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

寫父親太難，因為我不敢說我有多了解他。說他是知識分子，他沒有著書立說，說他是幹部，他又沒有傲人的槍林彈雨的革命經曆。可滿書櫃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書籍，滿書櫃的馬恩列斯全集，滿是圈圈點點及評注，這又該怎麽解釋呢？

寥寥記憶

這一代人都該記得，從小學加入少先隊起，就要填家庭成分。毛時代創造了兩種獨特的成分“革幹”、“革軍”。一言以蔽之，不管你的老祖宗是幹什麽的，隻要父輩革命了，既往不咎，授以新的頭銜，頗有封爵的意味，形成了一個中國特殊的階層。可對普通百姓就要上查三代，祖父、曾祖父是地主的，不管你的父輩是讀書的還是賣菜的鐵定是地主出身，“生而不平等”就這樣簡單、明確地決定了我們人生的起點，賦予我們不同的人權。我問父親我該填什麽，父親告訴我填“職員”（從爺爺說起）。可他確實是幹部，文革前一直在郵電部和東北局工作。

父親喜歡攝影，我們幼時留下了許多照片，文革中毀了很多。記得看過姐姐的第一個影集，是爸爸親手做的，白緞子的封麵，畫了一個小女孩。後來父親的3台相機都寄賣了，來客人的時候還要借相機照相。一次父親學生時代的朋友侯叔叔到家裏來了，在陶然亭公園給我們照了很多相。我很奇怪，平常都是父親給人照，這回怎麽是別人給我們照呢？聽姐姐說，這個侯叔叔也喜歡攝影，後來去了延安；他的妹妹（侯波）是國家領導人的私人攝影師，開國大典的經典照片就是她拍的。

父親沉默寡言，整天不是看書、爬格子，就是寫大字。有時會照著一本書，閉著眼睛練氣功，我小時候很怕看他那個樣子。父親還有一個愛好就是吹口琴，那大概是他唯一的娛樂了。二姐小學時寫了一篇作文“我的爸爸”得了一等獎，登在北京市小學生優秀作文選裏了，是寫父親怎麽見縫插針學俄語。建國初期，父親是郵電部經濟政策研究室主任，一切都要跟隨蘇聯老大哥的腳步走，學俄語是必然的。

調離京城

1960年中蘇決裂，9月政治局決定成立6個中央局，北京抽調大批幹部去各個地方局，先是聽說父親去華東局，可是後來卻去了東北局。母親講，當初調動還是照顧南北方人的，父親是嘉興人，調華東局。可是室裏有個東北人調東北局卻不肯去，1960年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剛剛開始，東北的情況很差，父親主動跟他換了。直到1965年戰備，周總理在人大會堂作報告，動員調幹家屬離京，母親、爺爺和我去了沈陽與父親團聚，兩個姐姐仍留在北京求學。

到了沈陽才知道外地與北京的差別，才知道機關大院裏與院外的區別。當時沈陽不象北京有很多公共娛樂場所，所以到沈陽的第一年，我的課餘時間都是在院內度過的。院裏有物美價廉的商店，有美味佳肴的大食堂、小食堂及營養食堂，滑冰場、遊泳池，果園，綠蔭叢中的辦公樓和宿舍樓，獨立的蒙古包、小別墅；還有仿照人大會堂建的大禮堂，可以打乒乓球，台球，放映內部電影；周末還可以跟警衛戰士一起打靶……院裏的生活與院外的沈陽有天壤之別。真是天高皇帝遠，外省官比京官享受多了。

