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鬥筲之人,何足算也。”
“行己有恥,不辱君命”,高潔之士,事情可能辦砸了;鬥筲之人張儀無信無義,卻能達成使命。孔子看不起“言必信,行必果”之人,又說,“民無信不立。” 不知信何以立?他似乎覺得,我是君子,老百姓就應該信我,聽我的召喚。然而當真出事了,孔子也知道不行。
齊欲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子貢不負使命。注意,孔子自己不去。他知道子路,子張、子石(公孫龍)包括他自己,都能不辱君命,但化解不了危機。真到用人之時,才顯出誰是可用之才,誰光說不練。
孔子一如尼采,自己看重的就推崇,自己不能的就貶斥。思想者在“真”與“好”之間平衡——真不一定好;為政者在“好”與“成”之間平衡——好不一定成。孔子顯然是重“好”略“成”,但尚不失真——如不辱君命——可能達成君命,也可能達不成使命,但也不辱於君。孔子之後的儒者如孟子,重心高嘴贏,對真不真則莫不關心。比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說得頭頭是道,而現實卻是,虎狼之幫秦國滅了六國,一怒就屠城的成吉思汗,平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