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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5日淩晨2點15分，著名劇作家、詩人、散文家白樺逝世，享年89歲。白樺1930年出生，1947年參加中原野戰軍，任宣傳員。1952年，曾在賀龍身邊工作，後在昆明軍區和總政治部創作室任創作員。1961年他被調到上海海燕電影製片廠任編輯、編劇，1964年被調到武漢軍區話劇團任編劇。1985年轉業到上海作家協會，任副主席。
自1946年開始，白樺陸續發表的《山間鈴響馬幫來》《曙光》《今夜星光燦爛》等劇本都被拍攝成電影。白樺的作品以《苦戀》（又名《太陽和人》）最為著名，其中的台詞當年傳誦一時，成為了最能代表時代傷痕的拷問。而也正因為這部作品，白樺曾被卷入批判與爭議的漩渦中。
2008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曾以“《苦戀》爭議幕後”為主題對白樺進行過訪談。當時，年屆八旬的白樺思路清晰，回憶起當年《苦戀》劇本發表時的內幕；電影劇本是否涉及因壓力修改的真實情況，以及自己成為“敏感人物”後所遭遇的精神壓力等。
如今，白樺先生去世，《中國新聞周刊》特推出作家葉永烈為本刊撰寫的文章以示紀念。
“苦戀”者白樺：在喧囂中守望底線
文/葉永烈
本文首發於總第753期《中國新聞周刊》
白樺隻比我年長10歲，但對於我來說，他是名符其實的文壇前輩。
上初中的時候，我有天晚上去看露天電影，一連看了兩場，結果第二天上課打瞌睡，挨了老師的批評。其中一部，就是《山間鈴響馬幫來》，但當時我被緊張的情節吸引，並未注意到字幕“編劇白樺”。
80年代初，白樺的《苦戀》遭到批判。那時候，我雖然還沒有結識白樺，但是我關注著他的消息，因為那時候我也正遭到撻伐。我的長篇小說《黑影》被稱為“《苦戀》式的作品”。
後來我成為上海市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當時白樺是市作協副主席，我才結識這位敬仰已久的文壇前輩。起初我喊他“白老師”，後來見作協的同事都直呼他的名字，我也隨大流喊他“白樺”，反而覺得親切。此後，我跟白樺有了很多的交往。特別是1999年9月、2006年11月兩度到香港開會、2004年前往雲南個舊出席會議，都是我們倆一起去的，一路上有了很多交談。
尤其是1999年9月那次，我和白樺同坐港龍航空公司早上8點的航班，前往香港出席傳記文學研討會。清晨六時多，陽光甫露，我就趕到了上海虹橋機場。一看，白樺老早已經坐在那裏等候。我們領到登機牌準備辦理過境手續的時候，忽然聽到通知，由於台風登陸，香港機場關閉，所有航班停飛。那天我們在機場整整等候了一天，也聊了一天，直至翌日才飛往香港。
喧鬧不已的中國文壇，像一座鑼鼓喧天的舞台，各色人等你方唱罷我登場。白樺卻是特立獨行的，不張揚，不結派，是我打心底裏敬重的文學前輩中不多的一位。
瀟灑白樺
白樺一頭白發，真個兒是“白”了。年過六旬時，他的頭發已經八成花白；到了70出頭，則是清一色的白發，根根頭發似銀絲。不過，那一頭銀發，反而為他的風度加分。他仍思維敏捷，風度翩翩。我注意到，他日常穿牛仔衣、牛仔褲，如同小青年般瀟灑。他不喜歡穿襯衫、係領帶，而是穿圓領衫，但是很注意色彩配搭。在雲南時，他在黑色圓領衫之外套一件白色馬甲。在香港，則在紅色圓領衫外穿一件黑色西裝。
據他的老朋友說，他年輕時是一位風流倜儻的帥哥。當年，他和電影演員王蓓戀愛時，情書是用電報傳遞的。那時沒有E-mail，信件郵遞很慢，長途電話得靠人工轉接，個把小時也不見得能打通，所以他創造了在當時最快捷的“電報情書”。
