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797年，為應對拿破侖戰爭引起的巨大開支，英國政府宣布暫停將紙幣兌換成黃金。隨後，當時扮演央行角色的英格蘭銀行開始大量發行沒有準備金的紙幣，一時間銀行、投機家爭相利用信貸擴張進行高風險投資，以期從中獲取暴利。從表麵上看，戰爭並沒有給社會帶來災難，相反催生了繁榮活躍的“戰時經濟”。
1770年，在倫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隻有五家公司；到了1824年，交易所中已有624支股票可供投資者選擇。然而表麵繁榮的市場背後，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正在醞釀——戰後政府債台高築、入不敷出；銀行賴以獲利的高回報戰爭債券不複存在，海外投資的收益遠遠不及預期；英鎊貶值，金本位恢複，利率上升……
1825年，以股票市場崩盤為開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經濟危機”爆發了。短短一年內，六家倫敦銀行和六十家地方銀行倒閉，大批企業因缺乏資金而破產，許多人的畢生積蓄在頃刻間化為烏有。
然而這隻是一個開端。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每隔不到十年經濟危機就會再次發生，且規模一次比一次驚人，破壞力與日俱增。1929年美國爆發大蕭條，隨後演變成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恐慌、擠兌、失業、饑饉成了那個時代的共同記憶。
頻頻爆發的危機究竟是不同“周期”恰巧重合的結果，還是有著存在於經濟體內部的深刻原因？是因為資本家對勞工剝削過度，以致消費不足造成“生產過剩”？還是因為人的“消費欲望遞減”，從而引起“有效需求不足”？或者僅僅是源於人厭惡風險的心理，恐慌引發的連鎖效應導致經濟體陷入“流動性陷阱”？經濟理論家對此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以前，人類社會也時常麵臨各種危機，不過它們大多源自自然災害、瘟疫、或外敵入侵。直到金融業經過十八、十九世紀的高速發展，形成以中央銀行為中心的銀行網絡，經濟危機才開始上升成為曆史的主角。
這一切當然不僅僅是巧合。米塞斯在《貨幣與信用原理》中指出，經濟危機發生的根源正是銀行係統主導下信貸的過度擴張。
正常狀態下，經濟體中的企業和個人的生產所得，除了用於消費的部分外，餘下的儲蓄被用來投資。商業銀行吸收閑散資金，集中起來投向那些具有增長前景、回報率高的項目；這些投資或者提高了現有產品的生產率，或者創造出全新的需求，這樣就實現了所謂“經濟增長”。在這個過程中，向企業或個人放貸的銀行也會在一定期限後回收資金，並獲取利息作為回報。
但如果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增長”，通過指示央行“降準降息”，令整個銀行係統同時放鬆銀根，短時間內將大量資金投入市場，這時的情況與一兩家銀行的個別行為有很大的不同——足以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大量投資想要獲得回報，必須以社會整體生產效率提高為前提——這在短期內通常是無法保證的，（通脹形成的）“多餘”的資金往往流向了一些缺乏前景或收益不明朗的項目（如基礎設施建設），一些甚至被白白浪費掉了。
信貸造成的貨幣超發會對正常的經濟活動產生諸多不良影響——流入市場的大量資金造成資產、原材料價格普遍上漲，“過熱”的市場進一步刺激了各種投機行為，金融係統的風險不斷增大；原來與正常的“消費－儲蓄率”相適應的生產結構，因為新湧入的貨幣而發生了扭曲，資源過度投入那些原本無利可圖的領域，而原本經營良好的企業則因為通貨膨脹的衝擊而無法獲得足夠資源，生產受到影響；低利率還使人們更傾向於消費，降低的儲蓄率令原本已經因為負債而變得脆弱的金融係統雪上加霜。
隨著大量貸款的發放，經濟體步入短暫的“繁榮”期；然而，一旦投資沒能如預期那樣獲得回報，而民眾也沒有增加儲蓄，那麽一段時間後銀行會積累越來越多的壞賬。一旦某家大型銀行或金融機構因為嚴重虧損而陷入危機，產生的連鎖反應會令更多銀行和企業陷入困境，恐慌很快就會在金融係統內蔓延開來。
