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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IT生涯從紐約世貿雙塔開始，也隨著紐約世貿雙塔的倒塌而結束。對於我的信息專業生涯，是成也雙塔，敗也雙塔。
我在1994年加拿大皇後大學做完博士後以後，賣了三個月保險，1995年我找了一份合同工，在金士頓癌症中心做放射療法物理學家。先做半年合同，又續了半年合同。癌症中心才引進兩台先進的機器，眼看放射療法物理學家就要成為我一輩子的職業生涯了。結果新上任的保守黨省長麥克·哈裏斯裁減醫療經費，我就失業了。這個麥克·哈裏斯省長的兒子是小麥克·哈裏斯，現在就是我所在的選區的保守黨省議員，他競選時我還不計前嫌地為他助選。失業以後當然要找工作，我每天查廣告，寫申請，很多連麵談都沒有，就被客氣的打回頭了。公司人力資源部往往回信說，我們對你的資質非常欣賞，但我們已經找到其它人了。這是假話。我博士畢業前，看到《今日物理》有個廣告，和我做博士研究的特別匹配，投去申請，回信說已經找了其他人，但是，第二年，我看哪個廣告還在繼續刊登。李文和事件發生以後，我才發現我申請的就是李文和所在的實驗室。顯示我是政審不過關。不要以為隻要中國才有政審，哪個國家都一樣。我申請，失敗，再申請，再失敗。我在加拿大的大部分精力和時間不是在申請工作就是為工作而學習培訓。搬家時我翻出了有一麻袋幾十斤的公司婉拒求職的回信。大部分婉拒的原因是資質過高（Over Qualify）。對，大部分被拒絕的工作，不是我不能勝任，而是我太勝任了。誰都知道，這就是種族歧視的一種說辭而已。我讀研究生的同學，博士後的同事，隻要是白人，都不會有這種問題。這就和美國建跨大洋鐵路，加拿大建太平洋鐵路之初一樣，開始他們都不用華工，用的是愛爾蘭人。2006年7月，雙料博士蔣國兵在多倫多自殺了，我理解他自殺時的心情，我也是這樣過來的。讀書考試屢屢上高榜，求職卻屢屢受挫。賣保險敲300個門還可以賣出一個，求職求上千家也沒有一家接受。人生真是很迷茫呀。
這是我進世貿中心一號樓的出入證
既然是資質過高，那就降資質吧。博士學位太高，我就讀個碩士。於是我讀了工商管理碩士。還是資質太高，好像沒有降低資質，反而增加了資質。更找不到工作了。於是都就再降資質，改為讀微軟工程培訓。微軟工程培訓，高中畢業就能讀。上圖是我1997年出入曼哈頓世貿中心1號樓的出入證，有效期到2000年。信息革命有一批開荒牛，那時候還沒有大學培養的IT專業人士，都是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轉入IT行業，其中不乏華人博士們。這就和美國和加拿大建跨大陸鐵路一樣，這時候華人就最需要了。鐵路華工成就了北美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基礎設施。華人博士們成為信息革命開荒牛的主力軍。我在世貿中心1號樓86層樓學習微軟計算機網絡管理，每天中午微波爐熱了午餐後，就坐在落地窗的窗框裏，吃飯時，可以俯瞰曼哈頓繁下城繁忙的人群如螞蟻一般匆匆忙忙，也可以遠眺肯尼迪國際機場上空的飛機如幾個蚊子一般地盤旋起落。高高在上，俯瞰人間。
學完微軟網絡以後，進入了IT行業，跳了兩次槽，2000年到了Intira公司做資深網絡安全工程師。
Intira是當年風投燒錢的十大紅鯡魚公司之一，開辟了為公司提供互聯網硬件服務的新行業。這公司就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斜對麵幾十米遠的一棟華爾街裏很一般的老樓，有四十多層，大石塊門麵，銅框旋轉門。那時候燒錢燒得大方呀。公司給我們配了手機，公司付費，因為我在家也接電話處理業務。半夜下班，公司包出租車送我們回家。外出培訓，也是機場下來就租車自駕。
工間鍛煉身體，我就爬樓梯爬到樓頂，觀看樓底街道上螻蟻一般密密麻麻的行人和計程車，透過密密高樓之間的縫隙窺視紐約港過往的船隻，吹吹海風，欣賞朝暉夕陰、陰陽割昏曉的高樓大廈。那是人生春風得意之時。
世貿中心廣場有一個支離破碎的地球雕塑，看上去是抽象藝術，我感覺這藝術家是蠻寫實的。我哥哥那時候在世貿中心二號樓72層上班。如果哪天我們倆都帶了三文治當午飯的話，我哥就會約我一起坐在這雕塑的水池邊上吃午飯曬太陽。
紐約曼哈頓哈德遜河邊的世界金融中心
