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卅四（崇新嶽 百思峰 ）

 

（68）

 

  從8月19日到8月23日的一個星期期間，清華大學裏出現了不少針對劉少奇的大字報。比如《舍得一身剮，敢把王光美拉下馬》、《劉少奇7月29日講話是反毛澤東思想的》、《肅清原北方局中的黑線》等。當有人把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在清華大學張貼之後，馬上出現《炮轟司令部，炮打劉少奇》等直指劉少奇的大字報。

　　雖說攻擊劉少奇是主流，但那時的紅衛兵是自發和無法控製的，同時也出現了攻擊周恩來和江青的大字報，比如《周總理8月22日講話是個大陰謀》、《致江青同誌：無產階級革命家首先應該想到的是什麽》，甚至還出現攻擊毛澤東本人的大字報。在一份名為《炮轟》的大字報中寫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黨中央一直說，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的，親自領導的。但對於派工作組這個問題卻說，毛主席六月份不在北京，不知道這件事情，責任完全由在北京的中央常委來負。我們不禁要問：既然運動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親自發動的，對於派工作組的問題，難道他老人家會不知道嗎？劉主席、周總理、鄧小平總書記等同誌都做出了檢查，我們認為這是某些同誌應該負責任的。

　　這張大字報所說的“某些同誌應該負責”，就是不點名地說毛澤東應該負責。據說，主寫這張大字報的是建材工業部部長賴際發的女兒賴銳銳。當然，攻擊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大字報是很少數，絕大多數都是攻擊劉少奇和王光美的。於是在8月24日，“清華大學紅衛兵”為主的十二個學校的高幹子弟派紅衛兵，發起一場撕大字報的聯合行動，一下子撕掉了清華大學校園中所有的大字報。

　　據當時高幹子弟派紅衛兵的卜大華回憶說：8月24號那天下午，清華大學打電話叫我去開會，當時來了一大屋子人，主持會的是賀鵬飛，他說：“大家都看到了，清華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問題，把黨內的問題完全捅出來，把黨內的秘密完全泄露出來。”那天王任重的秘書也在，他說：“這是非常嚴重的情況，我們覺得應該采取行動，如果這個事情不製止，將來有一天，將不再內外有別了。”

　　大家討論，有人建議當天晚上采取行動，一是把這類的大字報都銷毀，但又覺得這樣做不太好。有人建議以破四舊的名義，把清華的二校門砸掉，借此機會銷毀那些大字報等，因為大字報主要都貼在二校門的牆上。當天晚上整個行動算作一次破四舊，也就是說，一個有很明確政治目的的行動，卻使用了一個破四舊的名義。

　　根據《清華文革大事日誌》記載：

　　下午3：00，十二校紅衛兵在清華附中集合，清華大學派汽車去接他們。

　　下午4：00，十二校紅衛兵在清華附中召開誓師會，賀鵬飛講話說：“清華大學有一股妖風，把矛頭直接指向黨中央、毛主席。我們要保衛黨中央、毛主席，隻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

　　下午4：50，十二校紅衛兵跑步進入清華大學，嚴密封鎖大禮堂前大字報區，廣播《安民告示》和《最後通牒》，限令大字報的作者在24小時內撕去大字報，否則後果嚴重。

　　（69）

　　下午5：10，清華廣播台多次廣播十二校紅衛兵的《安民告示》：“我十二校紅衛兵大軍，今天下午五點開進清華大學。我們是忠於毛主席的隊伍，消滅捉拿反毛主席的混蛋。我們是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校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我軍的矛頭直指混蛋，浩浩蕩蕩，順之者存，逆之者亡。”

　　下午6：00，賀鵬飛等指揮推倒了清華大學的二校門，這是清華建校之初最早的主校門，它一直是清華的標誌性建築之一。

　　晚上7：00，幾乎所有的大字報被撕得淨光，貼上“隻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的標語，紅色恐怖籠罩著清華園。

　　晚上7：15，十二校紅衛兵開始撤退。8：00，紅衛兵在西操場集合，開慶祝大會。

　　晚上9：00，十二校紅衛兵撤離學校，校內貼出大量《堅決支持紅衛兵革命行動》、《就是要紅色恐怖》、《就是隻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等大標語。

　　晚上10：00到深夜，“清華大學紅衛兵”總部的一些人到黑幫分子和黑五類分子家抄家、拷打，強迫中層以上幹部，拆卸搬運被推倒的清華二校門的磚石，稍有緩慢即遭毒打。

　　另據清華大學平民子弟派紅衛兵的蒯大富回憶說：他們這支隊伍是高幹子弟，就是所謂的老兵派，是最早的紅衛兵。他們的顯著特點就是腰裏係著一根皮帶，穿著軍裝，手掄皮帶，格打勿論，是真打啊！打死了很多人。他們高人一等啊，他們是高級幹部的孩子。

　　在我們清華大學，8月24日之後整個校園都空了，整個大字報都沒有了，全撕了，撕得光光的。就是前幾天貼的那些揭露劉少奇的大字報，實際上揭露的也非常淺，就是揭露個修養啊，在哪個地方的講話和毛主席的意思不對什麽的，當時都是很膚淺的。8月24日之後，至少恐怖了有一個星期都不止，就沒有人敢貼大字報了。

　　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到9月，因為高幹派紅衛兵組織得比較好，而平民派紅衛兵的組織還很鬆散，所以高幹派紅衛兵明顯占上風，但他們的好景不長。這主要是因為，高幹派紅衛兵對加入他們組織的人，對家庭出身有很高的標準，比如父母要十三級以上的幹部，這就使得高幹派紅衛兵的人數大受限製。相反，平民派紅衛兵沒有家庭出身的限製，什麽人都可以加入，所以平民派紅衛兵組織急劇壯大。比如到1966年10月，清華大學蒯大富為首的平民派紅衛兵組織“井岡山紅衛兵”，已經發展到數千人，清華大學的高幹派紅衛兵已經完全不是他們的對手了。

　　在此情況下，高幹派紅衛兵感到自己在人數上大大不如平民派紅衛兵，有必要形成一個聯合組織來顯示力量，於是他們成立起一個稱之為“全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的組織。聯動成立時，印發的《成立綱領》中寫道：

　　中國共產黨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軍各軍種革命幹部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於1966年10月1日於中南海政治局禮堂正式成立。聯合行動委員會號召各省市革命幹部子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忠於馬列主義和1960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

　　（70）

　　聯動《綱領》中，特別說明“忠於1960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他們認為1960年以後的毛澤東思想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不再是正確思想了。

　　聯動《綱領》中公開自己的任務：一、堅決、徹底、全麵、幹淨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二個主席、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取締一切專製製度，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保證民主集中製的堅決貫徹；二、堅決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所產生的各級反動造反組織。

　　聯動《綱領》提到的“二個主席”，指的是毛澤東和林彪，他們公然說要粉碎毛澤東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並且要打倒“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所產生的各級反動造反組織”，也就是毛澤東派的紅衛兵。

　　聯動《綱領》中聲稱自己的組織路線：第一階段由中共中央、國務院、解放軍、省市委幹部子弟組成；第二階段由基層組織幹部子弟組成；第三階段吸收全國的工農兵。

　　聯動在《綱領》中，公然宣布自己是一個高幹子弟的政治組織，要到第三階段，才開始吸收普通平民的“工農兵”加入進來。

　　聯動的《綱領》中最後寫道：同誌們，同胞們，應該認識到，我們的困難是複雜嚴重的，我們的處境是白色恐怖的，不鬥爭，必滅亡。人民盼望我們，希望我們粉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我們肩負著黨和人民的重大曆史使命，我們一定要英勇，忠實，幹練，堅貞，艱苦耐心地做好各種工作，迎接大反攻戰機的到來。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人民萬歲！

　　聯動《綱領》中，把文革說成是“白色恐怖”，並且在最後，沒有按照當時的慣例寫“毛主席萬歲”，隻是寫“中國共產黨萬歲！”。聯動的《綱領》，顯然是完全徹底地公開反對毛澤東以及文革。

　　“聯動”成立之後，就開始積極活動。比如1966年11月15日，出現大字報《給林彪同誌的一封公開信》，矛頭直指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林彪；11月21日，出現大字報《甩開中央文革，自己鬧革命》；12月2日，出現《一問中央文革》、《二問中央文革》、《三問中央文革》等批判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字報；12月6日，出現《徹底批判毛主席》的“反革命”標語；12月8日，出現大字報《陳伯達同誌的總結是大毒草》；12月9日，出現大字報《中央文革執行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2月10日的群眾大會上，有人喊出：“劉少奇萬歲！”、“踢開中央文革！”等口號；12月11日，出現大字報《林彪副統帥也是可以批評的》；12月12日出現大字報《勇敢地向中央文革小組提出我們的質疑》；12月14日，出現大字報《中央文革小組的錯誤就是必須批判》，等等。

　　12月26日，聯動還以“破私立公”為名，在北京展覽館劇場召開大會，把矛頭直指中央文革。會上他們高喊口號：“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堅決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為首的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對亂揪革命老前輩！”、“活著幹，死了算！”，等等。

　　（71）

　　“聯動”最大的行動，是所謂“六衝公安部”。他們組織數百人，從1966年12月到1967年1月，六次衝公安部，試圖營救他們被捕的同伴。“聯動”成員衝入公安部後，打砸公安部的設備，在牆上書寫標語，散發傳單，還高呼口號：“高幹子弟要掌權”、“炮轟公安部，火燒謝富治，油煎江青”、“劉少奇萬歲”等，矛頭直指中央文革，以及背後的毛澤東。

　　為了對付“聯動”的大膽行動，中央文革則發動自己的群眾來對付他們，中央文革最重要的力量就是清華大學蒯大富組織的“井岡山紅衛兵總部”。到1966年12月，“井岡山紅衛兵總部”已經發展到幾千人的規模，在人數上大大壓倒了“聯動”。

　　為了對抗“聯動”保劉少奇的行動，這就是所謂的“12月複辟黑風”，另一方麵也是為了徹底把劉少奇“搞臭”，1966年12月18日，張春橋單獨約見蒯大富，指示蒯大富在社會上公開搞“打倒劉少奇”的行動。據蒯大富回憶說：

　　12月18日，中央文革辦公室有人來電話問：“你是蒯大富嗎？”

　　我說：“是啊。”

　　他說：“你到中南海西門去，那地方有人要見你。”

　　我想這肯定是什麽首長要接見了，於是我就叫了一輛車到中南海西門去了。在中南海西門的時候，被一個衛兵擋住了，不讓進。我正在和那個衛兵交涉呢，從中南海裏麵開出一輛小轎車，張春橋穿著軍大衣，他看見我站在門口，就朝我招手，說：“讓他進來。”

　　那衛兵一看是首長答應了，就讓我進去了。張春橋走過來和我握了握手，把我帶到旁邊的值班室。值班室有兩間，外麵一間，裏麵還有一間，他就進到裏麵一間去了，我也跟著進去了，裏麵有暖氣，還有沙發。張春橋坐到單人沙發上，我坐在他對麵沙發上。

　　這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的一次我和張春橋單獨談話，其他一個人都沒有。我就問張春橋：“首長對群眾運動有什麽指示，我們現在怎麽辦？”

　　張春橋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魯迅徹底打落水狗的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

　　我立刻明白了，所謂“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就是劉少奇和鄧小平。聽張春橋說這段話，當時我心裏熱血沸騰，感覺是特別機密大臣交給一個禦林軍最光榮、最高尚的任務，這本身的那種信任不是一般的信任啊。所以我特得意，說：“首長對我這麽信任，話說得這麽明白了，我一定要給中央文革爭氣。”