文革初期

1966年文革開始了，父親變得更沉默寡言。一次我晚上要去學校，臨走前父親叫住我，囑咐說：“在學校不要亂說，57年反右時一些學生就是口無遮掩被打成了右派。”那時父母的朋友親屬中都有被打成右派的，隻是我不清楚，不懂得什麽是政治鬥爭 。隨著文革的展開，局麵越來越難以控製，原本外人不能進來的大院也來了許多造反派。父親那憂鬱的眼神，父母間的竊竊私語，給我一種不祥的預感。終於有一天，父親進了學習班，抄家的人來了，刨地三尺要找進行特務活動的證據，在一無所獲的情況下居然把一個普通的烤麵包片機宣布為發報機帶走了……我也真佩服爺爺的勇氣，他竟然對那些抄家的人喊，“我兒子是革命的！”爺爺心愛的雲竹和大大的金魚缸也被無情地打碎。

從造反派的口中，我才知道父親是有曆史汙點的人，參加過三青團，加入過國民黨 ，並被冠之為國民黨的接收大員，蘇修和國民黨的雙料特務，保皇黨，保宋、馬、顧、喻、徐……

多年後父親解釋說，學生時參加的三青團，就像現在參加共青團一樣；國共合作時期，42年參加了國民黨，當初許多共產黨員都參加了。日本投降時由重慶派到北平工作，就成了接收大員；五十年代中國全盤照搬蘇聯的經驗，與蘇聯專家有工作關係，故脫不了千絲萬縷的瓜葛，亦被懷疑為蘇修特務。父親悲憤地說：“沒有常識，沒有一點曆史常識！” 至於說保皇，父親始終堅持說，“你們誰與之共事了？有什麽根據？”父親真正與之共事的是顧卓新，因為顧卓新分管經濟。其實東北局的幹部大多是保皇的，造反的多是搞後勤的、機要的、警衛的，再加上外來的造反派。後期有的幹部看形勢不好，才反戈一擊，這些“順潮流者”大都逃過了下鄉的命運而被安排在省委各個部門。

文革中父親究竟挨了多少整，受了多少苦，我並不清楚。一次他被造反派押著回家拿東西，我正在給遠在北京的兩個姐姐寫信，父親瞟了一眼，欲言又止，走到門口時還是回過頭來，鬱悶地說，先不要告訴她們吧。看著父親那毫無光澤的雙眼，我的眼淚一下就湧了出來……後來父親從學習班去了五七幹校。曾碰到一個院裏的小孩，他因為年齡小跟父母一起去了五七幹校。他對我說：“我看見你爸挨鬥了！”正當他神神秘秘還要對我說什麽的時候，我對他說：“別說了，我不聽！”不知當時是一種什麽情緒，我斷然拒絕了他。以後陸陸續續地聽說，父親在那兒吃不飽，白天勞動很累，晚上炕把褥子燒糊了一大片還沒感覺到。，父親的胃做過大手術，到東北局後一直在營養食堂吃飯。他不能吃粗糧和硬東西，吃東西也比較慢，所以在給定的極短時間內，根本不能果腹。老鄉還偷著給他送過吃的，他也買過餅幹趁沒人時吃。。當地的老鄉形容這些五七戰士是，“破棉襖草繩子，一人一塊大手表。”手表當初在農村還是罕見的。

五七戰士

1968年人民日報報道了柳河五七幹校，同時發表了毛的最新最高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該這樣做。”東北是極左的，幹部先去了五七幹校，繼而在1969年 讓這些五七戰士連同妻兒老小一起下鄉，東北局也撤銷了。母親跟父親不在一個單位，想設法留下，可是爺爺是沒辦法留下，隻好跟父親一起走。我從青年點回來送他們。火車開到葉伯壽，下來吃中飯，到處都是下鄉的幹部及家屬等著縣裏出車送到下麵。一輛卡車拉著東西，我和爺爺坐在司機旁，父親就與行李一起坐在車廂上，那是大冬天，上麵有多冷，我當時是沒想過的，也不知道，直到後來有一次我們幾個知青搭乘大卡車，才知道那是可以凍死人的。

