從生物學的角度，都沒有對人進行明確的界定。”

 

　　在人的靈魂方麵缺少明確的說法，這很令學習儒家學說的外國學生迷惑不解。對於廣大的普通百姓來說，這種教誨的最終結果是使他們除了在肉體的生命力方麵之外，根本不了解什麽是人的靈魂。人死之後，傳統的說法是，他的“靈魂”升天，“肉體”化為泥土。但時常還出現一種更簡單的理論，認為“靈魂”或生命的氣息消融在空氣中，肉體化為塵埃，這一觀念與真正的儒教的唯物主義不可知論完全一致。問中國人，他有三個靈魂，一個靈魂，還是沒有靈魂？幾乎難以引起他的興趣。對他來說，這種問題就像問他，人體的哪塊肌肉帶動了咀嚼一樣。隻要咀嚼舒服，他才不管是哪塊肌肉呢。同樣，隻要他有好胃口，還可以養家糊口，他也不去管什麽“靈魂”，除非它與米價有關。

 

　　3．“沒有解釋為什麽有的人天生就像一個聖徒，其他人卻是普通人。”

 

　　4．“每個人都能成為聖人，卻不能解釋每個人都沒有成為聖人的事實。”

 

　　5．“儒教對罪惡的態度堅決而認真，但除了道德上的懲戒外，沒提任何懲罰措施。”

 

　　6．“對罪孽和邪惡缺少深刻的認識。”

 

　　7．“因此，儒教發現無法解釋死亡。”

 

　　8．“儒教中不存在一個中介，使人的原初本性與自身的理想重歸和諧。”

 

　　9．“祈禱及其道德力量與儒教無緣。”

 

　　10．“盡管一再強調信任，現實中卻很少鼓勵作為信任前提的誠實，而且恰恰相反。”

 

　　11. “認為一夫多妻製天經地義。”

 

　　12．“讚同多神論。”

 

　　13．“相信算命、看日子，預兆、做夢和其他的幻像（如鳳凰等）。”

 

　　14．“倫理道德和其他的儀式攪在一起，成為一種十足的專製形式。”

 

　　15．“孔子對待古代製度的態度反複無常。”

 

　　16. “斷言某些美妙的音樂會對道德產生荒謬的影響。”

 

　　17．“誇大楷模的力量。孔子本人就是最好的例證。”

 

　　如果像儒教所宣稱的，君為器，民為水，器圓則水圓，器方則水方——似乎就難以解釋為什麽中國的偉人沒有對他的研究者產生強有力的影響。如果楷模確實像儒教所說，有那麽大的影響力，為什麽現實中恰恰相反，看到的都是蒼白無力的現象？對“聖人”的神化（第20條將提到）正反映了第8條所言的中介的缺失。無論“聖人”多賢明，他也隻能提些好的建議。假如人們對他的建議置若罔聞，他也無可奈何，最多以後不提而已。

 

　　我們覺得，孔子的一句話非常富有啟發性。他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這話是針對聖賢們說的，很精彩，可決不是預防針，隻能算一劑補藥。眼睜睜地看著旅行者受盜賊搶劫，卻大談加入互助旅行團的好處，說他之所以頭破血流，就是因為沒有加入該團。而受傷者對此全都知曉，可他現在大量失血，早已昏暈過去。他最需要的不是反思過去違背了常規，而是油、酒和可以供他盡量恢複的避難所，而且首先要有一個聰明、樂於助人的朋友。對於肉體有殘疾的人，儒教或許可以做點什麽，可如果是道德或精神方麵的，它也無能為力。

 

 

　　18．“儒教教義中，社會生活由暴政控製；女人是奴隸；孩子沒權力，隻能絕對服從長輩。”

 

　　19．“絕對孝順父母，把他們奉若神靈。”

 

　　20．“孔子思想體係的最終結果是崇拜天才，例如人的神化。”

 

　　21．“除了沒有倫理價值的祖先崇拜，不存在關於不朽的明確觀念。”

 

　　22．“現世現報，無形中鼓勵了利己主義，不是貪婪，就是野心勃勃。”

 

　　23．“中國曆史表明，儒教不能使人們獲得新生，努力追求一種更高尚更神聖的生活，現實生活中，儒教己與道教、佛教相融合。”

 

　　24.“整個儒教對死者、生者都不能給予安慰。”

 

