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理
追求理性 Being Rational
在“9·11”事件的20周年，美國政府時隔多年耗費巨資和人員損失後退出阿富汗之後，聊一聊東升西降好像正當其時。
西方世界以及美國大選，拜登政府，民主黨左派等一係列行為確實讓人非常不滿與失望，似乎西方或美國真的開始放緩停滯，甚至可能已經或將要進入衰退下降的進程，而東方包括中國追趕甚至超越美國和西方的前景好像勢不可擋。
察看事務如果以不同的時長為座標，視角不同往往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論。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眼界的大小決定了不同的結論，正如好的駕駛員必須看高看遠，不能隻盯著車頭的路，了解曆史更是如此，關注十天和放眼百年會有完全不一樣的景觀與判斷。
在莫裏斯（Ian Morris）的著作《為什麽目前是西方在主宰世界？》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裏，其將視野擴展到人類近一萬五千年的發展史，根據人口經濟科技各方麵綜合數據建立了一個描述曆史發展的“社會發展指數”，見下圖：
中國人常說五千年文明史，中國一直是世界之中，世界之最，僅僅是近一二百年暫時屈辱落後，未來又將偉大複興。其實從上圖我們可以看出在人類的文明發展中，一萬多年來一直是西方領先東方，曆史長河中僅僅在中世紀數百年歐洲黑暗時期東方暫時後來居上，隨後又被西方反超，直到工業革命後西方人類社會指數級迅速增長，東方仍然緊隨其後。
那麽未來的曲線會是西方停頓並被東方超越嗎？與我們相關的問題是美國實力在這一世紀會被中國超越嗎？
林行止先生在香港《信報》寫作「林行止專欄」四十年，撰寫了一萬一千篇專欄文章，共計超過兩千萬字, 獲吉尼斯確認為“世界第一健筆”，在香港國安法實施的陰影下近日宣布歇筆，參見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1/08/40.html 林出生於大陸，童年時母親無辜陷獄，他與弟妹流落街頭撿垃圾為生，到達香港之後才獲得讀書與寫作的機會，直到今天的被迫歇筆，說明了我們身處的環境和大時代直接決定了個人的命運，以他一九八四年的文章https://medium.com/recall-hk/f-a2bf28182c為例，其早已洞察和預見了中共的蠍子本性以及今日香港擺脫不了被騙被螯的烏龜命運。
餘英時先生最近在普林斯頓去世，被譽為胡適以來華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學者。參見其自傳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806-international-yu-ying-shi-new-asia-college/一九五零年其從香港探親後返北京的路上，火車發生故障，就在火車修理等待的四五個小時內，餘天人交戰，突然決定換火車掉頭去香港與父母團聚，後來師從錢穆成為一代史學大師。可以想象，如果他當年一念之差回到了北京（餘家故宅在北京，其父母頭一年先逃到台灣，後至香港，餘當時身為進步青年與父母政見不同，正在燕京大學上學），他的個人生活和成就會截然不同。一個可以說真話，自由，公平的學術和社會環境是個人與機構取得學術成果的前提條件。
同樣，個人在事業或經濟其它方麵在中國發展的前景可以參考孫大午和教育培訓機構等最近的遭遇，所有的非趙姓家人都是待割的韭菜，區別的隻是早晚而已。況且正如袁弓夷先生所說，大多帳麵上的經濟成就都歸功於虛假的人民幣匯率，也因此北京的一個陋室就可以換加州的豪宅，一個廣東省的GDP就超過俄羅斯的生產總值，不過是因為蘇聯時代的盧布虛假匯率如今成為了真實的市場匯率，而人民幣匯率還是繼續被維持在一個虛假數字罷了。
敏感字封文禁號盛行猛打七傷拳的當代中國似乎難以證明東升，那麽紛亂分歧的美國是不是在西降呢？
一位智者說過：美國的係統能夠很好的釋放人類的潛力，至少有三點重要因素，我們在三個因素上發展到了相當的程度，以致於其他社會大體沒有做到。第一我們真正認為機會均等，任何人都有權利做任何事 情，我們沒有受到階層，社會地位等的限製。第二，我們相信法治，我們相信任何人不管社會地位，都應該受到法律的監管。第三，我們相信市場經濟體係，我們無 數人為了無數人的明天的需求而努力工作。雖然這三點，我們做的都不夠完美。（Never bet against America）永遠不要與美國對賭。今天的美國是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好更完善的國家。