白樺的右手有點顫抖，他說年輕時就是如此。他在古稀之年開始用電腦寫作，也真不容易，他很快就能駕馭電腦，運用相當自如。有一回，他急著要找我，而我搬了家，他不知我的新電話號碼，情急之中，他給我發了一封E-mail，我收到了，給他回了電話。他笑了，說是電腦幫了忙。
他開朗、坦率、健談而又幽默。麵包車行駛途中，不停地神聊的總是他。他記憶力很好，能夠一口氣講出很多親曆的故事，惹得大家開懷大笑。他在賀龍元帥身邊工作過，講的賀龍的故事真實而生動。他在錯劃右派時曾當過好幾年鉗工，對於工廠也頗為熟悉，車、銑、鏜、刨都能說得上來。豐富的生活閱曆，使他既能寫出《山間鈴響馬幫來》《遠方的女兒國》，也能寫出《今夜星光燦爛》《鷹群》。
這位坦坦蕩蕩的詩人，有時出奇地“頑皮”。有一年春節前夕，作家們聚會。工人出身的胡萬春、陳繼光、張士敏都是海量，使我們望而卻步。席間，他們三位比試酒量，陳繼光已經喝下6杯（茶杯）花雕，看樣子難以再喝下第7杯了。這時，鄰桌的白樺忽地來了，對陳繼光笑道：“你喝下這第7杯，我一定陪你喝一杯！”陳繼光受此激將，將第7杯一飲而盡。飲畢找白樺，卻遍尋不見——白樺早避風頭去了！
我隨白樺訪問工廠時，他的衣袋裏總是帶著“大印”。不是上海作協的公章，而是一顆以陰文鐫刻的“白”字章和一顆以陽文鐫刻的“樺”字章。因為每到一家工廠，工人們總要求作家們留下“墨寶”，而作家們則往往一致公推“頭兒”白樺揮毫。白樺寫得一手好字，而且才思敏捷，總能因廠而異寫下一句富有詩意又切合該廠特色的話。寫畢，端端正正蓋上“白”“樺”兩章。這麽一來，他博得了“書法家”的美譽。他開玩笑說：“我訪問美國時，隨身帶著印章，可是沒有一個美國人請我題字。訪問日本時，我不帶印章了，天曉得，每到一處都要我題字！”
向白樺求字者眾。2004年在個舊開會時，北京大學教授謝冕向白樺求字。時隔兩年，我與白樺到香港，謝冕也是與會者，白樺告訴他，字寫好了，寫的是秋瑾的詩句“秋風秋雨愁煞人”，謝冕連聲道謝。
詩人白樺
白樺與白燁，名字相近，常被人弄錯。白燁與韓寒之爭發生時，很多人誤會，不明白白樺怎麽會跟韓寒這小年輕爭論呢？其實，熟悉白樺的人都會知道，他才不會加入這類爭論呢。
白樺看問題，常顯示過人之處。1989年在上海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會議上，每位專業作家要匯報自己的寫作計劃。我談了《紅色的起點——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實》一書的寫作計劃，這本書定為199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70周年的獻禮書。白樺聽了之後，說了兩點：“寫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繞不過陳獨秀（當時陳獨秀仍然被認為是‘右傾機會主義頭子’）。如何正確評價陳獨秀？要注意。另外，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時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如何正確評價共產國際、理清共產國際與蘇聯的關係（1989年正值蘇聯解體前夜），是要注意的另一個問題。”確實，白樺指出的這兩個問題，即能否以正確的史觀來對待，是寫好這本書的關鍵。
白樺寫過許多小說，當然是小說家；寫過許多電影、電視劇本，是劇作家；還寫過不少散文、詩，是散文作家、詩人。但是在我看來，他的本質是詩人。白樺不論寫什麽，都充滿詩意，而詩意正是他內心豐富感情的自然流露。
