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卡普蘭
愛德華•蘭斯代爾生於1908年，死於1987年。他是美國最重要的軍事專家之一，也是一個曆經沙場的軍人，可是卻鮮有人知。《未走的路》的作者布特把他比作“美國的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這個比喻非常貼切。他反叛，有點古怪，可又充滿了魅力。他具有和人打交道的神奇的能力，這種能力使得他能和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周旋；他相信戰爭的藝術是去吸引那些旁觀者、取得那些尚未表態人的支持。
他菲律賓領導了一場和遊擊隊作戰的戰爭，從而改變了這個國家的曆史走向；他在越南出謀劃策，是越南戰爭剛開始時的一個關鍵人物。如果美國政府當初采納了他的建議，越南還會落入北越手中，可是美國的死傷人數會減少很多，不會有58,000人死在那裏。《未走的路》從浩瀚的書海中參考了無數曆史資料，是一本英雄史詩般的鴻篇巨著，讀後給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它的風格體裁是：主人公是一個鮮為人知的英雄，通過講他的故事去捕捉當時的年代。
蘭斯代爾在底特律長大，鄰居街坊都是工薪階層。他父親做汽車生意，成功後，全家搬到了郊區。他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讀大學，專業是英語。讀書期間他在預備役軍官訓練營接受訓練，結業後成了一名預備軍官。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在戰略情報局工作，任務是收集情報和招聘情報人員。他說，“雖然沒有做什麽驚天動地的事，可是我很喜歡這個工作。” 在那裏幹了一年以後，他應招入伍。在二戰結束時他被派到菲律賓，在那裏待了幾年。1950年他重返菲律賓，身份是菲律賓政府的參謀，這時候他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
蘭斯代爾和英國軍官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上校（Thomas Edward Lawrence）以及美國軍官基特·卡森（Kit Carson）所見略同， 他也認為戰爭可以是武鬥，也可以是文攻。他說，“我總是覺得，如果你要向上麵報告什麽事，你不能隻聽別人的話，要自己出去用眼睛看。” 他去接近、了解當地的百姓，把他們當自己人一樣對待。這種做法是他性格的自然流露，而那時候的美國軍官中很少有這樣性格的人。他認為，對某個國家政策的答案應該來自於這個國家的土地。有一個菲律賓人評論，“除了魔鬼撒旦以外，蘭斯代爾有能力和每一個人交朋友。”
菲律賓的遊擊隊企圖推翻政府。蘭斯代爾很快意識到，菲律賓禦用軍魯莽行事，他們正在和當地群眾結仇，而這些人是需要爭取過來的。他和當時菲律賓總統拉蒙·麥格塞塞（Ramon Magsaysay）是朋友。兩人關係很親密：他住在總統府；為了在某個問題上達成共識，他們會一連幾天鑽進山裏考察。
在菲律賓和遊擊隊作戰的戰鬥中，蘭斯代爾第一次提出了“公民行動”這個說法。他的意思是要給農村老百姓好處，這樣他們就會和你站在一起。布特說，蘭斯代爾是當年少數幾個讀過毛澤東著作的人。蘭斯代爾曾經引用毛澤東的話，“我們要和群眾打成一片。”（Keep the closest possible relations with the common people）。和群眾打成一片，講得輕一些，是和當地老百姓相處時，說話要和氣，不要打人罵人，講得重一些，就是不要歧視，不要發生衝突。蘭斯代爾憎恨空襲，因為這傷害了很多無辜。他給菲律賓戰士配備了照相機，讓他們把打死的敵人拍下來。這個步驟簡單，可是意義重大。它讓死傷人數計算更精確，同時也讓戰士不要去傷害婦女和兒童。在1950年早期，蘭斯代爾就有了討厭死亡人數計算的念頭。
在菲律賓戰爭勝利前夕，蘭斯代爾去了越南。在那裏他最大的敵人不是越南人而是美國軍隊裏的高官。法國馬上要從越南撒退了，美國要去扮演美帝國主義的角色。1954年法國戰敗後，越南分裂成兩個部分：南部親西方，稱為南越；北部反西方，稱為北越。北越被一個鼓吹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政權統治著，它非常激進，發動了遊擊戰爭。