美國以及西方的偉大在於其製度的優越，能最大化釋放普通人以及絕大多數人的潛力，是實現個人成就最大機會的地方，也因此做到了過去數百年持續穩定的發展，或許你感覺進步很慢，每年經濟平均2%~3%的增長，相對人類上萬年的曆史來說，這數百年其實是天翻地覆指數級的進步。其人文經濟科技的發展不是放緩，而是正在加速，因為越來越多的人的潛力拜信息革命之賜正在釋放出來。除非以上的係統和根基被摧毀或削弱，美國與西方的明天隻會更好。盡管筆者不認可黑命貴，反感拜登，讚同打疫苗，但George Floyd案件的裁決，拜登的上任以及尊重他人不打疫苗的選擇等（we agree to disagree）正說明了大家還在共同相信與遵循民主與法治，這也保證了美國的偉大仍將持續。無論川普或拜登政府，其在美國的曆史長河中隻是一瞬間，沒有也不會對美國民主法治經濟的體係造成任何根本上的變化。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來的高速發展是因為改革開放，效仿西方，消弱了傳統專製體製數千年對所有個人的束縛，釋放出十多億人努力奮鬥改善自身命運的巨大力量，才實現了從極低點的經濟起飛，然而過去的十年中國政府與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等等又漸行漸遠，給全體中國人重新帶上沉重的枷鎖，中國與西方的差距在可見的未來隻會再度拉大。
東升西降，外交戰狼，李光滿最近的深刻變革文章，中國內部一係列對經濟領域、金融領域、文化領域到政治領域的整肅或變革，都顯示中共的認知與宣傳似乎與我們所觀察的文明世界完全相悖，比如變革文章裏說的“美國正在對中國實施越來越嚴厲的軍事威脅、經濟及科技封鎖、金融打擊、政治及外交圍剿，正在對中國發動生物戰、網絡戰、輿論戰、太空戰，力度越來越大地通過中國內部的第五縱隊對中國發動顏色革命。”根本是顛倒黑白，為什麽會這樣？讓我們重讀喬治·凱南1946年的“長電報”（全文轉貼在下），把蘇聯和俄羅斯換成中國，其實一切就早已經被解析了：共產黨的方針，前提與結論大部分是不真實的，或完全錯誤，也不代表本國人民本來的看法，之所以成為大外官宣表明了黨的路線並不是依據對外界形勢的任何客觀分析，事實上，它同國家外部的情況沒有多大關係，它主要是本國內部需要的產物。。。我們的第一步必須是理解和認識我們正在應付的運動的性質和真相。我們必須以一位醫生研究難以管束、失去理智的病人的那種勇氣，超然態度和客觀精神對它進行研究，而且要有像醫生那樣的決心，不為感情所動，不被它搞得手足無措。
中共和極端宗教主義的行為，就像狂人日記中的狂人，本質上取決於內在本質的愚昧與瘋狂，不會對外部世界有客觀合理的反應，正常人想要以常理推斷其言行的原因依據及未來，隻會越描越黑。唯一的辦法是隔離與正視對待病人，這也是美國和西方社會對蘇聯和新邪惡聯盟的遏製戰略和最終勝利的依據。
對我們普通海外華人來說，如果你在交通高峰時期開車去市內或節假日到公園走一走，就知道其實中共病毒已經被打敗，絕大多數人的生活已經恢複正常了，我們珍惜和享受這自由美麗富饒真實平等有尊嚴的世界與生活，才是最好的人生態度。
冷戰前夕美國駐蘇外交官發出的秘密“長電報”（全文）
作者：喬治·凱南 ┃ 政治憲法學第405期
導讀
1946年2月22日，美國駐蘇聯外交使團臨時代辦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 在答複美國財政部對駐蘇外交官例常詢問的電報時，以罕見長度作出了解釋：財政部的垂詢涉及到幾個十分複雜、十分精細、跟我們的慣用思維十分格格不入的問題。凱南在電報中分析了俄羅斯的民族性、國際社會的根本矛盾、蘇聯對外政策的邏輯，並進而認為正確的美國對蘇政策應該是：放棄繼續在國際事務上與蘇聯合作的天真幻想，通過媒體教育美國民眾了解蘇聯的真相，致力解決美國國內問題不讓蘇聯有可趁之機。
當代美國著名冷戰史學家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他的名著 《遏製戰略》中對喬治.凱南這份著名長電報評論說：“在外交史上，難得有單單一個人在單單一項文件的篇幅之內，表述得如此有力和如此能說服人，以至於立即改變了一國的對外政策方向。”
事實上，凱南的這份“長電報”並非“立即”改變了美國的對外政策，戰後美國政府的對蘇政策一開始就是在朝著與“二戰”時期不同的方向邁進，凱南的這份電報隻是堅定了美國政府的這種傾向，並加速了這種轉向。
