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玉成將軍女兒文章:我想替父親表達的歉疚
--作者:老兵有情
說心裏話這些傷心往事在各自的心裏一定留下了巴痕,誰也不去提起,相互的不去觸碰,都因為我們是親人,可在我的心裏那是一份不說出來就不能了結的心結。
我有一個革命的大家庭,我上一輩的親人們都是那革命隊伍裏的戰友和同誌。他們在戰爭年代裏,是一同出生入死的戰友,在和平年代裏又結成了錯綜複雜的兒女親家。
可在那苛政猛於虎的“文化大革命”年代,我親曆了親人不敢相認,親情不能維係,眼淚掛在臉上,無情似刀般的割裂血脈。我也親曆了什麽是真正的親情,什麽是危難時的出手救援,那不是今天所說的用膽量來可以形容,在那黑不見光的日子裏,那是賭上了所有的身家性命和前途的出手相救!
一九六八年的冬天,我家從廣州搬到了北京,我的父親如同草雞般的落在了鳳凰枝頭。我家的大門口第一回有了許多的戰士把守,在門口警衛班的桌子上有一本厚厚的“來客登記簿”。所有來我家的人都要在那本本上寫的清清楚楚,開始我還不明白,八、九歲的我也喜歡在那本上塗鴉,可被戰士們給嚴厲的嗬斥了。我看見我的外婆來看我們孩子,也要清楚的寫明:“關係”、“姓名”、“年齡”、“地址”。再後來,我的外婆不能進我家的門了!我聽見爸爸對媽媽說:告訴她不要來了,那門口的登記簿是要上繳的,有人在監視著來家的都是些什麽人。媽說:那是我的母親啊!爸說:因為她是右派,會對我們有影響的。
我的外婆也是位老新四軍戰士,早年參加革命並不是因為生活的困難。是因為她的哥哥吳仲超為了理想參加了上海地下黨,她是受哥哥的影響參加了革命。為營救陷入蘇州監獄的共產黨人,她舍得銀子還冒著風險的去擔保連坐,她也加入了上海的地下黨。一九四五年的年初,她的地下黨身份暴露了,連夜她帶上了自己的四個孩子投奔去了解放區。當時我的媽媽十五歲,大舅十二歲,姨媽十一歲,他們最小的弟弟隻有九歲。當然我媽媽他們的革命經曆就都是從一九四五年開始算參加革命了,是我的外婆把孩子們都帶入了革命的大家庭。
我的父親也是新四軍,戰爭年代他和吳仲超、王必成、章蘊都曾是並肩作戰的戰友,都是隊伍裏的同誌。
1943年吳仲超(中)王必成(右)江渭清合影
解放了,我的父親在抗美援朝歸國後上了南京高等軍事學院。在大家的撮合下,我外婆同意把自己的大女兒嫁給了我父親,這是段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婚姻。我的姨媽嫁給了章蘊的兒子,我們小輩人都按湖南人的習慣叫章蘊奶奶“娭毑 ”。章奶奶的愛人更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他叫李耘生,一九三二年犧牲在了南京的雨花台。我在百度裏找到了他們的資料:
章蘊(1905年-1995年),原名杜韞章,湖南長沙人,中國近代婦女活動家。中共南京特委書記李耘生之妻。
章蘊於1925年在漢口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曾任國民黨特別市黨部婦女部部長。後又任漢口市喬口特區委組織部長、婦女部長。1936年起,曆任中共中心縣委書記,東南分局婦委負責人,蘇南區黨委委員、婦女部長,蘇中區第二地委書記,蘇中區黨委組織部長、婦女部長等。國共內戰期間,任華中分局委員、婦女部長,華東局婦女部長,豫皖蘇區黨委副書記、第三野戰軍婦女幹部學校校長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出任華東局婦委書記、上海市委婦委書記。1953年出任全國婦聯副主席、黨組副書記,並兼任全國婦聯秘書長。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迫害。文革結束後於1978年出任中紀委副書記。1982年起任中顧委委員。1995年逝世。
吳仲超1927年秋,就讀於上海法科大學(今華東政法大學前身)。
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回鄉從事地下工作。
1931年起,先後在上海、江蘇等地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任中共南匯、無錫中心縣委書記。
抗日戰爭時期,任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副團長,中共蘇南特委書記,蘇皖區委書記,江南抗日義勇軍東路司令部政治委員,江南抗日救國軍東路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西路指揮部政治委員,新四軍第6師江南東路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員,中共京滬路東特委書記,茅山地委書記,蘇皖區黨委組織部部長兼蘇南行署副主任,蘇南區黨委書記兼蘇南行署主任,蘇浙區黨委委員兼組織部部長,蘇浙軍區政治部秘書長。參加1941年蘇南反“清鄉”鬥爭。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秘書長,山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副秘書長。期間,為黨和人民征集保存了大量珍貴文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華東黨校副校長兼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副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助理,故宮博物院院長兼黨委第一書記。
1984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父親不準外婆進家來看我們了,可我外婆這老地下黨員還是有辦法的,她會在我放學時等在校門口,帶給我們她親手做的放在飯盒裏的好吃。然後悄悄的告訴我們:每個星期六的下午,她會從住在鼓樓的舅爺家到北海公園的大門口等我們。父親曾經警告過我們不能去,可我不聽。因為我愛我的外婆,更喜歡她精心為我們做的小吃。每到星期六,我就會自己跑去北海公園的門口找外婆。她會拿出“糖蓮藕和八寶飯”“驢打滾和糖卷咕”給我吃,回家時偶爾地會被父親發現,他會罵我兩句,我隻當吹耳旁風。現在回想:外婆對我的慈愛是那樣的深,那樣的厚重。她是第一位遭到我父親拒絕和傷害的人!
