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怎麽也沒想到，自己父母的墓地竟然被毀。
文革亂起，紅衛兵運動興起之初，宋慶齡被作為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受到衝擊。盡管在周恩來的保護之下1966年8月30日，周恩來擬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首位就是宋慶齡，並得到毛澤東的批準；她被接到北京居住，以便受到更有效的保護但她上海的住宅仍被造反派闖入；她北京居所周圍的高音喇叭攪擾得她整天不得安寧，但她還是力圖理解和適應這場革命。
她在北京住所的圍牆內外貼上標語，將住宅內的一些石獅子塗上紅色；一些被認為是四舊的匾額也拿了下來。
宋慶齡當時是以一種積極的態度來對待群眾運動的。她按照自己的理解，真誠地相信，必須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才能確保社會主義事業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形勢很快就急轉直下，洶湧澎湃的紅衛兵運動打亂了整個社會秩序。宋慶齡在1966年8月寫給美國老朋友格雷斯格蘭尼奇的信中，表達了她當時的思想：你一定看到了所有關於這裏發生變化的報道社會主義文化革命運動正在進行，它將確保修正主義的魔影不論現在還是今後都不可能出現。她告訴老朋友：我每天如果不開會要花八九小時看東西，而且這裏的生活非常有意思。
宋慶齡盡管受到越來越大的衝擊，她對這場革命還是懷著良好的願望，並且真誠地要求自己通過運動來改進工作。
她在1966年9月24日致函老同事、老朋友羅叔章說：請您把紅衛兵對我的大字報寄給我看，並總理為我支持的話，因為上次您借給我看的，沒有包括在內。你怕我不開心是麽？我看到對我的批評不會主觀。如果我有不對的地方我要知道，以便改掉不好的作風。如果不知，那怎麽改掉呢？
她有時會坐著汽車，上街去看大字報，了解情況。
宋慶齡曾寫信給當時正在受批判的中國福利會秘書長李雲同誌，囑咐她你趕快檢查工作，做自我批評，就可以很快恢複工作宋慶齡原來的秘書黎沛華女士受托打電話給李雲，說夫人非常掛念你，要我轉告你快快檢查工作，主要檢查工作中的缺點或錯誤，就沒事了
這一切都說明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階段，宋慶齡雖然毫無思想準備，又不了解情況，期望通過文革反修防修，使中國會在新的秩序下回到建設的道路上來。並且在運動中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改進工作，使隊伍思想更加一致，更團結，更有成效地建設社會主義祖國。
與宋慶齡長期並肩戰鬥的許多同事與戰友，很快就靠邊站，進而被批鬥，被關押，他們當中有些同誌不堪受辱和迫害，含冤自殺。國家主席劉少奇一夜間成了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叛徒、內奸、工賊；不少長期支持中國革命與建設事業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宋慶齡的親密朋友如愛潑斯坦等，都被戴上特務的頭銜，以莫須有的罪名投入牢獄
最使宋慶齡不能忍受的是，她的導師、戰友和伴侶，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竟被汙蔑為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老祖宗和牛鬼蛇神。他們竟然要拿走國慶節時天安門廣場上與馬、恩、列、斯、毛並列的孫中山像。在南京，發生了紅衛兵搗毀矗立在新街口的孫中山銅像的事件。對宋慶齡的衝擊也在升級：她主持的中國福利會的工作受到極大幹擾而幾乎陷於停頓。
就在毛澤東批準了周恩來擬訂的保護宋慶齡等名單後兩天，北京街上即出現了要求撤銷宋慶齡這位非黨人士的國家副主席職務的大字報。
有紅衛兵要衝到她家裏貼大字報，還要剪掉她的發髻他們認為那是四舊的東西，北京住所內的少部分工作人員也開始造反，他們開會串連整她的黑材料，甚至要這位七十多歲的患有嚴重關節炎的老人和他們一起排隊進餐。
令宋慶齡受到極大傷害與痛苦不堪的是她父母在上海萬國公墓的墓地遭到紅衛兵的損毀，石碑破推倒，骸骨也被挖了出來隻是由於周恩來的幹預和保護，下令上海市有關部門立即將宋墓修複，並在修複後拍成照片報告宋慶齡，又及時更換了她在北京的居所的部分工作人員，衝擊宋慶齡的行動才沒有得逞。
周恩來嚴厲告誡北京的紅衛兵：宋慶齡是孫中山的夫人。孫中山的功績，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後寫的一篇重要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就肯定了。他的功績也記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南京的同學一定要毀掉孫中山的銅像，我們決不讚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門對麵放孫中山的像是毛主席決定的。孫中山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他有功績，也有缺點。他的夫人自與我們合作以後，從來沒有向蔣介石低過頭。大革命失敗後她到了外國，營救過我黨地下工作的同誌，抗日戰爭時期與我們合作，解放戰爭時期也同情我們，她和共產黨的長期合作是始終如一的。我們應當尊重她。她年紀很大了，今年還要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她出麵寫文章，在國際上影響很大。到她家裏貼大字報不合適。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個革命的，不能因為她妹妹是蔣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國家撥給她住的。
1966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宋慶齡遇到羅叔章，對他說：你要是拿到什麽紅衛兵傳單，給我看一看。我在搜集這些傳單，好了解形勢的發展。我很納悶，劉少奇在黨內那麽長時間了，他如果真是一個反黨的內奸，怎麽從來就沒有一個人懷疑過呢?
