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人的故事》（[日] 鹽野七生著）（三）

“古往今來，幾多帝國誕生滅亡。隻有羅馬帝國留給後世的偉大卓爾不群。” ——鹽野七生

 

在《羅馬人的故事》中，作者曾兩次引用古希臘哲學家艾利斯泰迪斯的《羅馬頌詞》：

 

“對於我這樣的希臘人，不，對於其他任何民族來說，現在，要去一個地方旅行，非常自由、安全而且容易。隻要是羅馬公民權所有者，連證明身份的文件都不再需要申請。不，甚至不一定是羅馬公民，隻要是生活在羅馬帝國統治之下的人們，自由和安全都可以得到保證。 荷馬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地球屬於每一個人。’羅馬把詩人的這個夢想變成了現實。你們羅馬人測量並記錄下了納入你們保護之下的所有土地。你們在河流上架設了橋梁，在平原甚至在山區鋪設了大道。無論居住在帝國的何處，完善的設施讓人們的往來變得異常容易。為了帝國全域的安全，你們建起了防禦體係。為了不同人種、不同民族的人們和諧地生活在一起，你們完善了法律。因為這一切，你們羅馬人讓羅馬公民之外的人們懂得了在有序穩定的社會裏生活的重要性。 在總督作為行省統治的責任人，在決定一項政策或接到行省人民的請願時，隻要有一絲疑問，馬上就會給皇帝寫信，請求指示。這就是羅馬帝國。在皇帝的指示到達之前，總督隻會一味地等待，就好像合唱團演員等待指揮舉起指揮棒一樣。 隻要能保證消息的傳遞，無論皇帝在何處，都不會影響他對帝國的統治。即使他身在帝國邊境，僅靠書信也可以實施統治。因為皇帝的信一寫好，就會有一個好像長了翅膀的使者，迅速而安全地把它送到目的地。 羅馬世界終於在遼闊的疆域內實現了民主統治。我們可以認為，它是曾經的希臘城邦國家擴大了規模後的國家。領導者階層集中了公民中有才華的一部分人，他們的出生地遍及所有行省，也就是說，統治帝國全體人民的這些人才來自帝國各地。 他們有的生為羅馬公民權所有者，有的是後來取得羅馬公民權的。由於他們傑出的才能以及由行政和軍事構成的完美組織機構—— 由於這些代表帝國的人和組織機構的作用—— 羅馬實現了對遼闊帝國的統治。 戰爭遠在邊境，帝國的內部毫無紛爭，每個角落都浸染著和平繁榮與幸福。而帝國之外執迷於紛爭的各民族就顯得太可悲了。 羅馬的大門向所有的人敞開著。在這個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相容並存的羅馬世界，每個人都能在各自的領域裏安心工作。在這裏，國家的節慶日由皇帝親自主持祭祀儀式，而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人們也分別舉行各自的祭典，這有助於每個人都保持自己的尊嚴和價值。 羅馬人告訴我們，縱然人種和民族各不相同，縱然各種文化和宗教難以並存，可是通過完善的法律也能以法製為中心實現共存共榮。為了顯示這種生活給人們帶來的利益，羅馬人甚至保證了曾經的敗者仍能享有很多權利。 羅馬是個大家庭，居住在這裏的人都時刻意識到自己是大家庭中的一員。這個羅馬世界就是這樣的大家庭。” 

 

《羅馬頌詞》是艾利斯泰迪斯於公元143年在羅馬元老院發表的演講，當時正是“五賢帝”之一的安敦尼·庇護在位的第五年。

 

如果我們對這篇頌詞的內容加以歸納，羅馬帝國給疆域內的民眾帶來的福利包括：1. 和平、安全與秩序；2. 完善的基礎設施；3. 公正、高效的政府；4. 不同民族、宗教間的和諧。

 

羅馬帝國的真實情況可能不盡如頌詞中所說的那般完美，不論羅馬還是帝國各行省都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與紛擾（而非“每個角落都浸染著和平繁榮與幸福”）。但是為艾利斯泰迪斯推崇備至的各要點都基本屬實，連後來寫了《羅馬帝國衰亡史》的愛德華·吉本都禁不住稱“五賢帝”在位期間為“人類最幸福的時代”。

 

正因為如此，羅馬帝國的覆亡才令無數後世人哀歎，視之為文明的毀滅與倒退，並把之後的中世紀稱為“黑暗時期”。

 

艾利斯泰迪斯出身於小亞細亞，屬於被羅馬征服後成為行省的地區之一。但正如他在演講中所說的那樣，“羅馬的大門向所有的人敞開著”——被羅馬帝國征服的國家、民族，隻要願意接受羅馬的“保護”，都會成為羅馬的“盟友”，原來的社會結構得以保存，並享有高度的自治權，而非臣服於羅馬腳下、淪為異族統治下的奴仆——羅馬就是靠這種“同化”政策，從一個城邦逐步擴張成為地中海的霸主。直到帝國晚期、戴克裏先改革之前，帝國並非靠中央政府派往各地的官僚實施統治；被中央政府任命的隻有各行省的總督，而行省內的各個城市基本上都保持了自治的形式——這不僅更符合當地民眾的利益，而且節省了大量的行政費用、減少了官員腐敗的機會。

 

地中海成為帝國的“內湖”後，羅馬派軍隊肅清了海盜，令海洋成為聯係帝國四境、便捷商務往來的樞紐。當時海上商業運輸的安全、便利，貿易的廣泛與繁榮，是進入中世紀之後一千多年所無法比擬的，可能隻有二戰後的近七十年可與之相提並論。

 

