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從小灌輸“唯物曆史觀”的人，從後來者的角度回顧曆史，大概會把社會的演進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相信封建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產生“資本主義萌芽”，新興階級通過革命奪取政權，之後自然就會有商品經濟的大發展。
然而時間隻要回溯短短三百年，如果有人能夠廣泛的研究有文字記錄以來的史料，恐怕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不同時期諸多帝國的興衰展示的是完全另一種規則——先輩們腳踏實地的創下家業，英明神武的強力領袖改革舊製，內部團結一致後率領軍隊開疆拓土、成就霸業；盛極一時、已無對手的帝國卻從內部開始瓦解，統治階層腐化墮落，平民不堪重負、死走逃亡或揭竿而起，外敵也趁機入侵，內憂外患之下整個國家陷入混亂，之後戰火連綿的亂世中又有新的梟雄崛起……每一次治亂循環都伴隨著血雨腥風，幾乎被重置後文明不得不在廢墟與瓦礫中重新開始。“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即使最樂觀的預言家也難以從這樣的興衰更替中看到真正的進步，更不用說總結什麽社會發展的規律。
假如世界上沒有英格蘭，那麽曆史研究給人帶來的恐怕隻有曆經滄桑後的冷漠與對人類命運的不盡歎息（羅馬帝國不是也衰亡了麽）。
大衛·休謨的《英格蘭史》，記述從撒克遜時期直到1688年光榮革命的英國曆史。休謨以其懷疑主義哲學為後人熟知，但他最初成名卻是作為一名曆史學家，而這部六卷本巨著在問世之後的數十年裏一直是學習英國曆史的基本讀物。
對於熱衷軍事謀略，或喜好宮廷鬥爭的讀者而言，英國曆史一點也不“精彩”，甚至可以說枯燥乏味。在對史實近乎無趣的冷靜記述中，卻可以感覺到作者對政府製度演進的特別關注——文明的存續離不開政府，然而政府往往也是文明進步的最大敵人。如何讓政府運用權力防範入侵、維持秩序、推進公益，同時又要約束這種權力不使之為害、避免社會為政府所奴役，一直以來都是文明麵臨的兩難問題。人類的智慧與良知究竟能否打破權力的咒詛？幸運的英格蘭沒有步上那些古老帝國的後塵，一係列巧合讓曆史在這裏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轉折。
由於與歐洲大陸有海峽相隔，英國不與任何陸上強國直接接壤，因而也不需要維持強大的常備陸軍。1066年後英格蘭再也沒有被征服過，同樣英國想要對外擴張也絕非易事——這一方麵嚴重限製了貴族們的野心，讓他們不能隨心所欲的發動戰爭，另一方麵也有利於保持穩定的政治環境——在外征戰、功勳卓著的將領若想掉轉槍口推翻政府，首先得過海軍這一關。
所以英國曆史上幾乎沒有雄才大略的霸主，國王與貴族們的力量對比也較為平衡。在這樣獨特的環境中，逐漸發生了一些政治上意義重大的變化。
早在十三世紀，貴族聯合起來成功迫使軟弱的約翰國王承認保障基本權利的《大憲章》，之後對其約束力的確認成為曆任國王登基時的慣例；愛德華一世因為財政需要而召集各地代表組成的議會，最初隻是為了方便征稅；在相當長的歲月裏議會麵對王權一直唯唯諾諾，偶爾提出一些卑微的請願，還要特別小心以免觸犯貴族的特權；但掌握政府收入來源的議會總能夠利用國王的窘困增進自身權威，這一民選機構逐漸擴張的政治力量引起國王越來越深的警惕與戒心。在十七世紀，議會在宗教信仰、常備軍與征稅權的問題上與斯圖亞特王室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終不甘受議會掣肘的查理一世決心用武力使議會屈服。
對於這場在人類曆史上影響深遠的革命，休謨用大量篇幅對其前因後果做了盡可能詳實的敘述。
雖然總會有人沒來由的相信革命成功是“曆史必然”，但細讀這場革命的整個經過，就知道這種忽視曆史複雜性的想法實在過於樂觀了——議會一方取得了勝利，但羽翼豐滿的“新模範軍”已經不受議會控製；意識到危機的議會希望與國王達成妥協，但沒等他們談妥條件國王已被失去耐性的軍隊送上了斷頭台；強人克倫威爾就任“護國主”，大權在握的他同樣不願受議會約束於是幹脆將其解散。所謂“資產階級革命”的結果卻是軍事專製，內戰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反而催生了一個更加強權的政府，可以說到這裏革命已經失敗，自由岌岌可危。
具有真正進步意義的變革實際上發生在查理二世複辟到1688年光榮革命這段時間——這兩場變革發生的相對平和，沒有大規模戰事，但過程仍一波三折，充滿了偶然性——克倫威爾死後英國時刻都可能落入有野心的軍隊將領之手，或因為不同勢力間的混戰而陷入分裂；查理二世不想重蹈乃父之覆轍，在位時謹慎的行使王權，但他從來沒有打算承認議會的地位，也一直沒有放棄削弱議會勢力的努力；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因為其天主教信仰與議會離心，但已經厭惡戰亂的民眾寧願選擇忍耐，如果不是王子的誕生令所有人喪失希望的話；危急時刻也隻是因為有荷蘭威廉三世的相助才讓英國政局轉危為安，議會權力終於通過立法得以確認，王權從此被馴服並關進籠子。
休謨的英國曆史結束於1688年，讓人猜想作者的意圖正是書寫一個民族邁向自由的曆史。越是了解這一曆程，就越會令人懷疑唯物史觀所謂“曆史必然”的真實性——如果沒有英國悠久的自治傳統，那場“資產階級革命”隻會帶來更多災難和倒退；而即使是這種珍貴的傳統，與其說是源於英格蘭民族強烈的自由精神與出眾的政治智慧，不如說是得益於其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羅馬、波斯帝國的興亡，中國的朝代更替，以及後來法國大革命的結果似乎都已表明，人類的智慧還沒有完善到能理性的規劃出“最優”的政治製度，並能抵禦無處不在的誘惑、自始至終堅持其美德。
所以，這場開啟了近代曆史序章的革命，是很多特殊條件相互關聯、作用的結果，甚至可以說是因為一係列巧合才得以達成。
但這些巧合的背後是一代代人對自由不變的渴望與追求——英格蘭的幸運並沒有讓這場變革的意義有絲毫減弱，相反，因為自由的獲得如此艱難，當下的文明更顯得彌足珍貴。
“在先進的國家，實踐啟發理論；在落後的國家，理論鼓起實踐。”三權分立於光榮革命後在英國確立，數十年後才由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加以總結；而此時，對世界上大多數民族而言，憲政政府、議會政治、司法獨立、市民自治、言論自由都還聞所未聞（三百多年後的今天，這些現代社會的基本原則在很多國家依然有名無實）。如果一個曆史學家在敘述英國曆史的時候，隻把它當成隨便一個普通國家的曆史來寫，那就太令人失望了；一位有卓越見識的學者，會意識到英國曆史的獨一無二，帶著文明先驅的自豪感來寫先輩的曆史，正如休謨所做的那樣。
休謨的英國史讓人清晰的看到社會製度演進的關鍵，不在於階級間的相互傾軋，而在於對政府權力的有效約束。了解英國革命的來龍去脈，教科書中“階級鬥爭”的謊言將不攻自破；馬克思如果讀懂了英國史，就不會誤入歧途——他看到了革命百多年後的結果，卻誤解了這場革命的原因，也就沒能把握其實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