　　（72）

　　蒯大富後來說：張春橋找我談，實際上要我把劉少奇的名字公開到社會上去，張春橋對此是很明確的。當年我不能確定，但現在可以確定，是毛澤東授意讓張春橋找我的。王力在1991年前後，親口告訴我，張春橋找我談話是毛澤東的意思。當時為什麽張春橋隻找我談這件事，我還沒細想過。當時就覺得他對我特別信任，另外一個就是我畢竟是受到劉少奇直接迫害的嘛，從我個人講，所謂“國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劉少奇我是最堅決的。

　　1966年12月25日，在蒯大富的發起下，清華大學的紅衛兵造反組織“井崗山兵團”，發起了號稱“12.25”大行動。當時的紅衛兵報紙這樣記載：

　　1966年12月25日，五千餘名“井崗山兵團”戰士，懷著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刻骨仇恨，懷著對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刻骨仇恨，冒著零下十幾度的嚴寒，頂著刺入肌骨的冷風，步行到城裏，分別在天安門前，王府井、西單、北京站和菜市口等地進行了大宣傳、大遊行、大示威。

　　他們把“打倒劉少奇”、“徹底搗毀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劉少奇不向毛主席投降，就讓他滅亡”、“誓死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反擊12月複辟黑風”等巨幅標語，貼在天安門城牆上，貼在大街兩側商店的櫥窗上，把深刻揭露劉少奇二十餘年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罪行的大字報，張貼在大街小巷。廣播車不停地向群眾宣傳劉少奇的罪惡活動，宏亮有力的聲音在大風中回旋，合成一股巨流，“打倒劉少奇，保衛毛主席！”這聲音響徹了天安門廣場，震撼北京城！

　　蒯大富本人也回憶說：清華當時組織了5000人上街，事先我們開了動員大會。我說：“劉少奇現在很猖狂，不投降。‘聯動’也就是高幹子弟，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的口號，12月在北京刮起了複辟黑風，所以我們要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點名打倒劉少奇。”當時動員的口號就是：“反擊12月複辟黑風！劉少奇不投降，就讓他滅亡！”

　　當時我們是第一個搞這麽大規模的群眾街頭活動，提出打倒劉少奇，他是國家主席啊，這影響是很大的。這次行動，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戰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開吧，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來，而從群眾的角度提出來，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約有一個星期的時間，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大標語，就鋪天蓋地遍布全北京城了。江青特別高興，12月30日她親自到清華來，表揚我們說：“你們幹得對，幹得好！毛主席向你們問好！”

　　（73）

　　江青走後，我就說：“我們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了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窩裏去了。這是他們最想幹的事，我們幹了，所以江青同誌到清華來接見我們。”

　　蒯大富幹的第二件影響較大的事，是動用劉少奇的女兒劉濤揭發劉少奇，劉濤當時是清華大學的學生。連劉少奇的女兒都出來揭發劉少奇，這在一般人看來，就證明了劉少奇的確有問題，其影響是非常大的。據蒯大富回憶說：

　　12月27日，我找劉濤做工作時，她就老哭。我說：“你哭什麽啊？毛主席、黨中央已經定了劉少奇是全國最大走資派，走資派就是反革命，你是共產黨員，要跟著毛主席，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你要站在黨的一邊、人民的一邊，和我們一起同劉少奇作鬥爭。”

　　劉濤還是哭，她說：“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爸爸擁護毛主席，可能犯錯誤了，但肯定不是反革命。”

　　我說：“你說這個不管用啊，中央兩報一刊的文章天天不點名地批判劉少奇，毛主席、黨中央都說得這麽清楚了，你說這個能是假的嗎？按照“十六條”的解釋，走資派是敵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產黨員，你說你是跟毛主席走，還是跟你爸爸走？

　　劉濤說：“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最後劉濤的表態說：“我堅決站到你們這邊來，和我的父親劃清界限。”

　　我在第二天28日，立刻就安排了劉濤做大會檢查。劉濤在大會上表態發言，還很長，一連講了4個小時，我們全錄了音。之後就拿到天安門、西單、王府井去廣播。我們當時動用的是廣播車，大喇叭一遍遍地播送劉少奇女兒劉濤的檢查，太震撼太刺激了！爆炸了！天安門、大柵欄、西單、王府井等繁華的地段，萬眾停立，翹首細聽。

　　劉濤揭發的影響太大了，在王府井大街，我看到的那個場麵，到現在都難以忘懷。如果有攝像機把那個場麵攝下來，那絕對壯觀。一眼望不到邊的全是密密麻麻的人頭，而且還特別安靜。別說車，就是人，一個個都走不動，大家都停在那不動，聽劉濤的檢查。廣播車隻要到了哪兒，人們就把那整條街圍得水泄不通，隻是聽，沒人說話，就聽劉濤的檢查。

　　蒯大富後來說：你想，假如說現在，突然在北京大街上廣播國家主席子女揭發父母的講話，那得多少人聽啊。劉少奇地位多高啊，國家主席！劉濤當時的那個檢查，對劉少奇是重大的打擊，傷害非常大，殺傷力很大。所以，後來舉行劉少奇的追悼會，王光美堅持不讓劉濤參加，一直到死都沒有寬恕她。

　　（74）

　　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在發展自己的紅衛兵勢力。毛澤東具有“領袖”的天然優勢，又掌握各種宣傳機器，在培植自己的紅衛兵勢力方麵，當然比周恩來具有更多的有利條件。周恩來則采用“隻要功夫深，鐵棒磨成針”的笨辦法，多次親自接見各種紅衛兵和群眾組織代表，在1966年10月到1967年1月的高峰期，周恩來平均每個月接見100次以上紅衛兵或者群眾組織代表，工作量非常大，非常辛苦。

　　周恩來的辦法雖然“笨”，效果卻很好。因為幾乎有一定規模的紅衛兵組織，周恩來都要親自接見，這樣不管這個組織的政治傾向如何，首先贏得他們在感情上的親近和好感。所以不管什麽紅衛兵組織，一提到周恩來，都認為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對周恩來都有很大的好感。包括蒯大富率領的“三司”這樣的中央文革直接支持的嫡係組織，對周恩來也很有好感。讓蒯大富他們去高喊“打倒劉少奇”，沒有什麽問題；讓他們去高喊“打倒周恩來”，肯定在感情上就通不過。

　　這樣一來，毛澤東和周恩來在紅衛兵方麵，就形成了“勢均力敵”之勢。這時候處於中立旁觀者的林彪，以及林彪控製下的軍隊，就成為影響局勢走向的重要因素。

　　林彪對文革的態度最初是“不介入”，但在文革之火燒入軍隊之後，林彪也不得不“介入”了，他首先是自保，給軍隊中的文革滅火和潑冷水。1966年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進行文革運動的《十六條》，其中第十六條是：“部隊的文化革命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

　　地方上的文革，都是根據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進行，而軍隊的文革，則不必聽從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而是按照中央軍委的指示進行，這樣軍隊就有了自己的獨立性和自主性。這個“第十六條”是林彪從毛澤東那裏爭取來的，那時毛澤東為了得到林彪的支持來打倒劉少奇，隻好暫時同意了林彪的意見。

　　在這個背景下，軍隊中就成立了一個與中央文革小組相應的組織，即“全軍文革小組”。這個“全軍文革小組”名義上也接受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但同時又直屬於中央軍委領導，也就是接受雙重領導。林彪任命他的“秀才”，總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劉誌堅，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

　　劉誌堅隻是一個中將，在軍隊中元帥、大將、上將眾多的情況下，任命一個中將當“全軍文革小組”的組長，一來顯示出林彪對軍隊文革不重視，二來林彪用地位較低的人擔任這個職位，自己比較好控製。另外，劉誌堅曾經是參加1966年2月江青搞《部隊文藝座談會》的主要人物，與江青有一定的交情。

　　這樣一來，全軍文革小組就成為中央文革在軍隊的窗口，全軍文革小組一方麵要接受來自中央文革發動造反的指示，另一方麵又要接受來自中央軍委抵製造反的指示，受到夾板氣，兩邊不討好。劉誌堅領導下的全軍文革小組，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陸續起草了一些文件，試圖對軍隊搞文革做出限製，如《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補充指示》，《部隊機關必須經常保持戰備狀態的通知》，這些文件轉送到中央文革，被陳伯達以“借戰備壓革命”的理由扣下不發。

　　（75）

　　後來軍隊出現一些混亂情況，劉誌堅又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以“全軍文革小組”的名義起草過5份電報，都被陳伯達扣壓了。陳伯達當麵指責劉誌堅說：“你劉誌堅的思想不對頭，發的幾個電報，都是壓製造反的，我都給扣留了。”

　　1966年11月13日和29日，全軍文革小組又接受中央軍委的指示，違背中央文革的意願，主持召開了兩次十萬人規模的軍隊院校師生大會，會上陳毅和葉劍英等老帥發言，給文革大潑冷水。事後，中央文革找全軍文革小組的組長劉誌堅“算賬”，要陳毅和葉劍英公開檢討。劉誌堅無奈，兩邊遊走說服，最後總算說服葉劍英在一個比較小型的軍隊師生代表會上做檢討，檢討稿也是劉誌堅替葉劍英寫的。

　　1966年12月31日，中央文革在京西賓館禮堂召集一個兩千多人的軍隊師生代表大會，葉劍英在會上做檢討，他說：11月13日和29日兩次接見來京軍隊院校革命師生的大會上，我都講了話。由於自己在思想上麵沒有跟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思想，有些講話不完整、不正確，特別是我離開講稿講話的時候，有些講過了頭，有些話是錯誤的。這些錯誤的話起了壓製革命左派，挫傷群眾革命熱情的作用，同時起了保護那些堅持錯誤路線的某些領導人的作用。在這兩次大會以後，有些機關院校的領導人，利用我那些錯誤的話，來保護自己，壓製左派，挑動群眾鬥群眾，這是極端錯誤的。兩次大會以後，我雖然覺察到了講話中有錯誤，也做了一些工作，但並沒有挽回這種不好的影響。所以現在向你們作公開的檢討。

　　這次會議是中央文革安排的，參會的都是對老帥們不滿意的軍隊造反派學員，他們聽到葉劍英這樣敷衍的檢討，當然不滿意，很快哄鬧起來。一些學員衝向主席台，準備對葉劍英有所動作。劉誌堅看到這種情況，隻好宣布散會，保護葉劍英從後台走了。

　　1967年1月3日，北京49所大專院校派出100多名代表，來到人民大會堂，要求召開批判陳毅大會。葉劍英急召劉誌堅，要他出麵做工作，不許批鬥陳毅。周恩來也給劉誌堅打電話，希望劉誌堅出麵，對造反學生們講幾句話，勸他們不要開批判陳毅大會。

　　劉誌堅不得不服從命令，他在1月3日與造反學生談了一晚上，未能說服學生。於是，1月4日，在人民大會堂繼續跟學生代表談話。這次中央文革小組的人也參加了會議，由於劉誌堅說服不了學生，隻好做自我批評，說：“我有點折中主義思想，又想發動群眾，又害怕搞亂……”

　　這時康生打斷劉誌堅的話，拍著桌子說：“劉誌堅，你不是什麽折中主義，你就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軍隊的代表！這個會要開，要批，要鬥，就是要批鬥你劉誌堅！”

