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217)
2007 (225)
2008 (142)
2010 (96)
2011 (174)
2013 (239)
2014 (120)
2017 (1)
2023 (348)
馬克思理論認為，上層建築要和經濟基礎相適應，才能讓經濟得以發展。落後的上層建築會與先進的生產力發生劇烈的衝突，導致社會動蕩。理解這一點很重要，當社會衝突爆發的時候，作為少數族裔華裔很容易遭受池魚之殃。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表現為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矛盾。
科技進步提高了生產力水平，強化了生產的社會化。上世紀末的信息革命推動了全球化高潮，全球化就是世界分工，在全球貿易中，中間產品和零部件的貿易比重不斷增加，這就是生產的社會化的增強，產業鏈和價值鏈在全球鋪開，把生產進一步細分為更多的環節和步驟，以致一個產品要由世界各國合作來生產。比如蘋果手機，用了美國設計，用了台灣芯片，荷蘭的光刻機，用了中國組裝等等。又比如波音飛機，可能用了德國的發電機，用了日本的合金材料，用了中國的稀土等等。這種合作形式，或者說生產的社會化形式，叫做市場。
信息革命強化了生產的社會化，使得全球兩極分化加劇，美國中產階級比例急劇下降，財富迅速聚集到全球幾個富豪手中，他們控製了全球大部分生產資料。由此引發了·2008金融海嘯，引發了占領華爾街的運動。占領華爾街運動很快就被美國外交政策外部化，變為阿拉伯之春，變為橙色革命，變為利比亞禁飛區，變為亞太再平衡戰略等等引發國際局勢動蕩的地緣政治操作，轉嫁了矛盾和危機，壓占領華爾街運動偃旗息鼓。
2016年穀歌阿爾法狗戰勝圍棋九段，開啟了智能革命。隨著智能革命，互聯網進入物流與製造業，開始了物聯網時代，生產的社會化進一步強化，企業間，企業和消費者之間，乃至企業和政府間都建立了信息關聯。而智能革命和物聯網都需要大數據。大數據誰來監護？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矛盾。西方大數據都是公司監護，公司可以利用大數據占據市場壟斷地位，這是一個凸顯的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的私有製的矛盾，大數據成為必不可少的生產資料，而且是壟斷性的生產資料。所有政府監護的大數據，在西方都遭到猛烈抨擊。比如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不久，中國就出現了健康碼。健康碼有效地跟蹤了疫情傳播現狀，為有效控製疫情提供了科學的根據。西方專家學者也認可健康碼的作用。要控製疫情，首先要知道疫情傳播的狀況，這是基本科學態度，基本的經驗常識。西方政府和公司也推出了不同形式的健康碼，但這在西方得按照“民主”秩序“尊重人權”地自願使用，同時流行媒體的脫口秀大肆抨擊中國的健康碼是專製政府的行為，導致西方的健康碼根本就沒有任何作用。這種西方民主人權的意識和法律環境，就是西方社會的上層建築，這種上層建築完全不適應物聯網大數據這種生產方式，使得成熟的大數據技術根本無法用於提高生產力，即舊的上層建築阻礙了生產力的進步。
資本主義製度的上層建築就是一整套資本主義的政治製度、法律、道德、文化、哲學、教育等意識形態和文化形態，以及與之相應的社會組織、社會習慣、社會輿論等社會現象。現代資本主義製度起源於1215年英國的《大憲章》，其基本意識形態就是對政府的不信任。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都是這些意識形態的分支，美國政治中，小政府是共和黨的意識形態。資產階級法製正麵的說是保護個人財產，反過來說就是對政府權力的限製，兩種表述說的是一個意思。資本主義就是資本至上，政府保護資本，資本限製政府。由於資本不受政府限製，西方社會又非常怕大數據被公司壟斷，成為公司侵犯人權謀取暴利的工具。信息時代的今天，網絡詐騙已經成為規模的地下產業，個人隱私權更加成為人身安全的保障，所以，基於大數據的許多技術創新在西方遭到上層建築的劇烈抵抗，曰：毀滅性創新。
