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康巴漢子的一生和理想

一個康巴漢子的一生和理想

丁一夫

由美國著名藏學家Melvyn C. Goldstein等執筆的《一個西藏革命家》，是平措旺傑的自傳。平措旺傑是藏人中的共產黨人，他參與了半個多世紀前漢藏關係的變化。最近讀他的自傳，讀出了一些感慨。

一，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藏人

由於雪域高原的地理條件，藏地一向和外界比較隔閡。當上世紀初共產主義思潮席卷歐亞大陸，到處都在革命的時候，西藏卻是一個例外，革命思潮被堵在了外麵。平措旺傑是上世紀四十年代藏人中屈指可數的共產黨人。他是怎麽會成為共產黨人的呢？

平措旺傑1922年1月出生在巴塘。巴塘這個地方位於今日四川省西部，曆史上屬藏地三區中的“康”區。平措旺傑小時候，生活在巴塘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藏族人，可是它遠離拉薩，拉薩的政治權力到不了這個藏地的邊緣地區。統治著巴塘的，是四川軍閥劉文輝派出的漢人縣長。這個四川軍閥又和國民政府的中央政權離心離德。平措旺傑從小就給父母送到拉薩最大的寺廟甘丹寺，跟著當喇嘛的叔叔，為以後出家當喇嘛做準備，隻是後來叔叔不幸早逝，才回到巴塘的家裏。而此時的巴塘，呈現出漢藏民族和中央地方政權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平措旺傑開篇說他的兒時巴塘，不是一般回憶錄中溫情脈脈的童年記憶，而是中央和地方政權的矛盾之下，漢藏之間的血腥衝突。就是這些衝突，讓幼小的平措旺傑接觸到了獨立和自治的含義。他講述的第一個故事是一個叫格桑次仁（Kesang Tsering）的人。

1932年，平措旺傑十歲，他說他一直記得格桑次仁回到巴塘的景象。格桑次仁騎一匹大白馬，一身戎裝，在十歲的平措旺傑眼裏神氣之極。格桑次仁是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的成員，平措旺傑有一個叔叔也在南京的蒙藏委員會。這次格桑回到家鄉，是來完成國民政府交給他的使命，在巴塘建立國民黨組織。但是格桑次仁有自己的打算，他要利用這個使命，來推翻軍閥劉文輝在巴塘的統治，把治權重新收到藏人手裏。他要對付的是劉文輝在巴塘的兵營。用的什麽辦法呢？他以國民政府派員的身份，邀請兵營裏的指揮官赴宴，在筵席上下了他們的槍。

後來，軍閥劉文輝派出的兵力，還是把格桑次仁趕出了巴塘地區，格桑次仁沒有完成國民政府給他的使命，他也沒有實現在巴塘藏人治藏的個人理想。但他從此成為平措旺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平措旺傑立誌也要成為這樣的人：受現代教育，有魄力有能力，為家鄉謀福利。

當時巴塘的漢人和藏人，中央和地方軍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獨特的糾葛局麵。於是，“鴻門宴”的故事一演再演，成功概率仍然很高，其原因是，被邀請者除了赴宴，其實並沒有別的更好選擇。而漢藏文武官員之間的承諾，結盟，偽裝，背叛，成了家常便飯。

平措講述的兒時故事裏，他的叔叔洛桑頓珠奉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之命，在巴塘和劉文輝手下一個叫傅德銓的人發生衝突，特別血腥。洛桑先用鴻門宴扣留了傅德銓，傅德銓發誓服從，騙得釋放，又反過來扣留了當地一個著名喇嘛。最後傅德銓對藏人發動進攻前，他們舉行了一個鼓舞士氣的儀式，把一個藏人俘虜綁在柱子上，讓每個士兵用刺刀刺一刀，刺得不深，不把俘虜一下子刺死，但是每人的刺刀上都要沾上鮮血。這個人淒厲慘叫，於是他們堵上他的嘴，一直折磨到晚上才讓他死去。

正是這些兒時故事，讓平措旺傑相信，自己必須受現代教育。在這次事件以後，平措旺傑要求他叔叔把他帶出去。他們趕著犛牛，從巴塘走到漢藏交界的打箭爐，再到樂山，乘船到重慶，換船順流而下到了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平措旺傑進了蔣介石的中央政治學院，他進的是蒙藏委員會為培養蒙藏幹部而特設的班級。該校學生一律製服，軍事化管理。在這裏，平措旺傑學到了流利的漢語，還接受過蔣介石的檢閱。

抗戰爆發後，平措旺傑隨學校西撤。就在西撤的一路上，他第一次看到了政府的腐敗，民間的疾苦。年輕人對世間不公的憤怒，自然而然傾向開明的思潮。同時，日軍的入侵，讓平措旺傑心裏澎湃著報國的熱血。他說，他一方麵有作為藏人的民族意識，要為藏人推翻軍閥劉文輝的統治，另一方麵又有愛國熱情，愛的是大中國。他和另一個夥伴決定要去報名空軍。他們請假離校，前往長沙。一路上沒有錢，風餐露宿忍饑挨餓，他在中國社會的底層切身體驗到了巨大的貧富差距。窮人的悲慘艱苦，富人的奢侈驕慢，富人對窮人苦難的麻木和傲慢，這些刺激，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一個年輕人滋生革命情緒的溫床。

