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廿九（崇新嶽 百思峰 ）

 

（38）

 

　　周恩來8月2日的講話，盡管表示出對毛澤東的支持，但周恩來隻是不點名地婉言批評了劉少奇幾句，不痛不癢的，所以周恩來發言之後，會場上仍然十分沉悶，應者寥寥。這讓毛澤東既不滿，又無奈。看來毛澤東隻有再次親自出馬“批”劉少奇，才能打開這個局麵。

　　8月4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單獨召開隻有政治局常委和少數高官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這樣的小會上，可以不必顧忌地“發脾氣”，更加大膽地批評劉少奇。

　　毛澤東一開始先批評工作組鎮壓學生，說：“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工作組也鎮壓學生運動。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但實際上不是方向的問題，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

　　毛澤東把工作組的錯誤，上升為“反馬克思主義的路線錯誤”。按照中共的慣例，如果犯了方向性的錯誤，經過深刻檢討之後可以過關；而一旦犯了路線性的錯誤，就必須下台了。所以，毛澤東指出工作組犯了路線錯誤，那麽主持派工作組的劉少奇，就應該為這個路線錯誤負責，就應該下台。

　　毛澤東在這裏還特別指出：“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也就是說，在這次會議上要解決劉少奇的問題。在此之前，毛澤東一直沒有觸及劉少奇的問題，這時才明確地提出要“解決”劉少奇的問題。

　　參會的高官們憑自己的政治經驗，明白毛澤東要“整”劉少奇了，但並沒有人站出來，向劉少奇發難和開炮。這些高官在思想上與劉少奇有共鳴，認為工作組即使有錯，也不應成為路線錯誤。

　　毛澤東看出眾高官思想上有明顯的抵觸情緒，為了“打通”眾高官的思想，毛澤東繼續講話，具體說明劉少奇的錯誤。毛澤東說：“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別人提意見，就是聽不進，還說‘反對北京新市委就是反黨’。北京新市委為什麽不能反？那就看你站在哪個階級的方麵，向哪個階級作鬥爭了。”

　　毛澤東這裏批評劉少奇的兩個問題：第一，批評劉少奇不聽別人的意見，也就是不聽陳伯達撤工作組的意見；第二，批評劉少奇提出的“反對北京新市委就是反黨”。毛澤東指出：北京新市委已經站在了資產階級的方麵，因此反對北京新市委是應該的，是正確的。

　　眾高官對毛澤東的“打通”思想，反應並不強烈。毛澤東隻得繼續“打通”眾高官的思想，說：“所謂走群眾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列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李雪峰的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貼在大門外給外國人看見。’其實除了機密的地方，例如國防部、公安部等不讓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麽要緊的？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也允許群眾請願、示威遊行和告狀。”

　　（39）

　　這裏，毛澤東又批評了劉少奇的兩個問題：第一，劉少奇不走群眾路線，不相信群眾;第二，劉少奇不允許群眾貼大字報，用黨紀、國法“壓”群眾。

　　但毛澤東“打通”思想的講話，還是沒有什麽效果，仍沒有人出來發言向劉少奇開炮，大家思想上的彎子轉不過來，對劉少奇持同情態度。

　　這不免讓毛澤東心裏焦急起來，因為如果大家一直悶不作聲，隻是毛澤東一個人孤零零地講話，會場上出現冷場，那麽毛澤東就太尷尬了。

　　這時毛澤東立即改變作戰計劃，把對眾高官“打通思想”的方針，改變為對劉少奇個人的攻擊，試圖激怒劉少奇，用“激將法”讓劉少奇出來爭辯。因為有劉少奇出來辯論，總比沒人說話的“冷場”好得多。

　　於是毛澤東話鋒一轉，用挑逗的語氣說：“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點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係與係、校與校之間一概不準來往，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從這次鎮壓學生文化大革命的行動看來，我不相信現在的中央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這裏用“有人越蹲點越……”來挑逗劉少奇，是因為劉少奇兩年前說過“沒有蹲點的人，就沒有資格當中央委員”。毛澤東把兩年前的話掀出來，試圖激怒劉少奇。

　　進一步，毛澤東又給劉少奇扣一頂大帽子，說“對學生進行恐怖和鎮壓，是來自中央”，這個中央明顯就是指劉少奇的“一線中央”，毛澤東又給劉少奇的一線中央扣上一頂大帽子“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這一下劉少奇終於被毛澤東激怒了，坐不住出來爭辯了。

　　劉少奇本來是不準備跟毛澤東進行爭辯或爭論的，因為劉少奇越不說話，形勢越對劉少奇有利。可是劉少奇的“修養”還是不夠深厚，盡管他寫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但他還是趕不上周恩來的忍耐功夫。在毛澤東挑逗性的發言下，劉少奇終於忍不住了，發話說：“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決不逃避責任。”

　　毛澤東繼續挑逗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

　　劉少奇忿忿不平地說：“怎麽能叫專政呢？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

　　毛澤東越發用挑逗的語氣說：“為什麽天天講民主，民主來了，又那麽怕。為什麽怕群眾？”

　　在毛澤東的挑逗下，劉少奇有點失控了，忿然說：“革命幾十年，死都不怕，還怕群眾？”

　　毛澤東見劉少奇發怒了，繼續挑逗他說：“不怕群眾，為什麽不讓人家貼大字報？說什麽‘真正讚成民主’，沒有那回事，現在的民主是壓出來的。我說過：讓人家貼大家報，無非是我們這些人下台。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

　　（40）

　　劉少奇愈發失控了，當眾頂撞毛澤東說：“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

　　劉少奇這裏說的“五條不怕”，就是毛澤東本人常說的“五不怕”：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劉少奇用毛澤東自己的話，回敬毛澤東，挑明說：“我是五不怕的人，看你拿我怎麽樣？”

　　如果劉少奇十分“低調”地接受毛澤東的批評，自我檢討，自我批評，那麽毛澤東對劉少奇還不太好辦，眾高官也會同情劉少奇。可是現在，劉少奇十分“高調”地跟毛澤東對抗，用“五不怕”來要挾毛澤東，這不免讓很多人覺得劉少奇太過分了。不管怎麽樣，毛澤東是黨的主席，劉少奇這樣對待毛澤東，就是要跟毛澤東翻臉了。

　　後來劉少奇冷靜下來，也很後悔自己的衝動。他在後來的檢討中特別說：“上次主席召開的福建廳會議，我的講話不好，特別是講的所謂‘五條不怕’，很不好。”

　　劉少奇說了過分的話之後，中央軍委秘書長葉劍英插話說：“有些人對軍隊的力量估計不足，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麽牛鬼蛇神。”

　　葉劍英的話，是婉言批評和提醒劉少奇：“你這種有恃無恐的姿態不好，不要以為毛澤東不敢處分你，幾百萬軍隊是支持毛澤東的。”

　　毛澤東很滿意葉劍英在這個時候出來表態支持他，後來葉劍英一直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與葉劍英在這次會上的表態支持，有重大的關係。

　　毛澤東接過葉劍英的話，放出狠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雖說劉少奇的失態，幫毛澤東解了圍，讓毛澤東避免了冷場的尷尬。但這次會議，毛澤東基本上還是“輸”了。他苦口婆心地試圖“打通”眾高官的思想，但眾高官的思想不僅沒有通，甚至還有不小的抵觸情緒。

　　毛澤東想：高官們之所以想不通，或許是他們沒有到群眾鬥爭的現場去親自看看，沒有親身的體會。於是毛澤東指示周恩來，讓周恩來帶領眾高官，去參加清華大學全校師生員工辯論大會，親身體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8月4日晚，周恩來帶著一百多個中央委員，來清華大學參加全校師生員工辯論大會，約兩萬人參加，大會從4日晚8點多一直開到5日淩晨2點，開了五個多小時。蒯大富回憶當時的情況這樣說：