中國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的基礎是對政府的信賴。如果大數據是政府監護，則市場信賴政府。如果大數據由公司管理，則市場信賴政府有能力有法規保護消費者權益不受公司侵害。這是抗擊新冠疫情期間健康碼能夠得以成功應用的基礎。新中國的政權源於抗日戰爭中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抗日民主政權，從一開始就是共產黨領導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權，抗戰期間是為人民拋頭顱灑熱血的政權，所以是人民信賴的政權。這個上層建築就適應新的生產力，就可以用不斷改革來化解生產社會化和部分生產資料私人私有製的矛盾。中國支柱產業都是國有的，如電網，鐵路，公路等。大數據也一樣。這就沒有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矛盾。
比如移動支付在中國是最普及的。移動支付的基礎設施是移動電話，移動電話網是國有的，覆蓋窮鄉僻壤，持有手機成本低。如果手機不通話光用wifi，中國每月成本可低至6元人民幣，大致等於1加元。而加拿大至少得30多加元一個月，打上稅就是40加元。即加拿大移動通訊成本差不多是中國的40倍。中國餐館都有wifi，移動支付得以普及。移動支付的基礎之一在於手機實名認證，這是西方社會的大忌，是侵犯隱私的行為。移動支付可以說是與西方上層建築直接相衝突。2019年中國移動支付的市場占全球移動支付市場的83.5%，這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社會主義優越性就在於其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
數字貨幣也一樣，也是不適應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比特幣一直得不到政府背書，基本是無疾而終。數字貨幣是天然的國家大數據和國家虛擬網絡，浸透到生產生活方方麵麵。數字貨幣和健康碼一樣，一旦政府背書一個數字貨幣了，必然會招致媒體輿論的攻擊。但是，政府不背書的貨幣，必然不能成為法幣。如果政府承認了一個數字貨幣，就可以用數字貨幣繳稅，那個人的財務還有什麽隱私？可見，中國將是最早使用數字貨幣的國家，這是可以預見得到的將來。
工業4.0和智能社會，大數據就是一個基石。物聯網，就得把法律法規落實的虛擬空間中。資本主義社會虛擬空間都是大公司割據，如臉書、推特、穀歌等幾個大平台寡頭市場博弈。政府怎麽能夠把法律法規落實到私營企業的虛擬空間中呢？這是相當困難的。政府監護大數據在西方是非常恐怖的事情，雖然美國政府確實是監聽全球通訊包括虛擬空間的一切信息，但真正用的生產和生活中了，大家都知道那是政府知道的，那就違反政治正確了，這是西方上層建築絕對不能接受的事情，那是專製政府操控人民的手段。可以說，資本主義上層建築與工業4.0和智能社會的經濟基礎格格不入。
2008年金融海嘯，就是信息革命帶來的生產力與資本主義上層建築相衝突的結果。信息革命深刻改變了資本市場。美國政府麵對信息革命，解除了很多傳統金融業界的規則，大量資本和人才湧入金融界，華爾街獲取市場交易的超額利潤。華爾街爆發式地發明了許多金融工具和金融產品，尤其是衍生工具和衍生金融產品，高杠杆獲取超額利潤。社會的財富隻能產生於生產過程，而不是交易過程。交易過程獲取超額利潤意味著金融壟斷資本榨取了實體經濟的利潤空間。即技術進步反而阻礙了經濟發展。而軍工集團操縱了美國國會製定政策的過程，獲取大量政府的軍工合同，得到大量資金和人才，把人類發展的最先進最前沿的技術首先用於軍事和武器。這是金融壟斷霸權資本主義，最優秀的資源和最先進的技術用於金融交易套利和武器的研發，而不是用於提高生產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自2008年以來，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日新月異，而西方民眾生活並沒有得到改善，美國人均壽命反而下降，西方民眾普遍對未來感到悲觀，認為後代的生活水平會不如他們今天的父母輩。加拿大是資源豐富的國家，也是教育和科技先進的國家，是人才輩出的創新國家，卻麵臨著通脹、住房成本難以負擔，暴利犯罪和無家可歸人口增加。資源、資本和勞動力結合就應該有經濟產出，移民引入的勞動力如果結合加拿大的資源就可以讓加拿大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然而，麵對嬰兒潮一代退休需要更多勞動力的時候，移民安置卻成了加拿大備受爭議的政治議題，反對移民的思潮在極右勢力中盛行。加拿大的資本主義上層建築已經無以適應全球化的生產社會化。