結果，他們沒有當成空軍，他在回校後對路途上見識貧富差別的一篇作文，卻引起開明思想的老師賞識，介紹他閱讀政治書籍。由此，他走上了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1939年，他在重慶的藏人夥伴裏組織了西藏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叫做西藏共產主義革命小組。平措旺傑是西藏共產黨的開創者和組織者。那一年，平措旺傑才17歲。

二，解放家鄉

整個四十年代，平措旺傑在展開革命活動，可是他的革命活動和當時的世界大勢相比，規模有限。他們和中國共產黨，蘇聯共產黨，印度共產黨都有過聯絡。他曾經前往拉薩，打算在拉薩建立共產黨組織，展開活動，可是不久就讓拉薩的西藏政府驅逐出來。到1949年，解放軍進軍全國，他又一次返回家鄉巴塘，建立了中共康藏邊區黨工委和藏東青年團。在老家他組織了巴塘地下黨，一開始有十個成員。他打算配合解放軍，在康區的巴塘，理塘，德格，打箭爐等地組織起義，推翻劉文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此時的劉文輝，已經不是獨立於中央政府的地方軍閥，而是國民政府將康區劃出來，於1939年1月1日成立的西康省的省長，成了國民政府的“自己人”。而蒙藏委員會培養出來的藏族幹部平措旺傑，此時卻成了共產黨人，策動旨在推翻國民政府的革命。於是，在巴塘，兩邊人馬是老對頭，而在大局上的站位，卻已經全然改變了。

平措旺傑的起義沒有來得及舉行，劉文輝就投降了。為劉文輝一方管治巴塘的官員剛好是平措旺傑的一個叔叔。於是叔叔把政權交給了侄子，政權在叔侄之間和平轉移。巴塘就這樣和平解放了。

此時的平措旺傑意氣風發。他28歲，已經是有十年革命經曆的老革命家。他期待著一個新的時代將在藏人的康區開始，甚至將會在全西藏展開。

此後有一天，他收到了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的電報，要他立即到剛解放的重慶，向鄧小平和劉伯承報到。他說，他為“我們在巴塘的努力得到中國共產黨政府如此高層人士的認可而非常興奮。”

在重慶，他得知解放軍第18軍已經準備解放西藏，而他是共產黨內漢藏兩種語言都流利的最高階幹部。組織上要他隨部隊解放西藏，他的任務是搞好和藏族上層人士的關係，向他們做宣傳，同時要讓解放軍了解西藏的文化風俗。賀龍和劉伯承還要他注意發現和培養藏族幹部。

他為自己能置身於如此偉大的曆史變革而驕傲，決心盡力而為。他的語言能力，他對藏人藏地的熟悉，確實是不可替代的。比如，他向鄧小平提出，藏區糧食有限，部隊必須帶糧進藏，切不可讓部隊自己就地解決糧草問題。又比如，他知道，搞好藏人上層關係，禮物很重要，於是他親手操辦置買禮品。他趕到打箭爐，召集以前地下黨的舊友，商討怎樣為解放軍組織犛牛運輸隊。為了解放軍進藏的第一仗，著名的昌都戰役，僅僅為運送物資去巴塘，他就親自組織了有十萬多頭犛牛的龐大運輸隊伍。

昌都一役，藏軍幾乎全軍覆滅。在隨後談判簽訂著名的十七條協議的過程中，平措旺傑起了重要作用。

三，十七條的中間人

平措旺傑在18軍攻下昌都後第13天進入昌都。他為戰勝者提的第一個建議是善待被俘的藏軍官員，特別是藏軍的總司令嘎寶，即阿沛•阿旺晉美。這些戰敗的藏軍垂頭喪氣，心事重重。平措旺傑說，他為他們感到一種“難以解釋的同情”(felt strangely sorry for them)。在解放軍一方，大概隻有他一個人會有這種難以解釋的同情。他建議說，既然要把西藏上層爭取過來，就不能羞辱他們，要顯示出尊重。不是把他們當成俘虜，而是當成西藏政府高官，是準備與之談判的人。

他又是共產黨一方唯一能夠和嘎寶他們溝通的人。他回憶說，他用了很多日夜同嘎寶他們長談，談蘇聯，談共產主義，談形勢和共產黨的民族政策，那就是平等和宗教自由。那個時候，平措旺傑對此絲毫沒有懷疑。他也向嘎寶他們指明，西藏在軍事上抵抗中國是不可取的。他用了“雞蛋碰石頭”這個成語來比喻。

隨後，嘎寶等致信拉薩政府建議談判。平措旺傑回憶，這封信是他和嘎寶他們討論後，再三修改，讓解放軍王其美將軍過目以後，才由西藏官員簽署發出。

平措旺傑關於十七條談判和簽署的回憶，讀起來非常微妙。在漢藏實力的大局之下，雙方人士的反應和內心活動，恰似平靜的水麵之下波濤洶湧。平措旺傑的身份是談判的翻譯，其實卻遠遠不是一個工具性的角色。他是認知上相差巨大的雙方都能夠理解和溝通的人。站在他這個位置上，他能夠看到其他任何人都看不到的事情。