　　對於中國各種不同形式的信仰的融合，我們已經作了論述。中國人自己也早已認識到，無論儒教還是其他宗教，都不能“使他們獲得新生，努力追求一種更高尚更神聖的生活”。有一則傳說鮮明地表現了這一點，傳說的作者不詳。

 

　　據說有一天，孔子、老子、如來佛三位聖人在永恒的神界相遇了，一致哀歎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他們的教義在天朝上邦無人聽取。經過一陣討論，共同認為，他們的教義本身雖然精妙絕倫，令人讚歎，但沒有一個永恒的楷模引導人性朝這個方向發展。於是，一致決定下凡人間，物色一位合適的人選。說完，他們就分頭到人間去了。孔子首先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看上去令人肅然起敬。見到孔子來了，老人卻端坐不動，隻是請孔子坐下，和孔子談起古聖人的訓誡和今天人們對它的忽視。交談中，老人表現出對古代聖言了如指掌，其淵博的學識和敏銳的判斷力令孔子大為驚歎。談了一陣後，孔子告辭，老人仍是端坐不動，並不起身相送。看到老子和如來佛一無所獲，孔子就講述了自己的奇遇，並建議他們也輪流去拜訪那位端坐的哲人，看他是否像熟悉孔子思想一樣，熟悉他們的思想。老子先去，令他興奮的是，老人對道教教義也十分熟悉，仿佛他就是道教的創始人，其口才和熱情也堪為楷模。同樣，如來佛也獲得了令人驚喜的成功，不過，令老子和如來佛驚奇的是，老人對他們也非常尊敬，但也同樣都沒起身相送。

 

　　三位聖人又相聚了，他們一致認為，這位舉止罕見的老人正是他們的理想中人，不僅精通“三大宗教”教義，而且還能論證“事實上三教歸一”。於是，他們一起又找到老人，向他解釋了初次拜訪的目的，希望老人能重振三教，將它們付諸實踐。老人靜靜地坐著，聽他們講完，然後答道：“尊敬的諸位聖人，你們的善行如日月齊光，你們的計劃重比泰山，令人讚歎。可不幸的是，你們選錯了完成這一偉大使命的人。誠然，我曾拜讀過諸位的大作，對它們的崇高與一致性也略知一二，可你們也許沒注意到，我的上身是人體，下身卻是石頭。我擅長從各個方麵論述人類的責任，卻由於我自身的不幸，永遠不能將它們付諸實踐。”三位聖人聽了，長歎一聲，就從地麵上消失了。從此以後，再也不企圖尋找可以傳播三大宗教的凡人了。

 

　　我們常常將目前中國與一世紀的羅馬相比，事實上，目前中國的道德狀況要遠遠高於羅馬帝國，可二者有一共同之處，即它們的宗教信仰都瀕臨崩潰的邊緣。我們也可以像吉本評價羅馬那樣，來評價中國：對普通百姓來說，所有的宗教都一樣真實；對哲學家來說，所有的宗教都一樣虛偽；對政客來說，所有的宗教都一樣有用。中國皇帝，也和羅馬皇帝一樣，“既是高級教士，又是無神論者，和至高無上的神。”造成中華帝國這一現狀的就是那融合了多神論與泛神論的儒教。

 

　　對無神論是否正確的問題漠然置之，要比純粹的無神論更可怕。中國存在多神論與無神論兩種迥然不同的信仰，可很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卻感到二者沒什麽矛盾之處。最令人悲哀的是，中國人從本性上對最深奧的宗教真理是絕對冷漠的，比如，他們接受沒有靈魂的肉體，接受沒有心靈的靈魂，接受無條件的和諧，接受沒有上帝的宇宙。

 

 

 

第二十七章 中國的現實與時務

　　中國像一艘龐大的航船，儒家經典就是中國統治者駕駛這艘航船的航海圖。它是人類設計的最完關的藍圖，或者如已故的威廉姆斯博士，萊格博上及其他一些學者所說的，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出於天啟，也許並不過分。中國人利用這份航海圖創造了多少業績，航行過哪些海域，目前正朝哪個方向前進一－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中國和西方許多國家的交往越來越密切，將來也可能對它們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據說，社會道德生活有六項指標，每一項都十分重要；它們共同構成檢驗社會性格的可靠證據。具體如下：

1．工業水平；

2．社會風俗習慣；

3．婦女的地位和家庭的特征；

4．政府的組織形式和統治者的品質；

5．公共教育狀況；

6．宗教信仰與現實生活的關係。

 

