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在邪惡的中宣部工作的日子

回憶在邪惡的中宣部工作的日子
一，我是中宣部“五朝老兵”，還是老中宣部的子弟 　　1978年，時任中組部長兼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胡耀邦和公安部先後給我平了江青和謝富治加給我的十年冤案。1979年經王若水推薦，我調入中宣部理論局工作，當時胡耀邦已是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從此，我經曆了胡耀邦、王任重、鄧力群、朱厚澤、王忍之五任的中宣部長的更迭。1987年初，總書記胡耀邦和中宣部長朱厚澤先後離任，我於年底離開，可謂“五朝老兵”矣。 　　1950年，我11歲從福州遷居北京，當時我父母親都已是中宣部的幹部,父親鄭公盾先在中宣部主辦的學習雜誌社工作，後到紅旗雜誌社工作；母親陳璋在中宣部行政後勤部門工作。我從1956年開始，一直住在沙灘中宣部大院的宿舍。    因為前者，我對五任部長主政下的“五朝”中宣部，有個比較的認識；因為後者，我對文革前中宣部自有子弟特有的曆史感受和認識，同時也有新老中宣部比較的曆史認識。 　　我來到北京後，中宣部的業務辦公室在中南海，行政和後勤辦公室在西四大紅羅廠。當時我父親在中南海有辦公室，平時我看病也到中南海門診部(作為中宣部子弟在那裏享受“統籌醫療”待遇)，我還有機會在中南海國務院圖書舘查閱圖書資料，1956年，我為紀念孫中山誕辰90周年，編寫《孫中山與列寧》一文，曾在那裏翻閱胡漢民編的《總理全集》等,達一個星期。 　　1956年中宣部全部辦公室搬到沙灘北街2號原北京大學舊址，包括北大紅樓、民主廣場、圖書舘樓、孑民堂和女生宿舍群等建茿。之後，又在民主廣場西部蓋了辦公大樓；在民主廣場東部(甲2號)蓋了兩排宿舍樓,稱紅前樓；在圖書舘樓的東側蓋了含大小會議廳的教育樓；在圖書舘樓的西側蓋了工字樓；在大院的北邊(乙2號)蓋了一片四層的公寓樓，稱新北樓；最令子弟們高興的是，由稿費大戶於光遠和曹葆華捐資在紅樓的西北角修了一個遊泳池。 　　當時合署辦公的單位還有紅旗雜誌社、馬列硏究院和編譯局，幾個單位的業務是分開的，但行政、後勤、黨委機關和圖書舘是合而為一。中宣部的圖書舘樓，原是北大圖書舘樓，建於193O年代。藏書十分豐富，特別是近現代的曆史資料，甚至強過北京圖書舘。我在那裏借閱過同盟會1906年在法國創辦的《巴黎新世紀》和在日本創辦的《天義報》，以及江亢虎的《旅俄日記》，都是難得一見的珍本。從1956年開始到文革結束，我一直享用沙灘的圖書舘。 二，文革前中宣部留給我的印象 　　(一)它權力極大。那是意識形態能掌控人們身心的時代，而中宣部就是統管、、意識形態的部。毛澤東往往直接指揮中宣部，不僅他的大秘書陳伯達、胡喬木都兼中宣部副部長，而且他有什麽想法或部署，往往就會找中宣部或思想理論界的秀才們談話。它不僅管幹部和群眾的思想,管指揮和控製人們思維的理論,而且還管教育部、文化部、文聯、作協、體委、衛生部、科學院（包括哲學社會科學部）、新華社、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中央廣播電台、出版總署、文字改革委員會、新華書店以及各省市自治區的宣傳部等;部內設有各專業處,專司對這些國家和政府部委、機構進行指導(實則是行使中央對它們的領導)，全麵鉗製社會科教文衛和人的思想精神。中宣部是黨內高級秀才最集中的地方，中共重要文牘多由他們參加捉刀，他們在中共黨文化的創造、積澱和傳播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 　　（二）老中宣部的部長副部長，處長副處長，甚至一些骨幹幹事，不僅都有革命資曆,而且都是知名的有關專業的專家學者，甚至是權威學者，似未見外行領導內行的情況。但以勢壓人，強製學術為黨的政治服務是常見的。這主要是由這個體製所決定的。