作為翻譯，一開始他就注意到雙方不同認知而產生的用詞不同。藏方用“西藏政府”和“中國政府”的說法，而中方隻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說法。這種說法不同，有時候會造成尖銳對抗，可是如果翻譯能靈活一點，就能降低或消減這種對抗。有意思的是，平措旺傑回憶中說到中方的時候，說的是“我們一方”(our side)，而中方的談判代表對他說起對方的時候，卻不由自主地說是“你們的人”(your people)。在某種意義上，雙方都把他看成自己人，有時卻又都把他看成對方的人。他到底實質上是哪一邊的，就要看雙方在具體情勢下，需要他做什麽了。他以為，他的這種雙重身份為兩邊都做了好事。他是真心的。可要是一個漢人就會小心，因為這樣的雙重身份很可能種下日後的禍根。

十七條談判最困難的是解放軍進藏駐軍的問題。西藏代表們盡其所能地表示強烈反對，理由是沒有必要。他們內部也激烈爭論。最終達成妥協的原因很簡單，不管簽不簽，解放軍總是要進藏的。簽了意味著和平進藏，不簽意味著武力進藏。藏方無力抵抗，沒有別的選擇。

幾乎導致十七條談判破裂的，卻是最後中方提出的要成立軍政委員會的計劃。中方首席談判代表李維漢預先向藏方的嘎寶打了招呼，嘎寶卻沒有向西藏代表們通氣。三天後當李維漢正式提出的時候，西藏代表們就炸了窩。他們認為，這是解放軍進藏後將取代西藏政府的一個計劃，以前談判所得到的自治條件都將化為烏有。而中方認為，預先給你們打過招呼，你們沒有反對，就是默認了，為何又出爾反爾。於是，李維漢發出了要西藏代表卷鋪蓋回家的威脅。解放軍將用武力解放西藏。

站在漩渦中間的平措旺傑，沒有把李維漢的“回家”翻譯成“回西藏”，而是翻譯成“回旅館”。隨後，平措旺傑以一個藏人的身份，在西藏談判代表中展開了說服。他解釋說，這個軍政委員會隻是一個臨時機構，不是要取代西藏政府。而且，達賴喇嘛是軍政委員會的負責人。終於，平措旺傑成功地把雙方又拉回了談判桌。

在十七條簽署後的慶祝酒會上，李維漢舉杯祝酒：“為平旺同誌，為他對十七條協議作出的重要貢獻！”

四，領著解放軍進入西藏的人

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藏漢關係史上，拉薩的藏人給平措旺傑一個標簽，說他是“領著解放軍進入拉薩的人”。這個說法是有來曆的。十七條簽署以後，解放軍終於越過青藏高原，於1951年9月9日開入拉薩。解放軍浩浩蕩蕩地行進在八廓街上，他們抬著毛澤東和朱德的巨幅畫像。走在隊伍前列的，是王其美將軍和平措旺傑。平措旺傑身著解放軍的軍服。

我們如今很難猜測，在觀看解放軍開進拉薩的成千藏人眼睛裏，平措旺傑是什麽樣的人。而平措旺傑在那一刻，感覺到的是自己投身在革命事業之中，這個事業是為藏族謀平等自治的，是為藏民謀開明和福利的。不幸的是，就在長途行軍前往拉薩的路上，就顯示出了黨內藏族幹部和漢族幹部在某些問題上的細微分歧，而王其美等漢人幹部就已經開始對藏人平措旺傑產生懷疑了。

在共同的共產主義信仰之下，漢藏民族的不同文化背景，引出處理具體問題的不同態度，如今，半個多世紀以後，讀來意味深遠。

按照禮儀，隨解放軍18軍大部隊進入拉薩的最高指揮官張國華將軍，要正式拜會達賴喇嘛。這次會見非常重要，在北京時候就已經決定。李維漢告訴平措旺傑，張國華離開北京以前，毛澤東私下召見張國華的時候，關照張國華，第一次麵見達賴喇嘛時，要行三次“叩長頭”禮。張國華將軍顯然不樂意對達賴喇嘛這個16歲的少年行如此大禮，因為這樣把自己完全臥平在地的“五體投地”的禮節，還要起來又臥下行三次，這對於不習慣藏傳佛教禮儀的解放軍將軍來說，確實是一件為難的事情。於是張將軍對毛澤東說，對達賴喇嘛行個軍禮是不是就可以了吧。毛澤東對張的態度感到有點生氣，不客氣地說，“張國華，你能為革命流血流汗，對達賴喇嘛叩三個頭又有什麽關係嘛！” 張國華隻好默不作聲。

在拉薩，臨到了要見達賴喇嘛的時候，張國華還是不想行這個叩長頭大禮，於是他對平措旺傑提出，你是藏族幹部，你來做代表叩頭吧。誰知平措旺傑對這個難題的反應是，“這對我一點沒有問題，因為這是我們藏族文化的一部分”。

