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49）

 

第二十二章   軍隊與文化大革命

 

1．軍隊的造反派

 

   劉少奇、鄧小平雖然分別做過新四軍和“二野”的政委，但很少指揮戰鬥，在軍隊中根基不深。所以八屆十一中全會批判劉、鄧，軍隊是擁護的。那時部隊的主要領導，包括一些老帥和將軍們都表現得非常積極，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也很好。中央文革要成立《快報》組， 吳法憲從空軍調了一些優秀的幹部來給我們。那時，中央文革的汽車不多，有時我們外出辦事還得騎自行車。邱會作知道了，從總後勤部調了幾台車給我們。還派了幾個部隊的優秀司機過來，其中有一個司機跟我說，我們首長指定我專門來為你開車的。這個司機的技術真好，有一次他送我去機場，途中他用嫻熟的技術避開了一場看來是根本無法避免的車禍。

 

   可是從軍隊機關院校開展批判資反路線開始，軍隊與中央文革的矛盾就開始尖銳起來了。軍隊內部的矛盾本來就是很複雜的。當時軍隊裏麵有的領導搞特殊，而且比起地方來有過之無不及。由於部隊在管理上都是講服從命令聽指揮的，所以一些幹部的作風也十分霸道。 這些情況從文革運動一開始就反映到中央文革來了。來反映情況的並不是底下的戰士和群眾，大多是來自部隊裏的同級的對立麵。幾乎每一級領導都有自已的對立麵，甚至幾個老帥也有這樣的情況。

 

   這種情況又往往與軍隊裏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山頭”聯係，所以情況就更加錯綜複雜了。 按照“十六條”規定，部隊的文革運動在全軍文革小組統一領導下進行，在軍以下單位不搞“四大”，以正麵的學習和教育為主。連隊的戰士都是掌握著武器的，如果他們也起來“造反”，那就很容易變成“兵變”。但是軍事院校的學生提出來，他們也是在校的學生，所以也要參加到文革運動中來，要到北京見毛主席，要進行大串聯，要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後來得到了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批準。但是毛主席不同意他們成立紅衛兵組織，因為你本身就已經是兵了嘛。

 

   部隊是有軍紀的，有些一開始就起來造反的軍校學生，因為違反了軍以下單位不搞“四大”的規定，而受到了“軍紀製裁”。他們認為這也是在執行“資反路線”。所以在1966年的10月，就發生了軍校學生包圍國防部的事件。本來這事是由全軍文革小組去處理的。可是劉誌堅那時已被陳亞丁他們搞了很多材料，說他在總政執行了資反路線，所以受到了造反學生的反對。而謝鏜忠又過於老實，他去說話人家都不聽。這時葉群就來找江青，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講話，勸那些學生回去。於是江青就叫張春橋和我到國防部門前去見學生，我們一去說話，學生們倒是馬上就撤除了包圍，退走了。

 

   實際上，部隊的造反派和地方的造反派是有很大區別的。地方的造反派反對的是劉少奇、鄧小平和執行劉、鄧資反路線的各級黨委的領導 人；而部隊造反派反對的是他們的司令、政委，而這些人卻大都是反對劉、鄧，擁護毛主席的。像吳法憲、邱會作這些人都是毛主席和林彪非常信任的人。後來，出來保護這些首長的人就成立了“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被稱作“老三軍”，而部隊機關與院校批評與反對他們領導的造反派則被稱為“新三軍”。按當時的認識，一般認為“老三軍”是保守派組織，“新三軍”是造反派組織。按理說，毛主席支持群眾起來造反，我們中央文革應該是支持造反派組織的，但是實際的情況卻要複雜得多，對軍隊的事我一般都是不介入的。

 