中國是和諧社會，市場中各個實體當然有市場競爭，當然也要利益衝突，但商家和消費者，商家和政府，都是社會分工不同，都是社會主義建設者，都有共同目標，那就是共同富裕。與智能社會和工業4.0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必然是和諧社會。和諧社會本質是人人相互合作，隻有社會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人人都有人的尊嚴，這種上層建築才能發展和諧社會。全球都認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全球才能轉型為智能社會。接受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接受命運共同體的國家，都將先於現在的發達國家進入智能社會。現在，亞非拉許多國家已經先於美國有了高速鐵路。可以預期，不少發展中國家都會先於某些發達國家先使用上5G。 西方5G是要先用於地緣政治，用於軍事，用於間諜，所以限製華為。無人駕駛汽車需要5G技術，需要大數據，這也和移動支付一樣，一定會最先在中國普及，然後在接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家中實現。
今天在世界處於大變局的時候，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得以讓中國突破西方封鎖率先發動工業4.0，讓中國率先進入智能社會。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人類。沒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認同，就無以解決氣候變化的全球性問題，就無以在全球實現智能社會。
關於財富的集中，據2023胡潤全球富豪榜，中國的億萬富豪最多，有969人，其次是美國，有691人。
據世界銀行的報告，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主要是關於分配問題。這個問題是任何國家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事情，人類社會最基本的活動是經濟活動，而經濟活動最終都會落實到分配，沒有合理的分配，經濟活動就失去效率。
那麽什麽算是合理的分配，這事情不用找，人們在幾百年前就已經解釋了，就是亞當斯密的富國論裏的觀點。
他的關於分配合理性的觀點大致分三點，就是第一需要合理的稅收。
一個政府並不能自己產生價值，而是依賴稅收才能實現對社會的共同資產的投資和維護，比如公路鐵路機場港口的建設，這些基建不發展，也就沒有相應的經濟規模的發展，也就不能服務社會經濟，換句話講，那樣的政府沒意義，至少沒效率，這個不難懂。
稅收其實是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概念，是平衡社會分配不合理的一種方式。
第二就是合理化的工資。
工資是針對社會成員個人，也是社會財富再分配的內容，工資不應該體現多勞多得，而是能者多勞，因為社會收入如果差距太大，就無法調動社會的生產積極性。而不能照顧到所有社會成員，也就不再是社會的概念，那麽也就沒有社會經濟。
第三是慈善事業，這是再次分配的概念，不需要解釋。
那麽看一個社會是否有動力發展，就看這三個方麵好了，具體在這裏，就對比中美兩國就是了。
中國與美國在稅收上是完全相反的概念，這是社會體製決定的，中國的稅收比例遠比美國大。比如中國的企業稅是35%，美國如今是25%（其實過去與中國一樣）。在中國企業逃稅不是容易的事情，美國隻需要在海外建立空殼公司就能逃稅，比如在開曼島，是美國人最喜歡的逃稅天堂。
