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貢之言與孔子有別,同者唯“恭”耳,“溫、良、恭、儉、讓”在己,而“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發在己,用在人。你溫、良、恭、儉、讓,做得再好,也未必能“得眾,人任,有功,使人。”實際上,孔子本人便是例證。
後儒把“溫、良、恭、儉、讓,”“恭、寬、信、敏、惠,”“仁、義、禮、智、信”見好就嘉,自己做不到,便勸別人去做。各個好言高大上,卻避談現實,因一說現實就要麵對“路有凍死骨”這樣的具體問題,難免說些不平不忿的話——輕擇丟官罷職,重則掉腦袋。
孔子推崇的優良品格裏沒有“真”,結果導致後儒不重實際。如孟子說,“先立其大者 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他覺得自己什麽都行,正因為他隻說不做,沒幹過具體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