2001年9月11日清晨，下了夜班，我沿著紐約港岸邊漫跑，一邊是遠處紐約港內的自由女神像，一邊是摩天大樓樓群中鶴立雞群的世貿中心雙塔。我從紐約港海灣岸邊，沿著哈德遜河東岸往北跑，路過世界金融中心，我的一個中大研究生同學在裏邊的雷曼兄弟投行上班。我一直跑到史蒂文森中學，那裏是我兒子讀高中的地方，然後往回跑。海風吹來潮濕的空氣，朝霞映紅了新澤西州的樓寓。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一天的開始，而對於我，這是一天的結束，我下夜班了。跟往常下班一樣，跑完步後，我搭上地鐵，回到家中，洗了個澡，吃了頓早餐，上床睡覺了。這一夢也是一夢千年，醒來人間已經是另一個世界了。我一夢醒來世界已經進入反恐時代了。人類也開始了完全不一樣的21世紀。
左下角一組紅樓，就是哈德遜河邊的紐約市的著名史蒂文森中學
我還在床上做夢，老婆就把我給搖醒了：“快看電視，世貿塌了！”。“什麽”？我真沒聽明白老婆說的話，我睡眼惺忪，坐到沙發上瞪著電視，世貿真塌了，看著像好萊塢大片一樣，但頻道確實是新聞頻道，而且不像是廣告時間，還有新聞解說，鏡頭反反複複：飛機碰世貿一號，飛機再碰世貿二號，世貿二號塌了，世貿一號也塌了。又有不同角度的攝像送到電台了，然後又來一遍：飛機碰世貿一號，飛機再碰世貿二號，世貿二號塌了，世貿一號也塌了。
我腦袋還在似夢非夢地瞎轉。“世貿二號，世貿二號，啊，我哥在那上班”，我趕緊打了個電話到哥哥家，嫂子說哥哥來過電話了，說是平安無事，但人還沒回到家。“啊，兒子學校離世貿太近了”。我接著又打電話到史戴文森中學，錄音，忙音，錄音，忙音，一個鍾頭往學校打十幾個電話，沒人接電話，估計學校早就沒人了。“給媽媽報個平安”。打電話回中國，占線，占線，占線，無論如何打不通。“不知公司如何”。我打電話到老板的手機，老板說這幾天不要回公司了，疏散了。“世貿一號，世貿一號，啊，旁邊就是金融中心，我有個同學在那上班“，我又打個電話給這個老同學，他在家。他說今天上班遲，地鐵開到市政廳就不走了。他上到路麵，街道也封鎖了，無法回到辦公室了。他看了看遠處自己上班地方的煙塵，還以為是火災，就回家了。
中午時候，電話鈴響了。兒子說地鐵停止運行了，他從學校往家走，現在走到時代廣場，在路邊電話亭裏打電話給我們。
下午四點多，哥哥來電話了，說是回到家了。他早上回到世貿二號以後不久，世貿一號就被飛機碰了。當時他就和同事一起要出世貿大樓，電梯下到四十四層就不走了。樓內保安說沒事，勸大家回辦公室上班，很多人就回辦公室了。我哥哥感覺不對勁，就繼續走樓梯下樓，還沒下到一樓，第二架飛機碰上來了。世貿二號塌下來的時候，他已經走到紐約大學了。
下午五點鍾，兒子也回到家了。我又往國內打電話，還是不通。我馬上發了個電子郵件，向家裏人報平安。晚上，國內回電子郵件了，叫我們務必打個電話回家，家裏人不在電話裏聽到聲音不放心。
過了一個星期，我回公司上班了。我心裏打咕嘟，這不是頭七嗎？正是冤魂回來的時候。我們公司離世貿也就是三、四個街區，九幺幺那天刮的是西風，煙塵往布碌倫飄去，正打公司上頭過。據同事說起來，那是昏天黑地、粉塵飛揚，渣子碎片從天而降。其中一個同事從布碌倫大橋走出曼哈頓，說一路粉塵彌漫，嗆得要命，回家咳嗽了好幾天。另一位走到南碼頭，坐船到了史泰坦島，下午坐船到新澤西州，然後才周轉回家。
兩個星期過去了，公司樓內還有那一股怪異的味道，一股在中央空調係統中縈繞徘徊久久不去的味道，一股類似火葬場的味道，三千亡魂的味道。
不久，公司大樓大堂增設了新保安設施，入口處新裝上了履帶式 X 光機和一個門框式金屬探測器，上樓就跟上飛機一樣要經過嚴格安全檢查了。
信息安全專業人才本來就少，我是認證過的信息安全專業人才，有這種認證的人才那時候是很吃香的，911更加大了對信息安全人才的需求。不過，美國公司錄取必須是美國公民。即便加拿大，我這種大陸背景的人也過不了政審潛規則。可見西方對中國的戒心從來沒有放鬆過。911以後，我們公司破產了，我就再也入不了IT行業了。這和當年鐵路華工一樣，最關鍵是時刻華人上去了，鐵路建好以後，就是《排華法案》。華人博士們是信息革命開荒牛，信息產業塵埃落定以後，我就業就無門了。活生生的卸磨殺驢，兔死狗烹。
成也雙塔，敗也雙塔。911斷送了我的IT職業生涯。不過，比起雙塔倒塌死去的人來說，比起20年反恐戰爭中無辜死亡的幾百萬平民來說，我還是幸運的。大變局時刻，活著就是勝利。新冠疫情也一樣，新冠疫間，不要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冒不必要的風險，活過這段疫情就是人生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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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明白，九一一後IT特別是網安領域機會多啊。政府不行私人小公司總可以吧。願聞其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