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母親重逢，非常意外，算一算六歲跟母親分開，到又見麵，是在1988年，分手的四十多年之後，我已年逾不惑。四十多年中的世界變化很大，誰也不會想到還會有見麵的一天。也許做母親的感受不一樣，當兒女的，從稚齡開始便無母親的照應，其實，主觀的感覺上，不見得有何傷感，夏蟲不可語冰，沒有母愛的孩子，自己不會覺得有太大的遺憾，至少我的童年、少年的感覺如此。
到藝專讀書，一位學長董炎良兄，住在台中鄉下，暑假期間，我去台中看他，到了該回台北了，他的母親送他到鄉間路口，我們揮手道別，往前走了幾步，我偶然回頭，發現他母親在身後拭淚，當時一驚，心想一個學期之後就會回來，幹嘛那麽難過啊?之後若幹年，炎良兄的母親驟然過世，他整整三日不語不食，悲痛難抑，我才漸漸明白親情之深有若此者。
婚後，我們剛剛得一子，但是小嬰兒初生有黃疸，必須在婦幼醫院裏多住三五日觀察觀察，讓孩子的媽媽曉清先回家來休息。
依婦幼醫院的規矩，到了哺乳時間，一個個微側著身子，一排小娃娃放在大籃子裏，兩位護士抬著，再一個個分別放在孩子母親身邊哺乳，非常可愛。但母子在一起的時間，也僅止於短短的哺乳而已。沒有想到，回家才頭一晚，曉清便因想念娃娃而落淚。我暗自吃驚，他們母子見麵就是幾次哺乳，過兩天等黃疸退了，馬上就抱回家來，這麽短暫的分離，居然那麽傷心!
母愛的深刻動人，我又有了新的體會。
有一句成語飽漢不知餓漢饑，這一句話也可以倒過來讀：餓漢不知飽漢飽。沒有母愛記憶的人，就不太會覺得母愛在人生中多麽不可少。有的時候，也會以沒有如此累贅為幸。直到自己的家庭逐漸成形，方才體會出在成長中，母愛之必不可缺。
親生的母親與父親早歲離婚，在台灣，隻有極少數的人會在我的麵前提到母親，也都是點點滴滴的一點事情，大概他們不無顧忌，我也無法構成完整的聯想。
1975年年底，忽然間收到一封信，從信封上辨認，是美國李本明姐姐的來信。當時兩岸還沒有開放，有信的話，多半還是要由國外的親友代轉。本明姐自己寫的信不長，隻說在北京遇到了娘娘，是北京人稱呼伯母的意思。信中又附帶一信，原來是我的生身母親寫的，她請本明姐幫她打聽一下30年前離開，再也沒有見到的兩個兒女的下落。我根本來不及細讀，立刻衝上樓，見到了太太便抱住她大哭。
我也有媽媽了啊!
然而激情很快就過去，開始想到了許多本來跟自己看來沒有什麽相幹的事，比如反右、文革、四人幫，等等。
我回了一封長信，寄到母親手上那天，好像快過年了，當時文革餘波蕩漾，母親與同母異父的弟弟依然沒有得到完全的平反。
母親是在晚飯之前收到了我的信，當然迫不及待地打開來讀。那時大陸依舊貧困落後，幾家人家共用廚房跟起居室，母親就湊著共用的起居室僅有的一盞微弱的電燈，站在那兒，把我的信從頭到尾也不知道讀了多少遍，讀到夜闌人靜，讀到四下無聲，再抬頭，已時近午夜。這才發現，她已經在那個燈下站立了好幾個小時，懷疑此刻是不是夢?