達賴喇嘛在後來的回憶錄《流亡中的自在》裏，提到了這次會見。他記得很清楚，隨著解放軍將軍一起來的，有一個身穿藏人服裝，戴著藏人皮帽的青年，一進來就行了三次正式的叩長頭大禮。“我覺得有點奇怪，因為他顯然是中方代表團的一員。後來得知他是翻譯，是共產黨的忠實支持者。我後來問過他，為什麽他不像其他人那樣穿毛式服裝，他好心地告訴我，千萬不要以為革命隻是衣著的革命，革命是思想的革命。”

平措旺傑的共產黨人和藏人的雙重身份，使得漢藏雙方在需要他的時候，都沒有別人可以替代。在五十年代初的漢藏互動時期，平措旺傑見證了一係列重要的曆史現場。1954年達賴喇嘛到北京訪問的時候，他為達賴喇嘛做翻譯。中方從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毅，鄧小平，習仲勳，到張經武，張國華，範明等治藏軍隊幹部，他們和達賴喇嘛的談話，都是平措旺傑翻譯的。在這個過程中，他和比他小十多歲的達賴喇嘛交上了朋友。那些年，是平措旺傑工作如魚得水的幾年，他感覺，共產黨人把他當成戰友，而藏人的領袖達賴喇嘛也把他當成心腹知己。兩邊都對他很好，兩邊都離不開他，而他也在盡力促進兩邊的互相理解，他顯然認為，這種互相理解，對於革命事業，對於藏人的福利，都是有利的。他感覺自己幹得很值得。

就在他這幾年的回憶裏，仔細讀來，可以讀出一些微妙的信息。從身份上來說，他屬於共產黨隊伍裏的一員，他是中共統戰部和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幹部，而不是達賴喇嘛噶廈政府的官員。他有共產主義信仰，對和平解放西藏有功勞有成績，他更多的，應該說是共產黨的人。可是，如今讀他這一段的回憶，你會覺得他更多的是一個藏人，是西藏達賴喇嘛那一邊的人。為什麽會有這種感覺呢？

在他的回憶裏，他講述了經曆過的各方人士，有細節描述。他的描述，對中共一方的人士，有足夠的尊敬，卻不知怎麽就讓你感覺少了一份親情和信托。而對達賴喇嘛，名義上他是中央派來的翻譯，對達賴喇嘛卻有著藏人都有的崇拜，作為“共產黨一邊的幹部”，照理說對達賴還應該有所疏遠和敬畏，可是你卻能讀出一種親近，一種默契。

在多年後達賴喇嘛的回憶中，也多次提到這位翻譯平措旺傑，說他是一個非常能幹的人，安靜而聰明，精於思考。還說他真誠，誠實。達賴喇嘛回憶說，“有一次我們談到西藏的前途，他說他對西藏的前途非常樂觀，因為他認為我是一個思想非常開放的人。他告訴我，很多年前他作為觀眾在羅布林卡看到我，是一個小男孩坐在寶座上。‘現在你不再是個小男孩了。現在你和我一起在北京’。這個念頭讓他如此感動，竟使他泣不成聲。”

而平措旺傑對達賴喇嘛的回憶，也有一些細節。他用一個藏人的心態和眼睛，來注視這個19歲的青年。這個年輕人從雪域西藏來到北京，置身於一群成年人中間，這些人手中有幾百萬大軍，治理著幾億人口，有壓倒性的實力來決定他和他的藏人未來的命運。大概，在場人之中，沒有誰觀察達賴喇嘛如此細致，如此懷著感情。他注意達賴喇嘛是不是緊張，說話是不是流暢。他似乎在和達賴喇嘛一起，感受達賴身上肩負的無與倫比的沉重責任。達賴喇嘛會見毛澤東以後，對他說，“平旺－拉（“拉”放在名字後麵是藏人表示尊敬的稱呼法），今天事情進行得非常好。毛主席是個了不起的人，他和別人不一樣”。這種寬慰心情，也可以從平措旺傑的回憶中讀出來。

平措旺傑還回憶到，他在接觸了達賴喇嘛以後，才發現達賴喇嘛生活上簡樸的一麵。他說，達賴喇嘛日常吃的東西，比常人想象的簡單很多。很多常人習以為常的食品，達賴根本就沒吃過，一點都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美味的食物。於是，達賴對自己在北京吃到的豐美佳肴感覺非常驚奇。

如今，五十年過後，漢藏關係中發生過了很多事情，再讀平措旺傑的回憶，你不得不看到，盡管共產黨博學多識的領袖們都知道達賴喇嘛對藏人的含義，同樣是麵對青年時期的達賴喇嘛，卻不會有一個人持有平措旺傑那樣的眼光和感情。平措旺傑是一個共產黨人，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但是，達賴喇嘛對於平措旺傑，仍然是一個精神上的依托，仍然是他的精神領袖。對藏人來說，達賴喇嘛的意義，就是世界的意義，就是生命的意義。這種道理並不是理性的知識，而是雪域西藏千百年來植入藏人血液的生命本身。

達賴喇嘛也從平措旺傑身上看到未來藏人和共產黨人之間一種他所希望的關係。他回憶說，“我一向認為隻要毛主席繼續信任平措旺傑，那麽西藏就有希望。在他回北京後，我向張國華將軍提出一項要求：請派平措旺傑為黨書記。起初是原則上同意，但是有好久都沒有下文。”