　　康生開了頭炮，江青接著說：“像劉誌堅這樣的人物，去年開了個《部隊文藝座談會》，他有了政治資本，手伸得很長，當了中央文革的副組長。劉誌堅不向中央文革請示，他是典型的兩麵派。在軍內貫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就是劉誌堅為首的全軍文革小組，全軍文革小組必須改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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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江青等人這麽一說，全場馬上喊起一片“打倒劉誌堅”的口號，接見會成了批鬥會，很快“打倒劉誌堅”的標語就貼遍北京城。次日的1月5日，到國防部接見造反學生的劉誌堅，立即被紅衛兵抓住，帽徽、領章都被揪了下來，一頂高帽子按在他的頭上，“打倒劉誌堅”的口號聲震耳欲聾。當晚，劉誌堅就被關押，失去人身自由。1月19日，中央文革又組織造反派學生在工人體育館召開批鬥劉誌堅的萬人大會，劉誌堅從此之後一直被關押，直到林彪事件之後才複出。

　　劉誌堅被打倒，是由於他既沒有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也沒有堅決站在林彪一邊，而是試圖兩邊討好，結果卻把兩邊的人都得罪了。中央文革提出打倒劉誌堅時，中央軍委這邊也不“保”劉誌堅，江青提出要“改組全軍文革小組”，林彪也讚同說：“全軍文革小組要改組，劉誌堅犯了大錯誤，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軍隊的代理人，他發表不少不正確的指示。”

　　1967年1月11日，中央軍委下令改組“全軍文革小組”，並宣布撤消劉誌堅的組長職務。但是誰來接替劉誌堅的職務呢。據吳法憲回憶說：劉誌堅被打倒，全軍文革就沒有了組長，使得全軍文革一下子癱瘓了。這樣一來，中央文革在軍隊裏就沒有了辦事機構。為此，江青去找林彪說：“全軍文革小組這個機構很重要，沒有組長不行，必須找一位有聲望的、能壓得住的老帥來擔任。”江青建議，由徐向前元帥來接替劉誌堅的工作，她還告訴林彪，她的這一提議已經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除此之外，江青還提出，由中央文革的成員關峰來擔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由於江青是打著毛澤東的旗號，林彪隻能接受，答複她說：“好，行。”但林彪不能肯定江青說的一定就是毛澤東的意思，於是林彪又直接請示毛澤東，沒想到毛澤東果然答複說：“可以。”

　　在這種情況下，林彪不得不按照江青的建議去辦，他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親自主持了一次會議，到會的有軍委常委以及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負責人，同時還邀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會上，林彪親自宣布：“經毛主席批準，重新組成新的軍委文革小組，以徐向前為組長，負責全軍的文化大革命工作。”另外他還宣布，任命江青為軍委文革小組顧問，關峰為總政治部副主任。這樣，江青和中央文革終於在軍隊中有了一個耳目。

　　這次新成立的軍委文革小組，直接受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不像以前那樣接受中央軍委的雙重領導。更重要的是，組長徐向前是元帥，他原本是紅四方麵軍的，在曆史上與林彪就不是一個派係，而且在級別上也不輸給林彪，不必唯唯諾諾地服從林彪的指示。這樣一來，新的軍委文革小組，就成了毛澤東在軍內搞文革的利器，軍隊文革似乎馬上就會出現一個新的局麵。

　　不過林彪也不是省油的燈，隻有一個多月，徐向前負責的軍委文革小組，就被林彪搞“癱瘓”了，毛澤東利用徐向前插手軍隊的事情，並沒有成功。

　　（77）

　　1967年1月12日，新的全軍文革小組成立之後，文革之火在中央軍委的下屬機構中大燒起來。這裏先簡單介紹一下中央軍委的體製。

　　解放軍的領導核心是中央軍委，中央軍委主席是毛澤東，副主席有七人：林彪元帥(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賀龍元帥、陳毅元帥、劉伯承元帥、聶榮臻元帥、徐向前元帥、葉劍英元帥，軍委秘書長：葉劍英。中央軍委的下屬機構有：三總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各大軍區(十一大軍區，全是陸軍)，各兵種(空軍、海軍、第二炮兵、鐵道兵、工程兵)。

　　由於軍隊的地位非常敏感，毛澤東不易直接出麵，讓江青出麵比較合適，這樣即使出了什麽差錯，可以把責任推到江青身上，使毛澤東自己有比較大的回旋之地。從搞文革的角度來看，各大軍區和各兵種是直接帶兵的，不能輕易觸動；總參謀部是直接指揮作戰部隊的，也不易輕易觸動。相對重要性較低的是總政治部和總後勤部，所以在毛澤東的部署中，軍隊文革應該從總政治部和總後勤部入手。因此，1967年1月12日，新的全軍文革小組成立之後，首先要搞的衝擊對象，就是總政治部和總後勤部。這裏先說總後勤部的情況，總政治部的情況放在後麵敘述。

　　關於總後勤部的情況，當時的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有比較詳細回憶，我們這裏用較大的篇幅引用邱會作的回憶錄。在1967年12月以後，為了躲避造反派的揪鬥，邱會作躲到了中央軍委在北京西山的指揮所“養病”。邱會作說：

　　徐向前上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開始有點受寵若驚，一方麵新官上任三把火，另一方麵也很動心計，他提議江青任全軍文革顧問。在徐向前上任文革組長的第一次會議上，他提出軍隊搞“文化大革命”的三條方針：“一是不要怕亂；二是要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三是老幹部不要害怕群眾，要自覺革命。”

 

元帥徐向前

 

　　軍隊裏的造反派，對徐向前的三條方針如獲至寶，熱烈地擁護這三條方針，並且提出：“在徐帥指揮下，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967年1月間，軍委常委在京西賓館舉行會議，到會的有各總部、各兵種和各大軍區在京的首長，會議由軍委秘書長葉劍英元帥主持。

　　會議開始時，徐向前講話，他說：“現在害怕群眾的恐懼病是主要的，此病不治，就搞不好文化大革命。”徐向前講話中特別提到總政治部主任肖華是膽小鬼，大家對徐向前的講話氣憤極了！

　　這次會議很特別的是，沒有人講話，大家隻是喝茶、上廁所。在冷場很久之後，陳老總用調侃的語言說了兩句話：“徐帥今天說不要怕群眾的話，我們是理解的。過去你也同我們害一樣的病吧？現在你的病好了。”

　　聶老總說：“我確有病，但我決不怕死。”他們兩人說了幾句話之後，還是一個講話的也沒有。

　　葉帥隻說了一句話：“今天的會到此結束。”他說完這句話，起身就走了。

　　那天的會開得空前的短，大約隻有一小時。會議的冷場情況，是對徐向前最好的諷刺。

　　（78）

　　新全軍文革小組成立後，即向江青匯報軍隊的文化大革命情況，得出的主要結論是：軍隊的造反派沒有發揮作用。新全軍文革小組立即建議，調幾個造反派來幫助軍隊機關搞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立即批準了，不到兩、三天，各路的造反派都到了北京。

　　各路造反派到了北京之後，徐向前在全軍文革小組歡迎各造反派頭目的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說：“我們執行江青同誌的指示，請大家來幫助機關搞文化大革命。現在革命有兩條不同的路線：一條是不怕亂的路線，一條是怕亂的路線。一個‘不’字之差，就代表了是不是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新的全軍文革小組，執行毛主席‘不怕亂’的路線，由大亂到大治，文化大革命也就搞好了。”

　　造反派把徐向前的講話，快要捧到天上去了。會後，造反派通宵遊行，“向江青同誌致敬！向徐帥致敬！”的大標語貼滿了北京城。新全軍文革小組就成了江青在軍隊中不折不扣的最得力代理人。

　　1967年1月16日，毛主席、林總出席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中央碰頭擴大會議。會議正在進行的時候，總參作戰部的值班參謀來向江青報告說：“上海第二軍醫大學有個叫錢信莎(女)的學員，要求同江青同誌通話。”

　　我聽到值班參謀的話之後，心裏很納悶，為什麽錢信莎能夠直接給江青打電話，錢信莎又敢同江青打電話？其中的奧妙，我當時是不知道的。

　　江青接完電話，回來後對著徐向前說：“你們全軍文革小組建議，要調造反派來北京幫助軍委機關搞文化大革命，這個建議很好。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的‘紅縱(紅色造反縱隊)’，要求盡快到北京來，春橋要錢信莎直接向我請示報告。”

　　徐向前立即表態：“感謝江青同誌關心軍隊的文化大革命。”

　　江青接著又說了一句：“老將怕小將是沒有理由的。”

　　“紅縱”為什麽來北京，至此情況就算清楚了。第二軍醫大學的“紅縱”是全軍文革小組培養起來的造反主力軍之一，自然是必定來京的。“紅縱”打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紅色造反縱隊”的旗子，進入北京總後勤部大院。在隊伍的前麵有十幾個標語牌，其中寫著“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邱會作”，“打倒邱會作、解放全總後”等等。

　　“紅縱”到處煽動遊說：“中央文革認定邱會作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林副主席把邱會作一腳踢開了”，“毛主席、周總理再也不保邱會作了”等等。這些謠言，既狂妄又惡毒。“紅縱”在總後機關把大字報貼滿了各個角落，抓了數十名各級領導幹部關在辦公樓裏，凡是不同意“紅縱”觀點的幹部都被抓起來批鬥。

　　在“紅縱”到達的當天晚上，新全軍文革小組副組長李曼村向“紅縱”交代任務時，說：“總後的問題，就是邱會作的問題，你們隻要解決了邱會作的問題，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79）

　　可見調“紅縱”來北京，並非“幫助”總後勤部搞文化大革命，而是來打倒我的。1月19日，“紅縱”發表了很長的造反宣言，其中心內容是：“我們要不然就是打倒邱會作，要不然就是被邱會作鎮壓。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我們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戰！”

　　1967年1月19日下午5時，我在西山接到了徐向前的電話，我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接到他的電話。徐向前對我的身體情況連一個字都沒有問，就直截了當地對我說：“你還住在西山，是很不合適的。總後係統的革命群眾對你的意見很大，你應該立即回去參加文化大革命。關於你的問題，江青同誌都認為你的問題不簡單，你是頑固執行了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現在你立即下山，回總後去參加文化大革命。我現在不是以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名義和你談話，而是以軍委副主席的名義向你下命令，你必須堅決執行命令，立即回總後去！”

　　我一聽也就起火了，隻回答了一句：“堅決執行命令。”既然徐向前是對我下命令，我也沒有說話的餘地了。我接了電話之後，立即向秘書說：“晚飯後，回總後！”

　　晚飯後我即步行下山，去軍事科學院葉帥的家中辭行。我原以為葉帥已經知道我要回去，便對他說：“我這就回去了，看葉帥還有什麽指示？”

　　葉帥問我：“你到什麽地方去？”

　　我說：“回總後去。”

　　葉帥說：“‘紅縱’在總後鬧得很厲害，你現在不要回去，過幾天看情況再說。”

　　我說：“不行呀葉帥，徐向前以軍委副主席的名義，向我下了命令，我隻有堅決執行命令。我不怕造反派！”

　　葉帥說：“啊？有這回事嗎？我根本不知道！”

　　我把徐向前命令的全部內容說了一遍。此時，從來不說髒話的葉帥，脫口而出一句：“他媽的！”他皺了一下眉頭，並歎了一口大氣說：“我打個電話問一下情況。”

　　過了一會兒，葉帥打電話回來向我說：“你說的情況屬實，現在就這樣辦吧。其中的微妙，你是會想得到的。你回去之後的事，就由我來管了，我叫傅崇碧做具體的布置。”

　　接著葉帥把我的秘書、警衛員和司機等叫到他家裏來，葉帥對他們說：“邱部長回機關去領導文化革命，你們隨他回去。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還有我們幾個人對邱部長是心中有數的，如果造反派搞到你們頭上，你們要站穩立場。”