卡車走陡峭的盤山路，走幹河套，繞過一座座山梁，在山腳下有幾戶人家，冒著縷縷炊煙，我以為這就是了吧，可卡車沒有停下來。望著山上皚皚的積雪，耳邊響著呼呼的北風，我突然覺得就像小說裏寫的流放西伯利亞一樣。卡車終於在一個小山岰停下來了，老老少少有十來個人等在那兒，拿著小旗，敲著鑼表示歡迎，完整的地名是遼寧省建平縣蘿卜溝公社柴杖子大隊交界溝小隊。聽聽這個名字，你該可以想象一下那會是怎樣的一個在荒山禿嶺下的小山溝，住著世世代代沒有出過山的老農。

生產隊騰出一處茅草房，一進門中間是做飯的，有個灶，左右是兩間屋。東西搬進來後，天黑了人散了。左邊一間屋的炕已經燒熱了，爺爺一坐下，馬上站起來驚訝地說“非燙的”。爺爺是南方人，從來沒見過炕，所以很驚奇。三代人一鋪炕不知怎麽睡，還是父親說，掛條床單把炕一分為二吧。爺爺、父親在一邊，我在另一邊。

沒過多久，母親抵不住逼迫，下到了農村，我也從青年點轉回了家。有一次，父親去參加公社在某個生產隊召開的會議，天快黑了還沒回家，母親很著急，跟生產隊的人講。他們說早該回來了，怕是迷路了，於是召集幾個人，打著燈籠，敲著鑼四處去找，感謝老鄉們在山裏找到了他，已經是半夜一二點鍾了。那次真的很危險，在寒冷的冬夜，山裏經常有饑餓的狼群出沒。

我雖然回到了家，但很快被安排到大隊學校做民辦教師，由於不習慣走山路，就住在學校，周末才回家，所以也不清楚父親是如何在生產隊勞動的。我無法想象他瘦弱的身軀在田裏那般辛苦勞作的情景。鄉親們是樸實的，他們沒有批鬥父親，反而羨慕父親是“拿餉”的人。在那十個工分才值一毛多錢的窮鄉僻壤，父母的工資成了生產隊的財源，隊裏春天買化肥來找父親“借錢”，要添置馬匹也找父親“借錢”。村裏的婦女們也不挎著雞蛋籃子去大隊小賣部換錢了，都送到母親這兒，一來省了來回走10多裏山路，二來若沒有零錢，母親會多給一些。工資要到公社去領，來回40多裏的山路，母親去不了，父親身體不好走一趟也很吃力，所以任務就落到了我的頭上。開始時還行，工資能如數拿到手。不久大家都知道全公社的五七戰士，父親工資第一高，母親第二。公社書記僅有四、五十塊錢，社員則一年到頭也見不到一分錢，買油鹽醬醋全靠用雞蛋換。以後我去領錢，公社的頭頭們已經把他們私人要“借”的錢扣下了，再後來這種現象幾乎波及到了每一家五七戰士。有人反映給上麵，上麵也有批文製止，可那是執行不了的。那個年代人們還很老實，“借錢”的人沒出大格，雖然沒打算還，但沒有謀財害命。現在想想，我一個人走山路，在羊腸小道上，前不著村，後不著店，任何一個人攔路搶劫，我隻有乖乖地繳械，可是從來沒有發生什麽事。

當地結合

1971年9月13日年林彪東窗事發，引起極大震撼。這也是黨內最大的醜聞，怎樣向全黨全民解釋都不能自圓其說，文革的神話不攻自破了，五七戰士也都感到了政治上的鬆動。緊接著1972年1月6日陳毅去世，毛參加了追悼會，這又給全國數十萬的五七大軍打了一劑強心針。4月24日《人民日報》刊發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人們開始另眼相看五七戰士，陸續解放了一些人。大概是1973年，父親被結合到了建平縣革委會工作，家也搬到了縣城。那是極短的時間，我甚至都沒回過那個家，我當時在青峰山公社中學教書。