就個人而言，當年我接觸的父輩留給我的印象是，他們多有明顯的優越感，是為黨內的知識分子，自認為掌握了曆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又身處高位，雖有許多黨外的朋友，但不免自負，在關係上有居高臨下不平等的情況。更主要的是，既作為黨的工具，在黨發動的“階級鬥爭”中，必須堅持黨性拋卻人性，往往會說出違背自己意誌的話，做出眛著自己良心的事。但在私下裏，我接觸他們，又讓我覺得都有很強的個性，很濃的人情味，講道理，通理性，賦有自由民主意識，有所謂知識分子的味道。不僅如此，1956—-1957年，他們中如於光遠、秦川、林澗青、張先疇、戴臨風，還有我父親等，他們當時都有讚同和欣賞後來被認定為是“右派”的言論。“四人幫”垮台後，老中宣部的不少秀才，成為思想解放運動的先行者，似非偶然。 　　(三)但是，如何通過這個部去實現共產黨對全體黨員和人民群眾思想意識的掌控呢？這就是中宣部的職能和職責問題。在中共建政不久有過爭論，主要是胡喬木和陸定一(中宣部部長)的分歧。胡喬木主張“學蘇聯”，主張基本照搬蘇共領導意識形態的體製；陸定一主張“抓思想”。經曆過那個年代的人，都認為陸定一比較正派，胡喬木比較不正派。大概在毛澤東任命胡喬木當副部長，事實上也是常務副部長，就出現了胡喬木常常坐在台上講話、布置工作，陸定一坐在台下聼會的局麵。那時候，胡喬木能夠統籌中宣部的工作，包括安排陸定一要做什麽。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局麵？就是狗仗人勢，有恃無恐吧。 　　陸定一是中共高層比較開明而有獨立見解的人。人的思想應是活的，有自主的思想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說，陸定一的“抓思想”，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的“抓思想”，除了提出“雙百方針”有一定意義外，並無什麽積極效果。他和喬木的二人之爭也無結果，或說結果是“合二而一”了：就體製而言，是沿襲了蘇共“思想專製”的體製；而“抓思想”，隨著30年（1949年建政到文革結束）的政治運動迭起，剩下的也隻有“思想鬥爭”、“思想批判”、“思想改造”了。加上胡喬木提出，中宣部的工作人員要當參謀、幹事和哨兵，後來更露骨地提出當思想警察，中宣部也因之而凝固成思想統治、思想控製、思想壓製“部”了。所以，入長中宣部凡二十年的陸定一，在他彌留之際曾哀歎：“文化革命前，我們中宣部十幾年中做了什麽事？無非是抓階級鬥爭，一個政治運動接著一個政治運動，整完這個人之後接著整另一個人。”（他跟去看望他的於光遠、秦川都說過這樣的話）所以無論是學蘇聯還是抓思想，最後都變成全麵專政的工具。 　　不要小視毛澤東講的“馬克思十秦始皇”這句話，它吿訴我們，他所要的就是：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共產主義道統十中國的帝王的皇權專製主義傳統。其實，這也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兩塊基石，也是所謂“黨文化”的核心內容。中共建政後，就是打著馬克思旗號，讓封建帝王專製主義複活，而中宣部則充當了教化毛澤東思想即黨文化的基地。可以說，這就是老中宣部的曆史。在這種情況下，社會還有什麽活路？包括共產黨的機體還有什麽活力？ 　　即便如此，毛澤東還覺得中宣部跟不上他。文化大革命爆發，毛澤東把中宣部定性為“閻王殿”，把陶鑄調到中央任四把手兼中宣部長，不久，陶與江青發生矛盾，遭整肅下台，中宣部即被撤銷，其職能被中央文革小組接管。中宣部原來的部、處級幹部成了“閻王”和“判官”，遭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解決專製主義暴政問題，而且更把它推向極致。它的本質問題就是“全麵專政”和毛澤東的個人獨裁走到極致。因此，毛澤東一死，文化革命也就破產了。 三，曆史的大轉折——四人幫覆沒 　　其實,文化革命到後期，毛澤東還沒死，社會各個階層都走投無路了，全民都反對文革，都覺得文革不能再繼續下去。於是出現了“四五運動”。