今天，盡管冷戰早已結束，但回顧這份曆史文獻，對我們認識美國政治精英在國際戰略問題上的思維方式仍有裨益。
作者簡介
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
美國20世紀著名外交思想家、戰略家；作為“遏製”戰略的提出者，他被稱為“冷戰之父”。
國務院2月3日提出的問題（此前國務院要求凱南就斯大林及其同誌選前演說中的政策性成 分作出解釋性的分析。）對我們的思維方式來說如此複雜、微妙和奇特，對於分析我們的國際環境如此重要以至於讓我感覺到，如果將對此的回答濃縮到一則簡短的電報中會有過度簡化的危險。因此，我希望國務院容許我以五個部分來回答這個問題，這五 個部分的主題大致如下：
一、戰後蘇聯觀點的基本特點。
二、這種觀點的背景。
三、這種觀點在官方層麵政策中的實際體現。
四、在非官方層麵的體現。
五、有關蘇聯政策立場的實際推論。
用電報渠道發送這些頗為麻煩，對此我感到抱歉。但是，考慮到最近的事態，這些問題非常緊迫，我們對此的回答是值得這麽做的。
第一部分：戰後蘇聯觀點的基本特點
蘇聯官方宣傳機器對戰後問題的看法，其基本特征如下：
1.蘇聯仍然生活在敵對的“資本主義包圍之中”，從長遠來說，與資本主義持久的和平共處是不可能的。正如斯大林在1927年對一個美國工人代表團所說的那樣：
“在國際革命繼續發展的進程中將形成兩個世界規模的中心:一個是把那些趨向於社會主義的國家集結在自己周圍的社會主義中心，一個是把那些趨向於資本主義的國家集結在自己周圍的資本主義中心。這兩個中心為支配世界經濟而進行的鬥爭將決定整個世界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命運。”
2.資本主義世界受它本身固有的種種衝突所困擾。這些衝突是不能用和平妥協的方法解決的，其中最大的就是英國和美國之間的衝突。
3.資本主義的內在衝突不可避免地要導致戰爭。由此產生的戰爭有兩種類型：兩個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對社會主義世界進行幹涉的戰爭。妄圖逃避資本主義內部衝突的精明的資本家們，傾向於後一類戰爭。
4.雖然對蘇聯進行幹涉將會給這樣做的國家帶來災難，但這會再次拖延蘇聯社會主義的進展。因此，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予以防止。
5.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雖然對蘇聯同樣充滿著危險，卻也為社會主義事業的推進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特別是如果蘇聯在軍事方麵保持強大，在意識形態方麵保持統一，並忠於目前它的英明領袖的話。
6.必須記住，資本主義世界並非一切都壞。除了不可救藥的反動派和資產階級分子之外，它還包括團結在共產黨之內的那些十分開明和積極的人物。（2)某些食他分子（現在出於策略上的緣故稱之為進步人士或民主人士），他們的反應，願望和活動恰巧“在客觀上”有利於蘇聯的利益。為了蘇聯的目的必須鼓勵和利用第二種人。
7.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反麵人物中，最危險的就是列寧所謂人民的假朋友，即溫和的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換言之，即不屬於共產黨的左派）。這些人比之徹頭徹尾的反動派更危險，因為後者是以他們的真實麵目出現的;而溫和的左派領袖則用社會主義迷惑人們，來為反動資本的利益服務。
以上這些就是前提。從蘇聯政策的角度來看，他們由這些前提得出了下述推論：
(1)必須千方百計提高蘇聯作為國際社會一員的相對力量。反過來說也不要錯過任何機會，以削弱所有的或個別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力量和影響。
(2)蘇聯及其在國外的朋友，都必須致力於加深和利用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分歧和衝突。如果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分歧和衝突終於發展到“帝國主義”戰爭的地步，這場戰爭必須被轉化為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革命起義。