可惜的是，平措旺傑沒有像達賴喇嘛盼望的那樣回到拉薩擔任書記。1957年，正是內地反右鬥爭的一年，也是在四川的康區、和青海的安多地區的土改和合作化運動引起藏人反抗的一年。漢藏關係中，以中央政府主導所維持的那種和平，突然顯示出詭秘的氣氛。年底，一位中共官員告訴達賴喇嘛，平措旺傑不會回西藏了，因為他是一個危險分子。

五，世上千年，洞中一日

幾年前，平措旺傑領著解放軍入藏，張經武和張國華將軍是他的戰友，他們共事了八年，很多時候幾乎是朝夕相處。可是當兩位張將軍向他宣布，要對他進行審查，並且要求他肅清自己的思想的時候，說出來的理由讓他覺得“荒唐”。

張經武說，在1957年全國人大少數民族代表舉行的青島會議上，平措旺傑策劃要把隸屬四川省的德格劃給西藏的昌都。這完全是誤解和冤枉。在那次會議的一個小組會上，是別人提出應該把德格地區的四個縣劃給昌都，這不是平措旺傑的想法，而且平措旺傑立即就意識到，這種想法是上級不會賞識的，於是公開表示這不可能。他注意到會上有民委派來的 幹部默默地做著記錄，卻沒有放在心上。但是，此後他發現嘎寶等都向他提起這件事情，他隱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於是，在第二天周恩來和他談話的時候，他向周恩來做了解釋，說明這不是他的想法，而且相反，他是反對的。於是，周恩來說，看來是記錄員記錯了，別當回事。可是很明顯，這仍然還“是一回事”。遺憾的是，在那個年代整人的風氣中，事情到了公開攤牌的時候，挨整的苦難之路一經展開，那就非得走完不可，再解釋也來不及了。

當平措旺傑向兩位將軍老戰友追問，還有什麽問題的時候，張國華說的理由更精彩。張將軍緩慢地說，“解放軍進軍西藏的時候，你隨身帶了很多書。你帶的這些書裏，有一本是列寧的《論民族自決》。你可得好好想想。”

這個理由，讓平措旺傑無言以答。列寧的論民族自決，是青年平措旺傑走上信仰共產主義道路的時候，對他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正是這本共產主義導師的著作，讓來自偏僻巴塘的藏族青年平措旺傑相信，共產主義是主張所有民族平等，反對民族壓迫的。為什麽帶了一本列寧的書，會成為一種罪過呢？平措旺傑感到憤怒，他怎麽也想不通。

他被留在北京，不準回拉薩。奇怪的是，在拉薩，黨政機關公開宣布對他的地方民族主義進行批判，而在內地，並沒有公開對他的批評。他被降職，安排在民族研究所工作。在反右運動後期，他還參與了給別人定右派。

1960年初的一天，他被告知寫出一生的經曆，從八歲開始寫起。於是，他寫了長達二十多頁的一生經曆。對於1949年以前他成立西藏共產黨的革命活動，他沒有詳細解釋，因為這時他已經學會擔心，他在成立西藏共產黨以後曾經通過領館和蘇聯共產黨聯係，後來當西藏將他驅逐出境以後，他在印度又和印度共產黨聯係過。這些革命活動，現在他知道，是有可能被誤解的。

他把報告交上去，有兩個月太平無事。然後，1960年八月的一天，人家通知他，他被隔離審查了。他當時立即想到的是，家裏的孩子們沒人照顧，因為這時他的妻子還沒有調到北京，嶽母幫他照管孩子，但是隻會講藏語，而他的孩子有的不會講漢語，有的不會講藏語。但是人家拒絕讓他回家料理家事，也拒絕讓他的孩子來看他。

很久以後，他才了解，中央民委向上級打了有關他的政治問題的報告，毛澤東親自批閱了報告。幾年前，毛澤東當著達賴喇嘛的麵稱讚過他，但是這個時候達賴喇嘛已經出走印度。毛澤東的批示是，要徹底調查，即使有“天大的事”，也要盡一切努力把他爭取過來。可是，後來的事情證明，下麵的人並沒有照毛澤東的批示辦。這是為什麽，至今是一個謎。

8月31日，六個人來到他隔離審查的地方，出示了公安部謝富治的批示，宣布逮捕反革命分子平措旺傑。他被關進了著名的秦城一號。

這是1960年，平措旺傑38歲。當他邁出秦城監獄的時候，已是18年之後。在這18年裏，他大部分年頭被單獨監禁，即使看守他的士兵也不許同他講一句話。

長期單獨監禁，是最為殘酷的一種刑罰。單獨監禁十年以上的人，幾乎無一例外精神崩潰，不管你身體多麽強壯，不管你精神多麽頑強。平措旺傑也曾被送入北京安定精神病院。在此期間，他的妻子死在地下室裏，他一無所知，沒有人告訴他。當1978年他突然獲釋，孩子們來接他的時候，他已經不會說話，隻會流著口水發出嗚嗚的聲音。

在這18年裏，發生了很多事情。西藏也和康區、安多一樣，展開了“民主改造”。大饑荒，文革，西藏的大部分寺廟被毀，連班禪喇嘛也被關在監獄裏。這一切，平措旺傑一無所知，他在單獨監禁的煉獄裏煎熬。這個康巴漢子，憑著草原牧場給他的強健體魄，憑著沒有害人動機的單純心底，憑著他進去的時候正是38歲年富力強之時，終於熬到了文革後撥亂反正的年代。有很多人，沒有能熬到這一天。