　　當時那個小轎車，從東大操場一直排到二校門，至少有兩公裏那麽長，那時小轎車是非常少見的，不夠級別的根本沒有可能坐小轎車啊。劉少奇沒來，主席台上是周總理、鄧小平、董必武、陶鑄、陳伯達，反正是非常有重量級的人物才能上主席台，連謝富治都搬個小凳子坐在下麵。

　　（41）

　　謝富治，當時我也不認識他啊，我們兩人的小凳子坐得特別近。有人給我遞紙條，謝富治就湊過來說：“我能不能看看你的條子啊？”

　　我說：“能啊，你看吧！”後來我問他：“你貴姓啊？”

　　他說：“我姓謝，我叫謝富治。”

　　我說：“噢，你是謝副總理。”我們倆就是那一天認識的。謝富治特別和藹，所以我對謝富治的印象好得不得了，一直到現在我對他的印象也特別好。

　　周恩來在大會上發言說：

　　同學們、同誌們、朋友們：我是以中央機關工作人員的身分來參加大會的，是來學習的，是來堅決支持你們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中央常委、毛主席讓我到這裏來過問一下清華大學的文化革命運動，這是一件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

　　我們自己是不斷革命論者，當然在社會主義階段，領導上有錯誤，允許人民公開批評，大字報、小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的形式是比較文明的，文明不怕亂。

　　工作組的絕大多數同誌是好的，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我們派工作組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對蒯大富同誌的案件，我是主張解放和平反的。那些反對給蒯大富平反的同誌，我想說服他們。應該按照毛主席思想和中央政策辦事，團結百分之九十的群眾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

　　我們的憲法規定了嘛，允許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毛主席在憲法製定以後，常常跟我們說，要進一步糾正領導上犯官僚主義的錯誤，革命人民還要有請願、罷工、罷市、罷課的自由。

　　現在你們解放了，你們自己當家作主了。從今天起，就可以說清華大學新生了！

　　周恩來的講話，在不重要的問題上，調子很高，可是在重要的具體問題上，調子就低下來。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工作組犯了路線錯誤”，而周恩來在清華大學的講話中，卻把工作組的錯誤，降級成為“嚴重的方向性錯誤”，這其實是為劉少奇派工作組“開脫”意思。

　　之後，周恩來又宣布，為蒯大富等人平反。蒯大富回憶說：“就在這個會上周總理宣布：‘我主張對蒯大富同學、劉泉同學、劉才堂同學平反解放。’當場有好多人反對，他們喊：‘蒯大富就是反革命！不能平反！’就這樣叫，你就知道批判我批判得深入到了什麽程度。”

　　（42）

　　毛澤東除了公開讓眾高官去大學參加辯論大會，幫助他們“打通”思想之外，也讓江青等文革小組成員暗地裏“拉人”、“拉支持”，但這些都沒有起到大的效果。據聶元梓回憶說，在八屆十一中會議期間，江青請她去家裏吃飯。聶元梓說：

　　江青在一次小組會上，說要請我到她家裏去吃飯，那時候她住在釣魚台，中央文革的成員當時都住在那裏。吃飯的時候，江青說：“現在階級鬥爭很複雜，很尖銳，劉少奇把階級鬥爭都搞到我家裏來了。劉少奇派人安竊聽器，派服務員監視我和毛主席的行動，在家裏我和主席都不能隨便談話。我要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也發表不了，我要寫東西，要改編劇本，搞樣板戲，也處處受到限製。過去，毛主席的指示誰也不聽。”

　　江青又說：“劉少奇和王光美夫婦二人生活非常奢侈浪費，房子要住最好的，而且要比我和毛主席都多。王光美出國訪問的時候，那麽鋪張，穿得那麽漂亮，衣服換了又換。而我自己呢，生活儉樸，衣服也很少。”

　　江青攻擊劉少奇和王光美的話，讓聶元梓大吃一驚，因為那時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還沒有拿出來。江青還對聶元梓說：“你很快就會知道關於劉少奇的一些問題。以後你有什麽事情，可以直接給我打電話，或者讓李訥轉告我，我隨時可以見你。”

　　由聶元梓的回憶可見，江青試圖拉攏聶元梓，透露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的消息，希望聶元梓在會上發言時，向劉少奇開炮。可是聶元梓並沒有如江青預期的那樣向劉少奇開炮，畢竟劉少奇還是國家主席，黨的第二把手，誰敢輕易向他開炮呢。

　　在中共黨內，一時被批鬥的人，之後又東山再起的事例很多。比如1943年彭德懷在延安被狠狠批了一番，但後來又東山再起了；周恩來在1958年被狠狠批了一番，後來也東山再起了。那麽這次劉少奇被狠狠批一番之後，會不會又東山再起呢？

　　因此，高官們不肯輕易站出來批劉少奇，除了思想上同情劉少奇外，也有這方麵的顧慮，他們還搞不清，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究竟有多大的決心。

　　在1953年的時候，毛澤東也說過不少尖銳批評劉少奇的話，高崗以為毛澤東要拿掉劉少奇了，於是公開跳出來反對劉少奇。可是沒想到最後劉少奇沒事，高崗卻倒成了反黨分子。眾高官心想：幾十年來，劉少奇一直是毛澤東最信任的人，說不定他們兩人吵一次架之後，將來又會和好的。現在，眾高官接受了高崗的教訓，在看不清毛澤東是不是真的下了決心打倒劉少奇之前，不表態是最安全的。

　　毛澤東也清楚，眾高官不肯表態的原因，其中有高崗事件的後遺症。此時，毛澤東明白了，必須用一個什麽方式，讓高官們相信，他這次是真的下定了決心，要打倒劉少奇。

　　於是在8月5日，毛澤東寫下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向全世界明明白白地宣布，他要打倒劉少奇的決心

　　（43）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不僅是毛澤東宣布在戰友關係上與劉少奇徹底決裂，更重要的是宣布在思想上與劉少奇徹底決裂。

　　劉少奇早年與毛澤東思想是比較一致的，甚至比毛澤東更“左”一些，是黨內左派的代表人物。1947年劉少奇在解放區搞土改，搞得很“左”，毛澤東還批評劉少奇太“左”了一點。可是後來，劉少奇的思想右傾了，毛澤東的思想反而左傾起來，兩個人的思想差距越來越大，最後達到決裂的地步。

　　劉少奇是什麽時候開始思想右傾的呢？從現在透露出來的各種資料來看，這與他跟王光美結婚，有密切的關係。劉少奇是從事工人運動起家的，發動工人跟資本家進行鬥爭，對資本家和資本主義都沒有什麽好感。可是1948年8月，劉少奇與資本家的女兒王光美結婚之後，使劉少奇的思想發生了一些變化。

　　以前劉少奇喊“打倒資本家”，但並沒有親身接觸過資本家究竟是一些什麽樣的人。自劉少奇跟王光美這個資本家的女兒生活在一起後，他很喜歡和欣賞王光美，進而愛屋及烏，對王光美的資本家嶽父嶽母很有好感，進而對王光美家族的資本家家庭很有好感，再進一步，又對整個資本家階層有了好感，最後就開始對資本主義本身好感起來了。

　　夫婦雙方生活在一起，難免會感染對方。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夫人，都是出身貧寒家庭，身上沒有什麽資產階級的氣息，所以也不會對她們的丈夫造成“感染”。美國總統尼克鬆在回憶錄中這樣描寫江青：“江青是一位粗魯的、缺乏幽默感的、一點女性特征也沒有的人。是一個分不清性別的、狂熱的、典型的共產黨女人。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你為什麽從前不來中國？'，典型地表現出她那種令人不悅的、好戰的態度。”