不久原東北局的人到了鄰縣的陵源鋼鐵廠工作，很快就打聽到父親，調其到陵鋼。那時陵鋼由原東北局4人，原省委1人，還有原朝陽地委書記及其他一些地方幹部組成了有史以來最強大的領導班子。這些人把壓抑了多年的才華、熱情都奉獻出來了，一年陵鋼的產量就翻了一番，他們生產生活一起抓，廠裏第一次蓋起了大片的兩層居民樓，結束了僅有小平房的曆史；新建了能容納300多兒童的漂亮的幼兒園；還修建了大禮堂，可以開會、放電影。另一方麵也促進了一批老大學生和老五屆的大學生入了黨，提了幹。父親愛才，總是為那些大學生入黨及進入各個部門的領導班子講話，創造條件讓他們發揮聰明才智，力圖改變轉業兵當領導的一統天下。有一個70屆的大學生，申請入黨好多年了，就是入不了。父親了解到是因為此人出生於農村，畢業於北京財經學院，衣著比較講究，被說成是忘本。父親在會上說，知識分子有點毛病可以教育，不要求全責備，不要言過其實。回到家裏對我說：“農村出來的受了高等教育，有變化是正常的，是進步，衣著講究是文明。”其實該人根本談不上“講究”，隻是比一般人整齊幹淨罷了。在父親的關照下，此人入了黨，提了幹，後來很快做到了省物資局的副局長。

陵鋼最初是勞改廠，後來交給地方，一直是不死不活的狀態，自從這些五七戰士組成廠領導班子，鋼產量節節上升，在冶金部掛了號，也名揚四鄰。一些還沒有工作的五七戰士開始來“串門”，交換一些小道消息。過去在機關工作，有不成文的規定，下班後不來往。用現在的話講就是“潛規則”，這是上頭怕底下結黨營私。作為個人也怕授人以把柄，從沒間斷過的黨內爭鬥，讓人心有餘悸，居安思危。

曾有一個東北局老幹部，找父親幫他寫申訴材料。他說一個兒子在天上(空軍)，一個在水上（海軍），他們老倆口在田裏。他1929年就參加革命工作了，因沒有證明人，文革中被改為1945年參加革命，他很不服氣，回憶了1929年至1945年間的事。父親幫他寫到深夜……我感覺那時他已經很老了，帶著一個十幾歲的農村小孩陪他到我家的，也不知他是否等到了改正的那一天。

還有個原省委的人，文革中被抄家，15歲的女兒被強奸，他寫了十幾頁的材料，希望找到犯罪人，繩之以法。他拿材料給父親看，要父親幫忙改。父親改完後給我看了，字裏行間透著一個父親的憤怒、自責和無盡的悲傷。在中國，在那種落後封閉的社會環境，雖不是他女兒的錯，但其一生就被毀了。我見過她，深居簡出，沒有工作，表情木然，不知精神是否還正常。

自顧卓新在安徽複出，要父親去安徽工作，可父親已經沒有什麽幹勁了，不想動。1976年起，當地紛紛傳說五七戰士回城的事，人們開始蠢蠢欲動。77，78年不少人都回了原單位，沒有原單位的人也通過各種渠道回城了。一時間，除地方幹部外，陵鋼就剩下了父親一人。父親不善交際，骨子裏又有一種讓人難以理解的清高和古板。讓他去活動找人調回城裏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我很清楚，父親這種人是不適合做基層工作的，他沒有領導人的魄力，沒有部隊轉業幹部的霸氣，紙上談兵還行，被同僚稱為筆杆子，但要去麵對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他缺乏強有力的手段。

返城工作

後來父親病了，我極力勸他去省城看病。一方麵當地的醫療條件差，另一方麵我想他隻要去了，一定會遇見一些舊故的，也許有機會調回城裏。真讓我猜對了，父親去看病就遇上了我們以前的鄰居，我叫他王叔叔。他沒有下鄉，屬於那種文革後期反戈一擊的人，留在省委組織部工作，專管幹部的。他對父親說，幾年前就討論了這些幹部的去向，念到父親名字的時候，有人說他當地結合了，就被從名單上劃掉了。他知道了父親的現狀，就說調回來吧。父親還在醫院看病，調令就到了陵鋼。那是1979年了。

