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關鍵曆史地位

從內部和外部挫敗政權更迭

文化大革命挫敗了西方政權更迭的企圖。這包含兩方麵：1）中國避免了像其他東歐國家一樣與蘇聯解體；2）中國在改革開放的40年間避免了顏色革命。

2020年5月20日，白宮發布了一份題為《 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的報告。報告指出：“自1979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以來，美國對華政策主要基於這樣一種希望：深化接觸將促使中國實現根本性的經濟和政治開放，並使其成為一個建設性、負責任的全球利益攸關方，擁有一個更加開放的社會。40多年過去了，事實證明，這種方針低估了中國共產黨限製中國經濟和政治改革範圍的意願。” 這份聲明的真正含義是：美國未能按照自己的意願改變中國。政權更迭失敗了。顏色革命也失敗了。

過去40年，美國並非愚蠢。其對華戰略接觸方針得到了眾多智庫和理論家的支持，並有曆史證據佐證。西方曆史證明，經濟發展之後，資本家會變得富有，並擁有建立資本主義政治製度的政治影響力。西方究竟花了多久才實現民主？如今，民主通常與普選權聯係在一起。西方用了近500年才達到這一目標。許多發達國家直到二戰後才實行普選。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後才實現普選。美國用了200年才實現民主。中國尚未成為發達國家，獨立也隻有72年。但美國卻失去了耐心。為什麽不等到中國成為發達國家後再檢驗智庫和政治學者的理論是否正確呢？美國失去耐心是因為它在政權更迭上投入了巨資。據估計，美國在中國政權更迭上的投入超過了其他所有“顏色革命”的總和。其他所有顏色革命都取得了成功，但在中國都失敗了。

問題不在於接觸策略本身。台灣和韓國就是很好的例子，它們都是在經濟發展後從獨裁政權轉向民主政體的國家。問題在於西方學者從未將文化大革命納入考量。正是文化大革命挫敗了美國過去40年的接觸戰略。

1956年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時，毛澤東斷定赫魯曉夫錯了。毛澤東認為蘇聯會轉變為資本主義國家，而1991年蘇聯的解體證明了毛澤東的判斷是正確的。1963年至1964年間，中國共產黨發表了9篇評論文章批評蘇聯，稱蘇聯是修正主義國家。毛澤東決定在1966年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防止中國重蹈蘇聯的覆轍。文化大革命中最常用的口號之一是“反修防修”，意指抵製蘇聯的道路。毛澤東成功地使中國避免了1991年蘇聯解體，並在過去40年中阻止了美國通過接觸戰略對中國政權的更迭。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於1953年提出了“和平演進”的接觸戰略。自那時起，美國便利用美國之音在中國進行宣傳。因此，“和平演進”已有近70年的曆史，而接觸戰略隻是中國進入市場經濟後的一部分。美國以“和平演進”或“接觸戰略”為名，滲透到中國的藝術、文化、學術等領域，並支持香港和內地眾多“民主運動”非政府組織。而政權更迭的接觸戰略則更為全麵。到2008年，中國大多數民眾憎恨中共，崇拜美國，許多人甚至在特朗普對中國肆無忌憚的謊言激怒眾多中國人後，依然崇拜美國。大學裏原本枯燥乏味的百年屈辱史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學，突然被特朗普生動地詮釋出來。學生們所學到的，既有曆史的真實性，也有現實的現實。美國的滲透是全麵的，但遠不及政權更迭的接觸戰略那樣全麵。大革命並非外部勢力煽動，而是毛澤東發起的一場顏色革命。在許多方麵，大革命與其他顏色革命並無二致。基層群眾推翻了政府，政府各部門停止運作，官員們紛紛下鄉接受農民的教育，司法係統癱瘓，社會陷入無政府狀態，紅衛兵組織地方革命委員會取代政府。其持續時間更長，運動規模也遠超以往所有顏色革命的總和，包括蘇聯解體和阿拉伯之春。如果俄羅斯人憎恨蘇聯解體，阿拉伯人憎恨阿拉伯之春，那麽中國人對大革命的憎恨可想而知。在無政府狀態和無法無天的社會中，基本人權得不到保障，許多人遭受不公和苦難。大革命無疑是一場災難，正如蘇聯解體是一場災難，阿拉伯之春造成了無數難民一樣。然而，毛澤東實現了他的目標：阻止了他建立的紅色中國發生顏色轉變。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狄更斯的這句話同樣適用於GPCR。