　　而王光美有些像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是一位有教養的，注重外表修飾的，非常女性化，但又意誌堅強的人，這或許也可以算作是資產階級女性的特征吧。王光美這樣出身大資本家的人，常年生活在資本家的環境裏，身上就難免會有各種各樣資產階級的氣息，這些氣息就感染到劉少奇身上。加上劉少奇與王光美又非常恩愛，這樣一來，劉少奇就感染得更多了。

　　人的思想轉變，受到身邊最親近人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共產黨員是要消滅資本家的，可是自己一旦與資本家的女兒結婚，不免就會對資本家同情起來，會影響到共產黨員的“階級立場”。在中國轟動一時的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長篇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其中有一個重要情節，就是主人公保爾與資本家女兒冬妮婭從戀愛到決裂的故事。

　　因此，劉少奇與資本家的女兒結婚，中共黨內不少人對此是有看法的。當時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高崗，曾在會上不點名地罵劉少奇說：“向資產階級投降，認資本家做嶽父老子，走資本主義道路！我這裏指的是一些身居高位的大人物。”

　　（44）

　　大家都知道，劉少奇王光美夫婦是非常恩愛的，這對於一般人來說，當然是一件大好事；可是對於掌管國家命運的大人物來說，就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了。曆史上不少皇帝因為“愛美人”，而毀了自己的江山。因此，舊中國有一種“迷信”，認為有權勢的大人物，對女人的喜歡應該有一個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是“寵愛”。一旦出現了“寵愛”，就會給大人物本身，甚至給國家帶來災禍。

　　當然我們並不讚成這種迷信，但這裏麵也有一些科學的道理：男人寵愛女人時，為了讓女人高興，他往往會一時衝動，不惜代價地做事情。這種不計後果的行為，最終將付出高昂的代價，不僅損害到男人的利益，也會損害女人的終身。

　　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沒有“寵愛”自己的妻子，如果說毛澤東對江青還有一些放任，那麽周恩來對鄧穎超是很嚴格的。鄧穎超在黨內的資格非常老，是僅有的幾個走過二萬五千裏長征的女黨員，按照資格和貢獻，鄧穎超完全可以在黨政機關擔任一個重要的職務，毛澤東也多次提議讓鄧穎超出來工作，但周恩來都堅決反對。因此，鄧穎超在建國後一直沒有職務，幾乎就是一個家庭主婦了。

　　像鄧穎超這樣的女革命家，自然是不甘寂寞的，絕對不會喜歡家庭主婦式的寂寞生活，鄧穎超本人也希望出去工作，但總是遭到周恩來的反對。有人批評周恩來這樣做是“過於自私”，但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周恩來的做法體現了一個政治家的遠見。

　　當時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非常微妙，自己都是在走鋼絲，謹小慎微不犯錯。如果鄧穎超出來工作，說不定在哪裏一個不小心，出現差錯。而一旦夫人犯了錯誤，就會牽連到周恩來身上，弄不好就會讓周恩來栽跟頭，鄧穎超就也要跟著栽跟頭了。所以鄧穎超不出去工作，自然也就不會犯錯誤，這樣不僅保護了周恩來，也保護了鄧穎超自己。

　　毛澤東夫人江青和劉少奇夫人王光美，丈夫在世時，都曾在政壇上大出風頭，可是一旦丈夫去世， 就大難臨頭了。而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在丈夫生前默默無聞，而丈夫死後卻大出風頭，一路高官高位，成為全國政協主席。從級別來講，全國政協主席與國務院總理是平級的，也就是鄧穎超坐到與周恩來平級的職位。縱觀中共高官的紅色娘子軍妻子們，能夠做到與自己丈夫平級的職位，大概隻有鄧穎超一位。周恩來不僅生前保護了妻子，死後還給妻子留下一筆肉眼看不見的政治遺產，使鄧穎超成為中共高官的妻子中最美滿的一位。

　　王光美是名牌大學的碩士畢業，當時的碩士頂得上現在的博士後，而且王光美的英文很好，也是一個難得的“人才”。在劉少奇看來，讓王光美這樣的人才在家裏當家庭主婦，太寂寞冷落，有點太委屈她了，於是就想方設法帶王光美出去，讓王光美開心。

　　（45）

　　毛澤東去過兩次蘇聯，都沒有帶江青去；周恩來出國訪問很多次，也沒有帶鄧穎超去。雖說資本主義國家有帶夫人一起出訪的習慣，但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國家，不一定非要學這個模式，所以劉少奇完全可以不帶王光美出國訪問的。

　　劉少奇當上國家主席之後的出國訪問，大部分都帶上王光美，而且在國內接見外國客人的時候，也往往要帶王光美一起會見。當時報刊電影上大登劉少奇攜王光美出訪的新聞，使王光美成為中國“轟動一時”的人物。王光美的風度氣質不錯，又可以充當劉少奇的翻譯，在國際上得到了一致的稱讚，也樹立了新中國女性的國際形象。

　　如果是在今天，王光美這樣的第一夫人，很可能成為國內女性追捧的明星人物。但在50年前的那個時代，王光美這樣的做派就太“超前”了，不少人對王光美的“出風頭”有抵觸感情。據開國上將陳士榘的兒子回憶說：“60年代初，王光美隨同劉少奇主席訪問多個國家，王光美也成了轟動一時的人物。父親退休後跟我們閑聊，說那個時候感到王光美同誌的出訪，雖然是工作需要，但到處放映電影，報紙的頭版頭條都是刊登她和少奇一起坐敞篷車招手，這在共和國是沒有先例的，而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尚未有這樣的‘風頭’。”

　　可見，老幹部們對王光美大出風頭，是不太滿意的。劉少奇寵愛王光美，讓她“出風頭”，這卻反過來使劉少奇失去了一些自己在老幹部中間的威望，又特別引起了真正的第一夫人江青的嫉妒，後來給王光美帶來了巨大的人身淩辱和牢獄之災。

　　劉少奇覺得王光美是一個很優秀的人才，不出去工作可惜，所以積極鼓勵王光美出去參與政治工作，並親自為她捧場撐腰。1964年，劉少奇派王光美參與四清運動，讓王光美親自搞出一個“桃園經驗”，作為中央文件下發全黨學習。劉少奇在中共高層首創“夫人參政”的先例，這也為後來江青出來參政作出了先行榜樣。

　　劉少奇在黨內大捧王光美的“桃園經驗”，試圖樹立王光美在黨內的形象和地位，但劉少奇這樣做的效果，卻恰恰相反。這樣一來，幹部們對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印象，反而被搞糟了。這裏舉一個例子，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在回憶錄中寫道：

　　1964年夏天，忽然接到通知，到人民大會堂去聽重要報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都到了，是劉少奇講話。……，劉少奇特別提到王光美說：“你們看，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發現了許多新問題嗎？她現在寫出東西來了，總結了許多新經驗，很有意思。”

　　這個會議，連頭帶尾，總共不過一個鍾頭。在這麽大熱天把這麽多高級幹部集中來訓話，人們是非常不滿的。退出會場時，我就聽到有人議論說：“這是幹什麽？這不是聽訓嗎？”

　　走出大會堂，在下台階的時候，我前麵有兩、三個軍隊幹部在罵娘，罵得很難聽，特別是罵劉少奇不該親自出來吹捧臭婆娘。當我走近時，他們都回過頭來看，原來都是熟人，彼此相視一笑。

　　（46）

　　隨後王光美即到各機關講“桃園經驗”，雖然幾次發票給我，但我一次也沒去。我想：要是劉少奇做工人運動這類的報告，我當然要去聽；至於農村工作，就是劉少奇講，我也不一定去。對於王光美，去她的吧！不但沒聽報告，連中央轉發的關於桃園經驗的文件，我也根本沒有看。