白樺的作品，常常使人激情難以自製。他摯戀著自己的祖國，他曾說：“我是一個早熟的熱烈的戀人。……由於對她的愛，我的生命才充滿力量和希望；由於對她的愛，才命運多舛，痛苦不堪；但我永遠天真爛漫地愛她，因為我是那樣具體地了解她，因為她是我的母親——我們的祖國！”《歎息也有回聲》一詩，就是他的心聲：
我從來都不想做一個勝利者，隻願做一個愛和被愛的人；我不是，也從不想成為誰的勁敵，因為我不攫取什麽而隻想給予。我竟然成為別人眼中的強者，一個誤會！有海峽那麽深！我隻不過總是和眾多的沉默者站在一起，身不由己地哼幾句歌。有時，還會吐出一聲長歎，沒想到，歎息也有風暴般的回聲！可我按捺不住因痛苦而流瀉的呻吟，因愛和被愛而如同山雀一般地歡唱；痛苦莫過如此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84年12月的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別人都作慷慨激昂的發言，白樺上台時，卻念起了寫給兒子的一封封信。充滿熾烈詩情的內心獨白洋溢於信中，他以他獨特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感。
2006年，我和他一起去香港出席“20世紀中國文學的回顧與21世紀的展望”研討會。上台的絕大多數是文學教授，個個用刻板的語言宣讀論文，而他則以《文學的河流》為題，以詩化的語言發言：
文學像河流那樣，是自由的；文學像河流那樣，又是不自由的。因為自由自在的河流也會屈從於寒冷的季節，因凍結而停滯；也會屈從於大地的地質活動，被迫陷入溶洞，因局限而成為潛流，很久都會無聲無息地埋沒在沒有陽光的地層下。但是，朋友們！聽！河流總在向前湧動著、歌唱著，這就是希望……
聽了他的發言後，我建議他寫一部自傳，以記錄他那河流般坎坷的命運。他告訴我，已經在寫，大約寫了十幾萬字。
家人白樺
其實，白樺把作家比喻為“河流”，正是他的命運的寫照。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後，不得不“屈從於大地的地質活動，被迫陷入溶洞，因局限而成為潛流”。從1957年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整整20個年頭，他被剝奪了寫作的權利，“無聲無息地埋沒在沒有陽光的地層下”。
說來也真奇怪。1930年，河南信陽的陳姓人家生了一對雙胞胎兒子，給先出生的男嬰取名“佐華”，晚出生的取名“佑華”。兄弟倆長大之後都成了作家。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名字中有個“佑”字的成了“右派分子”，名字中有個“佐”字的安然無恙。
陳佑華的筆名叫白樺，陳佐華的筆名叫葉楠。兄弟倆都以筆名傳世，以至本名反而鮮為人知。
白樺的氣質跟葉楠全然不同。葉楠內向，拘謹；白樺則外向，奔放。葉楠的生活道路一帆風順，而白樺則命運多舛。白樺在1957年進入“右”字號行列，被開除黨籍、軍籍，從此蒙塵，直到1979年才獲得改正，恢複了黨籍。許多光陰白白耗費，但也轉換為寶貴的思想財富，使他的作品走向成熟、深沉。1979年，“潛流”湧出地麵，像噴泉一樣噴發，這就是小說《苦戀》。但很快，作品被批判，“河流”遭到“凍結”的命運。
1984年中國作家協會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白樺與葉楠都是代表，長得如同從一個模子裏倒出來，叫人難分難辨。幸虧，白樺穿綠軍裝，葉楠穿藍軍裝，才算有了不同標誌。我細細觀察他倆，我發覺，葉楠雖然外貌酷似白樺，但是眸子沒有白樺那麽明亮，身材也更消瘦。