作為金融係統的監管人和市場的穩定劑，中央銀行有責任向困境中的商業銀行提供應急貸款，幫助其渡過難關。然而中央銀行同樣會麵臨資金緊張的問題，沒有能力在整個金融係統即將崩潰的情況下力挽狂瀾；同時央行身為宏觀經濟的調控者，往往需要警惕過度的通貨膨脹，以及過量的泡沫加劇潛在的危機。一旦央行停止刺激計劃、收緊銀根，商業銀行必然麵臨資金緊張，甚至會因嚴重虧損而倒閉；而那些長期以來依靠低利率貸款維持的企業也將難以為繼，其中一部分會因資不抵債而破產，大量工人隨之失業。
經濟體中，任何一家企業都可能因經營不善而破產，但這通常隻會對某一地區或某一行業產生重大影響，而不會形成波及整個經濟體的危機。以央行為中心的銀行係統則不同，不僅係統內的銀行通過相互合作聯係在一起，而且它的行為牽涉到經濟活動中幾乎每個行業、每一家公司；一旦金融係統內的一家或數家大銀行遭遇危機，影響到的就可能是整個社會、各行各業。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麽金融係統越發達，銀行貸款金額越大、風險越高，最後釀成的危機就更深重、更持久。
史上曆次危機幾乎都是由熱衷投機的金融機構引發的，按理說銀行係統最應該吸取教訓、嚴格控製投資風險。然而現實中，麵對巨大收益的誘惑，大銀行明知存在高風險卻無法遏製投機的衝動，直到引發危機後才向最後的救命稻草——政府求援。
而政府不可能任由金融係統崩潰，不得不動用納稅人的錢替投機者不負責任的行為買單——這一點銀行家們心知肚明，他們 Too Big to Fall。
“Too Big to Fall”，這個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為人熟知的說法其實並不新鮮。早在十九世紀中期，時任英國首相的Robert Peel所發起的金融改革中，為限製貨幣超發而立法將紙幣發行權集中到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手中，並試圖通過將這一家銀行置於政府的嚴格監管之下來根絕通貨膨脹引發危機的可能。然而獲得壟斷地位的英格蘭銀行逐漸在與政府監管部門的角力中占據上風——因為這一家銀行牽涉整個金融係統，“Too Big to Fall”，議會不得不在它因為過度信貸遭遇困境時，作出妥協取消對它的嚴格管製（如允許銀行終止金屬貨幣支付）。
正因為洞察了金融係統在經濟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米塞斯為首的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才“不合時宜”的堅持恢複金本位，並自始至終反對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幹預。
奧地利學派對於貴金屬的偏執和對銀行發行紙幣必須有100%準備金的堅持，正是源於對與銀行經營者及政府的不信任。遺憾的是，紙幣、信用貨幣以及當代信息化了的貨幣擁有不可忽視的便利性，這一點被近兩百年內貨幣演進的過程所證明；現代人，無論是普通消費者還是銀行家、政府官員，恐怕都無法設想完全取消信用貨幣、退回使用金屬貨幣的情況。奧地利學派對於銀行業壟斷和政府的貪婪保持警惕無疑是明智的，但是這種對於大企業、政府的普遍懷疑使得他們的學說不可避免的陷入了進退維穀的境地——如果不信任政府能夠約束中央銀行濫發貨幣，又怎麽能信任執法者能夠堅定的捍衛“純粹金屬貨幣”或“100%準備金”的法令呢？
所以當今經濟學界，奧地利學派隻是被當作“非主流”經濟理論看待。相反，鼓勵政府積極幹預經濟，通過信貸刺激獲取短期績效的凱恩斯主義在支配經濟政策近一個世紀之後仍大行其道。美聯儲在最近一次金融危機後實施“量化寬鬆”，中國政府在經濟疲軟之際推出“四萬億”刺激計劃，都是基於凱恩斯理論的邏輯。另一方麵，民眾在“主流”經濟學家巧舌如簧的蠱惑下對政府聽之任之，陶醉於濫發鈔票帶來的“繁榮”，然後又一次重蹈覆轍；更有越來越多的人將生活改善的希望完全寄托於政府，認為創造就業、保持經濟增長、增進福利都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也許這種觀念的盛行才是危機不斷襲來的真正原因。也因為如此，自由主義思想在今天才顯得更加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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