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
此句朱熹的解釋一直被當作正解:“誌於道,誌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如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據於德,據者,執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於仁,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遊於藝,遊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禦、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遊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這種高大上的解釋,在錢穆寫的曆史裏,勞思光寫的哲學史裏,猶是主導思想。
“道”與日常之“當”直接畫等號,一下將“道”降到了“義”的層麵。“義”,宜也。儒家講“道”,大到天理,小到“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全都是它,漫無邊際,於是“誌於道”其實不知誌於何處。舉例說之,愛因斯坦誌於科學,而拒絕去以色列當總統。他誌於什麽,很明確。而儒家的“道”涵蓋麵大而模糊,學者往往上來就立“大誌”,各個想出將入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具體怎麽做?還是仁義道德那一套大而空泛之談,在儒人眼裏,愛因斯坦所誌,不過是“藝”。
儒家思想誤人之處就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