　　上述各項指標，我們在討論中國人的各種性格特征時，都附帶作了闡述，雖然還不夠充分，也沒有對各自所占比重作必要的安排。在考察中國人的性格時，有大多方麵需要注意，有時不得不忍痛割愛，被迫放棄。我們隻想通過自己的選擇勾勒出中國人性格的大致框架。如果真要完全展現，還有許多其他特征應考慮在內。

 

　　我們在闡明中國人的性格特征時，列舉的例證大部分都具有說服力，因為經過權衡，它們似乎更為典型。它們就像組成一副骨架的骨頭，每一塊都應事先放在各自的位置。除非是冒牌貨，否則完全不能忽視。確實可能有人反對，每塊骨頭都放錯了位置，而且另外一些可以改變整體結構形態的骨頭也沒放在恰當的位置。這種批評極為公正。對此我們不僅承認，而且還要特別說明，這些選擇的“性格”不可能使人全麵認識中國人，就像描繪某人的眼睛、耳朵和下巴，不能讓人形成對他的準確印象一樣。但同時，我們必須提醒讀者，那些結論並非倉促之間形成的，實際上，我們觀察的事實遠遠多於本書所提到的，即使稍微難以肯定的觀點，也都得到充分地論證。這些事實比比皆是，就像北方起大風時的塵沙，灌滿了人的眼、耳、鼻、頭發，衣服經常遮天蔽日，有時中午也需要點燈。這種現象，人們也許會搞錯起因，但對它的描述是完全正確的。不過，觀察物理現象和道德現象有重大的差異：前者每一個人都可以觀察到，而後者隻有幸運者才能遇到，而且還要善於觀察。

 

　　中國人的生活充滿了矛盾的現象，隻看一麵，而忽視另一麵，肯定會作出錯誤判斷，同時還永遠認識不到自己是錯誤的。將兩個明顯不和諧的觀點融合起來，不是件容易事。然而時常又必須完成這一任務，世界上也沒有任何地方能比在中國更需要這樣做的了。在中國，完全了解事物的一個方麵已是相當困難，更何況兩個方麵。

 

　　我們已經談了，儒教具有極高的道德品性，而且相信，它能造就許多品德高尚的人。這也正是人們對它奇妙的道德體係的企盼。可是它如何使大部分人的品德都變得高尚呢？有三個方麵的問題，可以揭示人的真實性格：他與自己的關係如何？他與別人關係如何？他與自己的信仰關係如何？通過這三個互相聯係的方麵，就可以對一個人的性格準確定位。讀過前麵各章的讀者，已經知道了現代中國人在這三個問題上的答案：他們對自己和別人缺少真誠和信義；對別人缺少利他主義；他們的信仰是多神論。泛神論和不可知論。

 

　　中國人並不缺乏智慧，也不缺乏耐心、現實性、快樂，這些方麵他們都是傑出的。他們缺乏的是人格和良心。許多中國官員受不了賄賂的誘惑，就做了錯事，還以為永遠不會被發現，因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有多少中國人能抵製得了壓力，不推薦公認的不稱職的親戚呢？想像一下抵製在家庭中帶來的後果吧，中國人害怕麵對這一後果，難道還有什麽奇怪的嗎？把道德律令引入這樣的領域，中國人是怎樣想的呢？看到中國的民政機構，軍隊機構、商業機構中充滿了寄生現象和裙帶關係。難道還會對中國門衛和警察的失職感到奇怪嗎？

 

　　想了解中國人道德的真實情況，會得到中國人的幫助。盡管他們竭力掩蓋自己及朋友的缺點，卻經常對民族性格的弱點直言不諱。他們對其他中國人的描述，時常讓我們想起卡萊爾在《弗雷德裏克大帝的一生》一書中以快樂的筆調描寫的一段對話。這位君王很喜歡一位學校監督員，總愛跟他談點什麽。一天，君王問道：“蘇澤先生，你的那些學校近來怎樣？我們的教育事業發展得如何？”“當然啦，不錯，陛下，最近幾年好多了。”蘇澤答道。“最近幾年？為什麽？”“啊，陛下，從前，人們相信人天生邪惡，學校實行嚴格的管理製度；可現在，我們認識到人天生向善，校長采用了更為寬容的管理方法。”“天生向善！”弗雷德裏克搖著他那蒼老的頭，悲哀地笑了笑：“哎，親愛的蘇澤，我看你一點兒也不了解這該死的人類。”