這個群眾的民主運動中最尖銳的一句話就是：秦皇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告訴統治者，現在不能再搞專製主義了。 　　在“四五”運動的鼓舞下，整個社會湧出了一個反思熱潮，不論是知識分子、工人、農民、職工、上山下鄉知青，還是文革前的“當權派”、“右派分子”、地主富農及其子弟、資本家、華僑、港台關係戶等等，無論什麽身份的人都在反思，認識到這個國家的專製、殘暴、封閉、畺化、落後、貧窮、愚昧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病逝，一個月後的10月7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突發政變，拘捕了毛夫人江青、侄子毛遠新和文革領軍人物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等。文革事實上宣告結束。這是1949年中共建政後的一次曆史的大轉折。接著出現了一個以“掲批四人幫”(事實上就是批毛、批文革)和真理標準大討論為標誌的思想和政策的大突破——思想解放及平反冤假錯案的運動。 　　思想解放的潮流，來自體製外，也來自體製內。一是民間的自發的，從“四五”運動到西單民主牆，包括民間自發成立的思想文化的機構和刊物（如《北京之春》、《探索》、《今天》等等）；一是在體製內的思想理論界拚殺出了一批闖將，不僅對文革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而且對傳統體製連同毛澤東思想進行了剖析和批判，特別是真理標準討論到理論工作務虛會，他們是引領思想解放運動的中流砥柱。因為他們奉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所以被稱作“實踐派”，又因他們反對專製主義，主張社會民主，又被稱作“黨內民主派”。 　　在黨內民主派中，包括不少老中宣部的人。老中宣部的人經過文革的反思覺醒，竟成為思想解放運動中的中堅力量。其中包括周揚、於光遠、童大林、秦川、黎澍，林澗青、阮銘、李洪林、洪禹、林子力等，還有在思想意識形態係統中的夏衍、胡績偉、王若水、張光年、戴煌、劉賓雁、戈揚等等。1976年中央成立了以耿飆為組長的宣傳小組，1977年10月，中央決定恢複中宣部，張平化任部長。 　　這個運動的旗手是胡耀邦，他在四人幫垮台後，先後擔任過中央黨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長、中組部長和中宣部長。胡耀邦組織、主持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和民間自發出現的“西單民主牆”的大小字報，把思想解放運動推到了高潮。 　　當時社會的巨變還表現在，農村出現了勢不可擋的“包產到戶”的農民自發運動，而且得到黨內開明派、一些地方大員的支持和鼓勵，如安徽的萬裏和四川的趙紫陽等等，趙紫陽還提出城市經濟管理的鬆綁、簡政、放權。開辟了社會經濟體製改革的門徑。 　　鄧小平這段時間裏主要在觀望，尋求表現自己的機會。他利用“實踐派”把“凡是派”的勢力搞下去。在曆史迅變中，他搞了幾個大動作：一在國際上，他主張並促成對美國和西方實現開放；同時，要求美國隻承認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廢除和台灣的條約、駐軍和外交關係。二是發動對越南戰爭，向美國和西方世界表示和蘇聯徹底決裂。三是在理論務虛會第二階段，他提出四項基本原則。這是鄧小平第二次出山後所燒的三把火。這樣，鄧小平這個新的權威出現了，他的政治態度開始有了比較明顯的變化。 四，在曆史潮流下 　　在這風馳電掣潮流中，不少是跟著跑的人。不要認為跟著跑的不起作用，有了眾多跟著跑的人，才會形成浩浩蕩蕩的潮流。不論是順時還是逆時的潮流。當時比較集中體現這種思想潮流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之前的預備會——中央工作會議和民間的“西單民主牆”，把這股曆史潮流推向高潮。