　　同葉帥分別的時候，我緊緊握著葉帥的手說：“我什麽都不怕，請葉帥放心！要是我被‘紅縱’打死了，也算革命到底了。不過，徐向前給我下命令的實質問題，並非命令我個人，是發出了一個信號。林總、葉帥叫各大軍區的領導到來北京‘躲反’，而徐帥做的相反，是把大家往虎口裏趕。我看軍隊要亂了，請葉副主席要十分注意自己的處境。”

　　葉帥心情沉重，一句話沒有說，隻是眼眶濕潤地站在門口，看著我走去。

 

元帥葉劍英

 

 

　　（80）

　　在回總後的途中，我向秘書呂玉潤、警衛員蔣平安、司機張自貴說：“你們回去，要做好遭殃的準備。運動來了，你們該怎麽辦就怎麽辦，我有缺點錯誤你們可以揭發，沒有關係。”我的話他們都記得很清楚。

　　到了五棵鬆的時候，總後戰勤處長魯智在那裏等候，攔阻我不要回去。我向魯智說：“不要緊，我要回去。我要讓徐向前看看，毛主席、林總、周總理的兵是啥樣子！我不能給他們丟人，更不能做膽小鬼。”

　　魯智勸我說：“部長，不是膽小不小的問題，你回去有生命危險。”

　　我說：“我就要看看徐向前究竟能把我怎麽樣？不要怕，走！”

　　魯智還說：“你現在不能回去，徐帥的命令一傳開，機關大亂了，機關副部長以上的幹部，很多都被‘紅縱’抓起來了。”

　　我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我的部下都被抓起來了，我更要回去。刀山火海，我去闖一下嘛！”

　　正在這時，葉帥的秘書帶著衛戍區的幾個幹部戰士，趕到五棵鬆堵住我，說：“葉帥還是請邱部長馬上回西山，全軍文革也要聽中央軍委的，請邱部長不要意氣用事。”

　　我很冷靜地說：“請轉告葉帥，我謝謝他。我不是感情用事，我是顧全大局，已經牽涉到元帥們的關係了，我必須顧全大局。”那時的情景，真是含淚而別。

　　到了總後勤部大院之後，我看到禮堂門口到處都是戴著袖章的造反派，這時我幹脆下了車，走路回家。機關的幹部看見我回來了，並徒步往家走，都大吃一驚。到了我家附近，到處都是三五成群的人，手持棍棒“恭候”我，並跟著進了我家中。我剛坐下，造反派就說：“現在請你去和我們一起搞文化大革命。”

　　“紅縱”預備好一輛大卡車，把我拉到衛生部辦公室三樓關了起來。大約是19日晚上9時，即把我關起來之後不到一小時，“紅縱”的高音喇叭就廣播他們的戰報，內容是：“在徐向前副主席的命令和全軍文革小組的支持下，邱會作被捉拿歸案了。這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總後勤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

　　我關起來之後，第二天下午起，就讓我觀看“紅縱”和總後機關的造反派，押著幹部戴高帽子遊街，邊敲鑼邊說：“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這樣做，既是在糟踏幹部，也是在做給我看的。

　　1月21日晚上，“紅縱”押我去工人體育館觀看了一次批鬥大會。那次主要是批鬥劉震、劉誌堅、廖漢生、成鈞等人。劉誌堅自己“左”了一番，現在也成了造反派的階下囚。我親眼看到了造反派的法西斯暴行，造反派對革命幹部的殘酷真是空前未有的。批鬥大會由“紅縱”的副手汪誌傑主持，在批鬥開始時，他指著我說：“邱會作你老實一點，他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81）

　　1月23日下午在總後禮堂，24日上午在總後機關大操場上，“紅縱”分別對我搞了各達四小時的殘酷批鬥。1月23日的批鬥大會開始之前，把我從衛生部辦公樓押進會場。會場沒有搞什麽布置，隻是在舞台上掛著一條橫幅，上麵寫著“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紅色造反縱隊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邱會作大會”。會議將要開始時，全軍文革副組長謝鏜忠，帶著兩三個工作人員來到會場，坐在人群之中觀看批鬥。

　　批鬥大會開始時，“紅縱”主要頭目錢信莎，在台上大喊一聲：“把邱會作押上台來！”

　　頓時，兩個凶手要拉我上台去，我掙脫了他們的挾持，毫無畏俱地走上台去。此時，台下的人鴉雀無聲，都在睜大眼睛看我的行動。

　　我上台之後，錢信莎走到我跟前，一手把我的領章、帽徽扒掉，同時一個高大個子的人，用勁搧了我一個耳光，當時我隻覺得頭上“嗡”的一聲，就不省人事了。他們用一杯水潑在我的臉上，我醒來之後，爬不起來，還是那個打我的大個子，把我像提東西一樣地提起來。我站起來之後，感到頭暈、半邊胸部疼痛，口腔也很痛，嘴裏往外流血。此時，全場還是鴉雀無聲，恐怖氣氛籠罩著會場。

　　錢信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大聲宣布：“批鬥開始！”

　　幾個劊子手凶狠狠地來到我的麵前，他們是來執行法西斯的八大刑法。

　　第一大刑法：向毛主席請罪。這個刑法要兩腿並攏，兩手垂直下伸，用細鐵絲在脖子上掛一塊20多公斤的鐵牌子，鐵絲嵌入肉裏，疼得難以忍受。這還不算，劊子手還要把鐵絲左右拉動，每三、五分鍾拉一次，鐵絲嵌到肉裏鮮血直流。開始拉鐵絲的時候，疼得難忍，後來麻痹了也就不知道痛了。

　　第二大刑法：向造反派認罪。這個刑法要雙腳跪下，兩個人將我雙手反擰，頭低下，掛在脖子上的那塊大鐵牌子，下端還不準挨地，因為鐵牌子挨地重量就輕了。在難以忍受時鐵牌子自動落到地上，他們就會把我的頭發向後一揪，牌子也就離地了。

　　第三大刑法：向造反派致敬(噴氣式)。這個刑法要六個人協同動作，四個人把我的四肢各持一肢，抬到空中起來，前麵站一個人揪著我的頭發，後麵一個人推著屁股，揪頭發的人叫出口令：“放!”六個人協同一致地把我向前一拋，整個人猛地懸空落在地上。這個刑法不容易做好，他們為了達到應有的效果，在批鬥之前曾經領著打手練習過多次。

　　第四大刑法：打倒鎮壓群眾的劊子手；第五大刑法：打倒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第六大刑法：打倒反革命分子；第七大刑法：造反派萬歲；第八大刑法：向革命群眾請罪。

　　（82）

　　這次武鬥，從開始到結束在四小時以上。“紅縱”對我執行每種刑法之後，劊子手們都要對著我喊三句口號：“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祝願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邱會作！”在對我搞了三次“噴氣式”之後，我就昏厥過去了。

　　他們把我拖到後台，我醒來後，他們叫來事先在後台值班的301醫院的心髒科專家黃宛，給我做檢查，黃宛摸了我的脈搏和聽了我的心髒。我當時眼睛直盯住黃宛，向他示意：“不管我的心髒有問題還是沒問題，麵對殘酷的批鬥，你隻要說聲‘有問題’，我也得救了。我畢竟是你的部長呀，你們這些專家是我費了多大的勁，才要到301醫院來的。”

　　但我的想法落空了，黃宛竟說了兩個字：“無妨”。這樣，我又被拉上台，繼續向我進行武鬥，我很快就又不知人事了。待我清醒之後.是躺在地板上的，我不能動了。“紅縱”的三、四個人，把我抬上一個三輪板車，拉到總後衛生部辦公室三樓。

　　1月24日上午在總後大操場的批鬥，基本上同昨天下午在禮堂上是一樣的。劊子手給我剃了一個陰陽頭，這一刑法，除了醜化人之外，沒有增加疼痛。

　　那天中午吃飯的時候，看管我的人用上海話互通情報，我能聽懂一些。一個人從門外氣衝衝地進來說：“李部長批評我們隻是打人，不注意擴大政治影響。今天連夜要把廣場上的舞台加大，要鬥得像個樣子。”從他們的話裏，可以知道一場更凶殘的批鬥明天就要來了。

　　本來，我對生死根本就無所謂了。但24日下午一個人躺在地板上，思緒萬千，我突然悟到了：“我現在死了，就是做了野心家的犧牲品。我要爭取活著，隻有活下去才能同他們鬥爭到底！”

　　為了活著，當即采取兩個措施：一是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求救；二是爭取晚上回家一趟，設法搞點防身的用品。

　　當時，我是由總後保衛隊的戰士看管的。保衛隊的人真是聰明，他們派的人，恰好是我的警衛員蔣平安。我告訴小蔣：“我要給毛主席寫信。”

　　小蔣很機靈，他在樓道裏轉了一會，找來一個大前門的煙盒和一個鉛筆頭。我的右手被打得不能動彈了，左手還勉強可以動一點，於是，我用左手給毛、林、周寫了一封很短的信。

　　信的內容大意是：“每天對我武鬥，明天死活難測，請救我一命，我會同過去一樣，跟毛主席革命到底！”

　　信寫好之後，小蔣立即把信藏到襪子裏的腳板底下，他回去換班時，跑到我家裏，把信交給我的炊事員劉玉勝。劉玉勝在解放戰爭中就是我的炊事員，我們有幾十年的革命友誼，他立即把信交給我的兩個小兒子，並叮囑他們把信轉送到我妻子胡敏那裏。

　　（83）

　　我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多次，並被霸占成為“全軍批判彭、黃、賀、羅造反聯絡站”的辦公室，胡敏被趕到通信兵宿舍去了，她當時是通信兵衛生處處長。胡敏心急如焚，不斷到處打電話求救。胡敏首先打電話到楊成武處，他知道我和楊成武關係很好，但楊成武的妻子趙誌珍接電話後，給推了。這也可以理解，因為楊成武還沒有聽到毛、林、周的聲音，在那樣混亂的情況下，說錯一句話就可能導致自己的垮台。

　　胡敏隻得把電話打到葉帥處，值班秘書很負責、很著急，叫胡敏不要放電話，立即用另一部電話找葉帥，但一時聯係不上。

　　胡敏又打電話到京西賓館的黃永勝處，警衛員說：“首長在上廁所，請等一會再打。”

　　黃永勝聽到後，沒有上完廁所就跑出來接電話，胡敏說：“能不能請黃司令給徐帥求求情，叫造反派不要把邱會作往死裏鬥。”

　　黃永勝說：“徐帥那裏我不便去，去了也未必能講通。你不要急，我馬上想辦法找到葉帥，我親自到葉帥那裏去。”

　　黃永勝果然找到了葉帥，葉帥當機立斷，一方麵命令衛戍區準備搶人，同時火速到毛家灣向林總報告。此時，我的求救信也到了胡敏手上。說來也巧，我的信到時，胡敏剛好接通了林彪辦公室的電話。林辦秘書郭連凱一麵安慰胡敏，一麵說馬上派人去取我的信，這樣我的信送到了林彪辦公室。

　　葉帥很快到毛家灣向林彪報告，林彪大為震怒，立即說：“備車，我要去接邱會作！”

　　葉帥和葉群一聽就急了，好生相勸。葉群馬上接通了總理的電話，總理甚為著急，說：“我正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群眾，等到會開完就誤事了，我讓伯達同誌立即趕到毛家灣。”

　　周總理在大會堂就立即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說：“我是保邱會作的。”總理心裏就更有底了。

　　陳伯達到毛家灣後，林總對陳伯達說：“你是文革組長，對群眾有說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會作。”

