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理論認為，上層建築要和經濟基礎相適應，才能讓經濟得以發展。落後的上層建築會與先進的生產力發生劇烈的衝突，導致社會動蕩。理解這一點很重要，當社會衝突爆發的時候，作為少數族裔華裔很容易遭受池魚之殃。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表現為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矛盾。

科技進步提高了生產力水平，強化了生產的社會化。上世紀末的信息革命推動了全球化高潮，全球化就是世界分工，在全球貿易中，中間產品和零部件的貿易比重不斷增加，這就是生產的社會化的增強，產業鏈和價值鏈在全球鋪開，把生產進一步細分為更多的環節和步驟，以致一個產品要由世界各國合作來生產。比如蘋果手機，用了美國設計，用了台灣芯片，荷蘭的光刻機，用了中國組裝等等。又比如波音飛機，可能用了德國的發電機，用了日本的合金材料，用了中國的稀土等等。這種合作形式，或者說生產的社會化形式，叫做市場。

信息革命強化了生產的社會化，使得全球兩極分化加劇，美國中產階級比例急劇下降，財富迅速聚集到全球幾個富豪手中，他們控製了全球大部分生產資料。由此引發了·2008金融海嘯，引發了占領華爾街的運動。占領華爾街運動很快就被美國外交政策外部化，變為阿拉伯之春，變為橙色革命，變為利比亞禁飛區，變為亞太再平衡戰略等等引發國際局勢動蕩的地緣政治操作，轉嫁了矛盾和危機，壓占領華爾街運動偃旗息鼓。

2016年穀歌阿爾法狗戰勝圍棋九段，開啟了智能革命。隨著智能革命，互聯網進入物流與製造業，開始了物聯網時代，生產的社會化進一步強化，企業間，企業和消費者之間，乃至企業和政府間都建立了信息關聯。而智能革命和物聯網都需要大數據。大數據誰來監護？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矛盾。西方大數據都是公司監護，公司可以利用大數據占據市場壟斷地位，這是一個凸顯的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的私有製的矛盾，大數據成為必不可少的生產資料，而且是壟斷性的生產資料。所有政府監護的大數據，在西方都遭到猛烈抨擊。比如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不久，中國就出現了健康碼。健康碼有效地跟蹤了疫情傳播現狀，為有效控製疫情提供了科學的根據。西方專家學者也認可健康碼的作用。要控製疫情，首先要知道疫情傳播的狀況，這是基本科學態度，基本的經驗常識。西方政府和公司也推出了不同形式的健康碼，但這在西方得按照“民主”秩序“尊重人權”地自願使用，同時流行媒體的脫口秀大肆抨擊中國的健康碼是專製政府的行為，導致西方的健康碼根本就沒有任何作用。這種西方民主人權的意識和法律環境，就是西方社會的上層建築，這種上層建築完全不適應物聯網大數據這種生產方式，使得成熟的大數據技術根本無法用於提高生產力，即舊的上層建築阻礙了生產力的進步。

資本主義製度的上層建築就是一整套資本主義的政治製度、法律、道德、文化、哲學、教育等意識形態和文化形態，以及與之相應的社會組織、社會習慣、社會輿論等社會現象。現代資本主義製度起源於1215年英國的《大憲章》，其基本意識形態就是對政府的不信任。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都是這些意識形態的分支，美國政治中，小政府是共和黨的意識形態。資產階級法製正麵的說是保護個人財產，反過來說就是對政府權力的限製，兩種表述說的是一個意思。資本主義就是資本至上，政府保護資本，資本限製政府。由於資本不受政府限製，西方社會又非常怕大數據被公司壟斷，成為公司侵犯人權謀取暴利的工具。信息時代的今天，網絡詐騙已經成為規模的地下產業，個人隱私權更加成為人身安全的保障，所以，基於大數據的許多技術創新在西方遭到上層建築的劇烈抵抗，曰：毀滅性創新。

中國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的基礎是對政府的信賴。如果大數據是政府監護，則市場信賴政府。如果大數據由公司管理，則市場信賴政府有能力有法規保護消費者權益不受公司侵害。這是抗擊新冠疫情期間健康碼能夠得以成功應用的基礎。新中國的政權源於抗日戰爭中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抗日民主政權，從一開始就是共產黨領導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權，抗戰期間是為人民拋頭顱灑熱血的政權，所以是人民信賴的政權。這個上層建築就適應新的生產力，就可以用不斷改革來化解生產社會化和部分生產資料私人私有製的矛盾。中國支柱產業都是國有的，如電網，鐵路，公路等。大數據也一樣。這就沒有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矛盾。