經濟轉型

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曆史。1861年至1895年的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爆發了 洋務運動， 旨在學習西方技術以實現工業化。然而， 甲午戰爭 使西化運動失敗。中國精英意識到，僅靠技術不足以實現工業化，中國必須改變其農業社會的文化。因此，20世紀10年代和20年代出現了 新文化運動 。該運動的口號是“民主與科學”，主張學習西方技術是不夠的，中國還應該學習西方的現代文化。新文化運動試圖根除中國的農業文化，然而中國是人類曆史上最成功的農業文明，五千年的農業文化早已深深紮根於社會之中。新文化運動能夠改變僅占人口1%的精英階層的思想，但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新文化運動的目標才最終實現。大革命期間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除四舊”運動，即清除舊思想、舊文化、舊傳統和舊習慣。在大革命後期，還出現了“批判林、批判孔”的運動，正如新文化運動的口號是“打倒儒家”。幹部和知識青年被派往最偏遠、最貧困的農村，與貧苦的基層農民一起生活、工作，徹底顛覆了農業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場反抗一切權威的運動，包括幹部權威、工程權威、文化權威和學術權威。反叛是這場運動的主題。與“除四舊”運動一起，反抗權威的浪潮解放了中國人民的思想。在大革命徹底洗牌之後，他們得以重塑自己的文化。

在所有從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的國家中，中國是最成功的。得益於文革，農民工已成為現代工業的主力軍，擺脫了舊農業文化的束縛。整個人口從農業人口轉變為工業人口。中國精英階層在1895年後意識到中國必須改變其文化，而毛澤東通過大中國人民解放軍完成了這項工作。

更重要的是，全球生產關係是一場將工人階級置於社會最高地位的共產主義革命。在全球生產關係中，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在工廠和學校擁有最高權力。全球生產關係賦予工人階級平等的社會地位和人格尊嚴，這對中國社會的思維方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今，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最具競爭力，正是因為中國擁有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工人不是資本牟利的資源，工人和管理團隊地位平等，但在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分工中承擔不同的角色。工人對自己的工作崗位感到自豪，尤其是在國有企業中，工人和管理團隊是生產中的團隊。正因如此，中國才能在十年內建成龐大的高鐵網絡。這是先進的生產關係釋放出的巨大生產力。得益於全球生產關係，中國不僅是轉型最成功的經濟體，也是最先進的經濟基礎。無論美國采取何種戰略，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都將超過西方。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先進。文革使得在市場經濟中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成為可能。

動物農場

《動物莊園》是喬治·奧威爾創作的一部小說，諷刺了仍然存在社會階層分化的社會主義俄國，其狀況與十月革命推翻的資本主義俄國並無二致。這部小說在冷戰時期被用作攻擊東歐集團的宣傳工具。小說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真相：在過去的五千年裏，統治階級一直享有社會特權，占據著高貴的地位，而絕大多數民眾則被置於卑微的統治地位。

《動物莊園》所暗示的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社會結構是人類社會固有的本質，也是人類社會的宿命。任何革命都無法改變這一點。蘇聯的解體證實了《動物莊園》的預言。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在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發動了延安整頓運動。在那場運動中，毛澤東要求幹部和知識分子閱讀郭沫若所著的《甲申三百年祭》。這本小冊子講述了一個曆史版的《動物莊園》的故事：農民起義推翻了明朝。然而，起義軍占領北京後，軍隊將領們卻想重拾昔日的榮光。勝利者想要統治群眾。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奪取政權之前，也就是喬治·奧威爾1945年出版《動物莊園》的四年前，就研讀了這本中國版的《動物莊園》。毛澤東決心不讓中國共產黨重蹈《動物莊園》的覆轍。如果說《動物莊園》描繪了人類社會的命運，那麽它也描繪了人類社會本身的命運。另一方麵，毛澤東在1941年就警告中共黨員不要重蹈《動物莊園》的覆轍。毛澤東讓中國人民為自己而戰。中國人民絕不屈服。命運使然。他們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然而，改變五千年來形成的命運並非易事。毛澤東目睹了蘇聯社會階級分化的固化，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涇渭分明，他也預感到1949年後的中國也出現了同樣的趨勢。為了實現從“人自在”到“人人為己”的巨大轉變，打破《動物莊園》的魔咒，一場革命勢在必行。於是，毛澤東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一句著名的口號是“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學校裏教授曹操論戰的故事。在那個古老的故事裏，曹操說，吃肉的人是無足輕重的。

政府腐敗就是權力腐敗。權力腐敗正是《動物莊園》所描繪的命運。在“四人幫”垮台後，中國譴責文革是一場災難。對許多人來說，尤其是精英階層——幹部和知識分子——而言，文革 確實是一場災難。中國譴責 文革 時，忘記了毛澤東的初衷。毛澤東希望中國人民掌握自己的命運。毛澤東希望中國人民能夠真正地為自己而活。譴責 文革 就像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結果，盡管每一代領導人都誓言要反腐，但中國的腐敗問題在三代領導人的領導下卻愈演愈烈。《動物莊園》的預言幾乎在中國應驗，直到習近平——文革 一代的領導人——上台。習近平和他的同誌們成功地抵製了腐敗，逆轉了《動物莊園》的命運。