正如葉劍英在三中全會上講的：“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黨外民主的典範”。 體製內和體製外的思考，形成一種合流，促進了社會進步。應該說在當時，憲政民主似乎是可望又可即的東西。 　　當時社會的巨變還表現在，農村出現了勢不可擋的“包產到戶”的農民自發運動，而且得到黨內開明派、一些地方大員的支持和鼓勵，如安嶶的萬裏和四川的趙紫陽等等，趙紫陽還提出城市經濟管理的鬆綁、簡政、放權。開辟了社會經濟體製改革的門徑。 　　當然，反對的勢力是有的。 　　一是“四人幫殘餘勢力”和文革習慣勢力，後來也被稱為“毛派”， 這個勢力當時比較孤立，基本上處於守勢。 　　一是曾操控中央輿論大權、以汪東興為首的“凡是派”，當時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掌管意識形態，他手下有中宣部長張平化以及原康生的班底吳冷西、熊複、胡繩、李鑫等知名秀才，它的現身應與真理標準討論同時。這股勢力和思潮到1980年代伊始，已被黨內外思想解放者和以鄧小平為首的文革中的“走資派”合力壓下去了。應該承認，當時統管意識形態的汪東興還不是太惡劣的，他隻是用一些高帽子來嚇唬思想解放派，嚇唬“實踐派”，還沒有、也許也沒有能力在組織上進行整肅。在曆史潮流下，汪東興隻好辭職了，手下的那批秀才，也不得誌了。 　　一是以胡喬木、鄧力群為代表的“左”派勢力，他們依附於權勢的“核心”、遊走於鄧小平和陳雲兩位超級權貴之間，有恃無孔、狐假虎威、興風作浪，“三中全會”後，他們收編了“凡是派”的成員，形成強大的反對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勢力。 　　但是，在那段時間裏，我們看到的主流還是，社會解放欣欣向榮的局麵，看到一種希望，是我們心情最為舒暢的一段時間。 五，在中國巨變的岔路口 　　就中共中央而言，當時似都認識到必需擯棄階級鬥爭為綱，把重點放到搞經濟建設上來，要求撥亂反正，闖出一條新路。但是，路怎麽走，卻有著不同的理念和觀點。其中主要有“兩個凡是”、“完整準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和“鳥籠經濟”。 　　“兩個凡是”是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東興及其秀才們提出的，曾一度被華國鋒所認可。它多少反映了華得到最高權力後的複雜心理：要表白自己不僅是毛合法的繼承人，而且還是忠實的繼承人。應屬於實用主義的口號和策略。華國鋒強調的應是，不要主動去觸動毛的決策，是一種消極的而不是積極的態度，不能認為是真的“凡是”。如果是真的“凡是”，他就不會打倒“四人幫”，讓鄧小平再度出山，實行重點轉移，容忍甚至支持胡耀邦搞思想解放運動和平反冤假錯案等等。和汪東興不同，他沒有去反對真理標準的討論。但這個口號，在當時曆史環境裏，在廣大幹部和群眾心理上的影響是惡劣的，同時多少也遏製了社會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事業的開辟。 　　“完整準確”是鄧小平針對“兩個凡是”口號提出的，即完整準確地堅持毛澤東思想。純屬偽命題，因為毛澤東思想本不是一個科學體係，且其自相矛盾處甚多，無法證偽，更無法對它進行定量定性分析，何以實現“完整準確”！之後他更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從自己的曆史情況和現實處境出發，既要否定毛的文革，又要掩蓋自己曆史上的錯誤，還要打著毛的旗幟，保護毛的專製主義的道統。這是不折不扣的機會主義的口號。因此“完整準確”既出，本質就是“我”說了算，就是掌握對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和裁判權。