威爾·杜蘭特在其宏偉巨著《世界文明史》中，感慨文明的艱難與脆弱——“文明常受野蠻的包圍……每一部文化史，總是以蠻族入侵宣告結束。”

 

公元前四世紀，當羅馬剛剛作為一大勢力在亞平寧半島中部崛起時，就曾遭到來自高盧“蠻族”的入侵，連首都羅馬也淪陷了，成為羅馬人永遠的恥辱。公元前58至前51年，天才的軍事家凱撒征服了高盧全境，並開始策劃將萊茵河－多瑙河作為帝國北方防線，通過永久駐軍、係統布防來抵禦日耳曼人入侵。

 

從地圖上看，從今天的法國向東到德國、波蘭，一直到更遠的俄羅斯、中亞，之間沒有顯著的地理分隔，慣於遷徙的遊牧民族可以成批的從遙遠的中亞草原一直向西——法蘭克人、汪達爾人、勃艮第人、哥特人、匈奴人，那些習慣了定居農業的富庶地區對於他們而言是莫大的誘惑。盡管關係到帝國的安危存亡，羅馬也不可能為了徹底消除蠻族的威脅而去征服整個東歐和中亞；為了防範遊牧民族的入侵，保衛地中海沿岸這一帝國的核心區域，依托萊茵河、多瑙河這樣的天然屏障進行防禦也是無奈之舉。

 

凱撒之後，曆代皇帝均遵循這一戰略，不斷對萊茵－多瑙河防線進行完善、鞏固，而這條漫長的防線也成為羅馬皇帝留下最多足跡的地方。

 

屋大維時代確立的共計28個軍團的編製，其中14個常年駐紮在萊茵－多瑙一線。經過數代帝王的苦心經營，沿河修建了一係列軍事基地、堡壘、瞭望塔，並有士兵定期沿河巡邏。即便如此，數千公裏的漫長防線還是無法真的變成守護帝國安全的“銅牆鐵壁”。尤其是河流水位下降的時候，蠻族就可能在水淺處悄悄渡河，然後利用自身騎兵靈活機動的特點在幾乎不設防的境內肆意擄掠；等到羅馬軍團出動圍剿時，蠻族又可以避其鋒銳迅速撤回對岸，讓羅馬人疲於奔命。

 

正是認識到防線有這樣的弱點，有遠見的帝王如圖拉真、哈德良都明白，想要維持防線的有效性不能單純依靠被動防禦，而必須結合主動進攻，在戰略上“先發製人”——也就是以沿河防線為後盾，密切監視對岸蠻族的活動；利用不同部族間的矛盾進行分化離間，避免其形成統一、有組織的力量；一旦發現對方有策劃、發動入侵的態勢，就要在其做好準備之前以優勢兵力渡河出擊，將威脅消滅於萌芽狀態。

 

這樣，為了在地中海周邊地區維持“羅馬統治下的和平”，其代價就是對蠻族持續不斷的打擊、屠戮。對此，塔西佗曾在《編年史》中（借異族之口）感慨道：

 

“奪取、屠殺、劫掠，這就是他們虛情假意的語言所說的控製；他們創造了荒漠，卻說這就是和平。”

 

在那樣一個文明尚未普及、野蠻、冷血的時代，羅馬的做法似乎也是迫不得已。

 

經過史稱“三世紀危機”的內亂，羅馬國內政局動蕩，財政入不敷出，更沒有精力在邊境上保持“先發製人”的強勢戰略；相反遊牧民族的遷徙卻一刻都沒有停息，不同部族在不斷的爭鬥中汰弱留強，一波接一波的衝擊本已脆弱的防線。終於在蠻族大規模的入侵下，拱衛帝國近三百年的萊茵－多瑙河防線分崩離析；元老院昭告各行省，羅馬不再能夠保障其安全，從今以後你們將全靠自己了……

 

既然無法保護境內的安全，帝國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隨之墜落的是古老的信仰、公民責任、世俗道德。蠻族四處橫行、肆意劫掠，大量人口流離失所或死於非命，朝不保夕的悲慘命運讓一種普遍的悲觀情緒蔓延開來，民眾開始向新的神祈尋求安慰與救贖——基督教開始流行起來。基督教義中帶有一種末世論的悲觀傾向，認為現世充滿罪惡、無可救藥，人們不應追求塵世的幸福而應當把希望寄托於神的憐憫與大能，當救世主降臨的末日一切信徒都將擺脫苦難，被潔淨的靈魂將獲得永生。在基督徒看來，羅馬帝國正是那個罪孽深重、必須毀滅的國度，而蠻族的入侵則應驗了上帝的怒氣和懲罰，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正是羅馬帝國的崩潰促成了基督教會的興起。

 

羅馬的世界衰亡了，新時代的歐洲呈現出這樣一番景象——農民因為戰亂無法安心耕作，田地紛紛荒蕪，出現了大量無人地帶；為了尋求安全保護，農民不得不依附於擁有武裝的大莊園，由自耕農變為農奴；和平條件下可以把多餘的農產品運往城市，換得各種商品，現在隻能在莊園內維持自給自足；盜賊四處出沒，貿易因為不安全和重稅而趨於停滯；蠻族出身的封建主們居住在各自的城堡內，不時相互攻戰，平民隻能聽天由命；教會逐漸成長為一股龐大勢力，作為神在塵世的代理人主宰著所有人的精神世界；教會在各地擁有大量田產，其財富可以輕易與封建領主分庭抗禮；教士們作為知識的壟斷者，協助封建主們治理領地，嚴密控製民眾的思想，竭力維持其統治地位——漫長黑暗的中世紀降臨了。

 

文明之光要等到一千多年後才會重新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