父親是循規蹈矩的人，按理我是可以和父母一起回城的，可他說等他安定了再打報告，按身邊無子女調我。一年後還是那個王叔叔問到了我，埋怨父親太老實，按部就班打報告不知要等到猴年馬月。以前各部委都有管生活的人處理這些事，現在要自己找接收單位發調令。那次我對父親說，“我從來沒有沾過你什麽光，你也從來沒為我們考慮過，這次我是說什麽也不想當教師了，我要換個工作。”萬事不求人的父親不知道怎樣才開了口，為我找了接收單位。下鄉12年後的1980年我調回了城。如果說他謀過什麽私利，這是僅有的一次。

父母剛回城時，臨時分了兩間房，我回去後沒地方住，就帶著3歲的女兒與父母住在一起。我上班要倒3趟車，倒兩趟車時把女兒送到幼兒園，再坐一趟車到單位，雖然不太遠，但很不方便。一次下大雪，父親不發話，我知道他是不會想讓我搭他的車的，我早早就出去了。下雪天，等車的人多，車又少，好不容易來了一輛車，人們蜂擁而上，根本沒人禮讓，我抱著穿著厚厚棉大衣的孩子，哪裏是別人的對手，隻有望洋興歎的份，心裏一種莫名的委屈。接父親上班的司機看到了我，就轉過來停下讓我上。司機對父親說，“別人私事用車的多了，下這麽大雪，還抱著孩子，這車哪上得去呀。”我聽了別人的同情，眼淚在眼裏打轉，強忍著不讓它流出來。父親和我一路上都一句話也沒說……。當初怎麽那麽傻，怎麽就沒想打個電話請個假不去就是了，天會塌下來嗎？可當初就是當初，是不能以現在的思維置換的。

過了兩天，父親對我說，小孩送長托吧，幼兒園跟你劉伯伯家在一個院裏，他跟園長說了，明天就可以送。劉伯伯是在陵鋼的4個原東北局的幹部之一，回城後在鋁美設計院當書記。我知道父親是看我接送孩子辛苦，也是怕我再搭他的車。父親還告訴我，這回送長托了，就不要去看了。回城後我把女兒送去了省委幼兒園長托，第二天下班我跑去看看，一屋子的家長都在接孩子，女兒啕豪大哭，滿臉的鼻涕眼淚，也沒人管，我的心都碎了，急忙跑進去把她接走了。從此每天去幼兒園女兒都大哭，不管怎麽告訴她，一定接她回家，她也不相信了，整整哭了一個月。那時候孩子送長托的少之又少，與日托的又不分開，看到別人家長來接孩子，沒人接的孩子當然會哭，老師又不給予格外的關注，小孩也蠻可憐的。就這樣，女兒換了所幼兒園，又上了長托。

父親在東北建築設計院工作，院裏給他三間房。那時正是房子很緊張的時候，文革十年後才剛剛開始興建新的職工住宅樓。五七戰士回城沒房子，知青回城沒房子，各單位都麵臨房子短缺的困境。母親想把現住的兩間房留給我，但父親執意要交還，說兩口人住三間房太脫離群眾。那兩間房根本不屬於東北院，交不交沒人關心。可是父親的決定不會改變，他把房門鑰匙交到了省建工局辦公室主任的手裏。他以為那樣做，會維護黨的威信，是理所當然的。諸不知那位辦公室主任轉手就把鑰匙交給了另一個局長，他也是給孩子用。父親交上去的房子並沒有讓任何普通老百姓得到分房機會。我想那位辦公室主任大概會認為父親廉潔得近乎迂腐，太過天真了。父親在鄉下十年，回城後與當時的市風格格不入。