我的姨媽在文革時,也是瞬間變成了“反革命家屬”。為什麽?因為她的丈夫在兩歲時出賣了共產黨員!他的父親。那是一九三二年,國民黨抓住了李耘生,但不能確定他的身份。可國民黨在家裏也抓住了他唯一的兒子,上演了一場“父子相認”的詭計。兩歲的孩子不知道發生了什麽,隻是在見到爸爸時喊了出來。李耘生犧牲了,我的姨夫進了孤兒院。這就成了“文革”時他是反革命的理由,莫須有啊!沒有人再說他是烈士的遺孤。
姨媽帶著我的表弟來看她的大姐,被堵在了門外。表弟哭了,問媽媽:為什麽大姨媽不見我們?我的姨媽無法回答兒子的問題,她也難以理解那和藹可親的大姐過去從未如此的冷酷過,他們曾經是那樣的喜歡和熱愛的大姐變得非常的陌生。這是我父親第二次的拒絕和傷害了親人。
在我家的老相冊裏,有一張我的父母剛結婚時的照片。他們坐在草地上懷裏各自摟著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這對孩子就是章蘊的弟弟杜平叔叔的兒女。
戰友遭難,杜平叔叔在文革中受到了衝擊,他的女兒杜雅跑到我家想求助我的父親,小雅姐姐在那寒冷的冬天站在了我家的大門口,我們正在吃晚飯。小的時候在廣州,我們就認識了小雅姐姐,我們都非常喜歡她這漂亮的姐姐。聽說她在門口時,我們都從桌子旁跳起歡呼。可我的父親製止了我們的動作,我不死心,順著牆根沿著夾道溜到了大門口。趴在夾道口偷看,小雅姐姐看見了我,喊出了我的名字。可我不敢再往前走,我知道再走一步是會挨打的。姐姐哭了,傷心的走了。她眼裏的溫叔叔不再是可以把她摟在懷裏的依靠,不再是親人,也和她的父親不再是同生共死的戰友了。這是我父親在我眼裏留下的第三次拒絕和傷害到了親人!
世事捉弄人,在那今日不知明日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家庭也遭到了同樣的下場。在“革命隊伍裏”沒有人不會遇上衝擊和陷害,任誰都躲不過那飛來的子彈,命中率比在戰場上的死亡率還要高出許多!沒有誰可以當那一世的鳳凰。
我的父親也被關押起來,我們孩子也成了“反革命的子女”。我的母親沒了工作,我們被趕出了部隊的房子,搬到了四周都是農田的郊區。
在我們被楚歌四麵包圍著的時候,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時候,是我的姨媽不顧一切的衝到了四川!來看望她那受到打擊的大姐,看望我們孩子,帶給我們溫暖的親情和物質上的關懷。她全然的不記得我的父母是曾經那樣的傷害過她,也忘記了她自己還背著的“反革命家屬”。對我的母親來說,那是又得到了家庭的溫暖和關懷,有了可以也願意聽她說話的親人,身邊有了貼心的人,高度緊張的神經得以放緩,沒有崩潰。
在我因為父親“反革命”的原因失學後,我的精神頻於崩潰的邊緣。當時的成都軍區司令員還是沒有放過我這孩子,派來“保衛部”的人要抓我這十三歲的人去下鄉,還不告訴我的母親我是要被送到哪裏的鄉下。慌亂中,我的母親還是隻想到了她的母親和妹妹可以救我,連夜把我塞上了火車。是我的外婆和姨媽在我最危機的關頭伸手接住了我,我躲到了上海。
最令人可笑的是那想要我們命的“司令”,自己的家後來也被趕出了成都軍區。文革結束時,人人都要做“結論”。他的結論叫“上了賊船”,背上了處分,而我父親的結論裏就沒有這些個亂七八糟。
我的落難生涯並沒因為躲在了上海而結束,中美要建交,那該死的尼克鬆不知道為什麽偏偏要路過上海再滾回美國。我被那“裏弄偵緝隊”發現了是個沒有戶口、身份不明的黑鬼,而且住在這房子裏的一堆人身份都是很“黑”,“右派”、“反革命家屬”、“黑幫的孩子”,我們被告之不準出門,吃喝由街道給送至門口。外婆帶著我又開始了躲避,我們潛伏進了北京,我住進了故宮的宿舍。我的舅爺沒有因為我父親的問題而害怕,沒有把我拒之門外。這和當年我父親的做法差距之大!可故宮宿舍也是個難以藏身之地,時間久了人人都在疑問:吳老這是你的孫女嗎?舅爺從不含糊地回答:這是我的孫女啊!所以,現在故宮的許多老人和他們的下一代也還都知道:“吳老有一個孫女”。