   空軍文工團有個女孩子叫劉素媛，因為支持吳法憲，成了保守派。她挨了造反派的鬥，造反派還要把她排擠出文工團。她人長得雖小，但 很機靈，她以前來參加過中南海舉行的舞會，與毛主席也跳過舞。可能是主席跟她說過，如果了解到下麵什麽情況，可以直接來跟他說的。大約在1967年4月，她通過主席的秘書徐業夫求見主席。說有很要緊的事向主席報告，主席叫徐業夫通知她來。劉素媛見了主席就哭哭啼啼的，把“造反派”怎麽整她，怎麽要打倒吳法憲等等情況，都和主席講了。還說，吳法憲現在的行動都得向“造反派”請示報告。我到主席這來，也要向他們請示才行。主席聽了說，吳法憲怎麽成了走資派了呢？他有錯誤、缺點，可以批判，甚至炮轟，但不能打倒。

 

   主席找來葉群，問她怎麽回事，怎麽現在三軍首長都受管製了？“造反派”怎麽就有這麽大權力？主席還讓葉群去了解，看看到底誰對誰 錯。但主席說，不管誰對誰錯，都要讓部隊正常工作。吳法憲是司令，他有自己的權力，進出不需向“造反派”請示，有事隻能向我和林總請示。

 

   吳法憲這個人，後來人家說他是“草包司令”，那是大錯了，這個人聰明透頂，大家都挺喜歡他。他是南方人，口齒清楚，他常會說一些 笑話給江青聽，江青見了他就很高興。吳法憲在他的回憶錄上寫了他和江青鬧矛盾，那都是誇大其詞的，而討好江青的另一麵他就沒有寫。且有的地方則純是編造，那個時候他怎麽可能與江青公開鬧矛盾，討好江青都來不及呢。

 

   毛主席這麽說了，老三軍這派就高興了。當然新三軍當時也還是有力量的，它的後麵也有很多司令、政委在支持著的。1967年5月25日是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發表25周年，部隊文藝單位在此之前要搞紀念演出。這就發生了兩派爭奪演出場地的問題，實際上還是爭奪軍隊文革運動的主導權問題。按照總理和中央文革的意思，“新三軍”，“老三軍”在這一天一同演出。但新三軍”演出卻不要“老三軍”參加。於是“老三軍”就要單獨在北京展覽館演出。可當“老三軍”要演出的時候，“新三軍”就組織了人去衝擊他們。總理對他們說了，你們要團結起來，一起聯合演出，不一起演出，我就不去看。但“新三軍”還是不肯。這時葉群又來向江青求救了，江青讓我和關鋒去。臨走時，她還特別關照我們，你們去了以後說話別一麵倒，要強調團結、聯合，不能武鬥。告訴他們，再武鬥，全軍文革就要抓人了。於是我和關鋒先去看了“老三軍”的排演。

 

   “老三軍”的演出挺好，他們演唱的是肖華作詞的長征組歌。我一進入那個環境，就被感染了，覺得“老三軍”的演出很好，“新三軍”他們不讓他們演出是不對的。演出結束後，“老三軍”鼓掌要我們上去講話， 關鋒不願意去講，他對我說，我一點都不了解情況，我陪你上去，你講吧，你還知道一點兒。其實關鋒以前就跟我說過，軍隊事情很複雜，你別去講話，咱們弄不懂，不要陷進去，陷進去就出不來了。現在他這麽一推，那就隻好我講了。

 

   我的講話，完全是按照總理和江青的意思，要他們（新、老三軍）團結起來，都是革命同誌，要團結起來，聯合演出。可是後來他們在小報上登出來了的，就光說戚本禹支持“老三軍”的演出，我後麵那些要團結，要聯合演出的話都省略了。 “新三軍”很倔，就是不同意聯合演出，而且放出話來，如果“老三軍”要單獨演出，那就去衝擊他們，讓他們演不成。肖華其實是支持軍隊造反派、支持“新三軍''的。他是總政主任，他對演出的事有發言權。可這樣一個局麵出來以後，他就被夾在兩派中間不好辦了。他是希望“老三軍”取消演出的。可林彪知道以後，就叫葉群去給“老三軍”說，演出繼續，不要取消。肖華和林彪的關係很好，而且林彪又是副統帥。有林彪的支持，這樣“老三軍”就在5月13日按計劃演出了。結果“新三軍”就去衝擊演出。在演出的現場，雙方發生了武鬥，雙方都有人被打傷。而“老三軍”是早已做好被“新三軍”衝擊的準備的。這個事情一出來，軍隊內部兩派的矛盾就公開了、激化 了。