鄧修改了憲法——取消了四大，改寫了黨章——把“完整準確”和四項基本原則寫入黨章，還搞出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是他“完整準確”的曆史版，如毛搞“若幹曆史問題決議”一樣，巧妙地“肯定”了自己的曆史地位，繼毛之後成為中共、中國的第二代獨裁者﹙鄧自稱為“第二代領導核心）；同時，重塑了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合法性；緊接著，他又大反“自由化”，繼搞掉黨中央主席華國鋒之後，先後又罷黜了兩位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甚至調動幾十萬軍隊，血腥鎮壓了以學生為主的北京市民的民主運動，犯下了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行。他是複辟專製主義的主要責任人。 　　 “鳥籠政策”是陳雲的主張。主張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允許市場之鳥享受在鳥籠中跳躍的自由。這在衝破一統的僵死的計劃經濟體製伊始，有些小積極意義，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它便成為改革的主要阻力。在政治上他和鄧可稱伯仲，都堅持專製主義體製，是“老人幫”首領。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胡耀邦提出的治國理政和立身行事的指導思想。以實踐為標準就是錯了就要改，哪怕是毛主席提出和反複提出的；就是要從自欺欺人的空想彼岸回歸到常識；從君本位、神本位、階級本位、意識形態本位回歸到人本位，回歸到民生、民權、民族的根本問題上來；就是要拋卻把人的主觀意誌強加給社會曆史，回歸到尊重社會曆史發展的自主性上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實踐標準的口號服膺了黨員，也服膺了百姓，輕而易舉地戰勝了兩個凡是的口號，華國鋒做了真誠的自我批評，中宣部長張平化也做了自我批評。但是，半年後的理論務虛會的第二階段，這個口號被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壓倒了，實踐標準的許多觀點被說成“資產階級自由化”遭到批判整肅，胡耀邦試想以這個觀點來寫《曆史決議》也被鄧小平否定了。鄧小平事實上複活了“兩個” 凡是的精神，隻是把對毛澤東的“凡是”改成對他的“凡是”。實踐的標準被徹底打壓下去了。這是胡耀邦這一正確思想在中國的曆史命運，也是堅持真理和追求真理的黨內外知識精英們的曆史命運。  六，胡耀邦和華國鋒、鄧小平、陳雲的關係 　　今天，我們回過頭去看改革開放初期這段曆史，不難看出：華、葉、胡、鄧、陳幾人中，在為人民這個基本點上，在現代化和全麵改革上，華和胡基本上是相通的，他們有共同語言，可以一談幾個小時。而胡和鄧之間，隻有工作和打牌之交。華接受汪東興和他的“秀才班子”提出的“兩個凡是”（還有“兩把刀子”）的口號，自有當時環境的製約，而且他很快轉變了認識和態度（1978年7日4日，華與胡長談時已明確反對汪東興和吳冷西的“砍旗”說），並帶頭做了檢討。胡為“右派”平反、為地富摘帽，事先都與華商議後提出。華在三中全會前工作會議開放民主討論，三中全會後反對胡喬木反右，也都和胡一致。1976一1980年期間，民主派與專政派較量，華、胡和葉劍英、趙紫伯、李維漢、習仲勳等屬民主派；陳雲、王震、胡喬木、鄧力群、姚依林等屬專政派。陳雲在11屆3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和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錯案上有過共識，但整倒華國鋒後，就一直把胡耀邦當作主要政敵加以打壓。 　　鄧小平時而講民主，時而講專政，白貓黒貓，有利於他篡奪權力的就是好貓；1980年12月倒華之後，鄧才完全主導專政派。當年，中宣部幾任部長的更迭，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實現的。 