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小珂
Everything is story.
塔爾圖(Tartu)是愛沙尼亞第二大城市，也是著名的大學城，全城人口十二萬，其中大學生就超過了二萬。
塔爾圖大學由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Gustav II Adolf)建立於1632年，當時名稱是古斯塔夫學院。
昔日的“北方雄獅”，拿破侖最崇拜之人 - 古斯塔夫二世，如果不是37歲就英年早逝於呂岑之戰，也許，現在的塔爾圖還屬於瑞典。
一戰結束愛沙尼亞取得獨立後，古斯塔夫學院改名塔爾圖大學，這是全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在整個歐洲也享有盛譽,該校與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同為科英布拉集團成員。
科英布拉集團（Coimbra Group，簡稱CG）成立於1985年，是由40個歐洲大學組成的大學網絡，其中不乏許多歐洲最古老及最富聲望的大學，素有歐洲常春藤聯盟之稱。6年多前，我們第一次去葡萄牙，曾經拜訪科英布拉大學，兒子至今印象深刻。
塔爾圖校園裏有一座圖章模樣的紀念碑，圖章上鐫刻的是古斯塔夫國王的顧問 - 約翰·斯凱特(Johan Skytte)，正是由於他的倡議，國王才決定設立這所大學，他也是塔爾圖大學的第一任校長。
約翰 斯凱特在政治學上的影響力大約相當於諾貝爾在科學上的影響力。約翰·斯凱特政治科學獎 （The Johan Skytte Prize in Political Science），被稱為政治學的諾貝爾獎,該獎項開始於1995年，2023年度約翰·斯凱特政治科學獎授予著名國際關係學者亞曆山大·溫特和瑪莎·芬尼莫爾。
大約正逢暑假，塔爾圖大學裏很安靜。
沒想到，在塔爾圖大學校園，竟然有一處500多年曆史的廢墟，這就是曾經的塔爾圖大教堂遺址。
這座哥特式教堂建於13世紀上半葉，1525年這座高達66米的宏偉建築毀於新教徒之手。
隨著歲月的流逝，大教堂也慢慢淪為廢墟，如今這兒是塔爾圖大學博物館的一部分。
那天廢墟區隻有我們仨，廢墟裏架設的喇叭裏，不停地播放著模擬的昔日僧侶們竊竊私語的說話聲，讓我們在穿越一個個殘破的拱門和立柱時，多了一份曆史感。
對我來說，與其修舊如新，不如讓曆史就這麽凝固於此。
塔爾圖市政廳廣場上矗立著一行大字：Tartu2024，原來塔爾圖和奧地利的巴特伊舍爾(Bad Ischl)與挪威的博德(Bodø)一起被評為2024年的歐洲文化之都。
正在維修的塔爾圖市政廳建於1789年，采用早期古典主義風格建造，是當地最重要的建築之一。
這組塔爾圖藝術博物館前的雙人雕塑“鄉村婦女”(‘Countrywomen’),由雕塑家Mare Mikofi完成於1974年。
雕塑“父與子”("Father and Son")，是塔爾圖街頭最著名的一組雕塑，是雕塑家 Ülo Õun以他和他當時不滿2歲的兒子為模特兒創作的。
父親陪著兒子一起長大，但兒子逐漸長大的同時，父親卻慢慢老了。
這座紀念碑是蘇俄留在塔爾圖的很少的遺跡之一，紀念碑立於1849年，以紀念俄羅斯曆史上偉大的軍事家和統帥巴克萊(Mikhail Bogdanovich Barclay de Tolly)。世人都知道1812年拿破侖率軍攻入俄羅斯後，領導俄軍堅壁清野，把法軍趕出俄羅斯的是庫圖佐夫，但其實庫圖佐夫當時的戰術，卻來自巴克萊的構思。
1813年4月，庫圖佐夫病逝，接任俄國和普魯士聯軍總司令的也是這位巴克萊。他先後指揮了庫爾姆之戰和萊比錫之戰，連續挫敗法軍。1814年3月，巴克萊指揮俄軍進入巴黎，被沙皇晉升為陸軍元帥。
我們身後的這座雕像是尼古拉·皮羅戈夫(Nikolay Ivanovich Pirogov)，他是俄羅斯著名的醫生，戰地外科的奠基人，他是第一位在戰場手術中使用麻醉的外科醫生，曾經就讀並授課於塔爾圖大學。