 

　　中國社會就像中國的許多風景勝地。遠看，具有誘人的魅力。可是，再近點，總會發現很多破爛不堪、令人討厭之處，空氣中彌漫著難聞的氣味。照片絕不能客觀地反映中國的風景勝地，雖然照相機被認為具有“無情的公正”，但有關中國的照片卻不如此，肮髒和難聞的東西都被遺漏了。

 

　　在中國，象征幸福的東西如此之多，可謂舉世無雙。可是，不用過太久，我們就會發現，中國人的幸福隻是徒具其表，我們相信這是個真實的評價，就像說亞洲不存在家庭生活一樣。

 

　　在對中國進行理論分析，並探討如何使這種理論與現實相適應時，我們總是想起那些石碑，它們立在大路與河流交叉的地方，以“紀念”修橋的人。有時，這塊碑旁邊會有半打同樣的石碑，它們已經缺頭少角，殘破不堪。對逝去的歲月和曆代的紀念物，我們一直很感興趣，當我們問起過去修的那些橋時，人們回答說：“啊，它們嘛，好幾代以前就不存在了——誰知道什麽時候。”

 

　　幾年前，筆者在大運河上遊玩時，遇到了逆風，被迫停下。我們在岸上閑逛，看到農民們正在田野裏勞作。時值5月，田野裏一片翠綠清明的景象。此時，任何遊客都會對精細，不知疲倦、辛勤勞作的農民表示讚歎，因為他們把大片田野變得像花園一樣美麗。然而，和他們稍稍交談，才發現，他們剛剛度過一個艱苦的冬季。去年的洪水和幹旱使他們顆粒未收，附近村莊的人都快餓死了——也就是說，目前他們正在忍饑挨餓。政府發的一點點救濟，隻能是杯水車薪，零星的一點點，還要受到無恥的侵吞。這些可憐的農民毫無辦法，一點兒也不能保護自己。可是從表麵上，這一切完全看不出來。而其他地方是豐收年景，人們安居樂業。北京的《邸報》和中國的西方雜誌都沒有報道過任何有關消息。忽視現實，並不能改變現實。無論其他人是否知道這件事，當地人仍在忍受饑餓。即使斷然否認這些事實，也不能證明采取了有效的救濟措施。經驗地認為中國人應是什麽樣子，是一回事；而仔細觀察他們實際上是什麽樣子，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很清楚，中國社會存在的許多弊病，在西方“有名無實的基督教國家”也同樣存在。或許讀者會感到失望，因為我們沒有對這一事實作出更明確的結論，也沒有進行係統的比較。我們確曾這樣想過，但最後不得不放棄。筆者熟悉的西方國家十分有限，難以完成這項任務。請讀者自己比較吧，不過要盡量擺脫“愛國主義的偏見”。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還要暫認為中國人是無辜的。經過比較，我們至少可以看出，西方國家麵對的是充滿黎明曙光的未來，中國麵對的卻是充滿黑暗的漫漫過去。我們想請讀者好好深思一個意味深長的事實：這到底是怎麽造成的呢？

 

　　再重複一遍，中國需要的很少，隻有人格和良心。也可以說，二者是一個東西，良心本來就是人格。有人稱讚一位著名的鋼琴製造家，說他“像他的鋼琴一樣——寬厚、正直、高貴”。在中國，誰遇到過這樣的人？

 

　　有一本關於一位英國作家的傳記，在結尾處，他的妻子對剛去世幾年的丈夫這樣寫道：“外界把他當成作家。傳教士，一名社會成員；但隻有每天和他親密生活在一個家庭的人，才知道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在他人眼裏，他那浪漫的一生，溫柔細膩、纏綿悱惻的私人信件，必定為一層麵紗所籠罩。但隻要稍微揭開這層麵紗，我可以說，假如在人世間最高尚、最甜蜜的感情中，有一份永不褪色的愛情——六十三年，純潔、熱烈依舊——無論生病的時候，還是健康的時候，無論是陽光明媚的日子，還是淒風苦雨的日子，無論是白天，還是黑夜，從未出現過一個倉促草率的字眼，一個不耐煩的手勢，或一個自私的舉止。如果這份高尚的愛情可以證明騎士時代永不會過去，那麽，對於一位有福永遠享受這份愛情的女人來說，查爾斯·金斯利是一位真正完美的騎士。”

