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後儒解說都按同一思路,“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聖人尚且猶憂,一般人更應加倍努力。卻無人問,聖人尚且憂慮做不到,一般人做不到就很正常,那麽應該怎麽辦?即理想與現實如何協調?
孔子訂了高標,罕言底線;孟子好高騖遠,空言“仁者無敵”。由於這兩個人對中國文化的深遠影響,致使好人越管越嚴,對大奸大惡卻毫不辦法。約束了諸葛亮、卻管不了曹操,對篡位的司馬氏更轉為歌功頌德。
我們希望人人成為君子,但無法要求人人都是君子。普通人的行為規範的底線是法律,不是“禮”——禮不下士人。人的普遍道德水平提高了,我們隨之抬高底線,一步一步漸進發展,人類文明的目標是仁者君子社會——譬如北辰,定向之高標,遙遠之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