　　陳伯達可能是第一次見到林彪下命令的樣子，有些緊張，馬上用紅藍鉛筆在一張紙上寫下：立即放出邱會作。落款陳伯達。

　　葉群拿著陳伯達的手令，火速趕往總後大院的武鬥現場。葉群正在途中，葉帥派去救我的衛戍區戰士，早就趕到了總後機關偵察情況，準備搶人。

　　這時，為了應對更大的批鬥，我要求回家去一趟，擦擦有血跡的身子。晚上警衛員扶我回到家裏，令我慘不忍睹的是，我的家已被造反派糟蹋得不成樣子，全家的東西被搶劫一空，房子被造反派霸占了。小女兒京京被老戰友接走了，全家隻剩兩個小兒子光光和毛毛，由老炊事員帶著躲在灶房裏。

　　我看到家裏這種情況，更加鼓起了我的鬥爭勇氣，我決心爭取活下去。為此，我用舊棉褲做了兩個厚的護膝，還增穿了棉衣，這是為了保護心髒和膝蓋骨所采取的措施。我臨走時，兩個小兒子從灶房裏跑出來，叫我爸爸，造反派擋住不讓我們父子相見，我也隻有忍心走了。

　　（84）

　　我回到衛生部三樓之後，盡量控製自己的思想活動，爭取睡好，以應付明天的苦難。在我睡得尚好的時候，有人用急促的聲音把我叫醒了，並說：“快起來，有急事。”

　　我問：“到哪裏去？現在就去批鬥場嗎？”

　　來人說：“毛主席、林副主席派人來接你了。”

　　當我聽到毛主席、林總派人來接我這句話時，十分驚喜。我當時走路已經很困難了，是衛戍區兩個戰士把我由三樓背下去的。當時，在一邊扶著我下樓的戰士，很激動地對我說：“我們奉葉副主席的命令，在這裏幾天了，是在這裏保護你的。”我隻有向他們點頭致謝。

　　我上了汽車之後，把我送到翠微路五號院，葉群已經在那裏等候。葉群向我宣布：“我是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陳伯達組長、葉劍英副主席的命令來搶救你的。現在，我完成了光榮的任務！”

　　葉群又說：“這是楊成武總參謀長暫時住的地方，你現在就在這裏休息。你以後到什麽地方去，葉副主席已有安排。”我隻有點頭致謝，心裏感激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

　　25日上午，楊成武夫婦到我的住處來看我。楊成武在樓下就喊我的名字“老邱呀！老邱呀！”，我身子動不了，躺在床上也激動地喊：“老楊呀，我在這裏。”

　　他們上樓後，楊成武撲到我的麵前，抱著我邊哭邊說：“老邱呀，我們來晚了，你受了大罪。”

　　我向楊成武指著我的傷，並指著我被剃的陰陽頭，楊成武氣憤地說：“一群暴徒，一群暴徒！”

　　他們為我流下了滿腔的熱淚，向我表示了真實的感情，我是永遠感激的，永遠不會忘記的！

　　晚上，葉帥派身邊的工作人員帶了三輛汽車來把我接回西山去了，我住在21號。我的車還沒有到，葉帥、聶帥和西山的工作人員，已在我住的房子等候我。當把我從車上抬下來之後，有的工作人員哇哇地哭起來。葉帥摸著我的手向我慰問，一直把我送到床邊，聶帥一個勁地罵造反派：“法西斯！這就是法西斯！”這是革命家庭的溫暖，這是首長對下級的愛護，也是長者對晚輩的關心。

　　26日下午，劉伯承元帥來看我。劉帥的眼睛不好使了，隻能聽我講，用手摸我的全身。當摸到我身上的受傷處，我有反應時，他把手放輕，並邊摸邊說：“這不是‘文化大革命’，是壞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害好人的。”

　　27日，葉帥親自叫來軍事科學院門診部主任、醫生、護士給我治病，並親自主持對我的治療方案。以後，葉帥幾乎每天早晚都要來看我一次，有時來幾次。我被打的傷，是在葉帥的關心之下，得到及時治療的。更為可貴的是，葉帥每天都會向我傳達中央的一些時政消息，這對我是極大的鼓勵和安慰。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葉帥救了我一命，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救命之恩的！

 

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

 

　　（85）

　　我們上麵用比較大篇幅引用邱會作的回憶，第一個目的是它比較客觀和詳細地講述了造反派暴力批鬥老幹部的過程，這可以幫助大家理解文革中所謂的“批鬥”是怎麽回事。第二個目的是它從側麵講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毛澤東與林彪圍繞軍隊搞文革的一次鬥爭。現在主流的文革研究，都“忽略”了這次重要的鬥爭，因此有必要多費些筆墨說明一下。

　　需要說明的是，邱會作遇到批鬥的暴力程度，比一般老幹部厲害許多。這裏有兩個原因：第一是軍隊造反派在使用暴力方麵，比一般的造反派要“厲害”，畢竟軍隊本身就是暴力機關；第二個原因是邱會作不肯認罪，也就是不肯投降。如果邱會作投降認罪的話，他遭受的暴力虐待就會少得多。這個道理很簡單，就像以前共產黨員被國民黨抓住，叛變投降就不會遭受酷刑，若不肯投降，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

　　造反派批鬥邱會作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對邱會作搞暴力虐待，而是要讓他“認罪”，承認造反派對他的指控都是事實，承認他自己執行了反革命資產階級路線。隻要邱會作自己認了罪，就等於是承認造反派的造反行動是正確的，同時也證明了在軍隊中造反的必要性。

　　所以，造反派要用一切手段逼邱會作“認罪”，作為他們造反正當性的證明。可邱會作就是不肯認罪，造反派的暴力威逼因此而至。如果邱會作認罪投降了，對於毛澤東在軍隊搞文革是一個大的勝利，可以乘勝追擊，把軍隊的文革進一步擴大化。因此，林彪等人要積極營救邱會作，不能讓毛澤東在邱會作身上打開缺口。

　　邱會作是林彪最為信任的心腹之一，當林彪得知邱會作被批鬥有生命危險時，二話不說，馬上要親自去解救邱會作，甚至不怕因此而惹怒毛澤東。隻是在葉劍英和葉群的相勸之下，才退了一步，請周恩來出麵去處理這件事。

　　在這方麵，林彪的做法與劉少奇大不相同，敢於挺身出來保護自己的部下，所以他的部下也拚死擁戴他。而劉少奇在關鍵時刻，不僅沒有挺身出來保護他的心腹彭真，而是試圖犧牲彭真來緩和他與毛澤東的關係。同樣彭真在關鍵時刻，也沒有挺身出來保護自己的心腹吳晗、鄧拓等人，甚至還丟卒保車，試圖拋出部下來保住自己，這似乎是劉少奇為代表的白區係統共產黨的普遍做法。他們在關鍵時刻，總是想犧牲別人來保住自己，各自打小算盤，結果誰也保不住。

　　打倒邱會作，應該是江青得到毛澤東的授意，通過新全軍文革小組的徐向前來實施的。可是當1月24日，周恩來就邱會作被暴力批鬥的事向毛澤東匯報時，毛澤東卻說了相反的話：“我是保邱會作的。”這是怎麽回事呢？要搞清這件事，我們需要回顧一下1967年1月1日以來發生的事情。

　　（86）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聯合發表年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篇社論是根據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生日家宴上的講話精神寫的，其中心思想是“展開全國全麵階級鬥爭”。既然毛澤東下決心搞一場“全國全麵階級鬥爭”，軍隊當然不能例外，並且，軍隊將是文化大革命最難攻克的堡壘。

　　在打倒劉少奇階段，毛澤東有軍隊老將們的支持，所以進行得很順利。不過，毛澤東也很清楚，軍隊中如果不搞文革，還是讓現在這一批有走資本主義傾向的老將軍們掌權的話，這場意在阻止資本主義複辟的文化大革命，就失去了意義。因此，毛澤東必須把文革之火，燒到軍隊之中，打倒軍隊裏的走資派老幹部，換上一批無產階級新人。

　　但對掌握槍杆子的人進行奪權，危險性是非常大的，因此毛澤東要非常慎重，一步一步來。毛澤東的第一步，是改組全軍文革小組。1967年1月4日，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誌堅被打倒，新改組的全軍文革小組以徐向前元帥為組長，江青為顧問，並且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成為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主管軍隊的宣傳喉舌《解放軍報》。這個新全軍文革小組，是林彪控製不了的，成為毛澤東在軍隊中搞文革的利器。

　　雖說林彪沒有參加毛澤東在12月26日的生日家宴，但毛澤東在這次家宴上的講話內容，還是很快傳到林彪那裏。林彪明白毛澤東要在軍隊裏來一個大動作，而現在軍隊裏的高官主要是林彪派係的人馬，對軍隊高官進行大換血，就等於是把林彪的人馬換掉，也就等於是把林彪架空，林彪肯定要設法抵製。

　　1967年1月8日，林彪召開一次軍委常委會議，他在講話中說：現在是全麵的內戰，一方麵要堅決打下去，另一方麵不該打的地方不要亂衝。又要革命，又不要亂衝。

　　林彪說的“全麵內戰”，就是用軍人的話解釋毛澤東說的“全國全麵階級鬥爭”，可是林彪要對這場“全麵內戰”加以限製，提出“不該打的地方不要亂衝”。什麽是“不該打的地方”，顯然就是軍隊的高層。

　　林彪又說：全軍文革小組要改組。劉誌堅犯了大錯誤，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軍隊的代理人，他發表不少不正確的指示。劉誌堅把幾個老帥推向前線，推到第一線當炮灰。這幾個老帥是好同誌，是正派的，是光明磊落的，對他們炮轟，對軍隊是不利的。

　　劉誌堅本來是林彪的秀才，可是劉誌堅卻沒有堅決跟定林彪，而是遊走在林彪和江青之間，試圖兩邊討好。因此，江青提出打倒劉誌堅時，林彪也同意，並且把1966年11月間兩次召開十萬人大會對文革潑冷水的事情，推到劉誌堅身上，為幾位老帥辯護。因為老帥們是堅決站在林彪這一邊，與江青鬥爭的。

　　（87）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老帥都支持林彪，賀龍就是例外，徐向前是另一個例外。賀龍的資格是在林彪之上的，其原因是：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麵軍，賀龍領導的紅二方麵軍，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麵軍，是三支相對獨立的部隊，因此當時毛澤東、賀龍和張國燾三人的地位相當。而那時林彪隻是毛澤東紅一方麵軍的一個軍團長，地位比賀龍低多了，而當時徐向前是張國燾手下的一員大將，地位與林彪相當。

　　後來賀龍領導的紅二方麵軍經過長征到達陝北後，勢力大減，而張國燾的紅四方麵軍幾乎全軍覆沒，從此以後毛澤東的紅一方麵軍成為中共的主力軍。1938年張國燾叛逃之後，留下的徐向前等原紅四方麵軍幹部，基本上都靠邊站了。賀龍在抗戰前期，還是八路軍120師師長，但不久也被架空了軍權，賀龍的軍隊交給彭德懷指揮，在解放戰爭期間賀龍基本上甩手掌櫃。隻是到了1949年底，毛澤東看到林彪和彭德懷的軍權太大了，才急忙讓賀龍出來擔任西南軍區司令員，平衡一下軍隊中的權力分布。

　　從賀龍的個人角度，資格都在林彪和彭德懷之上，可是解放後長期以來，他都是在林彪和彭德懷之下，這就讓他感到不服氣。賀龍對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這些老字輩還是服氣的，在抗美援朝之前，周恩來主持中央軍委，賀龍還比較服氣，等到抗美援朝之後，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賀龍就不服氣了，與彭德懷產生不少矛盾。因此在1959年打倒彭德懷時，賀龍很積極，道是出了一口氣。彭德懷之後林彪主持中央軍委時，賀龍當然還是不服氣，與林彪發生不少矛盾，甚至積怨。

