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基督教》（[法] 謝和耐著）

“自明末以來，中國和歐洲都取得了重大發展，但現狀從來就是曆史發展的結果。想要理解現狀的人就不能完全回避過去。” －謝和耐

 

作者謝和耐，是法國著名漢學家，著有《中國社會史》、《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國中原的日常生活》等。

 

這本書的重點並不是早期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發展，而是如副標題“中西文化的首次撞擊”所強調的那樣，以首批入華的傳教士的親曆感受為藍本，展示中國文化與西歐基督教文化在各個方麵的差異，而正是這些差異導致了傳教活動在中國遭遇的衝突與挫折。

 

這種“外人”的角度讓這本書顯得非常有價值。經過新中國曆次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之後，現代中國人的思維、意識與所謂“傳統文化”之間其實已經處於一種相互割裂的狀態，我們自己說起“傳統”多少都有些霧裏看花的感覺；當人們日益注意到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曆史解讀與現實的脫節、官方主導的意識形態越來越喪失吸引力時，中國社會普遍陷入一種思想上的迷茫狀態——一方麵社會大眾日複一日接受著西方文明的潛移默化，隻要不觸及政治問題基本上被當局默許，另一方麵則經常可以聽到有來自知名“文化人”的呼聲號召回歸“中華傳統文化”——後者因為迎合了民族主義的口味，並因此多少獲得官方的支持，而能夠在文化和教育界製造出不小的輿論風向。然而問題在於，所謂的“傳統文化”的精神究竟與現代社會是否兼容？重拾傳統是否有助於我國社會製度與文化向更文明、現代的方向演進？我們應該以怎樣的標準去對其進行審視，從而能夠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想要對這些問題作出審慎的回答就必須對傳統文化的主體部分有全麵深入的認識，這種時候來自其它文化的視角無疑非常可貴。

 

16世紀初次來到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發現自己希望傳播的教義與中國固有文化格格不入——民間雖然盛行對佛教、道教和各種地方神祗的崇拜，但這些活動基本停留在以避禍、祈福為目的的功利層麵；社會上層幾乎為信奉儒家思想的士大夫階層所把持，而這種理念從其開始就保持著一種世俗、無神論的世界觀。基於在西方傳教的經驗，傳教士們將這片大陸上眾多生靈皈依的希望寄托在了皇帝身上，認為皇帝一旦接受基督教會自然帶動臣民信教。而想要打動皇帝就必須與官員接觸，並試圖贏得他們的好感。

 

為此，首批傳教士們首先以哲學和倫理學家的身份示人，因為倫理道德的探討比神秘主義教義更容易讓中國文人接受。利瑪竇等人深入學習儒家經典，試圖在上古典籍中找到與基督教世界觀的契合之處，並嚐試以中國已有的概念解釋天主教諸多要點；他們向開明的官員介紹西方科技知識，以好奇心為媒介引起對方對更深刻的宗教理論的興趣；為了使天主教不被看作隻是另一種來自西方的宗教，傳教士們還對中土流行的佛教做了犀利的批評。這些努力一度讓他們受到士林的歡迎，但雙方觀念上的不同還是很快暴露了出來。

 

基督教教義和儒家倫理有一些相似之處——比如基督教導“愛鄰如己”，儒家講“仁者愛人”；基督教提倡克製欲念，儒家要求“克己複禮”；基督徒可以為信仰殉難，儒家推崇“舍生取義”。然而由於基本觀念上的差異，儒家文人士大夫很難真的接受傳教士的理論——中國人心目中的“天”和“上帝”並沒有明確的人格，而更像是“冥冥中主宰萬事萬物的無形力量”，這與基督教的造物主、全知全能的神有根本上的不同；靈魂不滅是基督教的基本觀念之一，但中國人並不真的相信有脫離肉身而存在的獨立靈魂；儒家相信“人性本善”，而基督教認為人有“原罪”；儒家通過“修齊治平”可以達到“內聖外王”的境界，而基督徒隻有信仰耶穌才能獲得救贖。

 

基督教的創世、道成肉身、三位一體等觀念在儒家文人看來荒謬絕倫、匪夷所思，這些教義的傳播無疑會擾亂聖人之道的德化，而且西式習慣、禮儀也與中國傳統相違背——自己信仰基督得救而列祖列宗卻隻能在地獄中受永刑，這令崇尚“孝道”的中國人難以接受；基督徒不分男女一同在教堂做禮拜，被恪守禮教的衛道士視為傷風敗俗的行為；基督教隻承認一夫一妻，這顯然也不受習慣於三妻四妾的官僚們待見。

 

儒家講究綱常名教，其倫理道德的核心是通過不斷完善內心修養，達到自身道德的完滿，並進一步實現同社會的和諧；而恪守本分，遵從上下分明、尊卑有別的等級秩序就是達成這種“和諧”的途徑。基督教義中“人人在上帝麵前平等”的觀念，對強調君臣父子的等級秩序乃是天理的一部分的儒家傳統無疑是一種挑戰：

 

“……愛親仁也，敬長義也。天性所自現也。豈索之幽遠哉？今利瑪竇獨尊天主為世人大父、宇宙公君，必朝夕慕戀之、欽恭之。是以親為小而不足愛也，以君為私而不足敬也……親雖虐，必諭於道。君雖暴，猶勉之至仁。如拂親抗君，皆借口於孝天主，可乎？”

 

祭天在傳統禮儀中是天子的特權，普通百姓如果也同樣祭拜“天主”被視為一種僭越：

 

“吾入謂物物一太極，天命之謂性，故人人可以成位於中。至於尊卑名位，則森然不亂。故天子事上帝，諸侯祭山川社稷，大夫五祀，士祭其先。今既謂天主至大至尊，又令家事而戶奉之，與佛老二像何異？”

 

與西歐王權、教權分離的狀況不同，中國的皇權超越一切，“是一種製約世界、時空、社會以及一切宗教勢力之秩序的基本權力”；精神上不依賴政權，且有自己獨立組織的教會，其存在對帝國的穩定是一種潛在的威脅；西方殖民者在東南亞一帶的侵略行為，也引起了中國政府的警惕，懷疑傳教士不過是殖民者的先鋒。

 

書中從不同方麵展現了中西雙方對彼此間文化差異的態度——中國文士以聖人門徒自居，帶著不容置疑的道德優越感，對無非是另一種海外邪說的基督教嗤之以鼻；傳教士眼中中國人則普遍缺乏邏輯思維，其哲學包含太多含義模糊、界定不清的概念，無所不包的皇權並沒有給宗教留下自由的空間。毫不奇怪傳教士獲得官方認可的努力以失敗告終；他們的經曆見聞隨著一封封書信送往歐洲，成為那個時代西方人了解東方古國的第一手資料。

 

幾百年前傳教士的觀察未必能概括中國傳統的全部，但《中國與基督教》中展示的對異邦文化的初步印象仍然具有啟發性。時間不可回溯，讓今天的中國完全回歸所謂“傳統”已幾乎不可能；對本民族的過去多加自省，並對外來事物保持開放態度，這或許是全球化的當下更為理性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