 

   總理在1967年5月14日表態批評了雙方，但“老三軍”對總理各打五十大板不滿。而這時林彪卻又公開支持“老三軍”。在5月23日正式演 出的那天，林彪和葉群都去參加看了，還派了部隊去保衛。林彪這樣堅決地支持“老三軍”，江青也沒有辦法了，也不得不改變態度，和林彪保持一致，她要中央文革也跟著支持“老三軍”。6月9日“老三軍”又作了一次演出，中央很多領導人包括總理都參加了，中央文革也去了不少人，我也去參加了，但江青有事沒有參加。這就是表示中央支持“老三軍”了。此後，“老三軍”不僅自己經常演出了，反過來排斥“新三軍”參加演出。從這以後“新三軍”的許多人就開始挨整了，其造反派組織也都被整垮了。自此，林彪穩定了北京的各總部機關，“老三軍”成了文革運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解放軍總後勤部下屬的部隊院校最多，所以那裏造反的學生也最集中。最早起來造反的是上海的第二軍醫大學的“紅色造反縱隊”，陶鑄 的女兒也在裏麵。記得有一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有人當麵向陶鑄告狀，說你女兒如何如何。陶鑄隻是笑笑，說他也沒有辦法。說，你們找曾誌去，她聽曾誌的。二軍大的“紅縱”率先衝擊並占領了總後的大院，要揪鬥邱會作。其實，毛主席和總理對邱會作的印象都是很好的。文革之初，主席寫的“五七指示”就是根據總後的報告寫的。 邱會作確實很能幹，總理說他是最好的總後勤部部長，這話是不錯的。同時他又是林彪的一員幹將。可是他平時對待下級很嚴厲，作風比較粗暴。所以很多人都對他有意見。加上他和肖華兩個人在當時就是有名的“花將”，所以，文革運動一來，底下的群眾就起來揪鬥他了。造反派整了他很多材料。開始他躲到了西山的軍委駐地，徐向前擔任了全軍文革小組組長以後，就叫他下來見群眾。徐帥說，哪有解放軍的將軍怕群眾的道理啊。其實，徐帥這樣做是沒有錯的。問題是造反群眾一聽到邱會作平時如何霸道，怎樣搞女兵這些事情就憤怒起來了，把他打得很厲害。邱會作寫了個字條給林彪，要林彪救他。林彪讓葉群拿了邱會作寫的字條來找江青。葉群來的時候，我也在邊上。葉群說，邱會作是個很好的同誌，可就一點不好，是個“花花太歲”。江青馬上讓陳伯達寫了個手令給葉群，葉群拿著陳伯達寫的手令去把邱會作救出來了。可後來邱會作卻把所有的仇恨都放在了中央文革和江青的身上了。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央文革就是造反派的總司令部，那些打他的人都是受了江青的指使的。其實哪有這事。老實說，那時對於軍隊文革的事，我們都是躲都躲不及的。我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發言受到主席批評之後，對於軍隊的事情，一直都是很謹慎的，從來也不願意多說話。

 

   文革以後，葉劍英、鄧小平他們又誣陷說，那是江青同林彪的勾結，要搞亂和搞垮軍隊。要我說，江青如果真有這份心和這個本事，那文革的發展和結局也就不會是後來那樣的了。 其實，當時部隊的情況很複雜，絕不是一個支持造反派還是支持保守派就可以說清楚的。實際上，這兩派的背後都是有一些大人物在那裏較勁的。

 

