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1909～2005），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長期任職美國大學教授，一生出版了39本書，其中1978年的自傳《旁觀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非常精彩，當中提到了兩個人：
德魯克是生於奧地利的猶太人，1927年到德國打工並在業餘時間求學，1929年在法蘭克福市的最大報社作記者，兩年後升為編輯，業餘時間同時拿到了法律博士學位，並在當時德國最開放自由的法蘭克福大學作講師。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德魯克讀過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早已決定一旦納粹上台就立即離開德國，卻一直因為各種借口和理由而繼續留在德國，直到當年3月法蘭克福大學的納粹特派新專員召開全體職工會議，會上專員髒話迭出，大聲咆哮，要求大學立刻開除所有的猶太員工。最後會議由德高望重的老校長總結發言：“您剛才說的很有啟發，我隻有一個問題，本校的哲學係是否可以得到更多的經費撥款？“。會後德魯克決定立刻離開德國，當天就到了報社辭職，並準備第二天回奧地利，沒想到下午穿著一身納粹衝鋒隊服裝的H（Reinhold Hensch）到家中拜訪，讓他心中一驚。H是德魯克同一報社的普通同事，平時沒有深交，隻知道H同時是共產黨黨員和納粹黨黨員（當時是不入流的小黨），H過去的解釋是為了采訪工作方便而入黨。當日H聲稱已被任命為法蘭克福專員的出版社顧問和該報社的黨代表，專誠來挽留特魯克，表示一貫欣賞特魯克的才華，許諾特魯克如果留下會成為該報社的主編，作為H的個人全權代表負責和主管該報社。
特魯克當即婉言拒絕，H再三勸說讓其多加考慮，見特魯克去意已決，H話風一轉，提到自己最近參加了納粹的高層會議，其中與會者們反猶及好戰等等瘋狂言行令其極為不安，H已經勸H的同在該報社任職的未婚妻(未婚妻應該是猶太人）立刻離開德國，請特魯克留下國外的通訊地址以便其女友聯係。特魯克問H：“既然如此，你為什麽不也離開德國呢？“。H說自己出身平凡（父親是石匠），能力有限（工作多年還是普通記者），如今作為納猝早期黨員，即將獲得重任，大展宏圖，最後告別特魯克時留下一句話：我以後會留名立萬的（I am going to be somebody！）。特魯克第二天離開德國，短訪奧地利後當年（1933）移居英國，隨後1937年定居美國。一直到二戰尾聲特魯克從紐約時報上果真讀到了H的消息：H作為納粹主要戰犯之一，躲在法蘭克福郊區其父的房中，被美軍俘虜後自殺，當時H已經是黨衛軍的副總，中將軍銜，以殘暴嗜血出名，被手下人附以外號野獸（The monster ）。
同年特魯克又遇到了另一位S (Paul Schaeffer)。 S是德國年輕精英，過去任職駐美外派記者，一直追蹤報道羅斯福1932年的成功總統競選並成為羅斯福個人朋友，他的文章被整個歐洲新聞界轉載， 1933年S被任命德國當時最著名的報社負責人，在其回德途中在英國與朋友和特魯克會麵，其間朋友們以特魯克為例陳述德國現狀，極力勸阻S回國， S慷慨激昂，說我深深了解納粹的本質，又了解美國，正是為了幫助德國人民和社會保持正義，堅持輿論自由和真相，所以放棄了國外的高薪和優越生活，舍生取義，赴危前行。其後S返德後被納粹大肆宣揚吹捧，最後S與該報社淪為納粹的對外宣傳幫凶，數年後圖窮匕見， S與該報不了了之，消聲匿跡了。
特魯克書中感慨到：與惡魔相比，個人實在太渺小無助，有太多的誘惑，無論你是高尚與卑微，強壯或虛弱，與惡魔打交道的結果隻會帶來個人的災難，唯一的方法是遠離惡魔。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遠離惡魔與邪惡是潔身自好保護自己的最佳方法，也是堅守道義良知的不二選擇，換個現代說法就是盡量肉身翻牆，無論這個牆在俄羅斯還是曆害國，新疆還是香港。
上世紀三十年代有智慧有決心能逃出德國和歐洲的人畢竟是少數、正如今天有遠見有勇氣逃出牆國的也是少數，不過留下來真的絕不是因為擁有鐵鏈女大白們的那個地方更富強更民主更文明，隻是選擇了更安穩更舒服更快活。在多數情況下保持現狀的默認選擇也不算壞，但在特殊時代和狂人背景下這就是選擇了與魔共舞，正如普丁治下的俄羅斯人，以及絕對忠誠，成績歸功於英明領袖下的當代中國人，他們的未來可以預知。
在異象迭生妖風再起的今天，讓我們作為旁觀者，觀察和記錄這反人類反人性的逆流，在那苦難深重的國度裏重演最後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