 

　　基督教文明最美好的果子，就是它創造的完美的人生。如此人生，並不少見，當代就有數百個記錄，更有千千萬萬不為公眾所知的。每位讀者至少知道一個把全部生命獻給他人的例子，有些讀者可能有幸在自己的經曆中遇到更多這類例子。我們怎樣解釋這些人生呢？他們的動力來自何處？我們不希望過分懷疑，但經過反複考慮之後，我們確信，如果使中國變成現有這個樣子的那種力量，能塑造一個像金斯利一樣的人，這在道德方麵，將是一個偉大的奇跡，比道家典籍中所有寓言裏的奇跡都要大。任何人類製度，都不能逃脫無情的規律，《聖經》上說：“看他們的果子，便知道他們。”儒教有足夠的時間獲得其最終結果。我們相信，可做的，它已全做了，以後再也不會有更大的果子。它已使人的能力發揮到了極致，而且超過了其他地方、其他條件下人類所能做的一切。耐心地考察了中國的這些現象之後，即使是最友善的批評家也不得不悲哀地承認：“是儒教造就了中國。”

 

　　在中國改革問題上，存在三種不同的態度。

　　第一，沒必要改革。雖然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這樣想，但無疑有不少中國人抱著這一態度。某些不了解中國的西方人也這樣認為。

　　第二，改革不可能成功。真正的、長期的改革尚未開始，就必定會遇到巨大的障礙。許多有機會了解到這一點的人，都持有這種悲觀的論調。他們認為，對龐大的中國進行徹底的改革，就像給木乃伊注入活力使其複活一樣，毫無希望。不過，如果沒有我們前麵的論述，這一觀點就顯得論據不足。

　　第三種人認為，中國不僅需要改革，而且也可能成功。他們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以何種方式進行改革。這方麵，也有幾種觀點。

 

　　我們首先麵對的問題是，中國是否能夠自我革新？認識到改革之必要的中國政治家認為，中國當然應該自我革新。最近，北京《邸報》的一份奏折中，就有一個自我革新的例子。寫奏折的官員抱怨內地某省的百姓騷動不安，並說他己派出一批得力人員奔赴各地，向百姓宣講康熙皇帝的《神訓廣諭》。他顯然是希望以這種強有力的方式教化百姓，移民易俗。盡管一無所獲，但宣講道德箴言（對基督教傳道的原始模仿）在改良人的道德品行方麵，仍不失為一種最有希望獲得成功的方法。教化失敗後，沒有別的辦法，隻能像過去一樣，再次進行同樣的努力。長期的經驗表明，這一做法必然會失敗，事件變化，但結果依舊，全部努力都會化為泡影。那個石腿，雄辯的老人的寓言已充分表明這一點。

 

　　既然箴言無效，人們便寄希望於楷模。這一點，前麵已作過討論，這裏重提，是想指出為什麽最好的楷模沒有產生預期的結果。其原因在於他們無力使更多的人接受他們生命中的最初動力。比如，山西省前任巡撫張之洞，據報告說，他曾采取強有力的措施製止官吏吸食鴉片，禁止百姓種植鴉片。但他的下屬中有多少人能與他通力配合呢？沒有這種配合，其結果可想而知。任何一個外國人，如果他必須依賴的中國人不支持他的改革，他不能不承認，在中國問題上，他無能為力。對於一個中國人，無論他位居何職，難道不同樣會感到束手無策？最多是在目標確定之後，便著手處理麵前的問題（隻是表麵上的），仿佛一隻貓待在閣樓上，就要清除上麵的老鼠。這位官員一旦調任，甚至還未開始走，老鼠就已經開始活動了，一切照舊。

 

　　中國政治家應該懷有親自改革祖國的希望，這不僅可信，也極為自然，因為除此之外，他也別無選擇。如果一位精明的不列顛官員，了解了“東方人特有的可怕的冷淡和宿命觀——對這種極端的愚蠢，席勒說，即使上帝，也無計可施”——並且知道長期“改革”的方方麵麵，他可能早就把結果準確地預測到了。巴伯先生在談及中國西南開采銅礦暴露出來的弊病時說：“銅礦還沒有完全開采之前，雲南必須補充人口，必須平等對待勞力，必須修公路，必須改善揚子江上遊的航運設施——一句話，中國必須開化。除非有外來的動力支援，否則，想完成這一過程，一千年的時間都不夠。★”企圖改革中國而不“借助外力”，就像在大海上造船，難以駕馭的海水和海風會使這一切化為黃粱一夢。始於並終於機器內部的力是不能使機器前進的。