　　雖說賀龍對毛澤東是服氣的，但他對毛澤東讓他屈居於林彪之下，卻是不滿意的。這時，賀龍也就自然地接近劉少奇，因為劉少奇提出讓賀龍主持軍委工作，這樣賀龍也就無形中成為劉少奇一派的了。等到1966年劉少奇被打倒之後，賀龍自然也就靠邊站了。

　　毛澤東提出要在軍隊裏搞文革，林彪知道硬頂是頂不住的，他也學周恩來的策略，采用順勢引導的方法，把文革的洪水引導到其他地方去。最方便有效的辦法，就是就把軍隊文革的洪水，引到賀龍這隻死老虎身上。因此，林彪在1月8日的軍委常委會上，展開了對賀龍的攻擊，林彪說：

　　在軍隊內並沒有炮轟賀龍，真正要打倒的未打倒。賀龍到處搞奪權、搞山頭主義，反而不炮轟。賀龍是不正派的人，是搞兩麵手法的。賀龍這個人手伸得很長，不僅軍隊到處伸手，而且地方也到處伸手。賀龍搞大比武，是個大陰謀，羅瑞卿的後台就是賀龍。賀龍是個大土匪，是土匪出身，拍肩膀、介紹老婆，搞舊軍隊一套，四十年來靈魂深處是個大野心家，吃了飯不幹事，經常在家請客，拉攏幹部。許多軍區、軍種、兵種都有他的人。賀龍是反毛主席的，他是一個封建地主野心家，混入黨內撈資本。

　　（88）

　　林彪批賀龍有兩重含義：第一個是賀龍對林彪不服氣，因此林彪也對賀龍不滿，兩人之間互有怨氣；第二個含義更重要，就是林彪試圖把軍隊文革之火，引到賀龍身上去，這樣可以保林彪自己這一派。

　　1967年1月10日，新任主管《解放軍報》的中央文革小組的關鋒，起草了一份《關於解放軍報宣傳方針的建議》，其中明確提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口號，這是首次提出所謂“揪軍內一小撮”的問題。江青將這個文件送林彪批閱，林彪批示“完全同意”。這裏，林彪之所以同意，是因為他想把“揪軍內一小撮”，化解在賀龍身上，把賀龍作為“軍內一小撮”的代表人物。

　　但是，毛澤東不會被林彪這麽輕易“忽悠”過去，他對賀龍這隻死老虎並不感興趣。1967年1月13日，發生了震動全軍的《解放軍報》奪權事件。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當時任解放軍報記者，她貼出一張炮打《解放軍報》黨委的大字報：《解放軍報向何處去？》，掀起了一場《解放軍報》奪權的風暴。

　　李訥是三個月前的1966年10月下旬，才到《解放軍報》工作的。據當時的《解放軍報》總編輯胡癡回憶說：那是1966年10月下旬的一個中午，總參謀長楊成武給我打來電話，說江青通知，要我倆下午3時到釣魚台15號樓陳伯達處，去接受一個任務。我們分別按時到達那裏，江青、陳伯達已在等候。江青講了很多，大意是：請你們來，是想把我女兒李訥送到軍隊去，讓她到軍報鍛煉鍛煉，並說主席也同意。她還說：這孩子剛出大學門不久，她學的是曆史，肯用腦子，也能寫點東西，我看比林豆豆(林彪的女兒)要強些。江青又叮囑：為了保密，給她改名肖力，你倆知道就行啦，否則，她的活動和安全都會有問題。

　　1966年10月下旬，正是毛澤東召開中央會議的時候。這時，林彪已明顯表現出來不太配合毛澤東搞文革，因此，毛澤東對林彪不放心，需要在林彪那裏安插一個楔子，安放一個定時炸彈，在關鍵的時刻可以引爆，於是毛澤東就把自己的女兒安插到了林彪那裏。為了搞文革，毛澤東來了一個全家總動員，能出動的都出動了。

　　肖力剛到《解放軍報》時，還做了一些保密，《解放軍報》絕大部分人並不知道她的身份。不過在她寫大字報後，肖力很快公開了自己的身份，她對眾人說：“我爸爸讓我告訴大家，我隻上過幾年學，還很年輕，很幼稚，也很蠢。爸爸要我向叔叔阿姨學習，希望大家多多批評教育我。如果我有錯誤，怎麽批評都行，對我‘炮打’、‘火燒’都可以。”

　　肖力公開自己的身份，有一定的危險，因為她並沒有警衛員，也沒有專車接送，而是每天自己騎自行車來報社上班。如果有什麽仇恨毛澤東的人，把她作為人質綁架，那就是一件重大事件了。不過一般人們大概也知道毛澤東的性格，他是講原則的，絕不會答應用女兒進行什麽交換，所以綁架毛澤東的女兒意義也就不大了，這樣就形成另外一種安全的保證。

　　（89）

　　肖力為什麽要公開自己的身份呢？因為她不公開身份，她的大字報就會被當作一般的大字報被忽視掉，起不了應有的作用。在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高潮時期，毛澤東的女兒當然也成為被崇拜的對象。《解放軍報》的人，在不知道肖力身份之前，對她的炮打《解放軍報》黨委的大字報，還持懷疑態度，等到知道她是毛澤東的女兒，馬上一邊倒地支持肖力，支持她造反，跟著她造反，炮口直指《解放軍報》黨委。

　　為了表達對肖力的崇拜，《解放軍報》內的毛澤東像兩側，掛上了“向肖力同誌學習”和“向肖力同誌致敬”的紅色條幅，在開會時尊稱“敬愛的肖力同誌”、“毛主席派來的親人肖力同誌”等，後來又發展到“緊密地團結在敬愛的肖力同誌周圍”、“誰反對肖力同誌就打倒誰”、“誰反對肖力同誌就是現行反革命”等，肖力在《解放軍報》成為至高無上的權威。

　　毛澤東把女兒安排在《解放軍報》，就是一顆定時炸彈。肖力為什麽在這個時間起爆呢？從肖力的大字報中可以看出明顯的端倪，她在大字報上說：幾個月來，《解放軍報》沒有一篇有關文化大革命中兩條路線鬥爭的社論和文章，脫離階級鬥爭，脫離兩條路線鬥爭，去宣傳學習《老三篇》，單純提倡做好人好事。幾個月來，《解放軍報》宣傳方向偏了，報社內部的文化大革命也冷冷清清，黨委一開始就壓製革命群眾的積極性，包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肖力本人肯定沒有這麽高的水平寫這樣的大字報，據說這張大字報是肖力與江青商量寫的，當然少不了毛澤東在後麵的指點。肖力在大字報中，首先批評《解放軍報》不積極宣傳文化大革命，甚至把毛澤東以前批判劉少奇的話“冷冷清清”也用上了。這是毛澤東借女兒的嘴，對林彪不積極搞文革表示強烈不滿。

　　肖力的大字報又說：在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提出“開展全國全麵階級鬥爭”的時候，作為指導全軍工作的《解放軍報》元旦社論，卻依然調子很低。1月11日全軍文革小組重新改組，這是以毛主席為代表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軍報為此發的社論《祝賀新的全軍文革小組成立》，卻是一篇空洞無物毫無熱情的官樣文章，《社論》隻字不提軍隊內部存在兩條路線鬥爭，不講全軍文革小組的改組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的勝利。這樣的時候寫出這樣的社論，是《解放軍報》黨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必然結果，是《解放軍報》的恥辱！

　　肖力具體指出，《解放軍報》對毛澤東提出的“開展全國全麵階級鬥爭”沒有響應，對新改組的全軍文革小組也沒有歡迎和支持。出現這樣的情況，當然是主管林彪的責任。不過肖力沒有把矛頭指向林彪，而是指向前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誌堅和《解放軍報》總編輯胡癡，以此來間接地提醒和警告林彪。

　　（90）

　　肖力在大字報中說：在劉誌堅反動路線的直接影響下，《解放軍報》背離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走上了歧途。《解放軍報》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完全是黨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惡果，胡癡同誌身為黨委書記，在這方麵是負有嚴重責任的。

　　肖力這樣說，一方麵把矛頭指向《解放軍報》總編輯胡癡，避免直接觸及林彪；另一方麵，打倒胡癡，正好可以實現《解放軍報》的奪權。

　　肖力的大字報出籠之後，林彪一時間沉默，沒有表態。但直接主管《解放軍報》的總政治部主任蕭華不得不表態，他沒有表示出積極的支持，隻是平淡地提出四點建議：“一是對胡癡‘燒一燒之後還要保’；二是報社要穩定，不能亂；三是抓革命促生產，報紙要辦好；四是經群眾充分醞釀，提出報社新的領導班子名單，報總政治部和軍委審批。”

　　蕭華的四點建議，顯然與毛澤東的意向相反，特別是“保胡癡”、“報社不能亂”、“新領導要經過總政治部和軍委審批”等，都是保老幹部，壓製群眾造反的舉措，按照當時的說法，就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後來這也成為蕭華被打倒的罪名之一。

　　肖力在《解放軍報》組成一個名叫“革命造反突擊隊”的造反組織，對《解放軍報》黨委造反和奪權，她仗著紅色公主的身份，很快成為《解放軍報》的群眾領袖，並成為《解放軍報》的實際決策人。

　　奪《解放軍報》的權，對林彪也是的重大打擊。因為長期以來《解放軍報》一直是林彪和軍隊的喉舌，現在《解放軍報》被奪了權，這讓林彪感到非常不爽，但他也沒辦法。林彪在沉默了三天之後，終於做出了表態，在1月17日給《解放軍報》寫信：解放軍報社由肖力等同誌組成的“革命造反突擊隊”，在報社內部點起了革命火焰，你們的行動好得很！我堅決地支持你們！“亂”不要緊，“亂”然後才能治。以胡癡為首小集團的陰謀必須揭穿，對胡癡等人，必須徹底揭發，徹底批判。

　　林彪首先肯定了肖力的造反，說自己完全支持，並肯定“亂”不要緊，對胡癡也不保了，同意對他批判。林彪在信中又說：《解放軍報》的社論和評論，責成總政蕭華同誌和關鋒同誌負責，重要的社論，送中央文革小組，全軍文革小組審閱。《解放軍報》是保護單位之一，你們要耐心說服學生和其他機關幹部，聽取他們的意見和批評，勸他們不要到解放軍報社揪人，要相信報社的同誌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致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敬禮。林彪  1967年1月17日

　　林彪指出《解放軍報》的重要文章由蕭華和關鋒負責，並要求外麵的人不要到《解放軍報》來揪人批鬥，這算是林彪的底線。林彪雖然勉強寫了這封表態支持的信，但他心裏對這件事是非常不高興的，後來爆發出來，和江青吵了一架。

　　（91）

　　林彪把這封信先送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在林彪這封信上批示：“同意，這樣答複好。”

　　毛澤東雖然這麽說，他對林彪的這個表態，也隻能算是勉強滿意。第一，林彪對肖力造反表示支持；第二，林彪同意毛澤東不怕“亂”的觀點；第三，林彪同意打倒胡癡，改組《解放軍》報黨委，這些算是林彪對毛澤東的重大讓步。但林彪仍然要保蕭華，也沒有進一步表現出對文革的熱情，這是毛澤東不滿意的。因此毛澤東還要進一步對林彪采取動作。

　　前麵說過，毛澤東搞軍隊文革，是準備從軍事程度較低的總政治部和總後勤部入手。為了打倒總政治部主任蕭華，陳伯達先在接見群眾組織時，放話說:“蕭華不像個戰士，倒像個紳士。”陳伯達這麽一說，總政治部機關大樓裏馬上貼滿了打倒蕭華的大字報，作為打倒蕭華的先聲。

 