七，80年代是專製主義逐步複辟的十年 　　不少朋友把80年代的十年說成是“鄧胡趙新政”的十年，是“改革開放黃金時期”。我的觀察和感受卻是：雖然這十年成績斐然，是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先驅在世界民主和改革大潮下，帶領全國人民努力走出文革災難，糾正曆史錯誤，但更是專製派與民主派激烈角逐的十年，專製主義逐步複辟的十年，是從全麵改革轉變成跛足改革，即用專製主義政治支撐片麵經濟體製改革的十年。畧述幾個重要節點： 　　（1）1980年3月，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腰斬了理論務虛會，從而終結了思想解放運動，12月與陳雲聯手拱倒華國鋒，自己當了軍委主席。鄧及陳雲取得淩駕於黨和國家之上的權位。 　　（2）從1979——1982年根據鄧小平意誌，並在他直接控製下，通過撰寫《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決議》、修改黨章、修改憲法，從而確立了鄧小平在黨內的絕對權威的地位。 　　（3）1980年陳雲、胡喬木等專製派利用波蘭團結工會事件大做文章，宣稱“如果我們經濟工作處理不好，宣傳工作處理不好，有可能發生波蘭事件”。致使中央已然起動的“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決定”“流產”了。同時，陳雲還提出“緩改革重調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動議，改變了中央既定的改革開放的思路。 　　（4）1981年在鄧小平主導下批《苦戀》（電影劇本，電影改名《太陽和人》），接著將思想解放運動中知名理論工作者郭羅基趕出北大，發配到南京。如此，在文革結束後專製派又創造了思想大批判和以言治罪的先河。 　　（5）1982年，在鄧小平和陳雲指使下，鄧力群、王震先後入長中宣部和中央黨校。鄧力群以中宣部為基地，一統意識形態各部門；王震在黨校公然提出要“打掉胡耀邦的智囊團”。頃刻間，中宣部由胡耀邦時代的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設部變成了思想統治部、思想壓製部；中央黨校也由思想解放的策原地變成了“反胡”的前沿陣地。 　　（6)1983年，可謂專製主義決戰決勝的關鍵一年。年初，專製派欲奪人民日報的權，未能如願。3月，陳雲夥同胡喬木、鄧力群等製造了未遂的倒胡耀政變。同在3月，胡喬木、鄧力群利用周揚在馬克思逝世百周年的學術報吿，依仗鄧、陳權勢，通過陰謀詭計，扳倒了周揚，並整治了《人民日報》——拱走社長胡績偉、罷黜副總編王若水。10月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中大講反對精神汙染(講稿由鄧力群組織親信撰寫)，並策動鄧力群，通過中宣部發動了一場震驚海內外的全國性的“清除精神汙染”運動，人稱“小文革”。 　　（7）“清汙”運動在黨內外引起嚴重恐荒，遂被胡耀邦、趙紫陽製止。如此，民主派和專製派的鬥爭到了最後階段。1984年，胡、趙聯手草擬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決定》，調任朱厚澤替代鄧力群任中宣部長，1985年，中央討論胡耀邦主持起草《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的關鍵時刻，得到趙紫陽的支持。同樣，在鄧、陳的布署下，專製派開始加緊包圍和孤立胡耀邦；反“自由化”擴展到揪“經濟領域的自由化”；1986年9月12屆6中全會上，鄧小平一聲吼：反自由化還要反20年，亊實上壓倒了通過的《精柛文明決議》。 　　（8）1986年底，借口學潮責任，鄧小平布置批判整肅胡耀邦，1987午1月生活會，正式罷黜胡耀邦。 　　（9)1989年鄧小平聯合陳雲等老人幫，罷黜趙紫陽，並調動數十萬軍隊進北京，血腥屠殺民主運動中的學生和市民。至此專製派取得徹底的勝利，專製主義徹底複辟。