 

　　北運河在北京和天津之間，有一個轉彎。在那兒，遊客會看到岸邊有一個傾圮了一半的廟，那一半被大水衝走了。靠水的一邊有一道精心修築的柵欄，由拴在樁上的一捆捆蘆葦組成，用來擋水。神像立在外頭，任憑風吹日曬，河床中積滿了淤泥，周圍的田野沒有任何阻攔洪水的設施，這是一幅荒涼破敗的帝國殘景。中國有一句經典格言：“朽木不可雕。”隻有將朽木全部砍掉，老樹才能發新芽。中國想從內部改革是不能成功的。

 

　　不久前，西方國家廣泛認為，中國可以通過加入“聯盟”而獲得新生。不過，這種希望沒有多少切實的根據。世界主要國家在北京派駐代表已有三十多年了，它們到底為苦難的中國帶來了多少有益的影響？而且，令人悲哀的是，大國間的關係並不對中國格外有利。中國人敏於事，西方人有什麽證據可以使中國人相信，它們發展自己國家的動機能比中國人改革的動機更高尚？既然中國自己正在成為一股“力量”，她就忙於挑撥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從中取利、卻沒想到其他國家是在“掠奪”她，而不是在進行道德教化。因此，即使中國要改革，也不能通過外交途徑。

 

　　★已故的巴伯先生這段意味深長的話，最近為1890年8月北京《邸報》的一篇奏折證實了。雲南礦務執事唐奘報告了工作與運輸的條件，他說：“人們大量進行非法開采，官員們害怕獨攬開采權會帶來不良後果，就想了一個辦法，他們低價購進非法開采的銅礦石，較有效地利用了人們的額外勞動，這一方法也頗受當地人的歡迎。我認為，這種方法既可以使采礦正常進行，也不會給外來侵入者提供借口。”不過，皇帝隻命令稅務署將這份奏章“記錄備案。”奏折附文中，巡撫報告說，每月可以從非法采礦者手中買進一萬斤銅礦石，但“不付錢，隻供給他們油和大米。”最後，他還說：“礦區的整體情況非常令人滿意。”

 

　　皇帝並不是每天都能收到巡撫一級官員的匯報。許多人故意違反法令，而地方官又不敢動他們，不過，油和大米可以使他們滿足，一點點錢就足以使他們交出偷采的礦。正是由於藐視皇帝及其他官員，帝國的采礦業才“非常令人滿意。”無怪乎要讓稅務署“記錄在案！”

 

　　也有人堅信，中國不僅需要加入國際大家庭，而且需要自由交流、自由貿易，需要人們彼此相愛、情同手足。隻有商業主義才是中國問題的靈丹妙藥。她需要更多的進出口，更低的關稅，需要取消通行稅。二、三十年前，我們也許不能聽到這些觀點，那時中國人已充分地滲透到澳大利亞和美國，可他們並沒有學會“自由交流”和“彼此相愛、親如兄弟”。不是早就聽說中國的茶和草緶質量不合格嗎？它們在某種程度上還不如從西方進口的貨物。

 

　　商業作為文明的輔助手段，其價值是無法估量的。但它本身並不能作為改革的手段。現代經濟學的偉大倡導者亞當，斯密把人定義為“商業動物”。他說，任何兩條狗都不知道交換骨頭。即使假設它們知道，而且在一個大城市裏，群狗建立了一個骨頭交易市場，這又會對狗的性格帶來什麽必然的影響呢？古代那些偉大的商業國家，並不是最好的國家，相反，總是最差的。它們的現代繼承者，情形完全不同，並不能歸因於貿易，完全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有句話說得好，商業如同基督教，目標廣大無邊；但商業又像雨後彩虹，總彎向金色的一邊。

 

　　隻要看一看非洲大陸就行了。猖獗的酒類走私和奴隸貿易，哪一種不是由基督教國家引入的？這些無法形容的災難，難道不說明，商業並沒有給非洲帶來革新嗎？

 