因此中國政府手上可以用於社會的錢相對多，或者說比例相對大比較合適。你當然也可以矯情什麽貪官腐敗浪費的，但用於社會的部分永遠會是大頭。
而工資，也不難比較，美國的最高最低工資的差別達到上千倍，中國沒有那樣大。
而慈善，這是區別很大的方麵。美國的慈善盡管涉及的金錢數量並不低，但從參與的人口比例和捐款比例來看，是所有發達國家最低的，遠無法與北歐國家比。有一個數字解釋北歐國家人口的70%參與某種形式的慈善捐款，而美國其實就是幾個人，富裕的人。
而且平民捐款大部分是與宗教有關，向上帝買天堂之路的概念，是為自己，不是為他人和社會，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慈善。
中國是非常不同。傳統上中國沒有慈善事業，很久前我曾經就這個問題與一個國內的挺有名的富人聊過，他的解釋是中國富人並非不願意做慈善，但中國的法律不給免稅，因此很多人也就不願意。富人做慈善，很多人是希望有tax break，就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概念，但客觀上是平衡社會收入，也就不看動機了，就像美國教徒們喜歡給教會捐款一樣，不論是為了上天堂還是讚美上帝，反正能用在慈善事業上。
中國幾年前開始的方式是半強製性的搞慈善，這是世界創新。
就是發明了什麽道德指標，迫使公司或者個人不得不把一部分錢用在對社會的回饋上，獲得社會在道德上的認可和支持。隻不過對象是自己選，不是政府指定。
這客觀上與企業和個人做慈善是一回事，但用社會道德輿論壓力迫使有錢人這樣做。你不做不是不行，但受到的社會輿論壓力會讓你付出某種成本，如今畢竟是網絡時代。
從客觀效果來講也是慈善事業的效果。
從這三個方麵來看，中美兩國在分配領域上很明顯中國看上去更優化。
還需要認識到一個區別，就是中美兩國發展階段不同。中國目前處於美國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社會發展處境，當時美國是資本主義殘酷剝削的階段，貧富差距大，從美國著名小說和電影The Great Gatsby裏可以看出出當時的美國社會形態。再有就是美國慈善鼻祖卡內基梅隆的傳記，也可以看出當時美國的社會形態，是類似中國現在。
也就是其實中國需要比較的是100年前的美國，不是現在的美國，才有合理性，也就是中國的分配模式理論上應該比現在的美國更糟，關鍵詞是“現在的美國”。
但即使比較現在的美國，中國也是屬於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這是硬指標。
不久前看過美國人社會財富分配圖，這個圖現在並不難查到。
美國top 10%收入的人（富人和中產上層）占有美國69%的財富，而bottom 50%的人，占有美國3.3%的社會財富。
這就是美國社會的分配被弄成了什麽慘樣的例證。
不難推算出美國還有多少比例的中產階層（包括中產下層），很明顯已經不是社會最大成分。那麽美國的社會分配結構不再是傳統上的橄欖形，而是金字塔形，這是第三世界的社會分配形態。
那麽美國的社會表現就會是第三世界的樣子。
這事情有趣的是不在於絕對的財富的數量，而在於分配模式。
這個概念也可以看出中國文化中的不患貧，患不均概念的合理性。因此，在未來十年，中美兩國的發展，我是更看好中國，而看衰美國，如今國際上的所謂做空美國，做多中國，也是類似的意思。
這是非常驚人的數字，因為美國聯邦預算一年也不過就是大致不到五萬億，這等於把聯邦可用資金增加幾乎一倍。
那就是這筆錢從哪裏來的問題。
拜登不久前提議增加富人稅，目前並沒有被通過，但我想共和黨國會不得不通過，否則就是美國破產。耶倫其實不久前已經公開說今年美國國會必須批準債務升頂4-4.5萬億，否則不夠用來對美債還本付息的（需要至少一萬億，而美國政府在一月份還剩下四千億可用）。
但即使共和黨的國會批準升頂，也還存在從什麽地方借錢的問題。全世界都在拋美債，沒人願意買 美債借給美國政府錢，因此政府唯一可以弄到錢的方式是內卷從美國人身上弄。
也就是所謂的富人稅。
假設這可以獲得國會的批準，但隨之而來的就是美國資產會大量外逃，不僅導致聯儲局這一年的升息失去意義，也客觀上轉移了世界資本。
那就變成這些資本會去哪兒的問題。