蘭斯代爾沒有得到約瑟夫·勞頓·科林斯（Joseph Lawton Collins）的支持。科林斯是當時美國駐越南大使，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太平洋戰區和歐洲戰區領兵打仗。正是因為這個經曆使得科林斯形成了打仗的思維模式，而這個模式，根本不適合用於越南。和這兩個戰役相比，越戰要遠遠複雜和艱巨得多。科林斯想要把南越雇傭軍減去一半，他認為開支太大，太花美國納稅人的錢了。對此蘭斯代爾有不同的想法。他想應該去占領那些被法國人和北越放棄的農村，然後把當地的民兵編入正規部隊。他認為對付北越應該用越南的模式，而不是直接套用外國的。
1955年蘭斯代爾和他的團隊為南越寫了一份反暴動計劃。這個計劃的核心理念是保護當地的老百姓，贏得他們的支持，而不是去打一場又一場的大戰役，占領更多的地盤。他認為，後者隻有在有非常可靠的當地政府支持的情況下才是上策。就像當年在菲律賓時和麥格塞塞總統交際往來一樣，在越南他也和政府官員和部落首領聯絡友誼，他的朋友中包括南越第一任總統吳廷琰（Ngo Dinh Diem）。有人責怪他用錢去收買這些人，可是就像當年英國人為勞倫斯辯護的那樣，“沒有人提供金子，他肯定幹不了這事，可是既便化了十倍的錢，也沒有人能幹成這事。”
蘭斯代爾在50年代憑直覺和天才預計到：將來隻會打遊擊戰，卻不會有像第二次阿拉曼戰役和斯大林格勒戰役那樣的戰役。他給肯尼迪政府提議，美國需要派一個新的駐越南大使。這個大使要能夠通過同情去影響亞洲人，清楚北越正通過遊擊隊戰術去顛覆南越。在幾萬具屍體從越南戰場運回美國後，強生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華爾特·羅斯托（Walt Rostow）後來寫到，蘭斯代爾給了當時最後一次機會去避免這個悲劇的發生。
南越的吳廷琰剛開始時和美國對著幹。蘭斯代爾在1950年指出，即使吳廷琰有很多問題，可是他仍然是西貢南越政府總統的最佳人選。他擔心的是吳廷琰的弟弟吳廷瑈和他的妻子陳麗春。他覺得吳廷瑈是一個類似墨索裏尼的人，偏執多疑。他的擔心與日俱增，可是盡管如此，他還是給肯尼迪總統建議：讓吳廷琰繼續當總統。
肯尼迪政府沒有聽從蘭斯代爾的建議。吳廷琰下台了，隨之而來的是內戰、更多的暴動。“戰略村計劃”也以失敗告終。這個計劃通過保護村莊的辦法不讓北越軍隊入侵，從而達到控製農村平息叛亂的目的。不久吳廷琰被刺殺了，他的死讓越南的形勢從狂風惡浪變為千鈞一發。於是，美國大規模增兵，死亡人數激增，百姓人人皆為恐怖分子。戰爭就這麽持續下去一直到1968年。那年克賴頓·艾布拉姆斯將軍任駐越南美軍最高指揮官，他把戰略戰術調整到類似蘭斯代爾所說的那樣。
這本傳記小說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段是蘭斯代爾向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匯報越南情況。那是1961年，他剛從越南回來，麥克納馬拉是當時的國防部長。在麥克納馬拉一塵不染的辦公室裏，他把一大堆沾著血和泥土的武器扔到辦公桌上，舉止粗魯。他告訴部長，這些是剛剛使用過的武器。然後他開始匯報：北越敵人身著破破爛爛的睡衣，腳穿拖鞋，南越軍隊靠著美國提供的精良裝備武裝到牙齒，可是北越輕而易舉地打敗了南越。他們怎麽贏的、為什麽會贏。他告訴部長，戰鬥的輸贏不在於武器裝備、生活設施，而在於理想和信念，而北越政府不乏這些。麥克納馬拉聽著，臉上毫無表情，他不能理解這些。蘭斯代爾的匯報代替不了數學的邏輯，畢竟國防部長是靠著數字生活和呼吸的。
另外，蘭斯代爾也沒有得到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William Childs Westmoreland）的支持。威斯特摩蘭將軍是約翰遜總統當政時期的軍隊總司令，他在1964年至1968年越南戰爭期間任駐越南美軍最高指揮官。蘭斯代爾在60年代中期的一封信中寫道，“農民正在稻田裏種地，他們的位置正好在射殺目標的範圍裏。是格殺勿論，還是應該受到保護？” 威斯特摩蘭選擇了前者。蘭斯代爾1968年不再讓管越南的事情，1972年當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他收到了調遣令。15年後蘭斯代爾去世，他死於心髒病，亨年79歲。
布特沒有忽視蘭斯代爾的失敗和不完滿之處，他在書中提到蘭斯代爾和家裏人關係不好。他把主要篇幅集中在記錄蘭斯代爾想法，以及蘭斯代爾是如何把這些想法運用到東南亞的。按照布特判斷，如果麥克納馬拉、威斯特摩蘭和其他美國將軍聽從蘭斯代爾建議的話，戰爭不會那麽血淋淋，也不會化那麽多錢。《未走的路》給一個優秀卓越的男人畫了一幅肖像，畫的是那樣的逼真和生動，也很理智地挑戰了一個未經腦子思考的假設：這場戰爭是命中注定要失敗的，而這個失敗是如論如何也挽救不了的。
照片：網絡
翻譯：魏玲
——————-美國政府了解普通中國人民嗎？
中共了解普通美國人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