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18 萬事開頭難

 

第三篇 萬事開頭難

第一章 大吵初次現中央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雖決定了發展的方向，新成立的中央卻麵臨著許多實際問題；由於麵臨這些問題的考驗，中共中央內部之間及中共與馬林之間錯綜複雜的爭執。直到陳獨秀先生等七人被捕獲釋之後，我們才深悟團結奮鬥的必要，內部爭執也就平息下來。
 

   大會閉幕以後，暫代陳獨秀任書記的周佛海，任宣傳的李達和任組織的我立即舉行中共中央的第一次會議。我們的第一個困難是經費，已往的經費多半由陳獨秀先生籌集，因大會的開支已所餘無幾。各地代表在離開上海以前都表示過籌集經費的不易，使中央無法要求各地分擔所需的費用。中共中央除我們三人外，並沒有專任事務工作的人員，我們分別住在分租來的小房間裏，並沒有一個可以集中辦公的地點，一切也無規可循，都在摸索試探之中。

   我們將大會情形及會後新中央所麵臨的問題函告陳獨秀先生，並催促他從速來滬就職。我們不願因陳獨秀先生的未到而停頓工作。周佛海在暑假期滿後要回日本去繼續學業，不可能專心致誌幹中共中央的工作；李達仍忙於寫作，於是在這段期間，我就成了中共中央工作的重心。

   馬林對於大會的成就是很滿意的。當我和他在李漢俊家裏匆匆分別之後，直到會後幾天才再見麵。我將大會經過情形正式通知他，他也一一筆記下來，似是要向共產國際作一個正式報告。他最感覺高興的是我們居然能擺脫警探的監視，迅速完成大會的工作，這是一種不怕風險積極精神的表現。他認為大會討論黨綱黨章所獲得的結論，大體都能站穩共產主義的立場，對於工人運動的決議，更是切實可行，凡此都是很重要的收獲。

   我們談到新中央將如何根據大會決議展開工作時，馬林提出那個已經決定了要組織起來的工人運動的中央機構，應該用甚麽名稱。我告訴他，這個名稱還在考慮之中，我們不能稱之為總工會，因為還不是由各地工會所產生出來的機構，並反問他，根據各國工人運動的經驗，以使用甚麽名稱為最適當？他建議可以叫做“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這說明這個名稱適合於一般共產主義者從事工會組織工作的稱號。這個名稱的提出，似是馬林對於中共第一次的具體貢獻。

   我們同意采用這個名稱之後，又談到經費問題。我告訴他，我們已函告陳獨秀先生，請他為新中央設法籌集經費，此外，其他各地大致可以解決他們自身的需要。他又提到工作愈開展所需經費愈多，以後將何以為繼等等。這樣，他重新提到了他和李漢俊間所曾引起的爭執。他向我解釋，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共產國際有幫助各國共產黨的義務，而中共也應當坦然接受。對於這一點，我首次向他表示讚成。接著他又說到工作計劃和預算的必要，要求我回去開一次中央會議商討一下。

   我向新中央報告與馬林談話的經過，並以讚成的口吻略加解釋。

   李達聽了我的報告之後，對那位桀驁不馴的馬林仍表不滿，對於向馬林提出工作計劃與預算這一點，他主張須從長考慮，最好等陳獨秀先生來了以後再作決定。周佛海卻支持我的意見，表示為了迅速展開工作，不必等待，就可以根據大會的意向，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因而向馬林提出工作計劃和預算也是應有的舉措。李達也並未堅持他的反對意見。於是決定由我起草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計劃和預算，提經下次會議討論決定後，送一份給馬林，征求他的意見。

   不幾天，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組織和工作計劃預算等都由我草擬好了。規定在上海設立總部，除指導全國工運外，並兼辦上海區的工運工作，創辦一個機關刊物，定名為勞動周刊。在北京、武漢、廣州、長沙等地設分部，出版地方性的工人刊物。可以從事工運的共產黨員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員都應參加這一項工作，總共預計約三十人須按月領用生活津貼，每人約需二十元至三十五元。這個機構的全部開支及出版費用等每月約需一千零數十元。

   這個計劃提交中央會議討論時，李達又提出了疑問。他認為工作人員按月支領薪金，可能發生雇傭觀念的流弊。但討論結果，這個計劃還是被采納了，認為可以據此開始工作，不過暫不作最後決定，將它視為一個試行的草案，等陳獨秀先生返滬後再作最後決定，並可將這個草案的副本送交馬林。