利益分配

父親的壓力很大，不是來自業務而是利益分配。80年代初，分房問題，評職稱問題，獎金分配問題，還有兩地分居問題，文革時留下的派係問題。那麽多矛盾，十幾甚至是幾十年積攢起來的問題，怎麽可能一下解決呢。父親不住在單位院兒裏時，下班時間到了，辦公室裏總有人等著談個人問題，是司機解圍說，“你們不下班，我還得回家呢。”司機是轉業兵，說話氣粗，別人都怕他，隻要他一來，等的人就知趣地走了。後來搬到了院兒裏住，晚上到家裏來的人絡繹不絕，父親幹得很辛苦，也很無奈。

設計院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主要是清華和同濟大學的，還有少數雜牌軍。全院800多工程師，30多高工，還都是文革前定的，那時進高工的名額有限，爭得非常激烈，上報誰不報誰，一碗水根本無法端平。文革時，講大公無私，鬥私批修，文革後，人們開始為個人利益明爭暗鬥。

分房子更是粥少僧多，多年的欠賬一時怎麽補？院裏有一對夫婦，上有老人，下有4個成年子女，都是回城知青，屬未婚大齡青年，很多人反對給他們分房，認為4個子女都工作了，不能算數。可那時，沒結婚的人哪個單位也不會分房給你，何況是回城沒幾年的知青。父親力排眾議，說要從實際出發，予以照顧。該夫婦的親屬在海外是知名人士，曾寫信來說，願意出錢為他們買房。可那個年代，有錢也沒處買房呀。

父親總以為隻要他以身作則了，群眾就會通情達理。發工資的時候，別人告訴他多少是獎金，父親說，“獎金我就不要了。”。在我工作的研究所，所長、書記是拿110%的獎金的，然後是副手，各科室主任，以此類推。就我所知大部分單位都是如此的。父親放棄獎金，確實也感動了一些人，但也有人說，那是因為父親不缺錢。人們爭獎金的勁頭並沒有為此有所收斂。

父親太理想主義，一介書生，與社會脫節，不是對牛彈琴，就是曲高和寡。麵對基層，麵對工作以外的柴米油鹽，那是與在機關工作完全不同的。父親太軟弱，一味求和，不能快刀斬亂麻，缺少決斷能力。麵對那麽多的切身利益，無法苛求那些工程師們能有多脫俗，畢竟物質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父親回城工作的那幾年，主要精力都消耗在了這些“瑣事”中，身心疲憊。

這時期父親的煙也越抽越多，為此母親常常嘮叨。我對母親說，“勸阻若沒有用，就不如不說。”我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洗父親的煙灰缸，臨睡前又清洗一次，早晨起來再清洗幹淨。我同情理解父親的煩惱、苦衷，但不能讚同他無節製地吸煙，我以清洗煙灰缸表示不滿，我想父親心裏明白我所表達的意思。這也是為什麽至今我很反感吸煙，我不願意觸動那苦澀的記憶。從父親被“辦學習班”，我開始關注父親，他與家人是不苟言笑的，很少交流，這個家過於認真，過於嚴肅，缺少溫情，缺少幽默。是父母的性格使然，亦是時代的影響。他的細微變化我都看在了眼裏，我在試圖猜測他內心經曆著怎樣的屈辱、傷痛、矛盾、掙紮、以至最後的心灰意懶。

東北院也算老大難單位。部裏要來人解決領導班子人選問題。母親和我都叫父親借這個機會就不要幹了。我說：“你幹不幹都拿一樣的工資，不幹，也免得家裏象市場一樣人來人往。”父母那代人，都是1956年評定的行政級別和工資，一直到80年代也沒動過，退休也是拿同樣的工資。而我沒說出來的最主要的想法是，父親幹不了一把手的工作。都說文人相輕，清華的看不起同濟的，同濟的詆毀清華的，文革中各群眾組織間積怨甚重，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結滲透在各個環節，再加上那些不爭就會失之交臂的名利，人們失去了理智，失去了平和的心態，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讓人窒息，好似山雨欲來風滿樓。再說了，縱觀曆史，何時有過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呢？就是現在，農民工又如何呢？