   肖華原來是支持造反派的，後來看了林彪的態度，又去支持保守派了。所以弄得兩派對他的意見都很大。到了後來，就連葉群也大罵起肖華來了。主席隻好出來說，他要親自保肖華過關。聶榮臻為了讓肖華躲避群眾對他的批鬥，把肖華接到自已的家裏。可是肖華卻把聶帥家裏的女服務員給奸汙了，氣得聶帥把他的行李扔出了門外。這件事是聶帥自己在一次會議上說出來的。所以，主席說，肖華實在是個扶不起的天子——劉阿鬥。不過，當有一次葉群來說，在批鬥肖華的時候，群眾讓肖華在地上爬。而肖華怕挨打，就真的在地上爬了。毛主席知道這事以後，異常震怒。主席說，你有錯，改正就是了。怎麽能在地上爬呢？打死也不能爬呀！你以後還怎麽指揮軍隊啊？ 為此，主席親自下令，今後不準任何人讓將軍在地上爬。誰這樣做，就是武鬥，要處置。

 

2 ．我在文革運動中與老帥們的接觸

 

   那個時候，林彪在我的心目中是個了不起的英雄。不但過去仗打得好，而且在建國以後，我聽過他的幾次講話，都是在曆史發展關鍵時刻 至關重要的話。你看他平時好像不管事，可是他要出手來管事時，往往都是驚天動地的。 1966年5月18日，他在政治局會議上所做的報告，是我幫助整理的。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在他的回憶錄裏寫道，林彪看了以後感到很滿意。 他跟張雲生說，以後他們那裏寫的重要的東西，要拿去給戚本禹看看。葉群也多次跟我說，林總很賞識你的才能，讓你有時間去家裏坐坐。可是我接受了田家英犯錯誤的教訓，不能去。

 

   有一次，我問主席，葉群好幾次邀請我去他家裏做客，我不想去，但又怕他誤會。這時主席正在看東西，他一邊看，一邊對我說，我們不去，我們不去。所以，我就一次也沒有去過毛家灣。為此，葉群還對我很有意見。 林彪在報紙上發表過兩幅題詞，上報之後，我就把原件還給葉群。可葉群說，林總特別交代，原件就留給戚本禹。因為我專門研究過中央各首長的書法、筆跡（工作需要），所以能夠分辨首長的批件。有一次，葉群拿了一份林彪批過的文件讓我組織傳閱，我一看就說，這字不是林總寫的。葉群說，你真厲害。那字確實是林總的秘書代寫的，但是經過林總同意的。“九一三事件”後，我看到在中央文件裏，影印出來的他給林立果的那個手令，那上麵的字既不是林彪寫的，也不是林彪的那個秘書寫的。可能是林立果他們模仿著林彪的筆跡寫的。

 

   1967年的夏天，北京的天氣特別熱。在主席還沒有去武漢之前，住在人民大會堂裏。有一天，葉群來找我和王力、關鋒，說林總想見見你 們。隨後她就帶著我們一起去了林彪在大會堂的辦公室。林彪見了我們很高興，他說，要把文革搞好，要盡量減少負麵的東西，不能武鬥，尤其是不能動用槍支來武鬥。他說，你們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黨內、軍內反對文革的人很多，很多。你們將來可能會遇到的困難很大、很大。你們一定要充分地估計到這一點。現在主席健在，我們是靠著大樹好乘涼。主席不在了，我們的困難就來了，那時隻能靠我們自己了，誰也幫不了我們。我們要有備，才能無患。他向我們問了一些情況，叫我們經常到他那裏去。

 

   對這次談話，關鋒還專門有個追記。林彪這次談話，我向江青匯報過，江青說，林總說得對呀！江青後來又向主席匯報，據說主席回答，還是林彪能想問題。所以“九 一三事件”後，人們說林彪參與了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我總是不敢相信。那個“五七一工程”紀要，分明是小孩子玩家家的拙劣產品，而林彪是個能想問題，懂得戰略戰術，而且曾指揮過千軍萬馬的軍事統帥，這樣拙劣的軍事計劃，能是一位傑出軍事統帥的作品？ 葉群還告訴過我們，林彪對怎樣把中國的事情搞好，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她說，林彪不主張很快地走向共產主義。他認為，這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他主張首先把小農經濟搞成大農經濟。他說，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定會實現的，但那是一種全新的東西，它的真實麵貌究竟怎樣，我們現在是想象不到的。葉群說，林彪想得很深。