後來母親又托人寄給我一盒古墨，我把這幾塊墨做了拓片，寫了一篇散文，標題就是拓片，描述母子重新發現對方的感受。這篇作品並沒有給母親先讀過，沒想到卻讓大陸的報紙轉載刊出，母親讀後，很是激動。從此母子之間便時有魚雁往返。隻是激情已過，當時兩岸禁止相通，到大陸去是違法的，也不知何日得以相會，而且我也沒有太高的意願，畢竟分離得太久，記憶太模糊，也沒有共同生活的經驗。覺得能找到對方已經很不容易，就一直通信好了，兩岸政治問題帶來的阻隔，我們無法突破。
直到有一天母親在信中說，她的一隻眼睛已經失明，很怕另外一隻眼睛有一天也會看不到，希望可以早日相逢，以免抱憾無窮。
那是在1988年，距離跟母親聯絡上的許多年之後。好幾位長輩跟朋友都比我更早見到我母親，我總是想法子拜托人家幫我帶一點什麽去，其中也有外國人。那是父親在世的最後兩三年，我一點也沒有向他透露跟母親有信件來往的消息，他既然對母親隻字不提，我就同樣一句也不說。上一代的恩怨，用不著讓下一代知道，即便是牽連到婚姻問題。我認為，再也用不著解釋說不清的感情問題，我了解母親總想表白一下她當年為何把我們留給了父親，又想說清楚為何她會跟父親離婚。說得清楚嗎?我該知道嗎?我一定要下判斷嗎?我不想聽，不想知道。男女之情要是說得清楚，人生還有什麽意思?我總在逃避母親的解釋。我肯麵對的隻有一個簡單的事實：她是我親生的母親，她無底地愛著我，必要的話，她會毫不遲疑地為我犧牲，包括她的生命，就這樣，還不夠嗎?
母親一生都沒有過到什麽好日子，她愛有才氣的飽學之士，先後嫁給了父親與章乃器先生，他們二位都很符合這樣的條件，可是母親也都沒有從他們那兒得到幸福。她生了三個孩子，一個在美國、一個在台灣，最後這一個與章先生所生的章立凡，卻因為我至今也不了解的、當時所謂的反革命問題，從19歲到28歲，人生最美最精華的歲月中，成為一位年輕的政治犯，那個十年，是在監獄中度過的。母親自己也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落得一無所有，六七十歲了還要當掃街工。
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裏，她唯一記掛的事便是一個月一次，清早天還沒有亮就起來，到離北京城很遠又極冷的延慶去探監。到有一天平反了，章乃器先生卻也過世許久了，我還記得，在台灣的報刊上，也報道了章先生過世的新聞，姓名上冠了一個逆字，喚作章逆乃器，那時我怎麽會曉得他就是我母親後來的夫婿?差一點被蔣介石槍斃的七君子之一?章先生在國共兩邊都不受歡迎，都差點斷送了性命；身後隻留下風骨與名聲，跟母親嫁的頭一個丈夫我父親一樣，也是個非常不識時務又愛國的書呆子。他原本在香港從事於金融事業，毛澤東請他回去共同建國，他就扔下一切回去了，結果在反右運動中幾乎送命，曆經牢獄之災，僅以身免，生前未及得到平反。
1988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回到大陸。在當時，雖然經國先生剛剛去世未久，他生前就說是開放了赴大陸探親，但是先得申請才行，沒有觀光這一項，申請了準不準很難講。我的身份證上母親一欄是歿了的，要確定她沒有過世，得怎麽做才能讓相關單位相信?我沒有把握，我怕申請不成，於是顧不得法律，打算從香港進入大陸。
那個時候海峽兩邊的敵意還是很濃，祖國與敵人是同義字，很荒謬。從飛機往下看，腳下是一片從書本上早已熟悉、又在考卷上回答了無數次的祖國，但也一直僅僅是屬於書本上存在的土地，成為事實，反而有點不適應。公審四人幫時，從電視上的轉播聽到了他們跟我們說一模一樣的語言，都覺得怪怪的，他們是共匪呢!怎麽也說國語?雖然知道他們不說這個也沒別的語言可說。
飛機終於在一個破舊的機場落地，就是今天美輪美奐的首都機場同一個地方。我戴著一頂寬邊草帽，後來母親說，她一看到戴帽子的，就知道一定是我。大概這也是母子連心。
母親早在三個多小時之前就到了機場，早早地在門邊占了個好位子，依現在的說法，她要在第一時間看到我。她立定在門邊的位置，三個小時，一動未動，用她僅有的一隻眼睛緊緊地盯著，這隻有母親才做得到，戀人也無法相比。
我有點手足無措，在跟著母親、弟弟出機場之際。計程車好小，很勉強擠進了三個人跟行李。那一陣，新聞媒體上常有一些報道，就是兩岸親人一見麵，馬上抱頭痛哭之種種，我很怕，怕我哭不出來，又怕真哭出來，隻好先在電話中說清楚，彼此一定要好好地控製情緒，別哭。
我沒有去牽媽媽的手，她是個陌生人，一位老太太，穿著很樸素，我不太好意思細看她。弟弟也是，沒想到個子比我還要高，斯斯文文的，沒有一點紅衛兵的氣味，也沒有蹲過十年苦牢的風霜，反倒像個嬌生慣養的公子哥兒，說話慢慢吞吞，動作沉沉穩穩，細皮白肉，那麽，我們都得自母係遺傳了。
在信裏，用文字表達，我很習慣，麵對麵竟然找不到什麽話說，隻覺得，那個遙遠的、記憶裏穿著有墊肩的西式大衣的時髦女子不見了，跟眼前的這位老太太全不相幹。
母親隻在上計程車之前，拉住我的胳膊說了一句話，輕聲輕氣的：
等一下子，在車上的時候，你什麽話都不要講。
嚇得我真的一路無話。直到崇文門那棟十幾層的家門口，剛下車，母親又說了一句話：
等一下子，進門之前，什麽話都不要講啊。
母子重逢，比我們更安靜的，大概再也找不到了。我們也沒有什麽舊好話，倒是弟弟肚裏有許多掌故，國民政府時代的種種，他十分了解，後來方知，他是國民政府時期經濟方麵的專家。他的最高學曆是清華附中，身陷文革大難，也沒有讀完，卻能博學多聞，供職社科院研究，在那樣的環境中，十分罕見。後來見到更多的大陸遠近朋友，我不禁懷疑，他會不會是全大陸最斯文的男子?