　　李新的回憶，代表了當時中共高幹對王光美的普遍看法，但劉少奇卻沒有察覺到這個嚴重的問題。文革開始後，劉少奇又派王光美去清華大學當工作組的顧問，把一件牽扯到自己生死攸關的非常重要任務，放手交給王光美這樣的政治“生手”去幹。果然王光美在清華大學搞“砸”了，搞出一個蒯大富案件，自己製造出一顆打倒劉少奇的炸彈。

　　劉少奇開始右傾後，開始傾向走資本主義道路，出現了與毛澤東的思想分歧。而劉少奇與毛澤東的思想分歧，又間接地引發了1953年的高崗事件。

　　高崗1905年生，比毛澤東小12歲，比劉少奇和周恩來小7歲，比鄧小平也小1歲，在黨內高層屬於年輕的一輩。高崗1926年加入中共，是陝北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49年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高崗調任中央計劃委員會主席，一度權勢接近於劉少奇和周恩來。

　　在1949年的時候，中國還是一個私有製的“新民主主義”國家。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總路線”，但也有很多人不讚成毛澤東，他們認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提法過早了，應該讓資本主義先發展一個階段之後，再搞社會主義，甚至有人提出“發展富農黨員”和“黨員可以剝削”的觀點，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劉少奇。劉少奇在1950年1月28日與中組部安子文等人談話說：

　　把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混為一談，犯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現在中國必須有剝削，要歡迎剝削，工人在要求資本家剝削，不剝削就不能生活，剝削是救人。今年關內大批難民到東北去，關外的富農能剝削他，他就會謝天謝地。

　　黨員成為富農，其黨籍怎麽辦？這個問題提得過早了，有剝削也還是可以做社會主義者的，例如雇難民去做工，不能叫做剝削。凡是雇人勞動，擴大生產，增加了社會財富，不能叫做剝削。這種富農黨員，也是好黨員。我們的黨規黨法上允許黨員單幹，而且也允許雇人，認為黨員便不能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的思想。

　　在這種“不觸動私有製”搞建設的風潮中，作為東北地區行政首腦的“東北王”高崗，獨樹一幟，帶頭在東北地區大搞社會主義改造，大搞公有製。因此，毛澤東對高崗十分欣賞，認為高崗的思想與自己接近，所以越來越重用高崗，經常與高崗單獨談話。

　　（47）

　　毛澤東與高崗的單獨談話中，說過一些尖銳批評劉少奇的話。比如，高崗夫人李力群回憶說，毛澤東曾對高崗說：“劉少奇的思想不合拍，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沒有搞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必要時，要推他、拉他走社會主義，實在不行，就得讓他挪挪位子。”

　　另外，毛澤東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說：“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後，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

　　毛澤東對高崗說了一些批評劉少奇的話，並不等於毛澤東要撤換劉少奇。毛澤東隻是覺得劉少奇的思想與他不合拍，批評劉少奇一下，“推”劉少奇走社會主義道路。當然，劉少奇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堅定，毛澤東就準備削掉劉少奇的一部分權力，讓高崗接過劉少奇的一部分權力，試圖培養高崗成為中共黨內的第五個“巨頭”。

　　毛澤東提拔高崗，隻是想讓他進入中共最高層，形成一股新的勢力，並沒有想讓高崗取代劉少奇。可是高崗誤解了毛澤東的意思，以為毛澤東想要“換馬”了，想用他來取代劉少奇，於是四處散布劉少奇的“壞話”，說：“幾年來的實踐證明，劉少奇並不成熟，他隻搞過白區工作，沒有軍事工作和根據地建設的經驗，黨的‘七大’把劉少奇抬高了。”

　　高崗自以為已經得到毛澤東的最高信任，不免有點得意忘形，在眾人麵前得意洋洋起來。高崗又私下拉幫結派，封官許願等，違反了中共的組織紀律。這樣一來，就在黨內引起了很多不滿，毛澤東也覺得高崗這樣的做法不行，辜負了自己的信任，於是從“保”高崗轉變為“批”高崗。

　　而從高崗的角度來看，他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據毛澤東的意思，而現在居然毛澤東也要批自己了，一時間想不開，就自殺了。

　　高崗這樣的悲劇，在官場上是經常發生的，它的核心其實是：領導為什麽要突然提拔我？

　　領導突然提拔一個部下，並不一定真的是非常欣賞他的才幹，或者真的想要重用他。提拔的目的，有時候隻是為了權力的平衡，為了“摻沙子”，隻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已。可是被提拔的部下，往往沒有想到這一點，以為領導真的要重用自己了，於是就翹尾巴，得意忘形，不可一世起來，結果得罪了很多人，造成自己很快就垮台。文革當中，不少人突然升官，而時間不長就跌了下來，這裏麵很多都是步了高崗的後塵。

　　劉少奇在高崗事件之後，檢討了自己的右傾錯誤，積極跟上了毛澤東搞社會主義的步伐，所以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暫時解決了。但是1960年大躍進失敗之後，劉少奇又回到他以前的思想，認為“社會主義搞早了”，又開始向資本主義傾斜，這就引發了他與毛澤東的第二次矛盾，繼而誘發了文化大革命。

　　（48）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下他一生中最具戰鬥性的檄文之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本來是一篇短文，毛澤東卻給它加上一個響亮的名字“我的一張大字報”。我們要理解這篇文章的意義，首先要了解《大字報》這種形式的特點。

　　人類社會是等級森嚴的，上級對下級有了不滿，他可以進行批評。如果下級不聽批評，上級可以用權力對下級進行降職，解雇，甚至監禁等處罰；相反，下級對上級產生不滿，那他就隻能提意見。但如果上級不聽意見怎麽辦？這時候下級隻有兩個選擇：要不然忍氣吞聲，要不然就奮起造反。

　　造反有兩種形式：非暴力和暴力。暴力造反就是武裝暴動，而非暴力造反則是用遊行、示威、大字報等手段，迫使上級接受下級的意見。因此，大字報成為下級對上級，或者群眾對幹部發泄不滿，非暴力造反的一種形式。所以，從來都是群眾給領導貼大字報，而沒有領導給群眾貼大字報的，因為上級完全沒有必要給下級貼《大字報》來表達他的不滿。

　　上級對付下級的手段是鎮壓，下級對付上級的手段是造反，這是人類社會的法則。毛澤東是劉少奇的上級，因此毛澤東對劉少奇有了不滿，是可以使用批評、降級等鎮壓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的。同時，毛澤東不僅是劉少奇的上級，還是劉少奇的兄長。從年齡上來看，當時的中央政治局裏，除了朱德比毛澤東年長之外，其他人都比毛澤東年齡小，在他們看來，毛澤東不僅是領導，也是他們的兄長。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長幼有序”的傳統觀念，小弟應該尊敬兄長，是基本的禮節。因此，毛澤東可以擺出兄長的資格，在小弟們麵前大咧咧的說話，不客氣地批評小弟弟們，在態度上並無什麽失禮的問題。

　　劉少奇年齡比毛澤東小5歲，又是毛澤東的下級，按理說，毛澤東對付劉少奇，應該使用上級對付下級的“鎮壓”手段，而不應該使用下級對付上級的“造反”手段。毛澤東給劉少奇寫大字報，用的是下級對付上級的手段，就像是一位學校領導，給一個學生貼大字報來表示他的不滿，讓人感到不可思議。

　　毛澤東這麽做，是有他的用意的，這就是為了“爭取人心”。毛澤東爭取人心的策略之一，就是“謙虛”的態度。毛澤東在文革中，處處表現出謙虛的態度。比如在1966年7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先當群眾的學生，後當群眾的先生》，其中特別指出毛澤東的謙虛態度。該文寫道：

　　毛澤東同誌說：“我的誌願，是和全黨同誌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這種虛心向群眾學習的態度，是我們共產黨員的榜樣。