   當我和馬林談到這個計劃時，我向他說明，我們開會討論的經過，並指出書記部的名稱算是決定了，計劃中的若幹細節還有些疑問，準備等陳獨秀先生回來之後共同商定，至於經費數額，共產國際不妨決定補助若幹，不足的數字仍由我們自己籌措。似乎他以前誤會李漢俊所說由共產國際撥一筆經費交中共自由支配，當是一筆龐大的數字，現在看來竟是這樣少，支配的方法又是這樣節省，使他大感意外，笑了起來，表示就按這個計劃進行，全部經費都由共產國際補助，我們自己所籌得的錢可作別項用途。接著，我們三個委員曾與馬林舉行一次會議，商討中央全部工作的計劃。在這次會議上，馬林詢問李達宣傳計劃如何展開，大會所決定的要辦一個黨報的事如何實現。李達扳起了麵孔答複：“沒有計劃，等陳獨秀先生回來再說。”馬林聽了這句話，馬上顯露出不高興的神色，但他也不再問下去，轉談其他問題。中共中央與馬林之間的隔閡因此仍未消除。

   七月下旬的一個早晨，仍未返回北京的劉仁靜帶著一個陌生的人來到我的住房，他介紹說：“這是上海總商會的楊主任秘書……”那位楊先生沒有等到劉仁靜說完，很生氣的搶著說：“我要控告周佛海，他犯了誘騙良家女子的大罪。”他手指著一份昨天的上海時事新報，向我說：“請看這篇文章！”我接過一看，這篇文章說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稱是最進步的社會主義信徒，早已在鄉間結過婚，聽說還有了孩子，現在又在上海與其同鄉商界某聞人的女公子大談戀愛，看來又要再度作新郎了等語。楊先生等我看完之後，又提到他初看這篇文章時，還以為與他無關，後來經過查考，才知道那篇文章所指的就是周佛海和他的女兒楊淑慧。因此他覺得他的名譽受了損害，非控告周佛海不可。

   與周佛海同住的劉仁靜這時才得到機會補充說：“這位楊先生今天一早就到我們那裏來了。恰巧周佛海不在家，楊先生找著我談論這件事，所以領他來，看你有甚麽意見。”我看見楊先生盛怒的神情，先安慰他一番，又指出：如果周佛海真已結婚，又瞞著與另一個女予戀愛，那是不對的。不過現在有些青年，家裏已有了由父母作主而本人極不滿意的舊式妻子，在禮教束縛之下無法離婚，於是在外麵談戀愛，甚至再度結婚的也不少。遇著這種事，做父母的很難處理，我看最好還是約集他們坦白的談一下，不必采取法律的步驟。楊先生聽了我的話就說：“那好，我就去找楊淑慧和周佛海，另約幾位親友，在我家裏吃午飯。請張先生和劉先生你們兩位一定要到。”

   在楊家吃午飯的時候，楊先生還是盛怒未息，可是他的太太似乎並不以楊先生的舉動為然，她大概是為女兒的處境著想。在這種情形之下，客人們都不好說甚麽。周佛海和那位楊小姐更低著頭一聲不響。楊太太終於忍不住的向她丈夫說：“你不要再鬧了，讓我和淑慧單獨去談談。”說完，就領著她的女兒到另一個房間裏密談去了。不久，她又出來邀周佛海進去參加。他們談完之後一同出來。楊淑慧毅然向她的父親和我們宣布：“我是很愛周佛海的，他已有老婆，我是知道的，隻是我沒有告訴過父母。他也是很愛我的，正在進行離婚手續，將來我們是可以結婚的。”她說完這段話之後，並懇求她的父母予以原諒。我們這些客人聽了楊小姐的話，眾口一詞的表示：既然這樣，這件事就很容易解決，由你們一家人商談，用不著我們在場了。

   周佛海這段風流韻事，雖隻是當時一些青年男女們戀愛糾紛的一個例子，不過對於這位代理中國共產黨書記的青年，卻是一個不小的打擊。他的同誌們多認為他身負重責，竟卷入這樣的戀愛糾紛裏，對黨對個人似都不是一件好事。而且那位楊小姐富家閨閣氣味很重，與信仰社會主義的青年的生活方式很不適合，我們站在黨的立場上，總覺得這種結合影響周佛海的思想和行為。就是黨外的朋友們也將這件事當作笑談的資料，這使周佛海不無尷尬之感。

   在這種情形之下，周佛海和那位富商的女兒及其家庭的來往日益密切，他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急於要同楊淑慧一道去日本留學，並忙於準備結婚的事。他對於黨的工作不再積極。在我們以後幾次會議中，再也看不見他那種活潑積極的神情，聽不見他那種充滿熱情的論調。他覺得同誌們對他的戀愛所采取的態度過於嚴峻，更加影響了他的心理，由對中共熱情的消失，而脫離組織，進而成為抗戰時期南京汪政權的要角。這段戀愛看似屬於個人生活的小事，回想起來，卻也許是他人生轉變的一個大關健！