他到底犯了什麽事，要這樣懲罰他，到底是為什麽，要用如此殘酷的方式折磨他，沒有人給他一個明確回答。

六，來自山南的關懷

1978年4月的一天，平措旺傑被釋放，和前來迎接的他的孩子一起，直接被送上火車，送到四川省自貢，在那裏被安置下來。名義上他恢複了自由，實際上他不能到他自己想去的地方去，不能到北京去。他成都去看病，需要自貢當局批準。他決定作出一個反抗行動。1979年2月，他和兒子一起，登上火車，前往北京。

這時的北京，正在經曆文革以後的撥亂反正。在台上掌權的共產黨官員們，在文革中幾乎無一例外地遭受過“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批鬥和監禁。這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中央官員們集體呈現出少見的惻隱之心的時代。平措旺傑要推翻身上的反革命罪名，他向鄧小平、胡耀邦和陳毅寫信申訴。

這裏，他兩次出現了記憶失誤。陳毅早在文革中去世了。可是平措旺傑兩次提到了向陳毅申訴。這種記憶錯位，我想，是因為1956年他隨陳毅，汪峰，張經武等進藏的一路上，陳毅給他留下的記憶。當時，在汪和張的言談裏，認為藏人什麽也不懂，他們是到西藏去指導他們。這種漢人的傲慢讓平措旺傑不快。輪到陳毅說話的時候，陳毅間接地批評了他們，他說，我們到西藏去，應把自己看成學生和客人，而不是老師和中央政府的權威。他說“我們對西藏的局麵其實並不了解。我們應該向藏人學習，而不是對藏人指手畫腳。” 平措旺傑記恩，顯然這番話讓他刻骨銘心地記住了。

平措旺傑向中央申訴後，1979年3月，統戰部派人來找他，告訴他，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作為中央政府的客人，來到北京。嘉樂頓珠提出一定要見平措旺傑。統戰部的來人說，平措旺傑可以見他。而且，考慮他住在孩子家裏，沒有自己的房子，所以統戰部在民族宮飯店安排了房間，可以在那裏見麵。第二天，統戰部來人又告知說，嘉樂頓珠堅持，一定要在平措旺傑自己的家裏見到他。

在平措旺傑家裏，嘉樂頓珠講述了這次他代表達賴喇嘛來訪問的前因後果。他說，他在接到新華社香港分社轉達的中央政府邀請後，立即趕到印度北部達蘭薩拉，向達賴喇嘛請示。達賴喇嘛說，他應該去，並且關照兩件事。第一件是，他這次來，可以聽任何人說話，但是自己不要談政治，也不能自己和中央政府談判。第二件是，要設法找到平措旺傑，了解平措旺傑這些年在哪裏，他過得好不好。

嘉樂頓珠向他簡單介紹了流亡在外的藏人狀況，告訴他說，現在藏人的兒童都上學了。告別前，嘉樂頓珠說想看看他的孩子們，於是他把孩子們叫出來。孩子們把他們這些年的經曆告訴嘉樂頓珠，他的女兒說著說著就哭了起來。嘉樂頓珠看著這些下一代藏人，強忍眼淚。

嘉樂頓珠的來訪，頓時改善了平措旺傑的政治待遇。但是，他還是沒有得到平反，沒有恢複工作。這個時期，他接待了剛從監獄裏釋放的班禪喇嘛來訪。班禪喇嘛答應盡力幫助他。他也向嘎寶請求幫助。嘎寶，即阿沛•阿旺晉美，是藏人中很少的在這些年裏沒有遭受厄運的人，還一直擔負著沒有實權的高職位。從十七條談判時期開始，嘎寶就認識他，了解他，沒有人比嘎寶更清楚，平措旺傑對中央政府絕無背叛之心。嘎寶答應，幫助他把寫給鄧小平的申訴信遞上去。

1979年秋天，鄧小平邀請達賴喇嘛派代表團訪問西藏。統戰部長楊靜仁邀請平措旺傑出席了為達賴代表團舉行的宴會。這是平措旺傑二十年來出席的第一個公開活動。楊靜仁和主賓們在第一桌，平措旺傑和統戰部的幹部在第二桌。席間，達賴喇嘛的代表們頻頻走到第二桌來，向他祝酒。像是預先就想好了一樣，在各種場合向中央稱讚平措旺傑。這不可能不引起最高層的注意，也促進了平措旺傑的平反和恢複政治待遇。

隨後，達賴代表團開始對西藏地區的訪問。在他們訪問以前，統戰部擔心翻身農奴會出於對達賴喇嘛的仇恨而對代表們不禮不恭，於是布置基層，要說服民眾，不要向達賴代表們扔石頭，吐口水。

平措旺傑說，沒有比這種擔心更離譜的了。政府一方對藏人的判斷完全錯誤。達賴喇嘛代表所到之處，民眾狂熱歡迎，場麵驚心動魄。人們哭著喊著，達賴喇嘛萬歲！這是1979年，自從毛澤東三年前去世，中國人就不再對哪個人喊萬歲了。