 

   不過，我那時也發現，林彪的“山頭”意識其實挺厲害。部隊裏其他的人受到衝擊，他很少管。但是，誰要搞到他“四野”的人，他就不答應。我覺得，在所有的老帥中，徐向前是最理解和最支持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本來在我們的眼裏，覺得他是跟著張國燾犯錯誤的人。 可是在討論“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會議上，徐向前有個發言。他說，毛主席決定搞文化大革命，意義很重大。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就怕在中央出修正主義，像蘇聯那樣就麻煩了。他還說，他看了小將們寫的文章，覺得寫得非常好。現在是我們這些人向小將們學習的時候了。他又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依靠這些小將，不能光靠老人。老同誌關係複雜，曆史包袱很重。所以要多依靠年輕人。我聽了他的發言，覺得很驚奇。沒想到一個平時與外界很少接觸的老帥，對文革認識得那麽深。我向江青作了匯報。江青也覺得很意外。 後來，在劉誌堅被打倒之後，是毛主席親自提名，讓徐向前擔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我後來總覺得主席的這個決定其實是很有深意的。但可惜我們在當時並沒有很好的認識到這一點，也沒很好支持徐帥。徐向前在“二月逆流”的時候，對中央文革小組也有意見。但是他的意見主要是埋怨中央文革對全軍文革的工作支持不夠。與陳毅、葉劍英他們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態度是不同的。“二月逆流”以後，徐向前向主席要求辭去了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職務。主席沒批準。但這之前主席卻又把他列入陳毅、譚震林、葉劍英一夥，讓他們一起挨批判， 徐向前也不申辯，欣然接受。唉！陰陽之道，玄妙之極。

 

   我和聶榮臻的接觸的不多，但我總感覺到主席對他有些看法。是什麽原因我不知道。隻聽葉子龍說，1946年主席叫聶帥集中兵力，依險布 局，狠狠打擊傅作義，但他沒執行主席意圖，竟然打了敗仗。又聽說1948年5月國民黨的飛機轟炸阜平城南莊主席駐地，後來査明，那個在地麵上給國民黨飛機指引目標的廚師，是聶榮臻夫人的親戚。江青跟我談起這事的時候，還是非常憤怒，說那個女人（指聶榮臻夫人） 差點害了主席。

 

   我和賀龍的接觸的也不多，但他兩把菜刀起義、開辟革命根據地的事，使我很崇拜他。我記得一次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看到我跟我說，有人 想用製造車禍的方法來暗害我和關鋒。他叫我們要小心，我和關鋒都很感激他。後來有一次主席要接見他，葉群過來說，賀龍身上一直是帶著手槍的，要主席注意安全。所以賀龍來的時候，警衛戰士很有禮貌的跟賀龍說，現在有規定，請他把隨身攜帶的手槍拿出來交給他們代為保管，等離開的時候再還給他。賀龍就笑嘻嘻地把手槍交給了警衛戰士，我覺得他很尊重主席。以後又聽林彪說他是大土匪、江洋大盜出身，對他印象不好起來。再以後又聽說他曾與國民黨談判投降的事，但這件事總理都向主席否定了。但那時我已把他看成是劉、鄧 司令部的人。

 

   對葉劍英，在青海“三·二二事件”之前，我在中央的碰頭會上經常遇過到葉劍英的。他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我一直覺得奇怪。開始的時 候，他是很起勁的。羅端卿下去後，他接替擔任了中央軍委秘書長，還擔任了“首都工作組”的負責人。在批“彭、羅、陸、楊”和打倒“劉、鄧”的時候，他都表現得很積極。但是他對中央文革小組卻一直都是很對立的。後來我聽到朱成昭跟別人說，葉劍英曾對他說， 我們不怕亂，也不怕群眾運動，就怕沒有對運動的領導權。林彪事件以後，葉劍英一直把自己說成是反對林彪的。其實，他那個時候是想盡辦法去靠攏林彪的。隻是林彪對他很戒備。