蕭華上將

 

　　在1月19日，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全軍文革共同在京西賓館召開碰頭會，據參加這次會議的吳法憲回憶說：這個會議由關峰主持，重點是批評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對軍隊“文化大革命”運動領導不力。陳伯達在會上首先發言，批評蕭華，而且把很多問題都引到了軍委身上。他說：“蕭華是個‘資產階級政客’，他把部隊的政治工作引導到資產階級的軌道上去了。軍隊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軍隊已經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邊緣。我一路過‘三座門’(軍委所在地)就有氣，那裏的官僚主義嚴重，政客風氣難聞，是個閻王殿，我們都不敢進這個‘三座門’。”

　　陳伯達還指責蕭華說：“蕭華你這個人驕傲自滿，看不起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請你參加，你一次都不來，周總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你是每次必到。你請四位老帥參加首都十萬人大會，動員軍事院校的師生離開北京，都不通知中央文革一聲。你這種作法，就是跟中央文革唱對台戲，就是抵製文化大革命，就是違背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定。”

　　聽了陳伯達的這番話，在座的絕大多數軍隊幹部都憤憤不平。當時坐在主席台上的蕭華，臉上一陣陣變色，最後終於忍不住，站起來說：“讓我申辯幾句好不好？”陳伯達卻說：“我們不願意聽你的講話，要講，到鬥爭你的大會上去講吧。”

　　這裏陳伯達說的“鬥爭你的大會”，是指中央文革在1967年1月19日晚準備的一次批鬥的蕭華10萬人大會。江青問蕭華說：“今晚在工人體育館召開10萬人大會，你敢不敢去？”蕭華沉默不語。

　　吳法憲回憶說：聽到這裏，葉劍英怒不可遏，憤怒地斥責陳伯達：“你陳伯達胡說！你憑什麽對蕭華橫加指責？你這是對人民解放軍的汙蔑。你們已經把地方搞亂了，現在又想把軍隊也搞亂，你們這樣搞究竟想幹什麽？”

　　（92）

　　葉劍英這一發火，會場上的氣氛立即緊張起來。此情此景，讓身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就不得不出來批評蕭華幾句，他說：“你蕭華是有錯誤的，你把軍隊的政治工作搞成這個樣子，影響了我們全軍。”

　　也許徐向前的本意是為了緩和會場的氣氛，但兩位老帥在蕭華問題上的矛盾公開，給了我們這些與會者很大的震動。一時間，整個會場上鴉雀無聲。這天的會議就這樣不歡而散了，參加會議的同誌回到房間裏休息時，還不斷議論紛紛。

　　由於蕭華當天沒有才加批鬥會，造反派就到蕭華家去抓人，蕭華從後院跳牆出走，跑到葉劍英的家裏躲了起來。造反派沒有揪到蕭華，就抄了蕭華的家，搶走了家中一部分文件和檔案。

　　第二天的1月20日，在京西賓館繼續舉行軍委碰頭會。據《葉劍英傳》記載：

　　江青坐在葉劍英的左側，她看到蕭華沒有來，陰陽怪氣地故意發問：“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失蹤，到哪裏去了？”

　　葉劍英正氣凜然，不予理睬。過了一會兒，蕭華來了。

　　徐向前問他：“昨晚到哪裏去了？”蕭華躲躲閃閃。

　　徐向前生氣地對蕭華說：“你是膽小鬼！你怕什麽？他們能把你吃掉嗎？”徐向前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蓋子和碟子都摔了。

　　這時，一直冷靜沉默的葉劍英，也大聲地說：“蕭華昨天半夜裏跑到我那裏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來的。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擔當！”說話間按捺不住滿腔怒火，猛拍桌子，右手掌骨骨折，可見當時氣惱之極，用力之猛！

　　曆來和藹的葉劍英發了大脾氣，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不再質問了，也不提抓蕭華了。

　　不少文章說葉劍英是對江青發怒而拍裂掌骨，其實葉劍英是發怒的對象不是江青，而是徐向前。

　　1月21日，葉劍英把這些事向林彪做了匯報，林彪大怒，和江青大吵了一場。據吳法憲在回憶錄中說：

　　林彪聽了以後勃然大怒，當即要秘書打電話，叫江青專門到毛家灣來一趟。下午3點，江青來到了林彪的家裏，想向林彪解釋一下發生的問題。

　　不料林彪一見江青就火冒三丈，不等江青開口，就大發脾氣，連珠炮一樣地責問江青：“你們說解放軍已經走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已經被我們帶到了資產階級軌道上去了，有什麽根據？說‘三座門’是閻王殿，你們一見‘三座門’就有氣，你們太放肆了！這完全是對軍隊和軍委領導的汙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是毛主席指揮的，軍隊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何解釋？你們這樣仇視軍隊，仇視軍委領導，我幹不了，不幹了！我辭職總可以吧？我要報告毛主席，你們不同我商量，就大罵蕭華，鼓動抄家、搶檔案，這是為什麽？你們不通過軍委，就直接插手軍隊的工作，想搞掉總政，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嗎？我要找毛主席，請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職務。”

　　（93）

　　在林彪說話的中間，江青一直想插話解釋，但林彪連說帶罵，根本不讓江青解釋。等林彪稍一停，江青立即說：“林副主席，你請息怒，我說幾句行嗎？軍隊到修正主義的邊緣這句話，不是我說的，陳伯達是組長，我是副組長，我沒有權力製止他的發言。”

　　林彪說：“中央文革是你說了算嘛，實際上是你把持著的嘛！陳伯達要講什麽你也不知道？不經過你的同意他敢隨便講？”

　　江青回答說：“他講了什麽我確實不知道，這些話確實不是我要陳伯達講的。不過，陳伯達對總政、對蕭華有批評是可能的，中央軍委對文化大革命的清規戒律多了一點也是真的。”

　　聽到這裏，林彪更加火了，他一下子把身邊的茶幾也掀了，說道：“什麽叫清規戒律？《八條命令》是毛主席親自批發的！你們一定要把軍隊搞亂才罷手嗎？搞亂了軍隊究竟對誰有利？毛主席批準的《八條》，你們也要推翻嗎？”

　　憤怒之下，林彪連聲高叫警衛備車，說：“我們兩個人馬上去見毛主席，把事情說清楚，是我的問題，我辭職，我不幹了！”

　　這時，葉群走進林彪的辦公室，林彪一見葉群又大叫：“葉群你來得好，我同江青鬧翻了。我現在馬上去見毛主席，提出辭職，我不幹了！

　　葉群趕緊攔在他們兩人中間，一麵哭，一麵苦苦哀求兩人不要吵。葉群事後告訴我，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即使見到了毛澤東，也不會冷靜下來，可能會鬧出大亂子來。

　　葉群沒有辦法，隻得在林彪麵前跪下來，抱住林彪的腿不讓他往外走。她向林彪勸說道：“你和江青同誌是老朋友，都肩負著重擔，在這個困難的時期不要鬧意見，有話好好說。你們應當相互諒解，這麽鬧出去影響太大，對你們兩人都不利，你們這麽鬧怎麽得了。”

　　接著葉群又勸江青：“請江青同誌不要見怪，林總脾氣不大好，現在正在火頭上，等他冷靜下來，再好好商量，把問題講清楚，現在不要急於解決問題，更不能到毛主席那裏去，影響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著向林彪道歉說：“你是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我有錯誤，你可以批評我。你批評我、斥責我，甚至罵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裏去呢？那些話的確不是我說的。罵蕭華、抓蕭華、抄家，都是不對的，絕對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檢查。這件事我已經報告了毛主席，是我錯了，我檢討。”

　　江青說完以後，葉群又勸林彪說：“江青同誌已經接受了批評，向你表態了，就不要再鬧了吧。”

　　江青這一軟下來，林彪也不吭聲了，坐到了沙發上。葉群拉著江青的手也坐了下來，葉群又向江青說了許多好話，然後又陪著江青坐車回到了釣魚台。

　　（94）

　　很多人認為林彪這次對江青發脾氣，隻是一時火氣難耐爆發。其實不然，這是林彪故意演戲，一場與毛澤東抗爭的戲。我們先從下麵的時間表，看看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發生的幾場衝突。

　　第一場衝突：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刊登元旦社論，毛澤東吹響“全國全麵階級鬥爭”的號角，對此林彪沒有響應，《解放軍報》反應冷冷清清。這場衝突是毛澤東進攻，林彪防禦，雙方打個平手。

　　第二場衝突：1967年1月4日，江青等人打倒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誌堅，林彪接受這個事實。這場衝突中毛澤東進一步，林彪退一步。在同一天，江青宣布打倒陶鑄。在林彪看來，陶鑄原本是毛澤東派係的人，打倒陶鑄屬於毛澤東派係的內鬥，林彪對此持旁觀態度。

　　第三場衝突：1967年1月8日，林彪召開中央軍委常委會，提出軍隊搞文革的方針是批賀龍，試圖把軍隊文革之火轉到賀龍身上。對此毛澤東不太滿意，但也沒有公開表示，林彪前進了一小步。

　　第四場衝突：1967年1月11日，江青提出改組全軍文革小組，徐向前元帥任組長，江青任顧問，毛澤東的秘書兼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峰任解放軍政治部副主任，林彪接受這個事實。從此林彪失去對全軍文革小組的控製，毛澤東前進一大步，林彪後退一大步。

　　第五場衝突：1967年1月12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祝賀新的全軍文革小組成立》，泛泛地讚揚一番新全軍文革小組，可是在關鍵的地方，卻說軍隊搞文革要在中央軍委的領導下進行，完全沒有說軍隊文革要在新全軍文革小組的領導下進行。中央軍委是林彪領導的，全軍文革小組是不屬於林彪領導的，《解放軍報》這麽說，就等於是委婉地不承認全軍文革小組的領導權。這次林彪前進一小步，毛澤東馬上要予以反擊。

　　第六場衝突：1967年1月13日，毛澤東的女兒李訥(肖力)貼《解放軍報》的大字報，奪取了《解放軍報》的領導權。林彪對這次奪權暫時沒有表態。直到1月17日，林彪才公開表態，承認《解放軍報》奪權的事實，從此林彪失去了《解放軍報》這個喉舌。這次毛澤東前進一大步，林彪後退一大步。

　　第七次衝突：1967年1月19日，江青和陳伯達在會上公開批判總政治部主任蕭華，甚至說“軍隊已經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邊緣”，並且準備召開10萬人大會批鬥蕭華。同一天，徐向前給正在西山躲避揪鬥的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下命令，命令他回去接受群眾的批鬥。批鬥蕭華和邱會作，其實就是在總政治部和總後勤部奪權的先聲。

　　第八次衝突：1967年1月20日上午，蕭華逃到葉劍英家躲過批鬥，江青和徐向前罵蕭華是膽小鬼，葉劍英拍桌子“震怒”，暫時製止了批鬥蕭華。

　　第九次衝突：1967年1月20日下午，林彪把江青叫到自己家來，大發脾氣，迫使江青道歉，並承認“罵蕭華、抓蕭華、抄家，都是不對的”。江青這麽說，就等於承認蕭華無罪，可以繼續當總政治部主任，而蕭華繼續當總政治部主任，也就等於毛澤東對總政治部奪權的計劃流產了。這次林彪前進大一步，毛澤東後退一大步。

　　（95）

　　林彪這一步也是險棋。常言道：打狗還要看主人。林彪這樣毫不客氣地跟江青吵架，表麵上是不給江青麵子，實際上是不給毛澤東麵子，這一招得罪毛澤東甚多。林彪這次豁出去得罪毛澤東，也要保住蕭華，與其說林彪要保住蕭華，不如說林彪要保住總政治部。