這個場景，從來沒有在中國報紙上報道過，以後也從沒有在國內的文章、書籍中出現過。所有當事人都奇怪地保持了沉默，再也沒有人提起，似乎沒有發生過一樣。但是，它發生過。這個場景意味深遠。它表明中央政府，共產黨幹部和漢地民眾，對藏人藏地的判斷是何等失誤。他們和幾百萬藏人相處交往了三十年，竟然一點不知道藏人心裏是怎麽想的。他們對藏人的判斷，和現實完全相反。而過去幾十年的執政方對管治西藏政策的自信，是全部建立在這一判斷上的。這一判斷被證明失誤，說明了什麽呢？此後對這一判斷失誤的沉默，又說明了什麽呢？

但是，有一個共產黨人不一樣，那就是平措旺傑。如果平措旺傑不懂藏人，那麽世界上就沒有共產黨人懂得藏人了。如果共產黨想懂得藏人，他們就應該聽聽平措旺傑的看法。那麽，漢藏關係往哪裏去，平措旺傑是怎麽想的呢？

在平措旺傑的回憶錄裏，有那麽一個曆史細節。

七，藏人的旗子能不能打起來

平措旺傑對1954年達賴喇嘛訪問北京的回憶裏，有一件事情，看似平常卻意味無窮。那年達賴喇嘛待在漢地幾個月，在京期間，毛澤東會突然拜訪這位年輕的西藏宗教領袖。毛澤東常有出人意外的言談，有些話顯然是深思熟慮以後說的，有些話又似乎興之所至，隨口而說。

有一天晚上，毛澤東突然又來到達賴喇嘛住的地方。在他們交談的時候，毛突然說：“我聽說你們有一麵國旗（National Flag），是嗎？他們不讓你帶著，是嗎？”平措旺傑把這句話翻譯過去，達賴喇嘛反問，他說的“他們”是指誰啊？平措旺傑把這個問題再翻過去，毛澤東直接了當地告知，他指的是當時代表中央在西藏的張經武、張國華和範明。

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在不知來意的情況下，達賴喇嘛回答說，“我們是有一麵軍旗。”他避免直接回答西藏政府和達賴喇嘛有沒有自己國旗這個問題。誰知毛澤東立即說：“沒有問題。你們可以保持你們的國旗。將來，我們可以讓新疆有自己的國旗，讓內蒙有自己的國旗。在這些國旗之外，再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這樣好嗎？”達賴喇嘛點頭稱是。

平措旺傑對毛澤東的這番話感覺非常興奮。雖然他不知道毛澤東的話是不是經過政治局討論，抑或隻是毛澤東個人的想法，但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都很注意蘇聯的榜樣，他認為，毛澤東說藏人可以用自己的國旗，說明將來會采納蘇聯那樣的共和國聯盟的政體。

這天夜裏，興奮莫名的平措旺傑把這番話告訴了張經武。誰知張經武非常關心的是，毛澤東說的“他們”都是誰，對“他們”還說了別的什麽話沒有。他對有關國旗的說法一點興趣也沒有。

後來，平措旺傑還向劉格平提起了毛澤東的話。劉格平是一個回族幹部。他對“他們”是誰一點沒有留意，卻立即就抓住了毛澤東的話可能蘊含的意義。他說：這麽看來，將來，西藏，新疆和內蒙，可能會建立蘇聯式的共和國，而小的少數民族則建立自治區。他說，這可是太好了。他們倆都認為，隻要毛澤東這樣說，那麽中央政府一定會采納這種想法的。

可惜，從那以後，這一共和國聯盟的模式，在西方稱為聯邦製，再也沒有人提起。而在中共的正式文件裏，這一思想一點痕跡也沒有留下來。

平措旺傑說，很多年以後，他在長年的單獨監禁中，又想起了毛澤東的這段話。他為這段話沒有留下記錄而焦慮不安。大概1974年到1975年間，他在單人牢房裏想到，自己這輩子可能再也不會放出去了，現在達賴喇嘛在國外，而毛澤東也非常衰老了。於是，他把這段毛澤東對達賴喇嘛說的話，寫了下來。

如今，離開毛澤東說那番話，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多。平措旺傑記下的這段話，說明漢藏關係其實本來還有別的路可走，本來還有別的可能性的。同樣，未來也並不是隻有已經開了頭的這一條路可走。和半個世紀前一樣，選擇權在實力強的一方。

八，漢藏關係的鑰匙在哪裏

平措旺傑回憶錄的最後兩章，講述上世紀八十年代他的經曆。八十年代初是中共高層反省西藏政策的年代。從文革苦難中過來的胡耀邦等領導層官員，痛定思痛，意識到過去幾十年的西藏政策中，很可能對藏人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於是，他們打算糾正錯誤，讓中央對西藏的政策拐一個彎。

這時的平措旺傑，雖然剛從監禁中釋放不久，但是他無疑仍是藏族共產黨人中資格最老的人。他在黨中央高層中的人脈無人可比。當他要把自己的平反申訴遞交上去，辦事幹部顯得冷淡的時候，他出示一張幾十年前和鄧小平的照片，立即就讓對方轉變了態度。