總之，我們要全麵看待11屆3中全會的曆史作用，也要全麵看待3中全會後十年的曆史作用。同時，還必需看到，這十年也是鄧小平聯合專製派陳雲老人幫，步步為營，複辟專製統治的十年。 八，中宣部是一黨專政和全麵專政的重要工具 　　中共沒有建政之前，中宣部並不起什麽大的作用。但是，中共建政以後，一個組織部長、一個中宣部長，一個是管人、管幹部的；一個是管思想，管人精神的，他們的地位就很重要了。 　　國民黨有中宣部，是孫中山從蘇俄學來的。這個中宣部很厲害，一旦這個政黨取得了政權，就可以據此搞一黨專政，甚至全麵專政。什麽叫一黨的全麵專政？廣義地說，一個黨派，不僅壟斷了國家的政治權力，而且還壟斷了國家的經濟，嚴格控製了社會的思想、精神、文化，這就是全麵專政。這是全麵專政的基本內容。共產黨全麵專政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黨淩駕於國家之上，並通過國家把社會給吃掉，讓所有的社會團體、機構，社會上的諸多人們共同體都喪失自己的獨立性，成為政黨和國家的附庸。比如說工會、商會、農會、學會、婦聯、學聯、文聯、作協、科協、記協、律協等等，本來這都是社會機構、社會團體，它們統統成為共產黨和國家的附庸。甚至連民主黨派都一樣，都成為共產黨的走狗和附庸。 　　本來一個特定的社會階層、團體、機構或者形形色色的人們共同體的利益是應該得到國家保護的，但是沒有。相反，都變成由共產黨來統治、控製，並使之淪為它統治社會的工具。何況我國所有社會團體、機構、組織都隻能由官辦，實際上取消了憲法規定的結社的自由，這就叫全麵專政。  　　1957年以後，中共基本上實現了全麵專政。這之後就沒有本來意義的民主黨派了。1956年以前，如果說民盟等所謂“民主黨派”還能有一些獨立性的話，1957年以後就徹底沒有了。 　　當然，實現一黨專政和全麵專政，也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大概從1952年“五馬進京”，執掌中央政府權力開始，經曆了54年公布《憲法》，改變國家和政府權力結構，聯合政府已不存在；56年完成所有製社會主義改造；57年開展反右運動，完成了黨和國家吃掉社會的任務，事實上已實現了一黨專政和全麵專政了。到1958年，毛澤東開始大折騰----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1962年，他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搞“四清”和教運動。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尤其在整肅知識分子的曆次運動中（從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直到反右運動），中宣部亊實上起到了前線總指揮所的作用。 　　即便如此，毛澤東還覺得中宣部跟不上他。文化大革命爆發，毛澤東把中宣部定性為“閻王殿”，把陶鑄調到中央任四把手兼中宣部長，不久，陶與江青發生矛盾，遭整肅下台，中宣部即被撤銷，其職能被中央文革小組接管。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解決專製主義暴政問題，而且更把它推向極致。 　　文革時期，就是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現在不是還要恢複一個人說了算嗎？所以曆史真很詭異。為什麽中國會出現這個問題？我想通過講幾朝中宣部曆史的演化，也許能給人們提供一些思考的資料 九，關於中宣部長的下場及其“蓋棺論定” 　　有人說，中宣部部長多數下場不好，因為在民意和聖意之間很難取得平衡。 　　是的，當中宣部長的，如果要想平衡這之間的關係，或看重了民意，當然不會有好下場。但也不能結論為大多數中宣部長下場不好。就“四人幫”倒台後，鄧力群、王忍之、丁關根、劉雲山的下場沒有什麽不好，起碼在中宣部長任內可以這麽說。劉雲山這樣德才兼缺的人，就是從中宣部長任內步步高升，做了中宣部長還不夠，還要做政治局委員，還不夠，還要做政治局常委；不僅要管中宣部，還要管全黨。