(3)最大限度地利用國外的“民主人士和進步人士”，使他們按照蘇聯利益的方針對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施加壓力。
(4)必須同國外的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領袖們進行無情的鬥爭。
第二部分：這種觀點的背景
在考察這種黨的方針在實踐中產生的結果之前，請注意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這並不代表俄羅斯人民本來的看法。.總的來講，俄羅斯人民對外部世界是友好的。他們渴望取得外部世界的經驗，渴望同他們所遇到的外部世界比一比才華，特別渴望過和平的生活，享受自己勞動的果實。黨的方針隻代表官方宣傳機器以巧妙的手法和極大的耐心向群眾提出的論點，而群眾“在內心深處”往往對那些論點有著驚人的抗拒情緒。但是，對於黨、秘密警察、政府等權力機構的人們的看法和行動，黨的路線是有約束力的，而我們所要應付的正是這些人。
第二，請注意，這種黨的方針所根據的前提，大部分是不真實的。經驗證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和平的、互利的共處是完全可能的。發達國家內部的基本衝突，不再主要產生於資本家對生產工具的占有，而是產生於高度的城市化和工業化。俄國迄今沒有這類衝突並不是由於它實行社會主義，而是由於它仍舊很落後。資本主義的內部競爭不一定產生戰爭，也不是所有的戰爭都是由此引起的。在德國和日本被消滅之後，在經過了這次大戰之後，談論對蘇聯進行幹涉的可能性是毫無意義的。如果沒有不可容忍的力量和顛覆的挑釁，今天的“資本主義”世界是完全能夠和它本身以及蘇聯和平相處的。最後，心智健全的人都不會懷疑西方國家裏溫和的社會黨領袖的誠意。隻要有機會，他們總是為改善勞動人民的條件竭盡全力，例如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否認他們的成績也是不公正的。
這些假設都是這次大戰之前提出的，它們已被這次大戰本身證明完全是錯誤的。英美之間的分歧並沒有成為西方世界的主要分歧。除了軸心國家以外，資本主義國家都無意通過參加反蘇十字軍來解決它們之間的分歧。帝國主義戰爭也沒有演變成內戰和革命。蘇聯不得不為了共同的目標而與資本主義大國並肩作戰。
然而，不論上述所有前提是怎樣毫無根據和無法證實，今天它們還是被重新大膽地提了出來。這表明什麽？這表明蘇聯黨的路線並不是依據對外界形勢的任何客觀分析，事實上，它同蘇聯外部的情況沒有多大關係，它主要是俄國內部需要的產物，而這種需要在最近這次大戰之前就已存在，今天依然存在。
克裏姆林宮對世界事務神經質的看法，源於俄國人那種傳統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起初，這是一種生活在巨大、開闊平原上的和平的農耕民族在與凶猛的遊牧民族為鄰時產生的不安全感。當俄國遭遇到經濟上先進的西方，又增加了對那片區域更能幹、更強有力、更加高度組織的社會的恐懼。但是，這後一種不安全感更加折磨俄羅斯的統治者而非它的人民；因為俄羅斯的統治者永遠會感覺到他們的統治在形式上是原始的,心理基礎上是人為的和脆弱的，無法承受與西方國家政治體製的對比和交往。因為這個原因，他們總是恐懼外部滲透，恐懼西方世界和俄羅斯的直接交往，恐懼如果俄羅斯人民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相之後或者如果外國人了解到了內部世界的真相之後將要發生的事情。他們學會了隻有以耐心但致命的鬥爭導致敵對力量的完全毀滅來追求安全，絕不是與之締結條約或者達成妥協。
在西歐醞釀了半個世紀而毫無成效的馬克思主義，首先在俄國紮下了根，並引起了燎原大火，這絕非偶然。隻有在這片從來沒有友善鄰邦、也從不懂得獨立的強國內部和它們之間存在著可以容忍的平衡的土地上，這種認為社會的經濟衝突無法用和平手段加以解決的主義才能夠興盛。布爾什維克政權建立之後，經過列寧解釋的更為好鬥的、不容異議的馬克思主義教義成為布爾什維克掩飾那更為明顯的不安全感的絕好工具，這種不安全感使布爾什維克甚至比俄國過去的統治者更為苦惱。在這樣一種教義中，由於存在基本的利他主義目標，他們為對外部世界的本能的恐懼找到了理由，為舍之就不知道如何統治的獨裁專製找到了理由，為那些他們不敢不施加的殘忍，那些他們認為必要的犧牲找到了理由。他們在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下，在方法上和策略上放棄了所有道德價值。今天他們再也無法丟開這種主義。