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新得395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好的歸君子，不好的歸小人，這種話說多了，他自己也信了。心理暗示作用逐漸強化固化他的思維模式也非黑即白。這種簡單化思想模式，用於理論行，實踐則不行，因理論是總結歸納、化具體為抽象之過程，而實踐是解決具體問題之過程。舉例說，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說得好聽，具體怎麽做呢？怎麽才算直？標準是什麽？卻沒有說。樊遲自然還是一頭霧水。再問子夏，子夏自以為明白，他說舉皋陶、伊尹那樣的人就行了。聽著是那麽回事，實際還是等於沒說。誰都願意用皋陶、伊尹那樣的人，桀紂也明白這個道理，但在具體用人，選人的時候，一個人一個樣。比如，孔子知道的管仲，直乎？孔子之後的吳起，枉乎？

這個問題，荀子給了一個回答，“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 然，之後的呂不韋，是直還是枉呢？趙高呢？始皇用之盡心盡力，始皇一死突然枉了，又當怎麽說呢？

荀子以“禮”為直，不再簡單說以直人錯枉人，是一種思想進步；漢設內朝、外朝，唐設科舉，這些以製度錯諸枉的思想本來都是進步。隻不過，由於後儒過分推崇孔子，法製一直沒有真正發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