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理
追求理性 Being Rational
這是一個大家都很關心的問題：還要等多久，中國會真正的改變，實現言論自由，每一個人可以自由的發出自己的聲音？
請每一個讀者自己先獨立做一個估測回答，再與文後的答案做一個比較。
油管“越哥說電影” 講解電影《至暗時刻》(Darkest Hour)（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yDu_66GxY）該片講述二戰時麵臨來自內部的偏見與外部的法西斯戰爭，溫斯頓·丘吉爾抵住壓力，帶領英國人民奮起反抗，贏得敦刻爾克戰役的勝利，度過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的故事。其中有一個情節，丘吉爾一個人到了地鐵車廂，向在此的英國人民問了一件一直在困擾他的事，並希望從英國人民這裏，得到真正的答案：如果最壞的情況出現了，比如敵人出現在了街道上，你們會怎麽做？大家都異口同聲地回答道，戰鬥，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和他們戰鬥，與法西斯戰鬥到底。丘吉爾再次問道，如果我們可能會跟希特勒簽訂和約，你們覺得怎麽樣？所有人都堅定地答道，絕不。隨後丘吉爾走到一個小女孩身邊，輕聲地問她，你們永遠不會妥協嗎？小女孩目光堅毅地答道，不，絕對不會。接著丘吉爾喃喃說，對於這世間眾人，死亡遲早降臨，但是怎樣的死亡能比直麵強敵，為了守護先祖遺骨和信仰的神廟而死更為崇高？說完這些，丘吉爾忍不住老淚縱橫。
看到這裏，雖然明知這可能是虛構的情節，這隻是電影，這隻是別人在解說電影，我也忍不住流淚了：如果中國有這樣一個人民領袖，在疫情最黑暗的時刻，獨自走到了武漢街頭，醫院，市民的家裏，殯遺館中，李文亮的葬禮上，去問一下苦難的中國人民，你們需要什麽，你們痛恨什麽，你們想要改變什麽，那該有多好啊！
有網友發文“病毒陰影下的平行世界”，中國人好像生活在兩個平行世界裏，一些人批評中國政府，一些人讚美中國政府，病毒災難還仿佛更加重了這種對立和撕裂。一些人感受幸福，一些人血淚辛酸， 每一方都覺得對方有偏見在沉睡在裝睡，這不是事實嗎？
但是我們有一個共同點，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都深愛這生我養我的地方，深愛這裏的父老鄉親。為什麽會撕裂？為什麽要改變？怎麽改變？
談談李文亮吧。大二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發帖護紅旗，支持香港警察打壓香港人，發帖散布SARS病毒的確診，在訓誡書上簽名永不再犯，在醫治病人中被傳染和死亡。他是一個體製內的人嗎？他是一個被洗腦的人嗎？他是說真話的人嗎？他是一個英雄嗎？都是又都不是，他就是像你像我一樣的普通人，做的事有對有錯，有優點也有缺點。
再說說陳秋實，方斌，武漢口罩哥，武漢痛斥政府的大嫂，他們都是英雄嗎？如果他們是警察，紅十字會的領導，武漢市長，湖北省委書記，中央領導，他們就不會私飽中囊，欺上瞞下，互相甩鍋，保護自己，優先自己的家人和親屬嗎？
心理學有個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找一些大學生誌願者，隨機抽出一半飾演監獄的看守，餘下的一半飾演囚犯。從第二天開始，看守和囚犯就開始對立，撕裂和抗擊，愈演愈烈，在第六天不得不終止實驗。為什麽這樣？個人的性情並不像我們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惡之間並非不可逾越，環境和角色的變化會讓好人做出可怕的事情，壞人做出可讚的事情。
那麽怎麽去尋求一個最好的體製，法律，規範去盡量鼓勵普通人多做好事少做壞事呢？
一個多世紀以前，著名的英國科學家弗朗西斯·高爾頓爵士(Sir Francis Galton)研究發現，在牛市場，參觀者會嚐試估計出一頭正展出的牛的屠宰重量。高爾頓檢查了人們所做的估計，發現一項令人驚訝的事實，平均估計值與實際情況相差不大。所有人估算出的重量進行平均之後，就能提供一個相對準確的結果——通常比大多數估值更好，比專家的估值更好，有時甚至比所有的估值都要好——的原理被稱為“人群智慧原理”（Wisdom of the crowd）。
民主製度下的投票決定也是這樣，每一個個人獨立自由投票下後的平均值，往往是最合適，最中庸，最正確的選擇。為什麽會這樣呢？少數極左的和極右的，太激進的和太保守的會互相中和，大多數的中間派的平均意見在絕大多數時候往往是最恰當的，這也是“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背後的道理。
去問一下普通的中國人民，你們需要什麽，你們痛恨什麽，你們想要改變什麽，你們要製定一個什麽樣的體製，法律，規範去盡量鼓勵普通人多做好事少做壞事呢？他們的答案的平均值就是最正確的選擇。
現在回到開文的問題：還要等多久，中國會真正的改變，實現言論自由，每一個人可以自由的發出自己的聲音？
把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回答做一個平均值，就是正確的答案。
作者個人的估測回答/希望：十年以內。據統計一個國家在經濟的初期發展階段獨裁體製下發展更快，到中期發展階段以後民主體製下發展更快。感覺中國已到了這個經濟的拐點，體製的最黑暗的時刻，人民開始集體覺醒反思的時刻，黎明即將來臨。
每一個讀者，您的答案是什麽呢？
專製已經被2000年以來的大多數人習慣了，
變不了。
從2020年6月4日開始計算，三代人，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