馬克思主義是他們在道德上和思想上的一塊遮羞布。沒有這塊遮羞布，在曆史麵前他們充其量不過是那種殘暴而不惜民力的俄國統治者綿綿世係中的最後一代罷了。那些俄國統治者無情地強使他們的軍事力量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以保證內部虛弱政權的外部安全。這就是為什麽蘇聯的意圖必須始終莊嚴地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為什麽不應低估教條在蘇聯事務中的重要性。因此蘇聯領導人迫於過去和目前的處境需要提出一種教條，它把外部描繪成為一個邪惡的、敵對的、充滿威脅的，卻又蘊含著自身衰亡的種子，毀滅於力量不斷上升的社會主義的致命一擊，從而屈服於一個新的、更美好的世界。這個理論為他們增強軍事和警察力量，把俄國人民與外部世界隔絕起來，為延伸俄國警察力量的限度而經常施加的壓力提供了合理性。所有這些都是俄國統治者天然的和本能的要求。基本上這隻是躁動的俄羅斯民族主義的穩步加強，這個有著幾百年曆史的運動無法區分攻擊和防衛的概念。但是，披上國際馬克思主義的新外衣，又用甜言蜜語向一個絕望的、遭受戰爭破壞的外部世界作出許諾，這種民族主義比以往更加危險狡猾。
然而不能就此認為，所有那些製定蘇聯黨的方針的人都是虛偽的和無誠意的。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對外部世界非常無知，思想上的依賴性很強，以至於不會質疑自欺欺人之談。他們輕信那種隻有言聽計從才使人感到舒服和方便的東西。最後，我們還有一個不解之謎，即在這個偉大的國度裏，究竟誰——如果有這樣的人的話——能獲得有關外部世界準確而無偏見的信息。在東方人神秘莫測以及政府中普遍搞陰謀詭計的氣氛中，歪曲和毒化信息具有無限可能。俄國人不尊重客觀真理——事實上，他們根本不相信客觀真理的存在——這就使得他們把一切明白的事實當做一種工具，用來達到這個或那個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為，這個政府實際上是各種陰謀的組合。我個人不大相信斯大林能得到反映外部世界的客觀情報。在這裏，俄國人過去擅長的陰謀詭計大有施展的餘地。外國政府無法把他們一方的情況真實地擺到俄國決策人的麵前——這已經到了這樣一種地步，他們與俄國的關係完全有賴那些他們從來見不到，也無法影響的不為人知的顧問們的好意——我認為這是在莫斯科辦外交最令人不安的一個特點，西方政治家想要理解在這裏遭遇困難的實質，最好牢牢記住這一特點。
第三部分：這種觀點在官方層麵政策中的實際反映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蘇聯綱領的性質和背景。我們從它的實際措施中可以指望些什麽呢？
蘇聯的政策在兩個層麵上被執行著：（1)以蘇聯政府的名義采取的行動，是代表官方層麵的；（2)蘇聯政府不承擔責任的代理機構所采取的行動，是地下層麵的。
在這兩個層麵上所發布的政策，都是為第一部分所列舉的從第1點到第4點的基本政策服務的。在不同層麵上采取的行動相應地也不相同，但在目的上，時間的掌握上，以及效果上都是緊密配合的。
官方層麵上我們必須注意下麵幾項：
(1)以一切方式致力於提高蘇維埃國家的實力和威望的對內政策：大規模軍事工業化；最大限度地發展武裝力量；為使外界獲得深刻印象而大肆進行的力量展示；繼續對內部事務進行保密，以掩飾弱點蒙蔽對手。
(2)在一切認為適時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擴大蘇聯的勢力範圍。目前，這種努力僅限於某些鄰近地區，如伊朗北部、土耳其，也許還有波恩荷爾姆。在這些地方作出努力據認為是出於緊迫的戰略需要。但是，一旦暗藏的蘇聯政治力量擴張到新的地區，其他地點隨時都可能發生問題。因此俄國也許會要求“友好的”波斯政府給它一個波斯灣上的港口。如果西班牙落入共產黨控製，在直布羅陀海峽建立蘇聯基地的問題可能就會出現。不過，這些要求隻有在地下層麵進行的準備工作完成之後才會在官方層麵出現。
