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美] 道格拉斯·諾斯著）

“經濟史是真正的曆史”，對於平民而言尤其如此。

 

現代文明國家的普通人無疑是幸運的，因為他們不需要過分擔心戰爭、饑荒、瘟疫，可以安心在充滿秩序的環境中享受商品經濟的各種便利， 其絕對生活水平輕易超過古代的帝王貴胄。盡管像過去任何時代一樣，現代社會也麵臨各種各樣的危機與挑戰，但毫無疑問，人類文明正處於前所未有的高峰，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和平、繁榮的黃金時代。

 

這一切對我們而言似乎生來如此，是理所當然的；但隻要時光倒退兩百年或更早，那時的技術條件可能讓現代人覺得無法生活——沒有電力、自來水、互聯網，甚至沒有方便麵和微波爐——文明是如何從那樣原始的階段發展到今天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金得主道格拉斯·諾斯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一書中，指出人類社會發展至今天的水平，是經濟史上兩次大變革的結果——發生於約一萬年前的農業革命，讓人類的生產方式從狩獵采集轉為定居農業，從而開啟了古代社會的曆史；從古代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變，則是在科學進步的推動下，以新技術不斷湧現、經濟快速增長為標誌的第二次革命——開始於產業革命後期，我們今天仍身處其中。

 

從產業革命開始的變革之所以會發生，諾斯認為，不能單純用技術的進步解釋，而是需要考慮製度變遷的影響。經濟增長需要激勵，有效配置資源的產權能夠提供這種激勵，而這種產權的安排通常是由政府控製的。雖然東西方古代社會階段都曾經出現過輝煌的文明，但近代西方走在了前麵，東方則大大落後了。不同體製下經濟組織效率的不同，可能是解釋近代東西方發展差異的關鍵。

 

與以往關注資本積累、技術創新、規模經濟的研究不同，諾斯強調政府與製度才是研究經濟發展的核心。具體來說：

 

“知識和技術存量定出了人們生活狀況的上限，但它們本身並不能決定在這些限度內人們如何獲得成功。政治和經濟組織的結構決定著一個經濟的成就及知識和技術存量的增長速率。人類發展中的合作與競爭形式以及組織人類活動的規則的執行體製是經濟史的核心。這些規則不僅造就了引導和確定經濟活動的激勵係統，而且還決定了社會福利與收入分配的基礎。理解製度結構的兩個主要基石是國家理論和產權理論。因為是政府界定產權結構，因而政府理論是根本性的。最終政府要對造成經濟增長、停滯和衰退的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 （第二章）

 

這種觀點與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馬克思主義截然不同——後者同樣重視國家政府與生產力水平的關係，並提供了一種製度、政治以及意識形態影響經濟發展的解釋體係，但是這一理論過分看重階級間的矛盾衝突，卻忽略了製度本身的改變：

 

“馬克思主義者簡單的忽略了搭便車的問題，而使人們的信念發生了一個大的飛躍，認為人們將會置自我利益於不顧而按一個階級的利益行事，甚至做出相當大的個人犧牲。”

 

這種批評與David Beetham所著《官僚製》中對馬克思理論的分析不謀而合。

 

這本書的前半部分側重理論框架，其分析綜合了包括交易費用、企業理論等經典經濟學思想；後半部分是對從史前到二十世紀社會經濟發展曆史的精辟概括——空間、時間跨度都如此之廣，疏忽遺漏在所難免，但作為一個獨特的分析角度仍非常有啟發性。

 

對經濟史的不同解讀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們對當下社會狀況的認知，也就自然會影響文明的未來。諾斯綜合運用現代經濟學理論對文明發展史的經驗教訓加以總結，暗示了經濟前景的一種可能性——意識形態和文化具有嚴重的路徑依賴，在曆史上隻有少數幾個文化自發產生了促進經濟發展的政治體係；然而，如果相信經濟學的邏輯，那些還沒有在製度上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和民族，都有機會通過有意識的改進自身政治文化結構，最終實現一定程度的經濟增長。推動這種變革所需的社會成本是巨大的，要靠教育改變人的觀念，也需要成功的實踐作為榜樣——這種推動力正是真正的知識所應具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