 

站起來了

紅色中國有三個時代：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和習近平時代。毛澤東時代是站起來的時代；鄧小平時代是致富的時代；習近平時代是強盛的時代。

毛澤東時代，中國處於準戰爭狀態。紅色中國成立後不久，便麵臨美國基於多米諾骨牌理論的侵略。美國派遣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協助蔣介石收複大陸。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目標直指紅色中國，迫使中國在這兩場戰爭中投入巨額軍事和物資資源。1962年爆發的中印戰爭中，美國和蘇聯都支持印度。中國同時麵臨來自美國和蘇聯的核戰爭威脅。U-2偵察機頻繁入侵中國領空。1969年發生的珍寶島事件中，中國軍隊與蘇聯軍隊發生衝突，使中國成為唯一一個與兩個超級大國都直接發生過熱戰的國家。如同所有戰時經濟體一樣，配給製是資源和財富分配的常態。準戰爭經濟的目標並非追求經濟增長最大化，而是盡可能減少潛在的損失。因此，在大革命時期，偏遠山區建立了三線經濟，以確保中國科技能夠抵禦核打擊。青年知識分子被派往農村。幹部和教授全部在農村的七五學校任教，以確保中國社會精英能夠抵禦核打擊。通過向農村輸送人力和技術資源，大革命消除了文盲，提高了全民健康水平。大革命使中國具備了準戰爭狀態。這樣做，中國人不得不過上艱苦的生活。戰爭時期的生活總是艱苦的。盡管大革命時期是一個動蕩的時期，但中國作為一個社會和一個國家，在麵對外部威脅時卻非常穩定。這種準戰爭狀態發揮了作用。1971年，尼克鬆訪問了毛澤東，中國獲得了聯合國的承認。毛澤東發起大革命，是為了使中國真正站起來。大革命抵禦了來自兩個超級大國的威脅，並為大革命後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和平的堅實基礎。

曆史轉折點

文革在兩個曆史轉折點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結束私有製和人從“自在”到“自為”。

私有製並非人類社會固有的特征。智人已存在數億年，而私有製僅存在了五千年之久，與智人漫長的曆史相比，這段時間微不足道。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將被共產主義取代，而共產主義的終結將終結生產資料的私有製。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我們過去所知的，這一轉變始於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本應是人類曆史上從私有製向公有製過渡的開端。這一轉變前景如此光明，以至於社會主義國家從十月革命後的俄羅斯擴張到二戰後的東歐集團。然而，隨著1991年蘇聯和東歐的解體，這一轉變的努力宣告失敗。中國憑借全球共產主義革命避免了1991年的崩潰，並在1991年後抵製了顏色革命，成為支撐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堅力量。中國改變了共產主義運動的範式，從武裝革命轉向經濟發展。正如馬克思所預言的，當生產力足夠高效時，共產主義就不可避免。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的引擎。當美國濫用其在軍事和金融領域的壟斷權力時，它正從全球經濟中榨取剩餘價值，以至於阻礙了世界經濟的進一步增長，美國及其盟國的政府債務和家庭債務飆升便是明證。如果世界經濟仍在增長，那基本上要歸功於中國經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是基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上層建築具有阻礙新經濟基礎出現的內在傾向。蘇聯的解體證明了馬克思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關係的論述是正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它旨在摧毀阻礙經濟基礎邁向新範式的上層建築。因此，《全球公共財產革命》是一場推翻私有製文化的共產主義革命：在私有製文化中，富人和權貴享有特權和尊崇，而勞動者卻毫無尊嚴和尊重可言。《全球公共財產革命》強調，人人生而平等，區別僅在於勞動分工中的職位不同。無論你是總統、首席執行官，還是社會其他精英，你都與社會底層勞動者享有同等的尊嚴和尊重。正是由於《全球公共財產革命》發揮了這一關鍵作用，它成為了人類社會從私有製向公有製轉變的轉折點。

第二個轉折點是從“自在的人”轉向“自為的人”。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角度來看，具體而言，是為了減少人類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的異化。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智人征服自然已有數億年之久，但征服自然的時代已經結束，因為我們的技術幾乎可以滿足我們對自然的一切需求。我們已經進入了人類世，在這個時代，人類社會已成為地球上的關鍵和主導因素，人類決定著進化和生態係統。人類必須將任務從征服自然轉向征服人類自身。