我在北京的日子就是今天住這家明天住那家,章蘊奶奶也把我收到過自己的身邊,我也躲過燈市口的全國婦聯宿舍。當他們一家家的收留我時,我的內心就會在一遍遍的反問,當年我父親為什麽就不能象他們一樣?伸出你的手?我深深的體會了一個需要救援的人遭到了拒絕會是多麽的絕望,一群被你拒絕過的親人又在不記過往的努力救援你女兒時,你女兒內心所受的煎熬和慚愧不是文字所能表達。
最讓我痛苦的是:我外婆、舅爺和父母的老戰友、老朋友彭炎伯伯和阮波阿姨的一習話!從小我們兩家就是來往密切的親朋,我要是跟著外婆去他們的家,我要喊彭炎伯伯叫彭公公、阮婆婆,跟著我父親去吃飯就叫彭伯伯、阮波阿姨。我在北京逃難時也躲過他們家,阮波阿姨含著眼淚對我說:“小露露,你知道嗎?抓我們去坐牢的逮捕令上蓋的是你爸爸的圖章啊!”我震驚了,我不知道,我更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樣的問題。
在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天,我的父親回到了家中。我也從北京趕回了四川去看分別了六年的父親,我曾哭著問父親:你為什麽會下得去手?去抓你的戰友和朋友?父親茫然了,父親痛苦的回答我:這些我都完全的不知道啊,因為那“衛戍區司令的圖章”不是在我的身上。
為什麽我的父親能在粉碎“四人幫”後馬上就被放出來?那是因為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周恩來臨死前對李先念和陳錫聯有交代:你們幫我去找找老溫,他在哪裏。我是沒辦法啊,被江青逼得要這樣做。為什麽?因為在那權利相爭的年代,你想自保很難!想去保你想保的人更難。如果連他也要倒了,那就更沒有人能去找機會救人了。我的父親明白他的難處,在幫他分擔。那“衛戍區司令的圖章”也就交給了他,以至於有那麽多的在文革中受到了傷害的人,最後把帳都算到了父親的頭上,父親幫他背了黑鍋。可從未有人想過那來救你的人,也是蓋章抓你的人。是非總是如此的被顛倒著,黑白永遠的難以分辨。因為是那“上帝”打翻了調色板!
我的父親也是被整的糊塗了,他是真的害怕了一切。他搞不懂為什麽他按照領導的指示辦事,小心的活著,謹小慎微的工作著,“文革”中沒幹壞事,可結果是要被千夫所指,後半生灰溜溜的做人。
對文革中的“檢討”來回的說那:“對不起黃永勝的秘書李必達同誌”。我呸!在這件事上,我的父親沒有錯!收到檢舉信逐級的上繳,哪裏有錯?誰知道那信會流向誰的手中?現在不也還有許多的實名舉報信被交到了被舉報人的手中嗎?你怎能全看清了那蜘蛛是怎麽拉的網?你個李必達到現在也沒有公開過你寫給江青的“檢舉信”是什麽內容,我是否還可理解為你是個想投靠效忠“四人幫”的走狗?抓了你也是活該。
我到認為在文革中,我父親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對親人間的傷害,他不該因為害怕膽小就將所有的親人拒之門外,戰場走過來的戰友情加上親情變得如此的脆弱。頭上的烏紗和屁股底下的板凳,與血肉相連的親情和生死相交的戰友情哪個來得可靠?這才是父親沒有看到和想清楚的錯誤。
我原諒他!因為他是個老粗,沒有文化,做人思維簡單。在那個年代,當你的女兒都會指著你的鼻子問:你是哪個“司令部”的時候,你一定也是想回答她:我是那“紅色”司令部的一員。可在那黑白顛倒的日子裏,哪裏可以找到對與錯?都是那混君惹得禍,你們都不知道那“兔死狗烹”的故事。
這是我那可愛的小表弟,現在也已經成長的一表人才,他來南京看他的大姨媽,我的媽媽很開心。我的姨媽也為他驕傲,姨媽有個好兒子,他也是我家的第三代將軍了。
轉自《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