肺癌晚期

父親以健康原因向部裏遞了辭職申請，也在全院的職工大會上宣布了退休的決定。我為父親得以解脫感到高興，盼望父親從此能有自己的正常生活。不幸的是病魔早已悄悄纏上他了。

父親還沒退下來時，就有幾次感到發燒不舒服，我叫他去看看，他不肯。退下來後就發現每天午後都微燒，去拍了片子，肺部已經有很明顯的腫塊，可以肯定是肺癌晚期，要馬上住院。我沒有告訴母親，就去醫大聯係住院，才發現回城後父親根本沒辦醫療保健證，這些事文革前是不用自己操心的，有人管，可是東北院不是東北局，自己不提，是沒人管的。我也不懂這些事要找誰，也沒有時間耽擱，心裏很急，就直接打電話找了醫大一把手的女兒，在她的聯係下，馬上就拿到了房間號。

我隻跟父親說再檢查檢查，把父親哄進了醫院。醫院認為沒什麽可治的，隻是打打點滴，父親還是每日發燒，大概住了一周，父親不耐煩了。一日我下班回家看到父親在家裏，才知道是他自己要車回來的。我告訴了母親父親是肺癌，一定要住院。第二天，父親就說肋骨痛。我想醫大他是不肯去了，隻有換個醫院。我跑到腫瘤醫院，說是沒有空房，要等。剛巧我有個插隊的同學在那當護士，我找到她，她跑到後樓，挨屋去查。那是高幹病房，住的都是晚期病人，她終於找到一間空房，於是父親又住進了醫院。我掩上病房門，想到父親為我女兒找幼兒園，我卻為父親找醫院，一絲涼意湧上心頭。

這時癌症已經轉移到肋骨引起了骨折，據醫生講會很痛，每日都打止疼針。這座樓裏住的都是晚期癌症病人，病房裏除了病床，還有一張陪護床，一張書桌，兩個小沙發。母親自文革就再沒有工作過，但她不大會幹家務，更不用說伺候病人，我是責無旁貸，決定請假照顧父親。東北院來人問要不要陪護，我說不用，隻要求他們給我們單位打電話為我請假。父親是很要強的人，他一定不願意被人看到那痛苦的表情，有人來看望時，他總是強打精神，裝出沒什麽的樣子。可我知道他痛得厲害的時候，眉毛會跳，但他從來沒有哼過一聲，醫生都說沒見過這麽堅強的人。

這座樓裏的醫生護士態度倒是很好，他們知道病人一住進來，短則個把月，多則半年，就得向死神報道。所以從來不見他們有什麽治療方案出台，而是開各種營養藥，止痛藥，或者問你想要什麽藥，隻要醫院有的都會給你開。那時醫生是沒有提成的，所以開藥是想減輕病患的痛苦，想在人走前盡量施以人道。

每天早晨醫院的護理員會推出一大車幹淨的床單，要換就自己拿。這時也是陪護人員傳遞各房信息，各種偏方的時候。她們會說，幾號房不行了，捱不過今晚了……，會說喝甲魚血很管用的……人們接著就爭相效仿。這裏幾乎都是老伴陪護，我成了唯一的子女陪護員，人們會疑惑地問，你母親呢？我隻對她們說母親身體不好，不能陪護。母親每天白天都來，買些吃的帶來，陪父親待一會兒，父親總是催她早點回去。

父親的情況很不好，由微燒變成了高燒，出很多虛汗，衣服全部濕透，每天要換兩套衣服。高燒過後，體溫就會低得測不出來，開始時還能吃些東西，後來就全靠點滴維持。早晨的狀況往往是最好的，有時父親會跟我聊一聊天，多數時間是我給他讀讀報紙。