比如移動支付在中國是最普及的。移動支付的基礎設施是移動電話，移動電話網是國有的，覆蓋窮鄉僻壤，持有手機成本低。如果手機不通話光用wifi，中國每月成本可低至6元人民幣，大致等於1加元。而加拿大至少得30多加元一個月，打上稅就是40加元。即加拿大移動通訊成本差不多是中國的40倍。中國餐館都有wifi，移動支付得以普及。移動支付的基礎之一在於手機實名認證，這是西方社會的大忌，是侵犯隱私的行為。移動支付可以說是與西方上層建築直接相衝突。2019年中國移動支付的市場占全球移動支付市場的83.5%，這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社會主義優越性就在於其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

數字貨幣也一樣，也是不適應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比特幣一直得不到政府背書，基本是無疾而終。數字貨幣是天然的國家大數據和國家虛擬網絡，浸透到生產生活方方麵麵。數字貨幣和健康碼一樣，一旦政府背書一個數字貨幣了，必然會招致媒體輿論的攻擊。但是，政府不背書的貨幣，必然不能成為法幣。如果政府承認了一個數字貨幣，就可以用數字貨幣繳稅，那個人的財務還有什麽隱私？可見，中國將是最早使用數字貨幣的國家，這是可以預見得到的將來。

工業4.0和智能社會，大數據就是一個基石。物聯網，就得把法律法規落實的虛擬空間中。資本主義社會虛擬空間都是大公司割據，如臉書、推特、穀歌等幾個大平台寡頭市場博弈。政府怎麽能夠把法律法規落實到私營企業的虛擬空間中呢？這是相當困難的。政府監護大數據在西方是非常恐怖的事情，雖然美國政府確實是監聽全球通訊包括虛擬空間的一切信息，但真正用的生產和生活中了，大家都知道那是政府知道的，那就違反政治正確了，這是西方上層建築絕對不能接受的事情，那是專製政府操控人民的手段。可以說，資本主義上層建築與工業4.0和智能社會的經濟基礎格格不入。

2008年金融海嘯，就是信息革命帶來的生產力與資本主義上層建築相衝突的結果。信息革命深刻改變了資本市場。美國政府麵對信息革命，解除了很多傳統金融業界的規則，大量資本和人才湧入金融界，華爾街獲取市場交易的超額利潤。華爾街爆發式地發明了許多金融工具和金融產品，尤其是衍生工具和衍生金融產品，高杠杆獲取超額利潤。社會的財富隻能產生於生產過程，而不是交易過程。交易過程獲取超額利潤意味著金融壟斷資本榨取了實體經濟的利潤空間。即技術進步反而阻礙了經濟發展。而軍工集團操縱了美國國會製定政策的過程，獲取大量政府的軍工合同，得到大量資金和人才，把人類發展的最先進最前沿的技術首先用於軍事和武器。這是金融壟斷霸權資本主義，最優秀的資源和最先進的技術用於金融交易套利和武器的研發，而不是用於提高生產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自2008年以來，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日新月異，而西方民眾生活並沒有得到改善，美國人均壽命反而下降，西方民眾普遍對未來感到悲觀，認為後代的生活水平會不如他們今天的父母輩。加拿大是資源豐富的國家，也是教育和科技先進的國家，是人才輩出的創新國家，卻麵臨著通脹、住房成本難以負擔，暴利犯罪和無家可歸人口增加。資源、資本和勞動力結合就應該有經濟產出，移民引入的勞動力如果結合加拿大的資源就可以讓加拿大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然而，麵對嬰兒潮一代退休需要更多勞動力的時候，移民安置卻成了加拿大備受爭議的政治議題，反對移民的思潮在極右勢力中盛行。加拿大的資本主義上層建築已經無以適應全球化的生產社會化。

中國是和諧社會，市場中各個實體當然有市場競爭，當然也要利益衝突，但商家和消費者，商家和政府，都是社會分工不同，都是社會主義建設者，都有共同目標，那就是共同富裕。與智能社會和工業4.0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必然是和諧社會。和諧社會本質是人人相互合作，隻有社會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人人都有人的尊嚴，這種上層建築才能發展和諧社會。全球都認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全球才能轉型為智能社會。接受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接受命運共同體的國家，都將先於現在的發達國家進入智能社會。現在，亞非拉許多國家已經先於美國有了高速鐵路。可以預期，不少發展中國家都會先於某些發達國家先使用上5G。 西方5G是要先用於地緣政治，用於軍事，用於間諜，所以限製華為。無人駕駛汽車需要5G技術，需要大數據，這也和移動支付一樣，一定會最先在中國普及，然後在接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家中實現。

今天在世界處於大變局的時候，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得以讓中國突破西方封鎖率先發動工業4.0，讓中國率先進入智能社會。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人類。沒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認同，就無以解決氣候變化的全球性問題，就無以在全球實現智能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