 

3 ．我與粟裕、謝富治、許世友、韓先楚、楊成武、吳法憲

 

   在對軍隊的元帥、大將中，除了林彪，我最崇拜的是粟裕。文革前，我曾冶製（印）一枚“粟帥帳下馬前卒”的印章，以表示我對他的崇 敬。上海解放前，我曾幫助方伯康、戴覺民同誌投軍粟裕的部隊，又在地下黨領導下，參加軍情調查，調査材料由地下黨轉送三野粟裕的司令部。後來主席叫粟裕出席中央碰頭會，他每次來我都親自為他安排座位、倒茶，但是總理老叫他去處理軍校各種糾紛，不大通知他出席中央碰頭會。

 

   謝富治和我在工作上經常有聯係。我第一次在工作上和他的接觸，是為了處理田家英的事情，總理讓我去找他的。我去公安部和他談完工作以後，他就邀請我去他家裏吃飯。我到了他的家裏一看，不由得感慨起來了，這麽一個有著赫赫戰功的老將軍，家裏的擺設卻比我還簡陋，簡直可以說是家徒四壁。他嘴裏說我是貴客，要好好招待我，可端上來飯菜都是和平常老百姓家裏的沒什麽兩樣的，隻不過多加了幾個菜，比起彭真等人的家宴，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我從心底裏就對他產生了深深的敬意。 謝富治長期擔任公安部長，是掌握刀把子的。但他是最不願意搞冤案的，經常把一些疑難問題擺出來，讓我幫助分析。有一次他和我談起清朝的名臣於化龍，於化龍漏夜批文，覺得手中之筆有千鈞之重。紅筆一點，身首分離，人命關天啊！謝富治說，他的筆點下去，那要比於化龍更重得多了，不知要關係到多少人的命運了。所以，他總是戰戰兢兢的，不敢有絲毫馬虎。謝富治是個少有的好官，他自己主觀上沒有去搞過一個冤案。

 

   相比來說，羅瑞卿要比他主觀一些，羅端卿和公安部的許多副部長的關係都比較僵。當然即使是謝富治，也不能百分之百地避免冤案，因為有些事情是中央決定要做的，那他也沒有辦法，隻有執行。康生也曾經向我們坦言，說他也辦過冤案的，把一些忠誠的黨員給處決了，後來發現搞錯了。隻好給家屬優厚的撫恤來彌補。那都是處在戰爭惡劣條件下發生的事情。

 

   有一次，我在天安門城樓上遇到了許世友，他見到我就叫我“戚大帥”。我聽了忙跟他說，不能這樣叫。我跟他聊起了解放戰爭的時候“三野”的東兵團和西兵團的事。他說，喔，這你也知道啊。我說，我那時是上海的地下黨的一個小黨員，我們天天都在關心前線發生的事情。你還是我家鄉的解放者呢！他問我是哪裏人，我說，是威海。他聽了非常高興，說他去過威海，那裏出了很多英雄。後來他被造反派衝擊的時候，他叫他的夫人田普到北京要來找我。田普說，許世友叫他來找江青，說如果見不到江青就找我，別人誰也不找。我知道以後，就去請示主席。我說，田普來了，說要見我。主席說，你先叫人給她打個電話，問問她什麽事再說。於是，我叫讓秘書給她打了電話，我的秘書跟她說，本禹同誌現在在開會，很忙，有什麽事情就請她在電話裏說，他負責轉告。於是，田普就在電話裏說， 現在有許多人要搞許世友，搞他的並不是底下的群眾造反派。而是某副政委、某副司令要搞他的。我把秘書給我講的都匯報給了主席。主席後來去上海的時候，就要召見許世友。可那時許世友躲在大別山。主席特意派張春橋去請他來上海。可開始的時候，許世友還不相信， 生怕張春橋是騙他下山。後來張春橋告訴我，他是用了自己留下來給他當人質作保證，才使他相信的。我說，你是中央文革的副組長，你這樣說多掉價呢。張春橋說：“我當然說的很婉轉的。他說他這裏的事情很多，跑不開。我就說，那這樣，我留在這裏給你處理事情。重要的事情隨時打電話與你商量，你單獨去見主席。我這麽一說，他才相信了。於是就跟我一起下了山。後來他見了主席，主席保了他。他很高興，還說要打個豹子送給我。”主席讓張春橋兼任南京軍區第一政委。許世友是非常高興的。主席派自己身邊最相信的人給他當政 委，這樣還有誰能反對他呢。