　　毛澤東並沒有擺出自己是“天才導師”的大架子，對下級或群眾指手畫腳地下命令、做指示，而是謙虛地說：“拜群眾為師，向群眾請教，當群眾的小學生。”作為國家領導人，能有這樣謙虛的態度，不僅會引起人們的好感，更會引起人們對毛澤東人品的佩服。

　　（49）

　　這次，毛澤東給劉少奇寫《大字報》，也是表示一種謙虛的態度。本來，毛澤東完全可以用上級對付下級的手段，下發一個批判劉少奇的中央文件。可是這種方法，會讓人們對毛澤東產生“以勢壓人”的印象，影響毛澤東形象和威信。而毛澤東用《大字報》這種下級對上級的形式來批判劉少奇，就會讓人們感到毛澤東有謙虛的感覺，感到毛澤東不是以勢壓人，給人一種無形的好感。

　　同樣，毛澤東的這篇《大字報》，文章措辭的口氣也很謙虛，而且很短，隻有兩百多個字，全文如下：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嗬！請同誌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毛澤東的這篇《大字報》，裏麵有“愛憎分明”的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第一種態度，是針對劉少奇和他的支持者，毛澤東表現出強烈的“憎”的態度，使用了“圍剿革命派，實行白色恐怖，何其毒也！”等非常激憤的詞句；而第二種態度，是針對這篇《大字報》的讀者，毛澤東又表示出“愛”的態度，很客氣地用了“請同誌們重讀……，豈不是發人深醒的嗎？”等建議和商量的謙遜詞句。這樣一來，讓處於旁觀的讀者，不會感到毛澤東有以勢壓人的傲慢。

　　同時，毛澤東的這篇《大字報》，也是寫給兩種不同的人看的。第一種人是參加這次中央全會的高官們，毛澤東用這篇《大字報》，公開表示出他與劉少奇的徹底決裂，試圖以此來打消那些高官們批判劉少奇的後顧之憂。

　　第二種人是一般黨員和一般群眾，毛澤東用這篇《大字報》，一方麵是表示自己的謙虛態度，給人以好感；另一方麵，毛澤東采用了群眾發明的《大字報》的形式，表明自己和群眾一樣：我也寫《大字報》，我也要造反，我也是你們造反隊伍中間的一員。這樣一來，群眾對毛澤東就會產生一種親近感，覺得毛澤東是自己的“貼心人”。

　　很多人的印象，毛澤東在文革中，似乎是憑著高高在上的偉大領袖身份，利用群眾的“個人崇拜”居高臨下地發號施令，其實不然。人們往往隻看到毛澤東強悍的一麵，而忽略了毛澤東謙虛的一麵。如果說毛澤東有“個人崇拜”，那麽這個“個人崇拜”，也是毛澤東自己“經營”出來的，絕不是靠報紙上空洞地喊幾句“天才的領袖，偉大的舵手”，就能吹捧出來的。如果認為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刊登吹捧毛澤東的口號，就能把人民群眾欺騙了，那是太小看人民群眾的智力。

　　（50）

　　毛澤東從來沒有小看人民群眾，他經常說：“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毛澤東是這麽說的，也是這麽做的，他非常重視發動群眾，用政治術語說就是“收買人心”。其實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家也是一樣，要想得到較多的選票，就要收買人心，而收買人心的最重要原則之一，就是要有“親民”的態度。毛澤東在文革初期，在“親民”方麵是很下工夫的。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親自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寫了一封信，支持他們的造反行動。從中學生的角度來看，作為國家領袖的毛澤東，平易近人地親自寫信給他們，大大增加了他們對毛澤東的親近感。同樣，毛澤東在文革中，親自戴上紅衛兵袖標接見紅衛兵，表示他也是紅衛兵的一員，使紅衛兵感到毛澤東對他們的尊重和信任，一下子俘獲了紅衛兵的人心，獲得了紅衛兵的真心擁戴。

　　另外，毛澤東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也使用了一些謀略，首次提出劉少奇的曆史問題。在此之前，毛澤東在各次中央會議上，隻是批評劉少奇派工作組鎮壓學生的問題，從來沒有把劉少奇派工作組的問題，與1962年和1964年的曆史問題聯係起來。毛澤東在《大字報》中首次提出劉少奇的曆史問題，主要目的並不是出於對劉少奇的報複，而是另有考慮。

　　前麵說到，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多次試圖“打通”高官們的思想，希望他們認識到劉少奇犯了大錯，應該罷官。可是高官們的思想並沒有被打通，這是為什麽呢？很大一個原因，是他們認為劉少奇派工作組的錯誤“太小”，不足以成為罷官的充分理由。

　　因此毛澤東在這篇《大字報》中，提出一個新的觀點：劉少奇的錯誤，不僅僅是派工作組的問題，而是從1962年就已經開始了。這樣一來，劉少奇的錯誤就是一貫的，曆史性的，就有更多的理由罷劉少奇的官。

　　有一個流傳很廣的虛構傳聞，說毛澤東曾在某次會議上，當麵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麽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從這個虛構傳聞來看，毛澤東似乎說話很霸道，根本不給別人麵子。事實上，毛澤東在會議上講話，是很注意語氣和風度形象的，盡管毛澤東在會議上對劉少奇多有諷刺，但絕不會像小孩吵架那樣說“你有什麽了不起。”毛澤東明白，當眾對劉少奇說這樣沒水平的話，並不能殺傷劉少奇，反而損傷了自己的形象，所以毛澤東不會幹這樣的傻事。

　　在毛澤東的正式講話記錄中，記載了他於1966年4月29日，在杭州與康生等人談話時，說過這樣的話：“彭真是混到黨內的渺小的人物，沒有什麽了不起，一個指頭就捅倒他。”

　　但毛澤東並不是當麵對彭真說的，而是在彭真不在場的時候，跟第三者說的。毛澤東不會當麵對彭真說這種霸道的話，因為這樣做，與其說是羞辱彭真，更不如說是羞辱毛澤東自己。所以，毛澤東不可能當著劉少奇或彭真的麵，說這麽沒有風度的話。

　　（51）

　　那麽毛澤東的這篇《大字報》，是怎麽出籠的呢？有人撰文寫道：“毛澤東於1966年8月5日，在中南海的飯廳裏貼出了《我的一張大字報》。”也有人撰文寫道：“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這張大字報掛在人民大會堂會議廳的門口，步入會議廳的中央委員們迎麵就可以看到。”還有人撰文寫道：“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親自宣讀《我的一張大字報》，毛澤東的旁邊就坐著劉少奇和周恩來。”

　　這些說法都是傳聞，實際上毛澤東出籠《我的一張大字報》，並沒有那麽戲劇性。毛澤東本人並沒有宣讀，也沒有張貼。

　　8月5日，毛澤東在一張報紙的邊角上，用鉛筆寫了《我的一張大字報》的草稿，由秘書徐業夫謄寫在信紙上，然後送印刷廠鉛印出小樣。鉛印出來的草稿，毛澤東再次進行修改，然後正式付梓，作為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文件，於8月7日在會議上發給每一位參會者。

　　8月7日，毛澤東突然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印發了《我的一張大字報》，這是原先的會議日程所沒有的東西，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引起了參會者的震驚。

　　不過毛澤東在發表《我的一張大字報》之前，還要對自己信得過的人，事先“打招呼”。毛澤東慣用的政治手法之一是“打招呼”，他在宣布重大事件或人事變動之前，先要對自己信得過的人打個“招呼”，對他們解釋一下這件事的原因，讓他們不至於到時候過於驚訝，以及對以後發生的事情，有一個心理準備，不至於說出“不該說的話”。凡是被打招呼的人，都是毛澤東信得過的人，這也是表示一種信任。

　　毛澤東的“打招呼”，並不一定自己親自出麵，往往交給別人來辦這件事，這次毛澤東讓周恩來負責這次發表《我的一張大字報》之前的“打招呼”。

　　1966年8月6日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了隻有少數重要高官參加的打招呼會。據當年參加這次打招呼會的吳法憲回憶說：