(3)俄國人將在他們認為有擴張蘇聯勢力或削弱別國權力的機會的時候正式加入國際組織。莫斯科並不把聯合國組織看做是根據各國共同利益和目的而建立的持久穩定的世界組織，而是把它看做有利於蘇聯追求上述目標的一個舞台。隻要聯合國組織有助於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就會留在聯合國內。如果他們認為聯合國會使他們難堪，或會挫敗他們擴大權力的目的;如果發現他們的目的通過別的方式更有成功的希望，他們將毫不遲疑地拋棄聯合國。不過這將意味著，他們自以為已強大到可以利用退出聯合國來破壞其他國家的團結，使聯合國不能對他們的安全構成威脅，並采取更有效的鬥爭武器來取代聯合國。因此蘇聯對聯合國的態度，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他國家對聯合國的忠誠,取決於他們在聯合國內捍衛和平和充滿希望的國際生活時的活力、決心和團結程度。這個組織代表了我們的思維方式。我再說一遍，莫斯科決不會平白無故地去致力於聯合國的理想，他們對這個組織的態度基本上依舊是實用主義的和策略性的。
(4)蘇聯對殖民地和落後國家或附屬國人民的政策，甚至在官方層麵也是以削弱西方發達國家的權力和影響，削弱它們之間的聯係為目標的。其理論是，隻要這項政策能取得成功，就會產生有利於共產黨和蘇聯滲透的真空。因此，按照我的看法，蘇聯力爭參加托管安排，與其說是為了給蘇聯權力的發揮提供重大的渠道，毋寧說是擾亂和抑製西方在這些地區的影響。為自己權力的發揮提供渠道的願望也不是沒有，但在這方麵，蘇聯人更傾向於依賴其他渠道，而不是官方托管。因此，我們預計可以看到蘇聯人到處請求參加托管或其他類似安排，以此方法去削弱西方在那些民族中間的影響。
(5)在那些很有可能反對西方權力中心的國家裏，俄國人將努力爭取派駐代表，並發展同這些國家的官方聯係。這適用於德國、阿根廷、中東等等這樣一些相距遙遠的國家。
(6)在國際經濟問題上，蘇聯的主導政策將是為蘇聯及其支配的毗連地區謀求自給自足。不過，這將是潛藏的政策，官方層麵的政策還不甚明了。在主要的對外貿易方麵，蘇聯政府自停戰以來異常謹慎。如果有可能得到大規模的長期信貸，我相信蘇聯政府可能最終會像它在20世紀30年代做過的那樣，隻會口頭上承認有必要進行普遍的國際經濟交流。相反，我認為蘇聯的對外貿易可能大部分限製在它自己的安全領域之內，包括德國占領區，而以冷眼看待各國間實行普遍經濟合作的原則。
(7)對於文化合作，蘇聯同樣將隻會口頭上承認加深各國人民之間的文化交流的必要性，但在實踐中決不會對此作出任何可能削弱蘇聯各民族安全的解釋。蘇聯政策在這方麵的實際表現將隻限於一些枯燥無味的方麵，例如有人緊密陪伴的正式訪問、大型聚會，以及喝過量的伏特加和發表冗長的講話等沒有實際意義的事。
(8)除此以外，蘇聯同各個外國政府的官方關係，將采取可以稱之為“正確”的路線，極力強調蘇聯及其代表的威望，謹小慎微地注意國際禮儀，而這和有禮貌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四部分：在非官方層麵的體現
下麵是我們能夠從基本的蘇聯政策在非官方層麵，或者地下層麵執行時可以指望些什麽，在這個層麵上蘇聯政府不承認存有責任
在這個層麵上可資利用以執行政策的代理機構是：
1.其他國家中共產黨的內部核心。雖然這一類中的許多人可能還有其他不相關的公共職務，他們實際上作為世界共產主義的地下代理人緊密合作，莫斯科牢牢地對這一隱秘的共產國_際進行協調和指導。這類人實際上是在地下層麵工作的，和政黨的合法性沒什麽關係，記住這一點很重要。
2.共產黨的普通黨員。需要注意這些人與第一段中的那些人之間的區別。在最近的歲月裏這種差別變得越來越尖銳。之前的外國共產黨是一種合法和地下活動相混合的奇特組合，從莫斯科的角度來看這往往還不那麽便利。如今陰謀部分已經高度集中於內部核心圈子且不加公開，普通黨員已經不被告知事情的真相,他們確實在各個國家中強烈地支持某種政治傾向，和外國並沒有什麽秘密性的聯係。隻有在那些共產黨員數量足夠多的國家裏他們才會出現並集體行動。通常他們習慣於滲人、影響或主導那些看起來不那麽像蘇聯政府工具的組織，通過這些組織而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政黨實現他們的目標。
3.各種各樣的這類滲透可資影響或主導的國家社團和實體。這包括:工會、青年團、婦女組織、種族團體、宗教團體、社會組織、文化團體、開明雜誌、出版社等等。
4.通過對這些國家社團加以影響可以同樣滲透的國際組織。這其中工會、青年團和婦女組織尤為重要。它們與國際勞工運動的聯係被視為至關重要。莫斯科認為這種聯係可以在世界事務中削弱西方政府的作用，也可以以此建立起一種迫使這些政府采取有利於蘇聯利益行動、破壞那些不利於其行動的國際遊說團體。
5.俄國東正教及其國外分支以及借此可以利用的普通東正教。
6.以蘇聯境內種族團體為基礎的泛斯拉夫和其他運動，例如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土庫曼等等。