計程車司機幫我們把行李搬上樓，才剛探頭，說了一句話：
好寬敞啊!
我跟著四麵看，心裏的一句話是：
好狹小啊!
原來不到二十坪的屋子，在北京，已經算是大的了。
在北京，可以讀到許多台北讀不到的書，弟弟有不少藏書，門類廣泛，古今俱全，非常合於我的胃口，邊讀邊談，每至深夜，不亦樂乎。我至今依然懷念當時燈下抵掌、縱論古今的快意。
母親住在十樓，我看到樓梯口有許多已經幹枯的花圈，方知原先住在六樓的沈從文先生剛剛過世。進一步又知道，這一棟樓的住戶許多都是名人的遺族。徐悲鴻的未亡人廖靜文女士，郭沫若的公子、物理學家郭漢英先生，另外李鵬的親家也住在十樓的另一家。然而除了電梯有人照應之外，看不出什麽特別的待遇。在我的心目中，沈從文是何等了得的人物，但是包括母親在內，看來也就是個鄰居而已。曾經遇到張兆和女士上樓來看母親，張兆和跟母親曾經是同學，一口徽音，十分溫柔，我送了一把從台灣帶去的蘭花給她，她看了又看，說是幹了還可以做成幹花。另外聽弟弟說，沈從文是在家裏過世的，要抬出去的時候，電梯太窄，所以，死後的沈從文，是坐著離開他生前最後住所的。
有意思的是，二十年不到，這裏卻能脫胎換骨，許多原來他們拚了性命，流了無數鮮血去維護的價值觀念，顧盼之間，棄之若敝屣，發展得金碧輝煌，連台灣都要期待他們的眷顧，等著大陸同胞拯救的大有人在。這也真是天大的意外。與其說是政權多麽能幹，不如說漢族那變幻莫測的身段，真乃世間之僅有。
到北京才三天，聽說母親很久都沒有出門了，就決定一夥兒去承德走走。我問承德遠嗎?弟弟說不遠，那麽有多近?他說火車八個小時就到了。八個小時!我們都到了呂宋島了。我知道，現在可是在一個大國了。
我們住在承德的一處公家招待所裏，停留在承德的那幾天，每天，不論什麽時候，母親會隨時地忍不住痛哭，特別是回到居停的招待所之後。我這才明白，原來該哭就一定得哭出來，昨天沒有哭出來，今天也要哭出來，今天不哭，那麽就明天哭。四五十年前沒哭出來，四五十年後，隻要尚在人間，還是要哭出來，連本帶利地哭。八十歲的母親哭得好慘，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麽大年紀的老太太哭得那麽淒慘。她的哭並沒有讓我太傷心，反而覺得害怕。雖然說是重逢，其實與初會沒有什麽兩樣，可以講我一見到的母親就是一位七八十歲的老太太，一下子越過了母親的青年、中年與盛年，我們沒有共同的記憶，所以初見麵也是客客氣氣的，實在無從抱頭痛哭，陌生感一直到回北京三五次之後，才漸次消除。現在見了她就自自然然地會摟著她說話，那是費了許多光陰慢慢暖化了的狀態，我原本就沒有跟親人親昵的習慣。
幾十年了，不可能隻為了母子相逢而哭，她經曆反右的衝擊，是很老資格的反革命分子了，到了文革，那樣的知識分子不受罪是不可能的。她之再婚依然不幸，因為章乃器先生在與她相識之前，是曾經有一個已離婚的家室。她與章先生婚後得一子，也可以稍慰於心了吧?沒料到這個身邊唯一的兒子，卻因為出身不好，又有了十年之久的牢獄之災。在此同時，她被政治迫害逼出門牆，打成掃街婦，以極為微薄的工資，不但要應付自己的生活，還要節省下來作為探監的車錢，還有給弟弟在裏麵的開銷。還有更多我不知道的痛苦，她忍了好多年，在見到了暌隔四五十年的親生兒子之後，便一發地傾瀉而出，哭到欲罷不能。