告別塔爾圖之際，兒子執意去這兒的麥當勞買了漢堡，要看看這兒的麥當勞和北美的有何不同。
愛沙利亞的首都是塔林，但這個國家的建國之地卻是在海邊的這座美麗的小城帕爾努(Pärnu)，它是愛沙尼亞第四大城，是著名的度假勝地，也被稱為愛沙尼亞的“夏都”。
建於15世紀的紅塔(Red Tower)，是帕爾努曆史最悠久的建築，也是這座城市的象征。
外表看起來很小的紅塔曾經是帕爾努要塞的一部分，曆史上這兒也曾做過當地的監獄。
紅塔內可看的東西並不多，倒是閣樓上播放的360度球幕電影，讓我對愛沙利亞的曆史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這部電影介紹了從冰河期當地土著人的生活，以及13世紀寶劍騎士團進入以後，當地人如何慢慢被歐化的進程。
帕爾努建於1251年，先後被德國，瑞典，立陶宛，波蘭占領, 1918年愛沙尼亞爆發獨立戰爭，當年的2月23日愛沙尼亞獨立宣言在匆忙之中，由Hugo Kuusner在帕爾努的恩德勒劇場(Endla Theater)陽台宣讀。
劇院1944年遭遇大火，因為它是愛沙尼亞人追求獨立的標誌，蘇俄統治時期，當局堅決不準修複劇院，並於1961年把劇院的殘部徹底炸掉。
如今我們眼前的劇院，是後來異地重建的。
紅塔旁邊就是400米長的Rüütl步行街，它是帕爾努的主要街道。
街道兩側遍布酒店，咖啡館和各式商店，這是體驗帕爾努人日常生活的最佳地點。
步行街的盡頭，有一座雕像，是愛沙尼亞詩人和記者Johann Voldemar Jannsen，他寫的詩《Mu isamaa, mu õnn ja rõõm》(我的土地，我的歡愉)，後來成為愛沙尼亞的國歌。
帕爾努城市不大，教堂也不多，但這座有著針尖似塔頂的教堂卻特別引入注目。
從遠處看，我根本想不到這居然是一座東正教教堂。1764年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來帕爾努訪問，其後出資建造了這座冠以了她的名字的東正教教堂 - St. Catherine's Church(聖凱瑟琳教堂)。
這座教堂建於1768年，比當地大多數東正教教堂的建造要早了一個世紀，所以它的外表並不是典型的洋蔥頭形狀。
進入教堂，我們下意識地按照在塔林的規矩，老老實實地放下相機，結果教堂管事的用很不流利的英文對我們說，你隻要捐款，我就允許你們拍照。
東正教教堂和天主教教堂的最大區別，除了前者滿壁的聖像，就是氣味，彌漫在整座教堂裏的濃鬱的有點類似於檀香又不同於檀香的熏香。
東正教的大部分禮儀都包括焚香，主要有三層含義：
第一是舊約聖殿禮儀的延續；
第二象征信徒的禱告如嫋嫋上揚的香煙，會直達上帝；
第三代表信徒對上帝和聖徒們的敬意。
帕爾努人口不到四萬，是我們經過的愛沙尼亞三座城市裏最安靜的一座。
這是塔林門，因為門前的那條大道直通塔林而得名，它是波羅的海唯一僅存的17世紀城門。
風景如畫的帕爾努河(Parnu River)。
告別了帕爾努，一路南下，我們也就此告別了愛沙尼亞。
不知不覺，我們再次進入拉脫維亞。
矮矮的木屋，高高的樹林，清新的空氣，安靜的小路，歐洲之肺 - 我們又回來了。
在機場順利的還了車，8天，12座大城小鎮，2400公裏的行程，至此告一段落，LG的成就感有點小爆棚。
還完車，我們準備叫Uber去預定的酒店，才發覺拉脫維亞沒有Uber運營，機場接客處提供服務的隻有出租車，15分鍾的裏程居然要60歐。
兒子認為當地雖然沒有Uber,但一定會提供類似的網約車服務。
離開機場，一邊走，兒子一邊上網搜尋，到了一個路口，兒子不僅下載了Bolt - 拉脫維亞版本的Uber,而且預約好了司機，10分鍾後，對方準時來到，送我們抵達當晚的酒店，收費僅僅8歐。
那個曾經哭著在雨中攀爬五漁村潮濕，陡峭的山坡；那個在克魯姆洛夫的夜晚，生怕迷路，緊緊牽著我的手；那個在埃武拉的人骨教堂嚇得渾身發抖 - 的兒子，不動聲色間，長大了。
前麵，是我們此次波羅的海旅程的最後一站 - 拉脫維亞首都裏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