7.那些某種程度上支持蘇聯目標的政府或統治集團，例如目前的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政府、北波斯政權、中國共產黨等等。這些政權的宣傳機器，甚至實際政策都可以被蘇聯牢牢掌控。
這些分布廣泛的組織將根據它們自身的實際情況被加以利用以達成以下目的：
(1)破壞西方主要強國的政治和戰略潛力。它們將在這些國家擾亂國民自信，破壞國防措施，增加社會和工業動蕩，激起各種形式的分裂。它們將激起那些無論是經濟上還是種族上心懷不滿的人以暴力或毀滅其他社會元素的方法，而不是通過協調和妥協來獲得補償。窮人將與富人相對立，黑人對抗白人，青年人對抗老年人，新來者對抗定居居民等等。
(2)它們在非官方層麵上將尤其采用暴力手段削弱西方強國對於殖民地、落後國家以及依附民族的權力和影響。在這個層麵它們可以不擇手段。西方殖民機構的錯誤和弱點將被無情地揭露和利用。西方國家的自由觀點將被動員起來削弱殖民政策。依附民族之間的憎恨將被激發起來。雖然它們鼓勵這些依附民族擺脫西方強國尋求獨立，然而，當這種獨立取得的時候，蘇聯主導的傀儡政治機器就開始做好準備以接管這些殖民地的國內政權。
(3)蘇聯將迫使那些阻礙其目標實現的個別政府垮台。這將包括那些直接反對蘇聯對外政策的政府（土耳其、伊朗）、拒絕共產黨滲透其國土的政府(瑞士、葡萄牙)或者在對共產黨獲得主導地位影響重大的道德因素中與之競爭激烈的政府，例如英國工黨政府（有時，一個政府中會同時出現上述兩種情況，那麽共產黨的反對將尤為強烈和粗暴）。
(4)外國中的共產黨一般會摧毀一切形式的個人獨立，包括經濟、政治或者道德上的獨立。他們的體係隻能容忍那些完全依附於更高權力的人。因此那些經濟上獨立的人將被驅逐，例如商人，有產者，成功的農民和工匠，以及所有有著地方權力和威望的人，例如受到歡迎的地方神職人員或者政治人物。甚至在蘇聯，地方官員也被不停地調動以防止他們。
(5)他們將利用一切手段離間西方主要強國。他們將在美國人當中宣傳反英言論，在英國人中宣傳反美言論。包括德國人在內的歐洲大陸人將被唆使憎恨英美權力。他們將在存有疑慮的地方煽風點火，在不存在這些疑慮的地方製造事端。他們將不遺餘力地破壞那些有可能團結其他國家而將俄國排除在外的行動。因此，所有那些不易於被共產主義滲透的國際組織，無論是天主教團體還是皇室和貴族的國際友誼，都將遭到猛烈的攻擊。
(6)一般來說，蘇聯所有非官方的國際行為都將是負麵和破壞性的，致力於破壞它無法控製的力量源泉。這隻會和基本的蘇聯本能相吻合，這就是和敵對強國之間沒有妥協可言，隻有在共產主義力量占據主導地位的時候才能著手毀滅對手。隱藏在這一切背後的將是滲透和掌控外國政府內,尤其是警察組織關鍵職位的持續的、永不停止的要求。蘇聯政權是最為突出的警察政權，它滋生於沙皇警察陰謀灰暗的半個世界之中，慣於警察力量的思維方式。評估蘇聯動機的時候永遠不能忘記這一點。
第五部分:從美國政策的角度作出的實際推論
總結起來說，我們麵對著一個政治力量，它狂熱地堅信，它和美國之間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協辦法。它堅信，如果蘇維埃政權要得到鞏固，那麽，搞亂我國社會的內部和諧，破壞我國傳統的生活方式，以及損害我國在國際上的權威是可取的和必要的。這個政治力量完全支配著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之一和世界上最富庶的國家之一的資源，它是深厚有力的俄羅斯民族主義潮流孕育出來的。此外，它還有一個精巧的，涉及麵廣的組織機構，用以在外國發揮它的影響，這個機構具有驚人的靈活性和多種技能，管理它的人對於地下工作方法的經驗和技巧大概是史無前例的。最後，這個政治力量在它作出基本反應時似乎是不去考慮真實情況的。對它來講，關於人類社會的大量客觀事實，並不像對我們那樣，不是用來檢驗和修正人們看法的尺度，而是從一隻摸彩的布袋中武斷地、有傾向地抽出個別事實以支持既定的看法。這肯定不是一幅令人愉快的圖景。如何對付這個力量的問題無疑是我國外交所曾麵臨的最巨大的任務。它應該是我們的政治參謀人員在目前這個時刻進行工作的出發點。要以像解決戰時重大戰略問題一樣的徹底精神和慎重態度，必要時，還要在計劃工作方麵作出同樣大的努力來處理這個問題。我無法在這裏給出全部答案。但我願表白我的信念：這個問題是我們有能力解決的，而且不必通過一場全麵的軍事衝突來解決。為了證明我的這一信念，我願提出一些比較令人鼓舞的看法：