兩個姐姐都在外地，來了也不能長呆，而且她們倆人都害怕晚上單獨與父親呆在一個病房裏，一張陪護床是不可能兩個人住的，所以夜班一直是我。我想她們是因為很少與父親相處，所以會怕。開始時我也想過照顧父親可能有很多不便，但當你看到病人是那麽無助，那麽痛苦時，你就隻想盡力減輕他的痛苦，別的就什麽都不會想了。真的，我什麽都做了，那是不能事先或事後想象的。

快過年的時候，父親對母親說，要給兩個小家夥禮物。父親是指我的和二姐的女兒。我們家是沒有過年給小孩子禮物的習慣或傳統的，父親在病床上不知怎麽想起了這件事。母親買了兩本相冊，我帶到病房給父親看，問他要不要寫幾個字，父親搖搖頭沒說話。我從不記得父親給我買過什麽東西，可是他每次出差回來總會給我的女兒買東西，我常想他是否在刻意補償什麽？

臨終遺言

父親已經是骨瘦如柴，時不時要用氧氣，點滴也打不進去了，排尿也越來越少……就像耗幹的油燈，搖曳的燈撚隨時會熄滅。父親仍然很清醒，那天早晨他對我說：“就這兩天了，今晚誰在呀？”我很驚愕，他從沒問過晚上誰在，已經五個月了每晚都是我在，他很清楚的。我告訴他，母親一會兒就來，晚上也會在。他目光呆滯地望著天花板好一會兒，然後把頭轉向我，盯著我看，眼光很奇怪，我問他是不是想要什麽？他毫無表情，一字一頓地說：“這個黨就不要入了，下一代還要留學。”說完他就閉上了雙眼，再沒有說過話，再沒有睜開過眼睛。我和母親守候了一夜，第二天早晨1983年3月1日8點15分，父親的心髒永遠停止了跳動。我按響了牆上的呼叫鈴，尖利的鈴聲響徹樓道……

追悼大會

治喪委員會成立了，送來了一些明文條款。還記得的有，在省級報紙上登卜告，追悼會限製在200人參加……原東北局的同事來了，看了那些條款都不以為然，告訴母親悼詞不能用，他們會起草一個給母親參考。回城的這些五七戰士，父親大概是最先去世的，他們想用父親的悼詞發泄些不滿，討回些公道，要求平反。其實象父親這樣極普通的幹部，文革中被定的罪名，我都想象不出是誰定的，造反派？革命群眾？67年東北局就不辦公了，以後又撤消了，回城工作，也沒說你是被迫害了，回來就是回來了，舊事免提，文革的糊塗賬沒法說清。

東北院也很緊張，他們從沒辦過這種事，看到幾天內就從北京來了那麽多傳真唁電，大大超出了他們的預想，很怕我們提什麽過分的要求。最普遍的要求是對子女的安排。我兩個姐姐沒一人想到沈陽來，不用他們操心。我當時上班遠，省級單位，而東北院是部級單位，同屬建工口，大家都認為我是天經地義該調到東北院，可是我根本不想，因為不想失去自我而被人稱為某某的女兒。我們什麽要求都沒提，東北院的擔心是多餘的。

開追悼會那天，花圈從靈堂一直擺到了門外的走廊上，汽車堵塞了街道，來人遠遠超過了200人，而我們多數都不認識。從登記簿上我們看到除了官方人員及東北院的以外，大多是原東北局的人。看著父親遺體上覆蓋的黨旗，我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當他對我說出那句話時，有多麽艱難，有多痛！一個人你可以剝奪他的身外之物，他不會太痛，可是如果你毀滅了他的信仰，他為之奮鬥和捍衛了一生的信仰，他會死去。

告慰亡靈

父親，您可以安息了。您所期望的下一代，4個孩子3個都在美國學有所成，成家立業。另一個不願出國，也拿了博士學位，在幹自己喜歡的工作。

時鍾敲響了午夜十二點，一眼望去,窗外大雪紛紛揚揚，滿地潔白，似乎在為我祭奠父親；昏黃的路燈在雪地上投下了長長的影子，似乎在述說孤獨與悲蒼……

 

小女 岱

3/2/2009 於新澤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