全國人民革命是人類曆史上統治精英首次發起內部革命。毛澤東的目標是在黨內進行革命。盡管這場革命席卷了整個社會，但其本質是黨的一場內部革命。毛澤東最初設想的革命是文化大革命，即僅僅改變思想和思維方式。這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以如此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征服自身。八億中國人進行了自我反思，喚醒了無產階級的覺悟，並為社會確立了共產主義規範。

如今科技發展到如此高度，世界經濟足以讓每個人都過上體麵的生活。然而，饑餓和戰爭依然存在。戰爭持續不斷，並非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資源匱乏的社會，而是因為人們不得不為了生存而戰。人類已經征服了自然，獲得了足夠的生存資源。現在，人類必須戰勝自己，才能享受先進生產力所帶來的豐富資源。

人類擁有應對氣候變化和生態係統危機的足夠技術。人類所需要的隻是克服自身的弱點，培養合作完成這些任務的政治意願。我們正處於一個轉折點，人類必須克服自身的弱點，才能避免自我毀滅。

在文革時期，勞動階級成為統治階級。那些自認為淩駕於勞動階級之上、享有特權的人被下放到農村，與農民一起勞動生活。這是統治階級首次要求被統治者享有與統治階級相同的生活水平。這改變了五千年來私有製社會的觀念和思維模式。

智人與動物的區別在於，智人勞動並努力改變世界。自從智人發明了生產工具以來，人類社會的演進或進步便是文化演進，而非依賴於基因突變和自然選擇。然而，文化演進本身就是文化。文革正是這種文化演進的體現。

總之，文革在人類進步的兩個偉大轉折點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與法國大革命相比

要評估大革命，最好的方法是將其與類似的革命進行比較。法國大革命與大革命有一些相似之處：它也是一場民主革命，最終演變為暴民統治。大革命也是一場民主革命，其開端是“四大”：大聲疾呼、全麵放鬆管製、大辯論和大標語。它主張絕對的言論自由。然而，大革命中逐漸演變的無政府狀態和暴民統治侵犯了許多人的人權，正如法國大革命的恐怖統治侵犯了許多人的人權一樣。據估計，法國大革命的恐怖統治處決了16600人，而大革命則處決了34000人。要知道，1789年法國的人口隻有2800萬，而1966年中國的人口為8億。從百分比來看，法國大革命造成的死亡人數是大革命的14倍。

這兩場革命的進展如何？法國大革命奠定了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基礎：普選權，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的虛榮之處。眾所周知，自由民主的選舉充斥著金錢：競選的成功與籌款能力密切相關。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都受到財產權神聖化的製約。法國繼續殖民北非和印度支那。法國在海地廢除了奴隸製，卻強迫奴隸背負沉重的債務來贖回自由。實際上，法國是一個踐踏發展中國家自由、平等、博愛的帝國主義國家。2011年轟炸利比亞就是一個近期的例證。法國大革命造就了一位曆史英雄——拿破侖，他複辟君主製並成為皇帝。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革命提升了人們的共產主義意識，最終使中國擺脫了貧困，並在國際政治中倡導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願景。 《全球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憲章》確立了一種更為徹底和完整的自由、平等、博愛理念，認為這些崇高的價值觀高於財產權。共產主義的道德判斷優於資本主義的道德判斷。

這兩次革命的影響是什麽？兩次革命中喪生的人大多是社會精英。與法國大革命相比，大革命更具進步意義，因為法國大革命隻是用一種私有製社會取代了另一種私有製社會：具體來說，資本主義取代了封建主義，而大革命在上述兩個曆史轉折點中都扮演了關鍵角色。如果按死亡人數來衡量兩次革命的成本，法國大革命的成本是大革命的14倍。中國在大革命期間抵禦了兩個超級大國的威脅，維護了和平，而法國則在法國大革命戰爭中戰敗。法國曾是歐洲一千年的霸主，但在法國大革命後淪為二流國家，並且一蹶不振。法國在文學、哲學、科學和技術等各個領域都失去了領導地位。另一方麵，中國在大革命後迅速崛起，從世界底層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在許多領域取代了美國長期以來占據的領導地位。

臭名昭著的文革

秦始皇於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他建立了第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和文官製度，這一製度延續了兩千年，至今仍在發揮作用。他規範了漢字，沿用至今。他統一了中國的計量單位，使中國在曆史上大部分時間裏都處於世界強國的地位。然而，秦始皇卻因此遭受了兩千年的譴責。毛澤東在談到秦始皇時說，他也會受到同樣的譴責，但他仍然願意承擔這份重大的責任。毛澤東早已做好了因無產階級革命而受譴責的準備。當然，今天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都譴責了無產階級革命。毛澤東在去世前兩年曾說過，他一生隻做了兩件事：1949年革命和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革命拯救了人類，但他卻因此而受到譴責。毛澤東為了全人類的進步，犧牲了自己和部分中國人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