任何與美國金融密切的國家，包括瑞士銀行，如今都不能用了，隻有去與美國不那麽聯係緊密的地方才安全。比如去新加坡也不行，因為新加坡的銀行係統和法律是接軌西方，這是新加坡前幾天失去亞洲第一，被香港超過的原因。
總不能去俄國，那麽就隻有進入中國，其實是進入香港上海股市和外匯管理市場。本來聯儲會升息的目的是吸引全世界的資本進入美國，增加美國經濟動力，但如今中國什麽都沒幹，就因為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與美國金融業在脫鉤，就達到了同樣的目的。有一句話，人比人氣死人。
這也意味美國失去了經濟發展資金，但有可能保住美元不破產（這是唯一可以說服共和黨國會同意富人稅的理由）。
而世界資本向中國轉移，那麽世界的技術的相應轉移也就是必然的，中國的科技創新出現高潮，甚至形成第四次浪潮影響世界科技，就是可能的，甚至是大概率事件。
中國其實在五六年前就開始所謂物流網的技術流行，美國當時還沒有，在聖荷西的會議上，都是來自中國的公司在介紹產品和發展意向，美國當時還沒有公司到那種地步。
所謂智能城市的概念，也是出自中國，盡管當時美國對此概念不陌生，但中國已經有了試點的城市，美國什麽都沒有。
IoT在中國也早就發展了，開始輸出，在疫情前最後一次回中國的時候鄰座是一個到美國談產品出口的中國人，看上去也就是三十多歲，是一個什麽公司的CEO，介紹了他的產品，高速公路智能控製一類的。
美國肯定是還沒有這種產品。智能城市，智能社會，是至少五六年前在中國時髦的概念，也有一部分IoT產品，這些年不斷出現，包括韓國的，美國這些年似乎是跟不上了。
科技創新基於兩點，第一就是有人才，第二是有錢，而中國也確實這兩個東西在未來十年不缺。
以美國為例，科技大發展主要是在嬰兒潮一代，這一代人的特點是從出生就相對富裕，因此長大過程中個人選擇相對比父輩多，個人興趣容易發展，個人優勢也就有機會發展，到了四五十歲左右進入創造高發期。
這要求其父母能有一定的積累，這是被美國的參加過二戰的所謂“偉大的一代”實現的。
而中國的類似嬰兒潮的生活經曆的一代人大致是85後，這些人到了四五十歲的時候，也會有類似的創造能力，當環境許可時，比如社會有錢投資，也會出現類似第三次浪潮那種局麵。
如今普遍認為第四次工業浪潮不會在美國發生，而是在中國，其中代表技術是新能源技術和產品，這已經可以從中國目前在這方麵的領先看出。
而美國同時期的人，也就是Gen Y，從大學一畢業就趕上美國曆史上最長的經濟危機，其中很多人，可以說大部分人，永久性地失去了進入職場的可能，因為大學畢業五年後，學曆沒意義，而是必須看工作經曆，而上次美國的經濟危機持續了幾乎八年。
再有就是美國經濟已經是有80%在服務業，而不是製造業。服務業是不會出現什麽工業技術浪潮的概念的。
這就是為什麽美國不會成為第四次浪潮中心的原因，沒有了人才。
而且因為中國並不是美國的盟國，與美國的金融聯係也就比較低，這次矽穀銀行破產導致的美國金融危機會嚴重影響歐洲，但基本不會延伸到中國，這是高盛最近的報告。
導致歐美資金不得不進入中國避險，大量的進入，使得香港作為國際貨幣貿易中心的地位從第七位，在一個月不到就上升到第四位，成為第三位已經是以周計的概念。
也就是中國在未來幾年會有大量的發展資金，想都想不到的多。
再加上中國目前是世界最大市場，資本隨著市場走，技術隨著資本走，這個規律不會變，因此中國也會吸引全世界的人才。目前日本大量研究人員，很多是知名大學教授一級的去中國任職做研究，是新事物。因為過去從來都是中國人去日本做研究。
錢多，有市場，是中國最大的優勢。
這就是為什麽說第四次浪潮會在中國出現，並不是僅僅憑中國人自己的能力，而是世界人才的能力。
財富分配，中國基尼係數達到0.73，美國是0.494。基尼係數越大越不平等。
醫療，醫療普及性、公平性上，大陸還比不上台灣，更比不上發達國家。
教育，美國等國家13年義務教育，中國9年。
每周工時，德法34小時，中國996，合72小時。
中國其實是特色資本主義，即一黨專政的權貴資本主義，雖然這種製度下，靠壓低人民地位，實現了高速發展。
政府是必要的過渡，最後消滅政府才能實現沒有罪惡的共產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
作為馬克思的不孝子孫，中共把政府的罪惡無限放大。
要是AI都懂，能當主席，還連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