1996年12月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白樺是當選代表，但由於身體欠安，他沒有出席會議。很多人打聽他來了沒有，盡管我們這些上海代表都說沒來，但還是有不少外地代表堅持說他來了。一細究我才明白，原來他們把葉楠當成了白樺。
葉楠因癌症不治離世，使白樺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2003年4月6日他給我用電子郵件發來訃告：
家兄葉楠因患癌症，經過四年多的頑強抗爭，仍然無法戰勝死神，不幸在4月5日晚8時41分心力衰竭逝世。我曾在3、4月之交專程到北京看望過他，我是他最後最想見到的人了。他極為艱難地向我說了一些我聽得懂和聽不懂的話。他的一生太累了！正如他兒子葉文所說：他真正地解脫了！我和他是同一天降臨這個世界上來的，但他卻離開了這個世界。
郵件裏還附了他悼念葉楠的文章，文章中充滿兄弟親情和詩人的淚水，讀之令人動容。
2008年5月的一天，我給白樺家打電話，他不在，是他的夫人王蓓接的。第二天，我收到他的電子郵件，說王蓓記憶力嚴重缺失，根本記不住，讓我有事給他打電話或發電郵。
後來，他在《守望底線》一文中寫及夫人王蓓患阿爾茨海默症的病況：現在她對所有年輕人都叫大哥大姐，有時會把我誤認為是她早年仙逝的父親，準確地說，是父親和丈夫的重合，管我叫“老爸”，或者“老爺子”。
我發現，如果說她已經完全失智，是不對的。她有一根弦始終沒有被割斷，那就是我和她之間那根弦。我是她唯一認識的人，頓頓服藥、吃飯、喝水，都要讓我首肯。“老爸！這能吃嗎？這能喝嗎？”
每當我要外出的時候，問她：“你在家休息吧？”她總是像孩子那樣回答我：“我不總是跟著你的嗎？”我隻好帶著她，即使是開會，她靜靜地坐在一旁，微笑頷首，一言不發，誰都不會把她當做病人。當我一定要獨自外出的時候，她會大喊：“你想想，我能單獨留下嗎！”她隱隱約約地能意識到自己獨處時沒有安全感。是的，萬一我不得不從她身邊離去，那將不是我一個人的災難——我相信！
他還寫及小孫女，使我極為感動：最近，我的八歲的小孫女聰慧，無意中聽到爺爺在碟片裏朗誦詩歌的聲音。她立刻就安靜下來了，坐在一張小板凳上，低著頭，一動也不動了。等到她抬起頭來的時候，我才發現她的臉上全都是淚水。她還那麽小，就懂得爺爺了——我相信！
禍不單行。
2010年9月7日，我給白樺發了一份電子郵件。我告訴他，自己正在寫柯慶施，在查資料的過程中看到這樣一份材料：“著名軍隊作家白樺1957年當了‘右派’，三年後被‘摘帽’，分派到上海電影製片廠，柯慶施發現後就批評上影廠，說你們這些共產黨人的頭腦裏有沒有階級鬥爭，一個右派分子到你們廠，簡直是所有的大導演都來搶他，不像話……
硬是把白樺給發配到浙江紹興農村‘繼續勞動改造’去了。”我向他求證，是否確實。當天，我收到了他的回複。他說確有此事，那是1962年的事。當時他正和鄭君裏合作《李白與杜甫》，柯慶施要鄭君裏放棄這個題材。得知柯慶施的批評，白樺真切地感覺到，自己是階級敵人了。他要求去雲南勞動，但市裏隻許他在以上海為圓心、半徑300公裏之內的範圍內選擇，他就去了紹興。信末，他說：“我最近查出前列腺癌，這病現在很普遍，保守療法。順告。”
我看到郵件後，立刻給他打電話，囑他千萬保重。他卻顯得很坦然。
白樺越來越消瘦，坐上了輪椅。他跟王蓓互相扶植，勇敢地麵對病魔。“潛流”也罷，“寒冷”也罷，河流總在向前湧動著、歌唱著，這就是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