可是，幾十年過去，人事皆變。西藏已經有了一個龐大而嚴密的權力結構，這個結構上已經布滿了漢藏兩族的幹部。這些幹部中，有些人並不歡迎平措旺傑重新出山。平措旺傑顯然是看清了這一點。

1980年6月的一天，胡耀邦邀請平措旺傑談話，他們五十年代就相識。當胡耀邦見到平措旺傑的時候，第一句話是：“你還活著，是一個大勝利。”

然後，胡耀邦提議派平措旺傑去西藏擔任自治區黨委書記。意外的是，平措旺傑憑著強烈的本能感覺，謝絕了這個提議。他的理由是，他要完成獄中多年進行的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思考，要寫成一部大部頭著作。另一個理由是，他係獄多年，如今不熟悉西藏情況，此時不是一個合適的西藏領導人選。

但是，平措旺傑顯然十分關心西藏的情況和政策。於是，在一次胡耀邦宴請藏族幹部的場合，平措旺傑發表了一番意見。這番意見，隻有平措旺傑一人有這樣的膽識說出來。他說，中共應該重新評估導致達賴喇嘛出走的所謂1959年西藏暴亂。他還說，不能動用軍隊來鎮壓少數民族地區的動亂，不能用軍隊來做警察應該做的工作。

平措旺傑回憶錄裏，以後的故事是他和黨內一些官員展開誣陷和反誣的經曆。過去半個世紀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會有這些故事似曾相識的感覺。那些反感他的幹部說，現在世界上有三個藏人是最壞的主張藏獨的人。一個在國外，達賴喇嘛；另一個在國內，班禪喇嘛；第三個在黨內，平措旺傑。

平措旺傑一麵為自己辯誣，一麵仍然在麵見中央高層的時候，發出自己對西藏問題的看法。讀到這些，你會看到，一個康巴漢子又回來了。1983年，他在和胡耀邦談話時說，1958年在西藏等地展開的批判地方民族主義做法是錯誤的，從此以後就沒有了漢族和少數民族的真正平等。他還批評說，少數民族幹部必須真正有權，不能隻給少數民族幹部一個好聽的頭銜，卻沒有實權。他又強調，不能派軍隊鎮壓少數民族地區的動亂和不安。要控製向少數民族地區的移民，不能讓漢族勞動力想去哪兒就去哪兒。他說，他理解，少數民族地區人少地多，而漢族地區人多地少，移民是必然的，但是應該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漢族移民不能危及少數民族經濟和文化上的生存利益。

他向胡耀邦提議，拉薩永遠不應該變。拉薩，藏語裏是聖城的意思。他說，幾百年來，那是藏人的神聖之地，就像麥加對穆斯林一樣。如果隻顧建設，不講保護，如果布達拉宮被大群高樓簇擁，如果周圍全是講漢語的漢人，中國政府就犯了一個曆史性的錯誤，會引出嚴重的後果。

可惜，隨著胡耀邦和趙紫陽政治上的隕落，中國政治轉向了另一個方向，對藏政策又開始收緊。平措旺傑的意見不再被中央所重視。如今，距離平措旺傑提出這些建議又過去了25年，拉薩的麵貌在發生曆史上從來沒有的變化。2005年，中外學者調查發表的《拉薩曆史城市地圖集》指出：“拉薩曆史核心區未來的保護已經變得刻不容緩。然而在逐漸意識到這種文化遺產的重要性時已經太遲了。”和布達拉宮相對的，是文化含義和建築風格迥異的“西藏和平解放紀念碑”。而大量漢族移民的湧入，正在從文化氛圍上改變拉薩。

2002年，平措旺傑回憶錄完稿後，執筆者Goldstein問平措旺傑，是不是想為自己的自傳寫一個後記。兩天後，平措旺傑交給Goldstein一份文稿。在這份評價自己一生的短短稿子裏，平措旺傑表達了國家應該統一，少數民族不應該分裂出去，但是應該得到高度自治的看法。

最後，平措旺傑推崇漢人作家王力雄的觀點：解決漢藏關係問題的鑰匙，是達賴喇嘛。作為藏人，平措旺傑判斷說，康區、衛藏和安多，這藏人三區的大部分人，都從心底裏想念他們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他們相信他，依靠他，祈求他的祝福。

平措旺傑呼籲：沒有理由懷疑達賴喇嘛的動機，沒有理由歪曲達賴喇嘛的真誠無私，沒有理由攻擊達賴喇嘛無與倫比的人格。相反，達賴喇嘛是解決西藏問題的鑰匙。

寫下這些話的時候，平措旺傑剛好80歲。

九，何時相會

1989年，流亡30年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第二年，達賴喇嘛出版了他的自傳《流亡中的自在》。在這本回憶以往的書中，達賴喇嘛多次提及這位當年的翻譯，流露念舊之情：

“平措旺傑現在仍然健在，但是垂垂老矣。在他死之前，我非常想再見他一麵，我仍然非常尊敬他，因為他是一位老資格的、有經驗的西藏共產黨員。現在的中共當局明白這一點，我仍然有希望能再看到他。”

又過去了17年。如今，達賴喇嘛73歲，平措旺傑86歲。不知是否重逢有期。(作者寫於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