   當年八月中旬，陳獨秀先生辭去廣州教育委員長的職務，回到上海專任中共中央書記。他的到來使我們大為興奮。他一見麵就向我表示對大會的成就甚感滿意，準備立即負起書記的責任，積極地工作起來。可是第二天，當我見著他的時候，他的態度有些冷淡了。他說要花點時間料理私事，不願立即舉行中央的會議，也不願與馬林見麵。陳獨秀先生改采這種觀望考慮的態度是受了李達和周佛海的影響。李達自然向他談到過馬林的作風，或者也提到過不滿我對馬林的遷就態度，這些事使陳先生大感不快。周佛海原是支持我的，似也因我對他的戀愛采取批評態度而有所改變，至少在陳先生麵前並未繼續給我以必要的支持。

   在陳先生到達上海以前約十天光景，李漢俊離滬到武漢教書去了。在大會以後，他覺得被我們冷淡了，似感不快。李達原希望他留在上海擔任某項編輯工作，他也未確切應允，我們曾要求他至少等到陳獨秀先生抵滬之後大家會了麵再走，他沒有接納我們的提議，就悄悄的動身了。這件事引起同誌們的猜測，有的認為他過去與陳先生有過意見的不同，因而故意提前走了；有的認為我在大會中曾批評他的意見，會後又遇事不與他商量，因而生氣走了。李達雖然批評過李漢俊的主張，但也覺得我對漢俊不夠客氣。這些事也許使陳先生覺得我不善於團結同誌，在短期內就發生了這許多波折。

   另一件引起爭執的更重要的事是張太雷沒有得到中央的認可，就遵照馬林的指派到日本去了。原來莫斯科本擬召開一次遠東革命團體的會議（華盛傾會議沒有邀請蘇俄參加，所以這次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的召集，顯是蘇俄第一次與列強在太平洋和遠東區域所采取的對抗活動。），後來定名為遠東勞苦人民大會。一九二一年八月，美國宣布召開華盛頓會議，邀請有關各國參加，馬林即接到莫斯科召集另一對台會議的緊急指示。他忙著在遠東各國找代表去參加。立即派張太雷到日本去尋求日本的社會主義者的支持，並選派代表出席。張太雷遵守馬林嚴守秘密的指示，並未向中共中央征求同意，隻找代理書記周佛海寫了一封介紹信，以便他會見日本方麵的同誌。周佛海應允了他這個要求，並和李達聯名寫了介紹文件給施存統，張太雷就拿著這封信動身走了。

   這件事使陳獨秀先生大為憤怒。他認為馬林真是胡作非為，張太雷是中共黨員，雖然被派任馬林的翻譯，他的行動仍須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現在馬林不征求中央同意，擅自派遣他去日本，而且共產國際召開這樣重要的會議，事前也未和我們商量，簡直是藐視中共中央。他聲言決不與馬林見麵，並擬要求共產國際撤換馬林的代表職務。我向陳先生提起，馬林曾正式通知我說，共產國際召集遠東被壓迫民族大會（後改名遠東勞苦人民大會），反對列強的華盛頓會議；定於華盛頓會議舉行之前一天（即十一月十一日）在伊爾庫次克舉行，由共產國際日本老社會黨片山潛等東方要人具名邀請遠東各國的革命團體派代表參加。中國方麵，除由他以共產國際名義正式邀請國民黨派代表參加，並希中共中央予以協助外，其餘各革命團體概由中共中央代為密邀等等。對此我們也表示讚成，並同意派代表參加。至於張太雷去日本的事，他並未向我說到。我向陳先生建議先問明情況後，再行決定態度。

   我立即為張太雷去日本的事向馬林提出質問，馬林認為應當派人到日本去聯絡，這是最重要的；中共中央既然讚成這個大會的舉行，就應積極支持；至於派張太雷去日本事先沒有征求中共中央的同意，那隻是手續問題。他覺得為了秘密和迅速的原故，他這樣做並沒有錯。這種答複自然不能使陳獨秀先生滿意，他仍認為這是蔑視中共中央地位的明證，因而中共中央與馬林之間再度陷於僵局。

   陳獨秀先生幾次拒絕了馬林要與他會晤的要求。他在那裏籌謀撇開馬林，獨立進行工作的計劃。他指責張太雷擅自服從馬林的差遣為不當，他也沒有召集中央的會議來從長討論。他表示讓他作一番準備之後，再行開會切實研究。我看見這種各走極端的情形，除盡力做些工人運動以外，也不願多表示意見。