(1)同希特勒的德國不一樣，蘇維埃政權既沒有係統的規劃，也不從事冒險活動。它不是按固定的計劃辦事的；它不冒不必要的風險;它對理智的邏輯無動於衷，但對力量的邏輯十分敏感。因為這個緣故，當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強大的阻力時，它可以輕易地退卻，而且它經常這樣做。因此，如果對方掌握足夠的力量，並表明準備使用時，實際上幾乎用不著動手。如果對方正確地處理形勢，就不必進行有損威望的攤牌。
(2)同整個西方世界相比，蘇聯人仍是一個弱得多的力量。因此，他們的成功與否實際將取決於西方世界所能達到的團結、堅定和活力程度。這是一個我們有能力加以影響的因素。
(3)作為國內政權的一種形式，蘇聯體製能否成功，還沒有得到最後證明。它能否經得起權力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或者從一小撮人到另一小撮人連續地轉移這一最大的考驗也有待證明。列寧逝世後發生第一次這樣的權力轉移，其結果使蘇維埃國家在後來的十五年中受到破壞。斯大林的逝世或退休後將發生第二次權力轉移。但這還不會是最後的考驗。由於最近的領土擴張，蘇聯國內體製現在將受到一係列曾是沙皇政權嚴重負擔的那種額外的壓力。我們深信，自內戰結束以來，俄國廣大人民群眾在感情上同共產黨的學說從來不曾像今天這樣疏遠。在俄國，黨現在已成為一個巨大的而且從目前來說是十分成功的獨裁統治機器——但它已經不再具有情感號召力。因此，內部的穩固和運動的持久還不能認為已有了保證。
(4)在蘇聯安全範圍以外的所有的蘇聯宣傳基本上都是消極的和破壞性的。因此，用任何精明的、真正具有建設性的綱領來同它進行鬥爭應該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
根據以上這些理由，我想我們可以冷靜而勇敢地處理如何對付俄國這個問題。至於處理方法，我隻想提出以下的意見作為結論：
(1)我們的第一步必須是理解和認識我們正在應付的運動的性質和真相。我們必須以一位醫生研究難以管束、失去理智的病人的那種勇氣，超然態度和客觀精神對它進行研究，而且要有像醫生那樣的決心，不為感情所動，不被它搞得手足無措。
(2)我們必須努力教育我們的群眾去了解俄國形勢的真相。這一點的重要性，我無論怎樣強調也不會過分。不能僅由報紙來做這件事。這主要應由政府來幹。政府對於其中涉及的實際問題必定有更多的經驗、掌握更多的材料。在這項工作中，我們不必被險惡的形勢所嚇倒。我堅信，如果我國人民對這種形勢的真實情況有更多的了解，今天我們國家瘋狂的反蘇主義就會少得多。再沒有比無知更為危險、更為可怕的了。也許有人爭辯說：把更多的有關我們同俄國打交道的困難情況透露出去可能對俄美關係產生不利的影響。我覺得，如果這裏真的可能有什麽風險，我們恰恰應該有勇氣去正視它，而且越早越好。但是，我看不出我們將冒什麽風險。即使在大肆宣揚我們對俄國人民的友誼之後，我們同他們的利害關係也是微乎其微的。在那裏我們沒有投資要去捍衛，沒有確實存在的貿易會喪失，也幾乎沒有公民要去保護，更幾乎沒有文化交流要維持。我們唯一同他們有利害關係的不是我們巳有的東西，而是我們所希望的東西。我深信，我們會有更多的機會實現這些希望，如果我國公眾了解情況，如果我們同俄國人的交往完全建立在現實的，實事求是的基礎之上。
(3)問題的很大一部分取決於我們自己社會的健康和活力。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就像惡性寄生蟲一樣，它隻能依靠生病的組織來養活自己。這是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會合的地方。每一項解決我們自己社會的內部問題，加強我們人民的自信、紀律、士氣和集體精神的果敢有力的措施，都是對莫斯科的一次外交勝利，其價值可以抵得上一千份外交照會和聯合公報。如果我們在自己社會的缺陷麵前不能拋棄宿命論和漠不關心的態度，莫斯科就將從中得到好處，莫斯科在它的外交政策方麵就不會不從中得到好處。
(4)我們必須為其他國家規劃並提出比過去我們提出的更為積極，更具有建設性，也是我們希望看到的那樣一種世界圖景。僅僅敦促別國人民發展類似我國的政治程序是不夠的。許多外國的人民，至少是歐洲各國人民，對於過去的經曆已經感到厭倦和害怕，對於抽象的自由已經不如對安全那麽感興趣。他們正在尋求指導，而不是擔負責任。我們應該比俄國人更能為他們提供指導。如果我們不給予指導，俄國人肯定會這麽做的。
(5)最後，我們必須有勇氣和自信堅持我們自己的方法和對人類社會的看法。歸根到底，在我們處理蘇聯共產主義這個問題的時候，可能落在我們頭上的最大危險在於，我們讓自己變得同我們所要對付的人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