弟弟跟我講過一段母親與他的故事。
延慶是北京最北麵的縣份，秋冬之季格外寒冷，後來每年的冰雕展就在延慶的龍慶峽舉辦。母親為了要老遠地去探監，清晨四點不到就起床準備，把各項雜事處理好之後，趕緊燒一鍋熱水，用來泡腳。天寒地凍，一會兒水就涼了，繼而燒上第二鍋第三鍋，把雙腳雙腿都浸得暖暖的，這才上路去趕頭班汽車。腿腳因為浸泡過熱水，就不至於還沒有到達便已凍成一對冰棒。想象得出這一路來回有多麽辛苦。
有一次，又到了可以開放探監的日子，在裏麵的弟弟卻得了重病，母親一點都不知道，還是照樣地老遠來看兒子。監獄裏的醫療已經無法處理弟弟的病，而我弟弟病得氣如遊絲，無法行走，隻是維持了一點意識而已。弟弟讓人用擔架抬著，到了監獄大門口，卻看到母親遠遠走過來，他一時十分躊躇，要打個招呼呢還是不打招呼?打招呼的話，讓母親觸景生情，不免傷心。不打招呼呢?又可能此去再不回頭，母子相見最後一麵的機會也就沒有了。正這麽想著，他已經給人抬上車開走了。
幸好那一次沒有病死。
在承德，有一處名勝名曰棒槌山，其中一段路纜車可通，當時的票價是一人人民幣五元，新台幣兌人民幣最多三塊，十分便宜。但是母親不肯搭纜車，我以為她怕高，弟弟說，她怕的是票錢，因為在最艱困的時期，他們二人一個月的生活費，也隻有30元人民幣，我們三人搭纜車的票錢相當於一個月生活費的一半。
我曾經問母親，文革的時候死了多少人?她說沒有見到統計數字，但是，她看到的是每一條街都有人死。可見森森然的肅殺之氣，滲透在他們每一刻的生活裏。台灣曾經經曆過所謂白色恐怖時代，同樣地殃及許多無辜，當然可惡，但其實大部分的人小心一點兒，還是可以正常地生活，並沒什麽感覺，這與文革不可同日而語。
在母子相別數十年後重逢，千絲萬葛糾纏不已的心事，刹那間湧上心頭，堵在喉頭，隻得化為淚水，哭嚎流瀉。母親哭了整整三日，也到了我們該回北京的時候了。
想來母親應該有許多故事可說，是故意不說，還是來不及說，還是忘了沒得說，或是欲說卻難說，我都不得而知。
此後20年，我從未主動探問往事，以免觸動她的痛苦。就身世而言，似乎不太完全，就母愛而言，絲毫無損。我是我媽80歲生出來一下地就四十多歲的孩子。
20年過去了，北京探母自不下20回，從母親的80歲到如今之百齡高壽。每一次分別都有心理的壓力，來時高興去時傷感，母親想什麽，在那一刻，我知道，隻是誰也沒有說出口來。從母親送我到機場，到送我到樓下，再到隻能坐在輪椅上，在10樓的公寓門口道別。今年夏天去探母歸來之際，母親連從輪椅上站起都十分吃力了，我們擁別之後，母親一定也要跟到門口，正要拐彎到電梯那邊的時候，我回頭望了一眼母親，她掙紮著抓住門邊，也隻能彎著身子勉強站立，危危顫顫地也望著我。那一刻，我知道，她隻是不肯說，又是不肯說，其實，她已接近全盲了。
（摘自《飄零一家：從大陸到台灣的父子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