同年11月，經宋慶齡審定的《宋慶齡選集》出版。盡管當時劉少奇已被扣上中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駭人罪名，宋慶齡仍然派秘書給劉少奇送書。在書本的扉頁上，赫然留有宋慶齡親筆書寫請劉主席、光美同誌審閱指正的題簽。
當時，毛澤東曾派江青往訪宋慶齡，向她解釋文化大革命。宋慶齡對江青說：對紅衛兵的行動應該有所控製，不應傷害無辜。宋慶齡對於當時紅得發紫權傾一時的野心家江青能當麵提出如此直率的意見，表現出她的大無畏氣概。
1973年8月23日，宋慶齡致函摯友愛潑斯坦夫婦，兩人受迫害而蒙冤陷獄長達5年之久，此時剛剛出獄。
她在信中說：請讀一讀附上的剪報。你們作為我的摯友，請告訴我對這些有關我的誹謗性文字，我該怎麽辦，這些有關我的謊言時不時地得以刊布，使我感到極端的厭惡和憤慨。我沒有錢去請律師來同這個斯坦利卡爾諾打官司，但我的朋友（指愛潑斯坦夫婦）是否能寫篇東西來製止這些謊言流傳呢，因為對許多人來說，不斷重複的謊言會變成事實的。
她在給孫科的妻弟陳誌昆夫婦複信時，還特意寄去一張我的舊照片，是坐在我丈夫的像前照的。並請他們代為問候孫中山的孫子孫治平和孫治強。如此等等。
事實上，宋慶齡所作的決不僅是她和孫中山婚姻真相的說明，而且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對誣陷者的回擊，表現了她一貫的革命原則性。
對於文革中的那股逆流，宋慶齡的另一種反擊，就是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以她特有的方式，對同誌、親友給予關懷、幫助和保護。而對國際友人的保護，更維護了祖國在世界上的形象。
文革開始後，民主戰士鄒韜奮的夫人，時任中國福利會托兒所所長的沈粹縝也受到很大的衝擊，據她回憶，當時宋慶齡對她極為關切，幾乎三天兩頭來一封信，每信必問我好不好，有沒有遭批鬥，一再關照要保護身體，給她寫信要講真情，有什麽困難隻管說。
為了更好地保護沈粹縝，宋慶齡建議她搬到自己母親生前的住所去住，那幢房子屬於私人產業，解放後由上海市政府修繕後交還宋慶齡的，宋慶齡當時還以為那裏可以當做一個小小的避風港。
沈粹縝在征求鄧穎超同誌意見後，剛搬進去住了一個多月，就被造反派以與資產階級權威劃不清界線，以及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為名，勒令搬了出來。
當時，不少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中長期幫助中國人民的外國朋友受到迫害，或被關進牛棚，或被投入牢獄。宋慶齡為此心憂如焚，盡力設法給予關懷和保護。
當她得知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被無端懷疑麵臨迫害時，她立刻為他寫了證明書，派秘書及時送給路易艾黎。在證明書中，宋慶齡列舉了艾黎為中國人民解放和進步事業作出的功績，明確表示：我從一九三二年起就認識路易艾黎，他為中國做了貢獻，幫助我們保衛國家解放前和解放時我都了解他。我覺得他是新中國的一位誠實、忠誠、不屈不撓的朋友。我極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樣，是國際共產主義戰士。
這封證明書及時保護了路易艾黎免遭毒手。還有，宋慶齡對當時蒙冤身陷囹圄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夫婦的子女的關懷和安慰。1967年新年到來時，她已經知道劉少奇的問題十分嚴重，但她仍然給劉的孩子們送去賀年片、筆記本和糖果。第二年，劉少奇和王光美都已失去自由，孩子們萬般無奈，隻好寫信給宋媽媽求援。她把信轉給毛澤東，希望這些孩子們不至流離失所。她又回信給孩子們，勉勵他們振奮精神、好好工作和學習。後來，他們獲準去監獄探望母親。王光美看到孩子們時的快樂以及她聽到孩子們悄悄告訴她宋媽媽對他們愛護照顧時，心中充滿了感激之情。
宋慶齡對親友同樣給予了極大的關切。當她得知表弟被抄家，所有衣物都被抄走後，便將自己能用的衣裳都給了他們。當她得知表妹倪吉貞一家因戴上資產階級的帽子被掃地出門，隻得擠住在一間破舊的小屋裏，並被作為管製對象強迫勞動時，她設法通過中國福利會的幹部送去一點錢，給她們以精神安慰和物質支持。
據宋慶齡1967年11月29日給沈粹縝的信中記載：我的老幹部蔡縵雲，一年多沒有消息了，不知道什麽緣故她被關起來了。我日夜不安，不知是否因為她代我交了一些錢給我一個表親的緣故？因為她一直很老實，守紀律的，也不和壞人來往。如果你聽到她的消息，請不要瞞我吧。我對她應該負責！除了生在資產階級的家庭裏，我的表親從未參加政治或做過壞事。一直很老老實實的。
這封信同時表明，宋慶齡當時是很明白自己的處境的，但是她堅持自己畢生奉行的原則堅持真理，絕不向惡勢力低頭，不管這惡勢力當時有多麽強大。
宋慶齡經過短短的困惑之後，即對這場革命產生了懷疑和警覺。為了保護自己和同誌，她不得不采取新中國成立後她從未采用過的地下工作的辦法。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文獻信劄，是劫後僅存，而宋慶齡給同誌、親友的大量信函，則因收信人應宋慶齡之囑，在當時就閱後燒掉了。
在那個特殊的曆史時期，她隻能以這種特殊的方式，來進行特殊的抗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