　　周恩來突然又來電話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我記得參加那天會議的有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總共大約20多人。我們這些人都是周恩來親自通知來開會的，但都不知道開什麽會議。周恩來一來，就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紙，說：“這是毛主席在8月5日所寫的一張大字報，是手稿，我念給你們聽聽。”

　　周恩來所念的毛澤東的《大字報》，就是以後眾所周知的《炮打司令部》。這張《大字報》周恩來一連念了兩遍，念完之後，他又說：“現在看來，多年的事實證明，劉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來想培養劉少奇當接班人，現在看來不行了，他辜負了毛主席的希望。現在中央決定，把林彪同誌接回北京接替劉少奇，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現在通知你們一下，暫時不要再往下傳，就你們知道就行了。”

　　（52）

　　另外，當年參加這次打招呼會的廖漢生也這樣回憶：

　　(8月6日)晚上十二點，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個廳裏，召集軍隊各總部負責人開會，北京軍區楊勇和我也出席了，我當時是八屆候補中央委員，這次會是打招呼會。周總理說：“毛主席下了決心，寫了《我的一張大字報》。(8月5日)晚上主席把我叫去，交給我這張大字報，讓我向大會傳達，但後來主席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主席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張大字報》交給我。現在毛主席已下了決心，要改組政治局常委。”

　　廖漢生的回憶透露了一個細節，就是毛澤東第一次把《我的一張大字報》交給周恩來後，又收了回去。這可能是毛澤東在與劉少奇“決裂”的問題上，曾經動搖過，等了一天。這一天，劉少奇如果登門向毛澤東檢討，或者向毛澤東送上一份檢討書，或許毛澤東會改變徹底打倒劉少奇的主意。可是這一天的劉少奇，並沒有任何表示，於是毛澤東在第二天晚上下定最後決心，發表這篇《大字報》，公開宣布與劉少奇徹底決裂。

　　8月7日《我的一張大字報》公布後，自然在參會人員中引起極大的震驚，《大字報》雖然沒有點名，但誰都看得明白，它所要批判的對象是劉少奇。毛澤東本以為自己拋出這張《大字報》，登高一呼，參會者就會積極響應，出現對劉少奇同仇敵愾，群起攻之的場麵。

　　但事實上並沒有出現毛澤東所期待的，群情激憤炮轟劉少奇的場麵。盡管毛澤東已經公開宣布與劉少奇決裂，而且事先還讓江青、康生等人作了一些動員，但會上還是很少有人向劉少奇開炮。據陶鑄夫人曾誌回憶，江青曾私下找到陶鑄談話。陶鑄說：“江青要我在會上打頭陣，要我向劉、鄧放炮，我沒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對她說：‘我剛來中央，對情況一點不了解。’結果打頭陣的是謝富治。”

　　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在發言中向劉少奇開炮，但並沒有引起大的反響，多數人的態度還是“很不理解”，但也不敢公開表示異議，隻是閉口不言。陳伯達作為理論家，在毛澤東發表《我的一張大字報》之後，迅速寫出一張《擁護毛主席的大字報》，從“理論上”支持毛澤東，但所起的效果也不大。

　　8月6日，毛澤東召在大連休養的林彪來參會，希望他再現廬山會議的風姿。1959年的廬山會議，林彪本來是請病假的，被毛澤東急召後，一到會就旗幟鮮明地點名批判彭德懷，為支持毛澤東立了大功。可是這次林彪到會以後，並沒有像毛澤東期待的那樣，旗幟鮮明地點名批判劉少奇，而是含含糊糊地不點名批評了劉少奇。

　　林彪先說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話和空話，他說：

　　社會主義革命如何搞法，是一個大問題。反帝反封建我們熟悉，而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我們不熟悉的新問題，觸及每個人的靈魂，徹底廢除私有製度，消滅三大差別，非一朝一夕之事。

　　（53）

　　要把我國變成強盛的國家，要搞物質建設，又搞精神建設。一方麵從物質著手，發展生產，提高技術；一方麵從精神上著手，改造人的思想，並且用精神建設帶動物質建設。不能像修正主義國家隻搞物質建設，那樣必然倒退，必然複辟，非出修正主義不可。

　　思想改造、思想鬥爭是長期的，消滅資產階級思想，改造人的靈魂，很不簡單。沒收資本家的財產容易，改造人的思想、改造人的靈魂是不容易的，需要經過大震動，在靈魂上大震動，像這次就是氫彈、原子彈，震動人心。要弄得天翻地覆、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攪大鬧，這樣就使得資產階級睡不著覺，無產階級也睡不著覺，徹底打垮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徹底建立無產階級權威。

　　林彪這些大話，都是理論性的，是與批劉少奇無關的。在批劉少奇方麵，林彪的嘴很“緊”，他說：

　　派工作組本身是方向路線性錯誤，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工作組在某些負責人的錯誤領導下，一般地貫徹了“排除幹擾”、“捉遊魚”，挑動群眾鬥群眾、學生鬥學生，瘋狂地鎮壓革命群眾，把群眾打成“反革命”的錯誤路線。這些人是政治扒手，這些工作組當權派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右派分子，他們與所在單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勾勾搭搭，采取聯合行動，製造種種事件。對這些必須進行堅決鬥爭，對其方向性路線性錯誤，要徹底批判。

　　這次運動開始時蓬蓬勃勃、轟轟烈烈，中間潑冷水，潑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麵扭轉過來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會夭折、中斷，資產階級就會占優勢，我們就要打敗仗。現在，要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方針，還有很大的阻力，很多鬥爭，這是階級阻力，階級鬥爭。反動階級有很多代表人物，要前進就要戰鬥，每一步的前進，就要經過一場戰鬥，都要粉碎阻力，才能繼續前進。

　　由林彪的發言可見，他對劉少奇批判，是含含糊糊的，不痛不癢的，這當然讓毛澤東不滿意，但此時的毛澤東也無可奈何。至於林彪為什麽會這樣做，我們以後還要談到。其中的一個原因，是林彪來參會時，再三推辭二把手的接替，但毛澤東不準，於是林彪心裏也不快。

　　這次批判劉少奇，連最緊跟毛澤東的林彪，也沒有立場堅定地、火力全開地批判。林彪的態度，當然影響到其他人。這樣一來，批判劉少奇的大火，愈發煽不起來。會議開得十分沉悶，批判劉少奇的應者寥寥，冷冷清清，不少人明顯帶有抵觸情緒。因此，毛澤東寫《我的一張大字報》批倒劉少奇的計劃，又失敗了。

　　（54）

　　毛澤東召開這次大會，有兩個主要目標：第一個目標是從政治上批倒批臭劉少奇，這個目標毛澤東是完全失敗了。第二個目標是從組織上罷免劉少奇的官。然而罷免劉少奇，就等於改組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以毛澤東還必須改組政治局常委。要改組政治局常委，必須經過一個“組織程序”，才能具有合法性。那麽改組政治局常委的組織程序是怎麽樣的呢？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是中共的最高權力機構，按照中共《黨章》規定：中共政治局由黨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黨章》所說的產生程序很模糊，實際的操作過程是如下四個步驟。

　　第一步：提名。在黨內推舉新的政治局常委候選人，確定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名單，黨主席對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名單有最後決定權。

　　第二步：預選。新的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名單，提交目前現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由現任政治局常委進行“等額選舉”。所謂“等額選舉”，就是候選人是事先指定的，選舉人隻能對候選人表示“讚成”或者“反對”，不可以另外提名其他的候選人。

　　第三步：決選。新的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名單，在現任政治局常委會上通過預選之後，就提交黨代表大會。在黨代表大會，進行無記名投票方式的決選。決選也是“等額選舉”，選舉人隻能對候選人“讚成”或“反對”，不可以另外提名其他候選人。