   這樣拖延了兩個多星期，到了八月下旬，張太雷從日本回來了，他先來看我，說：“李達和周佛海寫介紹信要我去東京找施存統，可是他們又暗中寫封信郵寄給他，叫他不要理睬我。”他認為如果那位素未謀麵的施存統果真不理他，那他在東京的任務就無法達成；而且自身也將因此陷於險境。他接著向我敘述，幸好經他向施存統詳細解釋後，施反將李、周兩人寄的信給他看，並且領他去訪問日本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山川均、堺（jiè 同界）利彥等人，麵交了共產國際邀請他們派代表出席的密函。他們已經答應派代表出席，他的任務總算是完成了。我聽了他的話，頗為生氣，衝口道：“豈有此理，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請你在這裏等一會，我去質問李達和周佛海去！”

   恰巧李達和周佛海都在陳獨秀先生家裏，我輾轉找到陳先生處，向李、周二人說：“你們為何寫信要施存統不理會張太雷？你們知道這樣做可能發生的後果嗎？”陳先生搶著回答說：“是我請他們寫的，怎麽樣？”我又毫不客氣的答複：“如果是你的主意，那就更糟了。”接著說明：馬林和張太雷固然都犯了擅自行動的錯誤，然而我們不應當因此就使張太雷在東京陷入險境，萬一因為我們的阻攔使日本沒有代表參加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張太雷因施存統的不理睬而為日本警察所注目，甚至因此暴露這一秘密，我們將何以自解？

   陳先生也氣憤地向我說：“你更錯了，你為何向馬林提出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計劃和預算，而且對於工作人員還規定薪資，等於雇傭革命。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的，所有黨員都應無報酬的為黨服務，這是我們所要堅持的立場。”我冷笑著回答：“我看你雖然不讚成無政府主義，卻脫不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陳先生更生氣了，追問說：“我怎樣是無政府主義者？”

   為了回答陳先生的問題，我索性說了一大篇道理。我說我們的見解總有些矛盾，我們擁護共產國際，也願接納它的幫助，卻又不願向它提出工作計劃。我們承認共產國際的代表是我們的顧問，卻又不願他有任何的指導和具體的幫助。我們自己沒有錢，今天籌到了，明天又如何？工作是要向前發展的，所需經費是會隨著增加的；如果沒有必需的經費，一切將成為空想。黨的工作人員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須無顧慮，才能專心致力於工作。怎見得一個黨員向黨拿了少數的生活費用，就成為雇傭了？

   他們三人聽了，都陷於若有所思的沉默中。我又說到在大會中和大會後許多事情都是我經辦的，我承認有時性急考慮不周，但仔細檢討自己，我對李漢俊所采取的態度並未失之過激。即與李達和周佛海有些看法不同，但我相信都是為了共同的事業，就事論事，並無意氣之爭。我也不喜歡馬林的自傲，但他是一個先進的共產主義者，對我們的事業是會有幫助的。如果我們重視他，就可以和他共事。我們不見得有充足的理由向共產國際表示他不適宜擔任這個代表的職務。

   這些問題以前大家都藏在心中，從未痛快的發泄過，經過我這次坦率說了出來，陳先生有些感動，他以模棱的口吻說：“這樣說來，那還得仔細考慮一下。”我表示這些大問題不妨慢慢談，隻是張太雷還等在我的住所，他就要去見馬林，應當如何向他解釋一下。陳先生向李、周問起：“你們寫給施存統的那封信是如何措詞的？”李、周二人經此一問覺得很難答複，都站起來準備告辭了。我隻好說：“還是由我先去嚴囑太雷，不要向馬林提起這封信的事。最好陳先生再約太雷來談談。”他們三人對於這個處理辦法一致表示接納。

   這算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的大爭執。在上海的同誌們知道了這個消息，頗引以為憂。張太雷隻知道我們曾經爭吵，但不知道其結果反使我們之間的意見趨於接近。他遵照我的囑咐，沒有將這封信的事轉告馬林，也許在他們的談話中，他曾流露出我和其他中央負責人有些爭執的消息。翌日，馬林果然當麵向我問到這次爭執的內容，我自然不好否認，但也不予確切的答覆：這使他疑竇叢生，頗為不耐。

   他一本正經的向我表示：“陳獨秀同誌回來已經兩個多星期，拒絕和我會麵，他的言論又簡直不像一個共產主義者，這樣如何可以負起書記的責任。你為何不丟開他，自己領導起來？”他又說我在大會中曾得到多數的擁護，工人運動又都是我幹起來的，自然具備了領導的條件，已往列寧就曾反對他的老師普列漢諾夫等等。我聽了這些話，很為訝異，笑他不懂中國情形，也不知道我和陳先生間的親密關係，聽一點風聲就大驚小怪起來。我坦率的告訴他：“絕對不可以。”並解釋陳先生具有許多特長，是中共的唯一領導人物，現在我們之間雖有爭執，但很快就會獲得諒解。我相信陳先生不久將與他晤談，而且會和他合作得很好。我並表示不願意他再提起這類的話，如果讓旁的同誌知道了，又將會節外生枝的。於是馬林隻好聳聳肩說：“等著瞧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