 

   福建軍區司令韓先楚來北京解決福建問題。江青叫我去京西賓館看看他，聽他說些什麽。我到京西賓館的時候，他們已經知道我要去了，好幾個人，都是將軍，在那裏歡迎我。那些人都是聰明得不得了的。你說一句話，他能聽懂你十句。我向他們說，領導叫我來看看大家， 問問大家有什麽要解決的間題。他們馬上說，“感謝江青同誌關照。”既不提陳伯達，也不提總理，你說怪不怪！可你要是光聽他們說， 那可都是造反派的錯，他們都是受委屈的。其實我也了解很多情況，知道他們是怎麽對待被他們視為異已的造反派的。

 

   楊成武在文革中是與文革小組聯係很密切的軍隊幹部，所以他和我的交往也特別多。那時我對他的印象一直都很好，他是老革命，但碰到我總是特別客氣。他是代總長，權力非常大，軍隊的調動都是通過他下達的。一次他跟我說到葉劍英，他說，葉沒打過仗，一直都是做參謀和情報工作，所以他在部隊中沒有幾個人聽他的。部隊的人平時見麵都客客氣氣的，可節骨眼上還是聽自已老首長的。 楊成武的那篇《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的文章，是他讓部隊的幾個秀才寫的，陳伯達幫他修改過。楊成武對發表這篇文章表現得非常急切，他來找過我好幾次。後來這篇文章發表之後，他很高興。

 

   “二月逆流”以後，吳法憲常來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開始他和楊成武的關係還挺好。可後來不知是什麽原因，他和楊成武有些不和。我看到軍隊有個材料反映他作風驕傲，曾告訴過他注意。他說是空軍的人串連的結果。我不願深入下去，點到為止。記得在1967年10月以後有一段時間，楊成武因為生病，好長時間沒來參加文革碰頭會。有一次，吳法憲到中央文革辦公室找我，要我和他一起到楊成武家裏去探望他。我是想去看看他，因為上次王、關問題時，他在主席麵前替我說過好話。可我的職務又限製了我不能隨便去軍隊看望任何人。吳法憲卻一定要拖住我去，硬把我拉上他的汽車，讓我的車跟在後麵，我也就去了。到了楊府通報了秘書，楊成武聽說我去看他，就很熱情地叫人出來迎接我。可能他以為是江青讓我去看他的了。其實江青根本沒說要我去看他。可他一聽說吳法憲同我一起去的，就有點不高興。他教他的夫人陪我到他家樓上臥室去看望他，而讓吳法憲和會客室的一堆看望他的人坐在一起。這些人太多，是原華北軍區的高級將領。這一下，我明白了吳法憲為什麽一定要拖我去的用意了。如果他一個人去的話，楊成武有可能給他吃閉門羹。 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軍隊高層之間，盡管表麵上顯得很親熱，但實際上有些人互相間的分歧很大。甚至一個山頭之間也是如此。

 

   楊成武原來亦屬一方麵軍，是林彪很信任的幹將，但後來竟與林彪的另一幹將吳法憲弄得不可開交，吳法憲說，楊成武要奪他的空軍司令的大權， 其實代總長的地位遠比空司要大，說楊成武要奪空司的權應沒有事實根據。而後來楊、餘、傅事件暴露的事實表明，吳法憲這一邊，包括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人倒是在想奪取楊成武的代總長的大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