這說明，隨著鄧小平擅政、專製主義全麵複辟以後，擔任中宣部長的很難再有思想家、理論家，而代之以趨炎附勢、能玩弄權術的政客了。 　　下場不好的，有老中宣部長陸定一，有文革初期的部長陶鑄，他們都屬於有一定獨立見解的人。文革後的第一任部長張平化下場也不好，那是因為他壓製真理標準的討論，逆曆史潮流而行。作為中宣部長的胡耀邦的下場並不壞，他是當中共中央主席和總書記以後的下場不好。他的後任王任重下場不好，是因為看到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講話形成思想理論界沉悶局麵，而召開了北京地區理論討論會，從而被鄧小平罷黜。作為中宣部長的朱厚澤下場不好，大概隻有他算是“在民意和聖意之間”失衡，王任重的最後所為，也可歸入此類。 　　當然，什麽叫不好的下場？還有別的標準。我覺得，也可以倒過來說：胡耀邦倒是有“好下場”，那麽多人為他報不平，人民越來越懷念他；朱厚澤也是這樣，三寬政策永駐人心；陸定一現在口碑也不錯，起碼被認為是說過一些好的意見，做過一些好的事情，有一定的覺悟的部長。而鄧力群等人，雖有最高當局的嬖寵，但生前被視為奸侫，死後罵名仍不絕。 　　那麽，這就可以給他們做曆史定論嗎？當然沒那麽簡單。 　　什麽叫定論？非得說那麽三五句話來蓋棺論定嗎？什麽是蓋棺論定？一個人死了以後，不可能再有什麽言論和活動了（除非他以前掩蓋了很多事情，後來被發掘出來），已經作為一個曆史人物，已經完成了他一生的活動，不可能再改變自己的曆史了，當然也就蓋棺論定了。也可以說，他的曆史行為，他的實踐已證明了他是什麽人，已經被曆史定格了。這是任何組織結論、追悼會（或遺體吿別會）悼詞、權威人士的文章評價，所無法比及的。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搞出一個《若幹曆史問題決議》。那完全是把個人的意誌強加給曆史。曆史已經做了結論，他還要用個人的意誌來推翻曆史的結論，把他那（套）什麽準確完整……四項基本原則等強加給曆史，對建國以來、特別是文革的曆史做出他的結論。這真是豈有此理！所謂蓋棺論定本來就應該是曆史實踐的結論。 十，需要認真思考的兩個天大的問題 　　一個是，在共產黨建政之前，為何那麽多大小知識分子因為熱愛這塊土地、熱愛這個國家，懷著爭取自由、民主、富強、現代化的願望參與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反對蔣介石專製、獨裁，結果卻是換來一個更獨裁、更專製的政權，甚至還出現了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這就是共產黨建政以來的曆史事實。 　　一個是，文革促醒了這個民族。於是在十年生聚教訓下，出現了思想解放運動和平反冤假錯案的奇觀，並在此基礎上出現了改革開放的偉業。人們又燃起新的希望，希望通過改革開放，解決中國專製、封閉、落後、貧窮問題。然而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搞著搞著，怎麽專製極權又回來了？不僅如此，還搞出一個壟斷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權貴資本來了？ 　　記得前幾年，胡德平搞了一本回憶他父親胡耀邦的書，名叫《中國為什麽要改革？》，組織一些朋友展開議論，議論的題目就是《中國為什麽要改革？》我說，為什麽要改革的問題還要討論嗎？現在，一個是專製主義全麵複辟，一個是公權力的全麵腐敗，一個是嚴重的兩極分化，一個是環境被嚴重破壞，一個是產生了權貴資本，一個是破壞了世界相對和諧的經濟政治秩序。現在應該討論的是，中國改革為什麽會改成今天這個樣子？30多年的改革，怎麽就改成這個樣子？這是必須解答的問題！我談中宣部的曆史，也是希望有助於解答這些問題。 （注：本文轉發於倍可親backchina博客，發布者用戶名為chinesman，真實作者姓名不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