　　許多了解中國現狀的朋友，為中國開的藥方要比上麵複雜多了。他們認為，中國需要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科學，和梅杜斯先生說的“物質文明”。中國文明已有數千年的曆史，我們的祖先還在森林中尋找食物時，她己進入文明社會數百年了。隻要是地球上能吃的東西，她都試著烹好過，這種文明如何能改革呢？文化是自私的，它總是有意無意地強調“我，而不是你”。正如在中國，我們引以自豪的文化，卻經常遭到嘲弄和非理性的譏笑。如果中國文化對此不適當加以控製，難道外國引入中國的事物不會遭到同樣的命運？

 

　　科學，無疑也是中國最迫切需要的。他們需要各種科學來開發帝國潛在的資源。他們已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不久的將來，將會看得更清楚。但掌握科學就一定有利於改善帝國的道德狀況嗎？這要通過何種方式來實現呢？化學是與現代社會發展聯係最緊密的學科，然而，化學知識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就是中國人獲得新生的道德手段嗎？難道在生活的各個領域就不會傳人新的、意想不到的欺詐與暴力行為嗎？按照中國人的現有性格，如果他們掌握了製造現代炸藥的配方，而且對化學藥品不加控製，難道人們還能過著安全的日子嗎？

 

　　發展“物質文明”就意味著將具備西方高度發展的物質成果。包括以蒸汽機和電力所創造的各種奇跡。人們以為，這才是中國真正需要的，也是她的全部需要。連接各個城市的鐵路、內陸河上的汽船航運、完備的郵電係統、國家銀行，銀市作為通訊中樞的電話與電報——這些都是美好的新中國的明顯標誌。

 

　　這也許就是張之洞的未成型的想法。他在主張修鐵路的奏折中，斷言鐵路將會消除河運中很多可能的危險，“比如水手偷盜”等等。那麽，物質文明的發展就能消除道德上的邪惡嗎？鐵路能保證雇員，甚至是老板的誠實嗎？我們不是讀過《伊利城的一章》嗎？那裏整段的國際鐵路被盜走，股東們束手無策，找不到“該負責的人”。物質文明是自己發展起來的，還是由一係列複雜的條件，經過長期協調，緩慢地發展起來的？引入投票箱，就能使中國成為民主國家，建立共和製度嗎？如果中國不想創造西方那樣的條件，她就不能獲得同樣的結果，也不能發展更多的物質文明。這些條件不是物質的，而是道德的。

 

　　中國人為什麽不能學習香港、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的經驗，在內地城市設立“租界”呢？因為他們不希望這樣的變革，如果設立，他們會難以忍受。在近三分之一的世紀中，他們親眼看到帝國海關實行正規管理的成效，可為什麽不在其他地方實行同樣的管理方法呢？因為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中國人對中國人采用這種抽稅方法，在道德上是難以接受的。英國人的人格與良心經曆了一千多年才發展到目前的水平，中國人不可能立即接受，並實行這一切，不可能像克虜伯大炮一樣，架起來就可以發射。

 

　　盎格魯一撒克遜民族培養人格和良心的動力就像裘力斯. 凱撒在不列顛登陸或威廉大帝入侵的曆史一樣確鑿無疑，它誕生於基督教，又隨著基督教的發展而發展。隨著基督教在人們心中紮下根，它們也變得枝葉繁茂了。

 

　　讓我們聽一下偉大的文化倡導者馬歇爾·阿諾德是如何說的吧：“每一個有教養的人都熱愛希臘，感激希臘。希臘是藝術與科學的旗手，如同以色列是正義的旗手一樣。現在，世界上離不開藝術與科學。偉大的希臘人是那樣熱衷於藝術與科學，反倒使品行成了普通的家常事。輝煌的希臘因不注重品行而在地球上消失了，因為人類需要品行、沉靜、人格……不僅如此，它也成功地向世人啟示，即使在知識受到高度尊重，世界需要越來越多的美和知識的今天，支配世界的不是希臘，而是猶太；不是希臘人卓越的藝術和科學，而是猶太人非凡的正義。”

 

　　為了改革中國，就必須探明中國人性格的來龍去脈；使之淨化，就必須在實際上推崇人的良心，而不能像曆代的日本天皇，整日被關在宮中。現代哲學的一位領袖說得好：“鉛的本能煉不出金的品行。”中國需要的是正義，為了獲得正義，中國人必須了解上帝，必須更新人的概念，並確立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他們需要全新的靈魂，全新的家庭，全新的社會。總之，中國人的各種需要化為一種迫切的需要，即她應該永久地。徹底地接受基督教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