　　第四步：移權。新的政治局常委人選，在黨代表大會上獲得通過之後，那麽現任的政治局常委就自行解散，把權力移交給新的政治局常委。

　　這樣看來，產生政治局常委的關鍵是在兩個地方：第一個是提名，第二個是預選。因為隻要預選通過之後，決選一般都能通過的。

　　在“提名”的問題上，根據黨規，現任政治局常委都有提名新常委候選人的權利，但是決定新常委候選人名單和排名次序的“最後決定權”，是屬於黨主席的，這也是黨主席的最大特權之一。

　　作為黨主席的毛澤東因為有“最後決定權”，在理論上，毛澤東是想提名誰都可以的，排名次序也是由他決定。但是，毛澤東提出的候選人名單，還要在現任政治局常委上進行表決和預選，因此，每次表決都是對毛澤東的一次考驗。

　　1971年林彪外逃之後，對他的住處毛家灣進行了徹底的搜查，從許多書籍或文件的空白處，發現不少林彪親筆寫的“心得”。在一本《毛主席語錄》的扉頁上，發現了林彪寫的一句評價毛澤東的話：“他(指毛澤東)的最大憂慮，是在表決時能占多數否。”

　　林彪對毛澤東的評價，可以說十分中肯。毛澤東並非人們想象的皇帝，他雖有非常大的提名權，但如果他提出的名單在現任政治局常委會上，不能得到多數讚成票通過的話，他這個黨主席的權威和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所以毛澤東對表決這件事，自然是非常擔心的。

　　（55）

　　毛澤東很清楚，他提出的候選人名單，如果損害到現任政治局常委的利益，那就不容易通過。現在毛澤東在高官中的支持率並不高，所以毛澤東要非常慎重，不能過分得罪現任政治局常委。也是因為慎重，毛澤東這次不敢一下子拿掉劉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因為這樣產生的衝擊太大，弄不好會崩盤。

　　因此，毛澤東對劉少奇采取“分步罷官”的計劃，一次搬動劉少奇一些，但又不能搬動太多。這次，毛澤東保留劉少奇的政治局常委，隻是把他的排名，從第二位，向後挪動到第八位。對劉少奇這樣的處分，並不算太重，與1959年對彭德懷的處分相比，那是相當輕了。

　　現任的政治局常委排名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

　　毛澤東提出的新常委候選人名單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

　　毛澤東提名的新政治局常委中，7名現任常委全部保留，隻是增加了4名新人，這樣可以降低現任常委的反對情緒。新增加的4名新人中，陳伯達、康生和陶鑄是毛澤東派的人，而李富春是周恩來派的人，毛澤東還需要照顧一下周恩來的“利益”。

　　關於新常委的名單，還有一個插曲。最初的名單中，陶鑄排名最末(亦說排名第七)，在最後審定時，毛澤東把陶鑄調到陳伯達之前。據陳伯達回憶說：“十一中全會調整領導班子時，毛主席和周總理擬的常委名單，把我排在周總理後麵，我找到毛主席，說：‘我能力不行，無論如何不能把我排得那樣靠前’。毛主席拿起筆來，把排在名單最後麵的陶鑄同誌的名字，鉤到我的名字前麵，對我說：‘你看這樣行了吧'。”

　　陳伯達這麽做還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因為陳伯達一直從事秘書這種“秀才”工作，沒有擔任過具體的行政領導。而陶鑄長期任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行政領導經驗比較豐富。另外，陶鑄曾經在林彪的第四野戰軍擔任過政治部副主任，也算是林彪的老部下。

　　陳伯達這裏還透露出一個關鍵信息“毛主席和周總理擬的常委名單”，也就是說，這個常委名單是毛澤東與周恩來兩個人擬定的。那麽這個常委名單又是什麽時候擬定的呢？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66年8月6日，周恩來在毛澤東的住處，與毛澤東商議決定了新中央領導班子的名單。《周恩來年譜》這樣記載：

　　8月6日，(周恩來)到毛澤東處開會，商量現有的和擬補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名單。會後，根據會議商定，(周恩來)擬出一份名單草案，報毛澤東和林彪。毛澤東審定時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於第七的陶鑄，勾到列於周恩來之後、陳伯達之前的第四位。

　　《周恩來年譜》中所謂的“到毛澤東處開會”，是指周恩來與毛澤東兩個人開會。《年譜》同樣證實了陳伯達的話，政治局常委的名單是毛澤東與周恩來兩個人擬定的。

　　（56）

　　前麵說過，毛澤東在召開這次中央全會之前的7月27日，就與周恩來商議好，罷劉少奇的官，讓林彪取代劉少奇，但那時還沒有決定新政治局的具體名單。在8月6日，毛澤東與周恩來商議，擬定了新政治局的具體名單和排名。

　　這次新政治局常委的名單，是毛澤東與周恩來兩個人擬定的，這件事，對於我們理解後麵的曆史，是非常重要的。

　　毛澤東與周恩來兩個人擬定常委名單，表現出劉少奇在此時已經徹底出局，失去了最高決策資格。不僅如此，在前一天的8月5日，周恩來給劉少奇打電話，建議他最近不要公開露麵，不要再會見外賓。《周恩來年譜》中這樣記述：8月5日，(周恩來)到毛澤東處開會後，與劉少奇通電話，建議劉最近不要公開露麵，不要再會見外賓。

　　《周恩來年譜》暗示說，周恩來給劉少奇打電話，是毛澤東的意思。王光美後來也回憶說：8月5日下午，少奇同誌還按原定安排，會見了讚比亞工商友好代表團。少奇會見結束回家，周恩來同誌打來電話，要他最近不要再出麵會見外賓。是少奇同誌親自接的電話，他什麽也沒問，就說：“好。”

　　停止劉少奇會見外賓的權力，就是象征著停止他國家主席的權力，因為代表中國會見外賓，是國家主席的最重要任務之一。劉少奇大概早就料到這些，所以“什麽也沒問，就說‘好’。”

　　毛澤東與周恩來兩個人擬定常委名單，而將要成為第二把手的林彪，居然也沒有參與這次政治局常委人選的策劃，這看上去有點不可思議，但卻是事實。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周恩來在與毛澤東商議之後，擬出一份名單，報毛澤東和林彪。周恩來是在擬好名單之後，才報告林彪的，事先並沒有征求過林彪的意見。

　　關於這點，我們以前曾經交代過，如果事先跟林彪商議，林彪肯定是不同意擔第二把手擔子的，所以毛澤東來個先斬後奏，造成既成事實，讓林彪不得不當第二把手。

　　但從林彪的角度看，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擬定名單，好像耍猴一樣，就把他推上第二把手的位置。從林彪看來，他這個所謂的第二把手，實際權力還不如周恩來大，好像是一個傀儡，所以他很不情願地出任第二把手，並特別聲明：“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稱的，是不稱職的，我意料是要出錯誤的。現在主席和中央已決定了，我隻好順從主席和黨的決定，試一試，努力做好。我還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誌。”

　　毛澤東和周恩來定下名單後，下一步就是提交現任的政治局常委，進行預選。這個預選，不一定當麵開會，也可以通過“傳閱”名單的形式，把這份名單在各個現任常委中間傳閱一下，同意的常委就寫下“同意”，不同意的常委可以寫“不同意”或者“保留意見”。從現在公布的情況來看，這次預選並沒有開會，而是通過“傳閱”名單的形式進行的。

　　（57）

　　預選的結果，當然是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政治局改選名單，但是通過得很勉強。毛澤東在1967年5 月會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曾提到說，這次預選的結果，隻是勉強過了半數。毛澤東說：當時多數人不同意我的意見，有時隻剩下我自己，他們說我的看法過時了，我隻好將我的意見，帶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去討論。通過爭論，我隻得到了半數多一點人的同意，當時還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李井泉想不通，劉瀾濤也不通。陳伯達同誌找他們談，他們說：“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想不通”，最後我們隻能讓實踐去進一步檢驗吧！