　　在毛澤東的進攻下，林彪接連後退，先失去全軍文革小組，又失去《解放軍報》，如果這次再失去總政治部的話，那麽林彪還要接連敗退，很快就會失去對整個軍隊的控製力。

　　因此，總政治部是林彪一定要堅守的，不能再後退了。怎麽守住總政治部呢？林彪使出一個高招，就是對毛澤東進行“反威脅”。一般境況下是上級對下級進行威脅，而在一些特殊情況下，下級對上級也可以進行“反威脅”，下級對上級最有效的“反威脅”手段就是“辭職”。

　　在不少情況下，某個要職的負責人辭職，會對全局造成重大的損失。在此情況下，上級為了損失最小，被迫對部下做出讓步，以換取部下收回成命。因此，上級要做的最為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為每個重要職位都預備一個替補隊員，一旦這個重要職務的部下辭職或發生意外，他馬上可以讓替補隊員上場，避免全局的潰敗。

　　林彪的情況也是這樣。林彪掌管軍隊的職位非常重要，毛澤東當然會預備一個接替林彪的人。那麽毛澤東為林彪安排的替補隊員是誰呢？

　　軍隊中威望最高的十大元帥是：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在1967年的時候，朱德和劉伯承早就靠邊站了，羅榮桓去世了，彭德懷打倒了，而聶榮臻和葉劍英兩人的資曆和軍功都不夠顯赫，鎮不住全軍。

　　去掉上述六人，剩下有可能取代林彪的人，隻有賀龍、陳毅和徐向前三人。而陳毅與周恩來的關係太近，毛澤東肯定不能用，所以剩下可用的隻有賀龍和徐向前兩人。

　　徐向前的資曆與林彪差不多，但軍功有些不足，在軍中的威望也不如林彪；賀龍的資曆比林彪老得多，在南昌起義時，賀龍是總指揮，而林彪隻是起義部隊中的一個連長。賀龍在軍中的威望不亞於林彪，所以賀龍是林彪最大的潛在威脅。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毛澤東對打倒賀龍是十分慎重的。盡管賀龍一度與劉少奇走得很近，但畢竟賀龍還是有實力取代林彪的，所以毛澤東想留著賀龍，作為取代林彪的預備隊員。

　　同樣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林彪對打倒賀龍非常積極，隻要把賀龍打倒，毛澤東就沒有可以取代林彪的人了，林彪的地位也就坐穩了。因此，當林彪準備開足馬力在軍隊中批賀龍的時候，毛澤東卻對賀龍表態說：“一批二保”，毛澤東還要保賀龍。

　　（96）

　　1967年1月19日，也就是毛澤東同時發起揪鬥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和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的同一天，卻把賀龍藏了起來，怕林彪也組織自己的造反派去揪鬥賀龍。1月19日這天，周恩來和李富春找賀龍談話，周恩來告訴賀龍說：“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現在中南海這個地方也不安全，連朱老總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給你找一個安靜的地方休息，等秋天我去接你回來。”

　　賀龍被秘密送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溝修養，之後，造反派多次要揪鬥賀龍，但都找不到人。從1966年9月賀龍跟劉少奇一起“靠邊站”，到1967年9月的一年時間裏，賀龍除了受到幹擾以外，沒有受到來自任何方麵的批判和揪鬥，中央文革小組也沒有提出批鬥賀龍。這在當時是非常例外的，這些都體現了毛澤東要保留賀龍作為林彪的替補隊員的打算。

　　一直到1967年8月的七二零事件之後，毛澤東才決定打倒賀龍，這個原因我們後麵再談。不過毛澤東即使打倒賀龍，他也像對待鄧小平那樣，把賀龍冷藏起來備用。賀龍一直到死，生活待遇還是可以的，賀龍夫人薛明也一直陪伴在他的身邊，這比劉少奇、彭德懷等人的待遇好多了。文革中隻有鄧小平和賀龍兩個人真正受到“一批二保”的待遇，被打倒而又被保護。這是因為在毛澤東對未來的政治布局中，鄧小平是周恩來的替補隊員，賀龍是林彪的替補隊員。如果賀龍不是因為病逝，早在林彪事件之前，毛澤東就會啟用賀龍複出來代替林彪。

　　林彪當然也明白毛澤東保留賀龍的用意，所以他想方設法要打倒賀龍，讓自己成為無人可以取代之人。林彪敢於跟毛澤東“發脾氣”的原因，還在於他借著對毛澤東個人崇拜宣傳的東風，把對自己的個人崇拜也捎帶了進去。當時報刊上同時對毛澤東和林彪進行吹捧，甚至到處喊“誰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誰就是反革命”。這樣一來，毛澤東自己都很難反對林彪了，因為誰反對林彪誰就是反革命。

　　在這種情況下，林彪才敢於用“辭職不幹”，來“反威脅”毛澤東，聲稱如果打倒蕭華，他就辭職不幹了。毛澤東的個性極強，很反感別人用什麽手段來威脅自己，林彪此舉可以說是讓毛澤東非常不爽。但毛澤東權衡利弊之後，還是不得不接受林彪的反威脅，同意停止打倒蕭華，暫時放棄在林彪的軍隊係統中搞文革的計劃。

　　第十次衝突：1967年1月21日，林彪乘勝追擊，通知葉劍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軍委會議，請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江青、康生等參加會議，商議對蕭華問題的處理意見，並通知蕭華本人參加會議。

　　據吳法憲回憶說：當天的會議，中央文革小組隻有關鋒一個人到會，其他人都沒有來。會上，關鋒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對蕭華的問題作了解釋，他說：“陳伯達昨天晚上的講話，是因為開會之前喝了一點酒，糊裏糊塗亂說的，講了一些錯話，造成了不良後果。對此，江青同誌已經請示毛主席，及時作了糾正。江青同誌在中央文革的會議上已經批評了陳伯達，陳伯達也已作了檢討，他承認事前沒有和江青同誌商量。”這樣，就把陳伯達推到第一線，保護了江青。

　　（97）

　　關鋒講完後，徐帥接著問大家有什麽意見，蕭華第一個站起來發言，說：“你們說我反對‘文化大革命’，難道穩定軍隊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嗎？軍隊亂了又怎樣保衛祖國？”

　　之後，參會的軍隊幹部爭著發言，以發泄自己心中的不平。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在發言中嚴厲斥責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人不聽毛澤東的話，不執行毛澤東的指示，胡亂批評解放軍，亂鬥解放軍的幹部，要奪解放軍的權，希望中央文革小組做出認真深刻的檢討。

　　說到這裏，黃永勝的話被關鋒打斷了，關鋒責問他：“你這樣說，是指江青同誌嗎？你是反對江青同誌嗎？”

　　聽關鋒這樣一說，徐向前顯得十分緊張，因為他是全軍文革小組的組長，要對中央文革小組負責。徐向前不得已，就想替黃永勝掩飾一下，說：“黃永勝是亂說的，有意見可以提嘛，不要指責江青同誌，江青同誌是擁護毛主席的。”

　　當時我（吳法憲）也很怕黃永勝這樣說，會遭致江青的不滿和仇恨，反過來整黃永勝，就趕緊說：“江青同誌是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是聽毛主席的話的。”

　　接著葉群也說：“江青同誌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不能亂說。”

　　就這樣，會議的氣氛才稍稍緩和一些，大家逐漸冷靜了下來，但還是紛紛提意見，要求中央文革小組注意穩定解放軍，不要把軍隊搞亂。

　　關鋒回去以後，把會議情況向陳伯達、江青、康生作了匯報。江青、康生聽了大怒，江青說：“今天這個會議是個反對毛主席、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我的會議，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徐向前召開這樣的會議，是鬥爭我們的。”

　　他們把問題一下子追到徐向前身上，責問他為什麽要開這樣的會議。徐向前沒有辦法，隻好說：“既然黃永勝放的炮，那就由黃永勝來作檢討吧。”

　　於是，他幾次催黃永勝寫個檢討，由他轉交中央文革小組。為此，黃永勝跑去請示林彪要不要寫這個檢討，林彪說：“絕對不能寫這個檢討，要堅決頂住。我去直接報告毛主席。”

　　江青拿林彪沒有辦法，隻好把這筆賬算到徐向前的身上。從此，江青對徐帥表示不滿，幾次建議林彪撤換徐帥的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職務。林彪說：“徐帥德高望重，由他出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又是你們提出來的，如果連徐帥都不合適，那麽，在軍隊裏我也找不出合適的人選，就請你們再提一個吧。”

　　林彪事後對我說：“誰當全軍文革小組的組長，過不了多久，就會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換徐帥，全軍文革小組就讓它名存實亡吧。”

　　（98）

　　這次會議上，林彪取得重大勝利，軍隊幹部們基本上站在林彪一邊，對毛澤東在軍隊中搞文革深表不滿，紛紛抗爭。為此，毛澤東不得不退讓，默認了這個事實。

　　第十一次衝突：1967年1月24日，總後勤部長邱會作被暴力批鬥，向林彪求救。林彪最初想自己直接出手救邱會作，被葉群和葉劍英勸阻後，轉由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因為在林彪的抗爭下，已暫時放棄了軍隊搞文革的計劃，隻好做個順水人情“保邱會作”。這次毛澤東又後退一小步。

　　第十二次衝突：1967年1月25日，林彪在不與徐向前商量的情況下，派軍隊將邱會作“救出”，這樣就大大打擊了徐向前的威信。據邱會作回憶說：1967年1月25日淩晨我被接走，對造反派是一個極為嚴重的打擊。1月25日晚，徐向前在京西賓館禮堂一樓會議室，接見了總後勤部各路造反派代表五百人。造反派頭頭錢信莎問：“徐帥，你不是支持批鬥邱會作嗎？為什麽又要保邱會作了？”

　　徐向前不說話。

　　錢信莎問：“請你說一下，保邱會作的理由是什麽？”

　　徐向前說：“我不保他，有人保他就是了。”

　　錢信莎說：“我們要求徐帥再次下命令，把邱會作交回給我們繼續批鬥。”

　　徐向前說：“你們不是有‘四大’的權力嗎？要批判誰都是可以的。至於我再次下命令，就沒有人執行囉。”

　　徐向前不久借故身體不舒服，就宣布接見結束了。

　　徐向前命令邱會作接受群眾的批判，林彪卻無視徐向前的命令，把邱會作搶回來，並讓邱會作繼續擔任總後勤部長，這等於是宣布徐向前的命令作廢，宣布軍隊裏還是林彪說了算。徐向前在蕭華問題和邱會作問題上，被搞得灰頭土臉，兩邊不討好，江青對他不滿意，連造反派也不信任他了。此後，徐向前領教了林彪的厲害，再也不積極出頭搞文革了。徐向前消極下來之後，全軍文革小組群龍無首，也就癱瘓了。林彪借著蕭華和邱會作之事，煞了徐向前的軍中威風，搞癱了全軍文革小組，可謂是一次大勝利，毛澤東則因此做出了大退卻。

　　然而毛澤東並不是輕易做出讓步的人，就在林彪召開軍委會議批評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同一天的1月21日，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做出批示，說：林彪同誌：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請酌處。又及，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該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布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廢。請酌。

　　毛澤東這裏是與林彪交換條件，用暗語對林彪說：“我不在你的軍隊裏搞文革了，但是作為交換，你要派人支持我的‘左派群眾’”。

　　那時毛澤東的“群眾”與周恩來的“群眾”正打得不分勝負，而林彪卻作壁上觀，號稱“不介入”。因此毛澤東督促林彪出來介入文革，督促軍隊出來支持他的左派群眾，共同打擊周恩來的群眾。林彪對毛澤東的交換條件的反應，我們以後再談。【本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