　　從後來的情況分析，對這次政治局常委的改選名單，大概是毛澤東、周恩來、林彪和鄧小平同意，而劉少奇、朱德、陳雲不同意，這樣以四比三的微弱優勢通過，所以毛澤東說“我隻得到了半數多一點人的同意。”在關鍵的時候，鄧小平投了讚成票，這是後來毛澤東重新啟用鄧小平的一個原因。

　　然而，毛澤東的這份政治局常委改選名單，又出現一個新的問題。因為以前的劉少奇、朱德、陳雲，都是中央副主席，而陶鑄、陳伯達、康生這些人並不是副主席，讓他們排名在副主席之前，顯得不倫不類。最後，周恩來提議，隻保留林彪一人作為黨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包括他自己，以後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義見報。這樣就解決了這個難題。

　　新政治局常委名單通過預選後，8月12日在大會上進行決選，這當然是肯定通過的。不過大多數人因為事前沒有被“打招呼”，所以對新的政治局常委名單感到“震驚”。據參加這次大會的中央辦公廳機要秘書陳寬宏回憶說：“選舉前，我在分發文件時，第一次看到這個名單時，驚奇得不得了：劉少奇怎麽排到了第八位？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據王光美回憶說：少奇在選舉後當即表示：主席不在北京時，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主要由我負責；我說過的話，作過的事，我都負責，決不推脫；其他同誌所犯錯誤，我也有責任；我當遵守黨起碼的紀律，不搞兩麵派，不搞地下活動，有意見擺到桌麵上來。他還請求辭去所任職務，說：“中央常委、國家主席、毛著編委會主任，不適宜了，擔任不了。”少奇同誌發言後，林彪當即說“好”，站起來主動同少奇握手。

　　從王光美的回憶也說明，林彪對批判劉少奇是消極的，而且對劉少奇的態度還是比較友好的。

　　（58）

　　8月1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對與毛澤東來說，在這次大會是一次失敗的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使出了全身的力氣，又是發脾氣，又是寫大字報，又是私下動員，又是召來林彪助陣，依然沒有達到他想要達到的目的。毛澤東要掀起批判劉少奇，但掀不起來，連林彪這個鐵杆都不積極；毛澤東要罷劉少奇的官，但隻以微弱多數勉強通過，而且還不得不保留劉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十分被動，可是說是栽了一個跟頭。

　　盡管是一次失敗的大會，但毛澤東在閉幕式上，還必須講話。毛澤東首先談大家關心的中共“九大”問題：“九次大會，大概是在明年一個適當的時候開，現在要準備。”

　　毛澤東然後談到這次會議的情況，因為有很多人反對，毛澤東不能回避這個問題，他說：“至於這次全會所決定的問題，究竟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要看以後的實踐。我們所決定的那些東西，看來群眾是歡迎的；關於文化大革命，廣大的學生和革命教師是支持我們的。”

　　毛澤東這裏，沒有強硬地說這次會議的決議是“正確”的，而是謙虛地說：“正確還是不正確，要看以後的實踐。”毛澤東說這樣謙虛的話，就是反對他的人，也會產生一些好感。

　　然後，毛澤東說到黨內派閥問題，他說：“有人就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我們現在是不是黨外無黨？我看是黨外有黨，黨內也有派，從來都是如此，這是正常現象。我們共產黨也是這樣。”

　　毛澤東在這裏，公開承認黨內有“派”，他自己是一派，而劉少奇又是一派。毛澤東把黨內的“派”，說成是“正常現象”，這是針對那些驚奇不已的中下層幹部說的，因為這些人想不到毛澤東會與第二把手的劉少奇發生鬥爭。毛澤東要告訴人們，他與劉少奇的鬥爭，也不值得奇怪，黨內一直都有派係，有派係就有鬥爭。

　　之後，毛澤東又提到劉少奇的問題，他不點名地說：“對犯錯誤的同誌，總是要給他出路，要準許改正錯誤。不要認為別人犯了錯誤，就不許他改正錯誤。我們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一看二幫，團結、批評、再團結。”

　　毛澤東知道，這次他罷了劉少奇的官，有很多人不讚成，很多人同情劉少奇。因此，毛澤東要安撫一下那些同情劉少奇的人，暗示他將來會給劉少奇出路的，這樣可以使那些人對劉少奇的同情心有所減小。

　　最後，毛澤東強調這次會議的重要性，他說：“如果不開這次全會，再搞幾個月，我看事情就要壞得多。所以，我看這次會是開得好的，是有結果的。”

　　（59）

　　毛澤東嘴上說“這次會是開得好的”，但他心裏也明白，這次會議開得並不好，大部分高官的思想，並沒有被毛澤東“打通”，他們思想上的彎子轉不過來，帶有明顯的抵觸情緒，不少人在思想上對劉少奇有共鳴，有同情，這使得毛澤東在政治上批倒批臭劉少奇的計劃，完全落空了。

　　毛澤東的勝利，僅僅是在組織上罷掉了劉少奇第二把手的官。但這也僅僅是把劉少奇在黨內第二位的排名，向後挪動幾位，還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即使這樣，毛澤東也隻是獲得了“半數多一點人”的同意。

　　由此看來，毛澤東在黨內的力量，已經相當空虛了。毛澤東想要依靠自己在自己黨內的力量來徹底打倒劉少奇，那是不可能的，甚至想要撤銷劉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在黨內都很難通。因此，在此之後，毛澤東放棄了利用黨內力量打倒劉少奇的試圖，完全依靠群眾和紅衛兵來打倒劉少奇了。

　　這次會議是毛澤東最後一次試圖用黨內的力量，來打倒劉少奇，但毛澤東失敗了。最後毛澤東隻好轉而利用紅衛兵和群眾的力量，才達到了打倒劉少奇的目的。

　　如果站在毛澤東的立場上，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毛澤東召開這次大會，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決定。他完全可以不召開這次大會，可以不必罷劉少奇的官，直接利用紅衛兵和群眾打倒劉少奇，這樣的效果更好。毛澤東召開這次大會，不僅自己在會上搞得灰頭土臉，還埋下一個巨大隱患，那就是把林彪推上了接班人的位置。

　　因為毛澤東要在組織上罷免劉少奇的官，就必須在組織上補充一個人來填補第二把手的空白，這個人就是林彪。如果毛澤東直接動用紅衛兵打倒劉少奇，就不會產生組織上的空白，就不必硬把林彪推上接班人的位置。

　　如果林彪不當接班人，他批判劉少奇可能更大膽一些，支持毛澤東可能更積極一些。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的體會，如果做一件事前，做錯了也不要自己負責的話，那我們就會大膽去做，無所顧忌地去做。相反，如果做一件事前，做錯需要自己負責的話，我們就會謹慎得多，瞻前顧後，顧慮重重。

　　林彪如果不是接班人的話，中國不管出了什麽亂子，他都可以不必為此負責，他可以隨時回家去養病。可是林彪一旦成為接班人，中國出了亂子，他就逃不掉責任。所以林彪從自保的角度來看，一旦成為接班人就不能亂來了，他要為自己的後路著想，因為他一旦踏上接班人的位置，就再也不可能托病回家去養病了。

　　毛澤東在1960年大躍進犯了大錯，但那時林彪還是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因為林彪這樣做，也不會有人說，林彪對大躍進餓死人應該負責任。也正是因為林彪沒有責任，他才敢於大膽地支持毛澤東。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毛澤東不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不硬推林彪當接班人，那麽林彪反而會更加大膽和無所顧忌地支持毛澤東的文革，這樣文革就可能會出現另外一個結果。【本節完】